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之德国之大哲学家兼文学家尼采，名腓力特威廉，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月十日生于留镇附近之兰铿。父某，田舍之牧师，有恭敬温顺之德。尼采生日，与德皇腓力特威廉同日，故名之曰腓力特威廉，为纪念也。
尼采之（先）世，故波兰之贵族也，谓之尼芝开。尼采常自云波兰人，而非德意志人。有兄弟三人，其一早死，其一即尼采之妹哀利萨倍德，与尼采共作亲睦之家者也。
尼采之家故多不幸。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尼采才六岁，其父以脑病死。后育于祖母及后母之手，故尼采幼时，家中唯妇人而已。其一家之权力萃于严肃之祖母、温顺之母妹、恳切之叔母之间。尼采生长于是，故能洞见女子之缺点，他年轻蔑女子，或本于此，然其然否亦不能定也。
一千八百五十年，尼采迁居于那温堡，入其地之小学校，以被教于老成之祖母与叔母之手，故常有大人之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入波尔塔之中学校，渐有放纵自尊之气概，不喜与普通之人受同一之待遇。在寄宿舍时，亦罕与人交，唯与保罗德意生（今为印度哲学之大家） 及地斯尔德尔甫男爵亲善。以勤学故，遂为此校之特待生。然未几渐不满于学校之课业，厌规则，嫌束缚，终舍学业而沉溺于音乐。故卒业试验时，数学之成绩甚为不良，惟优于希腊拉丁之语学，遂以“怜悯及第”之特典予以卒业。可知尼采于中学校时代已现文学上之天才者也。此时与友朋等开研究会，以研究文学为主，又随意多读古典及文学，又研究音乐。时适有俄土之战，尼采表同情于俄人，作诗以颂之，尊强者之意见已现于此时矣。其卒业之论文，书希腊诗人地哇额尼斯（今译狄奥尼修斯，公元前？—前8，希腊诗人、历史学家） 之说，地氏固唱贵族主义之道德，谓贵贱之别即善恶之别。尼采晚年之思想实本于此。此时尼采与德意生之交情甚为亲密云。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尼采卒中学校之业，入仆恩（今译波恩） 大学，研究言语学及神学。未几，专从事于言语学，尤笃嗜音乐。入大学时，与普通之学生同入学生总会，然以众学生多饮麦酒，好佚游，尼采厌此“麦酒唯物主义”之恶习，遂断然脱学生总会之籍。此亦半由其议论过激，不见容于同学故也。尼采后追忆此时之事，谓少年若嗜麦酒与烟草，则德意志之国民不能发达，则其恶当时学生之风气，可揣而知也。
未几，其师利采尔去仆恩，而为拉衣白地希之大学教授，尼采亦从之。居二年，就兵役，入炮兵联队，不废学业，军事之暇，常研究所好之古典。时人谓之“天马伏枥”，非溢美也。然尼采之自由之精神常苦军中之严肃。未几，复除兵役而反就学。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再归拉衣白地希，不入大学而独习。此时尼采之思想渐倾于哲学。一日，偶于旧书肆，得叔本华之《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一书，灯下读之，大叫绝，遂为叔本华之崇拜家。此时有致德意生书，谓虽大苦痛之中，读叔氏之书，亦得慰藉云云。明年，尼采自其师利采尔之推荐，为瑞士之白隋尔大学教授，时年二十五岁，亦未得学位，实未有之奇遇也。五月，自拉衣白地希大学赠博士之学位。未几，即进为正教授。此时尼采之得意，可由其书翰知之。
