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阿博莱特到底是不是个讨厌鬼，这就要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当他谈起自己的早年生活的时候，他的同伴们倒是总能听得津津有味。不过，他的故事早就传开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据他描述，他的父亲曾经在乡下当过牧师；而自己在幼年时期就受到邻家一名富有的老处女的青睐，并在对方的资助下完成了教育，从入校启蒙到大学毕业，可谓一帆风顺。就在马克完成学业，离开剑桥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就像为家人长鸣警钟一般，父亲留下了几笔未结的债务；与此同时，也留下了施恩布道的好声誉，给他的继任者做足了好榜样。然而，无论是警告还是榜样，效果似乎都差了那么一些。马克从老处女那里领了一笔钱，跑到伦敦求发展，据大家所说，一来二去，他就勾上了几个靠放债为生的人。不过据他的资助人和别的老相识所说，马克似乎一直靠“写作”维持生计；但若是问到他具体写了些什么，除了那些催人寄钱的信件之外，似乎又有些乏善可陈。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定期光顾剧院和音乐厅，毫无疑问，他一定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对颓废低迷的英国戏剧口诛笔伐，再写出几篇聊以充数的批判性文章罢了。

马克在伦敦住了三年，却接到一个喜讯（自然是从马克的角度来说）——他的资助人去世了，却把遗产全都留给了他。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蜕掉了一切足以成为“传奇”的属性，纵身一跃变成了“历史”。他还清了欠账，甚至翻身做了主人，摇身一变成了别人的资助人。他开始投钱资助艺术创作，高利贷者发现马克·阿博莱特不再写信要钱了，以往接受马克投稿的编辑们也常常会收到免费投稿，甚至还有免费午餐的邀请；出版商们时不时地要帮他出版一些袖珍版的著作，但马克自己会承担所有的相关费用，而且从不提版税；他还经常邀请年轻有为的画家和诗人共进晚餐；甚至还带领剧团展开巡回演出，四处做东，大兴铺张奢华之风，争为人先。

帕尔那索斯山（parnassus）是希腊的一座高山，在福基斯境内，名字来自海神波塞冬和一个仙女所生的儿子。此山是阿波罗、缪斯、狄俄尼索斯的圣山，是诗歌的源泉。在《神曲·天堂篇》中亦有提及。此处引用是为了表现马克先生对于诗歌艺术的狂热。 他并非大部分人口中所说的“势利小人”，因为粗略说来，“势利小人”已经被定义为热衷于老爷做派的偏执狂；如果要下个比较严格的定义的话，马克的“势利”更近似于一毛不拔——毕竟第一种定义对那些袭爵的贵族老爷们来说有些不够友好。毫无疑问，马克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但如果有一名演员经理和一位伯爵同时需要他来接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然后向对方大谈自己与但丁的友谊——自然是指神交——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浮夸自己和某位公爵的交情。他虽然是个势利小人，但绝不是最下三滥的那种。他确实钻营攀附，却对社会上的趋炎附势不感兴趣，反而对艺术曲意逢迎；他确实是个攀登者，但让他念念不忘的不是征服险峻的黑山，而是到帕尔那索斯山巅朝圣 。

当然，马克的慷慨也绝不仅仅限于对文艺的赞助，也包括资助他年近十三岁的小表弟，马修·凯莱。马修·凯莱早年的境遇与马克简直如出一辙，亟待资助者的拯救。马克出资供小表弟凯莱求学，又将他送进了剑桥深造。毫无疑问，马克最初的动机并没有牵扯到什么俗念，只是为了偿还他在幼年时接受的慷慨救济所欠下的人情账，好踏踏实实、名正言顺地上天堂；但随着这男孩一天天长大，马克可能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可能要依据自己的利益为表弟设计一个未来，而非因材施教；当马修·凯莱出落成一个二十三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时，马克觉得他是对自己这类人非常有用的财产——而他这类人，就是那种为了追慕虚荣无暇他顾的人。

