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希腊和列强——俄罗斯帝国的提议——圣彼得堡会议——列强关系的改变——神圣同盟分裂——亚历山大一世的态度——俄罗斯帝国的危机——军事叛乱——尼古拉一世继位——俄罗斯帝国对土耳其的最后通牒——土耳其军事改革——对土耳其禁卫军的大屠杀——俄罗斯帝国、法国和英国联盟——《伦敦条约》

多年来，为了解决希腊问题，各国列强一直试图达成某种协议，却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建议。起初，神圣同盟联盟的政策——欧洲议会对“革命”和“不敬神灵”进行镇压——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然而，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政策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内阁反对希腊独立战争。乔治·坎宁爵士对希腊人的公开同情似乎意味着欧洲政策即将朝着有利于希腊的方向发展。这使俄罗斯帝国政府相信，英国可能很快就会大力支持希腊独立事业。事实上，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及乔治·坎宁爵士的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的影响下，俄罗斯帝国至今仍然对希腊独立事业持拒绝态度。不过，如果希腊人真的要找一个盟友，俄罗斯帝国不仅无法容忍这个盟友是英国，而且决心预判英国将采取的行动。因此，1824年1月，俄罗斯帝国代表向各国提出了一项之前提到过的建议[1]。这一计划提议将摩里亚半岛及希腊东、西部依照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模式建为附庸国，但没有人赞同，甚至连希腊人自己也既轻蔑又愤慨地拒绝了。乔治·坎宁爵士拒绝考虑任何不承认希腊人有权掌控自己命运的计划[2]。为了达成协议，列强各国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会议。乔治·坎宁爵士命令英国代表退出[3]，尽管其他全权代表还在，但外交辩论仍然在拖延时间，而且没有取得任何有效进展。俄罗斯帝国提议的背后动机很明显，欺骗不了任何人，更不用说有着精明外交手腕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虽然为了神圣同盟的利益想要逗弄沙皇，但并不想看到俄罗斯帝国在黎凡特扮演它在多瑙河公国中所扮演的资助人的角色。

会议举行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休会了几个月。1825年2月，会议再次召开。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通过奥地利全权代表宣布，维也纳政府只能承认以下两种选择中的一种：希腊要么完全臣服于土耳其，要么完全独立[4]。对于俄罗斯帝国计划强行在土耳其推行的一些有关附庸国的想法，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断然拒绝接受。至于法国，则早在1825年春天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去巴黎拜访查理十世[5]时就已经接受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建议[6]。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帝国别无选择，只能让步。1825年3月13日，会议决定向土耳其宫廷提交一份联合声明，请它接受列强在解决希腊问题方面的调停[7]。这是圣彼得堡会议取得的唯一结果。不用说，在没有任何强迫威胁的情况下，这项建议遭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愤怒拒绝。

然而，就列强关系本身而言，会议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天赋和个人魅力曾经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这一关系却遭到破坏。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由于法国和普鲁士都倾向于支持奥地利的政策，为了获得同情，现在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向英国示好。实际上，就目前而言，由于英俄两国最终目标的巨大分歧，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不可能会有任何实际的联盟。然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任何一方都可以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同时避免与另一方的观点发生冲突。1825年8月18日，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一份报告中向列强宣布他打算参与处理希腊事务时，乔治·坎宁爵士并没有感到不满[8]。人们通常认为，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到俄罗斯帝国南部的一次旅行与应付土耳其的战争有关。

乔治·坎宁爵士

然而，1825年12月1日，随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意外身亡，一切再次陷入不确定。新沙皇可能会推翻前任的政策。甚至没有人知道新沙皇会是谁。虽然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是已故俄罗斯帝国沙皇保罗一世的次子及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只是一个没有经过教化的野蛮人。此外，1820年，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与发妻离婚，娶了一个叫乔安娜·格鲁津斯卡的伯爵夫人。这是一桩皇室与平民之间的婚姻。这种情况下，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也许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适合统治国家。1823年，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签署了一份声明，放弃王位继承权，将皇位让给了自己的三弟。这位新的俄罗斯帝国皇位继承人是同普鲁士公主夏洛特结婚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即后来的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了这一安排，正式的文件已经签署，存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档案馆中。不过由于保密的关系，这件事没有人知道，甚至连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本人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消息。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

因此，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立即向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宣誓效忠，并将管理权交给皇家卫队。后来这些文件得到公开，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才被承认是俄罗斯帝国的继承人。即便如此，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也拒绝登上皇位，除非他能重新得到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的退位声明。这种拖延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一种难以避免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很快就被反对派利用。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

