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洪大全及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里，有一段话说道：
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当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这一个成为历史疑案的洪大全，便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破围之役，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大败之后，称为当场追剿生擒的“逆首”。这人，被执之后，就给赛尚阿解到北京去，用来做献俘的人物。
清咸丰二年三月庚申咸丰谕军机大臣等述广西巡抚邹鸣鹤的奏章道：
据邹鸣鹤奏克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先行驰报一折，据称二月十七日丑刻，贼匪冒雨突围由东路奔逃，我兵跟踪追剿，歼毙数千人，擒获逆首洪大泉 [1] 一名。因山径陡险，大雾迷漫，镇将遂致阵亡，贼众现已分窜等语 [2] 。
同月辛酉谕内阁述赛尚阿的奏章道：
赛尚阿奏收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并现在剿办情形一折，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窜，我兵四面兜剿，疊有斩戮。现获之洪大泉，即逆首洪秀泉之谋主，现已派员槛送京师 [3] 。
四月丙申，洪大全被檻送到京师，奉旨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 [4] 。会审的结果，以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复奏。奏入，得旨：洪大全著即凌迟处死、枭示、派刑部左侍郎书元、署右侍郎陆应谷前往监视行刑。洪大全事迹始末见于清朝文书的如此。案这一场永安破围大战，清将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同日阵亡。清军在惨败之后，乃有献俘之举，这是一件最使人怀疑的事。所以历来怀疑洪大全事迹不乏其人，到梁启超不过再重新提出罢了。
但是，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也并不是一致的。我们追溯这个问题，自咸丰二年起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百多年来，可以分做五个时期：
（一）否认洪大全地位时期 （清咸丰初年）
（二）记载歌咏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同治时代）
（三）否认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光绪末年）
（四）怀疑洪大全事迹时期 （五四时代）
（五）争论洪大全事迹时期 （从1934年到近年）
当献俘之初，洪大全还未解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遵旨陈言的给事中陈坛在附片中力论洪大全乃赛尚阿当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出来的一个赝品，其人不过供太平天国驱策，并非著名渠魁，实不值解京的话道：
广西拿获贼匪伪军师洪大泉，经赛尚阿遴派随带司员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联芳、户部员外郎丁守存槛送来京，计四月内可到。维我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实系逆首方可示天威而昭武功。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臣愚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此端一开，恐将来获贼者均不免张大其辞，希图冒赏。且恐逃匪闻而窃笑，愈以张其玩侮之心。尤可虑者各省盗贼勾结，气类原属相通，一有疏虞，更关国体。应请特降谕旨将洪大泉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饬令沿途督抚无论该犯行抵何处，即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该犯之联芳、丁守存想于军营不甚得力，听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广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贼匪闻之，知圣意必欲将真正逆首洪秀泉等悉数擒获，愈足寒贼胆而励军心矣 [5] 。
按陈坛此奏是根据以往军前查复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奏折内并没有洪大全这一点来提出意见，这是一条极有力的证据。所以咸丰得了此奏，在给内阁的上谕里便说道：
该给事中另片奏贼伪军师洪大泉拟请毋庸解京等语。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现既槛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师，以凭讯究 [6] 。
这时，除陈坛与咸丰外，有一个帮助广西巡抚邹鸣鹤、提督向荣守桂林的临桂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做有一首长篇《纪事诗》，他在自注“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的诗句里说道：
擒洪大全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 [7] 。
又当洪大全被献俘停在桂林的时候，有一个在桂林做巡抚邹鸣鹤的幕客后来用半窝居士的笔名（这人真姓名大约是浙江海宁俞凤翰）撰有一部《粤寇起事记实》记洪大全事也说：
军中讳败为胜，事所常有，惟奏获洪大全之事，则过于虚谬矣。此贼起解之时，槛车停于桂林城外，观者甚众，问其姓名踪迹，嘿无一语。又问能作诗词，乃风雅之士，何以从贼。始云识字无多，不能吟咏，被贼掳去，逼胁入党，非渠魁也。所有擒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
可见当献俘之初，就在清朝方面来说，内而朝中，外而军前，上自皇帝，下至廷臣、士绅都否认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以为“仅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这是第一个时期。
到了清咸丰四年（1854年）张德坚编《贼情汇纂》始在首逆事实里立有《伪天德王洪大全》一传 [8] 。但张德坚对洪大全被擒时穿着囚服及论者称扬洪大全才识两点还有传疑之词。洪大全事迹全盘肯定，实始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两湖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纪略》。此书在叙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那一段事迹里，便特地先插入洪大全的小传道：
湖南衡山县人洪大全，幼颖慧，甫八龄，能默诵《十三经》，阴自负。知秀全倡乱，即往依附，遂为部署队伍，马匹旗帜器械渐备，返屯金田 [9] 。
这样一来，太平天国要等待洪大全到来部署队伍，然后才在金田起义，洪大全便宛然是个“谋主”的身份了！所以到永安破围之役，就大书特书道：
二月，贼溃围东窜，官兵收复永安州，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 [10] 。
《平定粤匪纪略》这样的肯定洪大全事实，并不仅仅是出自封建皇朝记载上习惯的铺张笔调，而且，据我们追考，此书编撰者之一就是帮助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者丁守存 [11] ，这几段话虽不一定是丁守存的手笔，但倒完全是据自他的意见来写的。这就是说，洪大全事实的肯定也还是出自捏造者之手。这是第二个时期。
但是，到了清光绪末年，就有人来重翻旧案。韩孔厂在跋黄钧宰《金壶七墨》记洪大全事里提出他的意见说：
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吾考之群籍，洪秀全曾自称天德王（此说亦非确），初起时有将名洪天德（见王氏《甕牖馀谈》），却无洪大全封天德王之事。说者谓洪氏初起，气势锐甚，官军莫敢撄其锋，赛尚阿督师久，惧谴责，乃捏造此人以欺朝廷，后世秉笔者多不察，展转钞录，几成故实。中国历史之多诬，即此一端可见 [12] 。
韩孔厂不但否认洪大全的地位，他根本就否认洪大全的事迹，他说：“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这是第三个时期。
到了五四以后，梁启超对洪大全问题持不轻信、重证据的态度，他认为这一个“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的史案，必须求得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方才可以把它推翻，但是，“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梁启超这一种态度，正反映着当时梁启超等人对考证历史的态度。这是第四个时期。
近二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对洪大全问题起了争论，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否定洪大全的，是我作出的，有专文论述的还有朱谦之 [13] ；第二种结论是肯定洪大全的，有俞大纲、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谢兴尧、荣孟源 [14] 。这是第五个时期。
我们回溯这五个时期，知道洪大全问题一开始提出，人们就予以否定，中间虽然经过一个肯定的时期，而把它肯定下来的还是出于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者丁守存之手。这是一个开始就有问题的历史问题，并不是到了我们时代才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对待这一个问题，不论站在肯定方面或否定方面，都必须把对方所列举的证据驳倒，指出它的不可信，把自己的证据拿出来，说明它的真实性，并且，还必须把有关洪大全问题的一切历史上问题都解释得通，然后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出来。
二 洪大全问题的争论
近今对洪大全问题的争论，起于1934年秋天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的一篇《贼情汇纂订误》。我在此短文中，根据若干条史料对《贼情汇纂》内《天德王洪大全》所记事实提出怀疑。当时俞大纲看了我这篇短文后，在《图书副刊》上发表一篇《读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后论洪大全事迹》，引故宫文献馆所藏《洪大泉供》做证据，证明太平天国实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与秀全骈比为王”但他“本非洪、杨旧党，号称王位，实等虚设”。又说洪秀全之所以尊崇洪大全，想“大全亦有实力之凭藉耳。今者史料之集证，依常识之判断，则大全之所凭藉者，当为三合会之党徒，与署天德年号之会匪，实二而一者也”。最后论大全之被擒，因萧朝贵不听令，当是洪、杨有意为之。此实为两种势力（复明之民族思想与宗教改革观念）消长之必然趋势。洪、杨中人之所以迄不认有大全其人，盖即讳其与三合会有一度之携手，以自扞其教义。对我的怀疑，提出不同的意见。
1935年萧一山在所著《太平天国诏谕》一书《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一文内论天德王洪大全事迹根据《洪大全供》与俞大纲的意见进一步发挥，加以肯定，说：
大全之称天德王，为秀全所尊，并非为秀全所封。二人在永安，同称“万岁”，居朝内正屋，俨然两头政治之规摹焉。……大全必有可以被尊之资格在也。此资格当包括两种：
一曰实力之凭借，二曰名义之尊崇。……然则大全之实力为何？曰天地会是已。名义为何？曰大明天德皇帝是已。
接着又说：
此时天地会与太平军合作，殊无疑义。在秀全诸事草创，党派之见，必不甚严，故乐予容纳，以增厚己力。在大全则散漫之余，秀全新起势锐，同气相投，亦可借以振作，故能融两派于一炉也。秀全即因其旧称而尊之曰天德王。
最后萧一山还引申俞大纲的意见论自洪大全被执后太平天国即排斥三合会（即天地会别名），拒绝与三合会联络说：
然洪、杨既别倡所谓天父、天兄之说，即已与洪门之旧规隔离。两种思想，颇不相容，故天地会头目不久辄散去（见《中国秘密社会史》）。而大全亦不免被陷身死焉。……洪秀全后日之排斥三合会，亦由于此。若从他方面观察，则秀全所以不赞成复明者，或以明后之假托已为大全所占，秀全固不甘为其臣属乎？不然，三合会又何负于太平军，而必深闭固拒如此。（太平军不与三合会联络，有请援者亦遭拒绝，如上海刘丽川是已。故三合会起事者，皆不旋踵而失败。）
萧一山这一个意见，影响了二十年来撰述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他们根据萧一山所论述的洪大全事迹，说明是太平天国宗派思想的表现，并且指为太平天国革命主观方面必败的一个原因。洪大全问题所以直到今天还成为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大问题就在于这里。
我在俞大纲发表《洪大泉供》以前，没有看到这篇文件。当时我看了这篇文件，以为研究洪大全有无其人其事，应该从研究此供下手。因为当时赛尚阿所以能够证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是此供，今人所以坚信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也以此供为惟一的根据。但我们却不能说有供即有其人其事，我们应该先问那篇供的可靠性。古来捏造人证的事件是常有的事，就举太平天国史事来说吧，例如丙辰六年七月燕王秦日纲围金坛，这月十六日（夏历二十二日）金坛清守将李鸿勋遣军出筑垒，大败归，城中震动。到了太平军解围去，清守城将吏为了要掩败冒功，就捏说在太平军营里面搜获文卷得秦日纲战死月日，才知道在这一天把秦日纲打死。后来李滨撰《中兴别记》就根据来大书特书，并且加以论断说：“是战虽猛浪致挫，然除一巨酋也。曩长沙军炮毙伪西王萧朝贵，先亦不知，获贼党讯供始知之。此则证以伪牍，庶盖可信。”其实秦日纲并不是在金坛战死，而是因天京事变帮助韦昌辉乱杀无辜，韦昌辉伏诛，他也被诛死。后来太平天国朝天朝主的位次，便取消了北王、燕王的位置，以明正他们的罪状。现有秦日纲围金坛时的部下大将、《李秀成自述原稿》与跟随秦日纲的爱尔兰人肯能（canny）的详细报告 [15] ，以及“朝天朝主图” [16] 为证。然而作伪者竟欺骗了当时人，还欺骗了后来的记述史事的人。这件事说明文卷或供辞之类的文件一样的可以伪造的，有了作证的文件还要先鉴定它的可靠性，断不能一见证件，不问真伪就信它所证的事件为实事的。所以我们要考证洪大全之有无其人，断不能认为有供，即有其人其事，必须先去考证他的供所记的事实是否与太平天国史事相符。如果这篇供与太平天国史事没有什么违背，那末，这篇供可以断定是真的；供这篇供的人，也可以断定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反过来说，如果这篇供与太平天国的史事不符，那末，这篇供可以断定是假的，所谓供这篇供的天德王洪大全，也可以断定是给清钦差大臣赛尚阿捏造出来的人物。我就根据我的看法进行考证，在此不过一千四百字泛泛的铺张叙述的供辞之中，提出七条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与太平天国史事不符之处。这篇论文，发表在1936年清华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后来又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一书内。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俞大纲说他同意我的考证，并且说把他一年前的意见取消了。山东日照县人牟乃纮也由书店转来一封信，告我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心腹幕僚当时在大营主办奏稿后来又押解洪大全进京的丁守存的故乡山东日照县父老说丁守存在押解洪大全进京时，在路上把瘖药给洪大全吃，所以洪大全到京后即不能发言，所有供辞，都系假造这一个重要的口碑。
在几年之后，简又文在所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注释里，有《“天德王之谜”——洪大全案之研究》一文，他一方面说他与萧一山的说法，“大体上彼此却是同调”，另一方面却同意我的考证，说：“罗氏凭种种证据以确定洪大全的供辞是赛尚阿所伪造，则允推的论。”
简又文的意见先在《大风》杂志上发表。朱谦之看了，对简又文采取的态度不以为然，他发表了一篇《天德王之谜》加以考论，他在结论说：“洪大全其人之为捏造，反证很多，只要我们注意到当时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可不辨自明。至于《洪大全口供》的真伪问题，罗尔纲在《洪大全考》里根据八种原文件，证明了这一篇口供有七个地方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及与太平天国史迹不符，无论在情在理，我们都不能替他解释辩护，这完全是一篇赛尚阿所伪造无疑。然而近来尚有人如简又文氏虽一面承认‘大全供辞殊不足为据’，一面仍承认‘大全本系一名读书人出身的、具有理智化的头脑’。一面承认‘大全之供辞，系由清吏录出，其中经过几许之改窜，或增减’，一面仍然承认‘确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这种不轻下断语的态度，当然是一个科学的考证家应有的态度。然而洪大全的口供，既经罗尔纲详加考证，认为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经我这里反复的证明，知道完全为清方捏造，那末这问题便已完全解决，以后凡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也就用不着对于《天德王之谜》再抱什么模棱两可的态度了。”
由于朱谦之与简又文的争论，我也来检查我的考证。我检查出从前的考证是侧重供辞的考证，而对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只在《馀论》中提出几点推测。因此，我认为有从新考证的必要。1946年，我写成了《天德王洪大全考》，此文内容除包涵旧考对供辞方面的考证外，另对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方面也加以考证。我先对简又文为了证明太平天国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而提出的四项最主要论证予以反驳，指出他根据的证据的不可信，然后提出我对洪大全本人身份历史的初步看法。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一书内，到1951年春天才出版。
1950年荣孟源先生写了一篇《天地会领袖洪大全》，收在为金田起义百周年纪念而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一书内。荣先生是相信《洪大泉供状》的真实的，但他与萧一山的说法略有不同，萧一山认为洪大全是大明天德皇帝，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俨然两头政治的规摹。荣先生却认为上帝会领袖洪秀全与天地会领袖洪大全都同奉假想的天德皇帝为总领袖，在天德皇帝之下，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两人合作，地位是平等的。他说：
洪秀全称“天德太平王”，其意义当是天德皇帝部下“广西首领之一曰太平王”。洪大全称“天德军师”，其意义也当是天德皇帝部下的军师。上帝会领袖洪秀全，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两人合作，名义上都是天德皇帝的部下，地位应该是对等的……
天德皇帝本是天地会所假托的人物，上帝会既然奉之为主，那末上帝会以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为天德皇帝底代表，是合理的。因此，洪大全就说：洪秀全“尊我为天德王”……
太平军是上帝会领袖的部队，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来参加，是一个人来，并没有武装实力。这时太平军固然要用“天德”，即要用洪大全的名义来号召天地会会员“同心同力以灭清”，对洪大全非常尊敬。但是洪大全却不能不顾到自己身居客位，必须注意使上帝会的人“眼前不疑心我”。于是他“不以王位自居”，“又不坐朝”，而“自居先生之位”。由此可知，洪大全是太平天国底七大领袖之一，其地位几乎和洪秀全相等，而在杨、萧等人以上……
可知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参加太平天国，其名义为天德军师。太平天国以假想的天德皇帝为总首领，在天德皇帝之下，太平王洪秀全代表上帝会，天德军师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地位是平等的。太平天国是上帝会领导的，一切实权在上帝会手中，一切制度以上帝会为主体，洪大全身居客位，而自己又无部队，所以并没有实权，在名义上其地位和洪秀全相等，居于杨、萧诸人之上，实际上却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指挥杨、萧诸人。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是上帝会联合天地会的旗帜，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荣先生不仅肯定了洪大全是代表天地会的领袖，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中的重要地位，称他做上帝会联合天地会的旗帜，而且还进一步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
天地会领袖洪大全参加太平军，在太平天国中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成为七个人的领导集团”，表示上帝、天地两会密切合作。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
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参加太平军，他自己并没有部队，却有号召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作用。上帝会使洪大全参加太平天国最高的领导集团，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天地会在洪大全号召之下参加太平军，因为接受上帝会的领导，因为洪大全自己并没有部队，所以不会形成对抗上帝会的力量。洪大全既然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之一，有他存在，上帝会也不能排斥天地会。这样发展下去，上帝、天地两会间的裂痕，不见得不能消除；洪大全、杨秀清等人间的裂痕，也不见得不能克服。
永安突围，洪大全牺牲了，太平军中失去了天地会的领袖，杨秀清等排斥天地会就无所顾忌了。不到两月，最早联络天地会的冯云山在全州又牺牲了，杨秀清等排斥天地会更无所顾忌了。
……
洪大全牺牲，上帝会排斥天地会，陷各地天地会起义军于失败，也就是削弱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
总之，上帝会尊重洪大全，就是表示和天地会合作，以上帝、天地两会合作的原则，再推广为联络北方的捻党，西南西北的回族，假如太平天国以上帝会为核心，团结中国各族人民，组成反满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那末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于太平天国者，“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是会实现的。可惜洪大全一死，上帝会就排斥天地会，这种宗派思想，终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荣孟源先生的论述下，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洪大全之死，是太平天国的巨大的损失，对革命前途有极重大的意义。荣先生全文大意略如上述。
