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成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1)，《春秋》贬其文(2)，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3)，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4)，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5)？《春秋》常于其嫌得者(6)，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7)，晋文不予致王而朝(8)，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9)，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10)，是文约而法明也。
【注释】
(1)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庄王，芈（mi）姓，名旅，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陈国大夫。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相通，夏征舒杀了国君陈灵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书曰：“楚人杀陈夏征舒。”
(2) 贬其文：行文上加以贬斥。《春秋》在称呼上很讲究，有爵位的称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没有爵位的，最高的称“子”，其次称字、名、人、氏、国、州。楚庄王是子爵，应该称“楚子”，而《春秋》称“楚人”，包含有贬的意思。夏征舒作为臣子，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惩罚这种乱臣是正义之举。楚庄王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他是楚国国君，却越权擅自去惩治陈国大夫，这种行为叫“专（擅自）讨”。诸侯没有专讨的权力，因此《春秋》对楚庄王的行为从名义上还要加以贬抑，称他为“楚人”。
(3) 灵王杀齐庆封：灵王，即楚灵王，名围，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庆封，齐国大夫。鲁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联合蔡、陈、许等国伐吴，抓住庆封并处死。崔杼弑（shì）齐庄公，庆封是其同党。庆封先逃到鲁国，齐人责问鲁国。庆封又逃到吴国，吴国接纳了他，并把他封到防（《左传》作“朱方”，在今江苏镇江东）。楚灵王率领的盟军进攻防，抓逮并诛杀了庆封这个叛国乱臣。孔子对此表示赞成，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庆封已逃到吴国并受封，为什么还称“齐”庆封？孔子不承认诸侯专封，也表明楚子为齐国来讨伐叛逃的臣子。
(4) “庄王”二句：楚庄王率领诸侯伐陈，灭了陈国，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说，伐陈是正义的行为，占领陈国则是不义的行为。楚庄王采纳了这个意见，恢复陈国，扶立陈灵公的太子为陈成公。孔子知道此事，称赞道：“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夏征舒弑君，故罪重。
(5) 正经：正确的规则或原则。
(6) 嫌得者：好像正确的事情。嫌，怀疑。得，得理，得宜，正确。
(7) 齐桓不予专地而封：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齐桓，指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时，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权把某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子，诸侯无权把土地和人封给别人。但是，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乱世时代，齐桓公有相当实力，能够救助弱国，保护小国，制止侵暴行为，稳定社会秩序。齐桓公的专封，从实际出发，可予承认。
(8)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晋文，指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召周襄王参加会盟。周襄王是天子，晋文公是诸侯，臣召君不符合礼制。《春秋》记载这件事，写作“公朝于王所”。一般说诸侯到京师朝见天子，由于天子不在京师，被晋文公召到践土来，又不肯说明被召唤这样不礼貌的行为，所以用这种比较含蓄的笔法，这是《春秋》笔法。董仲舒认为，这样记载说明孔子不赞成作为诸侯的晋文公召唤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况：比较。
【译文】
楚庄王杀陈国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贬斥，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楚灵王杀齐国大夫庆封，而春秋直接称他为“楚子”，为什么呢？回答是：“楚庄王是贤君，夏征舒罪重，以贤君讨伐重罪，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不加以贬斥，谁能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正确的规则呢？《春秋》经常在好像正确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确的内容。所以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不赞成楚庄王擅自讨伐。三者都是不妥当的，那时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这种水平。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楚灵王被称作‘楚子’而去讨伐。”《春秋》的说法多是相比较而言的，文字虽然简单，法则却很明确。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1)；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2)。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3)，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4)。”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5)。”
【注释】
(1) 陈、蔡之灭：楚灵王于公元前534年灭陈国，公元前531年灭蔡国。楚平王继位，于公元前529年又恢复陈、蔡二国。
(2) 著：彰明，阐述清楚。
(3) 故称楚子以伯讨之：此句是说，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崔杼的罪行已经明白，而庆封有什么罪，并不清楚。称楚灵王为“楚子”，来讨伐庆封，表明庆封的罪行严重。伯，通“霸”，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讳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于此其云尔也：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比于此，以此为例。此，指乱国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尔，指《春秋》所说庆封罪行。
【译文】
提问的人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已被灭了的陈、蔡两国又重新出现；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却没看到对杀庆封一事的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说法，已经明白的不说，尚未明白的要说清楚。现今诸侯不能擅自讨伐，本来已经明白，庆封的罪行却没有被别人看见，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讨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这种罪行视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说：“臣子的行为，贬斥了的国君的地位，乱了国家的臣子，即使没有篡权和弑君，他们的罪行也都应该是死罪，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
