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春秋
要离开故乡时，爸妈扶著我站在祖宗的“神座”前，三人各执一束沉香，他们说：“孩儿今天要北上参加考试，祈祖先赐其平安。”我虽不迷信，但他们的虔诚，使我非常感动。
我只身到达台北后，住在黄同学的家，可惜那间房子很低，很暗，又小又热，上下极为不方便。在那儿饿了两天，才搬到从前旧房东（雪丽的母亲）的家，本来以为可以安静的看书，不料台北的陈记者德仁兄又来了，他先到黄同学家，扑个空，再来此地，问问谈谈。于是又登了报。此次把林伯妈的善行，全部发表出来。
考试前夕我一直无法入眠，也无法看书，看三民主义也不是，翻历史也不是，一直想著明天的情形：人一定很多，我跪著走进去，几百只的眼睛投向我这边。我该请同学载我进去，但又想到守门的校工，可能会板著脸孔说：“车子不可以骑进去！”那时大家一定都朝著我看。想著想著：明天的试题一出来，完了！都不会。唉！不可能，至少也会一两题，可是会一两题有甚么用呢？哈哈！不管不管，现在把重要的题目，看一次算了，但看一次有甚么用？唉！罢了！罢了！看作文吧！书本拿起来，那边儿瞧瞧，这边儿看看，摔过去，躺在床上，明天，决定前途的转捩点。考上了，全家欢腾；落榜了……唉！朋友们的信上最后都写著：祝你金榜题名。邻人都说：“你这么努力、这么用功，每天早晨当我们起床时早就看见你在桌前啃书了，如此手不释卷，大学非你莫取了。”啊！真不可想像，也害怕去想像。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下去了。希望能够马上睡著。因此把平时所知道的催眠方法都搬出来：先是数数字，可是越数头脑越清楚；念注音符号：ㄅㄆㄇㄈ……不知念到那个字，接不下去了，这可把心急死了，连注音符号也不会，被小学生听到了，不是笑话吗？于是又动起脑筋，数大豆：一千二千三千，喔！三千粒的大豆差不多多少斤呢？如果一斤大豆是五块钱呢？越麻烦了，终于听到鸡鸣，曙光穿进窗口，完了，考试！考个鸡蛋啦！考试。
起床后头昏昏沉沉的，草草吃过早餐，便被李同学载到北一女。刚进入试场抽出一本历史来看时，一位带照相机的人来了，他趁我念书时左拍拍右摄摄，白光几乎把我的眼睛撩乱了，我嘀咕著：“倒霉，又来了，考不上真要我去当隐士不成。”
试卷一出来，我很镇定的写著。下课后，一位年轻的记者问：“考得好吗？约有多少分？”第二节下课后，德仁兄又来了，谈了几句后，打钟入场。早上科目全部结束后，刚把房东为我准备的午餐打开，挟起一块肉，正要塞进口里时，面前突然站著两位绅士。他们几乎同时问：“你是郑丰喜同学吗？”“早上成绩如何？”答完后，他们赞扬了几句，走了。真是奇迹，大家对我会如此的关怀。
随便挟几口菜吞吞，便站在窗口休息，在那儿，我看到巍峨屹立的总统府，也看到穿梭如织的车水马龙。想不到我这乡下人竟有这么一天能站在这里（北一女的光复楼）。
下午考完后，大家拿著书鱼贯地出去了，我则低下头来整理书包，忽然听到一声：“请问，你是郑丰喜同学？”我抬头一看，正是一位娉婷玉立的小姐。我点点头。“请你跟我到报社好吗？”想推辞却没有勇气说出口，只好说：“好吧！但楼下有人等我呢！”“我们去通知他一声。”她边问边记，要穿过人群时，她紧拉著我的肩，像姊姊怕小弟丢掉一般。到了校门，白光一闪，原来摄影的记者早站在那儿等候了，她牵著我挤过马路，叫了一辆计程车，小心翼翼的拉我上车。在车上她又边问边记：“你这样很好，认为对就往前走，一点也不怕。”“这只因我厚脸皮罢了。”“你太谦虚了，其实要这样才好……同学对你很好吧？”我点点头：“他们都很照顾我。”“这是因为你本身好，别人才会对你好。”“那里！那里！”
谈著谈著终于到达了公论报的总社。带我上楼后，又是一场自小至今的陈述，拍了几张照片后：“打扰你了！抱歉！抱歉！”本来她是准备用车子送我回去的，奈因同学们也跟著来了。林伯妈（房东）知道这些事时，很不愉快的说：“你应该请他们等考完试再访问呀！”
第二天，当第一节下课后，我拿著一本三民主义，躲在一间小教室里看。一位胖子和蔼地走过来：“你是北港的郑丰喜同学吗？”“是的！”“你为甚么舍近就远，不在台中而到台北来呢？”“因为我素不出门，想借此机会见见大场面。”“你真有先见之明，到此来是对的，至少可以增加你的见闻及智识。”其实正好还趁便在此装义肢哩！他拿起一个小型的照相机，吩咐我拿著书，让他拍几张照片。照完后他说：“真抱歉，耽误了你看书的时间，谢谢！”号角一响，大家又争先恐后地入场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准备了几年，只有这两天中一试，这真正是“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了。
考完后，大家或许是天下太平，可是我呢？脑中却展开了激烈的血战，自信与猜疑，不分昼夜地在作殊死战。沮丧，欣慰，一日之间，千变万化。
在此容我抄录一篇当时陈德仁先生的报导吧：
他的大标题是：双足残缺的郑丰喜跪叩大学之门。接著他说：好学青年郑丰喜是北港高中的毕业生，他的腿部生下来便是畸形，膝盖以下三、四寸的地方，长得奇奇怪怪，右脚长，左脚短，两脚的胫都向内弯。由于双重畸形的关系，当然无法如常人一样的站立，可是他又不能不走，于是只好跪著走。一个先天足部畸形的好青年，走向大专考场！却是跪著走向考场，矮人半截的趋叩大学之门！
十二年来，郑丰喜靠跪著走的苦学精神，已顺利的走完国民学校、初中和高中的求学过程，今天，他仍然秉持著既往的那种苦学精神，忍受一切常人加诸于他的卑视和嘲笑，跪著走进设在台北一女中的大专联考考场。
郑丰喜告诉记者说，他报考的是乙组，第一填的是国际贸易系，但心里真正想念的，却是法律系。依照心理学的观点，这种畸形者争取权力欲的潜在意识，其发生是必然的，他可能是想读法律系，争取权力，以补偿自卑的心理。
但是，根据他的不同解释，又显得另有道理。他说，他想读法律系，将来接触的人数多，问题也较为复杂，这些问题人物，可以供给他许多真实的人生写作题材，他的最后希望，是从事于写作，写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跪著走路上学的青年，对国文很感兴趣，经常有文章在云林青年和北高校刊发表，其他数学、史地、三民主义的成绩，虽不如国文那么好，但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最感伤脑筋的是英文，这次参加大专联考，他就是为英文一科放心不下。
他在北港高中求学的时候，在他班上，他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学期的成绩，都在前五名以内。他预计如果考得正常，这次大专联考，考个三百分是没有问题的。
郑丰喜这次不辞远途，舍近就远，从北港到台北考区考试，他说：这是因为平常难得出外一次，虽然跪著走很不方便，可是他有一位同学叫黄培钰，他愿负责他的交通问题，因此就跟到台北来报考，见见大场面，增进见识。
几天以前，他们二人到台北来以后，找到另外一个北港同乡，四个人合起来，以二百元一个月的租金，在齐东街租了一间只有四席大的阁楼。他跪著爬到那间小阁楼，楼梯又窄又简陋，很难再跪著爬下来到外边去买东西吃，结果饿了两天，后来想这样子不是办法，于是那位黄同学将他送到他迁到台北来的旧房东那里去住！
郑丰喜的旧房东林月烟女士，去年才从北港搬到台北来。她告诉记者说，郑丰喜在她那里住了六年，他确是个好学的模范青年，又懂得人情道理，可惜生下来小腿以下就是畸形，只能跪著走路，加上更不幸的，他家里很穷，人口多而耕地少，常常交不出房租和伙食费，为了鼓励他残而不废的好学精神，后来食宿全部免费，使他安心读书。
这位女房东去年要迁到台北住的时候，临走还特别交代她的小婶，千万不可以收这个苦学青年的食宿费。上个月，郑丰喜还没来台北以前，她又写信给他，告诉他台北既无亲戚，行走又不方便，欢迎他到她的家去住，她非常同情他不幸的遭遇。
对于这位好房东，郑丰喜表示由衷的感激，他说：她确实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看待。
郑丰喜的家的确很清苦，他要到台北，很想把脚踏车也能一块儿带来，可是运费要五十二元，他付不出这笔钱，结果只好免谈了。他到台北来，跪著走，他的同学黄培钰看了很难过，就到他的舅舅那里借了一部给他，解决行走的困难。
古人说：得道多助。郑丰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犹能自助自强。因此，许多人同情他，帮助他。
一个台北的接义肢专家徐锦章，在郑丰喜还没到台北以前，看到本报的报导，特别赶到北港去看他，本来约好在联考前免费为他接义脚，可是怕妨害到考试前宝贵的复习时间，因此，现在决定考试后就去装义腿，以便可以站得跟别人一般高。
云林县各界已为郑丰喜准备好升学基金，如果他考得取，他的学杂费是不成问题的；万一考不取，他希望考夜间部，因为他是腿部残废者，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可以投考。不过，他仍然充满信心的，今天，他跪著走进一女中考场，等到放榜时，他希望是考取了，义腿也接好了，大步的迈进大专之门！
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对残而不废努力向上的好学青年郑丰喜，深表嘉许与欣慰。潘厅长说：青年郑丰喜残而不废，好学不倦，此种精神足为时代青年楷模。他表示：郑生家境贫困，祝福他能在此次联考中获得录取遂其宿愿，如有困难我们愿予帮助。
──中华日报──
我的大学生活
