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海住了没多久就搭内河轮船经过苏州到常州了。那时候儿上海、南京当中还没通火车，顶快的走法儿是搭小火轮。本轮上头很少搭客的。接着本轮就拖着一只公司船，可以搭单人或是两三个人一家儿的旅客。我们因为人多行李多，所以雇了整个儿的一条民船，拖在公司船后头第三也不第四只船，这么样儿像一条龙似的在内河里那么夫嗤夫嗤的整天整夜地走。那些拖着走的船谁先谁后，大概看半路上谁先到了地点谁在后头可以先甩下来——我记得好像是这么样儿的。我们这回过苏州没停下来到外婆家去，因为行李又多，又有祖父的灵柩得运回家乡预备安葬，所以就一直到了常州。时候是前清光绪辛丑年（西历一九〇一）——日子可惜不记得了，我想是春天。我那时候儿叫名儿十岁，还没到九足岁。在常州这一住下来就住了九年——除了在庞家大寄娘家住过一年，跟上学的日子在南京念了三年的书以外。那么我现在说的在北边过的最早的回忆算是说完了。第二个九年，从回常州起到宣统二年（西历一九一〇）出洋到美国留学，那一段儿的事情我盼望不久再有工夫儿写点儿出来。现在我就把我刚到常州的情形大略说说做个结束。

我们常州的房子在城里中间儿的青果巷，是从我曾祖下来三房一块儿住的一所儿大房子。不算顶外头一排门房儿，有五进房子，五个院子。顶外头是轿厅，是存轿子的——那时候儿连洋车都没有，除了拿脚走只有坐轿子——里头是客厅，两边儿有书房，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再里头一进是前进，是大房住的。然后是中进，本来是给二房住的，我祖父就是行二，可是因为我们一家在北边多年，所以给三房住着。我们回来了就住后进。这几进大厅跟住的三进房子的旁边儿有一条又长又窄又黑的过道儿，差不多两个胳臂一揸开就摸得着两边儿的墙似的。我们每房的人各有各家的厨房，在过道儿的反边儿，就是东边儿。各家也有各家的井。我们住的后进没楼，就是一排平房。顶里头，就是西边儿的一间，有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头一棵独核儿枇杷树。当间儿四间前头有个长院子。隔一道月门又有两间做书房，在那条长过道儿的东边儿。厨房跟下房儿在书房院子的南对面儿。我为什么给这房子说得这么详细呐？因为我在这个家住了这么久，过了多少年还常常儿做梦梦见在那长黑过道儿里跑，或是睡得后进第二间屋子里的床上听外头下雨的声音。我在常州这个家住得其实并不是最长的：我在麻省剑桥的行者街廿七号住了也差不多有在常州那么长——要是刨掉了到苏州跟南京念书的几年的话，最近在加州柏克莱的岩石道一〇五九号住了已经二十年了，更像个家了；可是一个人小时候儿经过的事情住过的地方印在心里头比什么都深。醒的时候儿觉着从前的事情好像远得不得了，可是做起梦来旧地方又活像在眼前了。

我拿回到常州当早年回忆的结束，除了大搬了一次家以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外头说的话变了南边话了，我也学会了说常州话了。以前我只会说北边话，只会用常州音念书。常熟话我倒是学会了，可是大寄爹家不在我们那儿的时候儿我也没机会说，也就生了。到了常州，除了我们的丫头灵儿，过了两年保定的周妈又回到我们这儿来——除了她们两个用人说北边话以外，别的用人都是说常州话的，到处街上铺子里自然都是说的常州话。还有顶要紧的是跟我同辈分的从堂姊姊哥哥们（在青果巷那时候儿，我是我们那一辈的最小的）都得说常州话，所以过了没几个月我就说的一口家乡话，这才起头儿觉着我是个道地的常州人了。那么除了我们这一房刚从北边回来自己跟自己还说北边话以外，跟大房三房的些长辈不说常州话吗？不。我不跟他们说常州话。长辈当中只有三叔公会说北边话，他们那房还有二叔老要跟我学着说北边话，可是学不好。其余的只会说常州话。我起头儿因为只会说北边话，就跟他们说我的北边话。这样一来弄弄弄惯了，赶我学会了常州话以后，我仍旧跟他们说北边话。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成了这么一个规矩：跟长辈说话的时候儿，我说我的北边话，他们说他们的常州话；跟平辈（除了哥哥、大姊、二姊），跟用人，跟外头人说话我就说常州话，要是跟长辈说常州话，我觉着好像对他们不恭敬似的。

我们在常州住定了下来，就请一位姓张的先生来教我们的书，用外头大客厅东边儿的一间书房。这回自然不难找常州先生了。我的《四书》已经快念完了，最后念的是《中庸》。天天儿还是吃完了饭写大字。我还没“开笔”，可是已经起头儿临帖了，临的是欧字，用的是欧阳询的碑。写完了一张，先生叫我们把日子也写上。我记得起头儿写的是“壬寅新正”，就是说壬寅新年正月，算起来应该是西历一九〇二年的二月。那么我的《早年回忆》就写到这个时候为止。下回再讲常州住了九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