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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特遣队的战场表现——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和亨利·布尔沃爵士——对战役的回顾——运输的困难——极大的延误——在伊桑德尔瓦纳掩埋阵亡者
由忠诚的祖鲁人组成的土著特遣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作用甚微。伊桑德尔瓦纳战役结束后，格林上校在1879年1月24日的报告中说：“今天上午，所有土著特遣部队士兵都已经离开英军部队。”1879年1月29日，纳塔尔殖民地副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用一分钟的时间，简要说明了其中原因。1879年1月23日晚上，正当欧洲军队在洛克渡口修筑工事准备固守阵地时，土著特遣部队没有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及其参谋离开营地的举动给士兵带来很大影响，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否安好，这类原因导致军心涣散。亨利·布尔沃爵士一向认为，为了取代祖鲁军制而废除原有的军制是不明智的做法。不过，亨利·布尔沃爵士仍然同意向前线派遣士兵的请求并向前线派遣了至少七千零五十名士兵。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宣称，他从来都没有理解什么是部落兵制，尽管他努力获取相关信息想要搞明白，但常常因为对部落兵制含糊不清的概括描述和经常重复的赞美之词而感到困惑不解。然而，司令官非常焦急地执行他认为可行的部落兵制——其目的是使不同部落的士兵有所区别，结果使这些连队的力量参差不齐。亨利·布尔沃爵士认为，英军每支部队都应该配有一支土著特遣部队，并由代表副总督或最高长官的军官指挥，土著士兵会按照自己的习惯行动并参战。但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土著士兵的部队必须组编成一千人的营，再编成一百人的连；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作战，而且应由不懂他们语言的欧洲军官会来指挥。不满的情绪、怨恨的话语及低效的行动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数量超过七千人的庞大土著部队从各方面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后来，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和亨利·布尔沃爵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的建议，纳塔尔执行委员会于1879年3月1日做出如下决议：
第一项决议。纳塔尔执行委员会认为，从本殖民地的土著人中向祖鲁人的领地派遣突击队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种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作战方式，具有故意挑起战争之嫌，而且容易挫伤军队士气。
第二项决议。（一）征召殖民地的所有土著人参战的提议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二）大部分身体健全的男性已经被征召入伍。纳塔尔执行委员会认为，不应该以最高长官的权力强制执行，以免引起土著人的严重不满。（三）所有的贸易活动、商业活动和农业活动都将因此陷入混乱，甚至后果是毁灭性的，因为土著人实际上构成了殖民地人口中唯一的劳动人口。（四）征召所有身体健康的男性入伍，极有可能会引起恐慌，并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此可见，最高军事权力的支配者与纳塔尔殖民地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当然，与参战人员相比，殖民地友好的土著人在战斗中表现得并不是很好，这一点必须承认。如果尝试让征募的土著人用自己的武器和方式作战，可能会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从根本上说，部落兵制在纳塔尔殖民地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它也是人们一直感到危险和焦虑的根源。因此，只有通过适当的策略彻底铲除部落兵制，才能更好地保卫纳塔尔殖民地，保护文明事业及英国正在努力使之文明化的领土。
1879年4月11日，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写信给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说：“我下令进行阅兵，这一命令已经完全执行。即使纳塔尔殖民地副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没能阻止纳塔尔土著越过边境，图盖拉河河水暴涨也可以阻止祖鲁人发动任何大规模的突袭。”为了使读者能够完全理解整个问题，我在此补充了亨利·布尔沃爵士于1879年4月16日发给国务大臣信中的相关部分。信中说：
我将祖鲁领地内征召入伍的土著人交给中将[1]指挥，其中包括纳塔尔骑警、大部分纳塔尔骑兵志愿兵、一些组成纳塔尔土著特遣部队的土著人及一些从事探路、运输和医疗等服务的土著人。我从未干预也从未想让中将在给他们下达命令前知会我。不过，在纳塔尔殖民地土著人中征兵来保卫纳塔尔殖民地，并将其交给纳塔尔殖民地军队指挥官率领，我从未以任何方式授意祖鲁领地内的中将行事，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批准土著人越过边境或准许土著人进入祖鲁领地发动袭击。征募土著士兵，纯粹是为纳塔尔殖民地服役，是为了保卫纳塔尔殖民地；将其交给纳塔尔殖民地军队指挥官指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纳塔尔殖民地军队指挥官，在地区防卫、部队调动和部署方面都要服从军事指挥部。纳塔尔殖民地内无论指挥官还是中将，都无权调遣专门为保卫纳塔尔殖民地而征募的土著士兵在祖鲁境内从事任何军事活动。我认为，中将在未经我授权、同意甚至在完全没有知会我的情况下发出指示，令那些征募的土著士兵越过边境进入祖鲁领地发动袭击，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中将的权力范围，也没有展现中将对纳塔尔殖民地政府应有的重视。
