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强调，卡菲尔人1835年发动战争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而且这一主张是他整个政策的基础。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认为自己是伪博爱主义者，伪博爱主义者把南非东部的白人居民看作入侵者和迫害者。英国人对此事的看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879年时的看法仍然与1836年时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地点发生了变化，而野蛮人的恶潮进一步向东涌去。1820年，英国殖民者被英国政府安置在开普敦殖民地的边界上。他们及其后代当然没有去劫掠，但说他们迫害了卡菲尔人，这显然是偏执狂的说法。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恰恰与之相反，卡菲尔人才是侵扰和迫害这些英国殖民者的罪魁祸首。这片小小的领地人烟稀少，人们生活艰难，不断遭受非常严重的盗窃与袭扰的折磨，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来自卫，而这种自卫对农民和大部分定居者都极具灾难性。仅在1835年的战争中，被摧毁的边境贫困居民的牲畜、住房等价值就超过二十八万英镑。对贫困的定居者来说，这是一种残酷、可怕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得到埃克塞特大厅派的足够重视。伪博爱主义者假借基督的名义，做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的事，这其实是在亵渎基督。那些受到各种正义束缚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同胞而放弃博爱主义，转而又以最恶毒的方式反对自己的同胞，并尽其所能使这片遥远土地上的英国殖民者一次次遭受如此多的血腥场面。
戈德龙顿先生的《为殖民者辩护》一文中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上文已经提到的事实。卡菲尔人是入侵者，殖民者是受害者。在开普敦殖民地，严重的不公正、背信弃义、掠夺和欺诈行为——或者换句话说，严重的野蛮行为——必须受到打击、抵制和克服，而以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为首的英国博爱主义者却竭尽全力助长和促进野蛮的卡菲尔人的行为。我们现在批评英国政策中所犯的错误，也许可以从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选中的一个效忠者——也是其拥护者——提供的相关资料中找到最清晰的佐证。英国政府专门派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去殖民地改变本杰明·德班爵士的政策。在伊丽莎白港发表演说时，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接受了殖民地政府的管理，因为我相信以前的制度对我们的卡菲尔邻居来说既不合理也不合适。我来到这里，同意并决心支持开普敦殖民地副总督斯托克·恩斯特伦上尉按照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国务大臣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的指示来推行为卡菲尔人辩解、严厉谴责开普敦英国殖民者的政策。”没有什么比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的态度更清楚更确定了，但当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他眼中的偏见之雾渐渐消失。幸运的是，他非常诚实，尽管他的雇主在英国，但他敢于为事实作证。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发现自己执行的政策“震惊了一个人天生的正义感”（这是他自己的话），他完全被欺骗了。提到卡菲尔人入侵时，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说：“尽管殖民地居民遭受了许多损失，但边境殖民者对邻近部落的人们及其财产没有任何侵犯。我这样说不仅要推翻殖民者袭击卡菲尔人这一所谓事实，而且要表明真正的事实。”1840年10月，正是在伊丽莎白港，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清楚地承认，《格莱内尔格协定》“似乎动摇了我们天生的正义感，并且没有体现出对合理政策的哪怕一丁点仔细考虑”。随后，在佩迪堡举行的一次卡菲尔人斯兰比部落和刚果部落的集会上，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说：“你们没有受到殖民者的任何不良对待。我恳请你们想一想，自签订协定以来，殖民者没有遵守协定中的哪项条款？我来问问你们，政府和殖民者是否有过任何不公正的做法令你们有任何理由抱怨？你们会说一个也没有。因此，我呼吁你们公正地对待殖民者。”事实上，乔治·托马斯·纳皮尔爵士被迫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对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大量证据已没有任何必要。天哪！但愿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甚至查尔斯·迪尔克爵士，会到南非来亲自看一看并向本国政府报告实情，以免英国政府将已征服的祖鲁兰领地拱手让给塞奇瓦约，从而导致可怕的灾难发生！