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前的几年，俄罗斯帝国军队中到处都有秘密组织，意图推翻沙皇压力山大一世的独裁政权。虽然在军事圈外，这些阴谋很难得到支持，但在那些军官中，尤其是那些在法国待过三年的俄罗斯帝国军官，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革命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强有力的巩固和发展。阴谋者的目的各不相同。像尼古拉·屠格涅夫这样的人，只希望逐渐通过教育普及和启蒙为宪政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梦想着建立一个俄罗斯共和国，并且像佩斯特尔上校一样，借助军事力量崛起。甚至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暴动计划，但总是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情况，导致暴动难以实施。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后引起的混乱不堪似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机会，让这些暴乱者加速了行动。

当然，对普通士兵来说，“宪法”这个词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然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士兵们连续两次被要求宣誓。宣誓被当作一种用来对付士兵们的工具。有人向士兵们指出，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违反了他们曾经向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立下的誓言。1825年12月26日是军队宣誓效忠的日子。然而，有几个兵团拒绝宣誓，他们举着彩旗、敲着鼓，到参议院对面的广场游行，大声呼喊着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和宪法，后来居然被告知宪法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妻子同名。[9]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

尼古拉一世

叛乱有蔓延到其他部队的危险，甚至在平民中也不乏动乱的迹象。好在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坚定阻止了最严重的后果。叛乱分子被一支强大的可靠部队团团围住，并被要求放下武器。起初叛乱分子拒绝放下武器，并击中了正在设法劝他们恢复理智选择投降的米罗拉多维奇将军。随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炮击他们。三轮射击足以平息叛乱。包括佩斯特尔上校在内的五名头目被捕并遭到处决。许多下级军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整个阴谋彻底破灭。然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令人不快。为了恢复军队的士气，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越来越倾向于发动一场对土耳其人的战争。

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而言，圣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是沉重的打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对俄罗斯帝国皇位继承变动之事一无所知。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曾经公开写信祝贺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他知道，在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那里希腊不会有什么希望。与此同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憎恨英国，鄙视法国，厌恶普鲁士，认为它们是革命阴谋的温床，而且他全心全意效忠于奥地利[10]。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欢欣鼓舞地写道：“俄罗斯帝国的传奇结束了。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开始了。”[11]而现在，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已经让位给了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然而，在所有重要方面，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都和他这个哥哥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性格上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有点像清教徒，又有点像教官。他对希腊人几乎没有同情心。据说他曾经说道：“别跟我提希腊人！他们就是叛乱之徒！”然而，他自己绝不会选择走的路线正逐渐被政治逻辑强加给他。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军事原因，以及俄罗斯帝国需要积极干涉沙皇并不讨厌的东方事务，英格兰在黎凡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开始令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感到焦虑。俄罗斯帝国不能让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是它最大对手的大国超越自己在东方的声望。

1825年7月，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当易卜拉欣帕夏已经站在纳夫普利亚上方的高地上率大军逼近时，希腊国民议会提出将希腊正式置于英国的保护下。尽管乔治·坎宁爵士拒绝了希腊的请求，但他的政策明显对希腊人有利，以至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辞职[12]。接替他的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有人指示他与“希腊政府”建立关系。1826年1月，英国大使和希腊代表在伊兹拉岛对面的佩里沃拉基亚举行了一次会议。希腊人对战争发展给希腊造成的不利感到沮丧，准备考虑俄罗斯帝国关于附属国的提议。如今，乔治·坎宁爵士再次下定决心与俄罗斯帝国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进行谈判。在这之前，在与俄罗斯帝国驻伦敦大使利芬男爵的一些私人谈话中，他曾经表示对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良好性格十分钦佩。因此，1826年3月，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被派往圣彼得堡祝贺俄罗斯帝国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同时邀请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希腊的利益参加一些联合示威活动。

英国的提议使沙皇尼古拉一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就在刚刚过去的1826年3月17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向奥斯曼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奥斯曼帝国立即向俄罗斯帝国派遣全权代表，来商讨令沙皇俄国政府感到委屈的某些事件，并威胁如果拒绝就开战。当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可能会拒绝最后通牒。然而，如果他接受这一要求，尼古拉一世将难以立刻提出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新要求。尽管如此，在1826年4月4日接到土耳其宫廷接受最后通牒的答复前，沙皇尼古拉一世就签署了《圣彼得堡协议》[13]。根据这一协议，英国有权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解决希腊问题的办法。这是希腊驻佩里沃拉基亚代表商定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帝国都要保证对它的支持[14]。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圣彼得堡协议》的发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由于接受了俄国人的最后通牒，苏丹自然对如今突然提出的全新要求表示不满。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称这个协议是软弱和愚蠢的结合[15]，鼓励奥斯曼帝国抵制这个协议。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脾气倔强，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屈服的迹象。在君士坦丁堡，经过长期计划的关于军队改革的准备工作正加紧向前推进。为实现军队改革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令奥斯曼帝国政府感受到改革的艰难。1826年6月15日，受改革影响最大的那些拥有特权的土耳其禁卫军发动了公开起义。然而，这次起义注定不会成功。土耳其禁卫军们遭到由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集结在首都的大批的安纳托利亚军队镇压，被赶回了营房。在那里，土耳其禁卫军全部被杀。从此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摆脱了那些骄傲和狂暴的士兵。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土耳其禁卫军一直在君士坦丁堡扮演着古罗马禁卫军的角色。然而，虽然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可以自由地推行他的军事改革计划，但土耳其禁卫军的覆没严重削弱了他现有的军队力量。与此同时，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了新的要求，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还是被迫按照俄罗斯帝国的最后通牒，派遣他的代表到阿克曼与俄罗斯帝国代表会面。1826年10月26日，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奥斯曼帝国同意了俄罗斯帝国关于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某些悬而未决问题的所有要求，包括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行情况及一些切尔克斯克要塞的移交。