《春秋》曰：“晋伐鲜虞(1)。”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2)，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3)，《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4)。今我君臣同姓适女(5)，女无良心，礼以不答(6)，有恐畏我(7)，何其不夷狄也(8)？公子庆父之乱(9)，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10)，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11)？《诗》云(12)：‘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13)，我心望焉(14)。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15)。”
【注释】
(1) 晋伐鲜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载：“楚子伐徐，晋伐鲜虞。”文中对晋没称爵位，是把它视为夷狄。因鲜虞是姬姓国，与徐国都是中原国家，楚是夷狄，伐徐，晋没有去救援，却也去伐同姓的国，因此《春秋》把晋视同夷狄。
(2) 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礼，坚守礼节。疑，同“凝”，凝滞不变。《春秋》对鲁国以外诸侯夫人葬礼一般不记载，而宋伯姬的葬礼却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记载。《公羊传》记载伯姬死的详情：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在宫中，有傅进来报告：火快烧到这里了，请赶快出去。伯姬说：不行，妇人不见傅和母，不能出门，只有傅来，还没见母来。结果伯姬在屋里被烧死了。《春秋》记载宋伯姬葬礼，是对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礼尊于身”的观念。宁可烧死，也不能违礼。后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与此相一致。
(3)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疑信，坚守信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齐邑，今山东阳谷阿城）会面，鲁庄公用武力胁迫齐桓公签订返回汶阳之田的盟约，齐桓公同意了，当胁迫解除后，齐桓公没有怨恨，没有毁约，交还汶阳之田，这是守信用而损失土地。
(4) 天之数：指天道，即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
(5) 同姓适女：以同姓亲情归从你。同姓，鲜虞与晋国都是姬姓，故称。适，归从，亲近。女，同“汝”，指晋国。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意思是说华夏为礼仪之邦，华夷之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有没有礼。
(9) 公子庆父之乱：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卒，子般立，庆父挑拨邓扈乐弑子般，立闵公；第二年，庆父又弑闵公。三年中接连死了三位国君，都是庆父作乱的结果，所以人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鲁桓公之子，鲁庄公之弟。
(10) 无亲：指齐、鲁异姓，没有亲戚关系。
(11) 如何：为什么。
(12)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小宛》。宛，小貌。鸣鸠，斑鸠。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发，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厌：通“压”，欺压，压制。
(14) 望：犹“恨”，责怪，怨恨。
(15) 婉辞：委婉的贬斥，没有批评的语言。称晋是贬义，却没有贬词，所以是婉辞。是，苏本脱此字，今据宋本及钟肇鹏校释本补。
【译文】
《春秋》说：“晋讨伐鲜虞。”为什么讨厌晋国而把它视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礼节又重视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礼节比身体更尊贵。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春秋》肯定这两种行为，推举出来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这就是礼节和信用。礼节没有不答谢的，施予没有不回报的，这是天然的道理。现在我们以同姓亲情归从你，你没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礼节答谢，又恐吓威胁我们，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急快要灭亡，齐桓公使鲁国安定下来。不是他的亲戚，还能来为我们分忧，为什么与我们同姓的人却用暴力来对待我们呢？《诗经》上说：‘那只小斑鸠，羽毛飞上天。我心很忧伤，怀念那祖先。一夜没睡着，想着两伟人。’人都有这种想法呀。现在晋国不因为同姓而为我们分忧，还借着自己强大来欺压我们，我们都从心里怨恨它。因此说它不好，称‘晋’就完了，这是委婉的说法。”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1)，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2)？”曰：“恶无故自来(3)，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何惧(4)，是已矣(5)。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6)。公受乱陵夷(7)，而无惧惕之心(8)，嚣嚣然轻计妄讨(9)，犯大礼而取同姓(10)，接不义而重自轻也(11)。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12)，而大国莫之正(13)。出走八年(14)，死乃得归。身亡子危(15)，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16)。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17)，行枉而无救(18)，是其所以穷也。”
【注释】
(1) 公：指鲁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鲁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晋国，没有到晋国就回来了，不敢去晋国，是由于听说晋国要抓他。
(2) 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称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载：“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就是说，鲁昭公去晋国，到河边，有了疾病，所以回来了。实际是不敢去，而以疾病为托词。
(3) 恶无故自来：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恶，指坏事。无故，没有原委。
(4) “内省”二句：出自《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说明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则不感到羞耻，也不需要忧虑和惧怕。
(5) 是已矣：就这么回事而已。是，这样，这么回事。已，而已。
(6) 始于文而甚于昭：（臣不听命）从文公开始，到昭公时最为严重。文，鲁文公，名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乱陵夷：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公，指鲁昭公。受乱，遭受悖乱局面，指臣不听命于君。陵夷，日渐卑下。
