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沈阳被俘

那一天是1945年8月16日。

对溥仪来说，这是他的初次“凌空”而行。在飞机上他紧闭双目，默然无语。我告诉他：“现在是一千几百公尺的高度。”他蹙眉对我说：“不要说了，我头晕。”和我们同机的有吉冈和护卫天照大神的桥本虎之助。说起天照大神来，在我们奔波流亡的路上，祭祀总裁桥本虎之助总是捧着天照大神第一个走在头里。在大栗子沟安排住所时，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完礼，然后分配大家的住所。一直到我们坐上飞机飞奔沈阳时，在机舱里也要先对天照大神行礼，然后大家坐下。可见天照大神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现在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事出非常，连桥本虎之助对天照大神也不怎么尊重了。他把天照大神从锦盒内移到手提黑皮包内，随便提着了。等到我们成了苏联战俘，被押解到赤塔时，苏军在搜查桥本手提的那只黑皮包，觉得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东西中的那面镜子很好玩，就搜走了，溥仪听说后还直发笑。

飞机到了沈阳，在我们被押上苏联飞机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关东军的第三科科长匆匆走来，见了溥仪强作欢颜地说：“苏联军队昨日知会我们，说在今日要作‘形式上的占领’（其实这时日军已一律被解除武装），陛下的安全决无问题。”这真是撒弥天之大谎了，我没有见过有这样当面说这样大的假话的。这时苏联军官命令他赶快离开。我们一行人在苏军的押解下，从沈阳登上了苏联的飞机。一上飞机，溥仪觉得可以不受日本关东军的约束了，他竟开玩笑地问起桥本来：“神体（指天照大神）安泰否？”要在往日，他是不敢问的，而且此时问候神体，完全是讽刺的意思。桥本啼笑皆非地回答：“安泰！安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有个懂点英语的苏联军官用英语和溥仪交谈，溥仪直接了当地提出希望把他和吉冈等人分开，表示不愿意和吉冈等人关押在一起。这时我们才在苏军的命令下，和死缠溥仪达十一年之久的关东军中将吉冈安直以及执行宗教侵略的头头——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中将断绝了联系。在机场上看到伪满兴安军部队的蒙族兵士正在苏军的监视下从事劳作，这些人都以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我当时既害怕他们认出溥仪而有什么举动，又觉得有些愧对他们。少时，一群苏联士兵终于发现了溥仪，就围拢过来看，还有人挤到我们的吉普车周围要求和溥仪握手。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苏联少将级军官笑着对溥仪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我听了，觉得要是地下有个缝的话，真想钻进去。

然后经过满悬青天白日旗的街道，到了一家曾是中国人开设的医院（当时已改为苏军军官招待所）暂宿一宵。这时，有身挂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寸步不离地在旁监视，我们上厕所他也立在门外看着。我既感到“屈辱”，更感到前途茫茫。原医院院长张励清端出精米白面来款待我们，当他捉住一只鸡想要杀以飨客的时候，却在溥仪的坚拒下作罢。那时的溥仪“越发不杀生，绝对不吃肉”。饭后，苏联军官和随军记者纷纷来会。当时我们觉得无话可说，但又不能不勉强说几句敷衍。他们的目标是溥仪，我和我的两个妹夫只是担任翻译。当时苏军中会日语的占绝大多数。

在飞往通辽的途中有一段插曲。晚餐时，苏联军官拿出牛肉罐头、黑面包和啤酒相饷，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因为饥肠辘辘，便抢着打罐头，切面包。吉冈虽然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在日军被解除武装之后，他一举一动都是低三下四地请求苏联方面照顾；但对于我们却还没有放下“主人”的架子。他看见我们并无“为主绝食”的“义气”，冷笑着揶揄说：“苏联的东西就那么好吃么！”他虽然这样地作出不屑的姿态，可是当桥本说：“我们领受主人的盛情罢！”以后，一言转圜，他也扭扭捏捏地吃喝起来，而且吃的并不比我们少。

