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起义军高歌猛进
自从天德从山中幕后走向前台，这位领袖的信众人数就持续增加。于是，天德将这股强大的力量分成若干独立的军团，让起义军分布的范围更加广阔。起义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却；起义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突然有消息传开，说天德下令建造一座供奉上帝的神庙。而更可信的事实是，起义军向来是狂热的反对崇拜偶像者，并且将寺院中所有的佛像都砸成了碎片。
一些阴险狡诈、谎话连篇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诱导人们相信天德发誓与欧洲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誓将欧洲人及欧洲人开办的工厂赶出广东。但起义军并没有进攻广东，起义军在广东的出现只是为了顺应民心，并且确保在需要的时候从海路撤退。我们确信有很多传教士分布在被天德所占领的清帝国中心省份，但传教士们并未受到起义军丝毫的骚扰。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些传播福音的牧师在为起义军出谋划策，但天德军队的行为举动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欧洲的战略战术特征。
1852年秋，起义军不断地攻城略地，使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富庶美丽的台湾岛上，民众也纷纷揭竿起义。起义军与台湾岛上从未被征服过的部落结盟，这些部落世居岛内，属于土生土长的半开化部落。和大陆一样，台湾岛上的起义军，与清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台湾起义军身着明朝服饰，并要求岛上所有居民一律如此，戴着鲜红的头巾而不是帽子。起义爆发时，被认为是清军名将之首的将领驻扎在台湾，然而，军中的士卒要么向起义军投降，要么溜之大吉。
到1852年秋天为止，起义军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到了1852年底，天德的军队在攻打潮州和扬州时受到挫败。几乎就在同时，起义军在海上也遭受了惨败。起义军的舰船在追踪一艘清廷水军舰船的时候，派出火船进行攻击。就在攻击过程中，风向突然变化，火船径直朝起义军冲来，天德的精锐战船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了。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惨败之后，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以突袭的方式拿下湖南一座大城市，将城中所有大型建筑付之一炬，砍掉了十位官员的脑袋，让所有有钱的士绅交出赎金换取性命和房产。这种强制性的捐资为起义军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户主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就捐出了二十万两白银。在清帝国的十八个省份中，每个省都有一些渊源古老的家族，但祖上的荣耀已属过去。家族内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制，三四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服从于一个老迈家长的权威，家中成员的收入和积蓄全部放在一处，于是万贯家财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德和同样神秘的幕僚稳住了阵脚，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建立了自己华丽的宫廷。此处与守备森严的清军城池近在咫尺。向来小心谨慎的徐广缙就在清军城池内安家。而徐广缙想得更多的不是冒险一战，而是维持现状。兴安作为起义军的据点，位置极佳。它能与海南和台湾呼应，又邻近湖南，离长江不远，水路畅通，可直达南京和清帝国的都城。
由于建立联邦帝国的思路越来越明晰，天德也会罕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同时出现的还有五六位以王相称的首领。这些王都是天德亲自在文告中宣布的，他们看起来对天德的领导权非常认可。
清代的扬州
1852年底，或1853年初，咸丰皇帝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他耗尽国库和自己的私财，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将其派往前线平定叛乱。据说双方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五天，最终以朝廷军队的完败收场。紧随胜利之后，天德和他的诸王召集会议，决定趁着有利的天时向南京进军。同时，起义军又攻陷了数座城池，扩充了大量兵力。留给那些清朝长辫子官员的只有欺上瞒下、胡编乱造了。京城的官方通报宣称起义军以突袭的方式夺取了道州。朝廷军队满腔怒火，决定孤注一掷，并发誓要重新夺回失地并将起义军全部剿灭。清廷的四万名[1]忠勇之士将城池团团围住。清廷勇士们奋勇向前突击，战事异常惨烈，朝廷虎贲斩杀了三千多名起义军，俘获一百多人，但仍无法破城而入。在这场朝廷军队的大捷之后，被困起义军吓得魂飞魄散，从此不敢爬上城墙露面。此外，我们不禁要问，朝廷虎贲们为何不爬上城墙，占领城池？但我们已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朝廷将士用一堵高二十英尺、坚不可摧的墙围住了整个城池，仅有一扇门可进出此墙。高墙修成之后，朝廷军队又筑起一道河坝，将河水改道，引入城内，淹死了城内所有起义军。
咸丰皇帝又砍掉了几位在战场上失利的官员的脑袋，但这无济于事，只是因抄没其家产给国库带来一点进项，但这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很快就被挥霍干净了。
“不断地被诓骗、掠夺，这就是清朝政府的宿命。天子成了在自己的国度里被最肆无忌惮地掠夺的人；清朝皇帝的大臣在掠夺他，军队的统帅在掠夺他，封疆大吏在掠夺他；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掠夺，参与掠夺的每一个人无不以私废公，中饱私囊。”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
少不更事的皇帝和群臣能想到的敛财之举无非就是卖官鬻爵，同时颁布法令，规定凡被褫夺官爵之人都可缴纳赎金重获禄位，凡被流放之人也可通过缴纳罚金重返故里。法令最后一款强调概无例外：朝廷法令明确规定，任何官员，无论所犯何罪，都可以钱赎罪。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发行纸币，“时局维艰，皆因海岸之蛮夷”。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在这份荒唐愚蠢的公文中，英国仍被视为蛮夷。这位极端盲目的皇帝竟如此冒犯地称呼一个国家，但清朝皇帝会发现，他的政府很快就会向这个国家请求援助与保护！”这位皇帝说在六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在使用纸币了。
1853年2月，朝廷认为到了不得不公布实情的时候了，于是发出布告宣称，起义军已呈八方蔓延之势；所有省份都是战火连绵、混乱不堪、暴乱四起、穷困交加。朝廷需要招募更多的士卒开往南京，并下令征收更大规模的赋税。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才会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资源是多么弱小。在上海这个向欧洲人开放的码头城市只有不到一百名的正规军，而临时兵勇也不到一百名。”而上海的居民人数达到了二十万，这还没有将住在长江上的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于是，咸丰皇帝向清帝国极边地区发出驰援中央的命令，将未完全开化的满族及蒙古族部落招入自己麾下。这些世代居住在黑龙江附近的部落似乎并没有响应咸丰皇帝的号召。这些游牧部落在朝廷没有提供军饷的情况下，是不会出兵援助的，而清朝皇帝此时既无银两，也无粮草供给他们。
起义暴乱不断蔓延的同时，海盗劫掠也呈攀升之势。这些靠海吃饭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干着自己的勾当，甚至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在目睹了海盗几次公然的劫掠之后，向一位非常了解中国的英国人询问为什么政府对劫匪放任不管，并说官军的快船和几百名兵勇应该足以制止海盗的劫掠。这位英国人说道：“不，这样做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朝廷官兵和海盗之间显然有着某种默契。让朝廷出兵，百姓就会再遭受一次劫掠。”在海岸边的福建水军因没有追击海盗的船而受到斥责。而福建水军却有自己的说辞：“海上风急浪高，唯亡命海盗冒险出海。职下本应不顾个人生死，击溃盗匪于海上……”
第2节 清廷请求外援
还没有从丢失大量钱财的不快中完全走出来的徐广缙因未能有效遏制起义军而遭贬官。他被革去总督衔，褫夺双眼花翎。1853年1月，就在这一裁决出现在《北京公报》上不久，一则哀告在广东传开——经确认，由于被贬，徐广缙服毒自尽。当了解到这一情况时，那些曾为他忧心忡忡的朋友就得到极大的宽慰了。徐广缙是吞金自尽的。
清帝国的官员对毒物学知识的了解，就如同朝廷的将军对兵书的了解一样透彻。这些达官贵人想要自尽时，便取出一盎司的金叶，滚成圆球，吞下这颗价值不菲的药丸。根据中国学者所说，这些圆球一旦进入肠胃，便会自行展开，附着在内脏上面，就像粘在墙上的纸一样。肠胃就像镀了一层金，停止运转。于是这些不幸的人便会在昏睡几个小时后窒息而死。我们可以将这种自尽的方式推荐给绝望的锡巴里斯人[2]。
带着为军队筹措军费的想法，咸丰皇帝规定所有自愿捐款的人死后都可以享受国家的祭奠。这个权宜之计并不奏效；一些清朝权贵，或具有满族血统的官员无视皇帝的命令，捐款较少。汉族百姓对这种强迫性的制度表现得并不慷慨。关于这种敛财的措施，流传着许多可笑的故事：一位年迈的官员炫耀式地捐出了一万两白银，并号召自己的属下邻里根据自己的财力进行相应的捐款，聚少成多。这不仅在富人中间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让穷人也可以效仿。钱一点点地聚集到官员那里，但他继续敦促穷人捐款，直至捐款数额从一万两增加到了二万两。然后他假装前往军营。后来，关于那笔钱就再没了下文，毫无疑问，定是被这位官员贪墨了。在一些地方，有人建议可以捐货物以抵现金，将布料做成衣服替代银锭、银币交付给军队。有个人运来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包裹。包裹的外面用绫罗绸缎包得严严实实，但里面包着的却只是一堆一文不值的烂棉花。
清政府在彻底绝望之中向英国和美国政府发出援助请求。起义军的战舰早已出现在长江上，危险已迫在眉睫。英勇的外国军队如果即刻驱驰蒸汽战舰赶往相关水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帮叛国的无业游民彻底清除，重新恢复中国的安宁，最大限度地帮助清政府和百姓。收到援助请求后，英美两国的驻华代表共赴上海；但他们无法提供帮助，也无法介入一场政府当局必输无疑的战争。如果清政府对外宣布英美两国为清政府的外援，他们就会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尽外援职责，抗击起义军。
五位王连同天德的军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充满勇气。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为他们画了许多肖像，但我们怀疑是不是根据真人所绘，或者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是不是真正见过他笔下的这些英雄。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描绘的肖像包括一位中国的阿喀琉斯，还有一位是中国的埃阿斯，等等。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也描绘出了一些大牧师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位叫车大凯，最近发布的很多告示就是出自他手，据说他就是郭士立联合会的一名成员。郭士立博士曾经翻译过一篇宣言，他认为这篇宣言就出自大牧师冯家昌之手。在这篇宣言中，他号召传教士大力发展加强基督教的影响。在影射孔孟经典并痛斥满人之后，这篇文章继续说道：“我们恭敬地崇拜世间唯一的上帝，为的是能够祈祷上帝护佑中国百姓，我们一切的计划安排、军事行动只有一个目的——推翻清廷暴政。你们满人，既无治世之能臣，又无目光远大之政客；既无英明神武之将军，又无骁勇善战之士卒。你们满人，指使达官显贵、垂垂老朽鼓动吸纳四邻亲朋，强征穷苦百姓为你们看家护院。古时，国家征募兵士、组建军队是为了保护百姓。然而，你们竟然强征百姓从军。你们时常埋怨百姓奉献不足，而只要我们的军队稍有动作，你们总是率先仓皇逃窜，弃百姓于不顾。你们为何不退回祖地？你们难道对新王朝即将出现的种种迹象视而不见吗？我们只要向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士兵们振臂一呼，这些勇士即刻就会实现我们的夙愿。当你们发现你们铁壁铜墙的要塞也被摧毁的时候，你们就再也别想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享受太平。到那时，追悔已无济于事了。”
起义军在首次进入湖南时，诸王跪迎天德。紧随其后，便是一场盛宴。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将它称为荷马史诗式的盛宴。为了这场持续了三天三野的盛宴，起义军屠宰了超过一百头小牛和几百头猪。在这场盛宴即将结束时，天德和他神秘的幕僚返回到任何人不得靠近的僻静之所。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在此做出了决定太平天国联邦帝国命运的决策。
一些据说出自天德之手的宗教歌曲在起义军中广泛传播开来。这些歌曲或者说赞美诗似乎是有意激发将士们的斗志，其中包含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也包含着一些从本质上讲是异教的理念与形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有一位英文报纸的主编——我们猜想可能是在中国印刷的英文报纸——宣称他们有一套关于这些歌曲或者赞美诗的集子。据说这些东西唤起了人们对前明最后一位皇后是基督教教徒这一传说的关注，这位皇后在受洗时取名海伦娜。
在所有暴力革命运动中，都有不计其数的用来宣传的小册子和虚构的故事。一份出自东西南北四王之手的文告传播得相当广泛，如果不是某个英国或美国传教士写的，那么这份文件定是由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完成的。它开篇便声明诸王接到上帝的指令审判恶人，拯救万民。接着继续写道：
根据《旧约》，上帝，即我们的天父，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山川海洋及人类万物。上帝是万灵之父，虽不可见，但无所不能，全知全能而无所不在。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知晓他的万能。查询以往的记录，我们发现，从天地初开开始，上帝经常会表示他的不悦。地上的众人，你们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
第一件事，上帝以连续四十天四十夜降下滂沱大雨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震怒，这场大雨造成了全世界的洪灾。第二件事，上帝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表达了不满。第三件事，当救世主耶稣在犹大[3]的国家现身，并为了全人类的救赎而身受苦难时，上帝表达了他的威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帝再次表达了他的盛怒，派出了一位天国的使者，将可恶的海盗和匪徒全部处死。除此以外，上帝还派出一人掌控帝国，拯救万民。自戊申年，即1848年，上帝被万民之苦所触动，百姓被恶魔之网所困。1847年3月，我皇现身，1847年9月，救世主耶稣以诸多圣迹显示其存在，并通过一连串的战争杀掉了大量对上帝不恭敬的人。这些地狱的恶魔如何与万能的上帝抗衡？
至高无上的上帝怎能不向那些拜恶灵、行恶事、推诿天命之人发出雷霆盛怒呢？啊，地上的万民，为何还不觉醒？你应该庆幸生在一个准你见证上帝光辉荣耀的时代！
因你生在如今之时代，见证天国时代的安宁，此时你应该醒悟奋起。只有顺从天意的人才会受到庇佑，凡违抗之人必将被碎尸万段。
如今满族首领咸丰，其祖为我奴臣，与我汉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更有甚者，他还诱我兄弟姊妹养成满人之习俗，崇拜邪恶之神灵，违逆唯一之真神——上帝。
在诸多类似言辞之后，文告被分发给天德的士兵们，署名三合会。
勇士们，你们当中有许多三合会成员，曾立下血誓，将不遗余力、尽己所能推翻清王朝。有如此郑重的誓约，有谁还会临阵倒戈呢？
目前各省必须要有大量善于决断、富有学识、英勇果敢的英雄之辈。高高地竖起一面大旗，昭示与满人的彻底决裂……崇拜真神，摒弃一切恶灵，成为有正确信仰的人，不再做满人的仆人，如果你希望你在这地上的日子长久，并且希望你死后能够在天国取得幸福，你还会坚持你愚蠢的执念吗？毁灭的日子即将来临，那将会是玉石俱焚，到时你只会手足无措，但届时忏悔，为时已晚！
第3节 起义军占领南京
