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革命军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绝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1]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2]？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联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3]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4]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5]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6]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中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7]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8]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9]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10]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11]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12]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绝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13]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4]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15]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6]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7]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绝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18]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19]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东在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21]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22]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23]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24]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至于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25]
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像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2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28]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29]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 ‘民’中，而在 ‘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30]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31]
毛泽东1920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绝不一致的；从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绝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12月25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道，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32]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33]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34]
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道路”。[35]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绝不做其中的一员。[36]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37]在一场随着开展的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38]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39]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1920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同胞的时候，[40]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41]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12月1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42]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1921年1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43]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44]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1923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1921年8月写的。[45]
这篇文字，正如1917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 ‘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12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年12月，即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46]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1922年3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47]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年夏，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48]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1923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49]
1923年7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51]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年7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的成员）[52]。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立“调查科”[53]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54]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1926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55]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1925—1927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别，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在1926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年接近岁末之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56]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57]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作的分析的。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58]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与毛泽东在1926年1月和2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59]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们。[60]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定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61]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62]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63]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64]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做出选择。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亿人中的3.95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万。[65]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66]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67]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68]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69]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70]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71]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2]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73]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74]总之，后来在1927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22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20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18岁时当过兵。1925—1927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量要，但也不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辨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定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75]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1927年开始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76]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60 %的精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77]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1927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78]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30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至于干涸。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第3和第10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1929 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79]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致革命的胜利。于是，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8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81]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1930年初，当他开始制定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做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共产国际1930年6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7月23日，因为这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82]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83]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84]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声称，虽然1929年4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85]
1930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1945年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1930年初毛泽东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1930年10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月7日，毛泽东的队伍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出现。”毛泽东1930年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环境中，绝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86]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想听到的意见，因而1930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87]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88]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89]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1930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9月长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1928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90]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91]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92]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1938年，他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泽东著。[93]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 ‘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 ‘以十当一’，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94]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情报的结果。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员。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95]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在1927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1936—1938年写有关军事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96]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97]
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98]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1927年起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99]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联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绝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100]
以后整整20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这个运动具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40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夙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解的呢？
1931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与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1931年9月25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101]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20年代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像。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年4月，继日本在同年1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102]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103]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月1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12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之外。[104]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105]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年12 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107]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月12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2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108]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109]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年的出现。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
尽管毛泽东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110]
当然，在中国，1949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2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1937年讲过一门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111]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论》是他所作。[112]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的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方则常显得很粗糙。[113]
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开始含蓄地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卷了。[114]
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那两篇文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首先要说的是，相当于《实践论》和《矛盾论》那一部分讲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显然更有独到之处，也更引人兴趣。此外，尽管毛泽东在1936—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苏联著作的译文常常相当详细地论述认识论，并且常常（像《实践论》那样）是在马克思哲学通论中相对接近结束之处出现，而毛泽东给予矛盾的这个主题以显著的地位，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资料中都无类似情况。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部分论及对立的统一与斗争，否定之否定和有关题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放在最后，从而使得它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很自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这些特点的第一条，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辩证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条则很可能被认作优点。接下去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简略讨论，将首先论述的这两点中的一点，然后再论述另一点。
大连版的《辩证唯物论》共计110页，而他讲演提纲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竟占53页，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到毛泽东重视矛盾的一点启发。相当紧密地与《矛盾论》相符合的这一章的这个部分（从第64页开始），大约有2.5万字，而《毛泽东选集》内的文本约为2.2万字。尽管两种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处却足够接近，可以彻底地解决由阿瑟·科恩和别人提出的这种说法：毛泽东不可能在1937年写出这样充实的著作。[115]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讲演的这一部分比以前各节好得多。从本质上说，我以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在这里毛泽东只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1950年赞扬过《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50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116]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1964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117]毛泽东在1937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25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18]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119]
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120]在1957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21]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122]
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123]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124]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1937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25]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会在20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126]这段话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127]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128]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1938年10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1937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30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年对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129]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1936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些。从1935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在毛泽东于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1938年以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1938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1945年所说），[130]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关于中国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31]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132]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133]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134]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继承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135]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136]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137]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138]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139]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140]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20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141]
其次，像他从1926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142]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19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1905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3/4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1919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143]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144]
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1952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145]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做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46]而在1949年6月，在胜利的前夕，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147]
