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首次见面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冢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合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十九 订婚和结婚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为男女双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这种婚礼会成为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记者鼻子真灵，不知怎的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就到处询问和采访。不少记者问到我将要和谁结婚，我总是讷讷地说不知道呀！不知道谁家姑娘要嫁给我呀！但是记者还是打听出来了。有一天宫内省宗秩寮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到嵯峨家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你家将要嫁到满洲去的女儿，名字中有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浩家里一个老佣人，她一时没有想到后果，脱口回答：“没有‘子’字。”
浩家里四个姊妹，只有浩的名字没有“子”字。女佣人以为宫内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还是“浩子”，打电话来核实一下，所以就答复了。浩家里觉得奇怪，马上打电话问宫内省，对方说没有给我家打电话。这才知道是新闻记者打听新闻来了。但是这个记者虽然很能干，他能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还是没有得逞，因为关东军部在没有正式发表婚事消息之前，严禁一切有关报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人反映，我的日语讲得很流利，这是我来到日本以后苦学日语的结果。想起几年前我和润麒来到日本，为了学好日语，真是下了苦功，我们两人互背单词，背错了，还互相打手心呢！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在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轻时给她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日本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藉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 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上面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七十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
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二十 日本报纸关于我俩婚礼的报道
我和浩的婚礼，当时在日本是轰动朝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
1937年4月4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淡云蔽空，春光明媚，樱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御弟溥杰氏与嵯峨公胜侯爵的孙女浩小姐，在日满结缘更加牢固的两国朝野的欢庆声中，圆满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特为显贵人士新婚准备的帝国饭店261室，夫妇两人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庄夫人是在夜里1点左右离开该室后就寝的，所以新婚夫妇是在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才起床。这天早晨，透过春雨绵绵的饭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妇食用面包、咖啡早点时的和睦身影。过了一会儿，溥杰氏换上晨礼服，由浩夫人工整地系上领带；浩夫人穿的是深绿色镶边的漂亮西装。只有伺从小原一人跟随。下午2点40分离开饭店，乘东京站发3点40分的火车去度蜜月旅行。在温泉呆四五天后，8日左右去千叶县稻毛的新居，筑起素朴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礼，定时在下午3点，在媒人本庄大将的引导下，身穿天蓝色华丽的满洲国中尉大礼服的溥杰氏进入会场，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发、身穿洁白千层内衣、唐织勾云绣地花鸟花纹红色罩衣、绯红和服裤裙的恬静的浩小姐，在本庄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坛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亲属代表兼满洲国皇帝御使熙洽、宫内府大臣、润麒氏、谢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胜侯爵夫妇、双亲实胜夫妇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条两位子爵、滨口吉右衙门等。随后，在静穆中响起神官的奏乐声，新郎、新娘交换了将牢固连结日满两国千载之缘的三敬杯。这瞬间，溥杰氏凛凛风姿的脸上和浩小姐清纯的双眸都闪出美丽尊贵的光辉。这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捧读皇帝陛下的诏书。4点，圆满地结束了隆重的典礼。接着6点喜筵开始。出席在该馆二楼大宴会厅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阁僚夫妇，松平宫内府大臣，百武伺从长，近卫、富田贵众两院议长，梅津陆军次官，今村参谋次长，西尾、板垣、多田、冈村四位师团长，香川教育本部长，菱刈、荒木、川岛三位大将，驹井德三氏，熙洽宫内府大臣，谢大使夫妇，广田前首相，三条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还有代表日满两国民的显官将星四百余人，如绮罗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杰氏和换成洋发身穿长袖和服的浩小姐为中心，大家举起香槟和红白葡萄酒杯后，首先是媒人光荣的本庄大将致词，还有与会人代表林首相、谢大使的祝词。最后，在来宾总代表佐藤外相的带领下，在“万岁”声响彻彩灯辉煌的大厅中，结束了将日满两国亲善向前推进百步的绚烂豪华的盛大宴会。此后，在荣光拥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
这一隆重典礼，如前已报道。为了使在遥远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御弟欢庆之日的情况，全部实况已拍成电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春雨绵绵的4日，溥杰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杰氏在浩夫人亲手换成早礼服之后，在下午2点45分，携身着黑大衣、高高竖起皮衣领、头戴洁白的蝴蝶结的浩夫人，出现在度过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大厅。接着在雨中径直到了东京车站。
恰在这时，星期天游山的拥挤的群众，立即拥到二人的周围。摄影记者不断地闪着闪光灯拍照。每次闪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进丈夫后背的左胳膊里，真是和睦的一对。开往米原的火车3点10分发车。在极为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挤到了二等车厢靠月台方面的座位。在仅有父亲实胜氏和弟弟妹妹等家里人的送行中，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将在千叶县稻毛的新居，开始筑起朴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二十一 “七·七”事变发生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 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二十二 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 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 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 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 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 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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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令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十三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
