六十四泛取者乃精取之法
泛取者，专取之法；轻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谓泛取者，非无所决择也。始而求之致其广，终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泛取也。泛取于方取之初，而专取于既取之后也；吾之所谓轻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进之致其略，然后委之致其祥，是吾之轻任者。轻任于始任之初，而重任于必可用之后也。此岂吾之臆说哉！
盖骏骨既市，骥足焉往？九九获用，奇谋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论谏者赏，则天下不患无比干；庐墓者旌，则天下不患无曾子；恬退者进，则天下不串无严光；清俭者擢，则天下不患无伯夷；明法者升，则任廷尉者，不患无于定国、张释之；爱民者迁，则居郡守者，不患无龚遂、黄霸。夫然后赏之、旌之、擢之、升之、进之、迁之，吾恐天下无复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龚遂黄霸”下疑有缺文。
汉高明此说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于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于贩缯屠狗杂进之时。孝武明此说以取人，故其得桑、孔、卫、霍也；不在于得桑、孔、卫、霍之时，而在于贾孺奴虏并用之日。泛取轻任，岂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贤智哉？求金于沙，则并于沙敛之而无择。夫其始之所以敛之者，非不欲择之也，势不可也。
六十五法令不信则吏民惑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尔。徒木，细事也，必赐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无有不赏；弃灰，微谴也，必置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无有不罚。商君赏罚未必当于理，而卒以强秦者，在是也。
唐太宗诏蠲逋负官物，而负秦府官物者，督责如故；诏免关中租调二年，已而敕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故失信者数，魏徵得以为言。德宗令两税之外，悉无他徭，后非税而追求者，殆过于税；诏所在和籴粟麦于道次，后遣至京西行营，动数百里。故诏令不信，赵光奇得以为言。呜呼！诚信，国之大纲也。徇目前之小利，而伤国家之大纲，无乃谋之不远乎！
治平之政，拣刺义勇。当时诏谕，永不戍边。未几，或以代还东军，或以抵换弓手。东南买绢，当时著令，一用见钱。未几，买绢又为之折盐。
六十六下之令生于自慢
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违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尔。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则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发而悔，悔而反。今日而发者至，明日而反者至。将欲从其发者乎？从其反者乎？指千溪万径以导人，而责其皆诣焉，不可也。
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于京师，而象魏所揭，木铎所振，诰命所被，众至于六服群辟，外至于九夷八蛮，极而至于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听王命。至其衰，则犬戎所攻，郑伯所射，（子）〔王〕弟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诸侯闭户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闻，赏之而不恩，诰之而不威。此四者何为其然也？盖尝求之：成王以剪桐兴，而幽王以举烽亡，如此而已。“剪桐”，戏也，“举烽”，亦戏也，而兴亡异焉，则信与不信之异也。
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戏而诳，则天子岂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岂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者之耳目也。无警而举之，召诸侯而误之，后能终无警乎？后而警，警而非误，则孰不以有警为非警、非误为真误欤？一令之自慢，乃至于杀其身，以亡其国。慢令之祸，一至于此哉！
朝廷尝罢添差矣，未几而添差如故；尝罢不务矣，未几而不务如故，则何以使人之不奔竞乎？甲叶、箭羽、筋角之敷，名曰用系省钱，而钱未尝给；和籴责百万之输，名曰不许抑配，而缗降不能半直，则何以使人之不聚敛乎？
六十七守法度所以系民心
汉时仪注，大抵率意改造，不应古谊者，十常八九，其来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见即喜，不见即悲，中更王氏之祸，废而不用者十余年。光武入洛，东郊之民，始见司隶僚属，欢喜踊跃，父老至于垂泣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自是天下翕然归之，相与出力，锄去新室，以成中兴之业，而复其祖宗社稷，盖二百余年。唐之军法，盖自太宗府卫之立，无复古制，中间又变者屡矣。郭子仪扫禄山之乱，率骑五百赴行在。时众单寡，军容缺然。及尚父入京城，老幼夹道呼曰：“不图今日复见唐之军容！”卒能殄灭丑虏，再造王室。夫汉之官仪，唐之军容，此所属抑末矣。而当时之遗民，见于国势抢攘之际，而其感激眷慕，如此其极也。况以圣祖、神宗所垂之训，按而行之，今日之民，当何如耶？
是故国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见而熟识之，以习其耳目，而系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轻有改易变置，以自绝于民也。向使今日变其一，明日变其二，祖宗余泽，日益就尽。不在目前，不幸奸人撼之，则人心动摇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犹知世守其家法，至数十世，不易其衣冠。阀阅岂无隆替？而国人信服，终莫敢抗，谓之名家旧族，而况数百年为天下国家哉！