别人的大学生活是甜蜜的、美妙的、多采多姿的，像诗、像歌一样；但我的大学生活是艰苦的、枯燥的、悲惨的。别人的生活要是绿洲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是沙漠。虽然我也有过歌、有过诗，也有过其他。但是，我为了生活而再拼命，为了学业而再奋斗，为了婚姻而继续挣扎，终于在千辛万苦中，我吃尽了人间冷暖折磨，在坎坷人生路上，战胜了残疾，克服了逆境，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我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再奋斗、再折磨、再挣扎的阶段。
如愿以偿
有一天报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大字，写著：“苦学青年有志竟成，郑丰喜已考取兴大，努力不懈，终于如愿以偿。”
注册前夕，我到北港拜访戴校长，他赠送给我一千五百元的学费。并鼓励我说：“希望今后，仍本著以往的精神继续努力，继续奋斗，以自强不息。”
新生训练那一天，我仍然穿著高中时代的冬季制服，骑著单车，正要走进学校时，恰巧同学们排队出来。我只好抱住门旁的电线杆，看著他（她）们往东院走去。等人走光时，我才赶过去。当我跪在礼堂前面张望时，有一位教官走过来问：“小弟弟！你要找谁呢？”“我……法律系……。”他又问：“叫甚么名字呢？”“郑丰喜。”他立刻招手叫一位女同学过来：“你去法律系叫一个郑丰喜的同学来！”我急了。我说：“我就是郑……郑丰喜呀！我是来参加新生训练的。”他呆了半晌才说：“你！你也是大学生哦！”最后他才请她带我去找座位。
这天，大家都穿著短袖的白衬衫，只有我这“乡巴佬”穿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并非有意要“标新立异”，只因我，嘿！“不喜欢”花钱而已。
下午是各班自由活动。自我介绍时，同学们一直盯著我看，有的说我是“新闻人物”，有的说我是“下港人，草地佬”，还有人说：“像这种人，也来上大学，真是奇迹。”不管他（她）们怎么说，怎么笑我，反正，我明天就要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考完大学，在林伯妈的陪同下，于大桥头旁边找到了徐大夫。
他开始卖力的为我设计“脚”了，他要我“站”著，让他看看著地点，要我坐著，让他了解“坐的姿势”，要我脚伸直，让他了解“站”的“直度”，要我脚弯曲，让他观察弯的“程度”，要我前后摆动，让他了解所占的“空间”。他左拍拍、右照照，照不到的，他就画，画不到的，他就观察、思考。他要我趴著给他画，侧著给他画。为了要顺其自然，依脚的形态，套双“鞋子”实在不是简单的事。尤其像我这双“怪脚”，两肢迥然不同。适合右脚，不能适合左脚；适应左脚又不能适应右脚。更惨的是右脚，静止时与行动，姿势完全不一样。即静时是正的、动时是歪的，坐时骨骼正常，站时骨骼凸出。
为了这双脚，徐大夫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抽烟一会儿，沉思一会儿。从窗口走到工作室，再从工作室走到窗口。拿著一条布尺，量量膝盖，量量弯脚。比比凸出的部份，比比弯曲的地方。费尽他所有的精力，绞尽他所有的脑汁，最后才制出左脚来。右脚更难了，因为它会“变形”，不断地装装脱脱，增增减减，尝试又尝试。终于人力胜天，他“发明”成功了。当第一次帮我“套上”两只“铝脚”时、我激动、呐喊！我就要和常人一样站起来了。啊！上苍“欠”我的两只脚，现在就要还给我了，怎不叫我流下高兴的眼泪呢？安好后，徐大夫叫我：“站起来！”我依他的吩咐“站了起来”。因为突然多了这两块“肉”，重心不稳，哗啦一声，我像棵树般地倒下去了，旁边的人都走过来，伸手要帮我扶起来，我谢绝了他（她）们的好意，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地，机械地，攀著椅子站起来。当我企图向前走时，脚底老是不对劲，不是踏在脚跟就是踏在脚尖。我像初学溜冰的人，更像踩高跷的人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徐大夫请人拿了一根拐杖给我，然而当我以它来做“护身柱”时，它“靠不住”了。一滑，便使我跌倒了。大家看到我“笨手笨脚”的，“神经失灵”的样子都哈哈大笑。而且往往要帮我扶起来。但不管跌得多重，跌得多难堪，我总是咧著嘴角笑，总是靠著自己爬起来。
摔了又摔，但摔不破我坚定的信心。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终于我告别了爬的岁月，甩掉手上的拐杖，抹去心头的悲伤，坚强地、乐观地站了起来。
第二天，中华日报写著：“人工巧补天残，温情弥补缺憾。徐锦章装义肢，郑丰喜站起来了。”“装妥义肢，举步向前，踏上人生新的旅程。”“今后他会不会勇敢地面对人生，自强不息地奋斗下去？依照他过去的奋斗精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看他握著拳头，举步向前迈去，一定是有前途的。”（这些只是标题，非全部内容）。
装上义肢后，我突然高了一尺多，虽然右脚尖会触著阔裤管，但一切尚称良好，不注意的人是看不出来的。记得有一天，班上有一群同学在闲聊，突然有一个同学问：“记得自我介绍时，有一位跪著走路的同学，开学后，为甚么没有见过他呢？是不是不念啦！”大家异口同声说：“是呀！怎么再也没见过他呢？”我笑了，他们莫名其妙的问：“你笑甚么？”我说：“我就是他呀！”大家听说都呆住了。
还有一次，当我骑车要到街上逛逛时，正巧碰到我的大姊。我问她：“阿姊！你回来吗？”她呆呆的看著我，半晌才毫无表情的说：“你没有到外面赚钱吗？”我奇怪了，她怎么会这样问呢？我说：“我刚刚放假回来。”这时她打量著我的脚说：“你怎么也跟人家穿起皮鞋来呢？”“我这双脚都是假的，你还不知道吗？”这时，她才恍然大悟的“掉泪”了。回到家，她还告诉妈妈说：“丰喜这么一变，连我都不认识了。在路上碰到，我还以为是二叔的那些孩子哩！”
自己的同学，姊姊都不认识了，何况是别人呢？所以我经常遇到向我打听“郑丰喜”的人。唉！站起来的滋味真有意思。然而每逢再看到那些爬行的儿童时，我仍不免会难过一阵子。因为我虽自立了，但还没有办法去立人。
日记数则
九月二十七日：天气凉了，大家都穿起长袖外套。这叫我怎么赶也赶不上。记得前些日子，我才特地花六十元去买一件白衬衫来“应时”，现在大家又开始穿长袖的，只有我还穿著单衣。还好，今天雪丽母女从高雄回来，送我一块西装的布料及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待我太好了，其实她根本就不是以前别人想像的那种人，只不过是嫁给一位比她多十五岁的“老”人罢了。中午，在林伯妈的凑合下，我与雪丽结为异姓兄妹，从今起，她就是我的干妹了！
十月一日：本来我以为可以“安身”了，因为林伯妈在我来台北时，她也搬回台北：所以我就住进了她的家。可惜，她们要搬了，我不得不到对面的林太太家去住。临别前，我向她的独子文雄兄告别，他是台大毕业的，人很好，对我的“打扰”并不在意，还时常鼓励我。他说：“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存有让人同情的心理，那些廉价的同情！对你来说是一种成功的障碍。坚强些，凡事靠自己。”对于两个月来的吃住，分文不取，他说：“就以这些，做为你继续奋斗的鼓励吧。”
今后的吃饭问题，林伯妈有个建议，就是请饭店老板天天送饭来吃，因为她怕我“行动不方便”。但文雄兄反对这样做，他说：“你要同大家一样，去排队，去磨练，否则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请人送饭呢？”他又说：“不要怕苦，不断地磨练自己，默默地耕耘，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啊！文雄兄实在是一位仁慈、有学问的青年，我会朝著他的指示去做。
十月六日：当我搬到林太太家时，我认识了黄正雄学长。他是一位活泼、斯文、健谈的青年，对文学、演讲都有一套，交友甚广。今天中午，当我趴在案上写“汪洋中的破船”时，他很感兴趣的说：“能不能借阅一下？”“当然可以！并请多多指教。”他一拿去，就躺在床上翻将起来。上课铃响了，他还沉迷的翻著，第一节都快结束了，他才边看边穿鞋子。临走，他说：“本来我想一口气‘欣赏’完的。不！因这些是你的血泪结晶，不能，也不忍用‘欣赏’，应该说拜读才对。但因时间的关系，只好留著回来再看，你不介意吧？”
下课后，他匆匆地赶回来，立即脱去鞋子，上了床，又起劲的翻阅著。看完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他认为这本书不但对教育有帮助，就是对广大的社会也有鼓舞的作用。最后说“赶快写下去，我等著看你的大作。”
十月九日：今天，隔壁的陈太太来找我，叫我有空时去帮她看家。她家“住”满“十姊妹”“锦雀”“鹦鹉”等等，臭气冲天，若非为了活下去，我才不答应咧。
十一月九日：今天陈太太给我一百元。而且不必再去看家了。因为我失职，让她的“宝贝孩子”与李太太的千金“打仗”，把玻璃打破了。
正愁失业时，罗同学介绍我去“替人值夜”，月薪两百四，也好，反正有甚么工作，我就做甚么工作。
二月二十日，高中毕业时，台糖总公司的王总干事，曾打长途电话给戴校长，谓：只要是蔗农子弟，他便要资助上大学。所以我拿著校长的介绍信去溪州找他。正好他外出，只好去台幼找王夫人（黄云凤女士）。她见是我，很是高兴，除大大的夸奖、鼓励外，还派人送了两碗面来。当她知道我要赶路上台北时，更是热心地为我设法，找了好几部车子，但都落空。最后她找到了一部崭新的“经理”车，请司机帮我载到彰化站。临别时，她扶我走出来，鼓励说：“好好研读，他日能为社会伸张正义。”
坐在最新型、最豪华的轿车里，真舒服、真过瘾，想不到一位“贫苦的农家子弟”，竟能坐这种车，简直就像作梦一般。