荣孟源先生的论文，首先对我在1935年所写的那篇《洪大全考》加以批评。他说：“以太平天国的史迹与教义来对照《洪大全自述》，确是考证洪大全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罗尔纲把太平天国底制度和教义，都当做静止的东西，而且要求‘都相符合’，‘没有一点抵触的地方’，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容易陷于错误。”又说：“其次，简单地说某某文献上‘有’或‘没有’洪大全的记载，也不是科学的考证方法。在这里必须注意材料底阶级性，即哪一个阶级的人，在什么条件之下，为什么目的产生的这个材料。”荣先生的提示，确实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准则。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具体的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作为教条。马克思主义是最尊重历史事实的，而不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如荣先生说我引天王禁止称大哥如有犯者杀的诏旨证明《洪大全供》所说“我叫洪秀泉为大哥”的话之为捏造，是用洪大全死后的太平天国史迹与教义去考证洪大全，那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去观察问题，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但是，荣先生要提出这一个批评，必须先肯定太平天国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洪大全死前，太平天国准许称大哥，洪秀全也以大哥自称，然后才能批评我是把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教义当做静止的东西，犯了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否则这个批评便失去根据。荣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基本事实。据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命诏旨书”所载，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拜上帝会便以“天父”称上帝，以“天兄”称耶稣，以天父、天兄下凡的神迹团结群众。拜上帝会的说法，上帝是天父，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故称天兄，洪秀全为上帝的次子故称二兄，冯云山为上帝第三子，杨秀清为上帝第四子，韦昌辉为上帝第五子，杨宣娇为上帝第六女，萧朝贵为帝婿，石达开为上帝第七子 [17] 。据此，知天兄即大哥，故洪秀全诏旨说：“大哥独一，天兄耶稣是也。天兄耶稣而外，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又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洪秀全传》明记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的年代说：“道光戊申己酉秀全自称天父二子，又以天父下凡附杨秀清，天兄下凡附萧朝贵。”这时候，就是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秘密进行革命的时期，洪秀全以天父称上帝，以天兄称耶稣，自称天父二子，所以冯云山、杨秀清等就以二兄称洪秀全。这是一件历史事实，是太平天国宗教的根本说法，在起义前是如此，在起义后也如此，天父、天兄的说法，在太平天国革命里面始终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所据那一篇“不得妄干名号诏旨”虽然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所发的，也同样可以作证。因为我引这篇文献做证据的目的，是要证明洪大全不得以大哥称洪秀全，洪秀全也断不会以大哥自居冒犯他的宗教的大不韪，而不是证明在洪大全未死前太平天国有没有禁止他人称大哥的问题。荣先生又说我考证《洪大全供》所记“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一段与太平天国官阶不符，是用太平天国四、五年间的制度，来考证太平天国元、二年间的官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考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命诏旨书》中保存有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永安的封王诏，关于封石达开一节明白地说：“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今天原刻本尚存，可以查对，石达开的王号是“翼王”，并不是“右翼王”，其上也没有加上天官丞相的职衔。考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两书《石达开传》记石达开王号都作“翼王”，不作“右翼王”，也都没有记石达开曾任天官丞相的职位。又考《贼情汇纂·秦日纲传》（即秦日昌）说：“初封天官正丞相”，《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初授天官正丞相”，《李秀成自述原稿》也明确地说在广西永安州时“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据此，知秦日纲初封就是天官丞相，而不是什么“地官丞相左翼公”。太平天国官制是有变革的。但我考证石达开、秦日纲在永安时的官爵，就用太平天国在永安时颁布的《封五王诏》和忠王李秀成及当时人记太平天国在永安时石达开、秦日纲最初的封爵的记载来考证，我没有把制度当作静止的东西，用太平天国后来的制度研究永安时制度的地方。
荣先生批评我不懂得注意材料的阶级性，他提出我考证中所引两项记载来批评，他先批评我论如果太平天国确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会遗漏这一个重要人物的一节说：
《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到洪大全，不好拿来作否定洪大全的根据。因为太平天国初期，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来参加革命，后来上帝会排斥天地会，上帝会中的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提洪大全是有道理的。
荣先生的论点是建筑在所谓“后来上帝会排斥天地会”的一个“臆断”上。太平天国并没有同有些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者所说自洪大全被俘后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那一回事，证据昭然俱在，这是一件绝不能抹煞的历史事实。荣先生的论点既然是建筑在臆断上，所以是没有根据的。荣先生又批评我引清朝给事中陈坛、咸丰上谕及龙启瑞《纪事诗》说明当时清朝帝王、廷臣以至军前士绅都一致不信《洪大泉供》一节说是陈坛有意歪曲事实，说是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迎合咸丰，因此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周天爵的奏折和咸丰上谕。又说龙启瑞是地方士绅，为了自己升官，不敢与皇帝抵触，他的话别有用心，也不足全信，说：
罗尔纲根据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七日）陈坛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以及后日龙启瑞的《纪事诗》三个材料，就说“一致”似乎武断；而且对于这三个材料的可靠性，似亦未曾深究。陈坛说：“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但是早在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就说过太平军“头目数十人，而洪大全、冯云山为之最”；同日奕 的上谕也说：“贼首韦政（正）、洪大泉、冯云山……等既经访得确实”；可见陈坛是有意歪曲事实。咸丰二年二月初四日（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劳崇光擒斩南宁、太平一带起义军领袖颜三，奕 还“赏给头品顶戴，以示奖励”；而赛尚阿“现获之洪大泉”，奕 说是“洪秀泉之谋主，为贼中著名头目”，连下四道上谕给邹鸣鹤与赛尚阿、徐广缙与叶名琛、程矞采，以及内阁，统通说：“擒获逆首洪大泉”，认为太平军是“穷蹙奔逃，正可乘其仓皇涣散，分路截击。”在奕 眼中，洪大泉的地位比颜三大多了，但是对于赛尚阿并无一字奖励，反而说：“总兵长瑞等同时阵亡……赛尚阿调度失宜，著交部议处。”可见奕 有意惩罚赛尚阿。后来奕 得知太平军围攻桂林，乌兰泰身受炮伤，三月十九日（五月七日）上谕，赛尚阿“降四级留任”。这时候陈坛上个奏折，硬说以前的奏折中，未曾见过洪大全的名字，借此以降低洪大全的地位，才可以给赛尚阿加上一个“张大其词，希图冒赏”的罪名，来迎合奕 。果然奕 “披览所奏”，认为“深契朕衷”，当日上谕就说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不再说洪大全是“著名头目”了；并且据奏斥责赛尚阿：“广西军务，赛尚阿未能迅速奏功，叠予薄惩……若再旷日无功，朕亦岂能宽宥……国典具在，朕非不能执法之主也。”奕 有意抹杀赛尚阿的“功绩”，官僚们自然都尽力逢迎，于是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刑部会奏，虽然肯定“洪大全投入洪秀全贼营，代为谋主……复受伪封（指洪大全为天德王）”，但是不敢说洪大全是“著名头目”，而是含混其词的说：“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可知三月二十九日陈坛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为了惩罚赛尚阿，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周天爵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像这样歪曲历史真象的“材料”，是不能作为研究之根据的。
至于龙启瑞是地方士绅，当时总办广西团练，所言似应可信。但是团练与官兵有矛盾，龙启瑞夸张“绅民集团练”的功劳，攻击官军将领“不用乡兵引导”，宣传清军在广西失败，是因为不重用团练，以致“团练撤手，不可为矣。”他对于赛尚阿讽刺说：“丞相古视师，何必亲戎装……既少司马法，又非调和良，譬之麟与凤，焉能触不祥。”而且他为了自己升官，又怎敢与皇帝抵触。那末，他在《纪事诗》中说：“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自注说：“谓擒洪大全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是别有用心的，不足全信。
关于荣先生所论陈坛为了要迎合咸丰，有意歪曲事实，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一层，荣先生所据《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其中“洪大泉”的名字，乃是清皇朝史官修纂这部《方略》时偷偷地加上了的，原来的文件并不如此。荣先生论点所根据的证据，乃是一条假证据，他根据假证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坚信确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最主要的一条证据，我在下文要对它作详细的鉴定。在这里，要对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迎合咸丰及龙启瑞不敢与皇帝抵触的话是否属实先加以讨论。考清律例凡统兵将帅有心贻误军机的“斩立决”，失误军机的“斩监候”。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出督广西军，不仅糜饷老师，而且丧军失地，使在金田起义崎岖困阨作战于紫荆山的太平军，一天比一天壮大，一直打到湖南长沙来。就清律来论，赛尚阿就不是有心贻误军机应“斩立决”，也是失误军机应“斩监候”，同样是犯了死罪的。但当赛尚阿被革职拿问解到北京的时候，咸丰传谕问他：“因何办理太 ，抑或被人欺朦”，这就暗示赛尚阿教他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开始就有意开脱他。咸丰三年三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依律拟定赛尚阿罪“斩监候”，咸丰不得不如所议。但到五月，就把他释放交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差委，不久命留京随同僧格林沁等办理巡防事务。咸丰的意思是使赛尚阿得借军功免罪。果然，到了咸丰五年，僧格林沁等就迎合咸丰意旨以赛尚阿当差愧奋，奏请免罪。咸丰就把他的死罪除去了，改为发军台效力赎罪。没有多少日子，又释回交署察哈尔都统穆隆阿差委。咸丰六年，命操练察哈尔蒙古官兵。咸丰十一年就署正红旗满洲都统。这一个犯了死罪的赛尚阿终于在咸丰的恩赐下得到享受封建皇朝的富贵而终。我们根据清史馆大臣画一传档《赛尚阿列传》所载上述一系列事实，可以证明咸丰的对赛尚阿不仅仅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有意惩罚”他，而且，恰恰相反到了他犯了死罪，还多方来开脱他，使他一生得享富贵而终。这就可见荣先生所论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为了要迎合咸丰，有意歪曲事实，龙启瑞为了自己 升官，不敢与皇帝抵触，甚至说咸丰本人，为了要惩罚赛尚阿，他在咸丰二年三月十九日所发的上谕也不惜否认自己在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所发的上谕的分析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以上是根据荣孟源先生对我的批评所作的检查。我从检查中看出，荣先生的分析不是根据具体的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建筑在假证据或臆断上的。因此，他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要进一步对荣孟源先生论文所提出证明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证据加以讨论。在荣先生论文中，有两条主要的证据：一条是引《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和同日咸丰的上谕已称洪大全与冯云山为最重要的太平天国领袖，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领导集团的主要人物。另一条是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晚年在天京建有天堂路通碑纪念死难功臣，其中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重要领袖，所以才建碑来纪念他。这两条证据一前一后地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由于荣先生坚信这两条证据，所以认为这是毫无怀疑的事实。这两条证据，是荣孟源先生的主要证据，也是郭廷以、简又文坚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中重要地位的最主要的证据。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首先对它们是否可信加以认真的严肃的鉴定，特别是第一条我们必须用全力去详细地加以研究。
先来鉴定第一条证据。为了便于讨论起见，应该把荣孟源先生等所据《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广西巡抚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抄录于下。案《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记事著录周天爵奏道：
初十日丙寅周天爵奏言：“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大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
又著录这一天咸丰命军机大臣传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等道：
贼首韦正、洪大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经访得确实，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
据《剿平粤匪方略》所载周天爵此奏及咸丰上谕都确作洪大全。如果它确是真史料，当太平天国克复永安前五个月，在广西武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报里面已经有了洪大全之名，并且说明他乃是最首要的领袖，那末，它就可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首要的领袖，并非赛尚阿的捏造，而自陈坛以来对洪大全的怀疑论者的一切证据都一扫而空了。这是一条何等主要的证据！
但是，这条证据是有问题的。据我们把其他与《剿平粤匪方略》同是根据档案来纂录的史籍对勘的结果，只有《剿平粤匪方略》一种作“洪大泉”，而其他各种都作“洪秀泉”。考当时根据档案来纂录的史籍著录有周天爵此奏或咸丰接到周天爵奏后所下谕旨的除《剿平粤匪方略》一书外，计官修史有《文宗显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圣训》两书，史臣私家纂修的有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续录》两书。查《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十一，咸丰元年夏四月丙寅记载未著录周天爵此奏，但却著录有咸丰接到周天爵奏后所下的谕旨。其全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贼首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
《实录》载咸丰谕旨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方略》不同。又查《文宗显皇帝圣训》卷六十八授机宜载此谕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也与《方略》不同。我们再看清朝史臣私家纂修的史籍，查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咸丰元年四月丙寅记载，将周天爵此奏及咸丰谕旨都著录在内。其著录周天爵奏文如下：
周天爵奏……观见在贼情，惟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秀泉、冯云山为之最。
其著录咸丰谕旨道：
上谕军机大臣等，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贼首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王先谦《东华续录》最可与《方略》对勘：王先谦《东华续录》所著录的周天爵奏及咸丰谕都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方略》都作“洪大泉”而不作“洪秀泉”不同；而其所录咸丰谕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则与清政府官修史的《实录》、《圣训》全同。又查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未录周天爵奏，但也著录有咸丰此道谕旨，其列举太平天国领袖姓名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实录》、《圣训》、王先谦《东华续录》全同，而与《方略》不同。
我们在论《方略》与《实录》、《圣训》、《东华续录》等书校勘的结果前，应该要记得《实录》等书与《方略》一样都同是根据档案原件纂录的，它们并不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互相钞袭而来。在此种情况之下，《实录》等书断不会有错误相沿的事发生。我们明白了这一种情况，就可以下一个判断：《实录》、《圣训》、王先谦、潘颐福《东华续录》四书与《方略》都是同据档案原件纂录而成的，它们并不是互相钞袭而来。今《方略》一书所录周天爵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奏及咸丰谕作“洪大泉”，而《实录》、《圣训》、王先谦、潘颐福《东华续录》四书则都作“洪秀泉”，不会只有《方略》一书独不误，而《实录》等四书都误的事。而况《实录》一书，为封建皇朝国史所本，本纪即据此而成，文字校对更不容有错误。所以我认为《方略》一书独作“洪大泉”，是有作伪的嫌疑，它的真实性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不但在与其他史籍的对勘上可以看出纂修《剿平粤匪方略》的史官作伪的嫌疑，在《方略》的本身上也可以找得它的作伪的破绽。案《方略》所载周天爵此奏入奏于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他上奏时正在武宣军营。考在周天爵上此奏以前，清朝广西军前将帅都早已知道太平天国首领之一为洪秀全。《方略》卷三载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谕道：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曰：“广西浔州府属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泉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
《方略》同卷又载咸丰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奏道：
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探闻逆首韦正、韦元炌、洪秀泉极为凶悍。”
上引两条史料，其第二条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的会奏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证明清朝前方将帅连周天爵本人在内，在他武宣上奏前一个多月已经知道太平天国领袖之一为洪秀全了。虽然那时候清朝方面还不十分明白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是洪秀全还是韦正，但确已知道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之一，或者就是最高领袖，却毫无疑问。我们据这一点考证来判断，《方略》所载咸丰元年二月周天爵第一次奏报太平天国领袖已列有洪秀全之名，到他元年四月第二次所上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原奏里面，断断不会不列有洪秀全的姓名的。今奏中无洪秀全之名，而竟列有“洪大泉”，洪秀全何处去了？我们即使退一万步说，承认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供》所说洪大全为太平天国谋主，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为事实，则周天爵此奏也不过在太平天国领袖里面加多洪大泉一个名字，最多也不过说他是最重要的领袖，作：“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秀泉、洪大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秀泉、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而已，何至尽没洪秀全姓名而以洪大全代之？这很显然的暴露出了纂修《方略》的史官掩盖不住的作伪的所在。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一个大破绽。