(8) 惧惕：恐惧，警惕。
(9) 嚣嚣然轻计妄讨：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嚣嚣，傲慢的神态。轻计，没有慎重考虑。妄讨，随便去讨伐。这是指公元前518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反被季孙氏打败。
(10) 取：通“娶”。古代认为娶同姓是违犯大礼。吴和鲁都是姬姓，鲁昭公娶了吴王长女，所以说他犯大礼。
(11)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接，接近。重自轻，加倍自轻。讨季氏，是自轻；又犯大礼，更加自轻。
(12) 季孙：鲁国大夫，鲁“三桓”之一。
(13) 正：纠正。
(14) 出走八年：鲁昭公伐季氏失败，逃到齐国，公元前510年死于晋国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鲁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废，季氏执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讵：岂，哪会。
(17) 时难而治简：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时难，所处时期不好。治简，治理国家过于简略，考虑不够周密。
(18) 行枉而无救：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行枉，行为不正，指娶同姓等。无救，周围没有贤人匡救。
【译文】
有人提问：“晋国很坏而不可亲近，昭公去晋国又不敢到晋国，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君子不感到羞耻，问心无愧，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畏惧，就这么回事而已。现在《春秋》对这件事感到羞耻，是由于鲁昭公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驾于国君之上，从鲁文公时开始，到鲁昭公是特别严重。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却没有畏惧、警惕的心理，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娶同姓违犯了大礼，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国家治理得好，四邻都来庆贺；国家治理不好，四邻就都散去。’所以季孙专权，大国也不能给予纠正。鲁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归葬。自身死亡，儿子又处于危险境地，到了极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耻，而因导致困厄的行为感到羞耻。鲁昭公虽然遇到这种时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于这样。虽然娶了同姓，能够任用孔子辅助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1)：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2)，君子之所见也(3)；襄、成、宣、文(4)，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5)，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6)，所闻八十五年(7)，所传闻九十六年(8)。于所见，微其辞(9)；于所闻，痛其祸(10)；于传闻，杀其恩(11)，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12)。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13)。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14)。屈伸之志(15)，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16)，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17)。有知其厚厚而薄薄(18)，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9)。《诗》云(20)：“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之谓也(21)。然则(22)，《春秋》义之大者也(23)。得一端而博达之(24)；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25)；视其温辞(26)，可以知其塞怨(27)。是故于外，道而不显(28)；于内，讳而不隐(29)。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30)、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31)。义不讪上(32)，智不危身(33)。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34)，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35)。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36)。
【注释】
(1)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2) 哀、定、昭：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的顺序。
(4) 襄、成、宣、文：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gong），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俀（tui），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鲁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闵、庄、桓、隐：僖，鲁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孔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7) 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闽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于所见”二句：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微其辞，隐微其言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用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10) “于所闻”二句：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个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因此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11) “于传闻”二句：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一个月有三个带“辛”的日子，第一个叫“上辛”，最后一个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动，规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举行。秋七月，上辛举行了雩祭，季辛又举行雩祭，为什么？实际上鲁昭公想用雩祭的办法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把季氏杀了。季氏平时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杀季氏，却被季氏打败，逃亡到齐国去。孔子知道鲁昭公不对，又不好指责国君，为尊者讳，只说“又雩”。这就是“微其辞”。
