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瑞希德帕夏占领希腊西部——挺进阿提卡——扬尼斯·古拉斯在雅典的统治——土耳其人占领雅典——包围卫城——乔治·卡赖斯卡基斯被任命为希腊东部的总司令——在查德利战败——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在阿拉霍瓦和迪斯托莫的胜利——圣斯皮迪翁修道院之战——希腊先于雅典战败——卫城陷落

迈索隆吉的陷落使希腊人失去了将奥斯曼帝国军队困在希腊西边的屏障。现在，战争的洪流一路冲向希腊东部。让瑞希德帕夏感到悲哀的是，易卜拉欣帕夏拒绝加入入侵希腊东部的行列。由于已经在战争中耗费巨大，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不会愿意为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的事开支更多。随后，易卜拉欣帕夏回到自己的摩里亚半岛的帕夏领地。在那里，由于资金和增援不足，整个夏天易卜拉欣帕夏都在岛上蛰伏。

瑞希德帕夏摆脱了他那可恨的对手易卜拉欣帕夏，凭借他惯用的方法推动了这场战争。很快希腊西部就被征服了。在战争早期，包括瓦尔纳科特斯在内的许多著名阿尔马托利首领曾经参与对弗拉哈瑞的可耻屠杀，也提交了投降表。1826年7月，这位土耳其指挥官一路畅通地向希腊东部推进。他占领了山口关隘，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比较严重的抵抗，还加强了底比斯的驻防，与埃维厄岛的奥马尔·维里奥尼的军队会师。奥斯曼帝国的联合军队，有八千人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和充足的枪支弹药，在总攻发起前进入阿提卡。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是战功赫赫的大英雄。在独立战争的早期阶段，他曾经在希腊东部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他的荣耀已经不复存在。在卫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的前中尉扬尼斯·古拉斯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

尽管扬尼斯·古拉斯现在以希腊国家的名义统治希腊东部，但事实上他更像一个强盗首领而不是一个文明的行政长官。扬尼斯·古拉斯的暴政、暴行比奥斯曼帝国更严重，以至于当土耳其人终于出现时，不幸的阿提卡农民居然向他们表示了欢迎，他们宁愿让土耳其人成为他们的救世主。瑞希德帕夏试图进一步给当地人加深这种印象，那就是为了抵抗希腊人的入侵[1]，他将分配土地，让阿提卡农民们安居乐业，甚至让他们加入有组织的警察部队。

凭借自己的聪明睿智和慷慨大方，瑞希德帕夏赢得了众多当地居民的支持。这位奥斯曼帝国指挥官率队毫不迟疑地向雅典进发并包围了雅典。当土耳其人逼近的时候，扬尼斯·古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逃离雅典，躲进卫城，还冷酷无情地拒绝了那些想要一起逃亡的市民。难民们只好听天由命，很快就投降了。1826年8月25日，土耳其人以暴风骤雨之势进攻并占领雅典。大批难民逃到卫城。这次扬尼斯·古拉斯再也无法拒绝接纳他们。

扬尼斯·古拉斯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卫城，就像曾经对迈索隆吉的关注一样。那块有着不朽历史印记的山石[2]，在它上面有一块纪念碑，这块纪念碑似乎是目前象征希腊自由的唯一标志。如果它倒下了，就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土耳其人横穿地峡进入摩里亚半岛了，因为那里现在已经没有抵抗其进攻的力量了。然而只要卫城坚持下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就是安全的。因为瑞希德帕夏无法接受在征战过后，还有一座坚固的没有攻下的堡垒横亘在向前挺进的路上。

最后，愚蠢的希腊政府终于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希腊人诅咒他们那些让迈索隆吉为之献身的统治者们的自私和不作为。可是如果卫城被攻陷，就连能够诅咒的统治者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在共同的危险面前，交战各派暂时放下了他们的争斗。