我们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次日下午，换乘苏联的大型军用飞机飞往苏联。

三十一 赤塔生活

8月17日晚9时余到达赤塔，分乘汽车经过充满战争气氛的赤塔市。防空的灯火管制虽已解除，但家家玻璃窗上还都粘着白纸条。在市中心的一所大房子前停了好久，就由市区转入路灯渐稀的郊道，越走越荒僻。驶过无数村庄小道，通过浮桥，越过黑暗的山林，我们的不安也就随着夜路荒凉的程度而加深。和我同乘一车的润麒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大概是要把我们带到适当的地方枪毙罢。”我听了也只好干笑几声，作为回答。走到中途的江岔子地方，我们这一长列的小汽车群忽然一辆辆停了下来，听到一声清晰的中国话：“有小便的可以下车小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苏联少尉军装的“中国人”，我们都犯了狐疑，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一定是蒋介石派来接收我们的人，感到最坏的情况要出现。

到莫洛科夫卡时已是深夜。汽车停到一所灯火辉煌的楼房前，我们都以为这是一座大旅馆。下车进入大厅，里面有不少苏联军官。其中一个四十多岁身穿西服的人，迎过来很严肃地同我们说话。我以为大约是饭店的经理。等到那位身穿苏联军装的“中国人”——李少尉翻译之后，才知道是对我们传达苏联政府的命令：“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我们听了觉得很刺耳。后来才知道这位“饭店经理”就是当地驻军的最高首脑——驻赤塔的司令。传达过命令之后，这位司令换了一副笑容，打开桌上水瓶盖，将清水注入杯中说：“这里的矿泉很出名，喝了可以增进身体健康。乍喝也许不习惯，喝惯了还离不开呢。”说完一饮而尽。又接着说，每人的房间已准备好，检查完行李就可以吃饭去。两个人一个房间，铁床、桌椅应有尽有。虽然楼梯下面的每一个门都有哨兵把守，但当我们经过时，有的还对我们举手为礼，这又使我幻想是在“作客”。东西大略检查之后，已经深夜两点多钟，到食堂一看，准备得意外丰盛，且有许多女服务员殷勤招待。我们饱餐之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陆续有苏军各级军官前来“访问”，说话都非常客气。我当时认为这是来套口供，对他们总是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过了几天，来了一名中校名沃尔阔夫，他自称是从莫斯科特派来照顾我们的。又一天早晨，我到洗脸室去盥漱，见一个五十多岁身穿中国黑短衫、黑绸裤的中国人，贼目鼠眼地走进来，看到我，就自我介绍说是“勤劳奉公部”的伪满大臣于镜涛（我在伪满时并未见过），并拉杂不休地告诉我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邢士廉等伪满大臣（注：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满大臣有：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公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另外，荣源曾是伪宫内府的顾问官。）都被一网打尽，送到这里来了。我将此事报告了溥仪。不久，这帮人都来见溥仪。最使我吃惊的，本来不在伪满大臣之列的溥仪的岳父荣源也在其中。他们都被安置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所楼内。接着苏联方面就让溥仪以次都要写有关伪满的材料。不但溥仪的材料要我执笔、万嘉熙润色，就是各伪满大臣的东西，也要我、万嘉熙和润麒来帮忙清写。总之，不论是伪满皇帝或伪满大臣，人人都是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

以后，苏联当局又对我们这帮人逐个正式讯问一次。在受讯前，我和润麒商定：要作出“倔强”的态度，万不可稍露气馁的样子。为彻底表现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决定在受讯时，进屋坐下之后，便掏出香烟且吸且答。其实苏联方面并未怎样重视我们，也未想从我们口中讯出什么口供，只是问一下各人的经历而已。对毓嶦、毓嵒、毓嵣和李国雄他们，索性连问也未问，因为早就知道他们是随侍溥仪身边的“宫内府学生”和“仆人”。所谓“宫内府学生”，是溥仪为要育成自己的股肱羽翼，曾召集一些本家的近亲子侄在伪满宫内读书，打算从中择优送往日本留学深造，后因日本关东军发生疑忌，遂把国外留学改为“宫中伺应”，于是这些人就成为变相的“侍童”了。