三月四日：今天，大伙儿约到故宫博物院玩，因为他们大部份都骑摩托车，或乘公共汽车，只有我骑单车，所以，很早就顶著风与沙去了。等了好久好久，他们才一载一载的来，而且马不停蹄的呼啸而过，招手说，还要再往山上去。我失望了，望著他（她）们飞奔的向山的那边驶去，竟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老庄也很为我抱屈，所以他决定陪我逛故宫博物院。买了票，扶著我观赏著历代的文物，使我眼界大开。回家时，有位住士林的女同学，邀请大家去她家玩。我尾“追”大家，披满一身风霜，本想到她家避一避。然而我失望了，不是为别的，只因她家是“皇宫”，里面全是“地毯”，我“卑微”之身，并拖著“铁脚”不便踏进去。当我为了这双不便脱鞋的脚，而偎立门外时，经常照顾我的李哲征同学说：“老郑！我背你进去好了！”我几乎流泪。主人看到都不表示欢迎了，我又有甚么面子被人背进去呢？因此，我呜咽的说：“谢谢您！李兄。我先走了。”我推出车子时，眼前一片模糊。咬著牙说：“好吧！我要奋斗！我要比你强！”
三月二十九日：好久没有去大龙峒看郭伟英妈妈了，她是一位经常为我祷告的基督徒。今天我同李哲征、杨忠海、林子去。郭妈妈拉著我的手说：“我很不喜欢看到你来，你知道吗？”我心一跳“为甚么呢？”“因为每当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会为你流泪。”她真的流泪了，接著她又说：“但我又不能没有看到你，因为如果几天没有看到你时，心中就一直不安著，一直挂念，不知你生活得怎样？所以，总而言之，你还是要常来就是了。”
挣扎
未到台北以前，我总是想著：只要能考上大学，就可以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完成学业的。然而，事实却相差甚远，为了工作，我到处碰钉子，到处吃闭门羹。
刚到台北的时候，我在郊区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每天晚上，我就拖著尚未习惯的义肢，骑著单车，沿著甬道，穿过稻田去为她温习功课。然而一个月结束后，家长给了三百元，并且说：“以后免来了。”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我“跌跌撞撞”“摇摇摆摆”的跑那么远的田路。我知道，这爱面子的社会，要有美如“明星”，健如“选手”才可以“吃香”的，而我呢？只有失业的份儿。
还好，这次的失业期间不长，我又托人找到了工作，然而这次的工作消息，所带给我的快乐却弥补不了所带给我的创伤。因为本来是约好六七位要来的，后来一知道我是一位跛脚时，除了一个外都吓跑了，而剩下的那一位，也只“硬”著头皮来的，只上了一个月就溜了。我内心非常的沉痛，难道像我这种人，就得永远被人唾弃吗？
没有家教时，我找到了一份批改作文簿的工作。可是倒霉事不断而来，正巧遇到高雄闹出“跑堂包改作业簿”的新闻，教育厅山申海令，禁止老师请人代改作业簿，结果我的工作又吹了。
当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时，有人建议我去擦皮鞋，然而，擦鞋工作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单纯，不是一个箱子，一把刷子，几盒鞋油，几张破布就行了。他们有组织、有派系，别人是不能随便加入的。我也曾想去送报，但征送报生的条件都要“体健”，除非自己找到相当的订户，不得已也只好试试看。因此，我一家一家的扣门找订户，有些主妇硬是要得，一知道我要送报，都自动的把其他的报纸退回去，准备看我的，然而这些人为数不多。大部份的人都说：“已经有了。”或说：“我们看x报，只要七折。”更有些在我背后说：“他脚这个样子，行动不方便，不把早报送成晚报才怪哩！”唉！世间“人情似纸张张薄。”难道帮一位残缺的、饥饿的，连这点“委屈”都不肯吗？真使人痛心极了。因此，报纸非但送不成，反而招来一大堆的“闲话”与“议论”，最后，我陷入绝境。
我永远记得那串没有工作、没有钱的日子。肚子饿了的时候，只好到专门批发白饭的店里去，买它一块或一块五毛钱，再买上五毛钱的花生或豆腐乳。躲在屋角吃将起来。有时，连五毛钱也没有的时候，就得喝白开水度日。往往喝不下那无色无味，平淡的液体时，就依照小时母亲教我们的治饥方法──先吃盐巴，等口渴了再喝。如果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时，才狠下心，将读过的书或字典拿去旧书摊卖，得点钱到学校吃顿“像样”的饭菜，因为学校餐厅，不管你吃几碗饭，都是一块半。我就贪这小便宜拼命的吃，有时连吃四五碗。真是“一餐可抵两餐用。”现在想起来仍不禁脸红，而唏嘘泪下。
一穷，甚么都需要钱，房租也到期了，一想到房东太太那两颗灼灼“讨债眼睛”就使人心惊肉颤。每当放学后都不敢马上回家，总是在学校或同学家逗留，一直挨到深更，趁她熟睡了，才悄悄地爬上床。早上，公鸡一啼，就一骨碌地溜出去，在学校洗把脸，顺便喝几口自来水，便算解决了早餐，可是这种日子并没有延续太久。有一个早上，由于下雨的关系，晚了一步出去，就被她撞见了，她拉长脸儿，指著我的鼻子骂：“你还要溜吗？我告诉你，我这间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希望你马上搬出去！”我呆住了，在这种环境下，我那里去找房子呢？谁愿把“吉屋”租给“残脚的人呢？”啊！命运！你给我的一切，未免太残忍了；你简直逼得我……。
“好吧！我出去一下，最迟明天搬。”说毕，推著车，顶著雨，来到同学的宿舍，此间斗室，刚好有个空铺位。所以说搬就搬，同学们冒著雨，一趟又一趟的帮我搬书桌、搬椅子、搬其他。至于一百块的房租，因尊严的问题，不敢让同学们知道，所以尚未还清。
她也真是的，为了那些房租几乎天天到学校来要。有一天她又找上门了，我躲过不及，被她撞个正著，正吵得厉害时，庄同学才代我还他。
当困苦之际，我并未退却，也不求人帮忙。仍然咬紧牙关，拼命地逛旧书摊，跑图书馆，藉著书本上的情节来麻痹肚子的饥饿，以精神上的享受来弥补物质上的缺乏。
然而恶运却一直纠缠著我不去，正当穷苦潦倒之际，我用以代步的车子丢了。我著急，我呐喊：天啊！难道你忍心眼睁睁地看我如此挣扎吗？难道你有意让我沉沦毁灭？我喊著！我叫著！泪水在眼眶下泛滥著。拭干泪水后，我紧握双拳怒吼著：“恶运！来吧！来吧！你再来吧！我永不倒下，我要克服你，我要战胜你！”
同学情深
单车失窃的第二天，沈同学匆匆地来告诉我：“老郑！我要怎么办呢？”“什么事让你这般烦恼呢？”他说：“庄同学说你车子丢了，希望每位同学缴五十元给你买一部。”“给我？”“是的，我们是好朋友，我也是穷鬼（其实不是）可以不缴吗？”这一问，我打了个寒颤说：“你当然可以不缴，就是缴了，我也会还给你的。”“哈哈！那好极了，我先缴给庄，庄给你的时候，你再给我吧！”除了“点头”外，对这位“好朋友”能再说些什么呢？记得这位同学会因怕我向他借钱，所以先装“穷”而向我借一百块，当我向他要时，他赖了，他说：“已经早就还你了，我每月都有薪水领，难道还会拖债不成。你是不是饿昏了头，饿著肚子想‘吃人’？”我那里是饿昏了，简直是气昏了。钱借他，反而招来一阵的奚落与侮辱，世上“人情”何在！“天理”何在？还好他“吃”到我，否则不被人揉成肉团才怪。
次夜，是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当我以“写作”来麻痹胃口时，房东的“哈利”吠了，随著开门声闪进一位撑雨伞的影子，当他进来时，我才认出是庄信雄同学。他将手上的面包递给我：“吃吧！不要客气！”他好像洞穿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的样子，所以一再催我：“快点吃吧！”我仍装著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掩饰我的饥饿相。我感慨的说：“这么晚，天又下著雨，承蒙来关照我，这恩惠怎能报答呢？”“说什么话，同学就是手足，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谈到这里，他从口袋抽出一叠钞票及十位同学的名单：“请别客气，这是同学们的诚意。”“诚意”我想起“好朋友”来，这十位同学是否还有其他“好朋友”呢？而且我怎能平白向他们要钱呢，因此我坚决的告诉他：“谢谢您，庄兄！我感激您的关怀与帮助，也请您转告他们。大家的诚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无功而受禄。”他说：“不！你一定要收下来，本来大家是要买车子给你的，但因不知那种车子对你比较合适。”“谢谢！我真的不会收下这‘恩惠’的。虽然我没有车，没有脚，也没有其他，但我有勇气，有两手，对这种困境我是有能力克服的。”庄很激动的说：“无论如何，你要收下这些，我不忍再看到你这般的虐待自己。”怎么办？收嘛！往后在班上怎能抬头呢？不收嘛！同学都已经缴了，要庄去还给他（她）们，同学们会怎么想呢？诚如庄说的：“会下不了台的。”最后我想，与其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让老庄吃亏，不如让大家来“轻视”我好了。因此，我在噙著泪水下，收受这份“友情”。
临走前他问：“这些够不够？如果不够，我再替你凑一些吧！”他待我太好了，天下如果没有这种人，那些可怜的人，不知要再痛苦几倍呢！
当他走后，我捏住那把钞票，多少温暖流入我的肺腑，它熨干了我的泪水。但另股情绪又涌上心头，不！我不能接受帮助，我要自强，我要把这些“钞票”还给大家。
第二天，当我一一道谢，一一还钱时，百分之九十的失败了，我屈服在他们的“诚心”，屈服在他们的真情，唯有暂时饮下这杯“温暖”了。
摆旧书摊
我永远忘不了，是怎么样才去摆旧书摊的。那时，我再也找不到工作，再也赚不到钱果腹时，我走上了“变”的道路。我藉著逛书摊来麻痹自己的胃口，藉著书上超现实的生活来做粮食。就在此种情形下，我找到了工作──替阿婆摆旧书摊。