在希腊，有这么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应该有能力拯救希腊。然而，在乔治·卡赖斯卡基斯之前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位非凡人物的性格中，充斥着那种阴暗与阳光、卑鄙与高贵的奇怪而鲜明的对比，这使参与希腊独立战争的人们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据传乔治·卡赖斯卡基斯从小在伊庇鲁斯的野蛮部落中长大，凭借无畏的勇气和机智闻名。这些似乎为他赢得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特别关怀。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虽然不愿轻易饶恕他的罪行，但两次为这个年轻强盗减刑，甚至允许他加入自己的保镖队伍。除了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那里受过这样的训练，这个天生凶猛而性格奇特的人没有受到过其他更高级、更高尚的影响。阿里帕夏倒台后，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又一次回到山里。作为希腊游击队员的首领，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最终投身于希腊人的事业，将自己的命运与希腊解放事业紧密相连。然而，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爱国情怀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信任。乔治·卡赖斯卡基斯不止一次与土耳其人私下建立关系，因此人们怀疑他和奥德修斯·安德鲁斯一样出于私利而卖国求荣。当然，这样猜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如此，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异乎常人的勇气，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对希腊山民的巨大影响都毋庸置疑。在阿尔马托利游击队中流传着一句有他名字的谚语：

当有人逃跑时，他们会大喊大叫，

“傻瓜，你为什么要跑呢？

就好像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在追你一样？”

瑞希德帕夏军队里的阿尔巴尼亚人说：“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是我们唯一害怕的希腊领袖。”

带着些许疑虑，希腊政府决定委托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指挥阿提卡的希腊军队。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仇人总统安德烈亚斯·泽米斯，同意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忘记过去的怨恨，与他公开言和，并正式将军队的领导权移交给他。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知道人们不信任他，而且知道这不信任是有理由的。乔治·卡赖斯卡基斯说：“迄今为止，我知道我有时是魔鬼，有时是天使。从今以后，我决心一直做天使。”[3]乔治·卡赖斯卡基斯信守了承诺。这种新的重大责任意识，这种希腊独立自由事业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意识似乎深深扎根于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个性之中。就像起义过程中许多其他人一样，在这场彻底的民族战争的过程中，乔治·卡赖斯卡基斯从一个自私的党派领袖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从那时起，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首要目标是向雅典进发，并试图解除土耳其人对卫城的围攻。在依洛西斯，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召集了大约两千名非正规战士。除此之外，法国的查尔斯·尼古拉·法维耶上校还率领着一千名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一同向雅典的方向进发，直到查德利。然而在这里，他们遭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袭击。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率领的山民，牢牢地固守在低矮的塔楼后面，一次次打退对手的猛攻。但那些所谓的正规军，不知是出于骄傲还是懒惰，并没有认真防护，因而被土耳其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不知所措。他们的失败也影响了非正规军。当对手从侧翼包围他们时，他们只好无奈撤退。目前，向雅典进发的计划已经被放弃了。

与此同时，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支援，目前卫城的防御正面临崩溃的危险。守军中大部分是土匪和雇佣兵。不像迈索隆吉居民，这些土匪和雇佣兵可并不会完全为国家着想。随着围困的加剧，狭窄城堡内的生活条件愈发难以忍受，逃兵越来越多，而且部队还不止一次爆发了公开的兵变。为了让他们保持警惕，扬尼斯·古拉斯被迫日夜不停地骚扰对手。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部下就无法趁着茫茫夜色越过对手的防线逃跑。1826年10月13日，扬尼斯·古拉斯被杀。起初，这场灾难几乎导致卫城陷落。然而，扬尼斯·古拉斯英勇的妻子勇敢地站了出来，大声斥责士兵们的懦弱。在扬尼斯·古拉斯的中尉马克里扬尼的帮助下，她最终成功说服士兵们继续防护卫城。1826年10月23日，克里佐特斯抵达卫城，这令他们欢欣鼓舞。克里佐特斯带着三百人穿过对手的包围圈。1826年12月，查尔斯·尼古拉·法维耶上校带着六百人也成功进入要塞。不过，他只带来一批火药，并没有带来给养。然而，尽管历经多方努力，查尔斯·尼古拉·法维耶上校仍然无法再次带领自己的队伍打出堡垒。他们也被困住了。事实证明，如此庞大的额外兵力对驻军原本已经有些紧张的物资造成的压力非常大。

