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 西花厅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家属就在为我酝酿重建家庭。我回来了，浩回来不回来呢？我们夫妻俩该不该团聚呢？大家都认为破镜应该重圆，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略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有了崭新的内容，事实已证明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纯洁的，在热爱中国和中日友好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巩固，没有理由再让我们天各一方了。
使我难忘的是我最敬爱的周总理也在为我的生活问题操心。溥仪特赦以后，周总理就和他提过物色对象重建家庭。现在他老人家也考虑到我和浩的团聚问题。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廖沫沙部长召集我的家属进行座谈，商讨我和浩的团聚问题。座谈会上我的弟妹都主张兄嫂应该团聚。会后润麒和三妹、老万和五妹就来到崇内旅馆我的住地。商量用他们几个人的名义向浩发出一封邀请信，告诉她我已特赦回京，欢迎她回国与我团聚。他们也敦促我向浩写信，诚恳地请她回国。请浩回来，这本来是我心头酝酿已久的宿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获释，她能回来，重建家庭，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地平静地过日子。历史上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多么让我向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没有给浩写信。因为在亲属酝酿我俩团聚的问题上，极力持反对意见的是大哥溥仪。他因为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作为日本人的浩极端不信任，总觉得这是日本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一直对浩有戒心。我娶了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错误。我理解他这种固执的偏见，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间纯正的爱情。他是我的长兄，弟妹们对他都无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写信邀请浩回来的事会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轻易写这封邀请信。
在这关键时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出头来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总理请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到他家中共进晚餐。接到请柬的除我以外还有七叔载涛、大哥溥仪、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和二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和三妹夫郭布罗·润麒、四妹韫娴、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熙、六妹韫娱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韫欢等人。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廖沫沙部长，还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等。那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气晴朗，西花厅里喜气洋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一直张罗着招待我们，为我们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螺春茶。
总理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大家思想没有准备，一时出现了冷场的情况。我也没有想到总理为这件事把我的家属全都请了来。我望着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心里直翻腾。我想：总理呀！您对我一个有罪之人如此关怀，叫我怎样报答您呢？总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就说：“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怎样？”他点名要溥仪先说。大哥溥仪果然发表了他不同意浩回来的意见，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他的迫害使他心有余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这桩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包办的政略婚姻随着日本的战败理所当然应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其他人说说吧！”
这时四弟溥任说了话：“我欢迎嫂子回来和二哥团聚，他们夫妻俩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应该拆散这一对有感情的夫妻。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嫂子思想进步。”
紧跟着发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让嫂子回来没有关系。二哥回来了，应该让嫂子回来和他团聚。夫妻团圆，人之常情嘛！再说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嫂子回来。至于嫂子是个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不适应，我们大家帮助她，她会慢慢适应的。她的思想状况，经过大家帮助，也会进步的。”
随着老万、五妹、润麒、三妹、四妹等都发表了赞成浩回来团聚的意见，连年迈的七叔也同意浩回来。这时在一旁听着大家讨论的邓颖超大姐说话了：“肚子饿了吧？吃了饭再说吧！”
我们这次集会是下午4：30开始的，现在已经6：00多了。说句实话，肚子确实也饥肠辘辘了。总理也忙着说：“咱们不说了，先吃饭吧！快到除夕了，咱们吃顿饺子过年吧！”
我们在一个小饭厅里吃年夜饭。一共摆两桌：总理和邓大姐、载涛叔叔以及我们兄弟们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润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很多菜。我记得有一盘蒸得很烂的鸭子。总理和邓大姐不断地为我们夹菜夹饺子。我们还饮酒，饮的是茅台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饮茅台酒呢！最后端上的是一锅紫糯米甜粥，这是别人送给总理的好米，总理用来招待我们了。吃饭中间，邓大姐看见润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说：“你们这桌年轻人多，吃得多，我们这桌来支援你们吧！”说罢就把我们这桌多余的饺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家觉得在总理身边吃的这顿年夜饭吃得舒适温暖，真是一生难忘。