昔者萧何削秦之法，以为《九章》，天下便其简当，谓之画一之法。守之以曹参之清净，镇之以孝文之玄默，无增无损也。孝武亲崇捷给之士，讲武改制，侈以生事。相高张汤、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散为纷更而无惮，其言曰：“三尺律，今安在哉？前王取是著为律，后王取是疏为令，宜世是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画一者，盖岐中又有岐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数陈国家便宜故事，以为古今异制，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以一汉世，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有所谓武帝之法焉，为吏与民奚从乎？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所以惩武遵高，定法制而系民心也。
六十八立事不必执事之名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执之者败之也。然则不可以执乎？夫甚弊之俗，不惩不可也；苟惩也，不执不可也。然则曷败之？天下之事，其动有机。夫机者，发于至密，而藏于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于此，使过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众多之口难制，欲者不止，而议者无穷，则吾心不得不徇，吾说不得不摇。事垂立而徇且摇者继之，则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汉之患，诸侯之强也。贾谊欲削之，晁错又欲削之，二子发其谋，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说以与之相抗于必争之中，且以事未发而迹已暴于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则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无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势。呜呼！机之所动，乃在于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说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济者也。
愚观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则群起而议之，不胜则极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极力而捍之，捍而不胜，则终举而纵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机之说也。郊赏之汰也，任子之滥也，庶官之冗且蠹也，当世之君子，未尝不悒悒于此。然其说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则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顺，则吾之说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机之发，不在于灼灼明辩之日，亦不在于断断乖违之际。郊赏不必废，省乎郊以迁其赏。如苏文忠公之云，是机也。任子不必废，严乎铨以难其任。如近日之议，是机也。夫三者之实不废，而吾之说独行于其间，人不得而议，我不得而摇。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无故之大也。名之以无故之大，则将待之以甚难之举。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难，则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决，下之士畏懦沮丧而不敢议。始乎不敢议，卒乎废其议；始乎不敢决，终乎寝其决。事之难行，古之难复，而天下之难治，皆出乎此。
而今之尤纷纷者，乡兵屯田之议也。是乡兵屯田之事，其实甚少而其名甚大者，执“乡兵”、“屯田”之名大也。乡兵之名不去，终不可以行乡兵；屯田之名不去，终不可以举屯田。为今之计，莫若使缘淮郡县，不禁土豪之聚众挟兵，而又阴察其才且强者，礼而厚之。时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捐一官以报其功，则边地之兵，皆乐于战，而乡兵之实自见矣。治两淮之漕臣与守臣，以兵火之后，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复之；其亡者，许他人承之。其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营者，没入者，举而一之为世业，以授民之无田者。又诏于内地诸路，有民稠地狭而愿迁，则迁之淮，有水旱饥民之就食于淮。检校经界之旧籍，以为均税之额；尽鬻内地之屯田，以为牛种之资。不出十年，两淮无余田而有余谷，朝廷有兵食而无兵费，边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饷渐可减省，而屯田之实自见矣。辞“乡兵”、“屯田”之名，以享乡兵屯田之实，不在此耶？
六十九书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议论相持而不定者，皆起于书生徇名而过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过卑。徇名而过高，则必将措于古，举夫事尽如吾意而后慊；徇利而过卑，则苟无病于吾身，而非须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计。是故书生之论，患在于责治之已详，而公卿大夫之论，患在于论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时而定也。
昔者汉文帝时，干弋戢息，刑措不用，帑廪之间，贯朽粟陈，而家给人足周于天下。盖三代以还，治之至盛者也。而贾谊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于是有“流涕”、“痛哭”之说，有“厝火积薪”之说，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时，藩镇方命于外，阉寺挠权于内，王威不行，皇纲日隳，乎趋于大坏极乱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又何耶？贾生之论过高，而责治为已详；牛僧孺之论过卑，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