(13) “子赤”三句：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子赤，鲁文公之子，被襄仲杀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认为：子赤死了，为什么不写日期，是因为被杀。国君被杀，是极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写那个日子。这表明孔子对国祸的痛心。那时代对孔子来说是近代史，是所闻世。
(14) “子般”二句：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子般，鲁庄公之子，被庆父杀死。《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样记载国君的死，为什么这里注明“乙未”（二日。《左传》作“己未”）日？因为年代久远，没有那种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变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补“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见”，作“吾见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前一“近”等为动词，后者为名词，指与自己有这种关系的对象。近与远，指离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从血缘关系讲，就是亲疏的区别。
(17) “贵贵”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对上述的推论。
(19) “百物皆有合偶”数句：这是对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对、对立、对偶、对待的意思。百物，即万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偶的东西。
(20)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指威仪美观壮丽。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没有令人反感的法令。无怨无恶，指人民没有怨恨和厌恶。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愿。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众。
(21) “百物”到“此之谓也”数句：以孔子写《春秋》根据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而有详略的不同，推论到一切事物都相对应的关系，再举《诗》句证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众之心。董仲舒认为这是学习、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则：这样的话。
(23) 义之大者：就是大义的内容。这里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义，而是说学习《春秋》大义，应该如何学习。
(24) 得一端而博达之：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得一端，得到一种思想或者一个观点。博达之，推广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就是举一反三，意思进一步扩展。
(25) 正法：正确的法则。
(26) 温辞：即蕴辞，也就是微辞。
(27) 塞怨：闭塞怨恨。
(28) 道而不显：用婉辞记述，不采取明显的说法。
(29) 讳而不隐：对内为亲者讳，所以用文字的差别来表达，不能没有表示。
(30) 内外：指亲疏的区别。
(31)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差贤不肖，指区别贤与不肖，为贤者讳。等尊卑，指以尊卑为等级，为尊者讳。
(32) 讪（shàn）上：指责上级。讪，诽谤，讥讽。上，上级。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让自身处于危险境地，相当于明哲保身。
(34) 畏与义兼：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畏，畏惧顶头上司的权势。义，不诽谤尊贵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春秋》笔法的依据。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了没有“讪上”的义，也为了避免“危身”，孔子写时，就特别隐晦，常用“微辞”。
(36) “以故”三句：《春秋》笔法被采用，对天下有好处，不被采用，也没有“讪上”的罪名，自身安全。这是孔子写《春秋》的原则。
【译文】
《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有亲见的，有听说的，有听传说的。亲见的有三世，听说的有四世，听传说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亲见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听说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作者听传说的。作者所亲见的六十一年，听说的八十五年，听传说的九十六年。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作者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记述的文字也有相应的详略差别。我根据《春秋》对待近事的亲近、远事的疏远，亲戚的亲切、疏客的疏离，也就知道它对尊贵的尊重、对卑贱的轻贱，对要事的重视、对小事的随便。又知道它对感情厚的热情，对感情薄的轻慢，对好人友好，对坏人厌恶。又知道它以阳对阳，以阴对阴，以白对白，以黑对黑。百物都有相应对偶的东西，用相应的态度分别对待不同事物，这就对了。《诗经》上说：“威仪壮观，政令顺畅，没有怨声反对，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说的这些情况。这样的话，《春秋》的大义，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确的法则；看到隐晦的语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对于外国的坏事，说了又不显露；对于内部亲人的坏事，不说却有表示。对尊贵的人和贤人也都这样。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义士不诽谤上级，智者不使自身危险。因此对久远的国君因为道义而为他讳过，对当世的国君出于明智的考虑而畏惧他。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那么时代越近，说话越要谨慎。这就是用微辞记述定公、哀公过错的原因。根据这个原因，用微词表述意见，如被采用则对天下稳定有贡献，不采用则能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春秋》的原则。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2)，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3)，不能定五音(4)；虽有知心(5)，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6)，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7)。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8)，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注释】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
(2) 弗修规矩：不按照圆规、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据。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
