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七月新会陈垣于北平励耘书屋

【目录略】

右三篇四卷廿三章，都七万余言，述全真、大道、太一教在金元时事。系之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靖康之乱，河北黉舍为墟，士流星散，残留者或竟为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别树新义，聚徒训众，非力不食，其始与明季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之伦讲学相类，不属以前道教也。迨儒门收拾不住，遂为道家扳去，然固汴宋遗民也，而录宋遗民者多忽之，岂入元以后有遗民，入金以后非遗民耶，可谓大忘也矣。六十年前，东莞宗人友珊先生撰《长春道教源流》，始稍稍阐明之，今更发箧摊碑，究其本末。三教祖皆北方学者，而能以宽柔为教，与金元二代相终始，殆所谓化胡工毕，于以西升者耶，不然，何其适也。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三教祖之所为，亦先民心力表见之一端耳，故乐得而述之。《元史·释老传》语焉不详，可以此为之注，宋金元史讲义阙者，愿以此为补一章也，其诸君子亦有取于是欤！忆去年余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成，曾以此编要旨语老友高阆仙先生，先生河北大儒，深韪其议，惜余稿未集，而先生已一瞑不视也，悲夫！

全真篇·藏经之刊行第五

汴宋既亡，道经散佚，金明昌间道士孙明道重刊于燕京，是为《金藏》，金亡经复佚，元太宗时全真宋披云等重刊于平阳，是为《元藏》。今分别说明之。

宋南渡后六十二年，为金大定二十八年，始有诏以汴京《道藏》经板移付中都天长观，明昌元年提点观事孙明道始以现存经板，印经一藏，复遣人分采遗经，募工补刻。有赵道真者，愿以板材自任，不二年镂椠具完。凡得遗经千七十四卷，补板者二万一千八百册有畸，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库四区，为楹三十有五，以架计者百有四十。明道乃与诸道侣依三洞四辅，品详科格，商较同异，而铨次之，勒成一藏，都卢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秩六百有二，题曰《大金玄都宝藏》。请应奉翰林文字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魏抟霄为之碑，碑见今《道藏》“不”字号《宫观碑志》。《志》凡一卷，不著撰人，所载多金、元二代碑，清人最录金文者未之见也。白云霁《目录》题为翰林学士陶穀撰，穀五代宋初人，盖误以第一碑撰人为全《志》撰人，睹目朱睹书者遂无由知其中有金、元二代碑也。魏抟霄见《中州集》四，孙明道盖旧派道士，非全真。全真创教之初，固不以前此《道藏》之重也。

金为元灭，经藏复废，长春弟子宋披云始收拾亡佚而重建之，距《金藏》之成，仅五十年耳。《祖庭内传》下《披云真人传》云：“师姓宋，讳德方，字广道，莱州掖城人。年十二，问母曰：‘人有死，可免乎？’母曰：‘汝问神仙刘真人去时长生刘宗师阐教武官，师径往，长生一见，留侍几杖。后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迨长生仙去，事长春宗师于栖霞，儒经道典，罔不涉躐。庚辰春，大元太祖起长春于东海之滨，侍行者一十八人，师其一也。三载还燕，住长春宫，是时众皆勤劳，师独以琴书自娱，有评之于长春者，长春曰：‘汝等勿呶呶，斯人已后扶宗翊教之业，汝等皆不可及。’长春亦尝私谓师：‘汝缘当在西南。’师因语及‘道经泯灭，宜为恢复’，长春曰：‘兹事体大，我则不暇，他日尔当任之。’长春羽化，清和嗣典教事，令师提点教门。癸巳，大丞相胡天禄时行台河东，请主醮事。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师修葺三年，金碧丹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丁酉，复主平阳醮事，因于玄都观思及长春‘藏经大事，我则不暇’之语，私自念云：‘吾师以神化之力，发为前知之妙，凡有言之于先，莫不验之于后，谓缘在西南，我已安而践之矣，何独于藏经而疑焉。’遂与门下讲师通真子秦志安等，谋为锓木流布，丞相胡公闻而悦之，倾白金千两，为创始之费，即授之通真子，令于平阳玄都观总其事，事成之日，故翰林学士李治作碑。从倡始至毕手，靡不备录，读之见其补完亡缺，搜罗遗逸，海内数万里，皆亲历之。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甲辰春，来终南祖庭，应皇子阔端大王醮事，时藏经胜缘，倶已断手，即闲居雪堂，日与耆年宿德，相会谈道。丁未冬十月，示微疾而逝于所居之待鹤亭，春秋六十有五，葬于宫之仙蜕园。所作诗文曰《乐全》前后二集，行于世。戊申冬，门人迁葬于河东永乐镇纯阳宫，至元庚午，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号。”