这是一篇以第三者眼光看我的文章。兹抄录如下：
学校放学了，一大群的学生围在老板的面前听“盖”。他自称是：初中没有毕业，当他念初二时，由于环境的逼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求学的机会，如今想念已经迟了。他还夸赞学生们的好命“多么幸福啊！有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天天背著书包上学去，要是我，我不知要怎样的努力呢？”其实他这段无非是鼓励大家用功罢了。
他的怪癖是，喜欢高谈阔论，只要有人听，他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口沫横飞地谈个不休。更怪的是，他永远穿著那一套：头戴长舌帽，灰色的外套，阔裤管的卡其裤。而故意把帽舌拉下，遮住大半个脸，和金曲小姐一样，一直不露半点蛛丝马迹。
有一次，一位建中的学生问他：“老板！你长得这么帅，为什么不去做其他工作，而要到此来呢？”这一问他呆住了，他低下头想：我真的这么帅吗？错了！只是别人看不出来而已，我是有缺陷的。但他感叹的说：“这年头，人浮于事，那里去找工作呢？有这种工作做，算是不错了。”记得他第一天到此来，并非专程来找工作的，他只不过是在走投无路，穷苦潦倒，想藉逛书摊，摄取精神上的安慰，来弥补物质上的需要罢了。没想到，当他到达厦门街与牯岭街附近时，他怔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令他心碎的画面，一位古稀老太婆，显然是劳累过度，老态龙钟的坐著打盹，旁边一位嚎啕大哭的小男孩，穿著一件极短的脏内衣，凸眼，鼻涕泪水糊了一脸，下身光著，疝气很厉害，好像是哭出来的。他很不忍心，所以毛遂自荐，愿意替她们看顾旧书摊。
摆旧书的人，十家有九家，壁后都藏有黄色书刊的，当然他这一家也不例外，老板娘时常提醒他“那种书”放在箱子后。但是，每当有人来向他问：“老板！你有没有‘小本的’。”或“那种书”或干脆的说“黄色的”他都摇摇头。有一次，一位熟知“内情”的人不悦的说：“你是不是要留著自己享用呢？”这句话使他难受了好一阵子。他何尝不愿多赚钱？只不过他一直认为，这种书留著对社会无益，而且有害。为什么要昧著良心去犯“罪”呢？所以虽然屡遭顾客的不谅解以及老板娘的冷面孔，但他仍然不把那种书拿出来。他只能说是好公民，不能说是好商人，因为他不会做生意，人家都喜欢的，也是获利最高的黄色小说，灰色小说，他不卖。他偏偏欢喜人家买他的“成功之路”“励志文粹”“青年修养丛书”。更绝的是，如果有人向他胃“三民主义”“苏俄在中国”“国父遗教”或“风雨中的宁静”时，他就优待再优待，打折再打折，甚至买一送一。他想，反正这些旧书都是按斤买来的，再便宜也不会让老板娘蚀本。
他也不是完人。因为他曾经没有告诉老板娘而把他喜欢的书“拿走”。虽然他时常用他卖了“一天的生命”换领书本，但他对书是贪心的。他一来便不断地看书，他想把书架上的书全部看完，但他失望了，因为每当读了一半时，就被人家买走了。
由于书看多了，自然也不免要涂它两笔，刚学涂鸦的人，对作家都有无限的崇拜。这事也巧，在他阅完“艺林散记”的第二天，该书的“作者”李x安出现了。当他知道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语言声音，极尽巴结的能事，又是羡慕，又是恭维。最后李告诉他，他想来拿几本书，他不敢怠慢，马上请他“多多照顾”。一本又一本的堆，至少也选有两百元了。当要付钱时，他告诉他“我与老板娘有‘交付计算’你请老板娘中午到我家来。”他太老实了，送走后，他乐得不得了，中午便满怀喜悦的告诉老板娘。她说：“完了！完了！又被骗了，上次，我妹妹被他骗去了五百元。”他后悔了，惭愧得无地自容，“竟”被一位不学无术的人骗了。
有一天，一群大学生围过来，他正好在作笔记。他们惊奇的问：“老板！你也在念书吗？”他急著回答：“不！不！这是替人家抄的。”他说：“抄一本多少钱呢？”“随便他们送的。”“那以后我们也请你帮忙抄好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拍著他的肩膀并叫著：“老板！这本多少钱呢？”当他转身过去时，两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真没想到，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络的同学，竟然会在这儿相见。他们互吐别后的情趣，当然，变得最多的是老板，因为他以前是用爬的，现在装上义肢，却“站起来了”。
事实上，他还有一段曲折动人的过去，他小时候曾被人当作玩偶，辗转各地卖艺，稍大以后，危难和困苦又不断折磨他，但他却凭著不气馁的奋斗精神，在自助人助的社会温暖下，不但站了起来，而现在更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的奋斗精神，也已赢得同校一位女同学的崇敬，共同读书游息，编织友谊。
二四年前，他出生于云林县口湖后厝村，那是一个近海的小村，土地贫瘠，位置偏僻。
他是家中第八个孩子，呱呱堕地时，上身如常，双腿却畸形弯曲，不能伸直，也不能站立，父母虽然慈爱，亲戚邻居却不喜欢他。
由于家中只有几分土地，人口众多，父母和年龄较大的兄姐，都整天外出工作赚钱，他留在家中，没有人照应，好像在自生自灭中长大。
从出生到五岁，他都不敢见人，不肯出门，好哭，父母为他烦恼，却想不出好办法。忽然有一天，村中来了一个卖草药的老人，带著一头猴子，看到他，向他父母表示愿意带著他，他的父母勉强同意，从此，他就与老人，猴子为伍，离家流浪。
他当时上身和大腿发育正常，只有两条小腿蜷曲，无法站立，行走都用手辅助爬行，因此，两臂强健。那个卖草药的老人，就教他模仿猴子的行动，与猴子合作，表演四足爬行、身体倒立，玩吊竿、悬索等把戏，吸引观众。
他现在认为那个老人对他不错，辗转各地，使他增加不少见识。
流浪生活惯了，回家不久，他就想念老人和猴子，常常偷偷地爬到村口探望。可是，他每次走出家门，总会引起好奇的村民和顽皮的孩子围观，这些人好像看怪物，有时还会对他嘲笑，玩弄或欺侮，他受不了一次次的侮辱，天天向父母吵著要离家，那几年，他家又添了二个弟妹，家境更差。父母受不了他的纠缠，他就离村约一公里外自己的田里，搭了一个茅寮，派他十三岁的五哥郑文瑞，陪他住茅寮。养一群鸡鸭，躲开别人的骚扰。
据他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过得最困苦，他爬行著和五哥一起种菜，找蕃薯，田螺和泥鳅作为食物果腹，他现在还能回味起那些带青草昧的滋味。
那段日子里，他也没有衣物穿，热天还好，到了冬天，他白天只穿一件姐姐的夹衣，晚上与哥哥一起躲在一堆破棉絮里瑟缩。就这样，他与五哥，在那个茅寮里过了三个冬天。
台风对人有害，可是，民国四十二年有一次台风，却转变了他的命运。
那次台风，刮走了他与五哥蜗居的茅寮，大量的雨水淹没了田地，他五哥恐惧地背著他逃回村子，在看不见路的原野里，跌跌撞撞，摸索了半天才回到家。当时，五哥的两条腿，被荆棘刺伤多处不断流血，母亲开门看到后，禁不住抱著他们兄弟俩痛哭失声。从此，他母亲再也不让他回到田野去了。
再度回家，他已十岁，经过三年来的独立生活，爬行动作迅速，也会做家事了，可是村中没有学校，他的父母没有念过书，兄姐也只有小学程度，因此，全家对他的前途毫无计划，只留他在家帮忙照顾弟妹。
他当时对邻居孩子上学颇感兴趣，可是，最近的文光国校在距离一公里外的邻村，他不能走去，小学又没有寄宿，因此，虽然学校派人来调查通知他入学，父母并没有办法。
有一天，邻居赵姓的孩子，答应背他到学校去玩，那个孩子把他背到学校后，有一位吴姓老师对他非常关怀。以后，他就经常要求别人带他去学校，有时自己爬去学校。学校中的老师发现他很知上进，就再度劝说他的父母，终于，他在十岁那年秋天，正式进入国校读一年级。
从此，他每天快乐的上学，有时请人背去，有时自己爬去，读完一年级，大概年龄大了，了解得多，考了第一名。他父亲奖励他，花了一百元新台币，替他买了一辆小孩子用的两轮车，经他苦练后终于学会了骑车。
他读书非常用功，小学六年都是全班之冠。
小学毕业前，有人说他不能考中学，他的父母也认为无力让他读中学，就叫他跟四兄去学做铅桶，不参加学校举办的课外辅导，他的老师李震霹感到奇怪，找他问明究竟，鼓励他继续读书。
那时他的身高只有九十四公分，考前到口湖乡卫生所检查体格，又遭到难关，医生不肯开及格证书给他，经过文光国校的李龙腾校长各方交涉，才顺利报名参加考试。
幸运的，他考进北港初中，校长苏本煌也对他很爱护。
这时，他读书方面已很顺利，但家庭供给不起他住校的生活费，幸而有两位好心的妇人林月烟和黄烨，先后收留他寄宿，另有一位米商姚日俊，请他当家教，指导二个孩子，使他解决了生活和住宿的费用。
初中毕业后，他又顺利的考进高中，以前帮助他的人，因为他勉力奋斗，仍然助他。
他读高中时，曾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他考上高中，同学因他行动不便，替他代办了注册，因此，很多老师都没有见过他，上课以后。老师避免伤他的自尊，也没有对人说起班上有一个只能爬的学生。有一天，他爬著去上课时，被校长看到了，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召开会议，研究是不是可以收留这个孩子。
会议桌上，该校训导主任郑炳源，基于“有教无类”的教育信条，认为他的功课很好，力争留他在学校，使他又逃过一次难关。
不久，该校来了新校长戴博文，看到他热心向学的精神，非常感动，接洽了台北一家专门制造义肢的徐锦章先生，免费替他装了一双义腿，结束了他二十二年的爬行生活，站立了起来。
他在学业上顺利前进，高中毕业后，虽然考入中兴大学法律系，但却没有钱可以来台北上学，这时他的两个母校──北港省中和文光国校──分别帮忙他。他的家庭，全家最高的只是小学程度，就在他家乡二百多户的村子里，他也只是少数进入大学读书的青年。