查尔斯·尼古拉·法维耶上校

与此同时，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曾经在阿尔戈利斯对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成功实施过一个计划，而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正努力在阿提卡的瑞希德帕夏身上效仿这个计划。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计划是据守依洛西斯和马拉松之间的所有关口，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切断土耳其人与供应基地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他们远离阿提卡。然而，瑞希德帕夏可不是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他是更优秀的将军。瑞希德帕夏认识到保持通信畅通是重中之重，并及时派出了足够的力量来确保通信安全。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又吃了败仗，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计划。不过，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尽管在统率能力上远不如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却通过手下的陆军中尉取得了一次显著的成功。这在挽回他的失败和重振希腊人的士气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826年12月5日，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成功占据在阿拉霍瓦附近的一个山口，切断了穆斯塔法贝伊领导的约两千名土耳其士兵与大部队的联系。被一群野蛮的山地人包围后，土耳其人奋勇反抗。最后，一场暴风雪为他们逃离这场无法取胜的战斗带来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准备逃出包围圈。然而，主要的出路被对手占领了，他们被迫爬上陡峭的山道。山道崎岖险峻，即使天气状况良好，也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立足点。土耳其人在皑皑白雪中挣扎，在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小径上奔逃着，却遭到紧追不舍的希腊山民的袭击。暴风雪让希腊人的火绳枪[4]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士兵们就用弯刀代替。大雪纷飞，屠杀在可怕的寂静中展开。将土耳其人全部杀光后，希腊人回到阿拉霍瓦。由于没有听到枪声，居民们就问土耳其人怎么样了。希腊人举起血淋淋的刀子作为回答。在奥斯曼帝国部队中，只有三百人左右成功逃脱。

1827年2月，通过另一场胜利，乔治·卡赖斯卡基斯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率军在迪斯托莫击退奥马尔·维里奥尼，并缴获其所有的装备和武器。这些大大小小的胜利为他在那些原始部落中赢得了战无不胜的好名声。最近阿尔马托利游击队的首领们刚刚向瑞希德帕夏投降，现在看到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取得的胜利，于是又一次以惯有的变化无常的态度转而效忠于他，并率领所有部队加入希腊领导人的阵营。现在除了迈索隆吉、阿纳托利科、勒班陀和沃尼察，在瑞希德帕夏的军队无法直接进攻的地方，希腊大陆的其他地方又重新回到希腊独立事业的大旗下。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已经成功证实，民众对他怀有信心完全没错。

然而与此同时，各路新“角色”陆续登场。为了继续推进战争，现在希腊政府几乎完全依赖欧洲人的同情。在迈索隆吉陷落后的第一次绝望情绪大爆发中，英国人在国民议会上甚至提议将希腊正式置于英国的保护下。托马斯·戈登将军及时到达，带来总计一万四千英镑的贷款，救希腊于水火。在这笔钱的帮助下，一支由六十艘战舰和二十一艘火船组成的舰队已经装备好了，此外，查尔斯·尼古拉·法维耶上校改组的正规军及被政府收编的大约九千人的阿尔玛托利游击队，都被纳入政府统一范畴。1827年年初，托马斯·科克伦勋爵和理查德·丘奇爵士来到摩里亚半岛，分别被任命为舰队高级上将和陆战部队总司令。老将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尽管名声在外，却以一种罕见的公事公办的姿态同意接受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下属的职位。1827年4月，托马斯·科克伦勋爵和理查德·丘奇爵士抵达法莱卢。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愉快地同意服从新将军的命令，而这令他更受人爱戴。

托马斯·戈登将军

理查德·丘奇爵士

1927年2月5日，托马斯·戈登将军已经在靠近雅典港的穆尼奇亚山登陆并站稳脚跟。托马斯·戈登将军的计划是加强这个基地，并将它作为向奥斯曼帝国军队营地推进的基地。这时土耳其人正被希腊人从依洛西斯向梅尼迪方向的示威转移了注意力。后面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在勇敢而热情的比尔巴基上校的领导下，一个由八百名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员组成的高级卫兵队被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队袭击并打败。五百个希腊人连同他们英勇的领袖，一起在这场战斗中倒下。而负责殿后的两千人的后防线，在诺塔拉斯和瓦索斯的率领下，没等对手露面就望风而逃。

在这次胜利后，1827年2月11日，瑞希德帕夏率兵向穆尼奇亚山进发，计划击败并赶走托马斯·戈登将军。然而，土耳其人刚一出现就被击退了。这不仅是因为希腊人的抵抗非常强烈，更是因为“卡特里亚”号向他们投射了一阵炮弹。在勇敢的亲希腊船长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上尉的指挥下，这艘舰艇已经进入海湾。