事后才知道，苏联所以让溥仪等人写一些材料，目的是为日后溥仪赴日对日本战犯作证准备条件，所以并未深究汉奸的罪行。于是我们又生出非非之想：“看样子苏联是要严惩日本战犯，大概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说不定还要利用我们，亦未可知。”这些幻想的表现是：溥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斯大林大元帅，请求允许他永住苏联，免得落到国民党政府手里遭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然后再伺机赴美另找出路；张景惠是打算混过苏联这一关，重返东北，纠合旧部，再树一帜；于镜涛、邢士廉、谷次亨之流，有的想利用“国共之争”，借苏联之力再收渔人之利，有的想投靠蒋介石，有的想再勾结日本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至于我呢？我既不愿意永随溥仪长住苏联，也不想另投“明主”，只希望能潜往日本，与浩和慧生、嫮生相聚暂作一个“海外寓公”，既可伺机观变，又可不冒风险，尤其是梦想着日军卷土重来之际，首先要对苏联“誓报此仇”。

我们这帮人，除了各怀心意互相钩心斗角之外，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吹嘘过去，胡测将来为自慰之道，同时更以赌博作唯一的消遣。当时无钱可赌，别开生面地利用纸烟作为赌注。赌博的方法：推牌九，打麻将，押宝，打桥牌，应有尽有。苏联方面，只要我们不发生轨外行动就行，对于这样的“消遣”，不但默许而且还给予种种方便。

溥仪是平生最恨赌钱的，而且还要自我保持“皇帝”的尊严，当然是不会和我们“同流合污”的了。至于我们——随他同来的几名“心腹羽翼”中，在这种环境下，也逐渐分成两派。一派是他的三个侄子、一个“仆人”，另一派是我、万嘉熙、润麒和黄子正。前者是关起屋门，把过去伪满宫内府的生活继续延长到苏联的赤塔效外莫洛科夫卡温泉休养所；后者是“脚踩两只船”——既保持着和溥仪的关系，又和这帮伪满大官厮混在一起，形成了“蝙蝠派”。

当时溥仪带着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这帮伪满大臣们，则是当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次的将级军官（其中也有一部分伪满将级军官）到了此地之后，从大楼中搬到与我们相邻的一幢房屋内，因此和日本战犯划出“可望而不可即”的限界。溥仪和伪满大臣的住处虽有数公尺之隔，饭厅则在一处，只是每日四餐（三餐和一顿茶点）分为两次开，于是又生出了一段插话：这帮靠日本撑腰的伪满大臣们，眼中是只有“日本主子”并无“儿皇帝”的。只是为了给日本主子作戏，不能不把日帝的头号工具当作牌位来供罢了。现在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谁还把溥仪放在眼里？可是溥仪却还不甘心放下架子，费尽苦心想继续保持“皇帝” 的尊严。例如溥仪想“召见”某伪满大臣时，还是使李国雄摆出不减当年“奏事官”的面孔，定到被召人的面前，高声说：“上边叫”，然后就把他领到溥仪处。这帮大臣们在“前途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只得暂不抓破脸皮。有一次，溥仪把苏联军官送来的日本酒分了一些与伪满大臣们，让我在开第二次饭时送交张景惠，并嘱我注意张在接受“御赐”时的态度。我如命办理，把酒送到张的面前，说：“这是皇上赏各位喝的。”张听了，既未起立恭受，也未说“跪谢天恩”，只淡淡地点头说了一声“谢谢”。我回来“复命”之后，溥仪与他们又结了一个疙瘩。类似的“你试我探”的例子多得很，从这里能够看出彼此之间是同床异梦的。

三十二 送往伯力

红河子江边别墅

9月的某一天，忽然把我们的散步区域扩大到日本战犯所住的大楼附近，我们才知道这帮法西斯军官都被运走了。又过了几天，突然宣布我们于明日到伯力去。溥仪听了，惊心动魄，怕被送交蒋介石；伪满大臣们则面有喜色，认为归国有望。到了伯力市郊的江边红河子别墅时，看到屋内摆有铺上白布的“八仙桌”，又看到几个中国人正为我们煮羊肉，就有人说：“快回国了，不远就是国境。”可是一天天地过去，全无半点往回送的征候。溥仪安心了，见了苏联军官就表示愿意永住苏联的“诚意”；各伪满大臣则大闹情绪。最初他们还挑吃挑喝，滋事生风，甚至联名提出质问、抗议，结果所长捷尼索夫少校不得不出面，对这帮闹事的家伙，声色俱厉地提出警告。从此，这些自命“好汉”的人物就老实起来，“相安无事”地度过五年俘虏生活。

