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一共有4个儿子、7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3岁殇）、四子溥任。长女韫媖（已故）、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已故）、七女韫欢。我在15岁时一直奉命陪同溥仪在毓庆宫读书，直到溥仪结婚为止。

我的童年生活跟普通儿童不一样，处身王府之中，后来又陪溥仪读书，出入宫廷，既很孤独，又有一些独特的趣事，姑名之为“金黄色”的童年生活。

放生

我的童年生活刻板孤独。每天早晨到祖母、父亲、母亲那里去请安，说几句话，如“今天天气真好”，呆几分钟就走，等于客人一样，没有家人那种亲切的味道。我看我父亲、母亲对我祖母也是这样客客气气的。

童年生活中也有些乐事，如“放生”。我们家以及宫中都行“放生”，即把活的鸟儿放归自然，以此取乐。主人生日逢整数的时候，祝寿是要“放生” 的，尤其宫中更讲究这一点。先做好一只寿桃，把寿桃掰开时，会出现“万寿无疆”四个字的字条，同时飞出一只鸟儿，飞向天际，自由飞翔，大家拍手欢笑，这叫 “放生”。我祖母40岁生日的时候，北府唱戏，为她祝寿，同时放出一批鸟。不想这批鸟关的时间太长，都不会飞了，放出去后都倒在地上扑腾。我一见，就跺脚说：“死了！死了！”立刻被母亲训斥一顿：“小孩子怎么尽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

放生是件乐事，更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会亲了。

四 会亲

溥仪是3岁送进宫的。进宫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10岁的时候，我的祖母、母亲带着我和长妹进宫去“会亲”，我才看见了溥仪哥哥。“会亲”，本来是指皇后以下宫眷的亲属被召入宫中会见亲人而言。对皇帝来说，无所谓会亲，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差不多都是父死子继，不可能在宫廷外面还有直系亲属。清朝光绪皇帝，虽由醇王府入宫，以弟继兄当了皇帝，但当时的慈安、慈禧两个太后便成了抚育他成长的母亲，他的真正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倒反而不能看见他。所以光绪皇帝一进宫门，就是他们母子间的生离死别。但是溥仪入宫，却允许我们进宫去会亲。这是因为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被民国政府所代替，溥仪已经逊位，可以不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事了。同时当时在宫中担任母育责任的有敬懿、庄和、荣惠、端康四位太妃。她们都愿意拉拢溥仪，以便提高她们在当时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中的地位。敬懿太妃住在太极殿，溥仪住在长春宫，二人相距最近。敬懿很想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接近溥仪，从而也提高她在其他三宫中的威望，所以她提出要接我的祖母、母亲、我和长妹韫媖进宫去看望溥仪。消息传来，因为事出突然，全家乱成一团。祖母紧张地和母亲说：“这回可真见着他（指溥仪）了。”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我母亲虽不像祖母那样紧张，但也显得很忙乱。他让我和长妹到廊外去恭迎“天使”到来，她们自己则在屋内鹄候着。少顷“天使”在我家首领太监牛祥的陪同下，一本正经地走进来了。我定睛一看，不觉愕然，原来这位“天使”就是过去侍候过我的贴身小太监刘得顺（这时改名刘三顺）。只见他头戴金顶，身穿袍靴，慢腾腾地走进了我祖母所住的“信果堂”，神气十足地站在堂屋中央的方桌东侧。我祖母赶紧领着我们兄妹，先对着方桌望空向太妃请安，然后又半向左转退到桌子西侧依次而立。

这时，刘得顺才煞有介事地传达敬懿太妃的谕旨：“主子问老福晋、福晋好，传老福晋、福晋带着溥杰阿哥、韫媖格格于某日某时进宫会亲！”说罢又将敬懿赐给我们的礼物都摆在桌上，如成匹的绸缎、玉佩、荷包等物。我们又向北望空叩了三个头谢恩。这时刘得顺才恢复他从前在我家的太监身分，向我们这些人依次跪地请安。因为这样的会亲尚属初次，他又向我们详细地交代了一番注意事项：如进宫可带几个妈妈、几名太监、住多少天，还告诉我们太妃准备赐给我花翎，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等等。讲完了，他向我们逐个请安，告辞而出。我们兄妹俩仍把他送到南廊尽头，才算完成了这个迎接“天使”的礼仪。