尼采虽以盛年为教授，然以勤于其职故，人人颂之。然一则为福，一则为终生之不幸，彼以勤劳大损其身体。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普奥战争之起也，有从军之志，然以瑞士为中立国，不得已而为视疾扶伤之事，益害其身体。又归而就教授之职。未几，尼采始公其第一之著述，此即《由音乐之精神所产之悲剧》一书是也。此书一出，其奇拔之见解与卓越之思想，大振于学界。然其研究法与从来言语学者之研究异，大受学者之非议，遂有禁学生至白隋尔大学听尼采之讲义者。然尼采不屈，犹唱导自己之研究法。千八百七十三年，更著《非时势的观察》一书，攻击当时流行之学者斯德拉斯氏等，又非难当时之文明，极崇美术与文艺。要之，悲剧论称扬“美术的文明”，而斯德拉斯论贬斥有害之“学究的文明”者也。二论皆识见警拔，笔锋锐利，昔之攻击之声，渐变而为赞颂。于是尼采始自觉自己之天才。尼氏既自负其能，又不慊于当时之学者，欲罢教授之职而从事于著述者数矣，为友人所劝，卒不果。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更续《非时势的观察》之书，论历史，颂叔本华，崇拜音乐家滑额奈尔（今译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 。尼采始闻滑氏之音乐，大感服之，及为白隋尔教授，近滑氏之居，遂为亲友。
一千八百七十七、八年以来，尼采之思想全移于正反对之位置，即称颂前所极口诋骂之学究，而贬美术家。此亦由交友之关系使然也。初，尼氏感叹滑额奈尔之音乐，以为发挥最上之美术者，谓德国之文明，因学者故而卑劣，故不解高尚之美术，使滑氏亦遂见弃于世。及音乐渐发达，世人对滑氏之关系一变，尼采遂疑滑氏忘美术固有之本分，而取媚于世。至滑氏以宗教的趣味引入音乐，又大诋毁之。滑氏亦不屈，二人之交遂不终。读尼采后日所著之《尼采之于滑额奈尔》，可以知其概矣。
尼采之友，除滑额奈尔外，则保罗利、伽瓦尔格、白兰地斯、克龙、德意生等是也。尼采与彼等之交际，不似与滑氏之变动。保罗利夙奉英国之经验哲学，尼采由保氏而窥英国学说，遂一变其思想，此时与保氏极亲善。后弃英国流（行）之主义，其交亦疏。白兰地斯之于尼采，但为书翰上之交际。克龙，尼采之弟子，大崇拜尼采，佐其出版事业者也。德意生性情温顺，与尼采虽有时不和，然以亲善终。
尼采之思想自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以来起一大变化后，因病数休大学之讲义，养病于意大利等国。其明年遂辞教授之职，距尼采之就职殆十年矣。辞职后，居那温堡，每遇四时之变，辄移居于温和之地。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病少闲，力疾从事于著述，至是尼采之思想又起一大变化，著书数种。以积劳之故，又损其体。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正月，全为精神病者，受母与妹亲切之视疾，终不能恢复旧时之精神。至一千九百年八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六岁。尼采之病之渐剧也，一日，方出，卒倒于多林道上，医断之为非常之麻痹。自是尼采不能自觉，虽母与妹，亦不能知其意。一日，其友德意生访之，见其呼母为伧父，又不能认总角之友。德氏于是执手而述当年所话叔本华之事，彼唯解其一语曰：“叔本华生于唐栖克。”德氏又述当年与尼采游西班牙之事，尼采曰：“咄！西班牙！当年彼德意生常游此。”德氏即曰：“我即德意生也。”尼采早不解其意，但相对凝视而已。至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德意生持花环往祝尼采之生日，彼暂置于手，即弃而不顾，此尼采与德意生之最后之相会也。
尼采之罹精神病，其原因如何，颇有异说。据诺尔陶之说，则尼采之著述皆在精神病室时之所作也，即谓尼采素有精神病。此实与事实相反。据崔尔克之说，则其著述不必限有精神病时之作，然其思想之内已有精神病之原质。萨禄美之说则反是，谓尼采旷世之天才，彼愤世人之不能解彼，遂退隐而发精神病。公平论之，则尼采之病当在此两极端说之中，即尼采虽久病，然精神如故，此明白之事实。尼采亦自惊罹如此病，而精神及知力全无异状，其言虽不足尽信，然不能视为全误也。