因此，他的父兄，也尽量节省来接济他，可是他了解自己的家境，不肯多用家里的钱。到了台北，他一面读书，一面找工作赚钱维持生活。
他当家教，批改作业，代人值夜，各种短期性的工作都做过来了，最近，什么工作都找不著，就来替人看书摊。他就凭著这一点点钱，乐观地，默默地继续奋斗。
进了大学，他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十万多字的稿子，用它时时激励自己。他希望将来在法律方面有点成就，报答社会的爱护。
大学二年级时，他的奋斗精神，受到一个吴姓女同学的敬仰，她不但时时与他一起研究功课，还时时照顾他的生活。
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女友吴小姐也在旁边，当他谈那些曲折的过去，他与她的眼中都有盈盈的泪光。（联合报）
继钊与我
继钊与我，是在一个夏季里认识的。那时，我们经常在系研究室里看书。有一天，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红著脸儿走过来说：“郑同学，请教一下好吗？”我羞怯的说：“我……我不知道……会不会？”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我曾经多次的偷瞄过她，今天她竟然站在我的眼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幸运”，使我不知所措。她开朗的说：“你太客气了，其实谁不知道你是一位最用功的同学呢？”结果，我“七十铜，八十铁”的说了，她很满意，我却觉得没有好好地“发挥”。日后，她又问我一题“何谓选择之债？”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恐怕在室内讨论会吵到其他的同学，因此提议到室外，她同意了。于是，我们离开研究室，来到校园外面的树下，坐定后，我便口沫横飞的“盖”将起来，她则频频点头。“盖”完后，我们没有立刻回去，继续聊了一些“题外”话，在这次谈话中我知道她也念法律系，她说：“早在两年前，即高二时，我便知道你了……”我诧异的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呢？”“那时，你不是曾经上过报吗？你的苦学精神，真值得我们效法哩！”我惭愧的说：“那里谈得上什么精神呢？不过是厚脸皮，硬著头皮‘爬’出来罢了。”“郑同学，太谦虚了，其实像你这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青年，谁不钦佩呢？”
想不到两年前的一段“印象”，却能在此结成奇缘，而更妙的是，她的朋友梦玲──我的同班同学，托我帮她们找房子，正好隔壁陈太太的房间空著，于是，她们就搬了进去。搬家那天，继钊是那群“乔迁”的一员。“邂逅”的那霎那，我们真是惊喜交集。从此，我们成为芳邻，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有一次，梦玲请她陪同，来向我借笔记。那时，我正好埋头在写一篇自传──汪洋中的破船，继钊很感兴趣的说：“能不能借我拜阅一下呢？”我说：“恐怕你看不‘懂’吧！因为这些草稿，划了又划，圈了又圈，杂乱无章，而且‘台湾话’很多！”她说：“没关系！没关系！”结果，她将稿纸带走了。过了几天，她又将稿纸抱回来，问她读后有何感想。她笑了笑说：“很动人。可惜……。”原来她懒得看，希望我能讲给她听，越详细越好。于是，我开始回忆我的往事……我一生下来就是战斗、我要与命争、要与贫穷争、要与残缺、寂寞搏斗。虽然皇天不断地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但却不能灭减我对生存的意志，征服恶运的雄心。讲到悲伤处她为我落泪，讲到精采处她为我高兴。当她为我泣不成声时，我会安慰她：“阴霾再浓，阳光总有出现的一天，如今我不是和大家一样活著吗？”
这种乐则同乐，悲则同悲的心灵，使我们的友情进步神速。又因故事很长，无法一下子讲完，所以我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更增长我们的“情苗”。当她听完我的故事时，流著眼泪说：“你太伟大了，在我的心目中，你并没有缺陷，有缺陷的应该是我。”她解释说：“因为我虽有健全的身体，但却没有去发挥它们的功能，有等于没有。与你比较之下，我们的‘健全’是多馀的，是浪费的。”她很诚恳的说：“郑同学，以后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有一天，我告诉她：“我不但家贫，而且脚又不好，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被我连累，所以你最好……。”“你以为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是为了你家的钱吗？”顿了一下又说：“而且外表的缺憾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好好的努力奋斗、独立自强，将来成功了，别人只记著你的伟大，不会想到你的缺陷。”她举了许多例子来鼓励我。如又聋又哑又瞎的每伦凯勒，小儿麻痹的罗斯福，失明的左丘，膑足的孙子，哑巴的贝尔。当我听完她的“金玉良言”时，既惊喜又感动，没出息的眼泪竟在眼眶里滚著。望著她，我发现了灯塔，发现了阳光。
由于我们相处的日子多了，也就招来不少的闲话。有人讽刺我：“你在走桃花运了吧？真没想到，上帝对你这种‘人’还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呢？”“老兄啊！身穷！财穷！志千万不能穷，尤其‘追’女孩子更不能‘穷’。”有的更露骨的说：“别自作多情吧！也不想想自己的德性。”她也受到无数的“劝告”。x同学说：“毕业后，找个理想的对象不难，为何要跟一个有缺陷的人在一起呢？”她却告诉劝她的人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单凭外表来论断。或许你们尚未了解他，所以不知他强人的一面。”她更动人的一句是──“只要能够协助他成功，我愿牺牲我自己。”当我从梦玲口中听到这句话时，我哭了。
我们的交往愈来愈密，我们一起研读，一起郊游。平路我用脚踏车载她，遇到斜坡路她就跳下来帮我推车。她扶我走崎岖的山路，扶我走高低不平的石阶，替我解决一切困难。她帮我洗衣服，缝钮扣，并且牺牲暑假的休息去参加工读，不辞劳苦地从合江街到安坑国小代课，将所得的钱，悉数资助我。为了使我英文进步，她鼓励我去美尔顿补习，缴不出补习费时，就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提一部份来帮忙我。为了使我的生活惬意，文章进步，她极力鼓励我投稿。每当我有事情要办时，不管是接洽报名、成绩单、奖学金等，都由她来当跑腿，有些人固然很激赏她的“友爱”“服务精神”，有些人却故意为难她，讽刺她说：“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要替他做事呢？为什么不叫他自己来呢？”为了我，往往使她吃尽闲气，羞辱与折磨。但每当我向她道谢时，她又总是说：“能帮忙一位值得帮忙的同学，可说是人生的极乐，也是我的荣幸。”一同吃饭时，她都替我端汤，盛饭。雨天，她会撑伞来“带”我回家。没有一样事情不为我设想周到的。
然而正当我们沉迷在爱的蜜汁里时，她的父亲知道了，立刻来了一封限时信，要继钊离开我，免得将来大家不愉快。同时也有一位曾“追”过她的“表哥”来恐吓我，不许我再同他的表妹来往，否则他要整我。他说：“真不知量力，也不想想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体，谁愿把女儿嫁给你呢？”是的，依客观的条件来说，我是不敢奢想娶她的。然而，我们相处已经三年多了，大家都已付出相当深厚的感情，怎能分离呢？她一方面不能不顾残酷的现实，不顾父母的警告；另一面又不能不为我著想，为自己的感情著想。这种左右为难的思想，日夜折磨著她、煎熬著她、刺激著她，使她矛盾、难耐，有时她真的狠下心来，避不见我，藉著种种的方法来忘掉过去。可是每当经过我住的地方看到我那扇熟悉的红门，发现我痴痴地等她归来，或听完梦玲数说我的沮丧、悲痛时，她又肝肠寸断，发誓要战胜环境。
就在期终考的前几天，继钊失踪了，找遍了学校，找遍了她亲戚家，都未发现她的芳踪。当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前途、学业、爱情都完了。难道这会是上天的恶作剧，祂真的有意安排我走进发疯的道路吗？
期终考完后，我乘著南下的火车，不顾一切后果的冲进她家。原来她是支持不了那种种的打击而“逃”回家的。她一再哭诉父母：“唯有和他在一起，才有生存下去的勇气。”可是父母为了儿女的将来著想，考虑得太多了，他们一再强调：“嫁给一个残脚的人，一定会受到数不尽的折磨，数不尽的揶揄。”然而由于她意志的坚决，利用种种的方法甚至以死来说服、哀求。举出我许多往事来证明“他和常人一样”，并强调我强人的毅力，气质。加上我一再保证“一定要使继钊过得比别人美满、愉快的生活。”
终于，他们心软了，含著泪抱著继钊痛哭一场。哭过一阵子后说：“你们结婚可以，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聘金十万。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当我讲出这个数目时。大家都咋舌。有些人还笑我没出息：“娶一个太太还要付那么多钱，简直是要你的命么。”是的，十万块在我来说是我的致命伤。这天文数字曾让我辗转难眠。但我告诉讥笑我的人：“今天我并非要娶一个‘太太’，要是要娶一个单纯的太太的话，我可以毫不考虑的拒绝。然而，我娶的是继钊，是娶一位为我牺牲一切的继钊。她──一位女孩儿家，肯为我，能为我承担这么许多苦，我如果没有勇气胜过这个‘挑战’，难道还算是男子汉吗？”为了她，不要说是十万块，就是一百万，一千万我都肯答应。所以我毫不犹疑的接受了这个考验。