今终南重阳宫有王利用撰《披云真人道行碑》，高七尺六寸，广三尺五寸，三十行，行六十五字，延祐七年立。内容本《祖庭内传》，而凡涉刻经事，均删略，或以他词易之，盖撰于焚毁道经之后，有所讳也。故吾今不引《碑》而引《传》。《传》言有翰林李治撰碑，未见，今《道藏》末《阙经目录》，附载至元十二年《道藏尊经历代纲目》刻石，不著撰人，未知即李撰否。王利用《碑》首句云：“三灯传一灯，光明不得不大；一灯续三灯，气焰不得不弘。”谓披云先后亲炙长生、玉阳、长春三子也。太原西山二石洞，甚为今人所注意，然洞是披云发见，非披云开凿。披云之功仍在重刊《道藏》，其共事可考者以秦志安、李志全为最著，今洞中犹有二人石刻也。

《遗山集》三一《通真子墓碣》云：“通真子讳志安，字彦容，陵川秦氏。大父讳事轲，通经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父讳略，字简夫，以诗为专门之学，自号西溪道人，当代文士极称之。生二子，通真其长也。蚤岁趣尚高雅，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实，于二家之学有所疑，质诸禅子，久之厌其推堕滉漾中而无可征诘也，去从道士游。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篆，且求《道藏》书纵观之。披云为言：‘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锓木宣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谨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书平阳玄都以总之，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仍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附焉。起丁酉，尽甲辰，中间奉被朝旨，借力贵近，牵合补缀，百万并进，卒至于能事颖脱，真风遐布，而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时矣。通真子记诵该洽，篇什敏捷，乐于提诲，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雠，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宝藏既成之五月，为徒众言：‘宝藏成坏，夙关幽显，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今大缘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蜕形于所居之樗栎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实等奉其衣冠宁神于天坛之麓，披云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识通真子之大父，闲居崧山，与西溪翁为诗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与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乃为作铭。”

秦略见《中州集》七。通真子不独与遗山为世契，李俊民亦数与秦彦容唱和，见《庄靖集》。彦容寄诗有“先生高见真吾师，速营菟裘犹恨迟，窗明炕暖十笏地，松风萧萧和陶诗。山野已寻云外路，直入天坛最深处，踏开李愿旧游踪，请君自草《盘谷序》”之句，盖未入道时作。《庄靖集》十又有《书道藏经后》，疑与秦之重刊《道藏》有关，因李与秦同是遗民，虽未出家，而与道众往还甚密也。《元藏》目录余未见，今《道藏阙经目录》末数种为《修真文苑》、《烟霞录》、《绎仙传》、《婺仙传》，而《通真子墓碣》言通真子补藏完成，仍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以此知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其次第同也。《金莲正宗记》，秦编，《修真文苑》，李志全编，李与秦同校《元藏》，故皆以己作附藏末。藏创始于丁酉，为元太宗九年，讫工于甲辰，为乃马真后称制三年，前后凡八载，而秦即以甲辰卒，盖先卒于披云者三年。济源县有李蔚撰《讲师李志全墓志》，亦见《仙源录》八，言：“宋披云以道书焚于劫火，奉朝旨收拾散乱，李为校雠，始终十年，朝夕不倦，中统二年卒，年七十一。”李盖后卒于披云者十四年也。

或问全真家何以刊行《道藏》，第一全真崛起，本不属以前道教；第二全真重在修养，何用多书？曰：全真家之刊行《道藏》，将以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何谓承道家统绪？汴京既覆，人鉴林灵素辈之误国，对道家渐失信仰，王重阳崛起而改革之，河北景从，本无藉乎传统也。经历数世，乃始觉无征不信，欲引古人为重，于是全真传自钟、吕及五祖之说出焉，五祖谓东华子、钟离权、吕纯阳、刘海蟾、王重阳也。据王粹《七真赞》，七真本为重阳及马、谭、刘、丘、王、郝六子，至是以重阳为五祖之一，乃增孙不二为七真，《金莲正宗记》倡之，前此所未闻，此信道不笃之过也，《长春道教源流》辟之，是矣。然全真既刊行《道藏》，隐然与从前道教相接，全真初兴，其势不能自成一藏，今全真诸集，得附《道藏》以传，此其利也。然其后卒受焚经之累，王利用撰《披云碑记》，且讳刊藏事而不敢言，此披云所不及料也，详《焚经》章。何谓留读书种子？全真家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庶斋老学丛读》卷中，言：“元兵南下时，叠山谢先生率众勤王，溃散而遁，兵至上饶，拘谢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妇今日当死，不合教子读书，是以有今日，若不知书，不知礼义，不识三纲五常，那得许多事，老妇愿得早死。’”呜呼！此书不可读之说也。《道藏》虽不讲“三纲五常”，而包涵中国固有杂学，如儒墨名法史传地志医药术数之属无不备，固蔚然一大丛书也。能寝馈于斯，虽伏处山谷，十世不仕，读书种子，不至于绝，则全真家刊行《道藏》之意义大矣。