又考《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一载有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应诏陈言奏”，奏后有上谕，谕后并有史官案语，以表扬咸丰纳谏爱民的“圣德”。但却把陈坛此奏所附弹劾献俘失实洪大全不值解京的附片删了。查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四未录陈坛此片，但录有上谕，其论洪大全解京事即与论陈坛应诏陈言事同在一谕之中。今将王先谦《东华续录》与《方略》所录的校勘，又看出《方略》并把这一段论洪大全解京问题的上谕删了。我们知道，《剿平粤匪方略》一书，对一切凡有关太平天国事件的章奏谕旨都收在内，岂有对这一件乃荦荦大事的论洪大全解京事的附片及上谕反删而不录的道理？这就因为陈坛此片及咸丰此道上谕是证明洪大全为赛尚阿捏造最有力的人证，《方略》史官既窜改了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就不得不把陈坛的弹劾献俘失实片和咸丰论洪大全不值解京的上谕删去，以埋没证据，企图使人看不出他们的作伪。正因为如此，经过我们把它与其他史籍对勘，却给我们看出了他们有意作伪的行为。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二个破绽。
我们再查《剿平粤匪方略》所载洪大全事迹，在他被俘以前，其姓名仅一见于卷四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在元年四月初十日以前，清朝谕奏提到太平天国领袖的有卷三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上谕及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都没有洪大全之名，已见上引。在元年四月周天爵奏之后，谕奏中提及太平天国领袖的又有八处，兹条列于下：
（一）咸丰元年六月十五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曰：“广西剿匪以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为最急。”（卷五）
（二）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赛尚阿奏言：“粤匪自洪秀泉等大股而外，刘八一股，众至逾万。”（卷六）
（三）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赛尚阿奏：“查逆匪前股分驻新墟、安众、莫村、盘龙一带，韦正、胡以洸、萧朝贵、杨秀青在内，后股在紫金山内花雷、茶地、大坪村等处，洪秀泉、冯云山在内。”（卷六）
（四）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上谕：“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潜逃，尤应严密防范，若首逆未能擒获，只杀馀匪以塞责，朕惟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懔之！”（卷七）
（五）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曰：“贼首洪秀泉等是否与韦正等俱窜入城内？”（卷七）
（六）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上谕赛尚阿、邹鸣鹤曰：“前据赛尚阿奏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永安州城之语，是否即系朱九涛？抑系韦正？并洪秀泉是否即系狗头山朱九涛之匪党？俱著确查具奏。”（卷八）
（七）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赛尚阿、邹鸣鹤奏言：“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衣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该伪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泉，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路密发侦探，多有指为洪秀泉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泉、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衅，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泉为首。而洪秀泉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但未闻有朱九涛之名。”（卷九）
（八）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上谕赛尚阿曰：“务将贼首韦正、洪秀泉等设法诱擒，不可任其窜逸。”（卷九）
《方略》这八处记载太平天国的领袖姓名，并没有一处记有洪大全之名，一直到了咸丰二年三月初十日载广西巡抚邹鸣鹤奏捷之报，才大书特书“擒获逆首洪大泉”（卷十一），洪大全之名方才再度出来！我们看了这八条记载要问：如果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之奏确作“洪大泉”，则据《方略》所录周天爵奏，在太平天国首领里面，“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据后来赛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则洪大全乃太平天国的谋主，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何以如此首要的一个人物，自这一年四月一见于周天爵奏之后，直到这一年年底清朝八次访查太平天国的情报或论及其首领的谕奏里面都没有提到洪大全的名字？这一点无论怎样解释都是说不通的。尤其是第一条咸丰元年六月十五日咸丰谕赛尚阿说：“广西剿匪，以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为最急”的话最要注意，因为当时赛尚阿初到广西督师，咸丰怕他不明敌情，故将此情况告他。咸丰的话就是根据自广西军前将帅的奏报来说的。若周天爵此奏确作洪大全，则咸丰这道给赛尚阿的上谕便应说“韦正、洪大泉等大股”，而不应说“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了。又第三条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赛尚阿之奏，报告太平天国首领驻扎情形，所列首领姓名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正、胡以洸、萧朝贵、杨秀清六人，若确有洪大全那样一个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人物，赛尚阿所得的情报，断不会独遗漏了他的。我们这样将《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入奏前后的有关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谕奏都胪列出来，便越发教我们明白给事中陈坛所奏“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的话乃千真万确的事，也就叫我们越发怀疑《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中“洪大泉”的姓名，乃纂修《方略》的史官把周天爵原奏和咸丰上谕“洪秀泉”之名改换而来。纂修《方略》的史官以为改换周天爵此奏一处便可以了，却顾不到未改之处尚多，破绽是终归掩盖不住的。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三个破绽。
我发现《剿平粤匪方略》的作伪是在1947年，到1950年冬天南京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我们首先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所藏的清朝《剿捕档》中发现《洪大泉上咸丰表》，接着就发现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的咸丰上谕。请看！清朝档案中所保存的咸丰这篇上谕并没有作“洪大泉”。兹将这篇上谕节录于下：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李、总督衔专办军务周、暂署广西巡抚劳、提督向，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清单披览均悉。……贼首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据此知咸丰上谕原作“洪泉”，并没有作“洪大泉”。周天爵原奏今天还没有发现，咸丰上谕作“洪泉”应该是根据自周天爵原奏而来的。当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同志发现这篇档案后，钞了一份送给我，在上面加声明说：“原作‘洪泉’，是否夺字不可知。”案文字有脱漏叫做“夺”，即失误之意，而不是删削。这个声明提示我们，不要见作“洪泉”，就立即断定它原来确是如此，还须考虑它是否脱漏所致。这是科学家对待问题的严肃态度，我认为很对，因此，我对此加以追查。我要查查周天爵在上这篇奏章期间有没有其他文件记述到这件事，他怎样写这个人物的姓名。查清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刊载有一篇《原任广西巡抚周文忠公言广西时事书》。考周天爵谥文忠。据《申报》附注，这封信是“丹徒吴畅亭从冷摊购得的，系文忠公亲笔”。据汪鋆《十二砚斋随录》录此信开头说：“咸丰辛亥三月十三日前两湖总督周文忠公天爵有书致二南先生”，知是清咸丰元年三月十三日写的。这一封信，除《申报》刊载外，汪鋆《十二砚斋随录》系录全文，平步青《霞外攟屑》则系删节，都有改动，惟《申报》记明是照亲笔函刊出，故本文以《申报》本为据 [18] 。周天爵在这封信中，述在武宣县三里墟之战说：
贼大元帅洪泉、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在论太平天国用兵又说：
贼匪用兵，全是洋人之法，以洪泉系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饮以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
又考英人密迪乐（t.t.meadows）《中国人及其革命》译有一封周天爵于1851年4月中旬（即清咸丰元年三月中旬）给湖北巡抚述与太平军作战的信说：
贼匪头目五人。洪泉为首，次冯云山，次杨秀清、次胡以先、曾三秀。洪泉不是洪姓，他是个夷人 [19] 。
案上录清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咸丰上谕，系在接到周天爵这封奏折后下的。这一天，是周天爵奏折到北京入奏的日子。他在广西上奏时当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周天爵写给周二南信是同年三月十三日，写给湖北巡抚信是三月中旬，三封文件正是同时写的。在两封信中都同样作“洪泉”，这说明他的写法是一致的，那么，在同时上奏的奏折中，也必是同写作“洪泉”的。据上考证，可知在档案发现的咸丰上谕作“洪泉”，乃是根据周天爵原奏而来的。档案上并没有作“洪大泉”，纂修《剿平粤匪方略》加一个“大”字，改作“洪大泉”，并把陈坛的《弹劾献俘失实片》和咸丰论《洪大泉不值解京上谕》删去不载，把证据埋没，使这一部为记载“中兴”而纂修的《剿平粤匪方略》达到了宣扬“圣武”的目的。由于发现了《剿平粤匪方略》的作伪与证明它的作伪，就肯定了荣孟源先生等所举出的这一条证明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要领袖的最主要证据，是一条作伪证据，是一条完全不能作证的“假证据”。
荣孟源先生等所举第二条主要的证据，是根据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记载，说太平天国立碑纪念死难功臣，书各人姓名封爵，称洪大全为愍王，可证洪大全确有其人，确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江南春梦庵笔记》这一节记载的原文如下：
洪逆镌石碑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下列小字曰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腾王袁振发、信王秦日纲、奋王罗大纲、彰王林凤祥、经王曾立昌、进王罗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洸、开王李开芳、抚王朱锡琨、信王廖敬年、钦王吴如孝、延王冯遇隆、烈王曾天养、齐王范运德、曾王黄益芸、英王陈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盖伏诛诸贼也。
案《江南春梦庵笔记》乃是一部大伪书，所谓著者“武昌沈懋良”及他的种种事迹，完全是作伪者虚构伪造出来的。我已写了一篇《太平天国史料里面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详加考证，刊于《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请读者参看。在这里，专对这一座所谓“天堂路通碑”来论。据《江南春梦庵笔记》说此碑题名共二十二人。根据这些人名封爵来考查，其中如袁振发、罗道南、廖敬年、冯遇隆、曹天秀五人姓名事迹在太平天国文献里全不可考。又曾立昌、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范运德等五人虽确为太平天国前期人物，但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对那班到太平天国晚期得追封王爵的开国功臣如林凤祥、李开芳、林启容等都谱及，而曾立昌等却未见入录，他种史料也未记有此事。以上十人和本文考证的洪大全，姑置不论外，其余杨秀清等十一人都是事迹昭然可考的，但碑中所书各人封爵，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洸、陈玉成五人不误，案秦日纲的封爵为燕王 [20] 而不是信王，吴如孝为顾王 [21] 而不是钦王，林凤祥为求王 [22] 而不是彰王，李开芳为请王 [23] 而不是开王，碑中所题封爵都与太平天国原封爵不符。又案罗大纲、曾天养两人生前未封王，死后也未得追封，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曾以此事向忠王询问原因，忠王说：“其事甚乱，无可说处” [24] 。而此碑妄为捏造罗大纲封奋王，曾天养封烈王。我们据此来判断，如果太平天国确如此书所载立有此纪念碑，那末，碑中所书各人封爵断断不会有此错误。且得题名在纪念碑上的仅二十二人，人选是很严格的，其中如袁振发、罗道南、廖敬年、冯遇隆、曹天秀五人，何致于在太平天国记载中连姓名都不可考？此外，林启容追封勤王，与林凤祥、李开芳同时追封，有文献为证 [25] ，何以碑上没有林启容的名字？又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朝天朝主图》，东王、西王、南王、翼王、豫王等都有座位，惟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因罪被诛除爵，所以没有座位，《朝天朝主图》既没有秦日纲的座位，纪念碑上也断断不会有秦日纲的名字，可知都是虚构无疑的。这一条伪史料也不能给荣先生等作证。
根据上面考证，看出了荣孟源先生和郭廷以、简又文等所提出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最主要两条证据：《剿平粤匪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天堂路通碑，都是伪造的史料，都是不能作证的假证据。荣孟源先生等所根据这两条主要的证据，既然都是伪造的史料，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三 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否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及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上面提过洪大全问题所以到今天还成为太平天国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认为：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有重大作用，他是太平天国联合天地会的旗帜，自从他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这种宗派思想，终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论者所说洪大全既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应该去考查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首先要考查天地会制度会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其次考查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有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最后要考查是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洪大全被执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
关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我已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详加稽考 [26] 。在这里只把结论照上面说的层次论述于下：
第一，天地会制度会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天地会的组织自称某某山、某某堂。天地会的制度，各地都可以成立山堂，各不相统。清末曾入天地会党的陶成章论天地会制度的弊病说：“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故分会之成立亦易。藉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又说：“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 [27] 。由于天地会这一种组织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指挥的局面，也就是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太平天国时代各地天地会起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个事实。
第二，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有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案金田起义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那时候，广西天地会各山堂正在广西各地纷纷起义。而在先一年十一月在湖南新宁起义，攻入广西转战湘、桂、黔三省边界的天地会李沅发，已在金田起义前半年被扑灭，湖南没有天地会起义。到了明年九月，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秋克永安州后，清湖南疆吏也只有在衡州破获天地会秘密机关的奏报，其时湖南仍没有天地会起义的事件。所以当太平天国初兴时，天地会只在广西纷纷起义，若果如论者所谓天德王洪大全系天地会大首领，他统率了天地会的势力与太平天国联合作战，他本人与天王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话，那末，洪大全所统率的天地会势力便应该是这时候在广西起义的天地会。但是，我们试来稽查当时在广西军营总理粮台的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所载当时天地会在广西起义，是由各山堂随时随地自发的起义的，他们的人数不一、或分、或合、旋起、旋散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了当时天地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也并没有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的真实情况。尤其重要的是在广西督师对抗革命的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访查当时在广西及粤、桂边境起义的天地会党股数、堂名的详细奏报，说明他们是“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的，他们的“旗帜图章字样，亦非一律”的，他们不但没有共同拥戴一个最高的领袖如同太平天国拥戴天王洪秀全那样，而且，连一面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据此可知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是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的。再来检查一下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人物参加？关于这一方面，可以举出一条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的。据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在太平天国永安州突围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前两个多月，清朝大营翼长姚莹有一封报告给钦差大臣赛尚阿说揭得太平天国颁布的《救世安民谕》，其中有“三合会上，洪门歃血之言”，是因为惧怕清军“招东勇日众，故作此语。”考佚名《桂林独秀峰题壁诗》记帮助清军的壮勇说：“募民千万系巾红，名号衣冠迥不同”，自注说：“各路壮勇来援数万，皆戴红巾。”案天地会党人以头系红巾做标帜，这些系红巾的壮勇都是天地会党人。当时清朝统治者正在利用天地会来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在这一道唤起人民讨伐清朝的檄文里，就不得不特别专对天地会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提醒他们天地会创会的宗旨在于灭清，叫他们自己反省当初加入天地会时，洪门歃血、结义拜盟的目的何在，责他们不应该做清朝壮勇，反去帮助敌人。假使真同论者所说太平天国初兴时曾与天地会联盟，“天德王洪大全”统率了或者是代表了天地会的势力与太平天国并肩作战，同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的事，那末，这时候，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广西永安州正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向同一的敌人，何致于会有天地会党人帮助清朝当壮勇对抗太平天国的事！即使有一些不明大义的天地会党人帮助了清朝，太平天国的布告也只应该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的大领袖天德王洪大全就在我们这边与我们天王同称万岁啊，你们赶快归队吧！”或者就由天德王洪大全自己出布告命令他们归队，哪里会有以第三者的口吻，说出“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的话呢！这一件铁的事实，说明了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并没有一个所谓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天德王洪大全在内。