何处是归程
毕业虽带给我欣喜，带给我兴奋，然而比欣喜、兴奋更强烈的是对前途的忧郁。“世路崎岖，人海辽阔，扬帆待发。”竟要我这艘破船驶向何方？
我曾计划继续深造，然而那庞大的学费感到棘手，我也曾想到法院当名法官或律师，然而对那高考却不免生畏，僧多粥少，那有“破船”的份。有时曾想到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实习，见识见识，然而除了对八百元的待遇愤慨外，更对那些黑吃黑的社会感到厌恶。我更想在台北市某一私人公司干一干，然而这广大的“大台北”却容不下我这艘“破船”。碰钉，吃闭门羹，层层折磨后，我的热忱冷却了，抱负退缩了。因此，当骊歌声起，我哭了，毕业竟是失业的开始。踏出校门，我徬徨惊恐。停下脚步，坐在校门旁边的石阶上，望望巍峨的校舍。在这里我曾躺在草地上，梦过，也曾躲在教室的一角吼过、哭过。以前曾为它老逼我缴学费，使我胼手胝足，遍体鳞伤感到厌烦。如今却因它的可爱、温暖，使我幸福、长大而不忍离去。
校园内充满著穿学士服的同学，正在那儿装模作样，摄影者正用他的灵感，捕捉那永恒的回忆。我是孤独的，虽然过去，我与她亦曾双双对对过，然而毕业的前几天，当我向她求婚时，她把一切决定权推给她的父母。因此在毕业的这个日子，我孤单，寂寞，事业没有，学业结束，婚姻趋于冰点，前途茫茫，何处能容下我呢？
有人说：人在最痛苦，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必定会想到他的“本”。是的，正在走投无路，到处碰壁的情况下，我不能再坚持“男儿志在四方”了，所以我想回到那偏僻、贫困、沿海的家乡去服务。
当我决定走教育这条路时，许多朋友都劝我，同时提供许许多多“不适合”“要站”“要活动”甚至“不能当”的“宝贵资料”。我亦曾受到这些顾虑而辗转难眠，如果连老师都不能当的话，那么我要怎么办呢？同学说的也是，做老师要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教书的时候，必须站著，我的义肢是否能承担得住？我的体力是否够支持呢？升降旗，大风起兮，会不会将我刮倒呢？越想越惶恐。然而我重新站了起来，握紧拳头，挺起胸膛，乐观的步出校门。朝著直达中南部的火车走去。
我爱“口中”
由于北高戴校长的推荐以及“口中”廖校长的协助，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故乡任教。
故乡，虽然给我打击无数，刺激无数，甚至以残酷的现实，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它是可爱的，它是温暖的，这里有我的爸妈，兄弟姊妹，这里有我的亲戚朋友。这里更有无数鼓励过我，关心过我，帮忙过我的人。虽然这里有强烈的风沙，这里有炎热的太阳，没有柏油路，没有像样的楼房，甚至没有大商店，但我不怕，因为我就是在狂风暴雨中长大的，我就是在没有物质享受的岁月里度过的。我只享受著这里的人情味，享受著这里诗样的生活。尤其在口中，这里有和我一样贫穷一样吃苦的学生，有和我一样赤脚，带地瓜签上学的儿童。这里尚有孜孜不倦，和和睦睦，亲爱精诚的同事，及脚踏实地，平易近人的校长。虽然我曾受过部份学生的轻视，骂我“跛脚”，本可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但他们是无知的，未成熟的，可怜的，只有把这种“过错”推给自己，没有把“礼节”教好。虽是这样，但我所受的鼓励，帮助，尊敬却远超过这些好几倍，不管同事间，朋友间，我经常得到他（她）们的鼓励、帮忙。他们常自动的替我解决难题，有远行的时候，他们会用车载我去。爬阶梯，遇斜坡的时候，他们会扶我上上下下，主管也给予多方的便利，同学们更是对我百般协助。曾在一串有洪水的日子，同学们都成群结队的为我推车子涉深水，女生们也经常来帮我汲水，洗衣服，在路上遇到我拿著较重的东西时，他们都会抢著帮我拿。往往我会被他（她）们的举动，感激的掉下泪来。
以前所担忧的一切，自此才证明完全是多馀的，因为我不但可以站，而且一天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仍然不会感到疲惫。放学后，我仍然可以和那群灵活活泼泼的学生们打桌球，打棒球，甚至玩篮球、排球。每当夕阳西下，就有一大群的学生们围在我的身旁。吵著要我讲述过去的往事，讲述一些他们认为好笑的生活点滴，星期假日，他（她）们都喜欢约我骑车到海滨玩。有一次因为沙滩太软，鞋子容易下陷，于是，我被一群同学们抬著走。我自信，我是最幸福的，虽然我有别人所恶的双脚，但却有比别人幸福的感觉。
第二年，我太太又蒙廖校长的器重，也加入口中的行列。自此，我对口中更为喜欢了，因为我们夫妻能够在此“夫唱妇随”“晨昏照顾”，偶而我们携手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读书研究在一起；欢笑畅游在一起。没有悲伤，没有不如意。早晨，我们沿著田间小路，去捕捉清凉，捕捉山影的美丽。傍晚倚偎在水圳上，欣赏著落日，诗意。
故乡就是有这么许许多多的人情味、吸引力。因此，有一次，当我到校外演讲时，有位校长邀我“搬”到他的学校去。当时我毫不加思索的“谢绝了！”因为我爱故乡，我爱口中。
结婚
未结婚前，结婚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遥远遥远，渺茫无际的名词，因为一般都说：“像他这个模样，走路地上爬，清寒至极，谁敢嫁给他呢？”连我家人也一样，对我的“结婚”伤透了脑筋，兄弟们都说：“除了当和尚外，别无他图了。”爸爸妈妈曾想拼老命，将田地卖掉，到山地去买个“姑娘”。可是，我想通了，自己肚子都填不饱了，还要一个“姑娘”来受罪，于心何忍呢？反正这社会又不是没有光棍，又不是没有“独身主义”者。
说实在的，高中以前，我连作梦都不敢梦到“结婚”。但当我大一时，我和一位故乡的姑娘邂逅了，我们不久就谈得很投机，别人都说，我们在“恋爱”了。因此，我受到许多人的“羡慕”，也受到许多人的“讥笑”。他（她）们笑我不自量力，家贫身残还要同人家“恋爱”。那时，最高兴，最得意的要算是我的父母与兄弟了，哥哥们经常打听我：“发展”到何种“程度”，如果一“成熟”就先“订婚”，五哥还常说：如要订婚！我的戒子随时可以拿去“用”。爸妈更是笑脸常开，好像即将释下重担似的。
然而，世事多乖，我们连“正题”都未提起半个字儿，便谣言四起搞得满城风雨。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反对我们的交往，警告她说：“如果再跟那位跛脚的来往，你就永远别再回来，否则就打断你的狗腿。”这晴天里的霹雳来得太早了，我抱头痛哭，这命运所给我的一切不太残忍了吗？难道我连寻找另一半的权利都没有吗？然而为了使她尽孝道，使她父女和好，我只好承担一切的痛苦，带著破碎的心，离开了她。人世间，因福得祸者有之，因祸得福者亦有之。当我离开她后认识了妻（继钊），我们更谈得来、更投机、更相爱。终于比梦更美、更动人的日子来临了，当她的父母同意我们结婚时，我是何等的快乐呢？
我永远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她的亲戚分别由屏东、台南赶来。为了使她们方便，为了使婚礼隆重，我们的洞房就设在嘉义永兴大旅社，宴席设在嘉宾阁。
那天中午当我去做“新郎头”时，妹妹来叫我说是旅社那边有一大群记者在找我。当我步入旅社时，果直一群记者拥过来，大家向我道贺后，有的递名片，有的自我介绍，一时真是热闹非常。他们请我坐下来，谈谈我们的恋爱经过，谈谈我的奋斗史以及“今天”的感想。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不平凡的奋斗与不平凡的恋爱。”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问这问那。我笑著，兴奋著，一遍又一遍的讲述我的“故事”。后来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周钟霖先生也匆匆忙忙的走过来，他要我坐在床上“亮相”，他听完我的故事后，竟为我流下了眼泪。听说，他也是一位苦学出身的，怪不得较容易同情“苦难人”。他的结论是：“今天，要是我是你的叔叔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甚至会花更多钱，更隆重的来为你们办这件喜事。”临走时，他握著我的手：“朋友，继续奋斗吧！我们愿期待你更灿烂的明天。”
傍晚！我们挽著手去向她的亲人告别。然后，坐进豪华的“新娘车”。在乐队的吹奏下，我们驶过最热闹的市区，并在圆环绕了好几圈，然后才驶进嘉宾阁。我们挽著手，幸福的、亲密的，步向结婚礼堂！早就莅临的电视记者们不断地向我们照过来，亮且热的萤光灯以及记者们此起彼落的镁光灯，照得我们眼花撩乱。两旁亲友们的掌声、炮声、奏乐声、几乎震破屋瓦。我看到老母亲杂在人群中，立刻趋向前去，叫了一声“妈”，她含著泪以粗糙的手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妈妈实在太高兴了。”当时要不是大家都在看著我们，我定会投入母亲的怀抱的。走近台前聆听证婚人──戴博文校长的祝词。记者们仍然不断地照著。