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1923—1927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148]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1917—1921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30年代末期，共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1935年12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要，并且在1936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149]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线，它却绝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报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150]很明显，如果国民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1938年10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1926年5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于明显地要削弱1926—1927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为奇了。[151]
一年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辞效果的词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的[153]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1927—1936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154]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155]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56]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157]“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是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没有正确的了解。[158]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1942—1943年最后地确立了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的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年12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1938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后才发表。
1942年12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年4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年4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159]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1942—1943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160]可是，事实仍然是，从1943年以后，特别是从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161]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1932—1934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1935年到1943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节里，我提到过1943年6月1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2]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在农村15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40年代初，这一经验教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1942年12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63]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164]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1943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165]列在第二项（紧接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1943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166]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grate”，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40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67]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168]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169]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言，反映了对40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际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70]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 年3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71]由此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年只有“照抄苏联”，[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 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3]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的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的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 * *
[1]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4]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5]《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7—18页。黎锦熙曾在长沙的师范学校任教师，后旅居北京。（关于黎锦熙的简历，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8页。）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讲德智体的今之教育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毛泽东一定读过严复翻译的斯宾塞著作。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7]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8]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10]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11]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页。
[12]《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0页。
[13]同上书，第20页。
[14]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页。
[1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1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17]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18]《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19]同上书，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20]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卷第57—69页见到。
[21]《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22]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23]《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24]《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25]《毛泽东集》第1卷，第53—54页。当然，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47—48页。）1978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页。
[26]《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27]同上书，第65页。
[28]关于到工厂去，见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页。关于呼吁团结，见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第1期，第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泽东：《畏德如虎的法兰》，《湘江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页。乔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为书名发表了《湘江评论》现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译文。以上几篇文章可见于《湘江思潮》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我要感谢曼蒂奇先生，他送给我这几篇文章的中文复印材料一份。这几篇文章现已全部编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
[29]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发表在《法学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30]《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31]同上书，第242页。
[32]《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33]《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261—262页。
[34]《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35]《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36]《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5—277页。
[37]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3—172页。
[38]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39]《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40]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41]《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42]《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页。
[43]《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44]同上书，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4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47]因此，马林在对伊罗生说他只凭个人威信，“手头没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建议时说了谎。[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页。]这点的主要事实已由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合适地概述，又见道夫·宾发表在《中国季刊》第54期上的对刊载在《中国季刊》第53期上评论他的文章的意见的答复。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宾的见解，他的见解也得到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赞同。一方面，见v.i.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80—344页，特别是第289—293页。关于中国史学界最近在这方面的论述，见萧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页，特别是第58页。
[48]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49]《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50]《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页。
[51]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2、222—223页。
[52]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53]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54]《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55]《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56]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57]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58]《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59]《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60]《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6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62]我已在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较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关系的分析，该文载于《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227—239页。
[63]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64]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 [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6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的数字相同。
[6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67]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68]《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69]《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70]《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72]《毛泽东集》第1卷，第109—111页。
[73]《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3—149页。
[74]《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55—257页。
[75]《毛泽东集》第9卷，第27—28页。
[76]关于日期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11—24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页。
[77]《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页。
[78]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译者
[79]关于1928年11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59页。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37—45页。
[8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45—46页。（着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8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6页。
[82]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45—388页。30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月23日指示》。
[83]《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8—119页。
[84]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9—373页。
[85]《毛泽东集》第2卷，第139页。
[86]关于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文章，见林蕴晖：《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59页；田园：《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71页；和凌宇：《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80页。1930 年10月7日决议被瞿秋白在上海《实话》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4页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关于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见《给湘东特委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157—158页。
[87]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页。
[8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826页。
[89]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页。
[9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页。
[91]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页。
[92]遵义会议在本书第4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93]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不是对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者不是毛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9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毛泽东集》第5卷，第152页。
[95]《孙子兵法·虚实篇》，第13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人就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译者
[96]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4页。
[97]《毛泽东集》第2卷，第36—37页。
[98]同上书，第130页。
[99]《毛泽东集》第6卷，第98—99、284—285页。
[100]《毛泽东集》第1卷，第237—238页。
[101]《毛泽东集》第3卷，第14页。
[102]《苏维埃中国》第91—94页；《毛泽东集》第3卷，第183—185页。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363—367页。
[10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162页。在《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第26—28页）一样，毛泽东在1935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10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257—258页。
[106]见1936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97页。
[10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87—90页。
[108]同上书，第95—97页。
[109]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11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二章第七至十节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泽东集》第6卷，第265—305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187—280页。关于《矛盾论》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期（1980 年12月），第641—668页。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译的《矛盾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111]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学》。第二，当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部分转载于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页和各处。
[112]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并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194—195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年》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页]；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页。
[114]见《中国哲学》第1期第1—44页刊载的资料，有毛泽东在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的读书笔记，毛泽东在1938年初给艾思奇谈论这部著作某一点的信，以及一篇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本和《毛泽东选集》内两论文本的变异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毛泽东一定读过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学大纲》（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泽东从中抄袭许多节段；和《大众哲学》，一读者在《抗战大学》（第8期，第187页）表示出一种把它与毛泽东的讲课混为一谈的倾向。
[115]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14—28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著者和这部著作的1946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事实。最近已从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第66—86页。特别是第66—72页）。
[116]《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117]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第60—64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297—299、310、323—326等页。
[11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
[119]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第60—64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年大连版的前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79页。又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学》第1期，第29页。
[120]《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12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122]《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页。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95页。
[124]《辩证唯物论》，第93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在这一段中，有若干变异，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年毛泽东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25]《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126]《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127]《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128]《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129]原载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13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页。
[131]《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13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259页。
[133]《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134]《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135]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137]《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13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1页。
[139]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140]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14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
[14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143]《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页。
[144]《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集》中被除去）。
[145]《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14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页。
[14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5页。
[14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4—105页。
[149]《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15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151]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新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3]《〈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154]《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155]《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156]《〈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2页。
[157]《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8]《〈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159]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 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160]《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161]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162]《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164]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165]《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166]同上书，第265、273页。
[167]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168]《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17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17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