我不讨论袭击祖鲁领地的权宜性问题或策略性问题。在我写给高级专员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的一封信中，我冒昧地提请他考虑征召殖民地土著参战这一策略的权宜性问题，以及其面临的风险，即招致祖鲁人报复及激怒和疏远祖鲁人的风险。若非如此，祖鲁人可能会愿意与我们友好相处。通过他们对我们的友好态度，我们和祖鲁人之间的难题最终会得到圆满解决。我并没有声称在这个难题上要有任何权力。我只是冒昧地向高级专员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提出我的建议，并将我所写信的副本转交给中将。
关于雇用那些为了保卫边界而征募的土著士兵越过边境发动袭击之事，我已经表明，我从未以任何方式授权中将指挥土著部队越过边界；我还指出，征募的土著部队与土著特遣部队毫无关系，而中将称土著特遣部队到目前为止一直与英国军队有联系，而且在他的指挥下越过边境去执行任务。因此，我认为，中将提的这个问题与之前国务大臣提的问题如出一辙，都没有对两种土著部队进行区分，而是把两个部队关联在一起，叫了同一个名字，好像它们之间没有区别一样。这没有反映出事情的本质。
总司令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认为亨利·布尔沃爵士缺乏合作精神，并对此感到极其不满。在1879年4月11日写给国务大臣的信中，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提到，当他决定前往埃科韦时，密令已经被送到了从图盖拉河下游到坎布拉山边界的各个指挥官手中，命令他们沿途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如有可能，可向祖鲁兰发动袭击。但在这个关头，副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下令禁止纳塔尔殖民地土著居民穿越边境。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认为，大批土著部队对祖鲁兰发动全面袭击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对亨利·布尔沃爵士干预自己的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和亨利·布尔沃爵士之间这种不和睦的关系，很可能就是英国政府任命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原因之一。因此，后来，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将最高行政权与最高军权集于一身。
祖鲁战争中有两次重要战役，第一次是伊桑德尔瓦纳战役，第二次是乌伦迪战役。这两次战役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英军主要把大量兵力和更多物资运送到前线。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之所以遭到指责，是因为他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缺乏远见和谨慎，在乌伦迪战役中缺乏活力和判断力，以及在两次战役中都缺乏大局观念、统帅之才。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直到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到来及乌伦迪令人快乐的一天来临，在此之前整个战事的确困难重重。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非但没有克服重重困难，反倒被困难“征服”了。
祖鲁战争中的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
让我们根据确凿的事实来回顾一下伊桑德尔瓦纳战役的总体情况。1879年1月初，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率领着一支人数众多、实力强大、足以征服祖鲁兰的军队。从乌伦迪战役中我们看到，如果指挥得当，四千名英军士兵足以彻底击败两万名祖鲁人，其中包括塞奇瓦约的精锐部队。因此，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英军遭受的失败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皮尔逊上校在因耶赞大获全胜，亨利·伊夫林·伍德上校也出师大捷。然而，损失惨重的败局降临到了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的大部队。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指挥着一支庞大的部队，储备了大量物资，将图盖拉河上的洛克渡口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后来，他被迫相信一位年轻的工程兵军官，这才为纳塔尔殖民地的安全做出了非凡的努力。祖鲁战争的所有经验表明，修筑防御工事是绝对必要的措施，但英军主力部队进入祖鲁兰之后并没有修筑哪怕一段胸墙。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的人身安全和他的一半部队的安全，实际上归功于突然的灵感和一件意外之事。几名年轻的中尉构思并实施了一项防御计划。他们用玉米袋垒成了胸墙，用压缩饼干箱子垒成了防御工事。幸亏有查德和布隆海德这样的军官当时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对祖鲁军队的行动缺乏充分的了解。