吃完饭稍事休息，总理又组织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大家的意见也都是希望浩回来，就连最初不同意浩回国的大哥溥仪，最后也不坚持他的意见了。这时总理说：“请浩回来还是可以的。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和溥杰生活得很和谐，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家庭，这是好事；一个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让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来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由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应了。总理也觉得很高兴。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8：30才结束。大家从西花厅出来，被分头送回自己的家中。我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但心情激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为我们夫妇俩的团聚而操劳。总理对我的恩德真是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没齿不忘。就在那天晚上，总理亲口嘱咐我写信邀请嵯峨浩回来。我回家后含泪给浩写了封信，我写道：“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在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复。”
我的这封信以及亲属的邀请信，总理都请人带往日本，亲自交给了浩，并征求了浩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以前总理已经派人和浩取得了联系，浩已有充分的归国准备。因此当这两封信到达浩手里以后，浩就整装待发了。
五十六 旧时燕子今归来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国的。在动身前，我与她通过几次信，告诉她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回来时，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来，都可以来。浩告诉我除了她和女儿嫮生外，还有岳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干子、我当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时曾任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宫下明治同来。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从日本到中国来要绕道香港。事后听说，日本人回中国，浩还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要办理入境签证，比较费事。他们这一行在香港滞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万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车去广州迎接浩回来。4月28日晚23:00到达广州，住进了爱群大厦。因为浩一时不能回来，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老万就在广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们参观名胜古迹，看电影。但实在没有心思看下去。我们度日如年似地度过了这十来天。
香港报纸报道了浩已抵港的消息。
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 自由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他丈夫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裳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爱新觉罗·浩说，丈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我终于接到通知，浩一行将于5月12日到达广州。我和老万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车站去接他们。这是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我和老万进月台去迎接，眼看列车到站，慢慢地停下来了，旅客们从车厢下来涌向站台的出口。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正从车厢的梯阶走下来，凭我的直觉，那是浩！没有错，长时期苦难岁月的煎熬，她的额顶也平添了皱纹，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认出来，这是浩。她身穿黑织锦的旗袍，这是为了表示她要回国做一个中国女人，因而穿了中国旗袍。她手里捧着一只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里一阵痛楚。我的慧儿，你回来了，可惜我只能见到你的骨灰，再也见不到你那美丽活泼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动着，和老万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经看见我了，她也向我走过来。我俩凝视着，长时期别离后的重逢，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这时却反而说不出话来。还是浩先开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她的喉头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走上前轻轻地接过那只骨灰盒，把它抱在怀里，就像我当初搂着我那五、六岁的慧儿一样。这时嫮生上来叫了我一声 “爸爸！”她已是个21岁的姑娘。我从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当初那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看到嫮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岳母、干子夫人和宫下先生，随着人群走出站台。在走向旅馆的马路上，我用一只手抱着慧生的遗骨，另一只手习惯地挽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当初我和浩结婚时，我们就是这样挽着臂膀走路的，嫮生又紧紧依偎着我们。十六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现在当我和浩挽着臂膀一道走路时，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岁月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吴文英的《忆旧游》词：
葵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
我写字时笔锋柔婉飘逸，那实在是在流洒着我那难以摆脱的一腔离愁。现在旧时燕子归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让我们重筑新巢营建新生吧！
在广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纵谈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忆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觉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伪满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觉得羞愧难当。我们更多谈的是今后如何从头做起。最高兴的是嫮生，她用年轻姑娘特有的银铃般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她的过去，以及她初到中国时难忘的印象。这声音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常听到她那清脆的童音。我乘兴吟了一首诗：
半生自孽原难活，
却渡迷川竟有边。
悲喜抱持犹梦寐，
瀛溟儿女得团圆。
一家话到心头语，
大地春来望外天。
蚕逮暮僵丝始尽，