于是，二十三岁的凯莱就成了大表兄的管家。这时马克已经买下了红宅及其周边的一大片土地，凯莱则负责监督那些必要的工作人员。其实需要他料理的事情非常多，他既是秘书，又是地产经纪人；既称得上是商业顾问，又算得上是合伙人，身兼四职。马克十分倚重他，在不得已称其为“马修”先生的环境之外，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凯”。在马克看来，凯莱是个忠实可靠的家伙：他身形健硕，又懂得埋头苦干，多做事，少扯淡。对于一个倾向于掌握话语主动权的雇主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凯莱今年二十八岁，却长出一副年近不惑的样子来，看上去倒和马克差不多大。他们时不时地会在红宅大宴宾客，说是仁慈也好，虚荣也罢，总之，马克总是偏爱邀请那些没有能力做出同等级别回请的客人。现在他们正准备用早饭，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好好瞧瞧他们。当然客厅女侍史蒂文斯小姐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一些简短的描述。

首先出场的是朗博尔德少校，他身材高挑，灰发灰须，沉默寡言，身着诺福克外套和灰色的法兰绒长裤。他靠退休金维持生活开销，还会为报纸写一些关于自然历史的文章。他审视着边桌上的食物，谨慎地选了一碟鸡蛋葱豆饭，凝神对付。他又取了一份香肠，这时候第二位客人也到了。这位客人是比尔·贝弗利，他身穿运动衫和白色法兰绒裤，显得精神奕奕。

“您好啊，少校，”他边进来边招呼道，“痛风有好转了吗？”

“我得的不是痛风！”少校愤愤地应道。

“好吧，管它是什么呢！”

少校冷哼一声。

“在早餐时保持礼貌有节是我一贯的坚持，”比尔给自己盛了一大勺麦片粥，“但大多数人还是太粗鲁了。所以我才想到要问候你一下。但如果这是个人隐私的话，就不用告诉我了。需要咖啡吗？”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补充道。

“不，谢谢了。我在进餐结束之前从不喝东西。”

“这就对了，少校。当然我只是出于礼节问一下，”他坐在少校的对面，“哈，今天这天气还真适合打球。虽然等下会变得很热，但这也是我和贝蒂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第五洞，你那一九四三年国境冲突时留下的旧伤就会开始折磨你；在第八洞，你那长年受咖喱粉摧残的老心肝准得裂成碎片；在第十二洞……”

“哦，闭嘴吧，混蛋。”

“好吧，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您好，早啊，诺里斯小姐。我刚刚还在和少校说今天上午您会和他发生什么事。您需要我的帮助吗？还是您准备自己挑选早餐？”

“您可千万别起身，”诺里斯小姐说道，“我自己来就好。早上好，少校。”她彬彬有礼地微笑道。少校点了点头。

“早上好，天可真热。”

“正像我之前和他说的，”比尔开口道，“大显身手的时……你好，贝蒂过来了。早上好啊，凯莱。”

贝蒂·卡勒汀是和凯莱一起过来的。贝蒂是已故画家约翰·卡勒汀遗孀的女儿，今年十八岁，在设宴款待宾朋的场合中，总是作为马克家的女主人登场。露丝·诺里斯一直坚称自己是“女演员”，在节假日的时候，又是“顶级的高尔夫选手”。无论当演员还是打高尔夫，诺里斯都是个中高手，舞台艺术协会和三维治高尔夫俱乐部都难不倒她。

“顺便提一句，车十点半到，”凯莱的视线离开手中的信，说道，“你们在这里吃午饭，然后直接开车过去。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打两杆？”比尔满怀希望地说。

“下午气温会相当高，”少校说道，“那时候回来舒舒服服地喝杯茶多好。”

马克走了进来。他通常都是最后一个到。他向大家报以问候，在面包和茶具旁边坐下。他一向不吃早餐，细细地读起了信，其他人则小声交谈着。

“我的天哪！”马克忽然惊呼道。

所有人都本能地回头看着他。

“非常抱歉惊扰到您，诺里斯小姐。还有贝蒂，我很抱歉。”

诺里斯小姐微笑回应，以示谅解。她自己在排练的时候也经常会没来由地冒出这么一句。

“我说，凯，”马克兀自皱起了眉头，脸上带着几分气恼，几分疑惑，他举起信摇晃着，“你猜猜这信是从哪里来的？”