(3) 六律：定音调的乐器，即黄钟、太簇（còu）、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4) 五音：指宫、商、角（jué）、徵（zhi）、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聪明。
(6) 遗道：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
(7) 大数：指基本法则。
(8) 所闻天下无二道：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闻，听说的，不必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天下无二道，语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国之道只有一个。道，指治国之道。
【译文】
《春秋》的原则，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不比照圆规、曲尺，也画不出方形或圆形；纵然有聪灵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实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因此，圣人效法天，贤者效法圣人，这是基本法则。遵循基本法则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安定与混乱的分别。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办法有不同，而道理却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贤者把先王的法则传授给后世。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1)，讥易常(2)，欲其法先王也(3)。然而介以一言曰(4)：“王者必改制(5)。”自僻者得此以为辞(6)，曰：“古苟可循(7)，先王之道，何莫相因(8)。”世迷是闻(9)，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10)，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11)，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注释】
(1) 善复古：“善”是意动用法，即认为复古是好的。《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善复古”的，董仲舒继承了这种思想。
(2) 讥易常：反对改革。讥，批评。易，改变。常，常规。
(3) 法先王：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法，效法，学习。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话。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国王必定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它与上文的“善复古，讥易常”从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这种说法称为“介”入的，是不协调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讲“王者必改制”这句话的人。辞，指理由、借口。
(7) 循：因循、继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说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处亦同“循”。
(9) 世迷是闻：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闻，说法。
(10) 狸（lí）首：《狸首》是逸诗《曾孙》的乐曲。诸侯国君相见时，奏这个乐曲，开始射箭，见《仪礼·大射》。
(11) 县（xuán）而射之：有人误解了“奏《狸首》以射”这句话，把狸猫的头割下来，挂在那里作为靶子，让人向它射箭。县，同“悬”，悬挂。
【译文】
《春秋》对于人世间的事情，提倡复古，反对改革，主张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但是有一句话与此不一致，说是“王者必定要改变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继承，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都不一样？”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从而怀疑正道却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听说诸侯国王有射《狸首》的音乐，于是，就割下狸猫的头，悬挂起来，当做靶子，向它射箭。并且说：‘这有什么快乐！’这就是闻其名不知其实的典型例子。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1)，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2)，修故业，而无有所改(3)，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4)，事君者仪志(5)，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6)，物袭所代(7)，而率与同(8)，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9)，更称号(10)，改正朔(11)，易服色者(12)，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13)，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4)。孔子曰(15)：‘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16)！”
【注释】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变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当王，说明不是继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当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袭。
(3) 无有：有的版本没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
(5) 仪志：即以其志为仪。仪，准则。
(6) 天大显己：上天大显扬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袭所代：一切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这类象征物。袭，继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shuài）：都。
(9) 徙居处：指迁都。
(10) 更称号：改朝代名称。
(11) 改正朔（shuò）：改历法的正朔日子。这里“改正朔”是古代较为复杂的问题。正，正月，岁首。哪一月定为岁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汉初仍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后改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沿用至今。朔，指历法年开始的时刻。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这就是“改正朔”的具体内容。汉以后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周代的夜半为朔，没有再作改变。
(12) 易服色：变换服饰的颜色。
(13) 文义：指文字训诂。改朝换代，有改变的内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变的内容，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14) 无易道之实：治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与：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不易，不作改革。效，证据。
【译文】