这将会成为比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让出阿德莱德王后领地更严重、更可怕的自取灭亡的做法。然而，全世界都不会有谁成为比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更可靠的人选来破解殖民地的困局。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是一位非常正直、睿智、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他也是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朋友。他一向以令人尊敬和信任的品格而著称。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是“土著居民保护协会”的成员。在各方面他都无可挑剔。不过，在消除欧洲某些阶层中存在的偏执思想方面，他做出非常积极的保证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祖鲁人在我们的人民中找到了最好的盟友。实际上，在南非的白人最致命的对手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这一点令人痛苦不已。
南非最受人推崇的一家报纸，其发表的观点附和了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菲利普博士和科伦索主教的观点。该报声明反对英国吞并殖民地，也反对英国政府干涉土著酋长的任用。据说，通过祖鲁人的首领来统治祖鲁人是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大臣们提出的政策。这一政策还特别承认，“秩序胜于反复无常的做法，法律胜于个人权力和意志”。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酋长的统治纯粹是一种反复无常的统治，塞奇瓦约的统治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君主的意志成为国家法律，与巫术相关的血腥祭祀完全是残忍、贪婪、任性的个人行为。南非的整个历史表明，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的反对者提倡的政策非常愚蠢而残酷。
任何人只要仔细研究过开普敦历史，就都会看到，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不吞并开普敦的计划非常具有灾难性。只有当盖卡和加兹卡酋长的权力最终被剥夺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白人和黑人——才有最终希望从不断发生的盗窃、流血和战争等可怕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事实上，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确保南非所有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幸福，我们绝对有必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保障领土安全，例如本杰明·德班爵士在一场保卫战中正当获得的领地的安全必须得到确保。第二，建立紧密联合而强大的殖民地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和公正的法律至高无上，要彻底避除巫术和酋长的任性行为。
顺便说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酋长统治”的真正含义。众所周知，残暴和大规模屠杀是所有祖鲁统治者的统治特征。丁冈、潘达、塞奇瓦约在这方面都很像。我们要指责的不只是人，还有制度。也许没有比实施巫术更能证明，酋长统治就是接连不断出现非常血腥而令人反感的残暴行为的过程。百中选一便足矣。传教士们不时发布同类实例来表明酋长统治的残暴性，这令人非常反感。现在我们只想让读者看一看戈德龙顿先生在《为殖民者辩护》中第九十九页提到的一个案例，将其作为一个样本供大家了解酋长统治中的残暴行为。一个首领的儿子生病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祖鲁人被立刻选中拉去拷打并被处死。这仅仅是因为巫医说，病人是在这个富人的邪恶影响下才遭受了痛苦。这个富人请求速死，但这种恩惠永远不会赐予他。一开始，这个富人被按倒在地。几个施刑者用卡菲尔人用的针扎满他的全身，每根针扎得都有几英寸深。受刑人异常坚毅地忍受着，折磨他的人感到疲倦了，还抱怨说他们的手都扎疼了，针都扎弯了。这个富人的妻子遭到毒打和虐待。这时，施刑人生起火，炙烤许多大方石，之后这个富人被抬到火边。他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到钉在地上的木桩上。石头烧得滚烫时，施刑人便把滚烫的石头放在受刑人的腹股沟、腹部和胸部。富人的身体被烫糊烤焦。石头偶尔会掉下来，但施刑人很快会用木棍夹上去并按在富人的身上。这些可怕的折磨从10时一直持续到18时。当时，这个不幸的受刑人在南非酋长的暴行之下已经奄奄一息了。有人提出，我们应该让这一制度永久化，而且应该向祖鲁人交出我们在祖鲁兰征服的一切领地，以便这种野蛮做法在祖鲁兰继续下去。结果，我们会从1879年的祖鲁兰政策中，尝到1836年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政策导致的苦果，即遭受1845年与1852年的战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