在另一份文告中，天德被说成是万能上帝的使者，肩负着推翻清王朝的使命。这份文告对每一位能斩获清朝官员首级的士兵都做出了奖赏的承诺。赏金并不高，大约是武将三百六十两白银，文官一百八十两白银。正如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言，在阿尔卑斯山脉或阿登森林捕狼都要比在中国战场斩杀官员获利更多。
为了确保后方大城市的安全，起义军顺长江而下，接连占领九江、安庆、芜湖。得知这一消息，江苏巡抚集中他所能调动的所有军队开赴南京前线。清军沉浸在不安与惶恐之中，乱作一团。起义军毫不费力地变成了长江上所有商船的主人。甚至在东西南北四王出现在南京时，已经拥有了一艘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及五万名兵勇。
即使在目前江河日下的状态下，据说南京仍有五十多万名居民。南京是明朝的都城，而天德此时就代表着明王朝。如果他能最终取得成功，南京将再次成为中国的都城。南京城的周长相当于巴黎的三倍；大量的空地变成了花园和稻田，它们都掩映在破败的街道之间。整座城市位于辽阔的大平原上，被纵横的河道分成大小不同的小块。这些河道有的用来航运，有的则用来灌溉。南京是整个帝国土地最肥沃、经济最富庶的地区。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都表示，在全欧洲也找不出如此富饶的地方。博斯平原、伦巴第平原，甚至是佛兰德斯平原都无法与之比拟。一年中有两个季节，整个大地会被成熟的庄稼盖得严严实实。人们不辞劳苦地在田间劳作，生产出谷米菜蔬。这里还生长着淡黄色的棉花，用这种棉花可以生产出一些很有名气的商品，因为出自南京，我们管这些商品叫南京货。这里出产的稻米品质最上乘，并且产量可观。
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只有出自南京或苏州的东西才能称得上秀美、精巧、雅致、考究。我们有些墨守成规，称得上潮流的城市仅有一个，而中国有两个。中国的时尚潮流分成两派，一派以南京为代表，另一派则以苏州为代表。两者中哪一派能稍胜一筹仍未可知。至于北京，政治中心所在，在消遣和品位方面没有任何建树，有的只是无聊倦怠。南京城里到处可见文人学士、歌舞伶人、画家墨客、博古学者、杂耍艺人、名医大家、骚客诗人、青楼名妓，不胜枚举。在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中，有各种学问、艺术和消遣的流派。因为在中国，消遣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4]
南京的城墙围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没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是很难攻破的。有多处城墙和碉堡都已坍塌毁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告诉我们，他们在此地附近扎营的时候，竟然没有在城墙内发现大量马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因为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知道我们此刻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这块封闭的空地有多么巨大，对它的范围大小还没有概念。这些城墙似乎是最高大、最坚不可摧的，相比它巨大的体量，它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攻克这一工事，而这也是我们的将军所确定的主要目标。我们以为城墙后面便是整个城市，而实际上是一座座小山，山上有的地方长着葱绿的树木。正是这些小山的存在，使这个地方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同时也使我们摆脱了一望无垠的水田所带来的单调乏味。
从长江引出的一渠水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将整座城的六分之五围了起来。我们的军队抵达城下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在修缮城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各处城墙的高度不尽相同，相差很大，几乎不可能确切地描绘它，但似乎东南角是整个城墙的制高点，我觉得那里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四十英尺。起义军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即由于我们是强大的海洋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就会用水来攻击他们的堡垒。起义军就把有运河、沟渠或河流的地方的表面加固起来，而完全忽视了其余的地方。尽管我们在没有沟渠的城东面摆开杀气腾腾的阵势，那里的城墙状况也最差，比起其他地方，修缮得也不够坚固。然而，除了将城门紧闭，在太平门前堆起砂石进行阻挡之外，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抵御我们的进攻。在西面——顺着这一面，有流动的水渠——我们观察到有很多城门，其中一些刚刚开始修建不久。剩下的城门则紧紧关闭，欲将我们拒之门外。”
我们用几发加农炮就轰开了大多数的城门。居住在江南地区的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对我们的军队未做任何抵抗，对天德的军队更是表现得友好亲善，但对清王朝却没有任何的热情与好感。
令南京骄傲的便是驰名中外的瓷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至于塔体的雕刻工艺与图画描绘更是闻名遐迩。
塔身高达二百六十一英尺，直径约五十六英尺。塔身里外均覆有瓷釉，光彩夺目；所有这些瓷片以一种整齐、精准的排布结合而形成整体，即便近距离观察，仍然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总之，这座世界上最奇特宏伟的建筑带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强烈的冲击，这与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建筑是如此不同。置身塔顶，俯瞰到的城中美景让他和他的同僚赞叹不已。整个南京城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宏大的城市。南京城的西南部，人口稠密。阿瑟·库宁海姆上校愿意相信神父所说的这座城市中居住着一百万个生灵。整个城墙的长度，如果将满人修建的风格迥异的一部分计算在内，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猜测有二十一英里长。这是一条很长的防御线，如果利用恰当的话，可以抵御一小部分兵力的攻击。
尽管咸丰皇帝早就料想到起义军对南京的进攻，但起义军占领这座城市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让咸丰皇帝深感悲痛和惊愕。在这之前很久，咸丰皇帝就曾公开表示，国家的困境让他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只能再次请求英美等国利用他们的坚船利炮给予援助，同时发出没有任何效力的诏告——任何人俘获起义军的战船及其他，除了武器，都可据为己有；任何人向起义军战船开火，事后都可获得补偿；任何人杀死起义军首领，都可领受嘉奖。在诏告的最后有一段公文，其中咸丰皇帝建议他的臣民向观音菩萨献祭，以保佑南方各省每年进贡粮米的船可以顺风顺水。
各级官员继续他们编造捷报的老把戏。在官员们向朝廷的奏报中，被斩杀的起义军数量远远超过了包围南京时出现的人数。为了夺回失陷的城池，朝廷军队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起初朝廷军队一败涂地，但一位德高望重的满人将军亲率四千名新兵，跟起义军战斗了整整一天一夜。在此期间，“皇帝英明神武”，士兵奋死杀敌，水米未进；当然，最终胜利站在了他们一边。有一位朝廷大员发出告示，承诺在某日某时取得一场大胜，他甚至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捷报，就好像仗已经打过了一样。围城的起义军似乎在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朋友和坚定的拥护者。为了推波助澜，这些拥护者经常到处放火。人们认为南京城里的这些拥护者都是三合会的成员。
在这关键时刻，《北京公报》宣称，起义军五王中的一位被大炮炸死了。咸丰皇帝下令将其尸首剁为肉酱；这位大王的五位随从也同时被俘，最后被挖心而死。清军将还在怦怦跳动的心脏献祭给了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忠勇将士。又有一份通告声称，另一位王也下落不明，任何人都不知其去向；起义军只剩一小撮流寇，很快便会被斩杀殆尽。“他们已是人神共愤，无法逃脱应受的惩罚。”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咸丰皇帝又发出一份诏告，表示他内心充满忧虑，时常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宽恕自己的过失，庇佑他的子民。咸丰皇帝向上苍祈祷的同时又继续向外国求援。咸丰皇帝向能够杀死起义军首领的士兵许以重赏。与此同时，又有更多不幸官员的脑袋被砍，家产被充公。
与之相对，五位王也没有放弃对外发声。其中，有一份文告说道：“我们诚邀每位有识之士迅速行动起来，驱除所有地方之满人，翘首以待我们在南京全新之政权，届时将论功行赏。外族蛮夷须臣服于我，方可往来，并签订贸易声明。至于冥顽不灵之僧人、道士，应全部予以消灭，所有佛寺道观全部予以拆除，其余教派应一理待之。”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无法理解其中的玄机，也无法对起义军信奉基督教做出判断评价。他说：“最后这份简要的声明究竟出自谁手？他是孔子的信徒，还是郭士立联合会的成员？尚无法给予定论。”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可以想象，如今五王围困南京城和当年特洛伊城被围困同样精彩有趣。可惜，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录。但可以肯定，有一些关于它的记述早就传到英国了。我们所记录的不过就是1853年4月底起义军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南京城，并威胁要拆除作为佛教徒膜拜圣地的大报恩寺琉璃塔。
起义军占领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城中各处张贴布告。布告没有以古文形式书写，而是写成了古体诗的样式。布告宣称：“起义军的宏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满人长期以来窃居帝位，如今汉人要重夺皇权。贪官污吏将受到严惩。顺从天意已成天下大势，随着大军荡涤全国，良善之辈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与压迫。凡负隅顽抗者必将陷入绝望，因为有我百万忠诚敢死之士，一切抵抗必定灰飞烟灭。”
天德似乎确实为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起义军所到之处，从未遇到百姓的反对抵抗。百姓的私人财产受到尊重与保护。起义军首领十分关注老弱之人，以及那些无力自保之人的安危。据说，只要起义军攻占了某地，都会在第一时间建立妇孺避难所。甚至在有些避难所门前立一块字牌，上面写道：“此处已用于庇护年轻女子，擅入者立斩。”
朝廷官员编造了大量恐怖故事。据这些官员所说，起义军严刑拷打、肆意摧残所有在南京被抓获的满族官员；假借给四百多名满族妇女婚配汉人之名，将这些妇女关押在一座塔下，最终将她们活活烧死。朝廷官员编造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用意显而易见。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故事来刺激欧洲人及其他外国人，让外国人对节节胜利的起义军产生憎恶与仇恨。这些官员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些外国基督教教徒再持作壁上观的态度，那么清王朝的末日就为时不远了。
清廷再次向英美两国发出援助请求。但其请求并没有受到两国全权大使的关注。然而，一些商船的主人对英美两国政府的建议充耳不闻。一艘隶属于美国商号的破旧鸦片运输船，以每月五千美元的价格受雇于清政府。当这艘破木船在长江上扬起风帆，顺流而下朝南京驶去的时候，一些清朝官员含沙射影地向起义军表示，这是外国居民自愿向朝廷提供的部分援助。这一狡猾的伎俩让起义军的营地陷入一片骚动，对抗外国人的呼声日益高涨。起义军起誓要向背弃中立的外国人复仇。中立显然是外国人在中国唯一的正确决策。不幸的是，一个致命的巧合增加了起义军的恐惧，并让起义军的盛怒有了充足的理由。美国的驻华公使汉弗莱·马沙利，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好奇心，特别想登上蒸汽轮船“色士奎哈拿”号。当这艘巨轮靠近起义军大营的时候，发出了恐怖的怒吼。由于起义军营地的大部分士兵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蒸汽轮船，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据说起义军原本放过了这位南京前知府，但又将其囚禁。如今他们就将这位南京前知府斩首，并将其头颅绑在一根长杆上，立于城墙之上，以示对外国势力的血腥反抗。汉弗莱·马沙利公使回到岸上，报告说“色士奎哈拿”号涌进了大量河水以致无法抵达南京。后来很快查明“色士奎哈拿”号是由于在靖江附近撞到岩石而搁浅，船员最终只得弃船。
汉弗莱·马沙利
英美两国如今最担心自己离南京最近的港口——上海的工厂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但这些工业界的英雄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倒为了共同的安全团结在一起，采取一致的措施；并且这些工业界的精英以特有的敏捷，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为自己的工厂将来的安全做好准备。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工厂用牢固结实的高墙围住，墙外又挖出深沟；总之，这些精英将自己的工厂置于基督的庇护之下，以防御所有袭击。毫无疑问，这是由一群商人展现给世界的壮丽的奇迹，他们陷于众敌之中，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保全自己。”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
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是位于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的传教士兼翻译，志愿前往南京，查探起义军对基督教国家的看法，摸清基督教对天德总部的影响程度。托马斯·泰勒·密迪乐独自动身。他能言善辩、思维敏捷，定不虚此行。众王向他保证，如果外国人能够严格保持中立，不向清廷提供任何援助，起义军将不再对外国人有丝毫搅扰。
在这个版图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与法国相当的大省，到处可见人们挥舞着剪刀，剪除发辫。由于朝廷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几乎所有民众都将发辫剪掉。有些人甚至就在官员的眼皮底下欣喜若狂地将自己的发辫剪去，还强制剪去那些出于恐惧而希望保留发辫的人的辫子。难道诸王和天德会被清廷打败吗？如前所述，剃发蓄辫曾是满人以武力强加给汉人的；起初它是汉人臣服于满人的一种象征，但汉人却逐渐喜欢上了这根粗长的发辫，并以此为傲。在满人刚刚征服汉人的时候，有些人宁死也不愿剃发蓄辫，有很多人因此而最终殉道。但如今我们的士兵在和他们的战斗中发现，他们会把辫子作为最重要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保护，最让他们感到恼怒的便是别人随意拨弄他们的发辫了。一个隶属于“十八团”或“皇家爱尔兰”军团的士兵因对发辫的热衷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抓获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试图灌醉并挟持我方的人。为了惩罚这个人，他剪掉了这个人的辫子，据为己有。不久之后，他在乡下被一群中国人拦住，其中就有那个被他剪去辫子的人。作为报复，他被割掉了两只耳朵。
眼下，辫子成了一种政治象征。只要是有辫子的都被认为是满人，或是满人卑鄙的奴才。要表明自己是爱国者，只能将原来的发辫换成一头浓密的短发。百姓纷纷穿戴上了前明的服饰。
这些情况不只出现在清帝国的某一个地方。在遥远的广东甚至出现了一场因辫子而爆发的战争，而百姓也极力表示对天德、五王及民族事业的支持。这种情绪在广东极其盛行。将领因为阻止为天德运送武器的车队离开，地方官和朝廷军队都被百姓杀害了。
清廷通过发布文告和宣言继续着这场战争，然而，这些东西除了蒙骗边远地区的百姓，再没有任何效力了。当天德的标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南京城城墙上的时候，《北京公报》以其一贯的华丽风格向全世界保证，清帝国的军队又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将起义军驱逐出了南京城，并几乎将其斩杀殆尽。清廷的这些说辞只会被天德手下的将士们当作笑谈。朝廷官员先前已经将所谓的“天德”正法，并发布了“天德”的遗言和认罪书。然而，朝廷官员还是下决心再将“天德”“处决”一次，因此，清政府又编写并刊印了一份文告，宣称起义军首领落入朝廷之手，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被执剜心之刑处死。朝廷官员诸如此类的做法反反复复，却并不能为其免灾或保其性命。几乎所有执掌过兵权、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朝廷大员，都身陷囹圄被押解回北京，被判以流放或斩首之刑，并抄没其全部家产。这些官员的家人，如前所述，也多受累及，甚至被施以极刑。北京的气氛显得十分阴森忧郁。频繁的杀人令满人都开始厌恶自己，咸丰皇帝许多坚定的追随者纷纷弃他而去。货币和生活必需品也出现了严重短缺，由于货币越来越稀缺，商品价格不断攀升。许多满人家庭，不管是被流放还是没被流放，都离开京城，去往关外寻求暂时的容身避难之所。还有一些人，闭门不出以躲避朝廷眼线的监视，也为了逃脱名目繁多的各种徭役。据说有一次，咸丰皇帝只身一人在宫中待了好几天，身边只有几名太监、嫔妃和侍卫。
