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货膨胀

当通胀主义那更为原始的形式在今天被充分证明是一种胡言乱语，且对不久的将来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时，当代的经济思想却深受一种更微妙的通胀主义影响，以至我们不得不担心，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不得不承受对通货和信贷进行干预的大量危险后果。我相信，人们在这一领域所普遍接受的一些学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依据，这些学说只不过是他们把一般的个人经验（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货币）不加批判地用于社会问题的产物而已。

《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第一版前言

2.宏观总量与微观决策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我不仅控诉改头换面的（数量）理论不恰当地篡夺了货币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控诉它所衍生的观点大大阻碍了货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货币理论从一般经济理论的主体中被孤立出来并不是这一特定理论最有害的影响，因为只要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将价值解释成不受货币影响的理所应当的东西，以及解释货币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有别的理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货币总量、所有价格的总体水平，或许还有生产总量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度量值本身不会对个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非货币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却是建立在对个人决策知识的假设之上的。无论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是怎样的，我们都要归功于这种“个人主义”方法。现代“主观”理论在其一贯的应用上已经超越了古典学派，这可能就是它运用在教学上的主要优势。

因此，如果货币理论仍然试图在总量和一般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那么这便意味着货币理论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总量和平均数都不是相互作用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就像我们不可能在个别现象和个别价格等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一样。我甚至会断言，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永远不能成为其推理中的一环。

《物价与生产》，3~5页

3.“某种”价格水平的谬论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货币体系的论点不能建立在国家货币的任何特性上，它必须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即国内的各种价格（尤其是各种工资）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国外的各种价格一起上下波动。为了避免“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各种价格这样的必要性，这种假设经常被认为是应该调整该国的货币数量，以保持国内的“一般价格水平”稳定的充分理由。我还不想讨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建立在价格变动的统计方法通常是为这些国家制定的偶然事件上。在各种价格（特别是工资）普遍向下调整确实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的补救措施将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第7页

4.经济体系跨越国界

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初变化所导致的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某一特定要素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发生的特定变化，而不是取决于它是在同一“通货区域”的内部还是外部。如果我们把货币收入的一系列连续变化描绘成一个个单链（这些变化将随需求的最初变化而变化），并暂时忽略每一个环节将出现的连续后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样的链条可能很快就会指向另一个国家，也可能会先在国内经过许多环节的酝酿。但是，国内的每个个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则取决于他是否是特定链中的一环，也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为那些收入首先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公司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他是否与那些个人或公司在同一个国家。事实上，这幅链条图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在同一个国家经过的环节最终会比他们最初所在的国家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彼此的行程（这不仅发生在相同的国家里，而且发生在相同的个人或公司身上），从而最终相抵。这意味着，由于在b国，从a国到b国的货币转移数量实际上比在a国国内的更大，因而有必要对个人收入和价格（而不是其总额）进行削减。

关于价格和收入的误导性概念

毫无疑问，这幅链条图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考虑连锁效应将产生的无限后果。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它也应该清楚地表明，就国家的价格和收入而言，这种论点是多么肤浅和具有误导性，就好像它们必然会步调一致，甚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一样。受到影响的将是特定的个人或公司、特定产业的价格与收入，而且其影响与随着不同产业或地区之间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这个问题与我讨论的货币体系所构成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一个国家的价格和收入之间，尤其是工资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别紧密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往往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整体上相对地向外部的价格结构靠拢。正如我当时所指出的，我无法在之后更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两点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同质国际通货与我不久后将要开始研究的混合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首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术语是否能在某种意义上恰如其分地与这些区域或国家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呢？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怀疑。当然，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定义为在一个特定地区内货币数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化，那么这两个术语自然便与该区域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但是，如果封闭系统中货币数量的变化也与地区之间的货币重新分配吻合，那么我们所能揭示的后果是否会随之发生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要强调的是，认为一个地区内货币数量的变化只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现实的通货膨胀中，其内在机制最终会逆转这些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导致生产走向歧路。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21~24页