官府之猜疑第九

《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后世律文多因之，故欲于专制之时，创一教，立一说，以移易天下者，恒有左道惑众之嫌，言殊见疑，行殊得辟，由来久矣。倘统治者为非类，其猜忌尤甚，不知全真诸教何以能崛兴于完颜之代也。且金人既据河北，中国民情不服，乱言伏诛之事，史不绝书。兹将《金史·世宗纪》三十年间所书，钩稽如下，书必有其事，有事未必书也。

大定三年二月，赵景元等以乱言伏诛。

又东京僧法通以妖术乱众，都统府讨平之。

九年六月，冀州张和等反伏诛。

十一年四月，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

右见卷六

大定十二年三月，北京曹贵等谋反伏诛。

九月，鄘州李方等谋反伏诛。

十一月，同州民屈立等谋反伏诛。

十二月，冀州王琼等谋反伏诛。

十三年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八年三月，献州人殷小二等谋反伏诛。

十九年七月，密州民许通等谋反伏诛。

八月，济南民刘溪忠谋反伏诛。

右见卷七

大定廿一年三月，辽州民宋忠等乱言伏诛。

闰三月，恩州民邹明等乱言伏诛。

廿三年三月，潞州涉县人陈圆乱言伏诛。

八月，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叛伏诛。

右见卷八

凡此所钩，皆平民也，官吏不与；皆汉人也，非汉人不与。金世宗号称小尧舜，固为史官谀词，然其时金据中原已五六十年矣，诸人岂有爱于宋乎，爱中国耳！平民何独爱国，以金人待遇不平，时感国非其国耳！《金史》八八《石琚传》云：“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事觉伏诛，上问宰臣曰：‘南方尚多反侧，何也？’琚对曰：‘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智究大名府僧，假托抄化，诱惑愚民，潜结奸党，议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会徒峄山，分取东平诸州府。及期向夜，使逆党胡智爱等劫旁近军寨，掠取甲仗，军士击败之。会傅戬、刘宣亦于阳谷、东平上变，皆伏诛，连坐者四百五十余人。”

此一事也，纪书于大定十三年九月，传书于十一年十二月，传言其始，纪言其卒也。所谓南方，指宋故地，大名、东平之属是也。石琚虽以释道并举，然纪中僧人屡见，道士无一，岂道流爱国不若僧人乎，抑老氏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乎。然全真尝被禁断矣，《至元辩伪录》三注，言：“金世宗章庙，禁断其风，使杨尚书就海州杖断丘公八十，世所共闻”云云，此出忌者之口，未可遽信也。《金史》九《章宗纪》：“明昌元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则明著于史矣。不独全真，太一亦尝被禁断，《章宗纪》：“明昌二年十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然则大道恐亦不免，特史有纪有不纪耳！

《遗山集》三五《紫微观记》，言：“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桧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陁缚律之苦。畊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为省便然。故惰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是家何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争夺之际，天以神道设教，以弭勇斗嗜杀者之心耶。抑三纲五常将遂湮灭，颠倒错乱，人与物胥而为一也。”

所谓上之人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绝之，即指明昌禁令。观为东平左副元帅冠氏令赵天锡建以奉其母，记为遗山客冠氏时撰。天锡以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卒，见《元史》一五一本传，与《遗山集》二九《赵侯神道碑》同。而记言“观以乙巳九月落成，请予为记”，乙巳，天锡卒后五年矣。李恢垣《广元遗山年谱》下谓乙巳为误，是也，然谓当为乙未之讹，则无所依据。《佛祖通载》卅一载此记，作癸巳九月，当得其实。盖落成于癸巳，而撰记于遗山客冠氏后，时在元太宗八九年丙申丁酉之间也。《通载》乃系此记于宋嘉泰四年甲子，时遗山才十五耳，记明言作于“贞祐丧乱之后”，嘉泰先于贞祐者垂十年，何以谬误至此，后阅《辍耕录》三十，其误亦同，始知所据者为《全真纪实》，皆未之考耳。《通载》之载此，本欲以倾全真，而不知适足以见全真之不可复动也。