对于自从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作品出版以来发生的事件，我们至今仍只有一些不完备的记录。然而，这些集中起来的记录已经足够表明，或者证明天德和他的五王所进行的事业接连取的胜利。起义的进展，更确切地说是对和欧洲开展贸易的港口的攻占进度，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这场运动的兴趣。它让许多欧洲人与这些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开始直接联系。以前只能在暗地里，或者偷偷摸摸交易的商品，现在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交易了。双方之间的亲密交往总体上产生了积极效果——起义军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的看法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记录都支持这一表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东方军队；还有就是在天德的政治纲领之中蕴含着大量基督教的拯救元素。一些人认为这一元素是最具主导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不然，但所有人都认为基督教的拯救元素是的确存在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当中的。有些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起义军首领只是从传教士那里随手捡来几个模糊的基督教概念而已。在与起义军短暂的交往之后，这一想法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一位中国医生告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朋友，正是基督教的精神，才会最终推翻清王朝。几名与天德的大臣交往甚密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听到过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似乎相当确信起义军在斗争中受到了上帝的指引，在战斗中受到了上帝的帮助；起义军一直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每逢起义军有重大的行动，都会出现来自上帝的指示。这些观点对这帮迅速集结在一起的人来讲非常正常，因为起义军来自全国各地，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包括劫匪和海盗。对起义军的这些观点，我们是绝不会予以认可的。相反，我们更愿意相信信奉和半信奉——因为任何地方的信奉情况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基督教的人数量并不是很多。
第4节 起义军的宗教特征
本杰明·霍布森[5]博士记录了一份香港维多利亚大主教乔治·史密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之间的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谈。这次交谈的内容刚刚在伦敦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交于福音外传学会[6]。这两个协会都希望尽可能地将这次谈话对外公开；考虑到这一点，也因为这是来自这个国家的最新信息，我们对此全文引述。
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
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
香港圣保罗书院
1853年5月23日
亲爱的大主教大人：
在1852年1月28日致阁下的信中，向您汇报了我们圣保罗书院和我们布道团的情况。因此，在信的最后，我向您写了这些话。
中国的政治概况和这一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状况，基本特点是动荡不安、充满期待并且大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原本值得尊敬的体系正在迅速衰败的王朝——这正是大家所期望的，注定不久即将成为历史。它现今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或许因为它积淀已久的能量，下一代仍然无法将它撼动，但绝不是因为它自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如今这场起义震撼了南方的广西省——离广东省三四百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国家律法几近废止，皇权威严荡然无存。由于所有这些内在的危险和变化，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上帝让我们坚守在这片土地的前沿，或许不久我们就该拥有完备的思想，披着上帝的盔甲，以应对一个全新、重大的紧急状况。
就在十六个月以前，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对在清帝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点措手不及。三四年前在广西省爆发了起义，与之毗连的便是广东省。这次起义和清帝国其他很多地方的起义如出一辙，都是由于腐败和压迫导致的，这也是清帝国如此频繁地暴发此类起义的原因。而且非常明显，在一段时期内，参与起义的都是些目无法纪、欺压弱小的投机分子。在这一过程中，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涉及各行各业；最近，宗教元素又渗入这场运动之中。在最近的几个月，起义军向北进发了几百英里，从起义最初爆发的地方一路高歌猛进。如此迅猛的速度让大多数人惊诧不已。南京，前朝故都，已经落入起义军的手中。靖江，壁垒森严的满族卫戍区，尽管清军在此十分凶猛地抵抗住了英国远征军，而如今这里也落入起义军之手。瓜洲，位于长江对岸，守卫着大运河的入口，也已陷落。继续向北，扬州也向起义军投降献城。
起义军首领公开表明信奉新教，宣称他们是由万能的上帝派来宣扬唯一真神的箴言的，并显示出了打倒各种偶像的坚定决心，还声称起义军向北方的都城北京进发之前，在等待上帝的进一步启示。
我们英国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近期乘坐英国舰队“赫密士”号蒸汽轮船访问了南京，获得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当起义军了解到英国人信仰基督教时，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的同胞，向我们的同胞提供了他们自己出版的基督教书籍；表达了起义军在反抗清王朝过程中的愿望、对外国人的欢迎，以及允许外国商人赴内地进行贸易的观念。起义军对我们的同胞提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禁止鸦片输入。“赫密士”号的司令官、e.g.费士班船长、代表团的挚友、译员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搜集了关于起义军首领最重要的信息。起义军首领热情地把宗教作为起义军运动的主要元素，把宗教作为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还谈论了似乎应该普遍执行的礼仪和道德。
当然，在这些并不完美的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导致他们变得狂热过度。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以免把新教的使命与一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运动过分地等同起来。如果说这场由爱国者发动的运动的目的是驱逐异族篡权者、恢复汉人的政权、为百姓谋求自由；如果说大量的本地基督教教徒的存在为这个运动注入了一种能量和决心，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很少看到的。尽管中国百姓希望外国人不要介入或者不要站在斗争双方的任何一边，然而，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百姓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所给予中国百姓的同情。中国百姓也已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终会加入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群体。
也许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会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做出让步，不再把新教传教士限制在海岸边的几个城市，不再让外国人只能在海岸附近进行短期的旅行。每一位有思想的观察者，都会有这样一种总体印象，那就是这场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些观察者认为所出现的这些事情正在将中国的政治、社会、道德及宗教解放引向一个空前的、绝无仅有的程度与规模。
阁下将预见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正是它让我现在向您致信，望您能坚定地支持这些令我激动不已的责任和抱负。我的愿望和我所祈祷的便是这场危机能够带来某些进步。英国的目光不可能避开中国，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姊妹了。我们向国家教会求助，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古老的学府，以及众多的神职人员。我们呼吁我们的青年才俊出来帮助我们，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对抗强权。我们呼吁这些青年才俊跟随我们来到这里，并做好准备——无论神的旨意召唤我们去哪里，这些青年才俊都愿意和我们一起前往——在开端并不完美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以正确的方向，让基督的光芒越来越亮，直至迎来美好的日子。
一位英国官员——这是一位精通汉语的文职官员——在上海写了下面关于“赫密士”号访问南京和我们的人员在那里受到接待的有趣的总结：
“得知来访者信仰基督教并声称绝不会与清政府站在一边后，起义军十分愉快地接待了他们。接下来的六天，‘赫密士’号停泊在南京。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和起义军首领互相进行了多次拜见，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来一睹这艘大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义军是基督徒，他们假装受到新的启示，委任他们铲除世间的邪恶，让中国恢复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他们称这个唯一真神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称君王为‘天王’或‘王’。他们公开表示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并且在我们逗留南京期间，极力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宣称他们驻扎南京只是在等待真神的旨意，得到指示后他们会继续向北开拔，进军北京。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七八千，我们把这部分人称为狂热的中间分子，或者随便我们怎么称呼。但追随他们的人数却多达十五万人。他们占领了南京、镇江、瓜洲及扬州。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许多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宗教宣传册的翻印本，还有一些是关于日期安排的新式日历、《十诫评注》[7]、《创世记》[8]、他们所获启示的记录、组织军队的条例、初次建立政权时发布的各种法令、各种礼仪礼节、赞美诗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同寻常的组合。他们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示，相信救世主的赎罪祭[9]是到达天堂的唯一途径。总而言之，它们所呈现出的真伪混杂已经到了一种最令人惊讶的程度。有些人称他们为摩门教[10]教徒，有些人则称他们为清教徒[11]，还有人称他们为狂热宗教徒，各种称呼有一百多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即便现在是也无法判断他们信奉什么，以及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一封来自在上海的英国牧师的信。这封信是在他们出访南京的轮船回来不久写的，信中同样记载了以下一些有趣的事情。
“‘赫密士’号于昨日从南京返回，带回了不同寻常的消息，这帮起义军真的是一群基督教教徒！这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偶像崇拜，开始膜拜上帝及耶稣，信奉三位一体[12]！在我面前就有很多他们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创世记》，还有一本是标注了所有安息日[13]的历书。他们有自己的历书，按他们的历书，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另外一本是《三字箴言》，讲述了这个纯真的信仰的起源及往后的发展。还有一本《十诫评注》，在第七诫的时候，说到严禁吸食鸦片，因为它是违反其他命令的祸源。然而，正如我们所料，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混杂着许多迷信和中国特有的观念。他们似乎有一种在全世界都至高无上的理念。‘太平王’并不是对个人的称谓，而是整个王朝的名称。我们和这些和善的人进行了大量的往来交流。他们对外国人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把外国人称为‘外国同道’。他们也很乐意同外国人开展贸易，但绝不允许鸦片贸易。遗憾的是，船上没有传教士。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好友e.g.费士班船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他们宗教的信息。奇怪的一点是，这些起义军和天主教教徒没有任何交往。他们是最强硬的传统信仰的批判者。他们似乎在广东及周边地区学到了基督教的信息，并高度评价了与我同名的人——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当然，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必须予以认真的衡量，尽管他们似乎在竭尽全力地实现自己的宏伟事业。他们在南京和靖江的人数庞大，抵抗他们的只有一些无名鼠辈。我们正处于一个奇特的时代，愿上帝统管并指引这一切不可思议之事。”
本杰明·霍布森博士
在仔细阅览这些记录的时候，每个人都将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起义军首领作为基督教教徒的虔诚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除非他们是有着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否则很难解释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如何与同胞的偏见相抵触的，即把政治运动与基督教的宣扬和传播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宗教往往被与受鄙视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我们也不能设想在涉外问题上，有什么比不让外国人吸鸦片烟，并规定完全禁绝违禁药品生意更轻率的做法。目前，鸦片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物品，给我们的英属印度官员每年挣得近三百万英镑的收入。起义军的追随者中可能有不怀好意的人，但上述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起义军首领一直表现出对宗教的真诚和对百姓的宽容。