溥仪仍是保持着特殊的方式，每天带着三个侄子、一个“佣人”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不打苍蝇，不杀臭虫，每天念佛，随时摇金钱卦，有时还对这几个“基本群众”发发脾气，甚至“扑作教刑”。伪满大臣们仍是呼卢喝雉，谈嫖夸富，把炫耀过去当作自慰的方法。我和我的两个妹夫，一个医生仍是徘徊于 “皇帝”与“大臣”之间。有一天，捷尼索夫少校通过张景惠的儿子、给我们担任翻译的张绍纪对溥仪说，希望溥仪能把携来的珍贵饰物送他几件，理由是为“讨他爱人的欢心”。溥仪自然是恭敬从命，就挑出几件妇女用的饰物（我只记得有一只手表，其他则记不起来了），由张转交。这位少校喜形于色，并坚嘱须严守秘密，且向溥仪表示“由衷的感谢”。溥仪因此得到的“好处”是，新年时，由捷尼索夫亲自送来一桌丰盛的俄式大菜，专供溥仪这一小集团受用，伪满大臣们一个个只能望洋兴叹。

又一天，捷尼索夫少校拿来一叠单据，让我们每个人在上面签名。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各自签了字。原来这是苏联政府发给我们每个人的月例津贴的收据。溥仪和伪满大臣每人每月为30卢布，校级以下的伪满军官，包括溥仪的侄子、医生、仆人在内，每人每月为15卢布。这堆单据，是从我们到苏联之日起，补发到当时为止的收据。签字是签了，但一个卢布也未落到我们手里。直到后来我们归入市内第45收容所时，才每月照章领到了津贴。

在红河子的几个月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我们这里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主要是伪满警察和由东北“雇”来的厨师），从外面干活回来对我们说：“在附近别墅内，住有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一些人。”并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随员很多，吃的都是白面包，有时到江边钓鱼，听说是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听了照例是吓得魂不附体，伪满大臣们照例是又喜又怕地想方设法钻这个空子，就教这些人伺机和那些人联系。后来有一个人趁苏联监视兵不注意，溜到在江边钓鱼的“接收人员”身边，见了面并谈了话。果然为首的是一个中将，是来向苏联交涉接收我们的。

正在加紧勾结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兵发现了这些活动，鸣枪威吓，才将这一“后门”堵上。于是内务局的许多干部到这里查究，将有嫌疑的人陆续叫到别室究讯，结果是将姓聂的厨师和几名伪满警察俘虏调走。对于我们则根本未问，因为我们除每星期到附近的监狱澡堂一次外，没有出大门的机会，此事遂以不了了之。据事后传闻，这个中将因交涉未得要领，终于悻悻回去。

过了不久，所长宣布：伪满大臣等即日迁往伯力市内的第45收容所。至于溥仪的这一小集团（除与伪满大臣同住的润麒、黄子正外）则无下文。他们走后，就命我们（除溥仪外）粉刷这所别墅，楼上楼下整饰一新，每个房间的窗上都挂上新白布帘，每张床上都铺上白被单，桌上也都铺上白布。我们就想：大约是我们将被长期关在这里。哪知忙了几天之后，忽然所长又来宣布，我们也都迁到第45收容所。过后才知道，这所楼房是收容日本的主要战犯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和有关细菌罪行的军医的。我们空欢喜和白担忧了一阵。

第45特别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内，苏联当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两院”，划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溥仪和我们这一小集团；一个是日本高级军官和伪满大臣以及伪满将级以上军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荣源、黄子正可以在两个“禁区”内随便来往；溥仪和那些敌伪战犯则是不准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时，彼此也不得越过一条白线。我最初是介乎溥仪和万、润之间的一个特殊存在，受到“准溥仪”的待遇，一时也不能到敌伪大堆的那边去，也不参加一切劳动，到了后来，才逐渐一般化，随便出入于两个“禁区”之间了。