一支庞大的祖鲁军队埋伏在附近，伺机摧毁他的营地，而他的兵力却分布于四周，甚至去追击一支诱其上当的祖鲁部队。结果，这支祖鲁部队毫不费力地引诱英军走上了毁灭之路。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拥有骑兵，但好像并没有有效利用麾下的骑兵做好侦察工作。雷德弗斯·布勒上校是他的情报部门的得力干将，却被安排在另一个地方。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要么完全轻视祖鲁军队——这本身是个严重的错误，要么无法认清英军的真实处境，要么无法采取有效的手段统率这支军队。很明显，他缺乏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所必需的才能或禀赋。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将军像诗人一样，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不幸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军队没有得到这样一位伟大的将才。
在伊桑德尔瓦纳山，英军既没有修筑防御工事，也没有人下令守卫临时防御营地。如果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在伊桑德尔瓦纳山的部下也能像他在洛克渡口的部下那样，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没有什么能比杜恩福德上校的做法更缺乏理智了。在他的部队完全有能力抵抗祖鲁军队进攻的时候，杜恩福德上校却因守卫临时防御营地而将部队分散于四周，从而使祖鲁军队有机可乘。责怪英军士兵作战表现不良是有损他们名誉的做法。第二十四团和其他部队一样，都表现出极大的作战勇气，如果由亨利·伊夫林·伍德或皮尔逊上校这样的军官指挥，第二十四团无疑会取得辉煌胜利。区区几百名荷兰人，没有后膛装弹的枪，在简陋的牛车防御工事后面，竟然对抗了整个祖鲁军队。查德和布隆海德连同一百名步兵，躲在玉米袋和压缩饼干箱子垒成的胸墙后面，都能击退数倍于己、极其强大的祖鲁军队。由此，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参加伊桑德尔瓦纳战役的部队受到得当的指挥且有威力强大的大炮协助，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英军营地是不可能轻易失守的。
在十天的时间里，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非常不幸地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败。在这次失败的战斗中，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一半的兵力遭到屠杀，大量弹药和物资被祖鲁军队缴获。英军侧翼被打退。在目睹一群赤身裸体的祖鲁人迎着枪炮前赴后继之时，英军士兵感到惊讶不已。看到祖鲁人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仍然勇敢向前，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对他们的作战表现感到既无知又吃惊。如果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取得皮尔逊上校同样的成功，那么战争实际上会较快结束，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就有可能向乌伦迪进军，英国就可以拯救许多最优秀的士兵而不是让他们流血牺牲，同时可以省下整整三百万英镑的财富。
以上所述大多是战地记者和参战士兵的一些见闻及看法，其中并没有充分涉及每次作战的具体特性和实际困难。此外，审视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时，我们一定要特别记住这一点——他曾下令集中兵力守住伊桑德尔瓦纳山附近的营地，这一命令却没有得到驻守部队的执行。许多人认为正是这一事实引发了随后的惨败。毫无疑问，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值得同情。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也遭受了很大的不幸。随后，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竭尽全力想要取得战争胜利。尽管增援部队大批抵达后直接上了前线，但增援延误确实出现了。有人辩称，这样的延误完全可以克服。我们最终会发现，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光荣而成功地取得了乌伦迪战役的胜利。纳塔尔殖民地的居民和开普敦殖民地的居民对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扭转战局表示同情。他们认识到这一胜利的伟大意义，并为他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在提出充满谴责意味的意见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聪明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有充分的机会研究这个问题，这对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来说是公平的。
英军增援部队