在阁下面前展示这些新奇之物，是想借此机会，通过阁下，恳请我们教会伟大的传教士团体，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倾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现在要求他们加倍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时刻；这是一场将深刻影响三分之一人类的巨变。愿我们能以上帝之名在这片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让足够多的传教士进入这片土地等待收获。日本现在也可能即将迎来它的受主恩典的日子。美国探险队已经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美国海军准将已向只身在琉球传教的传教士提供了保护。美国远征队收到我的信，并将其带给伯纳德·基恩·贝特海姆博士。我在信中鼓励他为强大的舰队提供临时的翻译。他们现在正准备将基督教国家的旗帜升起在日本海域。在另一个地方，缅甸正在遵循同样的东方专制的普遍规律——在盎格鲁-撒克逊政权面前逐渐消失。尽管英属印度的历任总督都奉行太平洋政策，但英属印度的疆域一直延伸到几乎触及中国西南区域。上帝的箴言也以一种改进的版本传递给了中国百姓，《新约》和《旧约》都由伦敦传教会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完成修订。郭士立博士和其他人的译本已在起义军大营中广泛传播开了。基督教教义及相关书籍长期以来都是由新教传教士传播分发。新教传教士心情沉重而沮丧，游走在广州市郊街道上无精打采的群众中，最终还是有所收获。比起我们并不坚定的信仰和渺茫的希望，还是上帝待我们更加仁慈。这些满怀仁慈的使者进入遥远的内地，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无限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在邻近的广西省，他们赋予在现代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一场革命鲜明的特征和强大的推动力。有这样一群人，以他们的信仰来看，甚至可以被称为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向人口最多的帝国都城进发。他们如果能够取得最终成功，并得到全面悉心的指导，则可能成为基督教最纯粹的传播福音的先驱。然而，一旦被忽视，他们可能会沦为最无知的狂热分子和偶像崇拜者。
令人欣慰的是，一位最年长的新教传教士——上海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即将访问南京。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是最早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希望，在这种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实施领事限制来阻止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的行程。我们英国国家教会必须进一步做好充分利用这次危机的准备。我们在上海、宁波、福州的传教士应该设法增加对当地方言和官话的了解。传教士们应该做好准备，利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消边界规定方面的限制这一机会。英国领事官员认为，根据这些限制，他们现在必须与中国官员合作，防止我们进入内地。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来自欧洲的新的人员补充。这些人员必须是身强力壮、富有学识、甘于奉献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果不具备学习一门陌生且复杂的语言的能力，何谈来这里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清帝国所有官员所使用的官话。所有传教士都必须做好准备，以博爱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准备好去往上帝指引的地方。上帝会表明传教士们今后在哪些地方将是最具影响力、最能发挥作用的。教会传教士协会无疑会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尽管长期以来这种吸引力有限——它将在这片大有作为之地巩固自己的基础，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我最近拜访过国外福音传播协会在印度的一些教会，我恳请这些姐妹团体重新焕发年轻活力，并将这一壮观的场面展示给中国的百姓。就像我在廷尼维里有幸目睹的一样，来自我们教会两个协会的传教士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在精神和信仰的统一中，为同一个精神王国而奋斗。我为传教士们提供圣保罗书院的设施，提供首次的接待和筹备。这些传教士很快就要前往北方，我也将随他们而去。我不会让传教士们去那些我不愿陪他们去的地方。我们做好了与家人分别、与国内失去联系的准备。我们虽已有妻子儿女，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目前我们尚无行动，只能做一些计划安排，但我们必须立刻派人来这里，学习这里的语言，为今后的战斗做准备。因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快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尤其是英国的教会，基督的使节，拒绝成为这些东方帝国中十字架的传令官——因为现在有三个帝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面前动荡不安——历史将记录下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就像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它们每个国家都曾享受过在东方海域短暂的霸权和帝国全盛之日，然后又变得无足轻重并最终走向衰败。因此，挥舞着强大的海洋权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英国，如果不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基督，只打算无耻地自我膨胀和发家致富，只能从高贵的宝座上摔下来，蒙受应得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阁下，我的心中思绪万千，感谢您作为我的大主教能够怀着怜悯之心聆听我的倾诉；在这个可能成为英国黄金机会的紧急时刻，通过你向国内教会吹响呼吁的号角。
阁下最顺从的、深情的、心怀感激的仆人
乔治·史密斯
于维多利亚
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是不会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对于获得准确的信息，他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对基督教热忱和他最强烈的愿望可能使他过于轻信、过于乐观。有人写了一封信给英汉报纸编辑，所表达的观点与有着高贵出身的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有些背道而驰。为了能公正地呈现双方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将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起义军的宗教特征——写给《中国邮报》的编辑
编辑先生：
英国皇家汽轮“赫密士”号对南京的访问开启了我们对目前在中国上演的这出气势磅礴的大戏的全新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对起义军新的投资，似乎是起义军对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的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报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几乎就在起义军起事之初，就已众所周知并明示于天下。起义军的名号为“拜上帝会”，起义军拆除庙观，破坏偶像，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签发的公告刊登在了《华北先驱周报》[14]上，并于1853年3月31日在《中国邮报》重新刊载。其内容更加明确和完整地阐述了起义军的观点和原则。而“赫密士”号的访问更加证实了所有先前言论的真实性，我们远征队的绅士们受到了起义军兄弟般的欢迎。这一情况使这些描述变得生动逼真，但单凭陈述是无法让大家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想法。在开始说这些想法之前，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起义军基督教知识的渊源感兴趣。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被称为“太平王”，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洪秀全是广东省广州地区花县人。1846年，洪秀全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的住处学习基督教教义，在这个传教士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在这位传教士的支持下，他每天都背诵《圣经》，接受《圣经》的教导。当洪秀全见到这位传教士的时候，交给了这位传教士一篇文章。在文中，洪秀全陈述他初次注意到基督教教义是接触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那是几年以前他正广东参加科考的时候接触到的。小册子中的基督教教义，尤其是世上只有唯一的真神、耶稣是救世主、偶像崇拜是极其愚蠢的、众人都应忏悔的内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紧接着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去拜访了这位居住在广州的传教士，并受到了这些基督教教义的指导。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已经遗失。在几个月的教义指导之后，洪秀全接受了洗礼，但这位传教士对洪秀全作为洗礼的对象并不十分认同。这位传教士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证据来表明洪秀全的信仰和悔意。随后洪秀全离开广东前往广西。洪秀全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举止得体。他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造诣，但算不上非凡出众。
洪秀全
1852年9月，一个和洪秀全同姓的年轻人去往香港。他自称是洪秀全的朋友，当然也是忠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位姓洪的年轻人与一位香港牧师会面，并请求牧师为他洗礼。据我所知，洪姓年轻人的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满足。在洪姓年轻人与这位牧师的交流中，他交给牧师两篇中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说明，另外一篇则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记录，包括他和洪秀全最初如何开始布道和随之而来的迫害，以及1850年他们在广西如何揭竿而起等一系列的事情。
在第一篇文章中，除了前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其余所述和洪秀全在1846年和广东那位传教士交谈的内容一样，主要谈了洪秀全从小治学，继而成为才能卓越之人。在洪秀全从广东返回广西之后，就开始了一边从教，一边布道的生活。同时，洪秀全还编撰书籍讲解基督教教义并劝诫世人信奉基督教。随后，洪秀全遭到抵制。再后来，洪秀全显现神迹、预知未来、洞察神示。
在第二篇文章中，洪秀全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是一位教书先生，在参加科考时得到了一本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于是他开始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感受到了神示，很快就相信了这些教义，并彻底摒弃了对学堂里孔夫子和家中所有神像的崇拜，同时劝诫家人及亲朋都信奉基督教。结果，有人开始信奉基督教，也有人予以抵制。1846年，洪秀全辞去教职，与其他两人在花县走村串乡地布道，宣讲基督教教义。随后，三人又辗转至广西。在广西，他们的布道宣讲活动要比在广东进展得更加顺利。他们多次在两省之间来回穿梭。只要有百姓信奉基督教的地方，他们就会拆除庙观，砸毁偶像。起初，地方官员没有干扰他们的布道，并认为他们都是良善之辈，其宣讲的教义也是劝人向善。但后来当信众数量激增时，地方官员借镇压叛乱之名，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最后，洪秀全的那两个朋友——一个姓鲁，另一个姓王——都死于地方官员的残酷迫害。刚开始，他们并无意反抗朝廷；但受地方官员迫害和不公正裁决的刺激，1850年，上万名百姓聚集在了一起，将布道者看作能够保护他们的力量，并依附于布道者。于是，布道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百姓的领袖，并将百姓组织起来公开宣称要推翻清政府。
我认为这些陈述大体上是真实的。首先，洪秀全的这位朋友的记录与六年前洪秀全亲述的内容相符。再者，他叙述的一些细节与发表在《澳门月报》第二十卷，第198页到第199页的一段译文的叙述相互印证。这段文字也证实了我上封信中所述，关于为数众多的强匪在广西出没的事实。他的这一叙述就对那些强匪转化成起义者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并没有因这些起义军公开承认上帝是唯一真神，并且笃信《圣经》而对他们产生好感，我只能以最深的关切来看待这些情况，因为在这个异教国家的眼里，我们的神圣宗教的性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而形成的。宇宙间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奥秘，不是凡人可以探知的。上帝能制服人的恶和愤怒，以此成就上帝的荣耀及至圣的旨意。救世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是人类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但这丝毫不能减轻那些“用邪恶的手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可怕罪行。上帝已经把他的圣言赐给我们做行为判断的标准。在这个标准里面，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原则了，那就是我们不做坏事，好的事就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不赞同它，也可以因别人赞同而不快。在这一无可辩驳的标准下，我发现起义军的原则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能令我满意的。相反，有许多事情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我无法坐视起义军随意亵渎上帝，以及上帝的圣子救世主耶稣的圣名。起义军是一帮凶恶残忍、破坏基督教传统的强匪。起义军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带着深深的憎恶与懊悔，宣称上帝经常在战场上出乎意料地给予他们帮助。
自称受到上帝的委托，并且受到上帝神奇的帮助……这些说法立刻给起义军盖上了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印记。所有这些记录都印证了起义军所做的声明、宣言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说法。在起义军的宣言中列举了洪水毁灭世界、以色列人从埃及获救、主耶稣在犹太地道成肉身，这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三大插曲。起义军继续写道：“在后来的时代里，上帝又一次表达了他的愤怒。1837年，伟大的上帝派遣了一位使者，当上帝返回天国时，便委托使者去处死那伙恶魔。上帝又派下天王统领帝国，拯救万民；从1848年到1851年，伟大的上帝对那些被魔鬼缠身、灾祸不断的百姓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1851年3月，尊贵的主和伟大的皇帝出现了，就在同一年，救世主耶稣显明了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神力，让那些冥顽不灵的恶魔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在“赫密士”号访问南京的记录中，对于起义军如何奇迹般地从永安城脱身一事，起义军说道：“我们的天父降临了，并给我们指明了突围的方向。”关键问题是，18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位使者到底是谁，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但第二篇文章确定无疑地指出洪秀全受到了神的委托去推翻清王朝，还说起义军在完成这一神圣任务的过程中有如神助。