势将赎报竭余年。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浩到过中国的东北、上海，广州还是初次来。岳母尚子夫人、浩的妹妹干子夫人还是第一次到中国。这里树木葱郁，街道清洁，吸引了这些初来中国的客人。我们游览了越秀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纪念堂以及一些古老的寺院，在那里流连忘返，但我们还是急于回到北京去，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家，新的生活等待着我们。5月15日早晨6:30我们坐火车回来。5月17日早晨8:05到达了北京。
五十七 护国寺街52号
一出北京车站，我的弟妹几乎全部都来接我们了。浩一眼认出了三妹，高兴地上前握手。她俩在日本时就熟悉得像亲姊妹一样。汽车把我们送往新居，一路上浩注意着金碧辉煌的故都建筑以及大量新盖的高层建筑。她注意到我们这个新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在护国寺街52号门前停下。这是我们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本是父亲醇亲王的产业，他买了一些小房子分给我们兄弟几人居住。这所房原来就打算分给我的，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在我搬进来住之前，是一所工厂使用着。当我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时间内，工厂已经迁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发、软床等新式家具。当时家庭私用电话还很少，但是我们家按上了电话，连锅碗瓢勺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名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浩惊喜若狂。她问我：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居住条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了她一个人的名字：“周恩来。”
“他那么忙，还能照顾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获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我们在庭院里种些花和树吧！”浩说。
我马上表示同意。我还告诉她，我正在景山公园劳动，种树还算是本行呢？我俩后来确实在小院子里种花植树，把它打扮得像花园一样。浩很满意。
我带浩到景山公园去，把她介绍给王师傅。浩对王师傅深深地鞠了个躬，连说“谢谢”。
我和浩有时还上街到西四一带购物。有人从浩的举止上发现她像个日本人，注意地看着她。浩总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对方是不是认识她，主动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五十八 周总理把浩比作王宝钏
浩会见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间，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刚从日本来华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干子、宫下明治以及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七叔载涛、溥仪和我、二妹夫妇、三妹夫妇、四弟、四妹、五妹夫妇、六妹夫妇、七妹等人。在座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戏剧家程砚秋的夫人、日本在华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鹏、罗青长等。
我们一家和我的弟妹都在护国寺我的家里等着，大约11时左右，廖沫沙派车来接我们到西花厅去。那天总理很高兴，谈笑风生，谈了好几个问题。我们倾听着总理的谈话，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风中。
总理先从到会的成员谈起，他说：
“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园寺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四弟溥任在学校教书。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天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总理这么一讲，我们都觉得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光荣呀！
总理接着又向我们介绍在座的满族知名人士，像老舍先生、程砚秋夫人。总理说程砚秋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1957年由他和贺龙元帅介绍他入党，第二年不幸去世。他问浩：“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
浩说：“很喜欢。”
总理说：“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
由这里总理讲起了满族的问题。总理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许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
说到这里，我和溥仪都不停点头，我们哪能忘记我们自己应负的罪责呢？
总理又往下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1949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说到这里，我和溥仪都感激地点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了我们满族新生命，使满族能够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有一席之地。
因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刚从日本回国，在这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理专门就此谈了谈：“战争结束，伪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找到在东北的爱新觉罗家族，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现在溥杰和浩夫人已经团聚了。当初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茹苦地苦守寒窑十六年，你们比他们还差两年呢！不过王宝钏等薛平贵是为了让薛平贵做皇帝，现在浩夫人等溥杰，是为了让溥杰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
总理愈说愈高兴，还和我们谈起了我们的两个女儿。他见过慧生写给他的信，他说他喜欢慧生那样勇敢的孩子，年轻人是需要勇气的，他希望我们能送给他一张慧生的照片。至于嫮生，看来他已经知道嫮生并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她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愿意。我们家庭内部正在发生矛盾。于是总理说：
“嫮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下。青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总理的一席话使正在踌躇的嫮生十分感动。总理已经讲了很长时间的话，我们也该吃饭了。那天摆了三桌，总理谈笑风生，席间愉快地和来宾一一交谈着。我记得丰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鲥鱼，我特别告诉浩，这是中国一道名菜，它的鱼鳞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鲷鱼。使我难忘的是以总理为首的首长都来为我们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谢首长的关怀。
饭后总理又向浩表示了她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总理特别担心浩不习惯于中国的生活。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水平比较低。浩对总理对她的爱护关怀，都铭记在心，表示终身要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我们临告别时，总理亲切地对嫮生说：“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有什么意见？”
