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 [1] 说过：“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功，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 [2]
湘军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且谈谈湘军的历史。
湘军的首领，是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曾国藩。他以礼部右侍郎丁忧在家乡。皇帝委任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他却复奏皇帝，说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改弦更张，另练新军，就在长沙开始招募这一支反革命军队湘军。
曾国藩和湘军第二大头目胡林翼，都认识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势不两立。狂吠什么“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 [3] 。“叛国”，指国家给属国灭了；“叛藩”，指皇位给权臣篡夺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分子还可以栖隐起来，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却是你死我活，无地可避。因此，他们号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起来，为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为“卫吾道（孔、孟之道）”而战 [4] 。这样，湘军就由书生来率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选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书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辖于统领，统领辖于统帅。营官由统领拣选，统领由统帅拣任。将领在营一天，这个军营就存在一天，将领战死了，这个军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的死党。曾国藩要用礼来统治国家，他建立湘军，就制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穿到营制里去。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技术性的教练为次。他把训又分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于首要。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 [5] 把礼教放在法律和命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士兵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曾国藩在日记里曾经透露过这一个狠毒的伎俩，说什么“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6] ，他毫不掩饰地把仁和礼的反动事实自供了出来。胡林翼还从用兵上自述用的也是儒术，他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 [7] 又说：“敬慎不败，儒修之要领，亦兵机之上策。” [8] 曾国藩生平自吹的“结硬寨，打呆战” [9] ，胡林翼叫嚣的“愈老愈坚（越守得久，越坚固），湘军之本领也” [10] ，确是都从程、朱、道学家学来的伎俩。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儒学来指挥作战，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军队。
在湘军以前，八旗早已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诠选调补，操于兵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故其时全国绿营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恰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到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握于兵部的世兵制度，于是兵制起了根本的变化，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就立即跟着改变。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早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撰《湘军志》的王闾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其情况，如行芒刺中，他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 [11]
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清代定制，行省建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惟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就来控制着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道光时著名文学家梅曾亮论清代中央集权，“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确是不错。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要有作有为，不愿受牵制于两司，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终于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督、抚专政的局面便形成了。在咸丰年间，依靠湘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是“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 [12] 了。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作“十八小国” [13]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权，遂移清祚。当年曾经挽救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书生，而今还是由他们手造的晚清督、抚专政局面，把清皇朝断送了。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当初曾国藩欺骗他们，说太平军抢劫掳掠，不论贫富，一概寸草不留，叫他们起来保卫身家，把他们骗了入营。到入营后，又骗他们说如同父兄带子弟一样带领他们，望他们成立，人人有好前途。可是，做将领的靠了他们卖命，升官发财，却还是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但还不至于要卖命。如今当了兵比在家做佃农还要惨。他们觉醒了，就加入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来。
在攻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 [14] 。到攻陷天京，被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反起来。那些从士兵立功得到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是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到无法生活时，拿到街上去兜卖，一二品大员的功名，只值得百十吊钱！他们也参加了哥老会来领导士兵造反。此后年年在湖南起义，并以湖南为根本，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反革命的湘军，转变而为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正同清朝乾隆嘉庆之间（1793—1802年），安徽农民被骗当乡勇去打击白莲教，他们觉悟受了地主阶级的欺骗，到白莲教失败，他们被解散回故乡后，就起来组织捻党，其后五十多年，便成为强大的反清革命的捻军，先后如同一辙。这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历史上即使有些农民曾经受过地主阶级的蒙蔽和欺骗，一旦幡然醒悟，就会以更仇恨的烈火去烧毁地主阶级。这也粉碎了简又文把太平天国与湘军的阶级斗争，说成“分明是农民打农民” [15] 的谬论。
湘军是曾国藩组织的新军。蒋方震把它认为民兵，是错误的。作为湘军将领的书生是地主阶级，它的士兵则为农民。湘军崛起的目的，不是如同蒋方震所说，要达到二千年来书生的至高理想，作为“王者师”，而是为保卫地主阶级。这与古代民族间战争，民兵与其率领者共同为保家保国而战的性质不同。湘军士兵与其将领的关系是敌对阶级的关系，其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被蒙蔽、受欺骗，幡然醒悟的时候，就加入哥老会来反抗地主阶级，推翻清朝的统治。蒋方震说：“明乎书生、民兵、官僚、土匪之四种关系，而湘军之奇迹可以解矣。” [16] 其实，蒋方震根本不懂得这种阶级斗争的关系。而湘军的始末，稽考起来，也还原原本本，一清二楚，绝不是什么“历史上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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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方震1905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赴校途中，病死广西宜山。他著有《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等书，当时称为军事学家。
[2] 见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申报》1923年编印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
[3] 胡林翼给席宝田信，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致席砚香宝田太守》。
[4] 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5] 曾国藩：《陆军得胜歌》，见《曾文正公杂著》卷一。
[6] 曾国藩清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记，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六册。
[7] 胡林翼复李鸿章信，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七，《复李少荃》。
[8] 胡林翼复曾国荃信，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八，《复曾沅辅观察》。
[9] 曾国藩清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病离速痊请开缺仍留军中效力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10] 《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九，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致金逸亭余会亭丁月台》。
[11] 王闾运：《湘绮楼日记》清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十六日记。
[12] 王闾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13] 康有为：《裁行省议》。
[14] 曾国藩清同治四年《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察核由》，见《曾文正公批牍》卷三。
[1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言》。
[16]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