第三，有些人所说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是否事实呢？这完全是一件臆想的事实。一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史，是太平天国主动争取天地会加入的历史。首先要指出的是金田起义的时候，在桂平县大湟江上，有天地会党罗大纲、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请求加入太平军。太平军的条件是必须改从他们的信仰，服从他们的纪律。张钊、田芳等怕太平军法严，不愿接受这种条件，转去投降了清军。罗大纲却欣然接受条件，率他的部下来加入，罗大纲后来就成为太平天国的名将。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二月在永安州作战的时候，有一部分天地会党人忘记了他们反清的革命宗旨，却投到清政府的一种叫做“壮勇”或者叫做“壮丁”的临时召募的军队里去，他们头上扎着天地会反清标志的红巾，成千成万地应清政府的召募，来帮助清朝反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就颁布了一道《救世安民谕》把天地会立会的宗旨来提醒他们，希望他们反省，把他们争取过来。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夏天，在洪大全被俘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论者所谓太平天国开始排斥天地会的时候，却恰恰是湖南道州、郴州等地天地会五万多人加入到太平天国来。当时太平军只有五、六千人，天地会加入的人数比较它全部人数多了约十倍。太平军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受了大损失，入湖南永州境后，由于得到天地会的纷纷加入，实力得到补充，并且扩大，一入道州，势遂复振。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大事。到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留在湖南、广西、广东的天地会就纷纷响应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也派出干部来策动他们，联络他们。上海小刀会（天地会的支派）刘丽川起义以前，太平天国就先派有干部李闻风在上海做联络，到天京接到刘丽川起义消息后，东王杨秀清就下檄李闻风希望刘丽川“率众来归”。而镇守镇江大将罗大纲又在仪征各码头制造皮逢小船六百只，有冲清军水营直下上海接应刘丽川的计划。后来刘丽川这一支起义军失败了，领导者大半牺牲了，其中有一个领导叫做潘起亮的，他打出重围，加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克复宁波，建立海关，叫做天宁关，以潘起亮做监督。明年，太平军退出宁波，在浙江上虞、余姚一带大战的时候，潘起亮就去招集小刀会，预备入浙江与戴王黄呈忠共同反攻宁波。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有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冬天，广东天地会在江西加入翼王石达开部下那一次。当时太平天国由于靠了这一批天地会新力量的加入，就把曾国藩紧困在南昌，并且得有余力分兵回来打垮了围困天京三年之久的清朝江南大营，把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批加入石达开部下的广东天地会，后来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后，他们就同太平军转战江西、福建一直打回到广东去。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的秋天，还有一次在那一个曾做海盗后来投降清朝布兴有部下的广东天地会，在浙江余姚起义加入太平天国把洋枪队统领美国侵略分子华尔（f.t.ward）打死的大事件。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事实，是充分地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是在主动地争取天地会的加入，以及天地会在太平天国全部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的种种真实情况，完全没有如同有些人所说自从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那一回事。
根据上面从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全面去考察洪大全问题，考察出了天地会制度根本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并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也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人物参加，而在全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史上，太平天国始终都是主动争取天地会加入的历史，完全没有如同有些人所说自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的事。这样，就否定了论者所说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和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四 捏造的洪大全供和伪造的洪大全上咸丰表
甲 三篇虚假文件的原文
洪大全被俘后，在广西永安州时有一篇钦差大臣赛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行经河南信阳州时，又有一封由押解人员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的《洪大泉上咸丰表》，到抵北京解交刑部后，又再有一篇由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审洪大全后会奏洪大全的供辞。这一封所谓《洪大泉上咸丰表》根本是伪造的，赛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和军机大臣与刑部的会奏洪大全的供辞也是捏造的。兹将这三篇虚假文件的原文先著录于下：
〔一〕永安洪大全供
《洪大泉供》见清咸丰二年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折附单，三月十七日朱批：“即有旨，钦此。”原件存故宫博物院。其全文如下：
据洪大泉供：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潮溃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洸、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人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长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泉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泉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合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泉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是我同萧潮溃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泉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潮溃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才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弟兄，就改为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是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二〕信阳州洪大全上咸丰表
《洪大全上咸丰表》，见故宫博物院《剿捕档》内。南京图书馆藏钞本《粤逆纪略》也录有此文，据最末一行录者注说：“癸丑三月初五日由郑梅士署中板上钞来”，据此知当时曾刻板传布。其全文如下：
罪臣洪大全跪奏，为陈情破贼事，圣主陛下：罪臣生在岭南，长在湖南，自九岁温习经史，日诵万言，至十二岁已学成文武才具，始应童试，满拟指顾鸣珂，内为国家陈治安之策，外为边疆展御侮之能。谁料命途多蹇，不为试官所容，自是之后，无岁不考，考辄无名，俗人以为耻，致臣陨命者数矣。伏闻圣主龙兴，每县增置生员，臣以为必预恩泽，奈复不为车顺轨所取。臣惭愤入寺为僧，长老待臣甚薄，臣不能堪。已而贼首太平王遣使以黄金三百两聘臣为军师，臣以为会匪必无能为，天命未改，国法犹在，因此往李星源营中效用，意图灭贼以立功名，奈李星源辱骂不肯收用。臣往山中自缢，遇贼将胡以晄见而解脱，引臣见太平王。贼深奇臣才，号臣为赛诸葛，封天德王，臣实不敢当。奈贼势方张，不容不受，感其恩遇，为之尽力，屡败官兵。及贼据永安州，多行无礼，臣常以疏谏之曰：“弟观兄所为，大类秦政、屈丐。秦政自谓功德高三皇五帝，而兄鄙羲、农而非尧、舜，秦政以十月为岁首，而兄灭闰月；秦政杀降王，而兄杀降兵；秦政掘孔墓，而兄鞭挞遗像；秦政烧书，而兄以经史置污秽中。屈丐蒸土为城，而兄筑重城以自固；屈丐号其城门曰招魏、朝宋、服凉、平朔，而兄欲吞九州万国。观兄所为，狂悖之至也。”贼由是不悦。贼僭号改元，不许群下剃发，多杀无辜，伪立三十六宫。臣又谏之曰：“昔袁术在淮南，董昌在浙西，皆连城数十，妄自尊大，不旋踵而亡。今兄据手掌之地，崇虚名而受实祸，非良策也。昔李文成蓄发，旋就灭亡，兄宜戒之。兄又高拱深宫，多掠子女以自娱，委事于庸儿，肆行凶虐，以刀锯鼎镬威左右，罪甚于高洋、闯、献，事将如何？”贼大怒，因此疏臣。有说臣者曰：“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奸邪侧目。今军师威名日著，不如潜兵入宫，杀太平王而代之，不然，后将噬脐。”臣叹曰：“我昔为试官所不容，屡濒于死；复受李星源之辱，解带自缢。幸遇太平王，脱贫贱而致富贵，言听计从。夫人深亲信我，我图之不祥。彼纵负我，我实不忍负彼。”贼多杀降兵，妄称天父、天兄以愚众人，独臣以为不可，斥之曰：“祸莫大于杀已降，白起、项羽、李广可鉴也。兄不能以才武制群下，而专用妖言，张角、孙恩、吕用之、徐鸿儒何足法哉。开辟以来，未闻以妖术成功者，宜急改之。”贼滋不悦。俄而杨秀清说太平王曰：“君自谓谦恭下士，宽仁得众，人乐为之死，孰与赛诸葛？”太平王曰：“皆不如也。”萧潮溃曰：“既知不如，何不早图之，不然，必为后患。”太平王曰：“我方倚之以平荡中原，今大功未就，而先戮智计之士，恐失群下之望。”遂不许。已而密谓臣曰：“弟有兵书，何故不肯授我？”臣对曰：“弟有此书，能利人亦能害人，故不敢妄以相授耳。”太平王曰：“弟每战辄身先士卒，一旦陨命，谁可以代弟者？”臣曰：“观诸将刚而自矜，酷而无谋，皆不足以代弟之任也。”太平王曰：“既如此，我当学弟之兵书，与弟同享富贵，不然将斩弟。”臣曰：“兄如用我，当为兄画策，如不用我，我必不能见笑于孙膑、李靖也。生杀惟命，兵书不可得也。”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赛中堂进围永安州，臣又献奇计，贼不能用。臣愤曰：“鼠子不足与谋，我死无日矣！”遂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为贼追兵所获，锁入空室，严兵防护，臣屡次求死，皆不许。杨秀清曰：“不如杀之以警诸将。”太平王曰：“昔齐杀斛律光而国亡，梁杀刘而国亡，唐杀林仁肇而国亡，今战争方始，安可先戮良将乎？”爰暨今年，贼势日蹙，臣终不为之设一谋，但曰：“有尔天父、天兄在，我安用哉！”贼忌臣益深，而终不肯杀臣者，欲得臣兵书故也。至二月十六日，贼挈家眷夜走昭平，将臣手用大锁缚住，更用大链锁臣颈，防卫周密，被臣略施小计，暗遁深谷，贼四面追寻皆不见，大惊曰：“彼殆投官军去矣，将若何！”已而太平王闻臣走，将监押官尽斩之，传令有能获臣者，即封为天德王。臣隐在谷中，备闻其语。贼徒既不见臣，震恐丧魄，以故官兵追及，贼不能御，是日盖二月十八日正午时也。贼自造反数年，未有此败。臣自谷中出降官军，官军数苦臣，争欲杀臣，独全玉贵以为不可，生缚臣以献诸将军。臣乃说诸将军曰：“贼携妻孥同走，各顾其家，更兼连日饥疲，心忙足肿，今复遭此败，贼徒丧胆，莫有斗志，此天亡之时，不可失也。且贼首尽聚于此，若官兵乘胜急追，彼智不及谋，勇不及怒，一鼓可尽歼也。今若缓之，彼得简兵成备，以御官军，则难制矣。”而诸将军以臣新降，不知心腹，遂按兵不动，失此机会，六州铁不能铸此错矣。臣窃笑诸将之无能也。至次日辰时交战，贼出兵才千余人，而官兵十倍，前锋稍却，大众悉溃。臣又谓诸将军曰：“贼虽小胜，然数日饥劳，必不能穷追，况我兵甚众，若能与之力战，可以反败为胜。况据此险山，两面合击，今若遁逃，路狭人多，自相践踏，必大挫衄，此自弱也。”诸将又不能从，争先逃命，踹死无数，臣亦几被踹死者数矣。赖全玉贵、张金 竭力扶臣，幸保残生。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写书离间贼党，奈无送书之人，将箭射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进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乃两手头颈皆被锁伤，而足腹背皆被踹伤，昼夜恸楚，所以不即自裁者，盖欲上为国家平淫虐之贼，下为生民解倒悬之苦，兼欲报数月锁缚之大仇也。臣在贼中立功不少，出战未尝败北，贼不能赏，反忌臣才，臣深恨之。倘生不能剪此贼，死当为厉鬼以灭贼也。臣观会匪盈天下，而湖南、福建、两越尤多，若不早除，必将蜂起。臣本欲言天下大计，奈恐触众官之怒。昔宗泽上表数十，皆为黄潜善所匿；脱脱击破张士诚，哈麻反以败闻；况臣疏远，兼负重罪，纵有奇谋良策，安能上达圣聪耶？人之将死，愿竭愚忠。天下之所以未安者，文官贪酷而无能，武官庸懦而怯死耳。陛下欲保民，而官府淫刑以逞；陛下欲求才，而官府疾才如仇；大河以北，臣不能知，大江以南，臣略知之矣。以故贼得因以为资，摇动南服。贼之初起，本无他长，因疾试官之不公，县令之贪暴，遂构逆谋。臣窃观贼中文学之士，其才皆过于翰林进士，而曾不得一名，是以甘心为贼所用也。贼兵不过万人，馀党皆分据远方，未能猝聚，而官兵以数省之兵讨之，三年不能克，诸将之无能，亦可知矣。臣在乌都统营中二日，细察士卒亦多精锐，所以不能制贼者，将不得其人也。贼以区区之众，当天下万分之一，鏖战三年，杀伤无数，非贼之强，贼之人材过于官军也。然贼之所恃者惟臣，臣既归降，贼亦无能为矣。臣在贼中秘谋颇多，贼按臣旧法，犹可以延数月之命。今为目下平贼之计，勅试官不得卖秀才举人，豪右不得欺凌贫民。下赦书于南国，使会匪悉焚其妖书，各安生业，一无所问，剪其羽党，使贼无以为资。令贼首自相捕斩者，即除其罪，此一策也。令诸将简精兵为前列，优以重赏，约日齐奋，有进无退，胜则疾追，此一策也。分守险要，制其入湖南、广东之路，巡逻必严，探候必谨，使贼不能越险而过，粮尽援绝，势将自溃，此一策也。行此三策，而贼犹不能扑灭，则非臣亲行不可。愿陛下缓臣旦夕之诛，臣请以尺组系太平王之颈，致之阙下，报臣前日之仇，万死无恨。若必戮臣以快贼心，臣亦愿面见圣容，陈国家大计，用兵秘谋，使臣流名于后世，葅醢之戮，其甘如饴矣。愿陛下如殿试之制，面试臣才，看臣筹略何如。陛下倘能用臣计，屠此小丑如反掌耳。贼闻臣来，必不敢以锋刃相拒，就其逆命，设奇破之容易矣。赛中堂虚怀引士，臣在贼中亦知其忠良，今又蒙其礼款，遣参将苏斌领兵二十名护送，昼夜监守，颇能用心。又臣多上书于联芳、丁守存，亦蒙优礼相待，此皆国之忠臣，伏惟陛下详察。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谨拜表以闻。兹因手恸，书法不佳，在信阳州力疾手书，临表瞻望，不知所云。
咸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时谨写，身抱重病，不曾起稿，死罪。
〔三〕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述的洪大全供
清朝军机大臣刑部奉旨会审洪大全后会奏洪大全的口供，见故宫博物院清朝《剿捕档》，《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二也有著录，惟略加删节。兹照《剿捕档》著录。这封会奏由大学士军机大臣祁雋藻领衔先说明洪大全解到京后奉旨会审的经过，然后叙述洪大全的口供及按律定罪缘由说：
缘洪大泉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跟胞叔洪云秀在湖南衡阳县读书应试，并未入学，旋在衡山白云寺披剃为僧，阅看兵书，潜蓄异志。咸丰元年二月间，洪大泉前往广东一带地方闲荡，与洪秀泉伙党胡以晄会遇，胡以晄引至贼营与洪秀泉见面，彼此投契，结拜弟兄。维时洪秀泉伙党有冯云山、韦正（即韦昌辉）、萧潮溃、杨秀清、石达开、秦日昌、赖汉英、曾四、朱锡琨、曾玉秀、罗大纲（即罗亚旺）并胡以晄等，藉添弟会名目裹胁贼匪，到处抢掠财物，屡与官兵打仗，俱系洪大泉主谋。洪大泉又自领贼匪与官兵打仗三次。洪秀泉僭称为伪太平王，封洪大泉为天德王、冯云山等俱受伪封。闰八月初一日，逆伙韦正等攻破永安州城，与官兵抗拒，后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甚急，起意窜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烧毁民房，乘便冲出。韦正等拥护洪秀泉带领贼匪五千余人，与洪大泉一并逃窜。十八日。走至郁丛山地方，被官兵追击，经尽先守备全玉贵将洪大泉拿获。解至军营讯供，该大臣奏奉谕旨派员押解来京，交臣等会同严审，据供前情不讳，应即拟结。查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等语。此案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贼营，代为谋主，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复受伪封，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该匪亲属，据供止有胞叔洪云秀在衡阳县居住，应令湖广总督、湖南巡抚一体严缉，务获究办。
乙 三篇文件的对勘
我们先将这三篇虚假的文件加以对勘，列对照表于下：
续表
根据上面从姓名、籍贯、参加革命、封号四方面对勘的结果，看出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叙述的《洪大泉供》是和《洪大泉上咸丰表》相同，而和赛尚阿在广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不同。在姓名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他的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为与洪秀全认为兄弟，才改为洪大全的。而《上咸丰表》却自称“罪臣洪大泉”，会奏还特别记明抚养他长大的胞叔就是姓洪的洪云秀了！这是第一点不同。在籍贯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他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所以说在湖南做和尚时是“在原籍隐居”，到广东去说是“游方到广东”，词意很明白。而《上咸丰表》却说“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说得更详细，说他是广东南海县人，自幼跟随胞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县去。这是第二点不同。在参加革命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是几年前游方到广东，便与洪秀全、冯云山认识，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间，就到广西参加起义。而《上咸丰表》却说是先拒绝洪秀全的聘请，到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军营投效，因受李星沅辱骂，到山中自缢，遇太平天国将领胡以晄解救，引见洪秀全，会奏也说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间，前往广东一带地方闲荡，与洪秀全党人胡以晄会遇，由胡以晄引他去见洪秀全。会奏只把先拒绝洪秀全聘及投效李星沅军营两层删去，其余所记基本上是与《上咸丰表》相同的。在这一方面，《上咸丰表》和会奏跟永安《洪大泉供》不同之处有二：第一，永安《洪大泉供》说与洪秀全的认识是直接的结合，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是由胡以晄居间介绍；第二，永安《洪大泉供》说与洪秀全的认识始于起义前几年，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即金田起义的时候便来参加，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明始于咸丰元年二月间，即李星沅做钦差大臣在广西督师的时候。这是第三点不同的地方。在封号方面，永安《洪大泉供》说是“尊我为天德王”，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是封为天德王。“尊”的意义与“封”不同，尊是对上说的，洪秀全尊崇洪大全为天德王，即使不是把他崇奉在自己的上面，至少也不会把他屈居在己之下；封是对下说的，洪大全受了洪秀全所封，那末他便只不过是洪秀全的下属罢了。这是第四点不同的地方。
我们从对勘中看出以上这四点的不同，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上咸丰表》和会奏为什么跟永安《洪大泉供》有此不同呢？
就当时有关情况联系起来看，《上咸丰表》和会奏的四项记载是比永安《洪大泉供》合理得多的。在姓名上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才改为洪大全。但是，与洪秀全认为兄弟的有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他们都不曾改姓“洪”，何以洪大全独要改姓？这是一点破绽的地方。《上咸丰表》和会奏所记便没有这一点破绽，会奏并且增添一个胞叔洪云秀出来使人对洪大全的姓氏不致引起疑窦。在籍贯上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物是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即秦日纲）七人。案洪秀全、冯云山是广东花县人，杨秀清、韦昌辉是广西桂平人，萧朝贵是广西武宣人，石达开、秦日纲是广西贵县人，他们都是两广人。在一群两广领导集团中，插入一个湖南人，是有点突兀的。所以咸丰便有“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的论断。《上咸丰表》自述说“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说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跟随胞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县去读书，这样，把湖南人的洪大全改为广东人，把洪大全与洪秀全有了一层同乡的联系，就使人觉得他们的结合自然的多了。在参加革命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在起义前几年便与洪秀全、冯云山认识，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义时就来广西会合，按在永安突围前，清朝广西督师将帅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奏报都没有洪大全其人，何以在敌张军覆之后，乃忽然有被称为太平天国谋主洪大全者以生擒献俘报闻？这是最启人疑窦的地方。当时给事中陈坛就拿着这一条根据向清廷提出“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不值献俘的奏请。《上咸丰表》和会奏所记便把与洪秀全结合的时间缩短，从起义前几年的认识退后到起义后两月，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的来会改到咸丰元年二月始加入。这虽然还不能弥缝这一破绽，但已经比较永安《洪大泉供》略胜一点儿了。因为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已在武宣东乡称天王，闰八月初一日即攻克永安，如果要说洪大全是太平天国谋主的话，那末，洪大全的参加革命至迟不得后于这一年的二月。所以《上咸丰表》和会奏记洪大全参加革命日期虽仅后于永安《洪大全供》所记来会的日期不过两个月，但已经退后到了最后的限度。在封号说，永安《洪大泉供》说洪秀全尊他为天德王，在以前的奏报中并没有洪秀全崇奉他人或与他人并肩称尊的报告，这一点当然又是启人疑心的地方，所以《上咸丰表》和会奏便改“尊”为“封”，使洪大全作为洪秀全的下属，受洪秀全所封，那便不致于使人触目就起疑心了。这四处不同的地方，《上咸丰表》和会奏处处都比永安《洪大泉供》是比较近情理的。
