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常重演，这是一条定律。因此，在像当前这样的政治危机中，当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对南非土著部落的政策受到本国政府的谴责时，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便变得特别有用。当野蛮遇上文明，世界各地都会上演悲剧。清教徒的先驱们从“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他们的遭遇非常悲剧。荷兰人之于爪哇原住民，英格兰人之于毛利人，法兰西人之于新喀里多尼亚人，其遭遇亦是如此。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在野蛮人中进行殖民开拓，其间一定会伴随战争，否则殖民地就不会获得安宁、取得进步。1652年，荷兰人在桌湾海岸建立殖民地，这既不是他们的兴趣使然，也不是他们的一时愿望。然而，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虽然荷兰人当时只需要一个出海船和返航船停靠的地方，但很快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一种成功的防御措施，还是保护手段，荷兰人都必须长期占领这片已征服的领土。霍屯督人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第一个对手，而卡菲尔人——他们本身就是入侵者——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第二个对手。卡菲尔人是职业强盗，从事有组织的劫掠活动，不断骚扰殖民地边境的农民。

卡菲尔人对抗英国的战争悲剧的第一幕发生在1811年。当时，卡菲尔人不断进行掠夺。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在击退卡菲尔人或放弃领地之间做出选择。放弃领地的主张在纳尔逊和威灵顿的国民中不受推崇。因此，格雷厄姆上校奉命率领一支英军上前线。随行的地方官斯托克·恩斯特罗姆骑马来到一群土著人前，极力争取和平，结果斯托克·恩斯特罗姆被杀，与他同行的十四个人也惨遭杀害。当然，卡菲尔人也因此受到了惩罚。然而，这就好比一条蛇只是被惊动了而没有被杀死，定会后患无穷。1816年，殖民地边境的农民惨遭土著掠夺。于是，边境农民被迫向政府声明，除非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农场。于是，1817年4月，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与盖卡和其他大酋长举行了一次庄重的会议，并签订一项严肃的和平协定。后来，和平协定沦为了闹剧，这一定给野蛮人带来了极大的乐趣。盖卡非常乐意地做出保证——无论如何，这样做都没有任何困难。今后，人们将坚持诚信与正义，对于失盗的牛，只要找到盗牛人，就要追究其责任，而且要立即索赔。卡菲尔人将大量礼物送给这位“至高无上”的酋长，然后用牧师威廉姆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盖卡就像个小偷一样，立刻逃到卡特河的对岸”。劫掠活动很快重新活跃起来，赔款的规定几乎成了与和平协定一样的大笑话。1818年，缇斯兰姆比酋长断然拒绝归还追查到他畜栏的牛。后来，为了拖延时间，他答应归还。当然，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政府又一次被迫面对战争，这次是一场严肃的较量。在科菲兰进行军事行动时，同犯的酋长们躲在英军后面攻入小的军事哨所，并且破坏了边境地区。在巫医马卡纳和林克斯的煽动下，九千名野蛮人猛烈袭击了格雷厄姆镇的英军总部。政府孤注一掷，经过战斗，才挽救了这个小镇。不久之后，政府和卡菲尔人又签订了另一项严肃的协定。该协定规定，所有卡菲尔人都应该搬离大鱼河和克斯卡玛河之间的土地，这片土地应该保持中立并空置。正如往常一样，卡菲尔人很快嘲笑并违反了协定。英国政府总是把卡菲尔人看作可敬的交战者，把不幸的殖民者看作贪婪、无耻之人。一方面是真理与正义，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博爱主义，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割裂，因此开普敦殖民地的人民不得不承受这种异乎寻常的无知与愚昧带来的沉重而痛苦的惩罚。虽然战争过程非常简单，但人们必须记住，南非卡菲尔战争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一场悲剧，各场战役之间间隔长短不一。英国与塞奇瓦约的战争，大体上与盖卡、缇斯兰姆比、丁冈、克雷利及桑迪利的战争本质相同。经过艰苦的努力，野蛮的浪潮周期性地回落了。如果当时采取了明智的建议，1835年的战争就会成为最后的战争，但英国政府出手干预了。正是由于当时英国政府采取了极其糟糕的愚蠢政策，才导致了1846年和1852年的战争。我希望在这篇文章及以后的其他文章中，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这种干预和这种干预政策。本杰明·德班爵士在1836年扮演的角色后来由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在1879年扮演。格莱内尔格·查尔斯·格兰特勋爵曾经宣称“在战争后期，卡菲尔人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他的角色似乎很有可能由现任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殖民地大臣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