伊桑德尔瓦纳战役的惨败预示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后果。整个纳塔尔殖民地陷入了惊慌与焦虑，两万白人感到巨大的威胁，其原因不在于打了败仗的军队，而在于这里存在着数十万的土著居民。白人的应对策略并没有将野蛮的异族考虑进去，野蛮的异族会因害怕塞奇瓦约而即刻加入这个暴君派来毁灭纳塔尔殖民地的军队。幸运的是，尽管祖鲁人大肆吹嘘自己的战略多么强大，但事实证明祖鲁人无法很好地利用胜利来扩大自己的战果。祖鲁军队如果一开始让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进驻伊桑德尔瓦纳新营地，现在已经歼灭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的部队了。不过，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及其部队居然奇迹般地逃脱了。当英军因筋疲力尽而沮丧地躺倒在散发着阵阵恶臭的伊桑德尔瓦纳平原上喘息时，如果祖鲁人继续发动袭击，那么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和所有士兵都极有可能被全歼。指责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没有在战场上就地掩埋阵亡士兵尸体是极其荒谬的，也是极不公平的。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和部下当时都在逃命，直到洛克渡口保卫战取得胜利，才保住了性命及作战基地。试想一下，在一个毫无设防的地方对抗一支得胜军队的希望是多么渺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纳塔尔殖民地及其人民和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及其残兵败将，都被纳塔尔殖民地的“温泉关战役”的英雄们所拯救。
可怕的焦虑氛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现在终于消散了。图盖拉河当时的状况和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优柔寡断，终于使纳塔尔殖民地免遭祖鲁大军摧毁。接到电报后，大批英军增援部队以惊人的速度赶来，这才使纳塔尔殖民地和英国的荣誉没有遭损。在皮尔逊上校带领下，这支被困的部队不得不忍受物资匮乏带来的煎熬——整整九个星期的煎熬。与在洛克渡口的英国士兵用压缩饼干箱子垒成的防御工事前面遭遇的一样，祖鲁人在埃科韦坚固的防御工事前面也犹豫不决。援军终于要来了。尽管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延误，但大批增援部队陆续抵达。1879年5月初，英军在纳塔尔的兵力超过了两万两千人，全部兵力分成以下几部分：
第一师（克里洛克上校率领），共九千二百一十五人。
第二师（纽迪吉特少将率领），共一万零二百三十八人。
亨利·伊夫林·伍德上校[2]的游击部队，共三千零九十二人。
三支部队共二万二千五百四十五人。
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是有史以来欧洲在南非参战的最强大的军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土著民族最强大的军队向白人发起了一场战争，而问题实际很简单，即英国女王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陛下和塞奇瓦约谁会成为南部非洲大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英军增援部队迅速出动，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前线，既没有任何伤亡，也没有遇到任何危险。不过，运送军队产生了很大的延误，这令人非常失望。祖鲁人一定非常疑惑我们的速度为什么如此慢。金格洛沃战役以来，英军已经有五个星期没有和祖鲁军队打过仗了。报界开始抱怨起来。交通运输费用昂贵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英担运输费高达二十先令，从德班到彼得马里茨堡五十四英里的粮食运输费为每吨二十英镑。数以百计的牛累死在运输线上。步兵营的前进速度令人非常失望。相比之下，它们即将攻击的祖鲁军队却因行动迅速而著称。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的计划是派遣大批部队前往战场，而数不胜数的行李和补给物资完全阻碍了部队的行动。在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到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他成功地雇用了两千多名祖鲁搬运工来解决运输问题，而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似乎没有尝试过这种既便宜又有效的方法。
为了减轻运输的巨大困难，英军设法在祖鲁兰海岸找到一个登陆地点。海军炮艇“福里斯特”号被派去执行这一任务，最终在杜恩福德港成功登陆。因此，这里被设立为登陆补给的地方。登陆点的确立使部队免走了一百多英里艰难道路。1879年5月，“福里斯特”号[3]不仅在确定登陆点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止一次向海岸附近的祖鲁军队发动攻击。
有关克里洛克上校所率部队的有趣行动，在此无法长篇累牍地加以叙述。无数头牛拉着沉重的行李和补给物资在路况糟糕的道路上缓慢前行。其间，数百头牛在途中累死。巨大的粮食消耗和运输费用支出将令英国为这场战争付出可怕的代价。英国人怨声载道，殖民地人民也非常不满。
1879年5月15日，在纽迪吉特少将率领下，南非野战部队的总部设在了多恩伯格附近的布法罗河岸上。南非野战部队包括：第十七枪骑兵团右翼；第一旅第二十一团三个连；第五十八团六个连；皇家炮兵第五旅炮兵连及其六门七磅大炮——由哈尼斯上校率领；皇家炮兵第六旅炮兵连及其六门九磅大炮；陆军后勤部队；陆军医疗部队；本戈率领的土著营；纳塔尔先锋部队；纳塔尔卡宾枪手队；塔顿·布朗上校指挥的皇家炮兵，安斯蒂上尉指挥的皇家工程兵。再往前十二英里是康夫雷斯山。这里不仅有最前沿的岗哨，而且有戴维斯上校指挥的英国近卫掷弹兵部队。驻防部队有第九十四团的六个连、贝丁顿的纳塔尔骑兵部队、皇家工程兵的一支分遣队及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的巴苏陀人骑兵部队。南非野战部队修建了另一个堡垒和临时防御营地。东北方向八英里是亨利·伊夫林·伍德驻扎在马格韦哈纳的新营地，这里靠近白乌姆沃洛西河的一处源头——沙斯普鲁特河。马歇尔少将当时在骑兵营。对英军来说，伊桑德尔瓦纳战役惨败的教训非常深刻，所以纽迪吉特少将率领的野战部队都采取了全面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性灾难的发生。营地到处是堡垒和防御工事，但还是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一支祖鲁军队如果来攻，就会毫无困难地击退图盖拉河薄弱边境的部队，然后追击英军的正规部队，并迅速进行毁灭性突袭，然后迅速撤退[4]。在守卫纳塔尔殖民地方面，塞奇瓦约对有利时机的忽视，比庞大的英军带来的帮助更有益处。英军虽然无比辛劳，速度慢得几乎无法形容，但依然奋力赶往乌伦迪。殖民地人民对运输延误和战事拖拉发出了强烈抗议。纽迪吉特少将威武的部队似乎处于瘫痪状态。在行军途中，马匹的草料和军队的给养等困难成了各种报纸的头版头条。纽迪吉特少将对延误做出的解释，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招致了人们无限的失望。