“现在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道理，改变治国的法则。受了天命，另一姓当了新的王，并不是继承以前的王位而当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遵循着旧的业绩，没有什么改革，这跟继承先前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显现。对待父亲要继承父辈意愿，对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为行事的准则，对待天也应该这样。现在，天大显扬自己，什么东西却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与前代一样，那么与前代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迁移居处（迁都），改变称号，变更正朔（历法），更改服装颜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顺从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显现。至于说治国的大原则，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字都应照旧，有什么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本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说他继承尧的治国之道而已，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
问者曰(1)：“物改而天授(2)，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3)，而为之文曲(4)，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5)。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6)。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7)，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8)，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9)；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10)，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11)，一也；其所同乐之端(12)，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13)：‘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14)。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15)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16)，所为一也。”
【注释】
(1) 问者曰：是设问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缘：根据。
(4) 文曲：文词，乐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本末质文，政治是本是质，礼乐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礼乐都具备，也就是本末质文都具备。
(6) “是故”三句：作乐最初的根据是天下人都快乐。每个人快乐，根本是自己快乐。反，同“返”。
(7) 绍：继承。
(8) 三圣：指尧、舜、禹三个圣人。
(9) 頀（hù）者，救也：夏桀无道，人民苦难，商汤推翻夏桀，是救民脱离苦难。
(10) 《武》：商纣王无道，周文王、武王兴师讨伐，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人民高兴，所以这时的乐曲叫《武》。《白虎通义·礼乐》引《礼记》文：“黄帝乐曰《咸池》，颛（zhuān）顼（xu）乐曰《六茎》，帝喾（kù）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hù）》，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汤、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第二章（全诗八章）。崇，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丰，周邑名，周攻占崇国后，迁都于此，改名为丰。
(14) 风：风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诗八章）。赫，盛怒貌。斯，语气助词。爰，于是。
(16) 二者离而复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礼作乐在后，二者虽不同时，但同归于应天顺人，故曰“离而复合”。
【译文】
有人问：“许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经显现了，为什么还必定再作音乐呢？”回答是：“音乐跟那些礼制是不一样的。礼制是根据天命进行的改革，音乐则是根据人心来制作的，那个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乐的事。所以开初改制，是用来表明天命的变化；后来作音乐，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据天下人民所快乐的事来制作音乐的词曲，一方面用来谐和政治，一方面用来倡导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谐安宁，王者不妄作音乐。音乐，是涌满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只有顺应政通人和的时代，才能制订礼仪和音乐来表现成功。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所以制作音乐，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乐的根源，以使自己快乐为根本。虞舜时期，人民喜欢虞舜继承唐尧的功业，所以乐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绍’（继承）；夏禹时期，人民喜欢他们三个圣人先后相继，所以乐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伟大）；商汤时期，人民喜欢商汤救民于苦难之中，所以乐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护；周文王时期，人民喜欢文王兴兵征讨暴君，所以乐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欢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可能一样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欢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欢的事不同，音乐又怎能不随时代而变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汤作《頀》而周文王作《武》，这四个乐曲名称不同，但各自都顺应了人民对他们的爱戴。我从中看到了音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讨伐崇国，又建京城于丰。’这说的就是音乐的教化。《诗经》又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调发他的军队。’在那时，殷纣王无道，诸侯大乱，人民喜欢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经润泽了天下，追本溯源谱制音乐，称它为《大武》，是说人民最初所喜欢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乐，虽是作于成功之后，但取名却用初始的含义，以表示重视根本。由此来看，历法、服色的改动，顺应天命制订礼乐的差异，都是源于人心的趋向，这两者有先有后但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