在这段时间，尽管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早在1826年5月就私下收到关于《圣彼得堡协议》内容的通知，但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一直没有发表这份文件。与此同时，欧洲内阁之间也在积极地交换意见，而且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仍然抱着一种拒绝调解的态度，而普鲁士只同意在成员国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然而，法国同意支持该议定书，因为对天主教的狂热促使查理十世效仿圣路易斯[16]向异教徒发起十字军运动[17]。

1827年春，在伦敦又举行了几次会议，奥地利同意参加。然而，当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影响其他大国的决定时，他愤怒地离开了。1827年4月4日，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两国大使将列强各国的《联合议定书》交给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大维齐尔以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名义愤怒地拒绝接受外国政府干涉苏丹与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并且援引《阿克曼条约》的规定，对俄罗斯帝国的这一新举动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圣彼得堡协议》因此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英国与俄罗斯帝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此外，根据法国的倡议，1827年7月6日，《圣彼得堡协议》改为《伦敦条约》。根据该条约，缔约列强保证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宗主国统治下确保希腊的自治，但不中断与奥斯曼帝国的友好关系[18]。为此，三个盟国的舰队在爱德华·科德林顿上将、亨利·德·里格尼上将和洛德韦克·范·海登海军上将的率领下，在摩里亚半岛对所有土耳其和埃及船舰实施了封锁，逼迫易卜拉欣帕夏返回埃及。虽然使用武力的意图遭到否认，但如果没有武力保障，根本不可能实现封锁的目的。因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就留给了洛德韦克·范·海登海军上将。

1827年8月16日，英、法、俄三国使者在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宫廷呈交了最后一份声明，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希腊达成停战协议，并威胁称，如果拒绝停战，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执行[19]。面对强权们坚定的态度，奥斯曼帝国略显犹豫。利用这片刻的耽搁，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采取了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外交行动。1827年8月8日，乔治·坎宁爵士去世。这样一来，英国将有希望调整外交政策，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也看到了重建自己外交大厦的希望。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向土耳其宫廷提议，为了解决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分歧[20]，奥斯曼帝国应当请求奥地利从中斡旋。奥斯曼帝国政府很高兴能有机会体面地改变自己容易招致危险的态度，或任何拖延的借口，因此稍做犹豫。1827年10月20日，奥斯曼帝国最终接受了奥地利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就在1827年10月20日中午，爱德华·科德林顿上将的舰队驶入了纳瓦里诺湾。黄昏前，那支将要扑灭最后一丝希腊自由之火的令伊斯兰教信徒骄傲的舰队，化作一堆支离破碎的残骸在水面上漂荡。

注解：

[1]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249页。——原注

[2]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311页到第314页。——原注

[3]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319页。——原注

[4]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341页。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387页。——原注

[5]　查理十世（charles x，1757—1836）：法国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

[6]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389页。——原注

[7]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340页。——原注

[8]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390页。——原注

[9]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395页。——原注

[10]　1825年12月18日，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写给奥坦菲尔斯男爵的信。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6卷，附录第15页。——原注

[11]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6卷，附录第15页。——原注

[12]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266页。——原注

[13]　1826年，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圣彼得堡签署协议，承诺采取一项调解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和希腊独立战争实施和平的政策干预。通过1827年的《伦敦条约》，法国成为这项政策的缔约国。——原注

[14]　托马斯·厄斯金·霍兰：《欧洲议会和东方问题》，第5页。——原注

[15]　“一个充满弱点和荒谬的作品”，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写给奥坦菲尔斯男爵的信。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7卷，附录第11页。——原注

[16]　圣路易斯是塞纳河上的两个天然河岛之一，位于法国巴黎，岛屿的名称以法王路易九世命名。

[17]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7卷，附录第27页。——原注

[18]　托马斯·厄斯金·霍兰：《欧洲议会和东方问题》，第7页。——原注

[19]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8卷，附录第29页。——原注

[20]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8卷，附录第32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