1879年5月17日，一条通往兰德曼渡口方向的道路终于修好了。几天后，英军所有骑兵都经该路前往洛克渡口，然后再从洛克渡口前往伊桑德尔瓦纳埋葬阵亡的士兵。祖鲁战争中一件可耻的事情或可悲的结果就是，在伊桑德尔瓦纳阵亡的英军勇士的尸体四个多月没有掩埋，这一点既不能不说，也不能轻描淡写。两个龙骑卫兵团、枪骑兵团和许多其他部队，全部欣然前去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部队以中队的直线式、梯队式或方队式前进，有足够的前锋、后卫和侧翼。到了晚上，士兵们十二人为一组宿营，他们的马鞍向内围成一圈。从比加斯伯格山往下看，他们终于看到远处的洛克渡口和伊桑德尔瓦纳山了。一个枪骑兵团、一个龙骑卫兵团和纳塔尔卡宾枪手队一半人一起出动，清查附近地带。熊熊燃烧的茅屋上青烟升腾，好像祖鲁兰山祭坛正在进行燔祭。夜间，祖鲁人的烽火照亮了大地，而英国人再次来到塞奇瓦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的战场上。拂晓时分，马歇尔少将带着龙骑卫兵、枪骑兵、非正规军骑兵部队、骑警和炮兵在洛克渡口过河，然后以散开的队形前进。我想，读者一定更愿意从一个亲历者的笔下读到关于伊桑德尔瓦纳的所见所闻。以下是《纳塔尔时报》记者所做的描述：
英军非常谨慎地向前推进。1879年5月20日9时30分，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山脊。居高临下，士兵们看到了伊桑德尔瓦纳的山谷。那是一大片壮丽的土地，平原绵延数英里，其间只有几处沟谷和小山丘，两边都是高山。谁会想到，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却发生了现代最可怕的一场战争和灾难。英军曾经的营地长满了草，混杂着密密麻麻的玉米秸秆和燕麦秸秆，但看上去依然青绿、茂盛。草丛中躺着英军可怜的阵亡士兵的尸体。尸体散布各处，姿势各异，而且已经不同程度地腐烂了。支过帐篷的地方到处是残破的盒子与箱子、残存的肉罐头、帐篷的残片，以及一大堆杂乱的文件、书籍和信等。立即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牛车的残骸、牛的骨架及马的骨架。其他一切都隐藏在草丛中，一眼看不出来，需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英军注意到沿着大路新的几辆牛车的轮迹。因此，英军猜想，这应该是最近用来把收获的庄稼从西拉约的山谷运送到更远的内陆要塞的牛车留下的。那天早晨，侦察兵还发现了两个骑马的卡菲尔人和一个步行的卡菲尔人，其中一匹马四蹄都打了蹄铁。这几个卡菲尔人显然是祖鲁军队为监视来到这里的英军而留下的。到达这里后，英军忙着把马套到最好的牛车上。除了骑马放哨或其他执勤人员，其余的人都在发生过惨烈战斗的现场仔细地搜寻着阵亡士兵的遗体和遗物。在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的带领下，卡宾枪手们前往他们先前的营地，试图找到阵亡战友的遗物。然而，在营地附近他们没找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接着，他们搜索了那天晚上看到过一些尸体的地方。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发现了杜恩福德上校的尸体、杜兰特·斯科特中尉的尸体及所有阵亡的卡宾枪手的尸体。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伦敦、布洛克及在逃亡途中几个被杀士兵的尸体。可怜的杜恩福德上校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背心。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写着杜恩福德上校名字的小刀，取下了他的两枚戒指，这些遗物都要被送回家留给他的父亲做纪念。杜兰特·斯科特中尉身体的一部分掩藏在一辆破牛车的残骸下，显然他死后没有遭到肢解或触碰。他穿着巡逻军服，扣子扣得很整齐。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已经变成骨架，但奇怪的是，那张脸看上去依然鲜活，头发都还在，皮肤虽然完全干枯，却依然完好。这两具尸体躺在其他年轻士兵的中间。这些官兵都为保卫这片土地而英勇战死。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来看，他们一定是在最后英勇抵抗后全部被杀的。他们同生共死，没有一个人试图逃跑。我对他们都很了解，也很清楚他们平日里是如何尽职尽责的。我不可能仔细地一一查看他们的尸体，因为我不得不离开这里去另一处。我只能再补充一下，杜恩福德上校的尸体用帆布包裹起来，进行了水葬。其他人的尸体都用石头等掩埋起来，人们用铅笔在木头或石头上写上他们的名字，竖在旁边以示纪念。