管理所当局问我们有谁自愿参加所外的劳动，只有一个蒙族的伪满中将司令官郭文林自告奋勇，我们则全体一致加以拒绝。当时所方很希望我们这些伪满校级以下的人能首先响应，我认为这样对待俘虏是“有违国际公法”的。又过了些时候，所长命令我们这些“次级”的人物，都到附近工厂去劳动。迫于命令，不能不勉强走一遭。但在回来之后，当苏联军官问我们对此有无意见时，除了溥仪的“仆人”李国雄表示无意见外，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不愿再干。因此我们的外出劳动又暂时搁置起来。

这个特别收容所内的俘虏，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高级军官、高级文官，也有汉奸组织中的伪满皇帝和伪满大臣、伪满的将级军官，真是洋洋大观，集敌伪于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内、院中就看到做种种奇形怪状的体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们叫它是“鹰抓兔子”，有的练太极拳，有的做八段锦，有的在地下打滚和翻筋斗。接着就可听到楼上，楼下，室内，廊间发出种种奇声怪韵：有的高呼佛号念经，有的高唱日本的“谣曲”，有的哼二簧或唱昆曲。开饭时，因人多地窄，向例分三次开。当时在厨房工作的是日本的军士和兵。在民主运动还未展开时，日本军人中的法西斯空气还非常浓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开饭的次序，是“日先伪后”，大官据首座，小官列次席。后来这些文官武将的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如，关东军经理部（军需部）的中将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虏兵叹为“世界的末日已到”；敌伪大官为争一块面包而大吵大骂；伪满少将偷窃日本中将的毛衣。借一个日本兵的话来说：“过去看到这些高级将领，真像金泥彩饰的庄严佛像一般，现在看起来，就像金彩剥落露出黄泥的破佛像一样。”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余差不多全是“娱乐”的时间。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人人饱食终日，各乐其乐，非等日本兵点完名（这些大官们照例免点），通院落的门上了锁之后，各种“娱乐”不会停止。后来，敌伪俘虏的下层士兵思想认识逐渐提高，苏联方面启发、教育逐渐奏效，民主运动的组织逐渐巩固，这些上层反动分子才逐渐有所收敛，所中的空气才有些转变。

先就学习来说，所方曾指派万嘉熙和我轮流担当领导学习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是：让我干我就干，反正讲的是在唱戏，听的也在“当差”，能糊弄过去就算了。讲解之前既无准备，讲时也只是照书一念，就算完成任务。我记得开始讲的是《联共党史》，照例是到了时间现吆喝人，等到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以次的文武“显宦”一个个搬椅坐定之后，再由溥仪的侄子去请溥仪。少时，便可看到溥仪领着三个侄子，一个“仆人”缓步走来，同时有一个人捧着溥仪专用的椅子，抢行几步，把椅子放在和讲师座位平行稍前的右方——紧靠半开房门的地方。这时，摆椅的人还向溥仪鞠一个比伪满时期稍浅些的“最敬礼”，我则正颜肃目地向溥仪报告一声：“现在开始。”那些伪满大臣虽然对于溥仪的莅席、退场不起立，不行礼，但也都“习与性成”地乖乖地坐在那里等着。当时有一个叫杨绍权的（汪逆伪政权驻朝鲜领事）曾写了一首诗，颇有绘影绘声曲尽当时的情景之妙。诗云：“长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声讲列宁。斜并讲坛安宝座，半掩龙门仔细听。”

有一年，因为夏季暑热，张景惠向我嘟囔：“这热的天，还不放暑假？”我说这是苏联当局的布置，我不好意思提议“歇伏”。张听了大不满意，叽叽咕咕骂了一句，我也对大家发牢骚说：“大家听是应付，我讲也是敷衍，彼此同在患难中，何必出口伤人！”

在日本法西斯军官方面，学习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但“讲师”则较我积极些。例如一个叫筑濑三郎的少将（汽车队队长），担任“讲师”，曾制定出详细的学习计划，提呈所方审核。在讲课中也针对着法西斯军队和天皇制作出一些分析、批判。因此引起顽固分子的公愤，闹出了互骂互殴的活剧。事后筑濑得意地见人便说：“恨我打我的人，尽管恨我打我好了，下次回国名单中反正有我，不会有他们。”