5.“国家”稳定价格的危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采取某种更现实的观点，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什么。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的变化，一些价格将趋于下降，价格水平将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受益于同样的需求变化的国家则肯定会允许价格上升。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有在其价格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往往下跌到最低的地区，价格才会稳定，而所有进一步的调整都是由所有其他国家价格的相应上涨带来的。如果世界被分割成相当多的非常小的相互独立的通货区，那么毫无疑问，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而且，如果这一原则被采纳，那么它为什么还被局限于特定国家地区的平均价格呢？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应该下跌，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货币数量应该受到严格的管制（以使这种商品的价格保持稳定，因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相比，它的价格会下降到最低），认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按比例向上调整，难道这些观点不是同样合乎情理吗？我们只需记住几年前橡胶价格的变化，就能明白这样的政策将如何逾越哪怕是最狂热的通胀论者的意愿。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一旦采纳了这一原则，就很难看出它是如何被限制在“合理”限度之内的，也很难说清楚“合理”限度是什么。

但是，让我们忽略这样一种实际的不可能性：在实行稳定政策的国家，其结果将是汇率稳定，物价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将下降。让我们假设，在那些受益于需求增加的国家，其他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下降的（以保持国家价格水平的稳定）；而在那些需求减少的国家，情况则相反。那么，这种国家稳定政策的理由和意义是什么呢？

没有予以讨论过的理论案例

如今，不管在哪里，关于国家稳定价格，人们都很难找到经过明确阐述的理论依据。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一种可取的政策如果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就一定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因此，在继续研究这种分析的正当性之前，我们最好先找出使这一观点引人注目的历史原因。毫无疑问，它的异军突起与1925年至1931年英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困难密切相关。在战后实行金本位的相对较短的6年时间里，英国遭受了被称为“英镑高估”的痛苦。早在100年前，由于反对所有正统经济学的教导，李嘉图就明确表示自己“永远不建议政府恢复某种通货，因为其票面价值贬值了30%”。1925年，英国的通货已恢复到以前的黄金价值。因此，为了恢复均衡，我们必须按英镑升值的比例降低所有价格和成本。众所周知，尤其因为降低货币工资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漫漫长路，它使英国与经济繁荣失之交臂（那次经济繁荣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它的结果被证明不足以确保维持恢复的平价。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需求条件的最初变化，也不取决于在稳定汇率下可能影响一国情况的任何因素，而是英镑外部价值变化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在给定汇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或成本结构与世界其他地区失去了平衡；而是说，汇率的变化突然打乱了国内外所有价格的关系。

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

然而，这段经历使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对国家价格与成本，尤其是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先入之见。他们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和成本结构应该有必要做出改变。这种倾向得到了流行的关于平均数的伪数量经济学的有力支持，其论据包括国家的“价格水平”“购买力平价”“贸易条件”“乘数”等。

一个纯粹歪打正着的事实是，这些平均值通常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格而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价格可以随着其他国家的价格一起变动的证据。因此，这样一种信念便根深蒂固了，即要使一个国家的“某种”价格水平必须随着其给定的成本水平发生改变，是存在一些特别的困难的，因此，国家最好通过操纵汇率来避免这种调整。

现在，我可以立即补充——我当然不想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其他条件的变化可能会使某一特定地区的货币工资大幅下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工资削减不过是一段令人悲痛万分的漫漫长路。无论如何，对于主要出口一种或几种原材料的国家来说，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的许多英国同事，由于他们的国家在近代遭遇的特殊经历，就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特殊案例的实际意义。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改变平价，自己可以克服工资刚性引起的许多主要难题，特别是如果坚信某一特定地区的“价格水平”和“成本水平”之间的关系，自己往往就可以忽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42~46页

6.集体谈判的货币风险

尽管在我看来，货币政策旨在调整一切以适应“给定”工资水平的整个理念纯粹是理论上的误解，但是如果把它应用于当今世界，那么我又觉得其后果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理应给定的工资水平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主题。这意味着集体工资谈判的整个机制将在未来专门用于提高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不管工资削减行为发生在哪里——即使只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有必要这么做，它都必须通过货币手段来实现。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个劳动力长期具有抗跌性的时期和国家，那么这样的提议能被人们当回事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了抵消工资上涨对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面临的任何不利影响，如果工资谈判成为金融管理局的公认职责，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工资谈判要如何进行。但有一件事我们是很确定的，即劳动阶层很快就会认识到，经过策划的物价上涨与蓄意削减货币工资一样，都是对工资的削减。因此，那种认为通过迂回的方法降低国家所有工人的工资比直接降低受既定变化影响的工人的工资更容易的想法，很快将被证明是虚幻的。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