起义军读到上帝差遣以色列军队、洪秀全在上帝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时，激动万分。起义军似乎认为上帝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既然上帝在《圣经》中谴责了所有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那么上帝定是乐见偶像崇拜的庙观被暴力摧毁的。他们带着对上帝的热忱，残忍地杀害了佛教僧侣。起义军的灵魂和行为更像是彼列[15]的帮凶，而非耶稣的信徒。
但也许有些人会指出，起义军严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晨祷和晚祷，不吸食鸦片，不使用淫秽的语言，以此证明自己不仅是在口头上表示信仰这种宗教，而且在实际行为上和灵魂深处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深受“上帝与我同在”这一信条的影响。
但相比福音内在的恩典和精神，即“地上的平安，和人的善心”“对宿敌的爱心”“忍受迫害的耐心”，这些外在的表现和仪式，又算什么呢？以果寻因，在这一场悲惨灾祸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掠夺和苛求、流血和谋杀，还有什么明显的基督教内在特征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对向往和平和不抵抗的百姓，以及朝廷官员和满人最肆意残忍的谋杀。一听到起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生活在广西东北地区的男女老幼，广东人心中仍然为之一颤。起义军在攻陷武昌、汉阳、汉口时屠杀的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有些文字记载，起义军极其冷酷地亲口表示，在攻陷南京时屠杀了约两万五千人。
如果只是对外在形式的遵守，而没有基督教精神相随，就不能被认为是基督徒。美国摩门教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历史都显示出了他们基督教的外在形式与仪程，摩门教教徒也自诩对《圣经》十分谙熟与恪守。但约瑟夫·史密斯以亵渎神灵的方式自称他是上帝的先知，并且能感知异象，创造奇迹；摩门教教徒诈骗存款，制造伪钞，四处招摇撞骗，杀人放火，一边宣扬精神伴侣学说，一边又鼓吹一夫多妻制。
如果外国人的任何行为被清政府或人民理解为承认这些叛乱分子是基督教信徒，我将坚决反对。如果起义军被外国人如此认可和对待，我们令人崇拜的救世主就会被继续塑造成堕落的上帝，我们神圣的宗教就会被塑造成堕落的宗教。
从上海来的外国教友派团到南京去，教授起义军一些他们所信奉的教义精神，又有什么好结果吗？教导起义军，耶稣的教义并没有授权耶稣的追随者用武力抵抗迫害。《圣经》并没有命令他们用武力摧毁神像和异教徒的庙观，更没有让他们肆意杀害僧侣。上帝说，“要人归顺，不靠力量，也不靠权力，乃是靠我的精神”；我们战争的武器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弥赛亚的和平统治，得以遍布在这地上，乃是借着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而不是借着喧哗的争战和卷在血泊中的衣服。
您顺从的奴仆
“保守者”
在我们看来，如果维多利亚主教过于乐观，那么这封信的作者就太绝望了。从我们先前所读到的关于起义军的叙述来看，这些起义军并不是“保守者”所描述的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也不是“保守者”所指控的那些滥杀无辜的人。毫无疑问，起义军对清军的武装力量表现得确实非常凶猛和血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起义军的残酷是随着清军而出现或消失的。这封信的作者非常愿意承认起义军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承认起义军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让步，是一个坚实广泛的达成共识的基础。与中国人相处的困难在于唤醒他们心中虔诚的感情。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宗教无动于衷，缺乏热情。儒家不信宗教信仰，不行宗教祭祀，不做宗教崇拜；儒家只是制定了一套百姓道德体系和国家政治形态。儒家的追随者变成了完全的唯物主义者。那些无法认同儒家这种过于直接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转而投向了佛教或其他偶像崇拜的宗教。然而，这些偶像崇拜者对构建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总是表现得漫不经心，或者只是强迫自己走上改革和政治重建的道路。为了产生这种效果，一种新的宗教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更倾向于这种认识——这种新的宗教元素本质上是新教。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主教说，起义军首领宣称信仰新教。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在这些首领所宣称的基本信仰中，既有天主教教义，也有犹太教教义。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16]，但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经过改革的教会的教义对起义军的影响最大。我们自己的传教士多年来一直忙于翻译、印刷和分发《圣经》、宗教教义和其他表现自己信仰和教义的作品。美国传教士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积极。这两个同源宗教国家的许多传教士，在中国旅行了很多次，与大量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然也让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基督教。这些传教士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崇拜的荒谬和罪恶，反对佛教寺庙和宝塔中崇拜的粗俗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满人都是佛教徒，而他们的信仰被大多数有学识的中国人所鄙视，只有一部分中国人随满人共同信仰佛教。天主教教会的一些仪式，特别是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所实行的仪式，与佛教徒的仪式极其相似，因此起义者对天主教教会十分反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承认，和新教相比，近年来，天主教在中国一直缺乏活力。坚定的拥护者所提出的政治原则似乎是根据英国或英美的精神构想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主教的教义中产生的，更不用提美国人对共和制和政治的热情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传教士就是由于热爱自由、厌恶一切专制和暴政而激动不安的。我们重申，如果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传播基督教。也许最早参与起义的人——根据“保守者”所断言——当中有一些只不过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是由于官吏的残酷压迫，加上清政府的无能、暴政，才变成这样的，但不可否认，甚至不可怀疑的是，这些队伍中很快就加入了性格迥异、条件千差万别的各路人马。沿途各省的百姓都对起义军充满同情，从而使他们前往南京的道路变成一条坦途。有几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在与朝廷的谈判中，得到了一份庄严的声明：英国人、法兰西人、葡萄牙人的宗教活动都将受到保护。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督教的一切形式在目前对外国人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在这些港口中，外国的影响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盛行。我们之前从英国首相约翰·罗素那里得到了一份声明：不应残害当地的基督教教徒，因为这种宗教主要是宣扬美德和劝阻邪恶。约翰·罗素首相宣称，他不理解不同基督教国家的宗教仪式之间的区别，但品行端正的中国人决不应该因他们的宗教而受到惩罚。早在1845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的传教士就在上海定居下来，乔装打扮成当地人，从吴淞取道去到内地。上海总督默许了这次探险，最后这位勇敢、认真的传教士安全返回了海岸。这位罗伯特·福琼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跨越清帝国大部分疆域时所带的装备。当时罗伯特·福琼身穿中国人的服装，汉语非常蹩脚。而现在，不少英国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都非常精通汉语，因此他们可以直接与当地人交流，甚至可以用汉语布道。
约翰·罗素
关于“保守者”指出起义军不会是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教徒，因为他们发动战争，制造流血的推论，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从诞生之初，从来没有在短期内改变过一个民族的整体特征。英国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后都进行过战争，并且在基督教教义已经灌输给他们很多年之后，在基督教教堂遍布他们国土很多年之后，仍然发动了激烈残酷的战争。紧跟宗教改革的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很难说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谁更温和、谁更仁慈。基督精神的传播在欧洲一度发展缓慢。即使在今天，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精神的充实和纯洁。查看最近的一份年刊，或最新的一份报纸，或近一周的记录，或对欧洲实际情况大致了解一下——战火可能会在欧洲重燃，都会找到证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
我们承认，我们坚定一种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纯洁信仰的种子已经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上了，尽管尚不完美，但我们已能预见伟大而美好的果实。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他们如今的任何举动都要比长期的昏睡无为强得多。中国人的处境、中国人的政府、中国人的无宗教信仰，都是那么糟糕，几乎任何的改变对他们都肯定是向好的。这场起义至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些许的活力。
我们将不再去猜测这些棘手的问题。几个月后，也可能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就会掌握实情。
第5节 清政府名存实亡
我们从咸丰皇帝自1852年3月底颁布的诏令中搜集了几个事件。
在得知南京沦陷之前，咸丰皇帝就下诏革去陆建瀛的两江总督职务，并将他作为钦差大臣的印章转交给南京满人将军祥厚，由祥厚奉命将其押送到京城接受惩处。两江总督陆建瀛与江西巡抚杨文定向来不和，当南京危急之时，他们不仅不采取统一行动，也不配合祥厚采取有效防御。陆建瀛严令杨文定守城不出，但杨文定还是以保护苏州为借口，将大营迁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镇江。而此时，陆建瀛已经抵达南京城内。由于杨文定不服调遣，从而为起义军夺取靖江和安庆提供了便利，而这两个地方是杨文定特别奉命保卫的。祥厚会同其他同僚向朝廷寄出一份奏折，痛斥陆建瀛与杨文定误国误民的不当之举。随后，二人都被剥夺官衔和公职，杨文定仍被留用。此时，朝廷命令杨文定驻守镇江，绝不能再退守苏州。但在杨文定还没有接到这一军令的时候，南京已经失陷。有消息说，陆建瀛已自尽身亡。
在被起义军攻陷的安庆（安徽省省城）、武昌（湖北省省城）及汉阳，各级官员无一例外，要么死于和起义军的战斗，要么自杀成仁，并且全家老幼，主仆、亲眷共同赴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咸丰皇帝下令建立庙宇来纪念慷慨就义的官员，并为这些官员的追随者修建附属的神龛。在殉难的省级大员中就有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九江的伤亡情况还未统计完毕，但江西巡抚言辞激烈地谴责一些官员在被俘时的行为有失身份。在安庆，起义军除了在仓库中发现大量粮米，还在藩库中发现三十万两白银。
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降级留用。起义军攻陷武昌时，程矞采恰巧不在城内，躲过一劫，没有落得像陆建瀛、徐广缙等那样的下场。然而，程矞采的家眷还在武昌城内，他们有可能会命丧黄泉，有可能自此跟程矞采天各一方。程矞采无法得知家眷的任何音讯。
由于程矞采极度悲痛，又无心公事，且在目前状态下对时局毫无作用，尽管有人指责程矞采在国家存亡危难之际私念过重，但新上任的湖北巡抚还是叩请咸丰皇帝准许这位老者告假，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的踪迹。
清代的安庆
自清朝立国以来的历次动乱中，还没有一个整座城市，更不用说一个省的省城落入起义军之手。因此，1853年2月26日，起义军攻占湖北省省城武昌，使这场运动有了新的特点，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在随后的快速推进中，起义军占领了其他两座省城安庆和南京，这似乎为他们最终的成功提供了一个相当肯定的先兆。
咸丰皇帝穷尽各种办法连一个兵勇都招募不到了，而天德和他的五位王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快速地组建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虽然各路起义军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行动，但起义军就像是由南京的一位主帅号令指挥似的，行动非常统一。作为五个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厦门，受到攻击并最终陷落。
1853年5月14日，清廷通知英国领事，说大约有三千五百名叛乱分子正在朝我们逼近，并向漳州河上游十二英里外的澄海发起攻击，最终将当地的主要官员斩首。关于起义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顿时各种谣言四起，但最有可能成为他们下一步进攻目标的是漳州，而不是我们这里，因为他们还是害怕遭到外国舰船的反击。1853年5月15日，在英国领事的要求下，几艘鸦片运输船驶进了港口。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居民，其中一些人把贵重物品送到船上；然而许多人不愿相信起义军会来，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设想着这伙人像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群毛贼，一伙常年游荡在水上的毛贼而已。1853年5月17日夜，突然有报告说，两千到三千名起义军可能将于深夜抵达。因此，所有店铺都早于平时关张歇业。后来得知，“海丰”号和“海光”号两家商号的主人携家带口，全部离店而逃。
这样一支部队能如此迅速地顺水路而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起义军会登陆。同时，据说道台[17]在钦州待了几个星期，他将于夜间亲率一千名兵勇驰援，如果他先到达的话，可能会阻滞起义军进入这座城市。由于这位道台在当地居民中间享有很高声望，所以双方极有可能会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当天晚上，整个城市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入眠。直到1853年5月18日4时30分，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大约就在那个时候，随处可见大批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挂着红旗的船，船上满是人。这些船从四面八方向城市靠近。水军将领在船上装配了很多重物，还配备了杀伤力极低的火炮，但不知是因为风力的关系还是船身倾斜，这些木帆船之间相距很远，因此对起义军的登陆行动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很明显，码头上几乎所有的苦力、船夫、差役和厦门的劳工都归属了起义军，这些人似乎是在迎接首领的到来。起义军的第一批战船很快就占领了海岸。城外的衙门很快就被攻破并遭洗劫，其中还有一两座被放火烧毁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暴力手段只在郊区出现，并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离外国人住所很近的海关衙门遭到破坏，这是外国居民非常关切的。在没有对任何邻近房屋造成丝毫伤害的情况下，海关收款处被洗劫的一系列方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洗劫行为显然是由层级最低的兵勇进行的，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火绳枪，让人一看外表就确定他们是一伙刚被释放的愤怒的暴徒，目的就是要摧毁整个城镇；但这伙兵勇小心谨慎，并没有对私人住宅造成任何破坏，这表明起义军的组织有着最有效的管控体系。