盩厓有姚牧庵撰《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高五尺五寸，广三尺余，二十八行，行四十九字，完整无阙。《汧阳述古编》下及《金石萃编未刻稿》一，已录全文，吾尝见拓本，其言全真之力大于三军，故敢为上之抗，可与遗山之言相参证。曰：“全真之名，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实倡之金正隆大定间，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而县官惧其摇世，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势如风火，愈扑愈炽，独何自而然哉？亦尝思之，群斯人之难也，未若涣之，而人不小有创焉，又群之之难也。今夫帅三军之众者，操斧钺之威，悬爵赏之欲，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脱有崩挫，众气一归，辄鸟散而不能军。是威能必民之惧，不能得其欢心，欲能斗民之贪，不能得其死力也，况无二者乎。以贵则一夫，以富无尺田，非明识高世，强力出物，能鼓舞其下者，不若是敢为上之抗，而曰凡民能之乎！然犹未及夫生人之功也。一传而为长春，函夏阳九，适遭其时，哀斯民将膏砧锧，大辟玄门，为趋生之涂，实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於戏！事不要其终，徒始之究者，殆不得而见天之所以昌斯教者，其用以就斯乎。宜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星罗缠分于我有元之坤舆也。”牧庵言全真之势似火，愈扑愈炽，吾言全真实似水，水至柔弱，故天下莫比其坚强也。此碑为四库本《牧庵集》所未收，辑佚者当注意，然《仙源录》载姚撰王处一、高道宽两道行碑，《牧庵集》亦未收也。

《元文类》廿二有元贞元年姚撰《长春宫碑铭》，则见今《牧庵集》矣。曰：“长春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残，首鼠未平，鼎鱼方急，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匹夫一言，乡人信之，赴讼其门，听直其家，为有司者犹罪以豪杰以武自断，而涣其群，以二三巨万之人，散处九州，统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岂屈子所谓名不可以虚作者耶。”其言似谓全真之势，宜为有司所忌，而帝竟不疑之，则有未尽然者。元初两次焚毁《道藏》，戊午之役，勒令道士落发者十七人，不可谓非大辱僇，下章详之。《元史》一五三《石天麟传》，言：“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素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将置之极刑，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后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有禁令也。’事遂寝。”西京今大同，道院藏故君遗像且有罪，猜疑极矣，幸天麟识大体，不然，将兴大狱，道流尚有噍类耶。又《元史》一四九《郭侃传》：“至元四年徙高唐令，五年邑人吴乞儿，道士胡王反，讨平之。”然则元初道士未必皆顺民也，其受猜忌固宜。

大道篇·九祖十一祖叠出之稽疑第四

禅宗洞上有叠出五代删削五代之争，已详拙著《清初僧诤记》。而道家之大道教，亦有叠出三代之事，此教史难题也。大道教第九祖为张清志，吴、虞、宋三家记载无异词，然《程雪楼集》十七有《郑真人碑》，述大道教祖师，八祖以前与各家同，而称赵真人为第九祖，某真人为第十祖，郑为十一祖，郑之后乃为普济大师张君，此可疑者一也。郑既为十一祖矣，而《道园录》廿二又有《大道教十一祖张真人制》，此可疑者二也。第二疑易解，第一疑则颇费钩稽矣。

《郑真人碑》曰：“犹龙氏之宝三，曰慈俭不争，今之所谓大道者，其守慈俭不争之宝者与。大道之流，予不能探其源，其见于纪述者已十世，其十一世之祖曰郑君名进元，以宋咸淳三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永嘉，家本儒也，幼值乱离，至于辉州，悟真大师党君器其颖异，留使之学，遂通孔老二氏言，时年十三矣。明年，大道第七祖李真人祠岳过辉，一见许为道器，且谓党曰，吾二人皆弗及见，后一纪当至堂下也，党亦不谕。既而李、党二师倶逝，至元庚寅，君从卫辉道录贾师来燕，抵天宝，居堂下，适十二年，第八祖岳真人异之，授以戒牒道名，留之不可。贾师逝，君丧之如所生，进嗣其职，第九祖赵真人，于君弥属意，而早逝。大德六年，第十祖某真人，召之者三，至则以为都提举，付以祖师经笔琴剑，为词一篇授之，师再辞不获，遂嗣焉。十祖逝，丧之如贾师而加毁，益昌平之阡，为地七十亩，树而周垣之。碑第五祖太玄真人之功于龙山，又创众真堂于天宝，以祠传教诸师，买园亩百余于故都之东，种柳于宫阴古河之塽，岁用以裕。八年有旨命君设金篆大斋于天宝宫，明年又命设大斋于玉虚宫，又明的再命设于天宝。一日召左右告语，若将留训者，弟子咸以谓年方强，岂遽如许。十二月命召普济大师张君于秦中，明年四月，当朝上京，未至疾作，谓侍者曰：‘归期至矣，普济当嗣。’遂以五月朔，终于龙山，弟子奉封于五祖之兆之左，其勤者又封衣冠于初祖之兆之右，又封于辉，盖以君所自也。”