刘得顺走后，我们整整忙碌了两三天，然后按指定的时日出府进宫。

那天出发时，我祖母、母亲每人乘了一顶8人抬的大轿，我和长妹分别与看妈坐在两辆震得脑袋发疼的大轿车内，跟在后面。祖母、母亲都梳两把头（旗人妇女发式），身穿蟒袍，胸挂朝珠；我穿戴上红顶官帽、蓝袍青褂和小黑缎官靴；妹妹虽无官服，也穿上满身锦绣的旗袍和坎肩。一行人在太监和王府人员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神武门。这时除轿车仍可继续前进外，所有跟随的人员都须下马步行；及至到了划分外廷与内廷界限的苍震门，王府一般人员便不能继续前进了，只许妈妈、太监继续跟着。此时，我们都换乘了由宫中太监所抬的二人肩舆，所有照料等事情也由太妃派来的太监接过来；王府跟来的妈妈、太监只能跟在后面。我们坐着肩舆经过御花园、太极殿来到长春宫，都到西配殿等候召见。

我们刚坐下来休息，刘得顺就对我母亲说：少时太妃宣布赏赐我花翎时，我要“碰头谢恩”，他问我会不会碰头？我大声回答说：“我不会碰头，可是翎子我已经带来了。”刘得顺连忙笑着拦阻我说：“二爷，您先别嚷，翎子还没有赏给您呢？”我母亲也笑了，同时瞪了我一眼。刘得顺就教给我：听到太妃赏戴花翎时，我要马上跪下，摘下官帽放在右膝的右前方，再把脑门接触地面三次，然后戴上帽子再叩三个头，这就叫“碰头谢恩”。我记在心里。

我们在西配殿里坐了一会儿，太监就来召唤，说敬懿太妃要接见我们了。我们便跟着进入体元殿。南窗炕上坐着一个头戴比丘帽，身穿古色古香长袍的老太太，想必那就是敬懿太妃了。我们向她叩了三个头请安，并呈上贡物（八盒点心）。太妃和蔼地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一个太监取出一个小方盘来，里面放着玉佩和绿玉戒指，那是她送给我们的礼物。太监把戒指递给祖母和母亲，又将玉佩挂在我兄妹襟前的第二个钮扣上。我们又叩了三个头谢恩。太妃这才说：“坐下吧！”我们才分别坐在临时摆下的四个椅子上。太妃就和祖母、母亲开始谈话，说些一般的客套话。只是祖母一提到溥仪，就流泪不止，她确实想念她心爱的孙子。溥仪进宫已经7年了，她一直没有见过呀！

谈了些时候，太妃说：“皇帝请安来了，老福晋下去歇歇去吧！”于是太监又把我们领到刚才歇息的地方，所有在旁侍立的宫女也忙退了出来。太妃之所以让我们离开，是因为溥仪虽然是我母亲的亲儿子，可他毕竟是个皇帝，不能在太妃面前向祖母行“家礼”，只有退出去后，才能让我们一家人方便地说话行礼。我们在西配殿里等了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太监即把我们领到院中。这时，只见体元殿的后宫门一开，一大群太监簇拥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小孩子走了出来，这就是溥仪。他只比我大一岁多。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一个太监放下一块黄色拜垫，溥仪就跪下给祖母、母亲各请了一个跪安。这时，祖母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母亲则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溥仪站起来后也显得很拘束。专门照顾溥仪生活的大总管太监张谦和打破了僵局，他笑着对祖母、母亲说：“奴才万岁爷（意思是奴才的万岁爷）平常老惦记着老福晋和福晋，多少年不见，有些认生了。过一两天熟了，就好了。”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道来到长春宫西配殿。祖母、母亲和溥仪面对面坐着，我和长妹规规矩矩地侍立在一旁。我们就这样地随便谈了不到十分钟，这个别离7年才相逢的重要时刻就结束了。