今天参加的人，都是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人。其中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李守孔夫妇。北港姚日俊夫妇，戴校长夫妇，还有徐锦章夫妇，庄信雄夫妇，雪丽母女，以及其他老师、同学，而最难得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的侨生也来了。我曾受到他们夫妇许许多多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帮忙。会场中最活跃的要算是我的胖叔叔郑偕的了，他很是高兴的陪著大家喝酒。他！别看他胖嘟嘟的，现在可能有百万家产呢！未成功前，他是最落魄的：他制过烟，做过酒，卷过丝线，养过牛，栽过洋菇……。虽然失败又失败，却从不退缩，从不灰心。终于在嘉义首创矿油提炼厂。这次婚礼可以说全由他包办的。
洞房花烛夜，我抱著新娘流泪了。但这不是悲伤而是兴奋。想不到一个地上爬的穷人，想不到一位自小受尽苦难，折磨的残者，竟然有这么一天──结婚了，而所结婚的对象，竟是一位大学毕业的江西小姐。啊！当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的微笑了。
一则小故事
婚后，我们乘车回到屏东娘家，除了饱受厚待外，还听到一则故事。
有一天，当我坐在岳父的面前时，他告诉我，他与这个家的故事。继钊的祖父，是江西望族，除了江西外，四川还有田地、商店，其财产之多连他本身也估计不来，所以当地人都称他为“财神爷”。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继钊在重庆出生，因天气奇寒，冰天雪地冻得她全身发黑，岳母穿著大皮衣裹住他，连续了三天三夜，才使她恢复正常。八月，赤祸蔓延至重庆，他们不得不背著弱女跟著国军辗转逃难。
到台湾后，住了一年的台北大旅社。因为初到台湾，他们带了许多钱。后来迁到屏东来，尚未来得及把行李拆开，便遭小偷光顾，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身上所穿的衣物。这种由巨富跌进赤贫，就等于从天堂掉到地狱一样。他们悲伤！愤怒！这是谁所造成的？这是谁所给予的？
为了生活，为了子女，为了回故乡，他们只好自强，只好把这变异置之度外，携手合作，共同撑持这个面临破灭的家。虽然两人在大陆上都是“少爷”“千金”，然而，此时又不得不去做仆人，下女的工作。这种“突变”使他们苍老、生病。长期的忧郁苦干下，岳父得了胃溃疡，岳母也得了肋膜炎。两老“以气相湿濡”“断肠人安慰断肠人”，当时继钊最大，但也不过是八、九岁，其他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弟妹呢？所以，岳父服务的单位，曾经有人呼吁救济，但被他坚决地婉拒了，岳母躺在病床上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一般人都断定她会死的，想不到吉人天相，在最贫困的时候，由当地卫生所多方的协助，后来竟痊愈了。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流泪了，想不到她们竟也有过如此的悲惨遭遇。
临别前夕，岳母把那包聘金，原封不动的退给我，微笑的说：“我们只是考验你而已，想不到你竟然有这种勇气与抱负，拿去吧！”我太感动了，马上从里面抽出两叠：“这些是要孝敬您们的，请别客气。”岳父岳母几乎同时说：“现在还早，等以后再说吧。”是的，以后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孝敬两位可敬的老人家。
吾女至玉
至玉出生前，我曾不止千百次的烦恼，因为我一再为自己的遗传性发生困惑。
有一堂讲到与遗传有关的课程时，我硬著头皮，举手起来问：“老师！我……我会遗传吗？”老师露出白牙笑著说：“可能不会吧！”他的话是不肯定的，可能不会，当然也包括“可能会”的成份。
要是会遗传，那么苍天真是要丧我了，难道我所受的侮辱、作弄、耻笑、欺侮、折磨还不够？还要再令我的后代“继承”这种“十字架”？我悲观了，如果证实会遗传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宁愿独挑这种揶揄。
当我疑惑这问题时，母亲一再地保证“不可能”。她的理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孩子会畸形的话，那么，我与你爸爸也应该有一个畸形才对，也就是说，正常的人不一定生正常的孩子，畸形的人也不一定生畸形的孩子。”尽管母亲一再的安慰我，但仍然不能释怀。每当看到妻鼓起的肚子时，我就想到“脚”的遗传。我曾买过几本有关遗传的书，可是，由于不是专家，“术语”与“实例”仍然不能“相及”，最后还是一样悲哀，难过。我自己也相信，可能会遗传，因为我认为生物的演变，乃是先天的突变与后天的进化交替的结果。
所以，我的心情随著孩子的出世，一天比一天惊喜，一天比一天焦虑。终于产期届至，我陪她到省立医院，那天正好是一月一日，大家都放假去了，只剩下几位值日的护士，所以任她痛得死去活来。看到她那种“最高级的痛苦”，使人既不忍心又感慨。母亲正好也在我的身边。想到母亲生我时，必定也是如此吧？那么，一位母亲为了生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场苦斗。顺利了，生个“孝”或“不孝”的子女；失败了，只好以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天下不孝的子女，我倒建议让他（她）到“产房”去看看，听听母亲为我们的哀号，也看看她们为我们所流的“血”“汗”“泪”。然后，再看看她们对婴儿微笑，听听她们低沉、温柔甜蜜的“儿语”。
她被母亲扶进“产房”，我坐在门口倾听著，想著：我就要当“爸爸”了！我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是，如果生下来，脚像我要怎么办？怎么办呢？突然“产房”传来一声最美丽，最动人，最宏亮，最可爱的哭声。我站了起来，等待著他的光临，玻璃门打开了，妈妈从里面出来，我迫不及待的问：“脚怎么样？”“四肢健全。”啊！我实在太高兴了。当时的喜悦，简直无法用笔来形容。
至玉就这样来到我的家。
至玉的来临，带给我无限的欣慰。她像是“犛牛之子”。我爱她超过我自己，虽然她长得不像我，像继钊，但个性却有点像我──倔强、害羞。
她现在才一岁半而已，但一举一动有时却比我兄弟那些三、四岁的小孩还要聪明可爱。她七、八个月就会吃龙眼，而且肉吃完，核子尚知吐出来。因此家人都称她为“吃王”，除了“吃”外，她还会“舞”，一听到弟弟的吉他，或其他的音乐，就会手“摇”脚“踢”。在电视机前面更是活泼，她会学著明星转身子，虽然还不会讲话，却会咿呀咿呀地跟著歌星唱。
因为我们都在外做事，至玉就交给母亲来照顾。我们一回家，妈妈就口沫横飞的数说她的种种。听说有一次，妈妈病了，蹲在地上呕吐，她看到了，便一边哭一边拉母亲起来，见母亲流泪，还会用小手指去“划”干。爸爸也说，至玉真是个奇才，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尚未看过一个小孩子这么聪明。
她著实很懂事，好像知道我是“异人”似的，每当我回家时，她就跑过来抱著我的“脚”摸一摸，有时还会拿小圆椅子放在我身旁，然后拉著我的手要我坐下。第一次看到这种动作时，我感动得紧抱著她，流下激动的眼泪。她也很慷慨，只要她手上有东西，只要她周围有人，定会把手上的东西，一个一个分给大家。因为我们家是个大杂院，孩子特别多，看到她跑过来，跑过去的分零食给比她大的孩子吃，我与妻欣慰地笑了。
啊！吾女至玉！一位未满两岁的孩子，我能希望她做什么事呢？在此只寄望她将来，以其爱心去爱她的民族，爱她的同胞。因为我曾受到广大人群的爱，也希望她去爱广大的人群。
潘厅长的召见
说来我也够幸福的，到处受到温情、鼓励与安慰。当高中毕业的时候，报纸曾大大地鼓舞著我，使我受到广大社会的帮忙与协助，甚至当时的教育厅长也曾以书面在中华日报表示：“对郑丰喜的这种苦学精神，甚表欣慰，祝福他此次联考能够顺利录取，日后如有困难，我们愿尽力去帮助他。”
在我二年级上学期时，突然接到学校当局的通知，要我填表，领取由特种教育基金委员会所拨放的奖学金一千元。从此以后，每学期不少，直到毕业为止，我就靠著这些奖学金来完成学业。所以在找到工作，安定下来的时候，我想到了他──伟大、仁慈的厅长，本来想直接去拜谒他，但自感身分卑微，不敢冒昧，只好写一封信，向厅长致最高的谢意。想不到信寄出不久，立即接到特教会蔡明悌先生的来信，谓：“奉交下……拟亲自到贵府拜访慰问，请示路程车班与时间。”我太激动了，金钱上的帮助，已经没齿难忘了，尚派人要来慰问我，像这种厚待怎么敢当呢？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蔡先生来的时候，正巧我与妻回屏东娘家去了，使他扑个空，怅然而归。回去后，来信说：“有空再来。”然而不久他病倒了，入院开刀。知道这消息后，我为他难过，也感到抱歉。于是，我同内人赶到台中去，好不容易上楼，找到了特教会。可惜，蔡先生出差去了，在惆怅的当儿，里面的小姐问：“找他何事？”我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她很热心的说：“那你可以直接去谒见厅长嘛！”