坐在餐桌另一端的凯莱茫然地耸耸肩，这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是罗伯特的信。”马克说道。

“罗伯特？”凯莱可是个宠辱不惊的人物，想让他吃惊可不大容易，“那又怎么了？”

“什么叫‘那又怎么了’？”马克气呼呼地说，“他今天下午要过来！”

“我还以为他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当然了，我也是这么以为的，”马克转过头对着朗博尔德问道，“您有兄弟吗，少校？”

“没有。”

“好，记住我的忠告！永远不要有！”

“就算现在想要，恐怕也太迟了。”少校淡淡说道。

比尔哈哈大笑。诺里斯小姐乖巧地问道：“阿博莱特先生，您也没有兄弟吗？”

“我有一个，”马克冷冰冰地答道，“如果您下午能及时回来，说不定还会见到他。他还可能伸手向您讨五镑钱。”

听了这句话，所有人都有些不舒服。

“我有个兄弟，”比尔颇有助益地说，“但我总是向他借钱。”

“您就和罗伯特一样。”马克说道。

“他什么时候离开英国的？”凯莱问道。

“大概十五年前吧。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对，我还记得我曾经见过他一面。但我不知道从那之后他回来过没有。”

“没有，至少我没听说过他回来过。”马克又去读那封信，情绪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个人观点，”比尔说道，“我觉得亲戚关系让人很头疼。”

“尽管如此，”贝蒂大着胆子附和道，“家里有些小秘密还是蛮有趣的。”

马克抬起头，眉头紧锁。

“贝蒂，如果你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事情，我就把他扔给你了。如果他还是老样子，就像他那屈指可数的几封信中所写的那样——凯知道的！”

凯莱嗫嚅道：“我只知道大家都不大愿意提起他。”

可能是在暗示客人不要太过好奇、刨根问底，也可能是在提醒客人们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毫无顾忌，既然凯莱是用一种平铺直叙、陈述事实的语气道出，大家也就都识相地换了频道，转而讨论更加有趣的四人高尔夫对抗赛。卡勒汀夫人负责将选手们送至球场，顺路和居住在球场附近的老友共进午餐。马克和凯莱留在家中处理一些事宜，显然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浪子哥哥也包括在这些“事宜”之中，不过这也不能影响客人们打高尔夫的好兴致。

正当少校（出于某种原因）为第十六杆开球，而马克和表弟在红宅处理相关“事宜”的同时，一位名叫安东尼·吉林汉姆的优雅绅士正把车票递给沃德海姆站的检票员，并询问前往村郊的路径。在得到确切的指引后，他把提包交给了站长，从容不迫地走开了。他可是这故事中的重要人物，故而出场之前的一番介绍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就让我们找个由头把他拦在台上，好好认识认识他。

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家伙远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头发剪得一丝不苟，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这种整洁的做派往往会让我们联想到海军。他有一双灰色的瞳孔，仿佛能看穿人身上的每一处细节。对于陌生人来说，这副尊荣可能会提起你的戒心；但当你和他真正地熟络起来，就知道他通常都是处于一副心不在焉的状态：眼神倒是满怀警惕，不过思绪早就溜达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比方说他们在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却想听另一个人在说些什么，尽管嘴和耳朵可以，但眼神露了馅儿。安东尼则完全具备这个能力。

他的双眼已经饱览了世间的风景，但他并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水手。在他二十一岁那年继承了母亲的一笔财产，每年能拿到四百镑。正在翻阅《股票投资者》的父亲老吉林汉姆从报纸间抬起头，问儿子将来有什么打算。

“环游世界。”安东尼如是说。

“好啊，等你到了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记得发封短信给我。”

“没问题。”安东尼欣然答道。

老吉林汉姆继续翻起了报纸。虽然安东尼是家中的小儿子，但总体说来，父亲倒是对其他“某些”家庭的小儿子更感兴趣，比如“冠军伯基”，而后者是他养殖过的最棒的赫里福德公牛。