为了确定作战计划，抵达法莱卢后，托马斯·科克伦勋爵和理查德·丘奇爵士立即召开了一个战时会议。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提议再次执行他打算尝试但没有成功的计划：占据通往阿提卡平原的山口，寄希望于物资匮乏让土耳其人不战而退。随着希腊军队的增加，原本反对希腊独立的国家也不再充满敌意。此外，如果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对海洋的控制权也有可能顺利取得。然而，托马斯·科克伦勋爵的整体素质使他不屑于采取谨慎的措施。此外，正如随后其所作所为证明的，理查德·丘奇爵士根本无法确定自己将要面对的战争的真实情况。于是大家拒绝了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的提议，决定直接攻击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雅典的阵地。

1827年4月20日，一支由厄克哈特少校率领的部队在穆尼奇亚山出现。1827年4月25日，一次偶然的小规模冲突引发了厄克哈特少校的部队与驻扎在圣斯皮迪翁修道院附近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全面交战。托马斯·科克伦勋爵看到了机会，于是一马当先，只拿着一架望远镜，亲自带领部队攻击战壕里的土耳其军士。希腊军队如一股急流冲到托马斯·科克伦勋爵的面前。直到攻陷了七个较小的土耳其堡垒，士气高涨的希腊军队才停下来。法莱卢和穆尼奇亚的希腊营地与被孤立在比雷埃夫斯海角的瑞希德帕夏的先锋队之间建立了联系，开始谈判。然而在圣斯皮迪翁修道院，仍然有三百名阿尔巴尼亚人坚持着，因此现在有必要先打败他们。两天以来，勇敢的守军多次击退全力冲向他们阵地的希腊人。然而到了第三天，由于极度缺水，守军被迫投降。理查德·丘奇爵士承诺给予他们优厚的投降条件。不幸的是，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这些投降协议能被遵守。理查德·丘奇爵士和其他希腊领导人急于带着战争的荣誉出征，而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和其他几名领导人被迫随行。阿尔巴尼亚人一从修道院的大门出来就立刻被一群愤怒而兴奋的希腊士兵包围起来。争吵过后，枪声响起。可怕的屠杀开始了。乔治·卡赖斯卡基斯试图阻止这次流血事件，但只是白费力气。阿尔巴尼亚人破门而逃，遭到愤怒的希腊人追击。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感到惊恐和厌恶。他对阿尔巴尼亚人喊叫，提醒他们有权利杀了他。然而那些惊慌失措的可怜虫，只顾个人安危。少数人成功逃到土耳其人的防线，但更多的人被杀。

希腊人这种可怕的对信任的破坏是战争的一个不祥的开端。这次大屠杀令托马斯·科克伦勋爵大发雷霆。理查德·丘奇爵士也道歉了。毫无疑问，这位英国将军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既然知道希腊人又凶狠又不可靠，他原本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自己的士兵在阿尔巴尼亚人出门时靠近希腊人。此外，最重要的是，理查德·丘奇爵士本人应该亲自到场，从而确保大家都能体面地遵守投降的协议。

1827年5月5日对土耳其营地发动总攻的计划已经确定，然而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它被推迟到1827年5月6日。严格的命令已经向全军下达，要求在总攻之前不得有先头部队的小规模战斗。然而，鲁莽的阿尔马托利游击队无法忍受在对手的视线内却不采取行动。由于发烧，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正躺在帐篷里，突然被枪声吵醒。他急忙冲出帐篷，发现一队希腊前哨正与一小群对手发生激烈冲突。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立即加入战斗，试图快速击退对手从而结束冲突。然而在追击过程中，乔治·卡赖斯卡基斯走得太远，与部下走散。在对手的包围下，没等自己的士兵们前去营救，乔治·卡赖斯卡基斯就被一颗子弹射中，身受重伤。

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海外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一直渴望这场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结果过于自信的希腊人，都充满了深深的悲伤、绝望和阴郁。在奥斯曼帝国军队营地里，人们兴高采烈，士气大振。阿尔巴尼亚人的先锋部队对希腊人嗤笑道：“你们快点服丧吧。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死了。”整整一夜，这位受伤的英雄气息奄奄。当乔治·卡赖斯卡基斯终于苏醒时，他的士兵们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他身边。然而，即使那一小队前哨是受到唆使而采取行动的，但如此军纪涣散，希腊也不可能开展严肃的军事整顿并最终取胜。因此总部决定将总攻推迟到1827年5月6日，让士兵们有时间恢复一下精力。