然则尼采精神病之由来如何？或疑其父以脑病死，而视为遗传者。然其父之脑病乃偶然之结果，非遗传症，又兄弟一族皆无此疾，故未足信也。由额斯德之说，尼采先有不眠症，渐入神经病。夫此病固本于气质，而气质固自得诸遗传，且尼采之平日多病，亦未始非精神病之一因也。
然则尼采自何时得此病欤？梯列尔曾由尼采之著述研究之，谓其文章思想完备而有秩序者，乃康健时之作；其文失秩序与含极端之议论，又文章前后之关系不明者，病时之作也。从此标准，则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所著《可悦之科学》之第四篇，条理甚备，至千八百八十五年之第五篇，已有精神异常之迹。又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所著《善恶之彼岸》，条理紊乱，思想错杂，已有病之征兆。由此观之，则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之间，视为已有病兆，似非不稳当也。
再就尼采之病源，又有一说。即由利尔之所言，尼采从战役时，有目疾甚剧，其妹在前，亦不能见之。此目疾可视为脑病之一征候，则又似本有此病者也。
尼采之著述虽不容于当时之学界，然亦有大赏叹之者。其友德意生之同僚，有一少年讲师，一日，问尼采之近状，德意生告以其家计之不裕。此讲师曰：“我等力所能及者，当补助之。”德意生赞之，然疑其以一讲师之身，未必有此力。居二日，其人致德氏书及二千马克，嘱匿名而赠尼采，此实德意生所不及料也。尼采得此知遇，大喜，不欲以此金投之家计，更以此为他书之出版费。然此书广售于世，偿其出版费且有羡，遂以此金反某讲师，某讲师拒之，乃以制尼采之油画，悬之尼采文库，盖可谓文坛之美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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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4年6月《教育世界》76号。
尼采氏之教育观 [1]
呜呼！十九世纪之思潮，以画一为尊，以平等为贵，拘繁缛之末节，泥虚饰之惯习，遂令今日元气屏息，天才凋落，殆将举世界与人类化为一索然无味之木石！当是之时，忽有攘臂而起，大声疾呼，欲破坏现代之文明而倡一最斩新，最活泼，最合自然之新文化，以振荡世人，以摇撼学界者：繄何人斯？则弗礼特力·尼采也。守旧之徒，尊视现代文化，故诋氏为狂人，为恶魔。言新之子，不慊于现代文化，故称氏为伟人，为天才。毁誉之声久交哄于论坛矣。要之，谓今日欧洲之文艺学术，下至人民生活，无不略受影响于尼氏者，非过论也。至氏之教育上思想，世罕言及。兹编就赫奈氏所著，点窜而叙述之，言教育者，倘亦乐闻之乎？
尼氏在学界之位置
尼氏常借斩新之熟语，与流丽之文章，发表其奇拔无匹之哲学思想。故世人或目之为哲学家，或指之为文学家。虽然，氏决非寻常学士文人所可同日而语者，实乃惊天地震古今最诚实最热心之一预言者也！氏之思想，可谓为承自前贤，亦可谓为创自心得，其系统不明确，其组织亦不整饬，然言乎著想之高，实不愧为思索家；言乎文笔之美，亦不失为艺术家。
抑氏之思想，常盘旋于一问题之下，曰：“近代之文化，当若何改造乎？”曰：“近代之人类，当若何教育乎？”氏以为解决此问题者，实哲学家之任。哲学者即文化之命令者也，立法者也，未来之指导也。故批评家又称氏为文化之哲学家。虽然，举人生一切文化，无不预想教育者。故氏之思想与教育问题常有密切之关系，其论著之涉及教育者亦较其他哲学家为多。自此点以言之，则即谓氏为“教育的哲学者”，亦无不可。
教化之范围
民以为教化（bildung） 范围不在凡民，而在一二天才卓越之人物。故曰：少数之伟人居高远之上以统御众庶。而此等众庶惟当以忠实与服从以俯首听命于伟人之前。此则知识界中自然之阶级也，神圣之秩序也。是以一般国民教育之义，似为氏所不解。彼指世之所谓国民教育为多方的强迫的之初等教授。其言曰：欲令国民涵养真正之宗教的本性，得以保存其道德法律乡土言语，如是区域，惟由破坏的权势可以达之。而国民教育者，反所以防此破坏的权势，以维持国民之无意识状态者也。