我在那次见到溥仪以前，虽然知道有这样一个哥哥，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当了皇帝了，在我的想像中应该是一个头戴冠冕、身穿大袖黄袍、五绺长髯的老头儿，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小孩子。我感到意外，也感到新奇。等到我们进宫后的第一次见面结束后，溥仪就来问我：

“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我说：“我们会玩儿捉迷藏。”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了。”溥仪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经常去的养心殿，就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我们干脆把养心殿的窗帘全部都挡上，整个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哥哥合伙吓唬妹妹。玩得可痛快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记下了那次玩捉迷藏的游戏。游玩中间，他忽然发现了我的衣袖里也是黄色的，就发起脾气来，因为黄色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他一发脾气，我也吓坏了，马上恢复了君臣之间的界限。我和溥仪，名为兄弟，实际上是君臣，我叫他 “皇上”（背后也是这样称呼的），他叫我“溥杰”。在北京、天津、伪满时代，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来到苏联，都是这样叫的。经过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我才叫他“哥哥”，他也叫我“弟弟”。这种情况，别人听了是很难想像的吧！

吃饭的时刻到了，太妃又把我们叫到体元殿内。有一个太监跪在地上对太妃说：“老爷子进吃的！”这是说溥仪该吃饭了。于是许多穿蓝袍子的太监在殿中的堂屋里摆下两张餐桌，又接上一个长腿方桌，然后把覆有银盖的碗盘一个个摆到桌上；桌上东头摆了一个雕木食座，这是太妃坐的；沿着餐桌的两边各放了两把椅子，这是我们坐的。然后摆饭的太监高喊了一声“碗盖”，其他太监很快的把碗盘上的银盖全部取了下来，放在一个空提盒内由太监提走。霎时间各种菜肴的香味汇集起来，空气中飘散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诱人的酒肉味儿。这种丰盛的山珍海味展示的场面远超过醇亲王府过年过节的场面，我们都有叹为观止的感觉。这时，太监又跪在地上回禀：

“吃的摆齐了。”

太妃这才坐到她的雕木宝座上。太监又对我祖母说：“赐你同桌！”于是我们四人又向太妃跪下叩了三个头，谢“同桌”之恩。太妃说：“往后‘同桌’，就不必谢恩了。”我们这才坐下吃饭。刘得顺不断地给我们夹菜，我们面前的小盘很快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我们小心翼翼地吃着。饭前，祖母、母亲早就交代过，不要狼吞虎咽，好像一辈子没有吃过似的，太丢人！

大家正在吃饭之际，忽见一个头戴银白顶的太监进来跪在地上，用朗朗的声音向太妃报告说：

“奴才万岁爷进（即吃了）了一碗金银米、半个馒头、一碗玉米粥……，进得香（即吃得好）。”

因为溥仪吃饭是不与我们同桌的，他单有用餐的屋子，所以每次用膳后，必须有两个带班的太监轮流到四位太妃处报告，以便太妃们能够及时了解他饮食的情况，以便加以指点，尽到母亲哺育的责任。

吃完饭后，我们就退到殿中两端的屏风后面，有太监端来漱口盂、热手巾把，让我们漱口、擦手；并且还捧上一只小银盆，里面装着盐渍槟榔、豆蔲等食品，供我们饭后含在口内助消化用。

太妃吃罢饭后也要漱口、擦手，不过她自己进行，不让别人看见。她坐在东边南炕上，宫女、太监们将她的嗽口盂、牙刷等物端上去后就纷纷退了出来，因为太妃安了假牙，她不愿意别人看见她刷假牙。太监还悄悄地关照我们兄妹，不要去看太妃刷假牙。我有些好奇，心想牙怎么会有假的呢？真想去看一看，可我不敢，我还是没有看成。