道台并没有如期而至，尽管城里还在坚持抵抗，但当地人似乎清楚他们迟早会臣服于起义军；而且好像在此之前就有许多人自发地迁入这个城镇。城防部队几乎都加入了起义军，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打开大门，迎接起义军。慢条斯理、稀稀拉拉的交火一直持续到中午，突然安静了下来。疲劳和饥饿给了战斗双方短暂休息的正当理由。一两个小时以后，城防部队向起义军敞开了城门，未做抵抗地放起义军入城，并加入起义军的队伍当中。这时，城中的官员陷入了彻底的无助，但似乎没有人想抓住这些官员。四面城门失守，但起义军只从三面城门进入，第四面城门被故意留下，以方便任何人逃跑——这是所有人都享有的特权。就在此时，那位水军将领，带着大多数的帆船撤退到了附近的海岛上，再没露面。几艘落在后面的帆船被起义军烧成了灰烬。起义军从陆地上蜂拥而至，同时又有大量的当地百姓不断加入。所有的人都被武装了起来，每一队人马都挥舞着旗帜。在得知起义军占领了要塞后不久，一伙外国人前往那里，看看事情将如何进展。准许进城后，这些外国人又被允许随意参观不同的公共建筑。起义军进城以后，他们的首领答应派一个卫兵去保护外国人住所免遭劫掠，因为起义军首领担心外国人晚上会不安全。城墙内外的所有街道上都是起义军士兵，但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受到威胁的迹象。
地方政府被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而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我们估计死亡人数还不到十人，少数受伤的人似乎也只是遭受了意外的火药爆炸伤害。
下面是一份由起义军首领洪秀全在攻陷这座城池之前签发的针对商贾的布告。
中华大明王朝洪大元帅特此布告，现整肃军纪是为确保商业之繁荣昌盛，百姓之安居乐业。
宇宙天地之运行皆从于自然之道，清廷倦怠之态久矣，已至其极，祸凶不断，唯拨乱反正，方可重获安定。
天地之理如此，治国之道亦如此。清朝立国至今，凡二百余载，贪官污吏横行当道，百姓倍受残酷压迫，现其气数已尽，唯苟延残喘于天地。
今本元帅，承天命，领义军，救万民于水火，解生灵于倒悬。
凡我士卒，虽攻城略地，皆不可占商贾百姓之财，皆不可轻薄妇女之色；所经之地，必秋毫无犯。凡有违此令者，必受军法严惩，立斩不赦。
尔等商民，皆应安稳操业度日，无须惊慌。
布告全文如此，本帅决心强力推行，望尔等恭谨顺服，不可滋事。
癸丑年四月初十日
后来，我们得知有几个暴民在进行抢劫时被当场抓获，即被斩首。
所有这些绝不是“保守者”对天德军队的认可。这些叙述是由一位目击者写的，并首次发表在一篇英汉报纸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私人信函，这些信函证明了那些叙述的真实性。在信中，他们宣称，在类似的情况下，任何军队都不会像起义军在占领厦门时那样，对外国人表现出如此的尊敬与善意。起义军的好奇心使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英国传教士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一位起义军头目拦住他的士兵，让士兵放下火绳枪，然后亲自把这两个传教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位从事传教工作的英国女士——她的任务是让儿童和年轻的中国妇女信奉基督教并接受教育——也得到了保护。起义军在她的住所周围派了一名警卫，确保这位英国女传教士不受任何伤害或干扰。起义军绝不允许对住在厦门的外国基督教居民造成任何伤害，也绝不允许对外国人的财产有任何破坏。
我们还有更多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对满人，起义军或者叫爱国者在针对朝廷军队的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刻仍能保持清醒而不偏激，在其他战斗中同样能保持不可阻挡的势头。
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传教士目睹了鸦片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从那时起，他们确信清帝国很快将分崩离析。清政府在与我们斗争中的一次次失败，彻底摧毁了清政府所有的尊严。在这两位传教士看来，卖官鬻爵，财政收入不足，官吏们普遍吸食他们奉命禁止和销毁的鸦片，到处充斥着极端的腐败和彻底的混乱，这一切似乎都与稳定有效的政府格格不入。除此之外，两位传教士在每个地区都看到了骚动和叛乱，甚至在蒙古部落之间也出现了争斗。传教士们所到之处，都有秘密组织在活动。两位传教士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明朝皇室的后裔，说他们仍然存在，而且一定会重新现身并重夺帝位。“在皇权中断了两百年之后，其正统性的影响还是如此强大。”[18]
清廷军队在欧洲人舰船的协助下，向兵家必争的靖江发起了攻击，但未能成功占领。清廷向外国购进三艘战船：“阿格尼斯”号、“羚羊”号和“德万”号。很明显，英国人和美国人违反了他们与起义军的协定，违背了英美两国应尽的中立义务。英美士兵登上舰船，向天德的军队开火，但他们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失败了，并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是英美两国应得的下场。英美两国的幸存者终于顺服本国与起义军之间的协定了。这些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肮脏利益参与作战，这破坏了两国之前严守中立的协定。起义军重创了他们的舰船，迫使他们退出战斗。在整个战斗中，朝廷的六千多名士兵只是在一旁观望，而没有对岸上的要塞发起攻击。
查尔斯·泰勒博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在战斗结束后探访了起义军的大营，他发现起义军并没有受到敌方炮火的破坏。有人认为这次无功而返的进攻预兆了清帝国覆灭的命运，因为清军已彻底灰心丧气，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敌人了。不幸的咸丰皇帝已经沦落到必须向各省发出求援信的地步了，咸丰皇帝公开声明，社稷已到了存亡之秋，自己已回天乏术。此时，台湾岛也爆发了起义，清帝国基本上处于难以恢复的无政府状态。人们普遍认为，朝廷会尽其所能与起义军达成最佳协议，并且皇帝会很快退位。然而，能否达成这一协议仍充满变数，因为起义军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消灭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满人；起义军会将这一残酷的政策贯彻到底——毫不留情。
起义军对外国人表现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允许外国人自由行动。各国驻华领事和清政府通常试图阻止欧洲人前往起义军营地，但收效甚微。还有一些个别现象，即有些游历者受到了不法之徒的粗暴对待，却得到了起义军的及时救助，并得到了起义军的悉心照料和应有的尊重。有不少传教士都拜访了起义军大营，并目睹了起义军半犹太、半基督的宗教仪式。比起《新约》，起义军更信奉《旧约》，并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
起义军的总部设在南京靖江，位于长江北岸。起义军攻占了位于南京以西的太平。而另一座城池延平也已落入起义军之手。此外，各种迹象表明福州有破城之虞，但清军守城将士表示誓与起义军拼死一战，直至起义军出现在他们面前，将所俘清军将士斩杀之时，清朝官兵才明白没有谨慎的勇敢只能叫匹夫之勇。清军仍然固守着漳州，但起义军一路未遇抵抗直取厦门。广东此时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最近有情报显示，起义军一部正在向广东进发。据推测，这次军事行动将中断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然而，我们却不受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因为起义军首领表示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自由贸易。起义军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将茶叶换成银两。清帝国的茶农主要是汉人而非满人。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就在我们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十有八九，天德和他的诸王已经抵达北京。满人一旦失去都城，将在关内无立足之地。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罗伯特·福琼先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以及所有在中国游历并撰写文章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清王朝一旦失去北京，将彻底覆灭。满人和土耳其人很相似，有预言暗示他们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统治被他们所征服的对象。而此刻，他们的统治大限已经来临。刊登在《北京公报》上的敕令和追悼文章充分证实了清王朝的衰败之态，而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北京的私人信函的印证。一位内阁大臣在奏章中提到，在先前这些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我们清楚，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清朝国库还没有从给英国的赔偿所造成的资金流失中恢复元气。
清政府被迫使用在市面上一文不值的纸币支付这一开销，这些纸币充分表明了国库的极度空虚。由于纸币的发行，大约一百家私人票号在一天之内关张，这些票号的银票成了市面上的流通货币。这使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陷入了不安与痛苦。由于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底层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北京的居民[19]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长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的富庶之地，以及南方的杭州湾等地。每年三月、四月、五月，这些地方就将上年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至京城。近两三年，部分粮食通过海上进行运送；仅1852年，就有一千多艘船从上海港出海发往京城。
1853年，南方各省再没有通过运河向北方运送过一粒粮食。就在一个月以前，两百多艘船载着从上述地区征来的粮食从上海港向北出发。这些粮食还不到北京居民整个需求量的十五分之一。北京的粮价已攀升至上月的三倍，一位高官在奏章中向朝廷建议由当地政府在台湾岛内购买粮食。台湾岛几乎是粮食的最后也是唯一来源。对此，他认为，随着南方季风的到来，粮食可能会及时运达，以免除人们所担心的灾难。然而，人们极其怀疑福建、台湾是否有财力、能力及意愿来执行这样的事务。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了清朝国库处于严重亏空的状态。从朝廷诏书上看，这似乎正在迫使清政府采取完全自杀式的措施来挽回局面。前军机大臣赛上阿、钦差大臣徐广缙的所有家产一律被充公，他们在京城的子嗣、门生故吏，之前就已被贬官并收监，以防他们从中扣留部分财产——由于这两位官员已成阶下囚并被押解回京，赛上阿已经被审讯定罪，因办事不力而被判处极刑，所有这些诉讼程序并无异常。而战死南京的陆建瀛的财产及家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一个军官战死沙场，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消除他的一切过失的。按照惯例，应给予死者褒奖，并抚恤他的家人。而现在，身死而未能得胜也会受到惩罚，并且与以前玩忽职守的官员是同样的下场。除上述官员财产的处理情况外，朝廷还强行向一些资财丰盛的家族借贷，这就相当于部分没收了这些家族的财产。这一举措引发了有影响力的阶层的极度不满，同时也将私人手中的铜币驱逐出了财富的行列。以上详尽的证据表明，清政府国库已到了极度空虚的境地。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第一，南京、扬州和镇江附近的清军必须依靠藩库来维持生计，而这些藩库现今也几近枯竭；第二，清政府根本没有从长城以外派遣满人增援军队的手段，故面对清军，可能不得不孤军奋战。正如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的，蒙古部落的一些首领曾提出要自行筹措钱粮进入关内增援，也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咸丰皇帝为什么拒绝了这个提议。这种想法只可能来自一些世袭的蒙古王公。这一点没有人比清廷更清楚。清朝从未忘记这些蒙古王公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在此之前蒙古王公也是统治者，他们不仅仅统治着中国，而且统治着整个亚洲和欧洲东部。他们一直是清王朝忧心忡忡的防范对象。这些蒙古王公和他们的追随者在马鞍上长大，习惯了贫瘠地区游牧的艰苦生活。如果现在把蒙古王公引进中原，他们可能在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替清王朝对抗在南方所建立的王朝，但这些蒙古王公同样有可能把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为他们自己保留下来，而绝不是为了清王朝。至于黄河以南低洼的运河横贯的地区，对这些骑兵来说，坐船一定是件新奇的事情。蒙古骑兵可能很难应对起义军，因为起义军士兵从小就在内河来往穿行，并且现在对战争的艰险也已十分适应。
在厦门陷落以后，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战斗，并有传言称将有朝廷主力军队要杀回来。还有一些人经常自信满满地指出朝廷军队回来的具体时日，但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到朝廷军队露面。众所周知，道台所召集的部队，在他率领去往厦门的时候，遭到了起义军的突然袭击，已经撤退到戒备森严的钦州，等待有利的行动时机。另外，得到福州动乱的消息后，道台就派来了军队，并由一位高级官员指挥。1853年6月18日，城里有谣言称一万多名朝廷勇士已经登岛[20]。于是起义军加强了他们的前哨，开始提高警惕。然而，就在那时，已查明只有道台率领着三千人从大陆抵达登岸地点；大约有同样数目的人，在按察使或盐运使的指挥下，正从漳州一路南下，意图重重包围起义军占领的厦门。此外，当所有人都准备好同时对厦门采取行动时，水军将领和金门守将调来一支舰队，准备与陆地上的军队协同作战。此时，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但人们认为，决定行动成败的不是交战，而应该在起义军的哨所周围划一道防线，以此设法拦截他们的补给，使他们屈服。直至一切安排就绪，道台便在刘武汀安营扎寨了。
此外，有消息在当地人之间广泛流传，说“博格”号的将领派出了十八或二十艘船赶往此处。另外，起义军也向台湾海峡的中国人发出了援助请求。虽然前一份报告看来可信度不高，但最近有人看到一队广州政府的船。其中，许多是大型船，停泊在南澳，人们认为它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其中一些船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据了解，这些船中的一部分是开往福州或上海的。在汕头观察到六艘装备精良的起义军船，据说是要去攻击潮州府的，但它们属于哪一支起义军就不得而知了。
有谣言说，离福州不远的茶区眼下会发生更严重的骚乱。台湾岛仍然处于动乱状态，据说，岛内的土著百姓在不遗余力、大张旗鼓地驱逐汉人，台湾将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起义军显然有能力把咸丰皇帝和他的八旗子民困死、饿死在北京。在这座人口众多的京城中，据说仅八旗兵勇就有十万之众。所有的有钱人都在忙着藏匿自己的金银珠宝，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天德能来改变目前这种恐怖的局面。两个月以来，整个京城似乎陷入了一片哀悼之中，外面街道上所有的人都身穿白袍。人们试图在宫墙外组织一场规模宏大的集会，而这场集会似乎被一场血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所镇压了。男女老幼、忙碌的参与者、安静的旁观者一律被八旗兵勇屠杀。宫门附近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标语，内容简单明了：“这是最后一蹦跶，下个月让你回老家！”
第6节 外国传教士探访起义军大营