雪楼与草庐同岁，而先卒十余年，郑卒于大德末，此碑亦当先吴碑十余年。惟吴碑模刻者广，今存者许州碑外，尚有涿州碑，见《寰宇访碑录》十二，又有《道园录》诸文数数称道之，故吴碑之名独著。吾人先入为主，以张清志继八祖岳为九祖乃当然，而不虞其有异词也。

《大道教十一祖张真人制》曰：“朕慨观古昔，有怀大道之淳，历考圣神，悉尚至诚之本，缘名而设教，论世以嗣宗，其说之兴，于今兹久。张某渊乎授受，远有师承，结宇丹台，仍载皇人之笔；奉祠黄石，盖由老父之书。惟神物之犹存，乃嘉名之是锡，率由其旧，眷渥维新。噫，与天下而为公，朕用敷于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尔毋 于真风。”制不注作于何年，然在《道园录》制诰类末，《封张真君制》之后。张真君者，正一派宗师张留孙，至治元年卒，天历元年赠真君，则此制宜亦在天历。然泰定时张清志已称九祖，何以天历时又称十一祖，据制文当为嗣教未久时语，据吴碑清志进号在仁庙时，则此制当作于延祐，在程碑之后，吴碑之前。其称十一祖者，一为二之讹耳。以张继郑，固当称十二祖，此疑之易解者也。

然何以其后又称九祖，史料脱落，不易钩稽，吾为此事，研攻者凡三昼夜，至第四日拂晓，始全部解决，仍以吴、虞二碑解释之，殊可纪也。吴撰《天宝碑》曰：“岳师死，清志还丧之，丧毕潜遁，复归华山旧隐。而天宝宫二赵一郑，摄掌教事，五年之间，相继殒灭，郑临终语其徒曰：‘天降凶灾，死亡荐臻，得非教条有违逆与。吾闻张清志躬受岳师嘱咐，盖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豸乎。’于是宫之徒众寻访清志，得之于华山岩谷，既至，众皆悦服。乃谕徒众曰：‘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尽废之。’众曰：‘诺。’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息除”云云。

细研此文，则清志曾有延陵季子之行者也。以此文释程碑，与当日情事适合，程碑之普济，盖即清志，八祖岳大德三年卒，清志当嗣，遁而之华山旧隐，二赵一郑，摄掌教事。二赵者，一即程碑所谓第九祖赵真人，二即程碑所谓第十祖某真人也，程碑某字，可以吴碑补之，一郑者即郑进元也。郑既称十一祖，继郑之张清志，何以复称九祖，则以二赵一郑，五年之间，相继殒灭，而终致位于张，是摄也，闰也，非正也。此疑之不易解而终可解者也。

虞撰岳碑亦曾露其意矣，曰：“今第九传掌教真人张清志，制行坚峻，尝掌教矣，厌谒请逢迎之烦，逃去之，久无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实，遣使寻访，给驿致之。既见度不可辞，即舍所赐传，徒步入京师，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曰逃去，曰久无克充其任者，即指摄政时事。吴碑言宫之徒寻访清志，此言朝廷遣使寻访清志，实一事，无冲突。且由此可见大道教至有元中叶，亦盛极而衰，与前卷全真教相似。如吴碑所说，教门竟可听讼，设刑具，如有司，即此一端，已失创教本旨。教起于国亡以后，遗民自相保聚，有争端听教长调解，不肯赴有司，此美俗也。因仍数世，教长乃俨如官长，坐堂皇，逞威福，此张清志所痛疾而不屑为，故遁而归旧隐者也。及被迫嗣位，犹不肯乘驿骑，步行而前，虽似矫情，实以励俗。既至京，即首也废除刑具，为急务，深居简出，不与贵人达官相见，一洗时下真人之习，恢复山中遗逸之风，宜乎国史院阍人不相识也。

重印后记

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一九二三、二四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而前此所搜金元二代道教碑文，正可供此文利用，一展卷而材料略备矣。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此书刊行后，不久即告罄，今因研究宋金元史者之需要，特重印以请教国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 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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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先收入《辅仁大学丛书》（1941年），建国后，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先后出版。此采用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