皇家炮兵和纳塔尔骑警的尸体也已经掩埋，剩下的只有第二十四团士兵的尸体还没有处理。因为格林上校和其他军官表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自送死去的战友们最后一程。然而，奇怪的是，许多人认为这有辱勇敢的阵亡者的尊严。不过，我们还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回到曾经被鲜血染红的战场，亲手埋葬阵亡者的所有遗体和遗物。祖鲁人已经拉走大批运货牛车和营地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许多尸体全部或部分地被肢解、乱扔一气，导致我们无法辨认。我没有走出营地很远，所以可能判断不太准确。不过，我看到营地里尸体数量不可能超过两百具，其中不包括二十五具卡菲尔人的尸体。毫无疑问，我如果去了战斗刚开始的地方，应该能找到更多的尸体，但很庆幸，为了少一些痛苦我没有这样做。对于躺在周围的阵亡者，别人也许没有我那么多痛苦的感受或悲伤的回忆。我越往远处走，看到的尸体越多。在更多军官的尸体中，除了年轻的吉布森与土著特遣部队两名副官的尸体，我没有听到再有任何一具被确认出来。许多珍贵的遗物已被祖鲁人发现并带走。我听说，在几个阵亡士兵的身上找到了他们写给国内亲属的信——所有信都完好无损，它们将被送回英国交给活着的人们做纪念，这当然会再次引起其家人及亲朋好友难过。由于诸多原因，马歇尔少将很急切地要离开。因此，牛车一准备好，我们就在1879年5月21日12时动身往回赶了。一路上畅通无阻，15时30分我们便到达洛克渡口。回到驻地，我又去掩埋阵亡官兵的亲历者中打听，看看有没有特别引起他们关注的情况。一名龙骑卫兵团的军官在带着自己的中队去焚烧祖鲁军队的营地时，发现那里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他们找到了英国第一旅第二十四团的团旗，还发现一个充斥着祖鲁人骸骨的茅棚。这一情况与在英军营地左侧发现的埋有大量祖鲁人尸体的大墓地，共同证明了祖鲁人确实移动过他们阵亡士兵的尸体。祖鲁军队的营地距离发现骨骸的地方大约两英里，所以祖鲁人可能用英军的牛车运了尸体。带回来的四十辆牛车中，保存完好的只有两辆水车、一辆大炮车、一辆火炮车和三辆苏格兰轻便牛车。英军曾经留在那里的东西所剩不超过二十件，这些东西要么部分残缺，要么完全不能用。即使算上所有能用和不能用的也没剩几件了，六七十辆牛车也不见了，而且那些牛车是在不同时间被祖鲁人运走的。
在开普敦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招募的非正规军骑兵部队值得特别提及。在战争期间，这支部队的表现及作用既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非正规军骑兵部队大多隶属于亨利·伊夫林·伍德上校的部队。在多次进攻行动中，这支部队官兵的勇敢表现证明了他们都很优秀。在非正规军骑兵部队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由舍姆布鲁克指挥的卡夫兰艾菲尔人。1879年4月30日，在卡夫兰艾菲尔人服役期满之际，舍姆布鲁克在乌得勒支向他们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顾了卡夫兰艾菲尔人参加的主要军事行动，赞扬了他们的优秀表现，并向退役官兵告别。因为在盖卡人叛乱期间，卡夫兰艾菲尔人在开普敦殖民地边界地区作战英勇，所以六个月前，在彼得马里茨堡的一次公开阅兵中，他们被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选派到一个危险的岗哨去执勤。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卢内堡这个要地一直被英军占据，这里为数不多的白人沉重打击了祖鲁军队，确保了英托姆贝至德比之间的联络安全。这些白人隶属于亨利·伊夫林·伍德上校指挥的“光荣纵队”，后来加入了由雷德弗斯·布勒上校指挥的部队，在奥罕归顺英国时参与营救其臣民。卢内堡的白人还参加了损失惨重的兹洛巴内山战役与坎布拉战役。面对两万多祖鲁人的进攻，卢内堡的白人绝对服从军令并严格遵守军纪，确实令人钦佩而欣慰。他们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护送从巴特利斯普鲁伊特到坎布拉的车队[5]。关于舍姆布鲁克率领的非正规军骑兵部队，其实际情况与其他部队——如贝克团、威利团等——无甚差异。纳塔尔殖民地的英军军官中，如舍姆布鲁克、内特尔顿、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朗斯代尔、布莱恩、皮克林、威尔逊及其他人，在战争中都表现突出。公平而公正地说，不管是志愿兵和征募军，还是英国官兵，都在战争中起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作用。
英军行军途中停下来观察敌情
多年来，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境遇一直很悲惨。在1872年托马斯·f.伯格斯当选总统之前，德兰士瓦共和国不断受到入侵、债务、争吵及内部不满等因素的困扰。托马斯·f.伯格斯打算对整个国家进行彻底改革，并谋划在南部非洲缔造一个崭新、完美的荷兰。托马斯·f.伯格斯具有很不错的天赋，他的演讲才能很突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对军队和商业不甚了解。因此，托马斯·f.伯格斯的计划是不切实际、不可靠的空想。托马斯·f.伯格斯强迫布尔人接受一种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教育制度，导致数百名布尔人离开南部非洲；他计划贷款三十万英镑在德拉瓜湾修建一条铁路，最终却花费了数百万英镑；他设计了奇特的军装和旗帜；他还在金币上印上自己的肖像。托马斯·f.伯格斯在上帝面前耍弄“奇葩似的把戏”。现在，即使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帮助德兰士瓦共和国度过破产和毁灭的危机，也很难挽救这个国家。
托马斯·f.伯格斯
巴佩迪人
1875年，巴佩迪人的主要首领塞库库尼趁托马斯·f.伯格斯不在非洲的时候发动了叛乱。1876年4月，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要求塞库库尼投降。塞库库尼非但没有投降，反倒大胆地要求获得莱登堡和比勒陀利亚地区的一大片土地。随后，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的一支义勇军向塞库库尼发起进攻并占领马修比孤山。夸张一点说，这座山就好比南非的“直布罗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后义勇军又对塞库库尼所在的营地发动了攻击，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的志愿兵部队发起战斗。不久，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与塞库库尼达成一项和平协定。然而，这项和平协定令人感到十分不光彩。这项协定的目标好像就是为了撕毁，因为它随后便遭到了塞库库尼的否定和蔑视。