在我们的翻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首次拜访起义军大营的时候，并未受到起义军的礼遇。带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去营地的那个人受到了训斥。后来，在被问到英国人是否膜拜上帝时，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回答说英国人笃信上帝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这才被起义军以兄弟相称。起义军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表示出了真诚的善意。起义军并没有向我们寻求援助，但起义军坚持认为，英国人也不应该对清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起义军对自己最终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坚信自己受到了上天的激励与眷顾。
查尔斯·泰勒博士是医务传教士，他曾被委派去拜访镇江的起义军，受到了起义军中一位姓罗的头领的热情款待。这位头领通过查尔斯·泰勒向上海的外国居民带去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罗大纲，太平天国殿左五检点，受天命协理天国，将以下信息传达于英国同道。1853年6月5日，贵国一位名叫查尔斯·泰勒的兄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书籍，这些书都已收到。既然上面提到的这个人是上帝的崇拜者，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兄弟。查尔斯·泰勒博士带来的书与我们自己的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遵循的应该是同一种信仰。
然而，此前贵国的“赫密士”号到此访问的时候，后面就尾随了一艘隶属于清廷的船；这次贵国再次派出舰船来到我们这里，清政府的船又一次紧跟着你们。考虑到贵国向来以诚实忠信著称，对此，同是兄弟的我们并未对你们产生任何怀疑。
目前，我们尽占天时、地利、人和，正是我们重振华夏、驱除鞑虏之时。我们认为，先生们，你们对眼下事态发展的种种迹象都已洞察，所以我们不必详述这个问题。然而，就我们而言，虽然我们并不禁止商业交往，但我们观察到，由于双方现在都在进行战争，给来往交通带来了极大不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最好再等几个月，等我们彻底推翻了清政府，那时，也许贵国的臣民就可以来去自由，而不会再陷入这些满人的诡计。按照你们的想法，这样不是更好吗？我们借此机会给你们发出这封书信，希望你们明察，并祝你们好运相伴。我们也寄了一些自己的书给你们，请大家传阅。
这段记录显得非常有趣：起义军并没有鼓励外国向他们提供帮助，却很清楚地表明，“赫密士”号向起义军的营地发射了炮弹。在起义军看来，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似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即使是和平的访问者也会被告知，眼下对起义军的关注是不方便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认为，查尔斯·泰勒博士的目的是继续前往南京，但因这一行程的必经之地镇江遭到袭击，他与南京的联系因此被中断，被迫返回上海。
查尔斯·泰勒博士所观察到的一切证实了w.c.特尔恩牧师和其他人已经暗示过的一个情况，即起义军把星期六定为他们的安息日。卡彭特先生，一个在上海的美国第七日浸信会[21]教徒，打算前往起义军的营地与他们结兄弟之谊，但当卡彭特先生的船开到吴淞口时，船夫不肯再往前走。无奈之下，卡彭特先生只好返回。一些英国臣民也跃跃欲试，想与起义军取得联系。两名身着中国人服装的伦敦传教会成员——威廉·穆尔黑德先生和亚历山大·怀利[22]先生，一直深入四川，在那里，他们被人识破，遭到了暴民的追赶，慌乱中丢了假辫子，但最终还是被当地官员营救了下来，并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与关切。道台曾对查尔斯·泰勒博士和卡彭特先生表示过不满与抱怨，但他并没有阻止英国臣民雷诺兹和理查兹两位先生对起义军的商业访问，尽管道台有能力迫使两位英国人返回，但不确定他们已经行进了多远，并且对他们此行能够取得成功也并不看好。
然而，这些尝试，无论在精神上是多么值得称赞，也无论是多么谨慎小心，显然都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清廷有权抱怨。事实上，我们觉得，即便我们与起义军过从甚密，即便清廷要求外国人遵守他们的规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理。
根据查尔斯·泰勒博士所说，武器和军纪与起义军成功的决心和信心并无必然关联。但镇江的起义军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有人问及他们是要攻占上海，还是要向北推进时，他们的回答是“必须等待天父的指示。”我们认为，起义军是在等首领洪秀全的指示。就在查尔斯·泰勒博士访问行程结束之后不久，起义军方面派了一位使者来到上海，带来一封书信。这封信是起义军首领写给他们的老熟人——尊敬的伊卡博德·罗伯茨的。几位传教士，还有几个英美人士与这位使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这位使者证实了先前人们关于起义军发端于三合会的观点，并说起义军的领袖就是那个秘密组织公认的首脑。并且，三合会的旗帜现在已经被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明黄色的新旗帜。这位使者非常熟悉这些流传于南京的宗教书籍。外国人对这些书籍非常感兴趣。但这位使者似乎并没有受到“知行合一的基督精神”的深层次影响。这一点通过起义军的著作和使者一系列的行为举止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
根据起义军首领的言行可以看出，起义军宗教信仰的实质不过如此。凡全心从事自己事业的，必享极乐；凡拥护清朝皇帝的，必遭天谴。再有，这位使者对起义军做出如下估算：信教的兄弟姊妹就有四千到五千人，将士为三万到四万人，仅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男女老幼信众就达十万之众。起义军缴获颇丰，钱粮充盈，因此会有大量百姓加入起义军的阵营。他说，起义军的目的就是在南京休整，等到部队扩充到九万人，起义军会将其中的六万人留下来固守南京，其余三万人继续北伐，进军北京。
我们从一家当地报纸《华北先驱周报》获悉了我们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和南京起义军的首领们谈话的内容。我们的代表受到了非常礼貌的接待，起义军首领非常恭敬地告知我们，清政府必须让位给明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同一份报纸上，我们的代表发表了一份公告，其中包含许多实质性内容。这些公告在许多城镇的城墙上随处可见。这份公告重申了萨缪尔·乔治·博纳姆的头衔和职能，然后继续这样写道：
昨日[23]，我抵达南京，宣布了上述情况，将翻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送上了岸，并安排了我与天德，或者他手下诸王会面的时间。随后，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回到船上，说他与北王殿下及丞相进行了会面。今日[24]中午时分，天德委派的官员应该登船来护送我前往天德的皇宫，与天德会晤；但现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两三个小时了，天德派出的人还没有露面。由于我俗务缠身，不能在此停留太久，因此我觉得最好让天德提前了解一下我想和他讨论的一些问题。
英国政府与中国——主要是广东——的商业贸易由来已久，已逾两百年。十年前，根据新的条约[25]，贸易额持续增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可在开放港口自行建造房屋，携家人共同居住，开展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商业活动。此事一直进展顺利，直至近来形势动荡。在五个商贸开放口岸城市，英国均建立了领事馆机构，以监管英国民众的一切事务。我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委派，出任香港总督，并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总管五处通商口岸的商贸事务。英国民众所有与中方官员的交流往来必须经我组织安排。
近十年来，贸易如常，并无明显变化。然而，近来听闻汉人与满人交恶，纷争不断。又得知天德及麾下五王业已占领南京，另有传闻种种，五花八门，盛传起义军已夺取清王朝大半江山。清政府已发布文告，表示已向欧洲列强租借大量蒸汽战船，向起义军控制的江面驶来。然而，据查，上述文告所说为清政府编造的谎言。英国人每到一处，便定居生活，并在当地开展贸易，至今已成为英国民众的习俗传统。如果没有武装保护，我们就无法安全地从新加坡、马来亚撤离。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得到和平与安宁。眼下，阁下与清政府处于交战状态，英国不希望介入其中，袒护任何一方，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百姓可根据私人合同进行买卖。我们英国民众在上海等地建造了大量教堂及商铺。我们这些性情直率的英国民众的频繁出现显然会引发当地百姓极大的不安与骚动。
第7节 郭士立对起义军的影响
天德的公告和宣言虽然篇幅较短，但要比北京或其他朝廷大营发布的更加绝妙，更令人激奋，整体上胜出一筹。一方的宣言内容真挚，充满真诚；相比之下，另一方的则满是一眼便能看穿的假仁假义。
我们不免要怀疑，天德一方宣言的有些内容出自我们的传教士，或者说一些人从旁指导了宣言的写作。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译文进行判断，文章有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欧陆风格而不是东方文章的神韵。将近十五年以前，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绅士对我们说：“等着瞧吧，不管中国人是否反对，英美传教士都将参与到中国人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之中，郭士立学会、华人联合会将成为强大杠杆的支点。此时此刻，虽然郭士立博士很少被人注意，也很少被提起，但其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手捧郭士立博士的著作；我也亲耳听到男女老幼都以一种尊崇敬畏的态度提及郭士立博士的大名，仿佛这是一个充满了超自然能力的人。郭士立博士也许没有向他的门徒宣扬反叛或暴动，但不久之后就爆发了起义。我所了解的信徒对宗教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但这些信徒却有着透彻的政治解放的理念。对于这些政治理念，这些信徒在欧洲人和美国人面前从不掩饰。思想的发酵剂已经投入，不管以何种方式，有何种目的，中国现在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变革。
近来又有一位广东居民向我们提供报告说，他读了郭士立学会撰写的宗教书籍的中文译本，他相信起义军实际上是宗教改革者。起初，这一表述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亵渎，但这仅仅表达的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一种关系，这种对于教义的错误理解源于中国人强烈的热情。这也使中国人违背了传教士对他们的训诫。
如果有更多的欧洲人精通中国人的语言，那就能知道中国人到底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写错一个字就可能使整篇文章词不达意。对于大多数东方民族，都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清楚无误的公私文书的统一书写形式或是印刷体。根据同一渠道获悉，起义军宣称自己是一种犹太基督教，反复说教着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但起义军的戒律大部分并不源于《新约》，而是来自《旧约》。在很多情况下，起义军也采取过灭绝政策，起义军的历史中也存在着血腥的篇章。起义军行事的原则就是这样，任何不按照他们的信仰办事的人，必须要从神的地盘上除灭。除非所有人遵从起义军的教义，承认天德的至高无上，否则起义军就会最大限度地执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可住在这地上”的政策。毫无疑问，无论起义军的信条是什么，不管是篡改版的，还是混合版的，起义军都对它趋之若鹜。在清帝国的心脏地带有这样一群狂热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的信条就是战死沙场——而清政府已经奄奄一息，起义几乎在整个帝国已成燎原之势，清帝国即将走向灭亡。我们同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在从广州寄出的私人信件中所说的：“最终结果有待时间决定；然而，这些半基督教起义军的上层人物虽然穷困，但他们意志坚定，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对手，夺取政权。无论起义军能否成功，但在这场起义的影响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影响欧洲对华贸易的方方面面。事情不能一直就这样下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旷日持久的内战是非常可怕的。这场内战夺走了现有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庇护，而另一方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庇护。起义军、叛乱分子或爱国者——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像一位智者，在战斗结束之前，不会决定他们的称谓——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会成功地推翻各地的清政府组织，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建立新的秩序和一整套的管理体系，然后是商业体系，涉及外国居民的处理原则等，一项一项地进行。我们不能指望商人对这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产生什么兴趣，而这场殊死之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是影响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大量的书籍和信函都在以强烈的措辞传达这样一个信念：再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建立过的王朝像现在这样前途堪忧。有一封从中国寄出的私人信函中这样写道：
如果让清朝继续统治中国，中国将永远不复存在。这与土耳其曾经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只是清朝政权建立的时间较晚一点。我所遇到的每个当地百姓似乎都认为清王朝已是回天乏力，它的覆灭最多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朝廷忌惮将蒙古部落引入关内，朝中大臣对于这些蒙古部落的看法莫衷一是，毕竟如果蒙古部落踏入关内，很难预测他们是敌是友。
朝廷对收复武昌束手无策。武昌物产富庶，人口达四十万，是湖北省的省城所在。起义军在1853年2月占领武昌，缴获颇丰。在此之前，英国人从未造访此地。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有位朋友，是一位勇敢的旅行家，他曾对武昌做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描述：它坐落于长江南岸，这片水域能够承载大吨位的船舶。每天都有五六千艘大大小小的船陈列于江面。单是运盐船就有上千艘之多。这里是中国产品和欧美产品的巨大仓库。
镇江，历来都是军事重镇，它的陷落让清政府痛惜无比。在一份诏书中，皇帝曾说过：“镇江，南北水路交通之咽喉，朕早已料到其必为贼匪所觊觎；并多次严令地方官员采取有效之措施加强防守。若其能听之一二，必不会有今日之局面。”前文已经提及，为了保卫镇江，清朝守备官兵对英军展开了十分顽强的抵抗，致使英国官兵伤亡惨重。镇江不仅属于战略重地，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天德来讲，它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南京。起义军在缴获大量金银、给养、武器等战利品的同时，还赢得了百姓给予的同情和支持。三合会为起义军开道，城里的政治团体名目繁多，个个都有百姓支持。这些组织的首脑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大事。离城不远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入口，这条运河直通北京，通过它，大量的物资给养从江南富庶之地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满足皇帝的需求。如今，这一运输方式彻底地被起义军截断了。起义军以此来扼住朝廷的经济咽喉，并将他们困死于京城。清帝国事实上已经被一分为二了，处于首尾不能相顾、中央与地方联系不畅的危急状态。