进宫的第二天，我们照例坐上肩舆给其他三位太妃去请安，也照例要有“进奉”（四盒点心或水果）和“回赏”（衣料、古玩等等）；每处至多耽上二十多分钟，太妃们说一声：“你们休息去吧！”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在宫里住了好几天。这几天，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梳洗完后吃早点。早点是每人一大盘烧饼、一大盘甜油果和咸油果（油条）；菜有酱肉、熏鸡、香肠、小肚和各种酱菜；还有糖莲子、百合汤等甜食和热汤面条。吃完早餐，换上衣服到我母亲的房间请早安；等她梳洗完后，我们再一道去祖母处，请早安；等祖母装扮好后，我们又一道到太妃处请安。这样一系列的请安完毕后，大约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刻了。吃午饭仍然与太妃同桌，饭后就陪着太妃到殿中或御花园中散步。所谓殿中散步，就是太妃由宫女、太监左右两边陪着和祖母、母亲在她居住的殿中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地来回溜达着，边走边谈，有时也坐下闲谈。当她们在殿中散步时，我和长妹就被太监带到殿中西侧屏风的后面去听唱片。唱片无非是谭鑫培的《定军山》一类。这样到了下午3点多钟，散步也该结束了，太监捧上果盒，里边有干鲜果品、蜜饯、糕点等食物。我们陪太妃吃罢果盒就开始午睡。到下午5点多钟，溥仪来访。这是我们一天最快活的时候。他在祖母处谈了十几分钟的话，就带我们兄妹到养心殿去玩儿。在那儿，我们虽然也请安、叩头，但我们毕竟是孩子，一玩起来，就把祖母订的规矩全置诸脑后不顾，有说有笑，玩得挺起劲。我们玩够了，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晚饭是与溥仪“同桌”吃饭。吃完饭大约是8点多钟。这时候大总管张谦和或者溥仪的看妈李妈、张妈，乳母王二嫫来催我们回去。溥仪照例说一声：“休息去吧！”我们就由太妃派来的太监领回到她那儿。这时太妃多半还在和祖母等说闲话，有的太监为了助兴，表演一些小节目，如学杨小楼《水帘洞》中的猴儿，出个洋相，逗大家一乐。一直到九、十点钟，太妃说：“你们休息去吧！”大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天。“会亲”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出宫回府了。祖母、母亲领着我们到各宫太妃处去辞行。这时，我们不再“进奉”，但赏赐还是有的。一次“会亲”下来，总计大人每人得到四件衣料、二百两白银；小孩每人得到二件衣料、一百两白银；此外还有不少古玩玉器。随来的看妈、太监，每人也有几两银子的赏钱。当然，我们对于宫内的太监、宫女、妈妈也要照赏不误，但总的说来，我们得到的东西要超过赏出的东西。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溥仪来和祖母、母亲告别，祖母伤心地掉泪，母亲也有些难受。祖母和母亲早就嘱咐过我们：“临别必须垂涕”，但我兄妹俩没有这种伤心的感觉，哭不出来，只好用手指蘸着唾沫去抹眼角，不料被母亲看见了，回家以后，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敬懿太妃出于拉拢我们的目的，发起这次“会亲”，为此她受到端康太妃的攻击。端康甚至还嘲笑我们不该和敬懿来往。但到我13岁的时候，端康太妃忽然也派人来宣我们进宫会亲了。母亲觉得很奇怪，她对我祖母说：“这真是冷锅里冒热气了。”我们不能不去会亲，而且会亲能够看到溥仪，这也是祖母和母亲所乐意的。当我们应端康之邀去会亲时，照例也去拜会敬懿。敬懿不高兴地说：“在哪里都一样。”以后她就不怎么召我们去会亲了。相反，端康召我们会亲的次数却多了起来。诚如我母亲所言，确是“冷锅里冒了热气”，她对我们的饮食供应等都超过了敬懿太妃。她还表示要认我三妹韫颖为义女，每天派专人送我家两笼饭菜。她知道我好收藏鼻烟壶，也经常赏赐我鼻烟壶。后来，她以我祖母年纪大为理由，不让我祖母参加会亲，只让我母亲单独去，还允许带上我和我的三个同母生的妹妹。从此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天天好起来，甚至连她的大总管刘承平和我母亲的亲信太监张金也打得火热。后来我知道他们是通过这两个太监的来往，利用原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袁得亮，竟和奉系的一些人勾结起来，想借用奉系的力量来搞复辟，以便自己独占“母权”。溥仪一旦重登宝座，她就是“太后”。我当时年幼，不知道她们勾结的具体情况，但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从张金同我母亲的谈话中，经常听到“奉天”、“张作霖”的名字，我母亲也经常同端康密谈到深夜。有一次，听说奉系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还曾悄悄地到宫中来过，由刘承平负责接待，并在刘的住所吃到了端康赏的丰盛佳肴，临走时端康还有赏赐。端康从前当光绪帝的瑾妃时，默默无闻，不想到了晚年，清朝已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却想重温慈禧的旧梦，挟持溥仪再当“太后”，更梦想依靠军阀重新复辟清朝。当溥仪不受她的挟持，公开顶撞她，她送给军阀活动的礼物又被中间人骗走以后，她迁怒于我的母亲，竟导致我母亲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五 伴溥仪读书