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的软弱和愚蠢，严重危害了整个英属南非殖民地的和平。德兰士瓦共和国无法征服塞库库尼，又受到塞奇瓦约的威胁，还极有可能遭到塞奇瓦约的入侵。这显然会殃及英国殖民地。因此，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特别专员。1877年1月，他抵达比勒陀利亚。1877年2月，他召开了人民议会特别会议。当时，摆在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进行彻底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另一个选择是接受英国统治。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但这样的改革来得太晚了，这个“病人”已经无可救药。托马斯·f.伯格斯总统最终宣布，改革措施无法拯救德兰士瓦共和国。1877年3月8日，人民议会解散。1877年4月12日，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正式将德兰士瓦并入英国版图。对于一个破产的国家来说，这是它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已经完全无法应付自身的债务和对手。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不是最明智的选择还值得商榷。一个沉重的负担立刻压在了英国政府的肩上，那些满腔怨恨的人很容易被荷兰人和其他人引发不满，甚至可能因此引发叛乱，而荷兰人和其他人可以利用虚假的反对趁机牟利，并从武装叛乱中大赚一笔。如果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等得太久，一旦祖鲁国王塞奇瓦约发动大军进犯，那么德兰士瓦的人们会跪下来向塞奇瓦约恳求保护和帮助。英国如果要介入这场危机，就必须得到成千上万骑兵的援助——这可是非常宝贵的援助。然而，当英国人真正为德兰士瓦人而战时，德兰士瓦的居民对发生的一切非常反感，几乎没有为英国人提供任何帮助。毫无疑问，英国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接管事宜处理得很糟糕，所以不得不承受痛苦。一方面，如果英国采取拖延的策略，德兰士瓦的人们会被迫来乞求英国保护并接管他们的国家，这种策略肯定不会那么友善但更加明智。当德兰士瓦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塞奇瓦约威胁时，只有英国的干预才能挽救他们。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拖延也会导致特别危险的后果，如果英国不立刻接管德兰士瓦共和国，祖鲁人就会点燃战火，而后战火会迅速蔓延到每一个土著部落，还会破坏英国人所有定居点的和平。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在判断接管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必要性时，局势对他非常有利，因为英国女王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陛下的政府一贯支持他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
事实证明，塞库库尼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德兰士瓦共和国又无法摆脱他。荷兰人要与塞库库尼和平相处只是一种幻想，同时暴露出荷兰人的软弱。塞库库尼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敌对状态很快恢复了，我并未对此感到惊讶。1878年，在英国政府授权下，一支由志愿兵和当地警察组成的远征军，在克拉克上校指挥下，被派去攻打塞库库尼。这支部队不够强大。因此，在罗兰上校率领下，第十三团一部分兵力、第八十团的一部分兵力连同骑兵和志愿兵，也被派去攻打塞库库尼。然而，被派去的部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几乎无法作战。因此，第八十团的一部分兵力只得留下把守关口，其他远征部队不得不返回。英军与塞奇瓦约之间的大战，很快吸引了英国人所有的注意力并使英国人动员了所有力量，而英军对塞库库尼大本营的进攻也因此推迟。对塞库库尼的征伐早在1878年年底之前就已经开始，但最终不得不留给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完结。直到1879年年底，他才率部凯旋。塞库库尼的叛乱专门针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所以英国不得不接管这个债务累累、战事纷扰的国家。
1879年初，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前往纳塔尔殖民地。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引发危机期间，他一直都待在纳塔尔。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返回途经德兰士瓦时，他发现德兰士瓦人的抱怨和不满已被煽动并演变成了初期的叛乱。德兰士瓦的农民召集群众集会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人们自由地表达心声，决心要恢复农民的独立自主权力。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以无比的坚定和坦率，加上令人钦佩的机智和耐心，向英国政府指出事态的真实状况，并递交了一份恢复德兰士瓦独立的请愿书。只有这样，人们因不满而引发叛乱的危机才能暂时平息。以前派往德兰士瓦的特使都没能达到这一目的。试想一下，英国政府会再次允许重建一个既不能保卫自己、英国又无法统治的共和国吗？这个希望真的很渺茫。