紧邻镇江的周边地区植被繁茂，是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这里阡陌交错，道路狭窄，使我们的部队很难携带大炮等辎重快速前行。当地有几户非常殷实的人家，其中一位曾是朝廷大员，现已退隐田园，据说其富可敌国。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宗族意识盛行，族规胜于国家律法，并延续着一种悲剧性的社会体系，使原本安宁平静的地区和村庄陷入无休止的社会动荡状态。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姓氏。由于同一姓氏的人并不都住在一起，故同一姓氏的族人相互分离、各自繁衍，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据说，广东和福建的宗族主义感情和仇恨比清帝国其他地方强烈得多；但这可能只是因外国人听说的在这里爆发的相关事件比沿海其他省份更多。就在最近，有人上书朝廷，说在两族之间的争斗中，有十人被杀，二十人被抓，十个人被挖去双眼、割掉双耳、剁去双脚；三十匹马也被杀死在一片废墟上。居于下风的宗族被抢白银一万两；宗族祠堂被掀翻，祖宗坟墓被掘开，堤坝被毁，灌溉田地的水源也被切断。这种宗族之间的争斗时常发生，历来已久，地方政府自觉力量微弱，无法劝阻，只能任其发展。一年之内宗族之间的打斗就有一百二十起，造成房屋损坏，财产被劫，甚至人员伤亡。宗族中一些不法之徒配备有火枪，他们横行乡里，报复仇家，甚至劫掠无辜百姓。为了解除这伙不法之徒的武装，地方政府采用了令人不齿的计谋。这样一来，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弱点，并进一步助长了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风气。[26]
这就是一个“平静祥和”的清帝国！
根据最新的情报，天德在厦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由于起义军在马六甲海峡的弟兄——这些人几乎都是三合会的成员——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起义军很大的帮助，因此起义军无论在兵力还是财力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短短几周之内，根据秘密约定及他们组织的规定，就有五百多人从新加坡返回国内。经进一步证实，海盗对起义军也给予了大量的协助。同样，朝廷也在征募兵员，并向南京方向派遣了大量的船，船上载着所谓的士兵。但人们觉得，这些新兵的勇气和忠诚都不太靠得住。据可靠消息，这些新兵中有些人是天德的信徒，他们参军是为了获得通往北方的自由，他们打算瞅准时机逃跑，加入起义军。厦门的三合会近来连连获胜，欣喜不已，派出先遣部队前往金门。毫无疑问，他们定将击败金门的朝廷军队，夺取金门。
海盗人数急剧攀升，为了保护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海军上将弗利特伍德·布劳顿·雷诺兹将于1853年8月1日抵达香港，届时将出兵征讨这帮海盗。按照朝廷官员的老办法，他们会继续把失败说成是胜利，说他们在内河上、外海上、陆地上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朝廷官员们说，在镇江陷落以前，起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丢下十几艘战船和大量士兵落荒而逃。朝廷官员们将丢城失地归咎于两名指挥官，此二人双双遭贬。其中一人，名叫万亭，申辩道他出城迎敌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腿，故不得已退回当涂，不料当涂已被起义军所占。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断腿之事纯属虚构。万亭已被交付刑部定罪，毫无疑问，不久之前他已经人头落地了。然而，好多虚报战功的官员已经窃取了奖赏与荣誉，其中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赏赐黄马褂。还有一位官员，据说他神勇盖世，在一次战斗中被起义军砍去了左手中指。咸丰皇帝对他格外重视，并询问他的伤势，关怀备至。还有人提到一位朝廷虎贲，在战斗中，胸口被长矛刺伤。咸丰皇帝便赐他花翎顶戴、金银珠宝、御用鼻烟壶，奖赏他手下士兵荷包、袖刀等物件。
《北京公报》确认，有一支朝廷军队包围了南京的起义军，并且朝廷将驰援这支部队。但事实似乎是，既没有围攻，更没有援军；只有一支被打散的残余部队在南京附近游荡，只要起义军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就会落荒而逃。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教徒也拜访了天德和五王的中军大帐，这些基督教教徒都积极评价起义军严明的军纪、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及对革命团体的安排处置。这些基督教教徒还证实了关于存在某种半基督教的报道，并认为这可能会在各个方面转化为巨大的优势。[27]基督教传教士们前往中国，并定居于此。如果从头算起，在中国，这些传教士已致力于发展信徒活动半个世纪之久。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有如此众多的传教士致力于此，难道不该有大量中国人对宗教改革的教义有所了解吗？这些传教士发现起义军有很大的意愿与欧美进行贸易，并鼓励发展商业，但同时起义军一再强调关于鸦片的禁令。传教士随处可见这些秘密团体之间的完美配合，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完美配合和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又深刻地影响着这场革命。一大群朝廷的逃兵走进南京的一扇城门，做出一些奇怪的、让他们看不懂的手势。天德的士兵也做出同样的手势，然后走出城门去迎接这些兄弟。他们热情拥抱，手拉着手一起走进城。据报道，朝廷军队正在忍饥挨饿，但南京城内粮草充足。我们虽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消息，但起义军似乎只是摧毁了精美绝伦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里相貌凶恶的佛像，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了大报恩寺琉璃塔。在镇上的其他地方，所有的佛像都被圣像崇拜者清除了。我们本来希望对这些人的崇拜形式做一番了解，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起义军士兵都没有见到。由新教传教士所撰写和出版的中文教义倒是随处可见。
这些传教士刚刚出版了另一份刊物，并将按月出版。它似乎介于报纸和廉价杂志之间，面向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行。首发号主要是对当前战争主要事件的总结，以及其他各种文章，向读者传达欧洲的科学知识和实际有用的东西。这份刊物取名《远近见闻》，封面上印有一处说明：刊物由伦敦传教会印刷，每期价格为五分之三便士，刊物文章的作者均来自莫里森教育协会。当地有很多的代理商和小商贩都在出售此刊物，因此销售量还是很可观的。
似乎在同一时间，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北，直逼京城，另一路向南，进逼广东。起义军通过秘密组织临时组建起军队，南下的军队似乎并不是从北上军队中脱离出来的，而是一支在南方各省集结起来的新军队，由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统帅指挥，而这位统帅则完全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天德。
人们无法相信广东能够长期有效地抵抗这股强劲的力量，因为这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就像雪球滚过厚厚的雪地一样，越滚越大。虽然南方起义军的旗帜和徽章似乎不同于北方军队，但它的首领们却提出了与北方完全相同的宣言和主张，并且也频繁地提及上帝的存在。我们确信，在他们的总部有几位非常活跃且精力充沛的新教传教士，一些是英国人，还有一些是美国人。
至于清王朝，事实证明它已不可救药。我们在此重申，我们认为它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东方帝国——中国和土耳其，目前都正处于解体状态。这两个帝国都对基督教元素充满了好奇。对政府不满的土耳其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拜克塔什”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仇恨所有穆斯林教士和法官；他们的成员除了每年参加一次古班·拜兰[28]的宴会外，从来不去清真寺，就这一次，这些成员还必须征得组织负责人的同意。这个组织认为我们的救世主比穆罕默德更伟大。他们鄙视世袭哈里发[29]的理念，以及埃米尔或绿头人[30]声称有资格作为先知的后代而受到尊敬的说法；他们鄙视割礼和任何形式的仪式。他们把慈善、仁爱、宁静和逆来顺受都看作是最基本的美德。他们信仰世上唯一的真神，相信灵魂的不死。他们彼此必须永远友好善待，在危难时相互扶持。“拜克塔什”的成员接纳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有自己的标记、行为习惯，还使用秘密社团的暗语，通过这些暗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土耳其的所有阶层中，古老的宗教正在消亡，为另一种信仰或与其背道而驰的宗教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这个宗教派别遍布整个土耳其，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扩展。这里又是一处革命的试验场。它的成员相信一个奇异的千禧年即将到来，紧随其后的便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彻底覆灭，以及穆斯林的纷纷散去。有众多信徒膜拜的基督耶稣将重返大地，把散落的众人重新聚集，让百姓重获信仰，把百姓重新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赋予这个组织统治世界的力量。到那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体系，一个伟大的、圣洁的、团结的民族。许多不属于“拜克塔什”的土耳其人对救世主归来的说法也深信不疑，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在土耳其的亚洲省份普遍盛行。虽然“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还未拿起武器进行革命，但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反抗的准备。在否认世袭哈里发的同时，“拜克塔什”还否认苏丹的合法性，以及苏丹所有主张的声明。“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乐见奥斯曼王朝的覆灭，并且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密谋策划推翻这一王朝。“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蔑视已有的民族信仰及其教职人员。他们在秘密集会和组织中煽动不满情绪；这些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中国三合会的成员一样，可以迅速地与全国各地兄弟们，不受地域限制地进行交流。从托罗斯山到幼发拉底河，形成了一条政治组织带，各种政治思潮在其间穿梭碰撞，如同电流徜徉于电线。“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予以消极的抵抗。他们为世人所知，令人畏惧。[31]
在清王朝和奥斯曼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基督教教徒和乐善好施之人都没有什么好忧伤的，因为两者都是我们的信仰和文明的死敌，都是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灾难和祸根。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两个专制政权最终瓦解的迹象竟然在日期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满族权贵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任何了解土耳其现状的人都不会相信，仅靠英法等一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就能让奥斯曼帝国永不衰落。因为在欧洲，或是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省份，现实情况是，受压迫的基督教教徒至少是伊斯兰教当权者的四倍。
注解：
[1] 清廷谎称是四万名。
[2] 锡巴里斯为古希腊城邦，非常繁华，后因战争被毁。锡巴里斯人惨遭屠杀，境遇悲凉。此处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屈辱的生命。
[3] 犹大，耶稣的门徒之一。耶稣因其出卖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4] 阿瑟·库宁海姆：《一位营地副官在中国服役的回忆录》。——原注
[5] 其汉名为“合信”。
[6] 福音外传学会，属英国教会组织，18世纪到19世纪活跃于英属大西洋国家。
[7] 《十诫评注》，太平天国内部刊行的读物，用来阐释《十诫》。
[8] 《创世记》，即《圣经旧约》第一章，主要介绍世界及世间万物的起源。
[9] 赎罪祭，古代犹太教向上帝献上祭品、自我救赎的祭祀活动。
[10] 摩门教，早期教名虽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但不属基督教任何一派。
[11] 清教徒，要求清除英国新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奉《圣经》为唯一经典。
[12] 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
[13]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
[14] 《华北先驱周报》，英国拍卖商奚安门于1850年8月3日在英租界创办的上海最早的英文周报，也叫《北华捷报》或《先锋报》，每逢周六出版。
[15] 彼列，犹太教中的地狱之王。
[16] 随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与占上风一方的深入交往，这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将逐步向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17] 道台，清代官职名，官阶介于巡抚与知府之间。
[18]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交战时期以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伦敦，1852年。值得记住的是，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在中原和关东旅行已达十年之久；但我们有证据表明，早在他们之前，众多秘密组织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百姓普遍相信正统的明代后裔一直存在。——原注
[19] 此处居民包括近十万名满族驻防部队和他们的家人。
[20] 这里的岛指与城相对的岛屿，距城大约十英里。
[21] 美国第七日浸信会，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7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反对给婴儿施行洗礼，主张受洗者必须全身浸入水中，以象征受死埋葬而重生；强调各教堂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或其他教会干预。
[22] 又译“伟烈亚力”。
[23] 指1853年4月27日。
[24] 指1853年4月28日。
[25] 指《南京条约》。
[26]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7] 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徒是罗伯特·莫里森牧师，他受伦敦传教会的指派，于1807年首先抵达广东。1814年，他翻译完成中文版《新约》全书。同年，他散发一万七千份《新约》印稿和传单。其后，w.米恩牧师协助他翻译了《旧约》全书。该书于1818年10月印刷出版。从那时起，有超过一百名新教传教士定居在了中国。这些新教传教士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和美国。——原注
[28] 古班·拜兰，土耳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29]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宗教领袖。
[30] 埃米尔或绿头人，源于阿拉伯语，伊斯兰国家对上层贵族及统治者的称谓。
[31] 查理斯·麦克法兰：《天命土耳其的劫数》，伦敦，1853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