童年是要读书的。我和妹妹、弟弟们读书的地方是北府的“任真堂”。我从8岁起，直到17岁为止，每天上午从8时到正午，下午从1时到4时，都是读书的时间。我从15岁到18岁，每天上午还要到紫禁城的毓庆宫伴大哥溥仪读书。伴皇帝读书主要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读完之后，又读了些《通鉴辑览》、《大学衍义》等书。和我一起伴读的有毓崇。毓崇在伴溥仪读汉文之前，也伴读过满文。溥佳是专伴溥仪读英文。溥仪的汉文老师是极有名的，像陈宝琛、朱益藩等。伊克坦则专教满文。庄士敦教溥仪英语。伴读是个“荣誉”的差使，有酬赏，还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上下班。

溥仪很贪玩，学习不太用心。我的学习，平心而论还是比较用功的。但这是在家里学来的。府中的汉文老师是由陈宝琛介绍来的老夫子赵世骏。赵老师是江西人，一直没有做过官，民国以后在国史馆里工作。第一天见到他时，父亲特别关照我们这位老师是陈老师推荐来的，你们要好好地跟他读书。那一天我们都换了全身新的衣服鞋帽，诚惶诚恐地跟着父亲去见老师。只见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已在书房里等着。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分宾主坐下。我们站在父亲的身后。父亲很恭敬地说了一番希望老师对学生严加管教的话。赵老师也客气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等语。接着就开始了拜师典礼。我和我的妹妹依次跪在蓝布棉方垫上向老师叩了三个头。老师则在旁跪还礼，然后就向孔圣人的牌位叩了三个头。老师第一次只把《三字经》的第一页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四句话教我们念了一遍，这算完成了开学典礼。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到任真堂去读书。放学后，每天都要向父亲、母亲、祖母汇报读书的情况，让他们检查学习成绩。我的四书五经、做诗、做文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对我后来，确是受用无穷的。

还要说一下的，就是我向赵老师学习书法的情况。赵老师起初让我们描红模子，然后写仿和跳格，最后则是让我们临帖。一开始是让我临摹欧阳洵的《九成宫》，然后又摹写虞世南的《庙堂碑》，但我不喜欢欧字体，我最喜欢赵老师所写的褚字。但是他不让我去写，可我还是受了褚遂良的很大影响，于是就写成了我现在所写的字体。有人说我写的是这个体，那个体，我说什么也不是。