新自然主义
昔阿拉伯人曰厄本特斐尔者，曾倡自然教育主义，其后廓美尼司更创为模仿自然作用之教授法。然其识见崭拔、义理新颖，足以痛陈时弊、耸动世人者，则莫如卢骚氏之自然教育说。至尼采氏亦尚自然主义者，其下语之新奇，行文之激越，虽谓为十九世纪末之第二卢骚，殆无不可。氏谓今日之文化无所裨益，而徒紊自然。其意见正与卢骚同。然尼氏之所谓自然状态，恰与卢氏相反。卢氏厌阶级社会之弊，悯当时压制之苦，故常以无制裁之平等自由，设想于心中，以为人类之在自然状态也，皆平等，皆自由，无贵贱之差，无贫富之别。故其教育主义，一在迫诸自然。至尼氏之所谓自然状态，乃绝不平等者。彼谓大地之上，惟有少数之君主（herren） 与多数之奴隶（knechte） 生活其间而已。而两者之间，自根本而差异，如深沟之不可逾越，非仅仅阶级之差之谓也，种属之差之谓也。
卢骚以平等状态为愉快幸福之所在，而尼采则以自然状态为君主与奴隶之战斗的状态。卢骚谓完全幸福之人类，经近世之所谓开化，而后堕落。尼采亦谓有今日之文化，而后人类腐败。是故从卢骚之说，人类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即开化上之一种罪恶也。而尼氏则反是，以为人之欲脱自然状态之努力，乃人类之妄谋，而其事必全归失败者也。其言曰：尔等盍舍现代之文化乎！除此非常之迷误，而返诸自然，乃可以达于最高尚最自由最有效之自然状态。
自然人（der naturmensch）
然则尼氏所谓自然状态之人类，其特色如何？氏以彼等为严酷、猛烈、好权、尚势，且其性有稍近于猛禽毒兽者。而此喜争好斗之性质，常使之自求向上的生活，以保有其活力；一旦除此敌抗的本能，则必致一般活力为之衰减。盖向上的生活之本能乃天所以赋诸人者，决不止于原始的状态，亦无复还其状态者也。虽然，尼氏所谓自然主义，亦非欲破弃一切开化，而使太古之野蛮社会再现于今日也，特就所谓自然人之根本问题，求其刚强之特色，以描出人类之新性状，欲宏其自然的价值更精练之，而进于精神的，乃因之以作高尚人类之模型也。故氏之返诸自然一语，与谓返诸强健、快活、少壮，德义者命意正同。又言苟今日人类之内部尚有原始的活力，未至为旧文化所驯染，所澌灭，而尚留自然的状态之痕迹，则必也，新文化以是为发轫之始矣。易言以明之，在使个人与个人间之差别，君主与奴隶间之差别，益扩大而显著是也。若夫欲灭此差别之努力，即近代之平等说，则皆古代文化之产物，徒使人类益堕深渊而已矣。
新文化国
如尼氏之设想，则新文化国必有二种全异之人类模型。其一，即少数之伟人（或曰君主） 是也。彼等之特质在自尊，在冒险，在刚勇，在利己，又有一种坚固之信仰，以为宇宙间之某物，必不可不从属他物，故不能不为他物而牺牲其身，是故惟知有己，不知有他，视伟人之支配众庶为理之所当，义之所安，无所谓报偿之本能，亦无所谓仁慈之概念。彼谓社会者，非为社会而存，乃为二三伟人而作其发扬事业之舞台也。尼氏于此等伟人，属望甚切，曰：为未来而播种者，非斯人无与归也。氏又言此等伟人之中，更有一种高尚而特别之人物，无以名之，名之曰“超人”（bermensch） 。按“超人”之新名词，非创自尼氏者，昔格代（今译歌德） 诗中亦道及之，第经尼氏极力倡导，始脍炙于人口耳。尼氏尝劝戒世人，勿信仰上帝而信仰超人，曰：上帝，死者也；吾人宜望此超人之生存。又曰：超人在上，兽类在下，人类则所以结合此两者之绳索也。
