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代表着两个时期的努力。全书八章里，最后论宗教与选择的关系的一章写在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季，是十九属于编述性质的；当时曾交与青年协会书局印行，作为《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刊》的一种，题目定为《宗教与优生》。因为是单行本，当时别有一段《引言》说：
“谁都承认宗教是一种很巨大的势力。不久以前我们有人到一个很破落的小乡村（北平西北郊清华大学迤东的西柳村）里去放一些贷款。这个村子里只有五十多家，想借钱还债或做小本生意的倒在半数以上，经济能力的衰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说也奇怪，村中唯一的一座庙宇却是修得很整齐，而是最近修缮过的，并且那笔修缮费一望而知要比我们贷款的总额为大。我们当然可以说，神道的‘榨取力’比任何人的力量还要来得大，但我们一样的可以说，信仰对于人事的影响，有时候确乎是可以大到无坚不摧，无微不至。
“这样一种巨大的势力，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健康、以至于整个的运命，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并且料想起来，这种影响一定是很深刻、很普遍的，正因为宗教是一种能传播广远而能深入人心的东西。本篇讨论有两层用意，一是就此种影响，加以历史的推敲与分析，二是根据了鉴往知来的原则，要看宗教的发展与民族的健康，两者之间，怎样才可以发生一番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
在单行本里，此文原分五小章：一、宗教与民族健康的一般关系；二、宗教与古代西洋民族的兴亡；三、基督教与西洋民族的健康；四、中国民族与宗教信仰；五、一个前途的瞻望。如今把五章作为五节，节与节间空出一行，如前行七章之例。
前面的七章是抗战时期写的，时作时辍，前后共跨九个月，三十年八月底到三十一年五月底。第一章的最先一部分是在峨眉山新开寺写的，其余则都在昆明。避地到过西南的人都知道这是敌人空袭最猛烈的一个时期，所谓疲劳轰炸就是在三十年八月初开始的。对于我，这幸而也是学校行政工作摆脱得比较最干净的一个时期，因而能在授课与躲警报的夹缝中，多少争取了一些写稿的机会。记得当时写此稿写得最多的地点是西南联合大学总办公处的庶务主任办公室；我和庶务行政向无关系，正唯其没有关系，所以反而比较清静，比较更可以避免客人的枉顾，因而得安心从事。当时唯一无法避免的不速之客是敌机来袭的警报；不过问题也还简单，警报一响，我就把手边的稿子和参考书物收拾起来，向庶务室的大铁箱下面（不是里面）一塞，然后随着众人向联大后面的坟山疏散。三十年九月以后，昆明的空袭虽频繁，联大的校舍却没有中过炸弹，因而庶务室无恙，铁箱无恙，我的敝帚自珍的稿件也就瓦全到了今日。当时联大的庶务主任是毕正宣先生，这一大串的方便，地点、桌椅、笔墨、以至铁箱底下三四方尺的泥地，都是他供给我的，我必须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这七章是属于编译性的，大约三分属编，七分属译，每章后面的附注也还占用过不少的工夫。译文所用的西书是美国普本拿与约翰孙（paul popenoe and r. h. johnson）合著的《应用优生学》，一九三三年修订本。普氏是人类改进基金社（the human betterment foundation，社址在加利福尼亚州巴萨第那pasadena城）的主任干事和家庭关系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family relations，所址在加州洛杉矶）的所长；约氏是毕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教授。除了和普氏曾经通过信外，我并不认识这两位作家。不过我知道他们对于优生学有湛深与通盘的了解；我最早读到而获益最多的优生学的著作便是一九一八年问世的初版《应用优生学》。
修订版的《应用优生学》有二十章。最前面的六章也就是本书前面的六章。它的第十二章是本书的第七章。本书的第八章相当于《应用优生学》的第十三章，内容也很有一部分相同，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译文，前者的材料也远较后者为多；约言之，这一章是我另外编述的，上文已加说明。前七章虽属译文，经我增删的地方也复不少，增删的标准之一是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适用于彼者未必适用于此。
《应用优生学》全书二十章中，最值得选译的是关于原理的几章，也就是本书所已利用的几章。优生的原理是由演化论的原理赓续推演而来的。人类如何可以把自身今后的演化把握得住，控制有方，便是优生的主题，便是优生学。演化的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本书八章中，前二章论性养常变之理与其例证，可以说是属于通论性质的；第三第四两章即分论变异与遗传，第五至第八四章即专论选择。关于所谓人文选择，可列举的选择势力固不限于战争与宗教，但战争与宗教无疑的是最荦荦的两大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因为，在今日，信仰与政治已经更进一步的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此种联系的形势之下，阵线势必愈益分明，壁垒愈益森严，旗鼓愈益堂堂整整，而战争便愈益不易避免了。
《应用优生学》的其它各章我不准备再译。它们大半属于应用技术的探讨，小半属于当代种种社会措施的评论。我觉得这些我无须译出，一则因为它们的内容牵涉到美国特殊的国情的地方太多，对我们不很适用，以至于很不适用，如选译时加以删节，那所要删节的未免太多。再则其间值得保留的部分，无论属于优生技术的探讨或社会举措的评议，则我历年来亦尝就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当前的社会情状，勉作论列，分别见《中国之家庭问题》 〔1〕 与若干辑的《人文生物学论丛》 〔2〕 诸种拙著中，更无庸再事复述。原理的讨论则与此不同，它不受国族文化的畛域的限制。
本书前七章是以前完全没有发表过的。唯一曾经公开的机会与场合是民国三十一年以来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历届的优生学班。优生学在两大学里是选修的课程，每年修习的同学平均约五十人；他们听我讲授，和我讨论，甚至于和我辩难，很热烈的辩难，许多和寻常见解不同的地方也往往就是辩难所由引起的地方；对于这些同学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欣慰和感谢，因为，就一门新兴的学科说话，立意遣辞，要力求其周匝平允，第一，眼前非有学殖稍具根柢的听众不可，第二，听众中非有深思熟虑、善于质难、以至于不惜争辩的人不可；本书虽一半出于迻译，一半也未尝不是这一番切磋砥磨的成品。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潘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