乘势挥毫异画眉，

标奇哗众候谁欺。

腕头气力刚浑洒，

纸上临摹守破离。

心正自然酣笔韵，

形拘只得趁丰姿。

百川汇海良佳喻，

依样葫芦匪我思。

这是我近年来写的《用笔偶得》七律诗，用以说明我对我自己字体的理解。

赵世骏老师是在抗战前夕于北京逝世的。

六 奇异的红纸包

毓庆宫伴读两年多，经常要陪着大哥溥仪溜溜逛逛。年轻人嘛！坐不惯书房的硬座椅，温习上课一段后，就常到各处闲溜，散散心。皇宫地方大，也有很多平时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来到养心殿西厢佛殿内，忽然发现在佛龛的里面放着一个红纸包。这下子触动了我们的好奇心，就爬上去取下了那个红纸包，只见纸包上面写着：“谁要打开看了，谁就不是我的子孙。”我们知道这是从前的乾隆皇帝祖先留下的字迹，尽管这是告诫我们不要拿出来看，但还是敌不过我们的好奇心情。我俩就一齐跪在地上向佛龛叩了三个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打开了这个红纸包。原来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遗诏。原因是因为当初雍正皇帝在世时为了争夺帝位，曾经残杀过自己的兄弟。乾隆则是为了替雍正遮掩过去的一切，于是就写就了替父亲（雍正）忏悔的字样，并把它放在佛龛里。这是一种从心里向神佛祈祷说的话，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又谁知道在经历120年之后，却让我们哥儿俩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来我曾谈起这桩事情，于是就流传出种种画蛇添足的流言蜚语来。例如康熙曾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之类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雍正登基一事有怀疑而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谎言。说康熙原想把王位传给十四子，是四子胤祯篡改成“于四子”登了基。请想一想“传位”这样的大事怎能不用满文来写诏书呢？而把“十四子”改成“四子”一事，不问而知这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我和溥仪发现龛内的红纸包，就可以明白看出是由于乾隆怀着替父赎罪的心情才来写的，并写上了“子孙不得打开”的字样。

七 滋长了恢复帝业的幻想

在我们兄弟的童年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家天下”的产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已经酝酿着恢复祖宗帝业、复辟大清之类的反动想法。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被推翻，但在“清室优待条件”的护符下，我们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但溥仪仍然做着“关上门作皇帝”的美梦，在醇亲王府的大门里，人们还在留恋过去，不满现实，幻想着将来。例如对“太汗老佛爷”——努尔哈赤怎样以“七副遗甲起家”，康熙怎样亲征准噶尔，乾隆怎样三度“南巡”，同治怎样“中兴”，甚至对西太后的日常生活之类的话题，谈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听者眉飞色舞。说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或袁世凯等话题便会垂头丧气甚至咬牙切齿。我们总觉得清王室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人心思归，清朝不该就这样灭亡了，将来还有好起来的一天，等待着“否极泰来”。

我所受的教育更是一种封建礼教的反动教育。我的家塾老师赵世骏先生，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先生，都以“不食周粟”自命，是以至死不剪发辫为荣的忠于清室的顽固人物。他们善于假孔孟之道，结合帝王将相的反动历史观来颂扬清王朝的统治，同时还利用北洋军阀的黑暗面以攻击辛亥革命，嘲骂孙中山先生及一切新事物。记得我在10岁的时候，赵老师给我讲到《大学》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段时，便联系到“清室逊政”和军阀的混战，慨叹道：“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我就问：“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么？”他沉痛地说：“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使我觉得中国是没有救了，要富强必须靠外国帮助。我的父亲载沣有一次也对我说：“清朝现在是完了，过去英国并吞印度，印度王公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可我们现在怎样呢？”我听了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还不如印度，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后来我陪溥仪在毓庆宫读书，陈宝琛老师在教《御批通鉴辑览》讲到少康的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借外援中兴夏王朝的那一段时，也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诸如此类的熏陶教育，都使我滋长了一种要振兴清室必须借助外援的思想。虽然身处王府之中，却遥想着：将来靠哪个国家来帮助我恢复帝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