当我们在厅长室的几位人员招待之下，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厅长的接见，因为他那时正在会客室与一群外国人谈话。有位年轻人拿了一张便条，请我写下来见厅长的动机与其他。不久，那群外宾出来了，年轻人将我的“便条”递给厅长。我们夫妻俩就在他的指引下，心跳的走进厅长室，潘厅长笑容可掬的请我们坐下，因为我们从未见过“大人物”，所以不敢太接近，只坐在沙发椅的最旁边，厅长却和蔼的说：“坐过来！坐过来！”他的垂爱，他的关怀，使我们内心的恐惧消失了。因此，我们有说有笑。他是幽默的、是开朗的，对我们是仁慈的、博爱的。听完我的故事时，频频点头，并且一再地夸奖：“不简单，了不起。”后来，他微笑地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呢？”当我陈述著我们过去“相识”的经过时，他很是感动，并且极力称赞她的“伟大、不平凡”。他曾经问起我的家，我的学校，我的生活点滴，他没有官架子，更没有官腔，简直就像家人话家常，以致在他面前，我们轻松、愉快、无所不谈。
在约一点锺的谈话中，他三次同我握手。第一次是，当我们进去时握手表示“欢迎”，第二次是，听完我的求学经过，握手表示：“别灰心，别向环境低头，成功就在眼前了。”第三次是，将离别时，握手表示：“别后，希望你更加努力，对教育作更大的贡献。并预祝成功！如意！”当我蹑脚走那滑溜溜的地板时，他在身边一直扶著我，这种举动使我终身难忘。走出会客室，那年轻人及部份工作人员都站起来送行，他还帮我提行李。临走时，厅长告诉我们，以后如遇到困难，可以写信跟他联络，只要可能，他愿替我们解决一切。当我们走出走廊，他还站在门口吩咐道：“下楼梯要小心点。”于是，我与内人，带著满怀的喜悦、欢畅与感激离开了最富人情味的教育厅，最令人崇敬的厅长。
演讲
x月x日。忽然接到北港高中戴校长的一封信，信上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北高第十九届的创校纪念日，假依仁堂举行纪念大会。希台端能出席大会，报告你的奋斗简史，以鼓励在学同学及时努力读书……。”看完信后，我兴奋、激动、欣喜、惶恐，一股复杂的情绪萦回脑际。国小时代的“演讲比赛”又浮在我的记忆里，创痛、悲愤，已成过去。现在我要上台“演讲”了，怎不令人兴奋呢？尤其我一再地梦想著，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位演说家，希望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我的经验、我的思想。犹记过去，我总爱“站”在桌旁，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学习老师或大人物讲话。想不到现在，竟要像“大人”一样地站在大众面前讲话，这种突如其来的消息，怎不让我雀跃以及心跳呢？
记得家长会会长陈先生说完后，戴校长站在麦克风前说：“今天，我们特地请到我们的校友郑丰喜同学。他可以说是我们创校以来奋斗成功的第一人，现在就请他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奋斗经过吧……。”此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我有点怯场，很不自然地走近台前：“我最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此话一出，台下掌声四起，笑声纷纷。我开始“话家常”了。从出生到流浪，从流浪到再流浪。还有田间生活──忍著寒风吹打，烈日熏烤；光著身子到处捡燃料，吊著竹篮捡花生、捡田螺、抛著篮子捡地瓜。爬著汲水，捕蝗虫。以及四处张罗学费缴房租，避房东，再挣扎。最后谈到了我的现况──结婚、任教。此其间，有好几段是用吼的、用叫的，也有好几段是呜咽著讲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情绪激昂，语无伦次，不知是否“流利”。但我看到男同学大部份都红著眼眶，女同学也频频拭泪，而最使我惊讶的是：连戴校长也落泪了。
我在这次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多少年来，上苍不断地用贫困、残疾、交迫来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但它最多只能给我暂时的挨饿、受冻。深信它考验不倒我！折磨不死我！为了生存！为了人性的尊严！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握著拳头！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勇敢地、乐观地，接受上苍所给予的一切挑战。”
最后，我要同学们以他（她）们的身体、家庭、环境来和我比较，要求他（她）们，充分发挥上苍所赋予他（她）们的优越条件，好为多难的家邦造福。
下台后，掌声历久不衰。林蔡议员（现为监委）握住我的手说：“此次，你对他（她）们的鼓励实在太大了。”走出礼堂，有位与会的校长告诉我：“搬到北港来吧？”当我带著满怀的喜悦、轻松离开北高时，尚有一群学生们站在校门口目送。
此次的演讲，是我第一次的演讲，也将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演讲。
徐督学的鼓励
徐督学是一位仁慈、和蔼、廉洁、平实的教育家。记得六十一年度的上学期末吧！学校上上下下都在传言，省督学要来。于是大家不免紧张一番，其实徐督学并非如一般所想像的“毒蛇”那么可怕，他来了，带给口中一场热闹。那时，因为我没有住老远的地方，是专任教员，所以上完课以后，就回家煮饭去了。当我在井边洗米时，本校蔡组长从老远的地方就喊著：“老郑！老郑！”“什么事？”他报告说：“听校长讲徐督学很关怀你，他想看看你，所以校长要我来……。”听到这消息后，我兴奋得眉开眼笑，徐督学为什么会知道我呢？他是听厅长谈起？或留心报纸？还是校长告诉他的？抑或在阅览资料发现的？不管那一样我都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让我感到荣幸，感到兴奋。回到学校，校长正在中廊等候，见了我，愉快的说：“徐督学想见见你，你同我上楼去吧！”来到校长室，徐督学见了我，站了起来。校长介绍说：“这位就是郑老师。”他握著我的手：“辛苦了！辛苦了！近来好吗？”听到他这么一问候，感动得几乎讲不出话来。他示意我坐下，笑容可掬的问：“你住在那里？”“家里生活如何？”“爸爸妈妈都健康吗？有没有孩子呢？”我说：“有一个。”“男的还是女的？”“是女孩。”“放在这里吗？”“放在家里，给我母亲照顾。”“那你们轻松多了，要照顾一个小孩，须要花很多的工夫，晚上还得起来忙……。”“是是是”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又关心的问：“你兄弟多不多？父母和谁住在一起生活呢？”我告诉他说：“兄弟很多，有七个，爸妈现在与我们一起生活。”他奇怪的问：“兄弟那么多，为什么父母要你来奉养呢？”我笑笑说：“因为现在我的经济比他们好点！而且他们为我所花的心血也比其他的兄弟多，所以我乐意这样做。”他点点头说：“是的，现在你们两位都能赚钱，比他们耕田的要好得多。”最后，他再度握住我的手：“但愿你继续努力、奋斗。祝福你进步，成功！”临走时他问：“上下楼梯没问题吧！”唉！一位毫无半点架子。毫无半句官腔的督学，平易近人的风范，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第二学期，他又莅临本校，这次他来时，我正好在教同学们“作文”，他走过窗口时，向我挥手致意，仍是那么和蔼可亲。当天降旗典礼，他上台去讲话。他说：“你们每位同学，对‘决心’一定有特别的体认，为什么呢？”他继续说下去：“今天我在北高。戴校长问我，放一段录音带给我听好不好？他说这段录音带对学生的管教很有帮助。因为他们曾经放这段录音给一位犯了错的同学听，结果，他惭愧的流泪了。向校长表示澈底的忏悔。他还告诉我，这段录音带是由他们北高第九届毕业校友，也就是正在贵校执教的郑丰喜老师所讲的。在此我因时间的关系，不必重复。相信你们对他都比我更了解，我在此只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位的身体都比他好，你们的家庭环境比郑老师富有，你们的条件也比郑老师优越。那么郑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你们一定也能，甚至还要超过他才对。”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的“教育”演说。因为这是出自徐督学心底里的话，是他有感而发的。我也没有这样激动过，徐督学的每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里。我激动、我兴奋、我注视著徐督学，眼睛湿润了，学生们以尊敬、钦慕的目光投向这边。我握著拳头：“这只是开始，我的前途尚遥远，但我有信心继续奋斗下去。”
徐督学回去后，听同事说，他到四湖也曾把我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的话，虽非当面夸赞我，但这种鼓励，比任何方式还有作用，我一定会努力下去的。
不久，一件更令我兴奋的消息发生了。有一个升旗后的日子，校长走过来告诉我：“徐督学要我转达他的意思，他希望你能将过去的奋斗史，写成一部书，他愿意替你呈给上级，以便教育更广大的社会。”
自从听到这消息以后，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徐督学不择细流，有意提携我。以这既贫且残的身分，竟能得到上级的帮助，怎不令人兴奋呢？而惶恐的是：像我这样的文章──生涩、幼稚，像我这样的环境──苦多于乐，只赚取他人的泪水，不赋予他人的欢笑，有人要看吗？如果对社会不能尽一点微薄之力，那不是辜负了徐督学、戴校长、廖校长以及所有关心过我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