我们检查出了这一种具体情况，从这一种具体情况去了解所以不同的意义，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洪大全不会随便暴露出真名实姓与籍贯，以便敌人去残害同族和乡里”，因为从这三篇文件的时间先后来看，洪大全最初在广西永安州的口供并没有暴露出真姓名和籍贯，而到了被献俘行经河南信阳州写《上咸丰表》时，和后来到北京解交刑部受审时，却暴露出了洪云秀现居住地湖南衡阳。洪大全不是掩饰，而是一次比一次暴露得更多。荣先生论一个革命者不会随便暴露出真名实姓与籍贯，使敌人得去残害同族和乡里，他确是掌握着“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可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的，并不是从“想当然”出发的。荣先生没有把洪大全文件不同的内容与发生的时间先后看清楚，就贸然加以论断，所以便不免陷于错误了。关于对勘出来的参加革命时间的所以不同的意义，也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由于“洪大全戏弄敌人”，因为我们从洪大全文件，特别是这一篇出自清朝统治者之手全部伪造的所谓洪大全《上咸丰表》（考证详见下节）看来，彻头彻尾都是诋毁革命、向清皇朝叩头乞怜的语句，连一丝一毫戏弄敌人的气味都没有，这正是这几篇伪文件最显著的特色，原文件著录在上面，大家都已经看见，可知荣先生的论断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所以也错误了。其实，这一种具体情况显示出的真正意义，乃是伪造的《上咸丰表》和军机大臣刑部会奏对赛尚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有意的修改而成。也就是说：《洪大泉供》是捏造的，《上咸丰表》是伪造的，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洪大全的口供也是捏造的，但永安《洪大泉供》捏造在先，有许多不近情不近理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后来又伪造《上咸丰表》来修正它，使人不致疑心，到了军机大臣刑部会审就根据伪造的《上咸丰表》进一步修正永安《洪大泉供》来定洪大全的罪状。这就是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以与《上咸丰表》相同而与永安《洪大泉供》有不同的原因。
《上咸丰表》是赛尚阿的心腹幕僚在献俘行到半路时伪造的这点，我们在下节再提出证据讨论。现在，我们要问军机大臣刑部会审为什么也用《上咸丰表》来修正永安《洪大泉供》替赛尚阿弥缝掩饰呢？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当时洪大全献俘事件的虚伪，不仅是在广西桂林亲见其事的人们都“人人嗤笑”，不仅是在桂林的官僚说是“献俘堪铺张”，不仅是朝臣根据以往的报告否定洪大全事实，说是“张皇装点”、“稍掩己过”的工具，而且，就是咸丰也说是“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这样的一个虚伪的大事件，摆在当日军机大臣和刑部的面前交给他们处理，他们只有两条路子可走：一条是揭出永安《洪大全供》的虚伪，明正赛尚阿欺君之罪；另一条是替赛尚阿弥缝掩饰，把永安《洪大泉供》破绽的地方改正，然后把所谓洪大全其人明正典刑，以掩“天下之耳目”。就当时清皇朝内部的情势看来，先从赛尚阿与咸丰的关系来说，赛尚阿以首相督师，清皇朝认为好似“千金之弩，轻于一发” [28] 一样，是一件万分不得已的事，他既是咸丰的亲信重臣，处境又这样的艰苦，所以咸丰虽明知洪大全献俘事件的虚伪，也不愿一旦因此案而加以不赦的欺君大罪。就是后来到了太平军入湖南，攻长沙，犯了贻误军机的死罪，不得不把他褫职逮京治罪，但还使他一生得以富贵终身，更可知咸丰不愿因此案而明正其罪。再就赛尚阿与会审洪大全的军机大臣刑部等朝臣的关系来说，赛尚阿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久任军机大臣，咸丰元年（1851年）又授文华殿大学士，为当朝首相 [29] ，同寅相护，原是乾、嘉后清皇朝的政治风气，当日承审的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岂能独破积习奋然与赛尚阿为难，而况赛尚阿又是当朝首相，军机大臣刑部会审洪大全的首席大臣又是那一个眼看清皇朝就要没落而向天祷求速死的腐朽的老官僚祁雋藻 [30] ！所以他们一方窥承咸丰的意旨，一方为同寅回护，只有替赛尚阿掩饰弥缝一条路可走。
我们把永安《洪大泉供》、《上咸丰表》、军机大臣刑部会奏三篇文件来对勘，看出后两种与前一种有不同的地方，并且就当时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联系看起来，知道所以有不同之故，是由于三篇文件都是捏造或伪造的，最初捏造的永安《洪大泉供》有了不近情不近理的破绽地方，启人疑心，所以后来伪造的《上咸丰表》和军机大臣刑部会奏就把那些不近情不近理有破绽的地方修正，使人不致疑心，我们还从赛尚阿与咸丰的关系上和与朝臣的关系及军机处的历史上，追寻出了当时奉旨会审洪大全的军机大臣和刑部所以来替赛尚阿掩饰弥缝的缘故。
丙 永安洪大全供考伪
上面三篇伪文件，永安《洪大泉供》是一篇详细的自述，至于信阳州《上咸丰表》的内容，以诋毁革命、向清皇朝叩头乞怜的话多，而自述个人历史的话少，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洪大全的口供也只有在按律定罪的叙述中作了简单的提要，所以我们要考证赛尚阿捏造的洪大全事件的虚伪应该以永安《洪大泉供》为主要的对象。
据赛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的自述说，洪大全在金田起义前几年，就到广东与洪秀全、冯云山结识，他是洪、冯最早的一个革命同志，比杨秀清等还早，所以他对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革命的秘密活动，是“尽知的”。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义时，他就到广西来参加领导金田起义。洪秀全尊他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都请教于他。他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同洪秀全为万岁，他叫冯云山等都叫名字。攻克永安州之后，只有他与洪秀全两人住在朝门，其余的人都不住在里面。如果这篇供辞确是事实，以与洪秀全并称万岁在太平天国地位如此重要的洪大全，那末，他在这篇所谓《洪大泉供》的自述中，对所述的太平天国历史应该是很真确的，这样才符合于他个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和历史。现在，我们要考证这篇供辞是真还是伪，就根据这一个认识去鉴定它。鉴定的结果，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了它里面与太平天国史实不符及违反太平天国教义的地方。在下面，可以举七条反证出来。
第一条是记叙立会的话 供辞述洪秀全立会的经过及拜会的手段道：“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坐小天堂，就是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改为上帝会。”这段话是明指天地会为洪秀全、冯云山所设立，认洪、冯的编造天父、天兄的说法为天地会拜会聚众的手段，而以洪秀全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金田起义后，势力大了，才将天地会改为上帝会（应作拜上帝会）。考天地会的设立，据它的传说始自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 [31] ，它的活动见于正史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已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役，供辞指天地会为洪秀全、冯云山所创，这是第一个谬误的地方。天地会崇奉的神是五祖与万云龙，拜会的仪式是焚香拜把，歃血结盟 [32] 。供辞认洪秀全、冯云山那种假托天父、天兄降凡的拜上帝会宗教为天地会的拜会聚众的手段，这是第二个谬误的地方。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附会《劝世良言》自行洗礼，劝人拜上帝，明年与冯云山入广西宣传。据太平天国颁行的《太平天国》一书的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秋天，洪、冯两人已在桂平紫荆山制定宗教仪式、立十款天条以教育会众，和选择险固、钞送教义等等活动，所以拜上帝会的成立，至迟不得后于道光二十七年的秋天。供辞说拜上帝会是洪秀全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后，势力大了，才把天地会名目改称来的，这是第三个谬误的地方。
第二条是记韦昌辉、萧朝贵、杨秀清三人籍贯的话 供辞说：“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按“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说：“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1942年冬天，我到金田调查，遇到一位旧住大冲村的老年人曾德周，他是当年那个聘请冯云山入紫荆山教书的曾玉珍的曾侄孙，他的高祖母杨氏又正是杨秀清之姊。他对我说杨秀清的里居道：“杨秀清，平隘山新村傍东王冲人，新村是平隘山一小部分，入木山乡（瑶山）的路口。新村出即东王冲，那里离大冲八里路。东王冲从前本来没有名称，后来乡人因为纪念东王，所以叫他的故居做东王冲。”曾德周又说：“萧朝贵在平隘山附近有祖墓。”他所说萧朝贵祖墓一节，与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桂平境内有萧朝贵远祖及其母萧盘氏墓的话相合 [33] 。我回到桂平城，在韦昌辉的胞侄韦以琳后裔韦绍勋家得到《韦氏族谱》，知韦氏迁居桂平金田村，到韦昌辉已经八代 [34] 。据我调查所得，与《李秀成自述原稿》互相印证，可知韦昌辉并不是平南县人，萧朝贵、杨秀清也都不是广东人。
第三条是记石达开、秦日昌、胡以晀、赖汉英、罗大纲这几个人封爵的话 供辞记道：“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晄、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这一段话，除了曾四、曾玉秀两人事迹无考 [35] ，朱锡琨的封爵不误（朱锡琨封爵供辞所记得不误者，系另有原因，考证详下节），赖汉英曾否任侍卫将军无文献可以确定外，而所记石达开、秦日昌、胡以晄、罗大纲四人的封爵都与太平天国史实不符。案《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所下的定称谓封诸王诏有道：“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诏明说封石达开为翼王，与东、西、南、北王并列为王，而与西、南、北三王同受东王节制。其爵为王位，而不是丞相；其封号为“翼王”，而不是“右翼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两书中的《石达开传》所记石达开的封号都同。供辞说：“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案秦日昌即秦日纲，《贼情汇纂》一书著录有秦日纲的门牌款式一纸，所书秦日纲职衔是“太平天朝天官正丞相秦日纲” [36]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秦日纲守永安时事写他的职衔也道：“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又考《贼情汇纂·秦日纲传》说：“初封天官正丞相”，《金陵癸甲纪事略·秦日纲传》说：“初授天官正丞相。”可见秦日纲在永安时，他最初的封爵是“天官正丞相”，而不是“地官丞相”；在天官正丞相之下，也没有“左翼公”这一个不伦不类的尾巴。供辞记胡以晄的封爵为侍卫将军，按《贼情汇纂·胡以晄传》前后的封爵道：“初封春官正丞相，住江宁府署，加封护国侯，改封护天侯，旋封豫王” [37] 。《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记胡以晄在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前后的官爵也相同，李秀成在自述他最初参加太平军的话里说道：“自粤西而至，我本为兵而来，前之内政，具（俱）不经我手。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据此知胡以晄初封即为春官丞相，因为胡以晄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地位与秦日纲相等，所以他的职位不须经历侍卫将军等较低级的官阶，我们是可以完全了解的。供辞又记罗大纲的职名为前部副先锋，按《贼情汇纂·罗大纲传》记他在克复南京前的封职道：“初封左二军军帅。壬子四月，在全州升土一总制，管带中一军。十月，在岳州升金官正将军。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挥” [38] 。据此可见罗大纲并不曾有过前部先锋的职名。再考同书《伪官制》所录太平天国职官表及“昔有今废伪官名目”条中都没有“前部副先锋”这个名目 [39] 。故供辞所记，不但与罗大纲封职不符，而且，也与太平天国官职不合。
第四条是自述天德王名号的话 供辞说：“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案“天德王”这个名号，与太平天国宗教信条最是违背。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颁布的定称谓封诸王诏书有一段论称谓的言论道：“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样样上，又无一人非其所生所养，才是上帝，才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继自今，众兵将呼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圣父，天兄是救世圣主，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自今，众兵将呼朕为主则止，不宜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也。”此诏详论除天父而外，都不得称上称帝，除天父、天兄而外，不得称圣，故洪秀全自己只称王而不敢称帝，只称主而不敢称上称圣。又说命东、西、南、北、翼五王为王爷，乃是“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洪秀全对于他的宗教信条的遵奉是严厉到这个地步的。那末，洪大全是个什么人，反居然得此与天（即洪秀全宗教所认为万物主宰的天父）齐德的“天德王”的称号？有些人说“天德王”的名号，乃是洪秀全尊崇洪大全的，所谓“尊”，明不是被封，而“天德”二字，不必出之洪秀全的制作 [40] 。案此说也不对。考洪秀全曾有不得妄干名号诏，严谕天下人不得犯天父、天兄的名号，如有人敢犯天父、天兄名号的，论天法都该斩首不留。（请参看本节下条考证引文）洪秀全不但笃守他的宗教如此的严厉，而且，他还要以他的宗教以统一天下。那末，即使太平天国里面果真有一个属于另一个集团的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这个人物来参加，太平天国也断不会用他原来自封的“天德王”称号来尊崇他的。而况做贼心虚，处处怕人看破，到了伪造《上咸丰表》和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时，就把“尊我为天德王”改为“封为天德王”，那些人又将如何去解释呢！这一条作伪，是伪供辞里面最大的一个破绽。
第五条是自述称洪秀全为大哥的话 供辞说：“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考“大哥”之称，为太平天国的厉禁，除天兄之外，有人敢称大哥者斩。《贼情汇纂》录有一篇天王洪秀全不得妄干名号诏道：“天王诏曰，咨尔清胞，名份昭昭，诰谕兵士，遵命遵条。普天大下，皇帝独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天下大哥独一，天兄耶稣也。天兄耶稣而外，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继自今，诏明天下，以后犯者勿怪也。钦此” [41] （按“云中雪”是太平天国称刀的隐语 [42] 。该过云中雪，就是该斩首的意思）。洪秀全尊耶稣为天兄，故严禁天下人称大哥，如有冒犯此禁条的，论天法该处以斩首的重刑。洪秀全自称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稣的弟弟，所以那几个给洪秀全称为清胞、正胞、达胞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叫洪秀全做“二兄”，而洪秀全自己也以“二兄”自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洪贼称三伪王曰清胞、曰昌胞、曰达胞，伪王称之曰二兄”便是。太平天国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中论袍服一节记洪秀全等对话道：“天王诏曰，‘前日胞等具本启奏，言现下天父赐得绸帛不甚过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尔二兄宫中袍服既足，发出些与胞等共穿也。’东王对曰：‘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鸿恩赐得亦有，不用发出也。’天王诏曰：‘现今尔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也。’北王启奏曰：‘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东王启奏曰：‘求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启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缓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正弟又何启奏要时时缝也？’天王赞曰：‘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自后在尔幼主之世，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东王对曰：‘小弟虽足为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天王赞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药石之论，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为万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稣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犹太国，曾谕门徒曰，后日有劝慰师临世，尔兄观今日清胞所奏，及观胞所行为，前天兄所说劝慰师圣神风即是胞也’，东王对曰：‘非弟能以药石进二兄，实二兄能从谏如流也。历代迄今，岂无直谏之臣，要其君之能纳不能纳耳。二兄欲以弟言为万世法，惟愿万世之主，自幼主始，皆如我二兄纳谏如流之英主，则千万世年受天之祐矣。’”又考《贼情汇纂》所载太平天国本章式中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上洪秀全的本章五种，其中行文有须称呼洪秀全之处的四种，也都称他为“二兄” [43] 。在这一个小小的称谓里面，实含有太平天国宗教极大的教条。今供辞说“我叫洪秀泉为大哥”，这一个称谓，正冒犯太平天国最严厉的教条，是跟它的教义和法令绝不相容的。
第六条是记天历造历人的话 供辞记道：“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考天历的创制，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年）十月初七日所颁布的《改定天历诏》说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冯云山因革命活动被囚桂平县监狱时，由天启天使传给他。此诏所说“当前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畀南王看”的话，乃是太平天国宗教故神其说的惯例，实在是说太平天国天历乃冯云山被囚桂平县监狱时所创。案《贼情汇纂·冯云山传》记冯云山的才智道：“粗知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与卢贤拔所订。” [44] 此传所记，可与《改定天历诏》互相参证。《贼情汇纂》而外，诸书所记都同以冯云山为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的创制者。杨秀清是个种山烧炭的人，没有读过书，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杨秀清对给他读奏章的书手自述的话说：“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我去金田调查，曾德周也对我说：“杨秀清不识字。” [45] 我们知道杨秀清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但却不是一个创制典章制度的人。这种历理精微的历法，在太平天国人物中，只有那富于创制天才的、通星卜的冯云山方才能够创造出来的。今供辞说天历为杨秀清所创，我们稽考天王《改定天历诏》及有关文献与金田现存口碑知道是谬误的。
第七条是记天王在永安发令破围日子的话 供辞记道：“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考天王永安破围诏令收在《天命诏旨书》内，此书太平天国原刻本存法国巴黎东方图书馆。在这篇诏令之前，标明下诏的日子为“壬子二月三十日”，在日子下面，又注有“时在永安”四字。其全文如下“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 [46] 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看顾。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据此，知洪秀全在永安颁布破围诏令的日子乃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而不是三月初一日。或许有人以为洪秀全另有一篇三月初一日发的破围诏，这一个推测是没有根据的，历史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第一，我们读上录破围诏所说：“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的话，知道洪秀全在永安所发的破围诏正是这一篇诏令。第二，据洪秀全在《天命诏旨书》卷端的声明，当时他所下的诏旨都收在此书内，假使三月初一日洪秀全另有一篇诏令的话，那就必定收在此书内。今此书内只有上录的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发的破围诏，并且注明时地，可知当时发的破围诏，就只有这一篇。又考天历干支较夏历干支提早一日，这一年天历三月初一日丁酉相当于夏历二月十五日丙申，而不是相当于夏历二月十六日丁酉，供辞说“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的话也是错的 [47] 。