然而安东尼从没想过要离开伦敦，更不屑说那些更遥远的地方。他所说的周游世界，并不是身赴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国家，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不同的人而已。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挖掘方法，伦敦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已经够瞧的了。于是，安东尼从各种匪夷所思的角度，尽情地观察他们——他有时扮作男仆，有时是报纸通讯员，有时是餐厅侍者，有时又变成了商店售货员。反正每年有四百镑的资金可供役使，他也乐得清闲。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只要不想干了，他就找到雇主，将自己的动机明明白白地叙述一遍（当然也不用顾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礼节），就能顺理成章地离职。要找份新工作对他来说也不难。虽然他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但他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以及看似冒险的赌约般的条件——如“头一个月没有薪水，但如果第二个月老板满意就可以领双薪”——无往不利。他总是能顺利领到两份薪水。

他今年三十岁，来沃德海姆是为了度假，因为他喜欢在火车站观察形形色色的旅客。虽然车票的终点站一般要远得多，但他还是喜欢中途下车，来满足自己的小癖好。沃德海姆深深地吸引了他，而身边的行李车上放着手提箱，兜里又有钱，为什么不下来看看呢？

乔治酒馆的老板娘很高兴能接待安东尼，她答应下午让丈夫开车把他的行李取来：“我猜您准备用些午餐，对吗，先生？”

“是的，不过就别太费周章了。一些凉的食物就可以，不必麻烦。”

“想尝尝这里的牛肉吗，先生？”老板娘的语气就好像思虑再三后从成百上千道特色菜中做出选择一样。

“太棒了。我还要一品脱啤酒。”

吃过午饭，老板走进来，向他询问有关行李的事情。安东尼又点了一品脱啤酒说：“开一间乡间小店一定挺惬意的吧？”他说着，觉得自己又该去找份新工作了。

“先生，我可没觉得‘惬意’。我们也就是混个温饱，结余其实不算多。”

“你应该去休个假了。”安东尼若有所思地看着老板说道。

“您这话可真有趣，”老板笑着回应道，“昨天，红宅的那位绅士也是这么说的。他还想取代我在这儿开店呢。”他嚯嚯嚯地笑着。

“红宅？该不会是斯坦顿的那座红宅吧？”

“没错，先生，就是沃德海姆的下一站，斯坦顿。红宅，也就是阿博莱特先生的宅邸，就在一英里路之外。”

安东尼从口袋中抽出一封信，上面清楚地标记着“红宅，斯坦顿”，下面的落款为“比尔”。

“我的老比尔，”他喃喃自语道，“他倒是来了。”

两年前在一家烟草店工作的时候，安东尼曾经接待过比尔·贝弗利一次。比尔身上的一些特质，可能是他的青春和活力吸引了自己。比尔订下了一些香烟，还留下了送货地址。安东尼记得他送香烟去的时候在一间乡间小屋里碰到过贝弗利的婶婶。不久后，两人又在一家饭店里相遇。不过两人当时都穿着盛装，只不过安东尼是递餐巾的，比尔是用餐巾的。不过，他还是对比尔保留着非常良好的印象。于是在他“度假”——也就是没工作的时候，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安排了一场正式见面。当贝弗利想起前两次的巧遇经历时，他真的吃了一惊；然而尴尬很快就消散了，两人不久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每次比尔给安东尼写信的时候，总会亲切地称呼他“亲爱的疯子”。

于是乎，安东尼决定在午餐后到红宅去逛逛，顺便拜访自己的老朋友。他首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卧房，尽管与小说中那种飘荡着薰衣草香味的乡村酒店卧室尚有差距，但也算得上干净舒适，于是他神清气爽地出发了。

在他沿着私人车道走向那栋红砖堆砌而成的宅墙时，蜜蜂们在花丛中慵懒地低吟；榆树顶上，鸽子们咕咕叫着，声音温婉。在远处的草坪上，割草机传来一阵静谧的呼呼声；相较之下，乡间弥漫的其他天籁之声都愈显嘈乱……

门厅里，一个男人正用力敲打着一扇上锁的门，高声叫喊着：

“把门打开！我说！赶快开门！”

“你好啊！”安东尼面带惊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