在穆尼奇亚山和雅典之间满是橄榄园和花园，这为游击队的推进提供了很好的掩护。然而没有做出解释，也许有无法解释的原因，理查德·丘奇爵士将他的基地从比雷埃夫斯转移到法莱卢的东湾。1827年5月6日上午，主攻部队的主体从法莱卢东湾登陆。在希腊军队和对手之间有一片空旷的洼地，虽然无法为步兵提供掩护，但为土耳其骑兵提供了极好的演练基地。理查德·丘奇爵士仍然在他的游艇上，在那里他“用最不符合军事规程的方式”建立了他的指挥所[5]。希腊士兵郁郁寡欢，秩序混乱，士气低落，以一种松散的队形穿过开阔地带。突然，一大群土耳其骑兵迎面扑来，他们受指挥官指挥预先埋伏着。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希腊军队就被打散并仓皇逃窜。

托马斯·科克伦勋爵和理查德·丘奇爵士刚从游艇上下来，就看到一大群逃亡的士兵在土耳其人的步步紧逼下摇摇晃晃地冲到岸边。没等英国军官们重新回到自己的船上，这些惊慌失措的败兵就率先爬了上去。其余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将船上的枪炮对准士气大振的土耳其人并包围他们，直到败兵们登上小船逃走为止。事实上，约有一千五百名希腊人在这场可耻的溃败中丧生。

这次失败造成的影响大大超越了这场战役自身的重要性。英国军官们的到来曾经带来无限希望并受到热情欢迎，但这次战役让他们名誉扫地。人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英国军官们判断力不足，缺乏对形势的真正把握，才最终导致惨败。这支由游击队士兵组成的军队，只有富有指挥才能的乔治·卡赖斯卡基斯才能将他们团结起来，但现在也已经军心涣散。无论是将瑞希德帕夏赶出阿提卡的所有希望，还是解除土耳其人对卫城的围困计划，现在都不得不放弃。在最近的战斗中赢得的所有地方中，只有穆尼奇亚山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中。在这里，理查德·丘奇爵士坚持了三个星期，当然，更多的是为了个人荣誉，而不是为了希腊的独立事业。1827年5月27日，理查德·丘奇爵士也放弃了穆尼奇亚山。在离开前，理查德·丘奇爵士命令卫城的驻军投降，交出卫城。卫城守军轻蔑地拒绝了。他们回答道：“我们是希腊人，已经下定决心，不自由，毋宁死。如果瑞希德帕夏想要我们的武器，他就自己来拿。”然而，尽管说了些豪言壮语，卫城守军还是太乐观了。当时法国的亨利·德·里格尼上将碰巧在港口。在他的斡旋下，希腊人与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展开谈判。有传言称易卜拉欣帕夏还在从摩里亚半岛赶来的路上时，瑞希德帕夏就爽快地接受了谈判条款，因为骄傲的土耳其人不愿意再次将胜利的桂冠让给自己憎恨的埃及军队。1827年6月5日，卫城驻军带着战争的荣誉感从卫城出发，宣布投降。瑞希德帕夏站在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的最前面，保持着行军路线，从而确保大家都遵守投降的协议[6]。

现在土耳其人又成了整个希腊大陆的主人。如果瑞希德帕夏能够立刻横穿地峡，希腊独立战争最终肯定会被武装镇压。然而，瑞希德帕夏对易卜拉欣帕夏的嫉妒促使他无法将自己的帕夏领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而这对希腊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幸运的事。瑞希德帕夏没有进入摩里亚半岛，而是回到约阿尼纳。在约阿尼纳，瑞希德帕夏努力巩固他重新征服的省份。希腊再一次鬼使神差地得救了。

注解：

[1]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2卷，第231页。——原注

[2]　雅典卫城又称为石头卫城，众多的石头建筑诉说着不朽的历史。

[3]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433页。——原注

[4]　早期的一种火枪。通过将一个缓慢燃烧的油芯放入后膛的洞里点燃火药。

[5]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2卷，第143页。——原注

[6]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456页。朱里安·德拉格拉维埃：《黎凡特站》，第2卷，第137页。在整个雅典卫城投降的谈判过程中，瑞希德帕夏的表现温和而坦率，这使他受到极大的赞扬。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2卷，第153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