以上七条考证，我们根据的史料共十二种：（一）《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二）《太平天日》，（三）《天命诏旨书》，（四）《天父下凡诏书》，（五）《天王改历诏》，（六）《李秀成自述原稿》，（七）咸丰三年清朝广西巡抚劳崇光的调查报告，（八）张德坚《贼情汇纂》，（九）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十）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十一）《金田韦氏族谱》，（十二）我写的《金田采访记》。这十二种史料，《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是天地会文献，《太平天日》、《天命诏旨书》、《天父下凡诏书》、《天王改历诏》都是太平天国的文献。李秀成在克复永安前即参加革命，在永安破围前后，他是身经其役的人，所以《李秀成自述原稿》是一部可供我们考证的当时当事的太平天国人物的记载。咸丰三年清朝广西巡抚劳崇光的调查报告，是调查太平天国广西领袖籍贯及祖坟的调查报告。张德坚《贼情汇纂》是曾国藩特务机关根据战争中掳掠得的太平天国文件及奸细调查报告编纂而成的，所以它所著录做样式的太平天国诏旨、诰谕、本章、门牌等，都是根据原文件照式著录的，而所记太平天国人物的封职也都是根据掳掠得的太平天国文书记载的。张汝南、谢炳都在天京，所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两书是两部被称为详确的记载天京事迹的著作。《金田韦氏族谱》是韦昌辉侄儿韦以琳修的族谱。我的《金田采访记》是记录当年与冯云山、杨秀清有关系的人后代的口碑。这十二种史料，作为考证上面所列举的《洪大泉供》中的问题来说，都可以说是第一等史料。我们上面的考证，便是根据这十二种史料提出确证来的。案供辞全文不过一千四百多字，在这篇泛泛铺张的文件中，我们已经指出七条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和太平天国史事不符的地方出来。据供辞自述，金田起事前，洪秀全等立会聚众的经过道：“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那末，如果真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这篇供辞，不但不应有如此谬误，而且，应该比《李秀成自述原稿》所叙太平天国初期史事更为正确。因为李秀成他自己曾说过：“自粤西而至，我本为兵而来，前之内政，具（俱）不经我手。”而《洪大泉供》却声称一切尽知。但是，我们比较两者所记同一时期的事迹，《李秀成自述》虽简略，但除记石达开、秦日纲两人籍贯一点有误外，尚未发现违背太平天国宗教和太平天国史事不符的地方。即以所记石达开、秦日纲两人籍贯一点来论，李秀成所以误记石、秦两人籍贯为桂平县白沙墟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或者是他们的部队在白沙墟起义，白沙墟是桂平、贵县交界的一个镇，石达开的家乡贵县奇石那帮村即与白沙为近邻，所以误认他们为白沙墟人。李秀成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而上述《洪大泉供》所误的七点，都是与太平天国的史事和它的宗教信仰最关重要的地方，却竟然谬误如此，可见此供断不是一个所谓太平天国谋主与天王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天德王洪大全”所供，是可以断定的。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篇所谓《洪大泉供》是否赛尚阿把那一个俘虏苦打成招，锻炼成狱得来呢？考赛尚阿奏说：“因远道解京，未便刑讯” [48] ，办理洪大全献俘事件重要当事人赛尚阿幕僚明心道人撰的《发逆初记》叙审讯洪大全情况也说：“坚不吐实，未便刑讯”。此俘虏既“坚不吐实”，又“未便刑讯”，那末，此洋洋千余言的供辞，可知不是由苦打成招，锻炼成狱得来，而实实在在是由赛尚阿捏造而来的。赛尚阿和他的幕僚明心道人已经不打自招出来了！
五 追究赛尚阿捏造人证的根据
上面我们从内容方面提出七条反证来证实《洪大泉供》是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捏造的假证据，所谓太平天国谋主天德王洪大全是赛尚阿捏造出来的假人物。现在，我们还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去追赛尚阿捏造人（天德王洪大全）证（供辞）的根据出来。
本来，我们要考证赛尚阿捏造供辞的根据，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好在他作伪的方法虽巧，覆盖虽工，但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据我考证，赛尚阿捏造供辞的根据，是从（一）掳获文件（二）俘虏供词（三）侦探消息等三项编造而成。赛尚阿在奏报访查洪秀全确称太平天国一折中，即奏明系从这三条路子去访查，他说道：“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衣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太平王。惟该伪王究系韦政，抑系洪秀泉，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路密发侦探，多有指为洪秀全者。” [49] 由此可见，赛尚阿侦查太平天国情况是以掳获文件，俘虏供词，并各路侦探消息为根据，他在这三方面平时已经积聚了许多材料，所以到了他后来捏造天德王洪大全供时，便得根据这些材料来做假。兹分述于下：
（一） 掳获文件
据《清文宗实录》、《剿平粤匪方略》所载赛尚阿掳获太平天国文件有两次：一在咸丰元年（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进攻桂平县新墟的时候，《清文宗实录》记咸丰谕军机大臣述赛尚阿的奏章道：“赛尚阿奏进剿新墟现在前后两路诸营逼进贼巢一折，并单开各路堵截零匪情形，及搜获逆书伪示各件。……伪军师杨秀青遍贴伪示，编造妖言，逼胁愚民，实堪痛恨。” [50] 一在咸丰二年（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合围永安州的时候，《剿平粤匪方略》记赛尚阿奏道：“昨于二十八日弁兵捡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臣惟有激励将帅，痛加剿洗，必克期翦灭，以靖妖氛。” [51] 这两处所录赛尚阿掳获太平天国文件的奏报与考证赛尚阿捏造供词最关重要。第一点是赛尚阿奏疏认“伪军师杨秀青遍贴伪示，编造妖言”，以太平天国的宗教典籍为杨秀清所编造，与供辞所谓“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先后致误如出一辙！第二点是使我们知道赛尚阿获有天历，所以得有根据来编造“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的话。这一段话，上节已经考明与天历实际日序有一日之差。
此一日之差，正是证实赛尚阿确从夏历干支与天历干支对照而来的证据。因为赛尚阿不明天历干支较夏历干支提早一日，他误认天历的日序与夏历虽异，而两者干支的序次却是相同的，以干支对照即可推定天历与夏历对照的日子，故以为夏历二月十六日丁酉，即天历三月初一日丁酉，不知夏历二月十六日丁酉，已经是天历三月初二日戊戌，实在少算一日了 [52] 。假使赛尚阿不是先获得壬子二年天历书，他何从知道这一年天历干支以与夏历干支对照而致有此一日之差？唯有得到天历书，才能知道天历干支；唯有从干支对照才会有此一日之差。今考赛尚阿奏果然在永安破围大战半月前获到壬子二年天历书，这不但是一条证明赛尚阿确系根据掳获文件来编造供辞的铁证，也是一条证明这一篇《洪大泉供》乃是捏造的铁证。第三点是使我们知道赛尚阿获有太平天国颁行的书籍可据，赛尚阿称谓“逆书”，指为“妖言”。据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天父下凡诏书》及《天命诏旨书》中自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三日那几篇天父、天兄的圣旨命令，都是永安破围前的诏旨，满纸都是天父下凡，天兄显圣这一类神迹权能的记载，故赛尚阿得了这类文件做根据，才能够编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是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的话。再据上引赛尚阿奏访查洪秀全确称太平天国一折自称有“伪衣”可凭一节，可知赛尚阿并得太平天国的衣冠为根据。按太平天国的衣冠如红风帽、黄绸衣、黄风帽等都给赛尚阿掳得，咸丰元年闰八月赛尚阿奏道；“知州冯玉衡率勇冲贼后队，毙匪二百余名，贼尸内有戴红风帽黄衣一名，黄绸衣黄风帽贼妇一名” [53] 。所以赛尚阿便得据此来编造：“洪秀泉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卒长等，每逢打仗，都穿黄战裙，执的是黄旗”的话。至于“天德王”的名号也是据自查获的天地会告示来捏造的。案“天德”是天地会起义所用的名号，起自康熙年间 [54] 。到道光末，天地会在广东、广西起义，仍用天德名号以为号召。1853年（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出版的法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其中载有“奉天吊民伐罪明室世袭亲王朱的布告一通，言奉天德旨悬赏购两广总督徐广缙首级，贴在广州北门，末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据著者附注是1850年7月13日，但据该书上文则1850年应为1851年之误。不过，无论其为1850年（即太平天国纪元前一年，清道光三十年）或为1851年（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那时候都在永安破围前。又考《粤匪杂录》（北京图书馆藏本）内收有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大元帅万大洪讨伐清朝布告一通，末署天德二年正月日示（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万大洪布告钞本无年号）。同书又收有特授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涛告士民谕，也署天德二年二月日示。可见在赛尚阿捏造供辞之前，天德名号乃是各地起义的天地会用来号召群众而为人所周知的名号。所以赛尚阿便根据这个名号捏造出一个“天德王”加到“洪大全”的头上来。案自洪大全被俘后，天德布告尚有发现，如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武昌发现署有天德年号的布告 [55] ，又咸丰三年夏小刀会黄德美克复厦门，黄德美布告自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说奉大明天德皇帝旨征厦，署天德癸丑年四月二十六日 [56] 。如果洪大全确是天德王，那末洪大全被俘死难后，哪里还有一个天德皇帝？可知“天德”实在是当时各地天地会起义时用作号召的名号，而所谓“天德皇帝”乃天地会假托的最高领导，当时并不曾实有其人。赛尚阿乃以之加于“洪大全”头上，捏造一个“天德王洪大全”出来，我们即从上述这几篇现存的天德布告中便已经证明其为虚伪的了。
（二） 俘虏供辞
《洪大泉供》据自俘虏供辞的有两处。《洪大泉供》说：“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这里同洪秀全坐轿进城一节，就是根据半年前俘虏的供辞来捏造的。咸丰元年闰八月己酉，咸丰谕军机大臣等述赛尚阿的奏报道：“赛尚阿奏官兵续获胜仗击毙窜匪多名一折，又片奏获胜情形。……再据单开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城，大头人都在城内之语” [57] 。半年前的俘虏供辞只说“太平王坐轿进城”，半年后赛尚阿捏造的《洪大泉供》便加多了一个“天德王”，造出“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坐轿进城”的话，其根据之迹与作伪之点是显然可见的。又《洪大泉供》中叙述太平天国领导者及重要人物的姓名、籍贯、官爵地方，也是据自一篇俘虏供单，这篇供单，附在上面所说的万大洪讨伐满清布告之后，作为一种附件，标题“计开名目”四字，在标题之下，注明系长白清供出，说长白清“系湖南乡勇，被贼获去，见有膂力，赏银念两，派作奸细而来”。案《长白清供单》与《万大洪布告》是两种独立的文件，何以《长白清供单》却作为《万大洪布告》的附件，其故颇难解释，此点可置不论。至《长白清供单》内也没有注明长白清在何时何地被俘讯供，所以要考证赛尚阿是否确系根据它来捏造人证，还应该先要解答下面三个问题：
（一）长白清在何时何地被捕？
（二）赛尚阿曾否得见《长白清供单》？
（三）是长白清被捕受审时根据《洪大泉供》来说呢？还是赛尚阿根据《长白清供单》来捏造《洪大泉供》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谈长白清在何时被捕。《长白清供单》中虽未注明长白清在何时被捕，但其中述有冯云山年貌、封爵可供我们考证它的时间。因为冯云山封王在清咸丰元年（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冯云山战死广西全州是在清咸丰二年（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四月，《长白清供单》既述及冯云山封南王，那时候必在冯云山封王之后，又述及冯云山的年貌，我们知道，清朝统治者审讯俘虏要取得革命领导者年貌的目的，是为了妄想在战役中去俘获他们，那时候又应该在冯云山战死之前，约在咸丰二年正、二月间，即在太平天国永安破围赛尚阿捏造供辞之前被捕。至于长白清在何地被捕，我们据供单注文“湖南乡勇，被贼获去”的话看来，当时在广西起义的是太平天国，在永安作战的时候就有湖南乡勇参加清朝正规军抗拒太平天国 [58] ，可见此处清统治者所指为“贼”的当是太平天国。而清朝统治者捕获长白清之后，就向他审问太平天国领导者的年貌封爵，从供单的本身也就可以证明长白清当是从太平天国而来。太平天国俘虏了长白清，因为他归附了革命，就派他来清朝军营侦探敌情，所以长白清被捕的地点可能就在赛尚阿军营附近。第二个问题，是赛尚阿曾否得见《长白清供单》？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赛尚阿一定得见《长白清供单》的。因为长白清无论在何处被捕，而赛尚阿是钦差大臣，督师在广西抗拒太平天国，既然审讯出了长白清所说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供单，就必定要把这篇供单飞递赛尚阿军营给他做抗拒太平天国的资料，清朝统治者对付革命军的这一种作法，曾经翻过清朝文书的人都知道的，所以赛尚阿得见《长白清供单》是可以肯定的。第三个问题是长白清被捕受审时根据《洪大泉供》来说呢？还是赛尚阿根据《长白清供单》来捏造《洪大泉供》呢？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加说明，就是《长白清供单》与《洪大泉供》所说太平天国领导者和重要人物的籍贯、封爵两者差不多是相同的，但大都是讹误的，这种情况，就只有不是长白清根据《洪大泉供》，就是赛尚阿根据《长白清供单》来捏造《洪大泉供》才会有。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根据谁呢？这已经转到常识的问题来了，据供单注明，长白清是一个初做乡勇后来被俘归附革命的人，他被捕受讯，他站得稳革命立场的就会信口开河去应付敌人，如果他站不稳革命立场的，也不过是把所知所闻告诉了敌人，不管怎样，他都无须根据《洪大泉供》个被作为献俘的革命首领的供辞翻版作为自己的口供的。而况，我们姑不论已考明长白清被捕在太平天国永安破围前，即使长白清被捕是在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以后的事，这一个“乡勇”，又何从得见由赛尚阿捏造的经赛尚阿奏报到清朝皇帝的《洪大泉供》？可知只有是赛尚阿根据《长白清供单》来捏造《洪大泉供》的了。
案《长白清供单》有两种钞本：一种是《粤匪杂录》钞本，一种是伦敦不列颠博物院钞本。《粤匪杂录》本全文如下：
计开名目（长白清供出，系湖南乡勇，被贼获去，见有膂力，赏银念两，派作奸细而来）
洪秀全 四十岁，身长，面赤微麻，黄须，广东花县人，自称太平王，即洪秀。
杨秀涛 三十四岁，面麻，有须，花县人，封东王，秀全姨夫，即杨秀清、杨寿涛。
萧朝贵 三十岁，面白，无须，安县人，封西王，秀全姨夫。
冯云山 三十二岁，面白，微须，花县人，封南王。
韦正 即昌辉，二十五岁，身高，面黑，微须，广东太平人，封北王。
秦日昌 三十七岁，面白，微须，花县人，丞相左翼公。
石达开 三十九岁，面黑，微须，广东巨城人，封右翼公。
赖汉英 三十七岁，侍卫将军，秀全妻舅。
赖汉先 三十四岁，未封职。
胡以晓 侍卫将军。
曾四 侍卫将军。
曾玉秀 前部正先锋。
罗大纲 前部副先锋。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本全文如下：
计开名职
洪秀全 封太平王，花县人，年方四十二岁。
冯云山 封镇南王，花县人，年方三十二岁。
杨秀清 封镇东王，花县人，年方三十二岁，系太平王姨丈。
萧朝贵 封镇西王，归善县人，年方二十四岁。
韦正 封建化王，广西南平人，即昌麟，年方二十四岁。
秦昌 封丞相左翼公，花县人，年方二十七岁。
石达开 封丞相右翼公，增城县人，年方二十九岁。
万大洪 封都督大元帅，东莞县人，年方三十二岁，此人身高、额大、眼大。
罗大刚 封镇侯大元帅，顺德县人，年方二十六岁。
曾玉秀 封金印先锋。
（以上此十人，耳大、口大、眼大、头大、身高）
钱江 封三法大司马，浙江人，年方五十岁。
朱耀先 封统领监军大司马，南海县人，年方四十九岁。
胡以晓 封侍卫大将军。
曾迴 封侍卫大将军。
赖汉英 洪秀全妻舅，未受封职。
赖汉光 洪秀全妻舅，未受封职。
（由上海火船钞来示）
这两个本子，附注各有详略：一个注明本件的来源，而不注明钞写的出处；一个注明钞写的出处，而不注明本件的来源。在内容上，也有小小的异同。这当因传钞不出一手，所见的本子又不同，故不免有歧异之处。我们把这两个本子比较参看，还可以大略看得出赛尚阿所见原件的面目，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现在，将《洪大泉供》所述洪秀全各人的姓名、籍贯、爵位来和这两本《长白清供单》钞本列出一个对照表，以明其根据的来源。
续表
我们看上面这个对照表，应该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赛尚阿捏造洪秀全诸人姓名、籍贯、官爵固然以《长白清供单》做根据，但他却曾经用别种材料来修改过这篇供单中的几点。如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四人的官爵，《粤匪杂录》本《长白清供单》作封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本《长白清供单》作封镇东王、镇西王、镇南王、建化王，而《洪大泉供》则作封左辅正军师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前导副军师南王、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在东、西、南、北王之上都加了一个头衔，与太平天国封职衔名相符。这实是据自所获天历来修改的。按壬子二年天历在永安破围前为赛尚阿所获，具见赛尚阿奏章，已见上文考证。按天历在每年日历之前，例有东、西、南、北、翼五王奏造历既成请旨颁行的本章。本章首列五王衔名，据现存癸好三年及甲寅四年天历所列都同一款式。这乃是一篇照例文章，壬子二年天历今虽未见，其式样必相同，所以当时人论为“印板文章” [59] 。现举出癸好三年本章首端所列五王衔名于下：
前导副军师南王冯
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太平天国 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
后护又副军师北王韦
暨左军主将翼王石
《洪大泉供》就是据此处东、西、南、北王的衔名来补充《长白清供单》所记的。有人会问：赛尚阿既然据献历本章补充了《长白清供单》所记的东、西、南、北四王的爵衔，何以不把石达开的爵衔照献历本章改正为“左军主将翼王”，而作“天官丞相右翼王”呢？这当是因为赛尚阿先看了《长白清供单》说石达开的封爵是丞相右翼公，秦日纲的封爵是左翼公，后来又看了献历奏章作翼王，因此，他一方要使石达开的封爵与秦日纲的封爵对称，一方要根据献历奏章所记石达开的封爵去改正《长白清供单》，同时，他又早已知道太平天国有天官、地官等丞相的爵位，他就把《长白清供单》所记石达开、秦日纲两人丞相的职位，石达开的丞相加上“天官”，秦日纲的丞相加“地官”，于是便把石达开的封爵衔名捏造出“天官丞相右翼王”这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号来！这正是赛尚阿根据掳获的太平天国五王献历奏章题名来修改《长白清供单》磨灭不了的痕迹。又供辞记朱锡琨这人姓名、官职都与太平天国史迹相符 [60] 。而不列颠博物院本《长白清供单》所记，其官职既有讹误，名子并误作“耀先”。按朱锡琨在那时候太平军中并不是个著名的人物，供辞所记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如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晄、罗大纲各人的官职都沿长白清的错误，何以记这个在太平军中只能算是三等人物的朱锡琨独能改正《长白清供单》之误？考《天父下凡诏书》记朱锡琨的叔父朱八与赛尚阿设计遣周锡能入太平军行刺，朱八也同来。他们入太平军除了要行刺外，并用爵禄去劝诱朱锡琨叛变。《天父下凡诏书》称周锡能为“反骨妖人”，称朱八为“妖人”。按太平天国文书称叛徒为“反骨妖人”，称清朝方面人物则为“妖人”。此诏称朱八为妖人，可见朱八这人乃是清朝方面的人。故朱锡琨的名字、官职早已给赛尚阿知道了，到后来赛尚阿便得根据来修正《长白清供单》的错误。又胡以晄名字《长白清供单》两种本子都同作“胡以晓”，供辞改为胡以晄。（案供辞所以不作“晄”而作“洸”，这是清朝文书写革命者名字的惯例。）案胡以晄的名字在赛尚阿未到广西前就已经给清朝统治者探知，见咸丰元年四月丙寅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奏 [61] ，所以赛尚阿得有所据来改正《长白清供单》的错误。在这个对照表中，供辞除了曾根据别种材料来修改《长白清供单》这几点外，其他如记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三人的籍贯，秦日昌、胡以晄、曾四、赖汉英、曾玉秀、罗大纲诸人封职，都一一据自这篇《长白清供单》。（供辞记杨秀清、萧朝贵为广东人，《长白清供单》记杨秀清为花县人，萧朝贵为归善县人，——《粤匪杂录》本讹归善为安县——花县、归善都属广东，故供辞记杨秀清、萧朝贵为广东人。供辞记韦正为广西平南人，《长白清供单》作广西南平人，——《粤匪杂录》本讹为广东太平人——“南平”当即平南之误，故供辞记韦昌辉籍贯也作广西平南人。）这些记载，其中除曾四、曾玉秀两人事迹在太平天国史上考不出，应存而不论外，据上节考证都全与太平天国史事不符，今追究其来源，才知道原来是出自俘虏的口供哩。
（三） 侦探消息
供辞据自侦探消息也有两处。我们上面考供辞所记洪秀全传教情况说是赛尚阿据自所获太平天国颁行书籍来编造，但他也有参考侦探得来的消息的地方。咸丰元年四月丙寅咸丰谕军机大臣就说周天爵等在广西对太平天国的“习教伎俩”，已经“访得确实” [62] 了。又如供辞记太平天国永安破围后的目的地道：“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的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窜。……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这一段话也是据自侦探的消息。咸丰二年三月辛酉咸丰谕军机大臣道：“至波山艇匪现在梧州一带滋扰，永安窜匪亦有前赴梧州之信，若令勾结，为患益甚。现虽谕令徐广缙等酌量带兵驰赴该处会剿，尚恐缓不济急。劳崇光此时计已驰抵梧郡，著即督饬地方文武，激励绅民兵勇，设法剿除此股贼匪，万勿令永安窜匪与之纠约” [63] 。按波山艇属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并不同属一个革命集团，当时他们从广东入广西梧州。咸丰得了军前的奏报有太平军南返与天地会联合的消息，四天之中，曾四下谕旨，都斤斤然以防太平军南返与天地会联合为忧。而赛尚阿捏造供辞时，也根据这个消息来编造太平军企图去梧州会合“梧州会内的人”同出广东的话。