注解：
[1] 即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译者注
[2] 以下是这位杰出军官的小传：亨利·伊夫林·伍德上校，第九十团副指挥官，在坎布拉指挥第九十团作战。1852年，他参加皇家海军。1854年10月1日至1855年1月18日，他在“香农”号海军旅的皮尔上尉麾下担任指挥官。其间，他抬着伸缩梯去凸角堡时受重伤。在寄给拉格兰勋爵菲茨罗伊·萨默塞特的一封特快专递中他被提及（戴着扣环奖章、荣誉团骑士勋章、第五级美其迪勋章和土耳其勋章）。1858年，在平定印度兵变的战役中，他服役于第十七骑兵部队，并担任萨默塞特旅旅长。他还参加了拉吉哈尔战役、辛德瓦霍战役（被米歇尔将军传令嘉奖）、卡里战役和巴罗达战役（同样被传令嘉奖，并获奖章）。1859年至1860年，他指挥第一团比特森的骑兵部队在塞隆格丛林中追到叛军。因此，他受到印度政府的感谢，并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他的努力下，印度中央骑兵第二团的力量得到增强。1873年9月，他以特别士兵的身份陪同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前往黄金海岸，并在1873年至1874年非洲西部阿善堤战争中服役。他组织当地人组成了“伍德团”。在以撒曼战役中指挥进攻部队，这得到了英国女王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陛下的赞同。他在援军到达之前，他指挥部队一路跟踪祖鲁人从曼苏到皮亚河。他还指挥了1873年11月27日的侦察行动。在阿莫福尔战役中，他指挥右翼部队——当时他受了轻伤。在奥达苏战役中及攻占考马斯时，他都在团部指挥作战（他曾多次受到传令嘉奖，晋升为名誉上校，并获得扣环奖章）。值得强调的是，1858年10月19日，他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表现突出，因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当时，他率领第三轻骑兵团的一支部队，几乎单枪匹马地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并将其击溃。后来，在伊桑德尔瓦纳附近，亨利·伊夫林·伍德带着比特森骑兵部队的一名传令骑兵勇敢前进，从一伙强盗手中救出了一个叫切姆·辛格的侦察兵。这伙强盗抓住了切姆·辛格，将他押到了丛林中，并打算把他吊死。——原注
[3] 卡托先生是纳塔尔殖民地最年长、最受人尊敬的居民之一，他就登陆点的选定为英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沙阿”号的布拉德肖上尉同“福里斯特”号的史密斯上尉一起邀请卡托先生登上“福里斯特”号，在其协助下选择了一个合适的登陆点。——原注
[4] 1879年5月7日，图盖拉河附近的一位居民写信给《纳塔尔水星报》说：“祖鲁人如果穿过图盖拉河，直逼图希渡口至白金汉堡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就可能避开英军，从而很容易突袭纳塔尔殖民地。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切尔姆斯福德男爵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已尽其所能保护边界，在边界沿线的白人军队都安置了土著卫兵，但这些土著卫兵唯一的用处就是在祖鲁人进攻时发出警报。我见过很多土著卫兵，也问过他们，如果祖鲁人发动袭击，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当然是跑了’。我还听说——不是从他们那里，而是从其他人跟前——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军官命令我们穿过没有白人军队驻防的图盖拉河，我们就会要求军官把我们杀死在纳塔尔殖民地，以免他们麻烦地将我们带到祖鲁兰送死’。因此，我认为把边境土著卫兵作为一种防御力量是毫无价值的，至少有两个斯林岗哨的志愿兵——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塞奇瓦约的军营里会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一点，那就是祖鲁人已经沿着图盖拉河边境返回并已经住进了自己的军营，但他们有时会大喊大叫地挑衅，并与边境土著卫兵交火。”——原注
[5] 与舍姆布鲁克指挥的英勇作战有关的一些细节，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1879年4月15日担任指挥官后，舍姆布鲁克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卢内堡。大约在1879年5月中旬，他和布雷上校一起来到卢内堡。当时，他与第四团的摩尔上尉及勤务兵拉尔森一起侦察，准备对乌姆贝里尼的山洞发动攻击。他们深入祖鲁军队的防线，然后遇到一条河和一条深沟。在返回营地的路上，他们遭到大约五十名祖鲁人的袭击。这些祖鲁人都带着马提尼-亨利步枪。除了他的英国斗牛犬和一把小左轮手枪，舍姆布鲁克没有携带其他武器。他的战马被射杀了，摩尔上尉的马倒下后，也被射杀。舍姆布鲁克后面的勤务兵拉尔森一次次地被受惊的马甩下来，而祖鲁人离他越来越近。最后，拉尔森有点晕了，无法重新上马。他来到河边，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洞穴。摩尔上尉随后上马坐在舍姆布鲁克身后。他们穿过祖鲁人像冰雹一样呼啸而来的枪林弹雨，终于到达营地。到营地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舍姆布鲁克带着二十个骑马的士兵出发了。他们去营救拉尔森。唉！那个可怜的兄弟不见了。大家到处搜索，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迹。1879年5月20日，英军进攻乌姆贝里尼的山洞。这里一百名祖鲁人涌入了一场致命的大火中。第四团的高恩中尉英勇无畏、冲锋在前，祖鲁人最终被赶回乌姆贝里尼的山洞。以上摘自私人信函。——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