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君子，即未敢公然仇道德，然赘旒视之也久矣。叩其说则曰：善矣而无用也。吾谓天下无善而无用之物。既无用矣，即不得谓之善。述应用第六。
启超谨案：前五篇所述学说及所附案语，其发明道德之应用者既不少，无取重出于本篇。今刺取前篇所未及者，聊申一二云尔。
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
有问钱绪山曰：“阳明先生择才，始终得其用，何术而能然？”绪山曰：“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愚谓此言是用才之诀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术？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皆得之于学也。（高景逸）
启超谨案：此言用才之诀与鉴心之术，最为博深切明。
学者静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读书之功，自然遇事能应。若静中不得力，所读之书，又只是章句而已，则且教之就事上磨练去。自寻常衣食以外，感应酬酢，莫非事也。其间千万变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权度之待物然。权度虽在我，而轻重长短之形，仍听之于物，我无与焉，所以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故事无大小，皆有理存，劈头判个是与非。见得是处，断然如此，虽鬼神不避；见得非处，断然不如此，虽千驷万锺不回。又于其中条分缕析，铢铢两两，辨个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从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动有成绩。又凡事有先，当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有要着，一胜人千万着；失此不着，满盘败局。又有先后着，如低棋以后着为先着，多是见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终成决裂也。盖见得是非后，又当计成败，如此方是有用学问。世有学人，居恒谈道理井井，才与言世务便疏。试之以事，或一筹莫展。这疏与拙，正是此心受病处，非关才具。谚云：“经一跌，长一识。”且须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处，因痛与之克治去，从此再不犯跌，庶有长进。学者遇事不能应，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练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无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静功夫得力处。（刘蕺山）
启超谨案：阳明先生教学者，每多言事上磨练功夫，蕺山此文即其解释也。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每为近世功利派所诟病，得此文救止之，庶可以无贻口实矣。凡任事之成功者，莫要于自信之力，与鉴别之识。无自信之力，则主见游移。虽有十分才具，不能得五分之用。若能于良知之教受用得亲切，则如蕺山所云。见得是处，断然如此；见得非处，断然不如此。外境界一切小小利害，风吹草动，曾不足以芥蒂于其胸，则自信力之强，莫与京矣！无鉴别之识，则其所以自信者。或非其所可信，然此识决非能于应事之际得之，而必须应事之前养之。世之论者每谓阅历多则识见必增，此固然也。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如镜然，其所以照物而无遁形者，非恃其所照物之多而已，必其有本体之明以为之原。若昏霾之镜，虽日照百物，其形相之不确实如故也。蕺山所谓“遇率不能应，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可谓一针见血之言也。此义于前《存养篇》中既详言之，今不再赘。
【案语】王守仁对存理去欲功夫不仅主张静存，还主张在遇到触及切身之事时不为所动而能经受心理考验。即“事上磨炼”。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下）“事”指因外界事物引起“七情所感”而产生的“私意”，使心中的天理或迁或不及，“不得其正”，恰要在此时，去下功夫用天理制约之。恢复“行事的心”，使对父兄能孝敬，对乡党亲戚亲和恭敬（见《谕泰和杨茂》）。
或谓圣贤学问，从自己起见，豪杰建立事业，则从勋名起见。无名心，恐事业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错看了豪杰，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谓诚也。惟诚，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虚假，便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何从生出事业来？”（刘蕺山）
蕺山见思宗。上曰：“国家败坏已极，如何整顿？”先生对：“近来持论者，但论才望，不论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于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谨，而军士畏威者。”上曰：“济变之日，先才而后守。”先生对：“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谨，用贿补官，所以三军解体，莫肯用命。由此观之，岂不信以操守为主乎？”上始色解。（《明儒学案·刘蕺山传》）
启超谨案：孔子思狂狷，狷者有所不为。白沙言学者须有廉隅墙壁，方能任得天下事。今日所谓才智之士，正患在破弃廉隅墙壁，无所不为。蕺山之药，用以济今日之变，其尤适也。
“动静”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学？阳明在军中，一面讲学，一面应酬军务，纤毫不乱，此时动静是一是二？（刘蕺山）
启超谨案：高景逸云，“静有定力，则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阳明所以能一面讲学一面治军者，皆能不见制于事而已。”
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时代之精神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曾涤生《原才篇》）
启超谨案：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王阳明与聂双江书及曾文正此文，言之无余蕴矣。顾亭林之论世风也，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而以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之提倡。其论当矣，然犹未尽也。风俗之变，其左右于时主者不过十之一二，其左右于士大夫者乃十之八九。夫以明太祖成祖之狠鸷，其所以摧锄民气束缚民德者可谓至矣。而晚明气节之盛，迈东京而轶两宋，岂非姚江遗泽使然哉？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且至今未斩，今日数踸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浊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睹。抑正惟举世混浊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旋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以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