至于日本兵（包括伪满军警）方面的学习，确是和上层反动分子不同，他们从切身的痛苦经验中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有了民主运动的组织，逐渐同他们的“上官”展开了斗争。有一个日军中将丢掉吃剩的白面包，士兵把实证附在大字报上，进行揭发。日本军官学习报纸时，经常断章取义，诽谤苏联。士兵们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的反动宣传。这些反动家伙，对士兵不能作公开反击，便消极抵制。一看到士兵成群地来作宣传，就一个个溜回自己的房间闭门不理。这些士兵便采取“先堵门后包围”的办法，先将各号房门堵住，然后把这些人围在中间，再揭露他们。日本军官、伪满汉奸，平日的猖狂气焰从此收敛了不少。

汉奸与日本战俘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但这样的是极少数。

一种是无恩无怨，不即不离。这类人占绝大部分。过去的老军阀、“大人物”多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甘心继续过去的关系，不但不仇视这帮既害了祖国，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恶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从关系延长到伯力的俘虏收容所内。这种类型的人也居少数，是一些从殖民地出身，确实得过日本“好处”的忠实汉奸们。

我当时的心情是：仇恨苏联，怀恋日本。对国民党是又恨又怕，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认为苏联是把自己的“半生基业”连根拔掉的“仇人”，国民党是历史上的死对头，共产党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别是看到苏联在卫国大战之后，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灾，面包、乳、肉，无一不缺，想想还是过去那种社会的生活好。更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长女又在日本，将来后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无别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觉得顺眼，尤其是认为以日本军队的“忠勇精强”，总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我不但对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前关东军司令官以下的战犯，见面必先行礼，说话必敬呼“阁下”，即对于次级的人物，也是无话不谈。那时日本战犯中已经有人获准释放回国，我认准哪些日本战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国的，我就找机会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浩住在那里，希望他们回国后能为我捎个口信，告诉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插翅飞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两个孩子请她抚养好，等着我平安归来。我甚至还打听怎样才能加入日本国籍，我以为我不可能回中国，回国后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条，我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个苏联翻译叫别尔面阔夫，他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要我为他写些材料，如中国的婚丧嫁娶、儒教、佛教的情况等。我都给他写了。他送给我一些纸烟糖果等日用品作为酬谢。我说：“你需要什么材料，我都可以给你写，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帮我和她取得联系，让我找到她。”

果然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要到日本东京去，要我给浩写封信交给他，他那朋友一到东京，往邮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连忙写好了那封信交给了他。不久，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已动身，此事已办妥了。

不久，我又找别尔面阔夫。我说：“你想个办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战犯遣返回国时，把我也夹在中间。我回到日本，夫妻儿女一家团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别尔面阔夫大吃一惊，说：“你好大胆子！这事我办不了。这件事你以后也别再对人讲，别人知道了，将来你回到中国，共产党决饶不了你。”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从此不敢再提。

我们眼中的“苏联人”

我们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有上述三种类型，而对于苏联人，则差不多完全一致——看不起他们。有时候，我和所长捷尼索夫握手，因为他听不懂我的话，我就骂他是“畜生”。有一次，捷尼索夫对我说：“将来你回国后，假如有一天中国（指国民党政府）和苏联不幸有了战争，你想打苏联吗？”我回答说：“如果政府有命令的话，我怎能不打呢？”这说明了我们当时对苏联的态度。

红河子收容所所长骗东西，贪污津贴。收容所管理人员公然带着俘虏从外边偷铁锹，偷喷壶，甚至连卡车的机器都整个偷来装配使用。1950年，我们临回国时，别尔面阔夫就对溥仪大肆恫吓，实行敲诈。对我说：根据报载，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体判了刑，并举名道姓地说伪满省长王子衡、曲秉善是死刑。还说，火车一到绥芬河国境，移交完了，不但个人所携的全部财物被没收，而且全部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尽管他撒的本是弥天大谎，但我们在当时没有不信的理由，他就利用了我们的“命且难保，要东西何用”的心理，从溥仪手中骗去了金表、金笔，连荣源的白玉鼻烟壶也难幸免。当我们临上汽车时，收容所副所长还把溥仪的皮带上的金带头一把扯下，揣入腰包。溥仪愁眉苦脸地问他：“裤带怎样系？”他把无头的皮带给打了一个结，粗声粗气地说：“这不就行了么！”