嫮生满含着泪水，对总理鞠了个躬说：“我从心里尊敬您。”
过了两天，总理又请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总理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几天后，尚子夫人、干子夫人等到外地参观游览。回日本前，嫮生特地买了幅周总理的丝绣像，带回去留作珍贵的纪念。
从此以后，我和浩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后就和浩种花莳竹，听收音机，读报议政，品茶尝菜。对我们这样过尽离乱生活的人来说，这重建的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呀！常到我家来的是大哥溥仪。我们都尊敬大哥。他爱吃用鸡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苏叶子。浩特地在院里种上一小块紫苏，长好后做成菜给大哥吃。大哥也觉得浩体贴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五十九 文史专员工作
2月28日，中央统战部召集一、二批特赦人员开会，李维汉部长亲自宣布了周恩来总理的决定：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等六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办公室在全国政协后院靠东边的两间大屋子里。当时的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领导文史专员的工作。1962年5月，我和沈醉、范汉杰等第二批特赦战犯六人也被通知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两批专员共十二人。又隔一年，第三批特赦人员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也当了文史专员。在这些文史专员中有两个姓杜的和两个溥，为了称呼方便起见，大家叫杜聿明为大杜，杜建时为二杜；叫大哥为大溥，我为二溥。文史专员的工资为100元，在当时物价还很低廉的情况下，这是个不低的数字。对我来说，尤其显得优越一些，因为浩回国以后，也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国家还为我俩出资雇了个保姆。我生活优越，深感国家的恩泽，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教育却使我永世不忘，我决不敢追求享受，永远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是我得到改造的标志。
申伯纯主任将文史专员分成政治组、北洋组、军事组等小组，我和大哥溥仪、董益三分配到北洋组，组长是政协常委阎宝航。文史专员的工作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即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同时要审阅一些稿件。那时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我们这些专员审阅。我们阅稿后先确定稿件的价值，能不能刊入《文史资料选辑》？稿件内容有哪些差错？哪些稿件是酌发纸笔费留存起来？纸笔费发多少？我们都要在稿件上详细地写个意见。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大哥溥仪主要在李文达协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后来出版后在国内外博得好评。至于我的《自传》，因为事务拖累，一直迟到现在，才写成初稿。
文史专员要参加政治学习，当第一批六个专员的时候，他们并入政协委员的直属组学习。后来我们第二批六个专员加入，就直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由申伯纯领导，宋希濂、王耀武两人轮流掌握会场，我和沈醉、董益三轮流担任记录。学习小组讨论文件时发言热烈，勇于暴露思想、联系实际，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我觉得那一段政协领导下的学习生活对我帮助很大，弄清楚很多问题，确实提高了思想认识。我和溥仪发言一向比较谨慎，事先都写好了发言提纲，照着提纲说，有些重要的问题甚至写好稿子，一字不差地念。在长时期的学习中，我发现大哥通过抚顺长期的改造以及这一阶段的工作实践，他的思想确实有不少提高。例如有一次我们讨论像我们这样特赦的人该向什么人学习。有人提出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能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按着他们的脚步走，我们就能前进。沈醉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我们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才能逐步改变过去的立场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无产阶级学习，“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那就“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了。沈醉的发言惹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说，向无产阶级学习，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怎么能有资格来向无产阶级学习呢？面对着这场争论，我不知该如何发言，自问出身皇室贵胄，我能向无产阶级学习吗？正在迷惘时，大哥溥仪却发言了，他说：“我认为，学雷锋并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学习。雷锋只是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上先人后己，并尽力去帮助别人，不求报答，甚至不肯留姓名。有些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和雷锋一样去做………”他还举出像上下车帮人提提行李，照顾一下老弱病残，这些事我们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到，不过像雷锋一样饿着肚子和冒着大雨送病人回家等，我们的体力就不行了，不是不肯去学，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溥仪的发言让我心服，我觉得他确实比我学得好，像他这样的人能够针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一些比较成熟而中肯的意见，那是不容易的。相形之下，我思想拘谨，没有他学习得好。事实证明，后来他对待街坊邻里、孤寡老人确也能恭恭敬敬，谦虚谨慎，没有过去当皇帝的架子，他也是在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
文史专员上班后，也排班值日，要打扫屋子和灌开水。我们哥俩排在一班，我俩都觉得很合适。大哥那时就住在全国政协机关内，离得近，轮到值日，他总是先去收拾屋子，用湿布擦抹办公桌，等到我从护国寺赶到时，往往他已经擦完桌子，该我做的事，就是提着暖壶去开水房打开水了。
文史专员这项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我觉得很光荣。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也觉得回顾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我个人来说，永远不忘记历史教训，以新的生命去从事对新中国有益的工作，就是我的崇高使命。后来我当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有很多新的工作要做，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文史专员。我常对别人说：“这是周总理派给我的工作，我要好好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