我们从上述三项考出了赛尚阿作伪的根据。供辞的娘家既经追究出来，则《洪大泉供》之为赛尚阿所捏造已情真罪确，水落石出，而所谓太平天国谋主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之为赛尚阿所捏造以欺骗清皇朝，我们可以断定的了。
以上是从内证方面证明《洪大泉供》的虚谬，并且追究出赛尚阿作伪的根据，因此，我们断定这个所谓太平天国谋主“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乃赛尚阿捏造来欺骗清皇朝的。除了上述各项内证之外，还有几条旁证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考证的确立的。在清朝记载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当献俘的时候，咸丰谕旨，廷臣奏章，文人纪事，都说洪大全是“从贼伙党，原非首要”，在桂林亲见洪大全献俘的半窝居士并且说洪大全的事件，是“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在太平天国文献方面，今天次第发现，从未见有提及洪大全的姓名的，《永安封王诏》及《李秀成自述原稿》也没有他的名字。案《李秀成自述原稿》记金田起义领导人物是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人，并无洪大全其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并记有冯云山的战死。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说明他记事的态度说：“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假使太平天国果真有天德王洪大全这人，李秀成在自述中断不会遗漏这一个重要人物，这是可以肯定的。在天地会文献方面，证明“天德”乃天地会起义所用的年号，“天德皇帝”乃天地会起义假托的皇帝，不是实有其人，而在洪大全死后天地会尚以“天德皇帝”为号召。在外人报告方面，1853年（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英人密迪乐等访问天京，记有太平天国中人否认有“天德王洪大全”之事 [64] 。这些方面，都是证明所谓“天德王洪大全”之为虚捏的好证据，我们可以不必再赘论的了。
六 赛尚阿为什么要捏造洪大全？是谁帮助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
甲 赛尚阿不得不捏造洪大全的原因
关于赛尚阿捏造洪大全问题，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去追：
第一个问题是赛尚阿为什么要捏造这个“天德王洪大全”呢？
第二个问题是谁帮助赛尚阿捏造这个“天德王洪大全”呢？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上面说过，清律凡督师大臣有心贻误军机的“斩立决”，失误军机的“斩监候”。赛尚阿以亲信重臣督师抗拒太平天国，老师糜饷，日久无功，又失陷了永安州，他实在已经犯了失误军机的罪了。在太平天国永安破围前，咸丰就两次下严旨勒令赛尚阿。第一次是咸丰元年闰八月壬寅，谕道：
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奏报永安贼匪击败被围。得旨：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歼旃，勿令一名兔脱。至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潜逃，尤应严密防范，若首逆未能捦获，只杀馀匪以塞责，朕惟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懔之 [65] ！
第二次是同年九月庚午，谕道：
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奏报各路进兵情形，得旨：汝既出省督剿，誓必攻破永安，全数歼灭，或追剿尽净亦可。若再稍有挫折，朕必惟汝是问 [66] ！
这两道严厉的谕旨，一道是命令他捦获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不得以杀余众塞责；另一道是命令他全数歼灭太平军，或追击尽净亦可，不准稍有挫折。现在，永安的封锁竟给太平军打破，太平天国最高领袖洪秀全既没有被俘获，全数歼灭或追击尽净也都没有做到，赛尚阿追击的军队还打了一场大败仗，死了四个大将总兵官。处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个情况的赛尚阿，他想着严旨先颁，国法俱在，使他不胜其战懔惊惶之至，陈坛说他“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这几句话，扼要地说出了赛尚阿所以不得不捏造洪大全的缘故。
乙 帮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丁守存
洪大全是赛尚阿捏造的，但不是赛尚阿亲自动手捏造的。帮赛尚阿出主意的是几个心腹人员，而帮赛尚阿动手捏造洪大全最主要的一个人员却是赛尚阿的机要幕僚“专司折奏要件” [67] 的丁守存。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他与赛尚阿有深厚的关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鸦片战争之役，他就做了军机大臣赛尚阿的随员到天津办理防务 [68] 。后来他也做了军机章京。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清皇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去广西督师抗拒太平天国。丁守存以户部主事、军机章京的身份，充任赛尚阿的机要幕僚，专司折奏要件。他自述赛尚阿对他，“事无大小，悉蒙筹商” [69] 。在封建皇朝时代，折奏是对付皇帝的，尤其是督师大臣的折奏更是重要，折奏办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折奏办得不好，就会杀头充军。正因为丁守存是赛尚阿的心腹，又久做军机章京，历练了一套欺骗的手段，所以赛尚阿才把专司折奏要件这一个大任务交给他。丁守存给赛尚阿主办折奏一向就用欺骗手段，在六年之后，到咸丰八年（1858年）引见时，他记与咸丰问答的话有一段说：
问：“汝随赛尚阿到广西当何差使？”奏曰：“营中大小事均和衷商办，臣专司折奏要件。”上问：“汝办折子是凭什么？”奏曰：“所凭者各营禀报，与大营专弁探报，方敢酌量入奏。”上曰：“稟报探报靠得住么？”奏曰：“固知不能全靠得住，胜仗少有敷衍，败仗小有弥缝，亦体制不得不然。臣固不敢欺蒙皇上，然其中实情亦止有八分。”上点首 [70] 。
这一段谈话，暴露出了封建皇朝臣子的欺骗皇帝，而尤妙的是皇帝也点头接受臣子的欺骗！丁守存在咸丰面前自供他替赛尚阿主办折奏为了“体制”，就是为了封建皇朝的面子问题，对胜仗不得不有些铺张，败仗不得不有些弥缝，奏报上去的止有八分实情。他在咸丰面前说的止是体制问题，他还隐瞒他感激赛尚阿“知遇之恩” [71] ，要效忠于赛尚阿，为了要替赛尚阿掩饰弥缝而不得不作伪的一个更大的原因。他说八分实情的话还得要大大的打折扣。他一向给赛尚阿主办折奏就是这样的一种欺骗的作风。到了太平天国突破永安之围，追兵覆败，四总兵同日阵亡，赛尚阿失误军机，犯了杀头的死罪，清皇朝的“国威”也完全扫地的时候，他就更不得不为了“体制”，为了效忠于赛尚阿，而做出更大的欺骗——捏造出天德王洪大全献俘的事件来了！
关于丁守存捏造天德王洪大全这一件大骗案，是瞒不了人的。当时在桂林做广西巡抚幕客亲见洪大全献俘的半窝居士在所著《粤寇起事记实》上就说：
所有捦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
半窝居士所说的做军机章京的“比部某君”，虽然隐讳他的名字不说出来，但是当时许多官僚地主们是一看就知道的，所以郑鹤声藏本在这一段话上，就有一个读者用墨笔加注说：
比部者，丁星斋守存也。
直到近今，在丁守存的家乡山东日照县的父老们也还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件大骗案。1943年山东日照人牟乃纮他看了我收在《太平天国丛考》一书内的《洪大全考》之后，由书局转来一封信给我说：
顷阅大著《洪大全考》一文，考证详尽，洵具卓见。关于洪大全有无其人之疑案，仆有一点资料贡献阁下，可供佐证当时“明正典刑”之人，确如大著所谓“这个不幸的人，戴着一个虚衔名葬送了一生，命运的摆布使他无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缘仆为山东省日照县人，与当时负责押解洪大全进京之丁守存为同乡。幼时尝闻之长老言，丁氏押解洪大全进京时，于途中食洪大全以喑药，故洪大全于到京后即不能发言，所有供辞，均系假造。苟当时被押送之人，确如赛尚阿奏疏所称在太平天国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之洪大全，又何必食以喑药？谅系丁守存为替赛尚阿弥缝起见，故食以喑药，使不能发音，便于蒙混清廷耳。此足为确无洪大全其人之有力证明。此事虽无文字可稽，但故乡父老口传如此，当非妄语，要不失所谓谳也。
上面山东日照县父老们的口碑，不仅可与当时亲见其事的人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的记载和在《粤寇起事记实》书眉上加注的读者所记互相印证，而且，在他们的口碑中，还保存了丁守存在押解洪大全进京的途中，给喑药洪大全吃，使洪大全到京后即不能发言，所有供辞，均系假造这一件大事。这确是一条极重要的文献。虽然当时赛尚阿以当朝首相的地位与在军机处多年的关系，在乾、嘉后清皇朝同寅相护的政治风气之下，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们奉旨会审洪大全，结果必然是要替赛尚阿掩饰弥缝的。即以洪大全被毒喑后解到刑部而论，如果那些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对问题认真处理，洪大全虽不能说话，但手是会写的，他们应该叫洪大全写自述，他们并不这样做，却马马虎虎地就用丁守存伪造的《上咸丰表》修正了永安供辞来定案，这也就更可见那班大官僚们对赛尚阿的维护是到了怎样的地步。但是，捏造天德王洪大全乃是一件欺君的大罪，在丁守存却不能不先事布置以预防万一，所以就在半路上，把洪大全毒喑了！
当时人的记载和当地父老活生生的口碑，给我们指明了帮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人正是赛尚阿的机要幕僚丁守存，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证明天德王洪大全之为捏造的重要证据。
丙 丁守存的作伪行为
就现存史料和口碑，我们可以看出丁守存前前后后有关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行为。
据丁守存《从军日记》自述洪大全被俘送到赛尚阿大营之后，赛尚阿最初是命令丁守存和另一个心腹随员前任九江道士魁当众审讯，据丁守存说是洪大全自称要见赛尚阿，其实是丁守存发现了这一个俘虏可以作为替赛尚阿掩罪免过的工具，要捏造这一个工具是要秘密行动的，所以他立刻把俘虏“带至中军讯之”，只是在赛尚阿面前的几个心腹共同密谋，而不让大营里面的将士知道。经过赛尚阿和丁守存、士魁等几个心腹共同密谋决定之后，就由丁守存动手，根据他以前主办折奏从掳获文件、俘虏口供、侦探消息以及各营禀报等等方面所积聚的材料捏造了一篇《洪大泉供》，捏造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赛尚阿就立刻飞章奏捷，把这一篇在永安军营捏造的《洪大泉供》奏给皇帝。这一篇永安《洪大泉供》，是丁守存伪造的第一篇洪大全文件。
在伪造《洪大泉供》的第二天，就把这一个俘虏作为太平天国的首要领袖献俘到北京去。为了预防这一个赝品露出破绽随时随地得加以弥缝起见，所以献俘的任务，赛尚阿就特派丁守存和另一个心腹随员步军统领衙门郎中联芳去担任。果然，在献俘途中，丁守存越想越不对了，这一个捏造的赝品，是一个活人，他到了北京去，开口说出了自己真实的历史，把赛尚阿、丁守存的欺骗全部暴露出来，这一件欺君大罪，赛尚阿、丁守存如何能担当得起！据丁守存家乡山东日照县父老相传，丁守存就在半路上用喑药把洪大全毒害，把他变成哑吧，使他到北京不能说话，开不得口揭露出他们的欺骗。日照县的父老并且说明“所有供辞，均系假造”，与当时人半窝居士的记载完全可以印证。就在献俘行到河南信阳州的途中，丁守存又亲自动手假造了一篇洪大全《上咸丰表》，把他在广西永安州伪造的《洪大泉供》那一些启人疑心的地方加以修正，使更好的去欺骗他的主子。丁守存伪造这一篇假文件除了这一个主要目的之外，他还有一些附带的目的，如赛尚阿钦差大臣军营有一个大将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跟他有嫌隙，他就在这篇伪文件里借洪大全之口说：“臣在乌都统营中二日，细察士卒亦多精锐，所以不能制贼者，将不得其人也”，他企图通过这篇伪文件，在皇帝面前打击他厌恶的人。他又借洪大全之口说：“臣多上书于联芳、丁守存，亦蒙优礼相待，此皆国之忠臣”，他更无耻地企图通过这篇伪文件，在皇帝面前表扬自己。也就在这种地方，我们还可以在文件本身捉着了丁守存作伪的马脚！这一篇《上咸丰表》，是丁守存伪造的第二篇洪大全文件。
在献俘后一年（1853年），丁守存被副都御史富兴阿弹劾，说他在赛尚阿军营善于逢迎，得受赃私。得旨：丁守存随同赛尚阿出差，致招物议，必有自取之咎，著撤退军机章京 [72] 。这一个大打击，就把这一个热中富贵的丁守存在宦途上打落了十多年，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才靠办团防的“功绩”归户部选为湖北督粮道 [73] 。这是丁守存一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富兴阿弹劾他“善于逢迎”，咸丰说他“自取之咎”，他扪心自问最大的一件罪过，当然就是帮赛尚阿欺骗皇帝，捏造天德王洪大全的一件事。所以他为了对付“物议”，为了掩盖这一件大罪过，在多年之后，还把握着机会用种种方法一直在作伪。
在献俘后十三年，时为同治四年（1865年），两湖总督官文为了夸耀清皇朝对抗太平天国的“圣功”，因与丁守存、唐际盛、盛康等商量编纂《平定粤匪纪略》一书，以杜文澜做纂辑，命丁守存等共同“参酌讨论”。于是丁守存就把握着这一个大机会，在这一部书上叙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那一段事迹里，便特别的渲染洪大全的重要性，指出太平天国要等待洪大全到来部署队伍，然后才在金田起义。到了永安破围之役，就大书特书说：“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不仅如此，丁守存又利用这一部书，在附记四里说：
伪天德王洪大全之就擒也，赛大臣命郎中联芳、主事丁守存押解入都。时贼由永安突围出，谋夺大全，相距仅半程，邹巡抚飞书促其兼程前进，七日而抵全州。守存知大全衡山人，恐道经其地，为会匪劫取，因改由水程滩行出祁、永，八日而抵长沙，并传牌驿站一体预备护送，虚张声势，俾贼不疑。初大全登舟，守存令人置于内舱，塞其窗无少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曰：“到衡州须起旱。”兵役伪应之。既至长沙，绐之曰：“已到衡州矣。”大全出舱眺望曰：“此长沙也，不料汝等能以我至此，吾休矣！然亦罪所应得，此必丁某之计，何毒也！”
这样一来，丁守存不仅在这一部作为清皇朝地方官修的传布最广的《平定粤匪纪略》上全部肯定了从前经他的手捏造出来的天德王洪大全的事实，而且，还借了洪大全之口，说什么“此必丁某之计，何毒也”，来宣扬他献俘的“大功”！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应付“物议”，为了要掩没他的罪过。
丁守存自吹自擂献俘“大功”，他还特地著了一部专书叫做《从军日记》。就此书题记是：“同治纪元湖北武昌文秀书局开雕。”案同治纪元即同治元年（1862年），但据傅乐焕就丁守存《编年自记》考证，同治元年丁守存正在直隶大名、顺德、广平办团防，不能在湖北刻书。此书应该是在同治四年纂辑《平定粤匪纪略》的时候或稍后雕印 [74] 。傅乐焕的论断是不错的。因为古人印书和今天情况不同，古人印书是自己出钱开雕，印好送人的，同治元年丁守存既在直隶省，他要印书他就应该是在直隶印的；他在湖北印的书，那就必定是同治三年他到湖北督粮道后印的书。但是，丁守存在同治四年或稍后雕印的《从军日记》，他不老老实实写明年代，而却倒填年代写作同治纪元，这是为的什么呢？傅乐焕没有论到。就我看来，也与丁守存一连串的作伪行为有关。因为丁守存是“参酌讨论”纂辑《平定粤匪纪略》的一个人，在这部书中，事实上既经由他肯定了洪大全的事迹，并且肯定了他自吹自擂的献俘“大功”，但是，贼人心虚，究竟还怕“物议”说是他自己主张放上去的。因此，他就把这一部当纂辑《平定粤匪纪略》的时候还未印的（也说不定其中如《出劫记》等部分是到了纂辑《平定粤匪纪略》时才赶写的）自吹自擂的稿子《从军日记》赶紧开雕，并且倒填年代，使人认为他的《从军日记》出版在先，《平定粤匪纪略》出版在后，《平定粤匪纪略》所记洪大全事实及关于他献俘“大功”，那是《平定粤匪纪略》的编纂者们大家商量同意根据他的已经印行了的《从军日记》来记载的，而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主张。这本来是无关重要的小节，但就在这一点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地方，丁守存也还在作伪！
关于丁守存的作伪，最后我还要提出一本同治九年出版的署名江左明心道人著的《发逆初记》来讨论。这一部书，就我稽考著者当是丁守存。但是，有好些研究洪大全问题的人，对它的著者是谁，著者为什么要写这部书等等方面完全没有加以研究分析，就贸易然引证它来证实洪大全其人其事，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现在对这部书加以鉴定是有必要的。
《发逆初记》一书，据著者说是记“咸丰元年春至六年夏间事”，即金田起义到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天京事变事，所以叫做《发逆初记》，其实从始至终完全用洪大全故事贯串下去，内容十分之八九都是记洪大全事。全书叙述“洪大全系洪秀全之假名，焦亮系洪秀全之真名”，自从洪大全被俘后，“从此亦无洪秀全其人”，后来到天京的太平天国最高领袖天王，乃是“洪大全第三子，呼为四，男女不易长也。不知其名，有疑为洪秀全悮矣”。全书的目的是要证明洪秀全与洪大全同为一人。这当然不是事实，著者所以要这样来写，是有他的原因的，不追寻出他的原因，看了这一部书，便不免如郭廷以所说“恍忽不可究诘” [75] 的了。著者所以要这样来写的原因何在呢？他在记洪大全被俘后事里面自己明白说了出来，道：
节经细审贼内，并无洪大全其名。从此亦无洪大全其人，即传令伪称，均改东王有令，不闻天王有令矣。先是洪大全解至长沙，新宁县典史周颖初（此系其号，未忆其名）问之曰：“汝是焦亮也。”答云：“我如今改名了。”有此数证，可知洪大全系洪秀全之假名，焦亮系洪秀全之真名，当无疑义矣。
据此，知著者之所以要证明洪大全与洪秀全为一人，是由于历经细审太平天国领导者里面，“并无洪大全其名”，现在竟俘获了这一个说是太平天国首领“天德王洪大全”的人，因此，著者就牵强附会硬要说洪大全与洪秀全同为一人，自洪大全被俘后，从此也不再有洪秀全，后来到天京的天王，乃是洪大全的第三儿子，并非洪秀全。
著者所以要这样写的原因我们查出来了，但是，著者为什么对“节经细审贼内，并无洪大全其名”一事焦急呢？他为什么为了这一件事写了这一部专书抹煞事实、硬说洪大全就是洪秀全呢？我们必须考查著者是谁，然后才能够了解他的动机。这也就是我们要追寻的《发逆初记》一书在洪大全问题上的主要关系。
著者在此书中，虽然极力隐瞒真姓真名，但是，他为了要论述洪大全，却无法把他的身份和他的种种社会关系完全隐瞒起来，有些地方还若隐若现地恍忽迷离地给我们看见，我们正可以从这些地方去追出著者是谁。
第一，著者是赛尚阿的一个幕僚，他在书中记洪大全被俘到赛尚阿大营事说：“全玉贵解擒逆至帅营，……坚不吐实，未便刑讯。复思兔脱云：‘现在弟已无路可逃，如今我去招其投顺，必能听从。’闻此欣以为立奏肤功，令其作书数函，拟缚箭杆射入贼中，以冀受降。道人闻之转陈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四镇阵亡，众军畏罪逃散，方虞去而复返，何堪引虎出山，此逆供系天德王，以杨秀清为臣崽，其为逆首洪秀全无疑，如置营中，非所宜也。’赛帅于次晨解逆入都，竟寝招降之议。”据著者自述洪大全被俘到赛尚阿大营审讯的时候，他曾向赛尚阿献议，可知著者明心道人乃是赛尚阿的幕僚。这种身份是和丁守存相同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著者曾极力推荐前广西提督向荣统带赛尚阿钦差大臣军营北路军，他在书中记向荣被搋职，弃而不用，清军有败退入山口之势后说道：“道人函谓广西邹抚军鸣鹤曰：‘统带北路官军，非向前军门荣不可。’邹抚军飞函推毂。冬，赛帅令向军门荣统领北路官军，给木质关防、六品顶戴。向前军门荣抵营，转而为捷，旬余日步步移营进扎，直薄北城下。”案推荐向荣事，是丁守存自吹得意的一件大事。据丁守存说赛尚阿是很不满意向荣的。他不仅在《从军日记》上大书特书向赛尚阿力诤，要以向荣统领北路军，“至于泣下”，赛尚阿始听从，而在咸丰八年引见的时候，他更在咸丰面前把这件事极力铺张，来表示他对皇帝的尽忠。著者对向荣的推荐是和丁守存相同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著者是反对统带赛尚阿钦差大臣军营南路军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的，他在书中说道：“以都统乌兰泰而论，名实判若天渊，要功嫉胜，逼败逞心，束缚虎狼，纵愈凶恶，骁勇军旅，溃迫饥寒，载道怨声，万人唾骂，实为莫大罪人。”丁守存正是痛恨乌兰泰的人，他在《从军日记》里一再抨击乌兰泰，如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五日记述接到朱批折片，奉旨乌兰泰加都统衔事说：“乌之桀骜不遵约束自此始”。如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记论乌兰泰妄禀盐道许祥光进兵太迟事说：“乌性卞急狭隘，事多捏饰，大帅久受其蒙蔽又如咸丰二年正月初八日记述赛尚阿催战乌兰泰不遵令事说：“乌兰泰以揆帅催战，大肆强辩”。著者的痛恨乌兰泰也是和丁守存相同的。这是第三点。
这三点相同，我们不能不理解为是两个人的相同，因为赛尚阿的幕僚固然不止丁守存一人，而在赛尚阿幕僚中如此的坚决推荐向荣、痛恨乌兰泰的却只有丁守存如此。现在，《发逆初记》的著者明心道人这三点既然完全与丁守存相同，可见这一个署名明心道人的著者就是丁守存。此外，丁守存字心斋，山东人，他在他的著作里有时自题“丁守存心斋氏” [76] ，有时自题“山左丁守存” [77] ，《发逆初记》的题名作“江左明心道人”，是把“江左”影射了“山左”，把“心斋”改为“明心道人”。丁守存在《发逆初记》里面虽然是极力隐讳他的身份的，在叙述献俘的记事里面连他自己的姓名只字都不提，文字也故意写成不通，还把自己已经做了督粮道的高级官员伪说是一个“迫于衣食、橐笔浪游”的人，但是，却在此书有些地方，暴露出了他的真身份和他的种种社会关系，使我们知道这部书的著者就是丁守存。
我们既经追查出《发逆初记》的著者就是这一个帮赛尚阿捏造天德王洪大全来欺骗清朝皇帝的丁守存，当时人就以“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这一件事实来否认洪大全，并且来对他加以弹劾，打击到他的“富贵”前途，所以才了解到他为什么会对“节经细审贼内，并无洪大全其名”一事而焦急，为什么会为了这一件事而特地写了这一部《发逆初记》去抹煞事实硬说洪大全就是洪秀全的理由。丁守存一直到十八年之后，还用一个假名写了一部“发逆初记”的专书去掩饰弥缝他十八年前所做的那一件欺蒙他的主子咸丰的大骗案，他始终一贯地用作伪的手段企图去骗人！
七 被赛尚阿捏造作为天德王洪大全献俘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我们讨论的，就是：被赛尚阿捏造作为太平天国首领天德王洪大全献俘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我应该奉告读者，关于这一个问题目前材料极缺乏，我们只能够从下面几方面情况去追探看出一些消息：
（一） 囚犯