不过，我们也认为苏联有好的地方。首先是没有民族间的歧视。在苏联的军队中、市民中，经常看到不同民族的人和睦平等地一起共事。我自幼在“满族至上”的特殊环境中长大，在我的眼中看来，觉得他们很特别，不懂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政策的结果。

还有一点，在苏联，不论任何人，对俘虏不打不骂。第45收容所的一个管伙食的苏联准尉曾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吃的是黄油、白面包、大鱼大肉，如果是我们当了你们的俘虏，就不知道每天给什么吃了。”这在一向看惯日本宪兵对待“囚犯”惨无人道的我的眼中看来，不由得不由衷感动，但也不懂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待俘虏的政策，只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人天性厚道”。

溥仪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前后

1946年8月，苏联当局忽然派人把溥仪接走，立时全所大哗，种种揣测，不一而足。有人说是将溥仪送还中国，有人说是将溥仪另囚他处准备审判，也有人认为这是到日本作证。过了约一个星期之后，所长才对我们说，溥仪是到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且以日本俘虏发行的小报见示，并说溥仪作证完毕一定回来。我认为溥仪赴日作证确属事实，但不知能否仍回苏联。溥仪走后，我就代替了溥仪的地位。过去我可以自由往来于敌伪战犯之间，这时却使我住在溥仪的房间里，并限定不得出这个范围。

过了一个月之后，溥仪回来了，但未回到伯力收容所，而是先被安置在红河子，并从收容所内把李国雄和两个侄子调去陪伴溥仪。又过了些日子，溥仪才又回到这里来。

1948年，我的两个妹夫、两个侄子和李国雄被调到别的收容所去。我们又疑神疑鬼起来，认为罪恶较轻的将要被送还祖国，我们也许老死在苏联亦未可知。1949年秋天，所方忽然让我和毓嶦以及伪满的军士、警察共六名赴附近的透视站去透视，结果说我们的肺部都有毛病，须住医院，就把我们送到市郊的第2收容所去了。这时只剩下溥仪一人，听说他每天都找所长要求调我们回来。到了年底，又把我调回第45收容所。

我到了第2收容所之后，即被编到中国俘虏队里。这里真是“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有给日寇当特务的汉奸，有“绿林好汉”，有省、县长级以下的伪满官吏，有伪满宪兵、警察，有想借东北混乱时期招兵买马的“建军分子”，有贩毒的大老板，有自称“吉林省主席”和“吉林公安局长”的“大人物”，有招摇撞骗的老“政痞”……真是汇集旧中国的渣滓于一堂。

不过，日本兵的俘虏，倒比较有组织有纪律，对于反动分子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我们虽然另为一队，在名义上还是附属于日本俘虏大队之中。我们队里虽然也有斗争，但却是偏于闹宗派、争势力，而把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却放到次要的方面。我乍到这个分所时，日本俘虏和中国俘虏曾打算集合起来斗争我，由于苏联方面的制止作罢。事后一个中国队里的医生——伪省长曾对我卖人情说：“你们初来时，这里准备好要斗争你们，我当时就不愿意这样干，幸亏所方给你们撑腰，我才松了一口气。”

外出劳动时，这帮人把旧中国社会的那一套，整个应用到苏联。如从大家的劳动所得中抽出一部分给苏联工作人员送礼，使其在记数时虚报成绩，也居然发生了效力。有的从工厂里偷大米、白面回来做着吃；有的偷卖棉衣、毛毯，放入腰包；有的公然偷回木材、铁料、水泥、工具，所里也明知故纵，熟视无睹。第 2收容所的大门内，有一座中国俘虏修建的感谢苏联的纪念碑，所用的材料，都是在外面“顺手牵羊”拿回的。

我回到第45收容所，那帮敌伪残余分子，都以为我到外边几个月，一定是被洗了脑的，大为不安。有一个伪满的司令官还曾用话试探我。其实我的头脑仍是原封未动。过了不久，就同溥仪这帮人一起被送回祖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