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战争是英格兰中世纪历史与现代历史的分界线。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一个全新的英格兰王国诞生了。对玫瑰战争，历史学家威廉·斯塔布斯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与脆弱的14世纪相比，15世纪更羸弱、无助、血腥且道德沦丧。”[1]但正是15世纪的羸弱激发了力量。玫瑰战争给英格兰王国的教训十分深刻，但由此，英格兰王国迎来都铎王朝的辉煌。

玫瑰战争时期，欧洲各地逐渐形成了具有专制君主和统一政府的各个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冲突中，西班牙逐步统一，国力日盛。15世纪上半叶，法兰西王国受到国内外战争的双重打击。随后，法兰西王国形成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英格兰王国也见证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格兰王国甩掉了诸多包袱，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这方面，英格兰王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幸运。在玫瑰战争中，英格兰王国的世袭贵族几乎被消灭。因此，在英格兰王国的地方政府中，乡绅和中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作为英格兰王国最好的“仆人”，新兴贵族阶层的兴起势在必行。玫瑰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凭借强大的君主政体、新贵的鼎力服务和富裕的中产阶级，英格兰王国逐渐繁荣昌盛起来。因此，英格兰王国经受住了宗教改革引发的巨大危机的考验。

在其他欧洲国家内乱频发、动荡不安时，英格兰王国做到了独善其身。因此，送走旧时代、迎来新时代的玫瑰战争自然意义非凡。

读者将发现，本书参考了涉及玫瑰战争的一些原始史料。这里仅提及几位近期的作者并向他们谨致谢意。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当属威廉·斯塔布斯主教。在牛津大学，任何人书写1485年前的任何一页英格兰历史，都必然受到威廉·斯塔布斯主教的影响。威廉·斯塔布斯主教学识渊博、判断精准，进而润物无声，在牛津大学教学、学习的每一位学者或学生的心灵与观念都深受威廉·斯塔布斯主教的影响。由于他的思想灵光频现，每一次都向他特别致谢并不实际。事实上，对他的《英格兰宪法史》，本书多有引述。尽管本书的最后两章或被视作对威廉·斯塔布斯主教思想的挑战，批判他对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所持的观点，但这丝毫无损我们对这位或许是牛津最伟大历史学家的敬意。接下来，我们需要提及詹姆斯·盖尔德纳[2]。他编撰的《帕斯顿信札》资料翔实，介绍专业，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15世纪的英格兰。另外，我们还要致谢詹姆斯·拉姆齐，他的《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知识全面而深刻，趣味盎然，涵盖的史料多为对国家档案的精挑细选、去芜存菁。

对兰开斯特家族统治时期，查尔斯·普拉默[3]编辑的约翰·福蒂斯丘的《英格兰政体》很有洞见。查尔斯·普拉默先生做的提要注释多有点睛之笔，并且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他的评判独到且富有启发性，是对威廉·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法史》第十八章绝好的补充与修正。最后，我要感谢查尔斯·欧曼。如果要充分了解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和军事活动，那么最佳的指南莫过于他的《英格兰政治史》。

尽管本书并非因循以上作者的观点，或沿袭他们的结论，尽管我们也想对玫瑰战争史有新的发现，但上述作者的探究已经很透彻。从他们的著作中，玫瑰战争史的研究者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对他们自然是顶礼膜拜、感激之至。

注解：

[1]　威廉·斯塔布斯：《英格兰宪法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卷，第658页。——原注

[2]　詹姆斯·盖尔德纳（1828—1912），英国历史学家，主攻英格兰15世纪和都铎王朝早期历史，编撰过《帕斯顿信札》和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的书信等文件资料。——译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

[3]　查尔斯·普拉默（1851—1927），英国历史学家，编撰过号称“英国史学之父”圣徒比德的著作等，首创了“变态封建主义”这一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