这人被俘时是项带铁锁的。这一件事实，从赛尚阿的奏报、赛尚阿军营翼长姚莹的函牍以至丁守存伪造的洪大全《上咸丰表》、明心道人的《发逆初记》都同。但这人为什么项带铁锁呢？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赛尚阿《生擒逆首疏》说的，说洪大全被俘时是：“自行锁纽” [78] 的。洪大全为什么自行锁纽呢？后来有一个曾在赛尚阿军营做武巡捕的萧长龄对编纂《贼情汇纂》的张德坚说洪大全故事，就替赛尚阿加了一个注脚说：“或曰，凡首逆逃窜皆着囚衣，俾可支吾得脱。”这一种说法，完全是欺骗者的梦呓！只要读了洪秀全下的《永安破围诏》，那一种“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欢喜、踊跃、坚耐威武”的战斗精神，就可以把赛尚阿的梦呓一扫而光。第二种说法是姚莹说的，姚莹在俘获洪大全之后，就写信报告在桂林的同僚严正基说：“大兵追贼，十八日及于仙回岭，杀毙二千余贼，生擒天德王洪大全。……又众大头子不愿同逃，为洪秀全均行锁链，恐其逃走，洪大全即带锁者。乌都统又杀二人，尸身均带有锁，必是大头子” [79] 。据姚莹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领袖们不愿再跟洪秀全走，洪秀全预防他们逃走，所以都用锁链来锁着他们，洪大全便是其中的一个。姚莹又说都统乌兰泰又杀死两个带锁的，必是大首领。考太平天国当时领导人物是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纲等，在此一役，他们之中都没有一人阵亡，可证乌兰泰所杀那两个带锁的并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即可证这个带锁被俘作为天德王洪大全献俘到北京去的人也断不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而姚莹之所以有“众大头子不愿同逃，为洪秀全均行锁链，恐其逃走，洪大全即带锁者”的说法，正因为他要替这一个作为天德王洪大全的俘虏被俘时那种在众目睽睽之下项带铁锁遮掩不得的情况强作解释。第三种说法是丁守存在伪造的洪大全《上咸丰表》说的。在这一篇伪造的文件中，自述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王不用他的奇计之后，就“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为贼追兵所获，锁入空屋”。又说：“至二月十六日，贼挈家眷夜走昭平，将臣手用大锁缚住，更用大链锁臣颈”，自述是说犯了罪被洪秀全锁囚他的。明心道人《发逆初记》述洪大全的话说：“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饮，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则不能，我项上缚有铁索，弟兄不睦可知”，与《上咸丰表》所述被洪秀全锁囚的原因同。案赛尚阿奏报和姚莹函牍都是在俘获洪大全初时写的，丁守存伪造的《上咸丰表》是在一个多月后献俘途中写的，丁守存经过了一个月时间来思考，他知道“自行锁纽”，或“众头子不愿同逃，为洪秀全均行锁链，恐其逃走”等等解释，都是骗不了人的鬼话，因此，他在伪造的《上咸丰表》里，就改作洪大全愤恨洪秀全不用他的奇计，私自夜逃，被洪秀全捕回锁囚。当然所说洪秀全不用奇计一段话同样也是捏造的，但是，在这一篇捏造的话里面，却暴露出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一个俘虏，千真万确地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犯人，在被俘的时候，项上就带着铁锁铁链！
（二） 短发
永安《洪大全供》自述说：“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一次，仍未取进。……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赛尚阿《生擒逆首疏》也说：“传闻洪秀全入永安后，曾邀来天德王入住城中。又闻贼中有一湖南和尚与洪秀全伎俩相等，兼通兵法。”赛尚阿把这一个俘虏一再地说他当和尚，说他游方到广东，说太平天国里面有一个本领与洪秀全相等的湖南和尚，这是赛尚阿为了要掩饰弥缝一个大破绽而捏造的大说谎，请读者千万莫轻易放过！我们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信仰一神教的上帝，把多神教的佛教和道教作为对立的东西，一定要打倒，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里面断不容有一个“湖南和尚”在内的。接着我们就要指出赛尚阿所要掩饰弥缝的大破绽，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恢复汉族古代的装束，是留长发的，所以清统治者叫太平天国做“发逆”，又叫“长毛”。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发留得更早，因此也就更长。这一个既然说是与天王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天德王洪大全，他应该是满头长发才是。不幸昭昭在人眼前的却不然，但他又不是光秃秃的和尚。所以赛尚阿费尽心机捏造他做过和尚，后来还了俗，而特别郑重地加以说明的是他与洪秀全、冯云山结识，还是做和尚游方到广东去的时候。赛尚阿以为经过他这样掩饰，就使人不致疑心这个短发俘虏的真实性了，却不知贼人心虚，他正暴露出了这一个俘虏是一个短发的人，与长发的太平天国老干部不同这一件事实，说明了这一个被俘的囚犯断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
（三） 这人本姓历史等传说
永安《洪大泉供》说：“我的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泉的。”这人究竟是谁呢？据清咸丰六年（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永明江华克复南路肃清折》 [80] 说：
据衡永郴桂道转据嘉禾县禀解自行投案之首逆焦三，即焦玉晶，女贼许氏，即许月桂到省。当即饬臬司提讯，据焦三供，即咸丰二年广西阵擒首逆洪大全之弟，许氏女即洪大全之妻。臣查焦三一犯，即臣上年所奏土匪头目之兴宁县焦姓，许月桂即前折内所指郴州女贼许氏。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与妻固无从查诘，当广东贼窜陷郴州时，该犯等乘机倡乱，聚众数千，许氏女自称大元帅，焦三充当三省贼营军师，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军叠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束身归命，希图免死，与寻常盗贼乞抚者不同。当即恭请王命，将该逆焦三、许氏女两犯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以昭炯戒。
这是今天研究洪大全真姓名历史第一篇材料。据骆秉章奏报，在广东天地会攻克湖南郴州的时候，湖南郴州人许月桂、兴宁县人焦玉晶起义响应，许月桂自称大元帅，焦玉晶充当三省军师。后来战败，焦玉晶、许月桂投降了敌人，解到长沙，由湖南臬司提讯，据焦玉晶说他是洪大全之弟，许月桂是洪大全之妻。骆秉章对焦玉晶的话加了一句“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与妻固无从查诘”的案语。到了清朝末年，查庆绥编纂的《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卷上《兵事》有一条记载说：
女匪许香桂、月桂倡乱永丰乡，团勇袭破之。先是兴邑廪生焦宏、焦亮颇有文名，因应试道经永丰乡，许佐昌见而器之，以二女香桂、月桂妻焉。及咸丰二年，二焦从洪逆东去，至是香桂、月桂自称伪王宏、亮之妻，煽乱永丰乡，遥为粤匪声援，相从日众，然皆乌合，团勇奋击，袭杀月桂，香桂遁匿兴宁境，旋被获弃市。
案《郴州直隶州乡土志》编纂在光绪末年，离咸丰初年已经有了五十多年，我们把骆秉章奏折与这一段记事对勘有若干不同：如许月桂是因战败投降了敌人，被解到长沙然后被杀的，此处却说许月桂被团勇袭杀；焦玉晶是与许月桂同时在湖南起义的，而此处却说“二焦从洪逆东去”，“香桂、月桂自称伪王宏、亮之妻”起义。《郴州直隶州乡土志》是一部地方志，它的记载，表示着郴州本地有这一个传说。据清朝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折，在洪大全被俘后四年，湖南嘉禾县解到自行投案的响应广东天地会起义的首领焦玉晶、女首领许月桂到长沙。骆秉章派湖南臬司审讯，焦玉晶说他是洪大全之弟，许月桂是洪大全之妻。到五十多年之后，在许月桂的家乡郴州修的《郴州直隶州乡土志》上也记载许香桂、许月桂嫁给焦宏、焦亮，二焦参加太平天国，后来许香桂、许月桂就自称王娘起义的一个传说。我们根据骆秉章所记焦玉晶的话，与郴州本地的传说看起来，认为焦玉晶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如果我们这一个看法不错，那末，洪大全的真姓名是叫做焦亮。他是湖南兴宁人。他有弟焦玉晶、妻许月桂，当清咸丰五年（洪大全被俘后三年）五月广东天地会攻克郴州时，许月桂、焦玉晶起义响应，聚众数千，许月桂自称大元帅，焦玉晶充当三省军师。从许月桂、焦玉晶的行动看来，他们当是天地会中人，所以广东天地会攻克郴州时，他们就起义响应。焦亮之弟与妻既是天地会中人，他本人也应该是天地会中人。
从上面三方面考证，考出了洪大全是一个太平天国的囚犯，他被俘的时候，项上还带着铁锁铁链；他被俘时，头发很短，与满头长发的太平天国老干部不同，这一种情况，又说明了他断不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他的真姓名和历史，据骆秉章奏折和《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叫做焦亮，湖南兴宁人，有妻许月桂、弟焦玉晶，当他被俘死后三年，广东天地会攻克郴州的时候，许月桂自称大元帅，焦玉晶充当三省军师，起义响应。
八 简短的结语
天德王洪大全问题，是当被俘之日就被人否认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上争论最多、最久而未得解决的问题。
天德王洪大全问题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争论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有没有重要性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惜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去追考洪大全问题，目的也就在于要彻底考查清楚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究竟有没有重要性，是否如肯定洪大全的人们所说，由于洪大全之死，影响到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结合，影响到太平天国的败亡。
肯定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最主要的两条证据，一条是《剿平粤匪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广西巡抚周天爵奏所记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以“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的话，另一条是沈懋良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建天堂路通碑纪念死难功臣中有愍王洪大全的题名。今天，经过我们考证，考出了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史官的作伪，与《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已经把这两条证据否定了。
论断天德王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与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说是洪大全代表或率领天地会的势力与太平天国合作，与洪秀全有同等地位，洪大全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联合的旗帜；说是自从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拒绝与天地会合作，洪大全之死，就使太平天国这一种宗派思想得以发展，终于造成了太平天国败亡的一个原因。今天，经过我们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真实情况来考证，这两个论断也完全否定了。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提供史料与新史料的发现，如咸丰上谕的发现，就使我们得证实了纂修《剿平粤匪方略》史官的作伪，推翻了肯定洪大全论者最主要的一条证据。尤其是帮助赛尚阿捏造天德王洪大全文件及充任献俘专使的丁守存家乡山东日照县父老的口碑，与丁守存伪造的洪大全《上咸丰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一切所谓天德王洪大全的文件的虚伪捏造得到更明确的了解，而且追出了这一个捏造伪文件、用喑药毒害洪大全的大骗子丁守存，因而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
天德王洪大全是虚捏的，一切所谓天德王洪大全的文件都是伪造的，在太平天国里面，并没有一个所谓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为太平天国谋主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太平天国也没有在洪大全被俘之后，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的事，证据昭然共见，今天是可以完全肯定了。
关于这一个被赛尚阿捏造作为天德王洪大全献俘到北京去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由于文献残缺，今天还未能得到最后的结论，就目前材料看来，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这人是太平天国的犯人，当太平军永安突围的时候，犯人们也跟军队突围，有两个犯人就给清朝军队当场杀死，他便被生俘了。他被俘虏时，项上还带着铁锁铁链；（二）他被俘虏的时候，头发很短，与留满头长发作为革命标志的太平天国老干部完全不同，他断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至于他的真姓名和历史，我们却还在追查之中。
今天只能说：据骆秉章奏折所记焦玉晶说的话，及参以五十多年后修的《郴州直隶州乡土志》等记载，他是湖南兴宁人，叫做焦亮，有妻许月桂，有弟焦玉晶。在他被俘死后三年，广东天地会攻入湖南郴州的时候，许月桂自称大元帅，焦玉晶充当三省军师起义响应。许月桂、焦玉晶当是天地会中人，以作为许月桂之夫与焦玉晶之兄的焦亮应该也是天地会中人。
1954年6月15日脱稿于南京峨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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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洪大全的姓名系影射洪秀全而来，清朝文报改秀全为秀泉，故大全之“全”亦作“泉”。本文引用清朝文书时均照录。惟行文则一律作“全”。
[2] 王先谦：《咸丰东华续录》卷十四。
[3] 同上。
[4] 同上。
[5] 《皇朝经世文统篇》卷三十七。
[6] 《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七。
[7] 《浣月山房诗集》卷三。
[8] 《贼情汇纂》卷一。
[9] 《平定粤匪纪略》卷一。
[10] 同上。
[11] 《平定粤匪纪略》官文序。
[12] 《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
[13] 朱谦之：《天德王之谜》，见《现代史学》五卷一期。
[14] 俞大纲：《读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后论洪大全事迹》，见1934年9月1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四十二期。萧一山《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见所著《太平天国诏谕》。简又文《“天德王之谜”——洪大全案之研究》、《洪大全案之再研究》，见所著《太平天国全史》332—364页。郭廷以《洪大全问题》，见所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53—175页。谢兴尧《天德王洪大全传》，见所著《太平天国史事论丛》。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见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案郭廷以对洪大全称天德王一点虽有疑问，但基本上是肯定洪大全的。简又文是承认我考证《洪大全供》为赛尚阿捏造的，但却极力肯定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
[15] 麦高文（j.macgowan）：《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载north-china herald no.354，may 9，1857。
[16] 原件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17]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各传。
[18] 我在1954年重写此文时，所见周天爵这封信是汪蠱《十二砚斋随录》的著录文。该书著录此信，将原信“洪泉”改作“洪秀泉”，我据来论证，因而作了错误的解释。到1959年我才录到《申报》刊本，把它编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内。但在编纂时并没有留意到两本的不同。直到得读蔡少卿同志《关于洪大全的身份》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六期），始知其不同。我对蔡少卿同志的教正，十分感谢，谨在此致其谢忱！
[19] 密迪乐（t.t.meado ws）：《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 rebellions）1856年伦敦出版，第157页。案这时湖北巡抚为龚裕。
[20] 据《忠王答辞手卷》、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王定安《贼酋名号谱》都同。
[21]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同。
[22] 据《忠王答辞手卷》。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此文收在我著的《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27]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此文曾收在我编的《天地会文献录》内。
[28]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论咸丰命赛尚阿督师的话。
[29] 据《清史列传》卷五十二《赛尚阿传》。
[30] 案军机大臣刑部会奏以祁雋藻领衔，故知他为会审洪大全的首席大臣。至祁雋藻祷天求速死事，见《祭弟文》手稿，请参看《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祁雋藻祭弟文跋》。
[31] 据《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见我编的《天地会文献录》。
[32] 同上。
[33] 《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十二。
[34] 请参看拙著《金田采访记》，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
[35] 曾玉秀大约是清咸丰元年三月乙丑谕军机大臣所说的曾三秀，据该谕仅记曾三秀与洪秀全等宣传事，而未记及他的封爵。
[36] 《贼情汇纂》卷八《贼文告贼馆门牌印据船票牌》条。
[37] 《贼情汇纂》卷一《首逆事实》。
[38] 《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上》。
[39] 《贼情汇纂》卷三。
[40] 萧一山：《太平天国诏谕·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
[41] 《贼情汇纂》卷七《贼文告》。
[42] 《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
[43] 《贼情汇纂》卷七《贼文告》。
[44] 《贼情汇纂》卷一《首逆事实》。
[45] 见我写的《金田采访记》。
[46] 案“ ”即“魂”，太平天国讳鬼字，故改“魂”为“ ”。
[47] 请参看我著的《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考证。
[48] 赛尚阿此奏是清军机处档案，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此处是据萧一山《天德王洪大全考》引文。（见《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七、八期）
[49]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
[50] 《清文宗实录》卷四十。
[51]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
[52] 关于天历干支礼拜较夏历的干支、星期，及阳历的礼拜提早一天，请参看我著的《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
[53]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
[54] 据《康熙东华录》卷八十三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丁酉刑部奏。
[55] 据《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三两湖总督程矞采奏。
[56] 原件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57] 见《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
[58] 当时参加清朝正规军在永安对太平天国作战的湖南乡勇，有文献可考的有乌兰泰部下的江忠源所募的湖南乡勇。
[59]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改正朔》。
[60] 《天父下凡诏书》。
[61] 《咸丰东华续录》卷八。
[62] 《咸丰东华续录》卷八。
[63] 《咸丰东华续录》卷十四。
[64] 密迪乐：《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 rebllions）1856年伦敦版，第240—241页。
[65] 《清文宗实录》卷四十二。
[66] 《清文宗实录》卷四十四。
[67] 据丁守存《三朝恩遇记》（收在《曠视山房杂著》内）自述。
[68] 同上。
[69] 见丁守存《从军日记》自述。
[70] 《三朝恩遇记》。
[71] 见丁守存《从军日记》自述。
[72] 据丁守存《编年自记》及《粤匪杂录》内著录上谕。
[73] 据丁守存《编年自记》。
[74] 见《历史教学》第二卷第一期傅乐焕《从军日记与洪大全》。
[75] 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引用书目论《发逆初记》语。
[76] 见《三朝恩遇记》自题。
[77] 见《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自题。
[78] 此处据萧一山《天德王洪大全考》引文，见《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七、八期，据萧一山注说原件存清军机处档案。
[79] 姚莹：《中复堂遗稿·与严方伯》。
[80] 《骆文忠公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