尼氏又名众庶为兽人（herdenmensch） ，曰：此等兽人只以三种关系而有待于考察之价值：一、兽人为伟人之稿本；二、为伟人之反照；三、为伟人所用之器具。氏之视国民也如此，则其于今日之社会问题，劳动问题，有何见地，自不难了然矣。氏曰：世人对卑陋自安之人物，而加以教养，欲进诸高等之阶级，果何故哉？使彼等而有理性，教之诚宜，虽然，其如无益何！为劳工而与以军事教育，或予以选举权，奚见其有效乎？氏又谓平民政治不但为政治之害，且所以致人类之堕落，阻伟人之发生。其言曰：世谓社会有群畜而无牧人，必获幸福，此谬说也。社会有大差等，斯正社会之大利耳。又氏于判定人类之行为上，亦别有一见解，谓既有二种相异之人类，即当有二种道德与二种宗教。二种道德者何？君主道德（herrenmoral） 、奴隶道德（sklavenmoral） 是也。二种宗教者何？一则授治人者以方便，俾得破治于人者之抵抗而支配之之宗教也；一则使治于人者效忠勤于治人者，且令之安其位地、快其心情、共其苦乐之宗教也。
新教化（die neue bildung）
氏又力诋耶稣教，曰：人类不论在何时代，常欲改良人类，而反于此改良名义之下，举人类本性之千状万态而忘却之，自有耶稣教以来，兹事其尤甚者也。驱彼刚强猛烈之自然的兽人而驯养之，而训练之，谓以是为改良，为进化，岂不可哂之至乎！借曰其然，则将豢动物于园中，加之以恐怖，窘之以饥饿，令其气息奄奄，萎靡柔脆，而亦谓之曰改良、进化矣。中古以来之耶稣教，此类是也。是故耶稣教不免有破坏世界文明之责任。
尼氏谓真正之教化，限于最少数之人之身。至一般庶民，则为欲生可受真正教化之人物而后施之以教化，此特为教化之器械耳。谓宜普及教化于无数人类者，悖理之甚者也。
尼氏曰：近代教化之本义，非真教化也，为欲施与教化之一种知识也。本来之知识决非产自教化。受今世之教化者，不过能为活字典，或为关涉国家、教会、艺术之博言家与博物家耳。今日之人，生于教化，而受教于无教化，岂不可悲矣乎！
又曰：近代教化之特征在于力图普及，然如是者，适使教化之为教化，自减其价值。究厥原因，肇自今日经济的国家之臆说，误谓多授知识于人民者必多得幸福也。今日之教育惟以实利为目的，教人能储蓄资财而已矣。欲化一切学术为卑近，以普及于下类社会，乃令高尚之学术堕其地位，是近世教育之一大缺点也。氏詈新闻记者为精神界之佣工，曰：世人欲以浅薄之说绍介于众，故记者之业一时勃兴，虽然，彼等实难辞堕落文化之责者也。
氏又攻击德国文化之现状及高等教育。曰：德意志国民近百年来自进而求愚钝。欧洲有二麻醉药：酒与耶稣教是也。而误用之者，实莫若德意志国民之甚。又曰：今世高等学校，欲以仅少之岁月造就无数之少年，以利用之于国家之要务，可谓背理之尤也。曰高等教育，曰无数少年，两义原难并存。高者、大者、美者必不可以施之普通。以求名利谋生计为宗旨之教化，非真正之教化，而第为生存竞争之准备耳。故彼等惟以近世国语、地理及自然科学为重。又曰：吾人为生活故，自应学习许多事物，然岂得以是为教化哉？真正之教化，惟不涉生活之上流社会，乃可得而言之。
氏论教师之资格。曰：今日中学大学之教师，人所仰以造就青年者，犹粗谙学问之农夫耳，实不足以当教育之任。真正之教育家必其身先受教育，不愧为慎重而高尚之人物。不然，必贻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影响矣，己未受教，安能教其他乎？
又论教授之方法。曰：今日青年之知识皆非由直接之直观而得者，惟以昔人所贻之间接知识，结为概念，而填充其脑际耳。现代学者乃概念与言语之制造家，徒以怪怪奇奇之言语材料，堆积于少年头上，遂谓能事已毕。故今之人已多中言语之毒矣。
氏既谓现代文化未臻完全，则其谓根本改革之方，在高等人类之教育，又理所必至也。彼名人类之未来曰“少年国”。所论高等人类之教育，则不但从教育立论，又从结婚、家族、高等人类三端，以推究之。
今教育家谓生徒慧钝不齐，宜以材质中庸者为之准，而尼氏则力诋之。彼谓对鲁钝者之同情，对虚弱者之同感，为教育上所最忌。盖氏于道德上，于伦理上，俱以同情为能阻人类之进步，增世界之不幸者。故曰：汝与其寄同情于他人，盍返观汝之身。汝自为完全之人格，置一切最高最善者于目中，则其效有过于同情者矣。弱者去之，倾者覆之，勿为不可治者而徒耗其心力。夫吾人之生活本一严且难之事，纵令少年时代与外力抗争，以锻炼其一己之势力，亦不为妨害也。然而临之以顾虑，遇之以同情，则适以造柔弱之种属，转难耐人生之危险矣。氏固主张有我无人之利己说者，其为此言，亦其宜也。