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
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
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
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二十四 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 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
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梁，难道我们只配吃高粱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嵒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二十五 德王来访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夜晚8点钟了。久别了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仲忡，因为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朝，一直没有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这种狼狈的处境和内心的苦闷，大约也被别人察觉了。这表现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来访中。德王是伪蒙疆自治区的头子，他来访问伪满洲国，等于是两“国”首脑的会晤。德王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梳着长长的辫子，脸膛通红，是个身体强壮的蒙古汉子。他见了溥仪，寒暄几句话后就说：
“我们蒙族虽然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您们是大清皇室之后，怎么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蒙族一直将溥仪皇帝作为我们的王来尊敬，因为您是清朝的直系。可您们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请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使我们该如何理解呢？现在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只是袖手旁观，这不是当了日本的傀儡吗？你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溥仪听了德王的话，一言不发。
我听了德王的话，脸上直发热，胸膛中燃烧起满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颜厉色地对德王说：“请您放心。我相信我们不辜负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我这句话的意思倒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处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衣，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二十六 愈来愈难堪的生活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
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 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溥仪和我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困苦了。拿孩子来说，日本孩子可以吃白米饭，伪满的孩子只能吃高梁米和粗粮。日本军人纯毛袜子穿不完，满洲人连织袜子的线都没有。满洲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时，在满洲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
“关东军是天皇，满洲铁路是中将，警官是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而满洲人是猪。”
满洲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关东军正坐在这座火山的顶端上，摇摇欲坠。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恶梦般的8月到来了。
我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二十七 战火蔓延伪满洲国
果然伪满洲国表面宁静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战火蔓延到了这里，摧枯拉朽，这个本来就是空有虚名的帝国，不堪一击，转眼就崩溃了。
我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伪满，先任伪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中校科员。有一天，伪军中一个姓姜的上校对我说：“真川次长想调你当参谋司第二科科长，你看怎么样？”我知道第二科专司谍报，自知伪满洲国的寿命长不了，犯不上蹚这个浑水，就以资才不够坚辞。姜又问我：“兵器科怎么样？”我怕一再坚辞容易引起姜的怀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应承。但心里想：到了伪满洲国垮台的那一天，干兵器总比干谍报要少判几年罪。我已经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1945年 3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时，我的族兄溥雪斋劝告我：“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我出于那种顽固的本性，虽感到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对雪斋说：“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时前清豫亲王府的端镇就是从伪满军队中辞职回家到银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来探访我，劝我当机立断，离开伪满，回到北京暂避。我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对他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了，我哪会不知？但是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这种事我干不了。反正豁出这条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鹤吉让他的心腹冯志远少校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禁卫团步兵团长？我想到了这般紧急时候，我要能把禁卫步兵团抓到手里，就能保卫皇帝，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请他转告真川次长，我无条件地愿意调往禁卫团。但到了7月初伪军宣布人事调动时，我却被发表为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生徒队队长。虽然并不如意，但是出于军人服从的天职，我第二天就走马上任。这时伪预科生徒队和本科生正在长春近郊水源地一带作联合演习，我还未和即将离任的队长办好接替手续，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演习地参加演习，演习完后我还发表演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们效忠皇帝，实行日满共存共亡的时候，希望大家同抱此心，同心协力干下去。……”我那时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绑在日满合作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首先是空袭。