尼氏亦重视体育。谓吾人之文化必有所以托之之所，就国民言之然，就个人言之亦然。而其托之之所，非精神也，身体也。故生理与卫生所以见重于教育之上，人必神圣视其身，以徐致一切天性之开发而后可。
氏之论教授也，谓宜令生徒先知三事：曰视，曰思，曰言与写。习于视者，能使吾人之目惯于忍耐，练于判断，对一事一物而自多方面以体会之，此精神作用之第一步也。有正当之直观，而后有正当之思考。今日诸学校知有空虚的概念，而忽于感觉的直观，不可谓为宜也。
思考者，精神作用之第二步也。氏曰：与用古代之教授而于直观上了无所得，何如用现代之活动的事物，以代之。吾人于日常之生活，于朝夕之庶务，皆有无数问题横亘其间以待解决。故宜就儿童周围之事物，与之有乡土的关系者，以为教授之始基，而后得直观之作用。直观作用既终，乃能诱起思考，至能认识因果之关系，乃达于学而悦之之境，是则教授之目的也。氏又于其他教授，谓宜养儿童之势力与忍耐力、推理力，然不置重于材料之同化，而独重其由材料以得之之精神修练，则与海尔巴脱（1776—1841，德国教育家） 之兴味论，贝斯达禄奇之能力修练论有相类者。
尼氏亦以言语之教授为重，然又谓今日高等学校，其教授外国语未为妥协。博言学家多以希腊语为基础，教人以支离灭裂之研究法耳。又言诸学校之教授国语，如待遇死语然，不授生徒以活用之方，惟欲强其语感，俾知高尚之发表法，而为历史的研究，夫安见其有用也。
其论宗教教授也，曰：君主的人类与神无臣属之关系，而反相对立。故其间既有神之活动，即无人类之自由；既有人类之自由，则神已为古代之遗物。氏谓宗教仅关赏罚，而赏罚非即教育手段也。何则？高等人类原不解所谓善恶之义，彼实立于善恶之外者也。
氏亦注意于历史之教授，然又谓历史者不过养慕古之偏情，且恐卑弱其人格而失人类生活之弹力，故亦诋今世教育之过重历史。
要之，尼氏之哲学观置重于人类之活动性，而以今代文化为衰灭人类之活动性者，故力诋之。其所主者绝对的利己主义也。彼谓社会之间惟有伟人与众庶，两两峙立。而前者有创造文明之本领，有享受教化之特权；后者则为伟人而存，为伟人所用，故宜使彼等冥然罔觉，恬然服从，不知教化之为何物。此与我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义，颇相近似，而于近世思想大相剌谬者也。虽然，古今各民族诚不可无一二伟人，以改造其国文化。而此等伟人决非无端而独生者，必有足以产此伟人之社会，然后产此伟人。孱弱之母不产健儿，理有然也。故利尔氏之言曰：“国民之水准高，则伟人之模型益高，犹诸脚柱高者［卓］（桌）面益高也。”而尼氏谓教化之施，专在伟人而不在众庶，得非偏矫之见乎！至其论现代教化多属名言。彼谓教育家宜有学识俱崇之人格，是殆其身为大学教授时所经验而得者也。曰：今之人惟利用教育为国家竞争之器械，而偏重于实利主义。曰：学者徒为言语上之争论，而滥造名词以窘少年之头脑。曰：妄刊书籍杂志以传播浅陋之见于社会，最有毒害。是皆言教育者所宜注意及之也。
尼采之与格代、卢骚，皆一代天才之士。然天才犹悍马，任其驰驱则速，而御之甚难。格代能矫其野性，故得自由。然卢、尼二家遂以天才辖治其精神，迨郁勃蟠结之野性，一既发展，遂自忘我之为我，欲脱一切羁绊而勇往直前，不达其极，必不自已，是其思想所以常陷于偏激，而评论者亦毁誉交半也。虽然，如尼氏者，其观察锐敏，其用语新颖，其立想奇拔，其行文痛快，实足以发挥其天才而有余。吾曹对此十九世纪末叶之思想家，宁赞扬之，倾心而崇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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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4年3月《教育世界》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