新京也遭受了轰炸。1945年8月9日夜里，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也许是我早有预感吧，我又当过几年军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觉地要辨明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时“轰”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窗外一片火光，宫内府南边升起了窜天的火柱，有的建筑物着火了。我赶紧拧开收音机。播音员还是用她那一贯镇静的声音在说话：“清晨两点，从哈尔滨方面飞来的敌机开始向吉林进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弹……”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苏联的飞机来轰炸。因为如果是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应该是从大连的方向来进攻。局势变得严重了。这时浩也已经起来了。我嘱咐她要小心，要她携带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军人，这正是我赴汤蹈火的时候。我飞跑出去，到警卫处坐车赶到宫内府。一路上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因为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我来到伪军官学校，召集伪连长、区队长讲了话。我说：“现在苏联背信弃义，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效忠皇帝陛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背后有百万英勇的关东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又分析了学校的形势，认为日本学员没有什么问题，对满洲国方面的学员则要做好工作，防止他们受流言蜚语的影响。然后我又召集了全体预科的伪军官候补生，为垂亡的日本打气，一再蛊惑他们要为“圣战” 顽抗到底。
当天夜里，我又来到皇宫去看望溥仪。他虽然也有“末日将临”的感觉，但比较镇静，镇静中透着凄凉。在苏联飞机来轰炸时，他和侍从躲在同德殿附近的防空地下室里，还吃着英国饼干，喝着法国葡萄酒。他告诉我炸弹击中了皇宫前面的监狱，炸死了几个犯人。轰炸一起，他身边的人就都逃命了。只有恭亲王的儿子毓嶦等几个人还留在他身边。他感叹地对我说：“别人都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到底还是自己人可靠。恭亲王的儿子虽然只有16 岁，他能想到来看我。”
他对我冒着危险来看他，也有些感动，又增强了他的“同族必亲”的观念。我们一起厮守着，我发觉他当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果然有一种悲哀冷漠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因为14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挟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将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宫内，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家看望了一下。她们也已经自防空洞回到家里。我又一次嘱咐她们要小心。吃了些饭，我不放心溥仪，又到宫内去。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有的日本官员留在新京的家属要撤回东京，她们约浩同回日本。看来日本是打败了，不然不至于这样消极沮丧。可怜的浩，谁让她嫁给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该和命运多蹇的丈夫共患难呢，还是贪图安全回到日本呢？当然回到日本也是处在战争环境中。浩选择了前者。她告诉日本官员的家属： “谢谢您的关心。我要留在这里，请不必担心。”
当然，留在这里，她也是想念着现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恶的战争，把我们一家人两下分离，弄得牵肠挂肚，心悬两地。
8月10日，我正要赴学校上班时，忽然伪军事部的人事科长戴有威上校匆匆赶来，交给我一个纸条，说这是军事部的临时命令。我接过一看，上面用钢笔写着：“溥杰、润麒、万嘉熙着调任侍从武官，扈从皇帝陛下赴某处（未写明地点）。”既无大臣的签署，也无军事顾问的盖章，足以说明那时的仓皇劲了。那天上午，宫内府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关东军自知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表示如果苏联参战，只有放弃地形不利于防守的新京，退守敦化——奉天一线。丢弃首都，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溥仪和我都不愿意，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到哪里去呢？说心里话，溥仪和我都愿意回北京，那里有我们的老家，有我们的亲人，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我们只有俯首帖耳，服从关东军。战后，我们从原来在特务机关工作的人那里得知，当时关东军曾发出“倘若皇帝无视关东军的意见，企图逃出皇宫，则格杀勿论”的命令，听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8月10日下午2时，吉冈中将来电话叫我和浩到他那里去。到了那里，吉冈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非常消沉地对我们说：“苏联已向我们宣战。”
他告诉我们，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国境，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估计明天将到达新京附近。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关东军打算带着皇帝，据守通化，但估计也只能守两个月左右。因此要我们和关东军一起退守通化，并且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我感到愕然。怎么回事？平日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扬言可以坚守满洲的关东军竟这样不堪一击，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让给苏军，太让人失望了。溥仪经常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新闻节目，并且经常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所以我已经知道日本惨败以及美军在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我以为日军总还能支撑一阵子，没有想到日军竟这样脆弱地不战而退。想起关东军平时趾高气扬地骑在我们头上欺侮我们的样子，令人气愤，更气愤的是如今兵败如山倒，到了末日还要让我们自杀，怕我们落到苏军手里会泄露关东军欺侮中国人的真相。想到这里，我实在觉得不能容忍，与其让日本人逼着我们在远离新京的通化自杀，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把手伸进了我的枪套。
这时，突然浩疯狂似地扑向我，夺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么轻易想去死呢？你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
浩的话使我感动。是的，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应该想办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种亲切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终于向吉冈表示：“事已如此，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吧！”
吉冈呀吉冈！我想起你1934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当中佐战史教官即将调到伪满洲国溥仪身边工作时，你要求我给溥仪写信，请求溥仪给你专安排个办公室，以示高于从前那些监督溥仪的人，我都照办了。你还自己活动了个关东军参谋的头衔，以便凭这张虎皮可以吓唬溥仪。现在你也已经靠欺压溥仪以及我们这些人得到了中将军衔，职位不算不高，可是如今你在苏联红军面前，也显得这样软弱，你的凶狠劲儿哪儿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