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至1928年之间，通常称为“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观点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来看，需要对军阀的穷兵黩武进行研究；从中央的观点来看，要求对北京政府的维宪与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评价军阀统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各省的军阀及其统治
简单地说，“军阀”是指挥一支私人的军队，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范围的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的人。在中文意义上，“军阀”是个不光彩的贬义词，意指没有什么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枪杆子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者。有人认为，在当时握有兵权的品流混杂人物中，称之为“地方军阀”，实在是高抬了这些人的用语。另一些人认为，就其强暴和侵夺国家官员权力而言，用军阀一语的含义是恰当的。不管怎样，对“军阀是以其行使某种权力，而不是以其目标来识别的”[1]。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的地位，“督军”一词被用作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品流混杂的人物，其个人品格和所实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多例外。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三年间，一时的风云人物都是原来清军的高级将领，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会准则。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章所述，曾是一位遍及各地的军人派系首领，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过陆军总长；袁氏死时，出任国务总理。[2]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有些方面类似段氏。冯氏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使用政治伎俩迫使宣统退位，自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运筹操作中，冯氏率兵给袁世凯帮了大忙。从1913年起，冯氏出任江苏都督；1916年袁氏死后，黎元洪正位总统，冯氏当选为副总统，但仍在南京督军的位子上。尽管冯氏缺像段祺瑞那样网罗部属和激励以忠诚的才能，但其具有广泛联络，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出，是段祺瑞政治上的对手。[3]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忠心耿耿的为清室效力，并从皇帝那里得到殊荣。此人在民国后，仍令所部蓄发留辫，以示其作为效忠清廷的标志，并认为其个人与清室废帝的命运休戚与共。外国人称此人为“辫帅”。1917年，辫帅曾使清帝一度短暂复辟。[4]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代军阀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很多人是出身寒微。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由于勤奋好学，幸运地和一位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冯氏富于练兵的才能，得以在森严的军旅等级制中步步高升。冯氏把中国的传统知识和近代西方的知识，混合起来进行自学；部分因为其自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部分因为信奉基督教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遂于1914年受洗为基督教徒。在冯氏一生的鼎盛时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遐迩；其部队是出名演唱激昂的耶教赞美诗来代替进行曲的军歌。冯氏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道德的作用，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在其辖区范围内，带来了和平和社会秩序，并力求以其个人的品德垂范示人。[5]
张宗昌（1881—1932年）出身微贱，野心使其成为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以前，曾犯轻罪，当过土匪。其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和改良主义相对立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军务督办时，把该省所能得到的财富都搜刮到手。张氏的军队以擅长“开瓜”而闻名。所谓“开瓜”，就是敢于鲁莽冲撞这位“狗肉将军”的人，其头颅将被劈开。[6]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陈氏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中考中秀才，但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维新报纸，并任广东省咨议局很活跃的议员。辛亥革命期间，陈氏组织一支军队，攻占了惠州，开始其军旅生涯。陈氏后来统治广东时，曾试图着手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与教育改革。但与孙逸仙的事业相比，陈氏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其在广东的统治。1922年，陈氏与革命家分道扬镳，最后为孙逸仙的党人赶出广东。[7]
李宗仁（1891—1969年）1891年生于广西临桂，实用主义似乎为其特点，是广西的领袖之一。李氏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进广西陆军速成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广西有一打以上的军事割据，各自拥有军队，控制数县。各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发生混战。李氏和两个信得过的朋友加入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底，李宗仁等三人控制了广西全省，同年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行开明而有实效的政策治理广西，颇获国人称誉。[8]
“学者军阀”吴佩孚，是一个变成军阀的儒家学者，饱受传统的教育，于1896年考中秀才。一直到死，吴氏始终是一位明确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佩孚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两年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该镇自1906年起即由曹锟任统制。曹氏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一批军官之一。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曹锟一吴佩孚与其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来推行袁氏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氏任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很有权势的职位。吴佩孚所以能分享督军的权势，不仅是因其为曹氏的忠诚副手，而且还因其为一颇有才能又颇有主见的将领。吴氏虽从未否认过曹锟的领导，但其实际居于直系军事的领袖地位，是得到普遍认可的。[9]
在数百个军阀中，现在还只有少数被研究；余下的一些，对其价值观、政治倾向或个性，可望将获得研究。总之，这些作为军阀的人，都统率有一支私人军队，并且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的地盘。
军阀部队
说军阀是有“私人的军队”并不确切，因为军阀的军队在建制上是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之有可能为其他指挥官所完整的接管。这些军队并不因对“私人的忠诚”永不得解脱，而承担单一对个人的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政治利益的驱使时，即使是司令官最亲密的支持者，届时也可能背弃而去。尽管如此，由于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私人军队”的用语，还是十分恰当的。第一，只有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才能决定对部队的调遣，而其上级是调遣不了的。一个司令官若是忠于上司的命令，将部队带至指定的地方驻防，此人即不是一个军阀；由个人决定其所属部队行止的司令官，则是一个军阀。这个界说虽不十分明确，但用以区别两者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由司令官独立使用，由其个人任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其上司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这支军队即为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司令官与其重要的军官之间，将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置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之上时，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是存在的；就军事的组织来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在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最少分裂的组织。但是，在面临与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时，脆弱的政权机构及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在有可疑之处的情况下，军阀们为谋求其在军中的权威，只有借助中国社会长期传统崇拜的各种私人关系。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生忠诚和相互帮助的关系。一旦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此一人可以成为彼一人的“受业门生”或“夫子”，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的关系中，以家族纽带关系最为强而有力；因此，军阀们有时派遣其亲族成员到重要的职位上。婚姻关系虽然稍弱于亲族关系，但也常被利用。军阀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在两者间建立起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同在一个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会在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正如同乡就具备了特殊交往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如此的私人关系，以谋求下属军官们对其的忠诚；同时，下属军官也仿此与其下级建立类似的关系。有些司令官尽量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至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欲达此目的，则十分不易。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是一大隐患，一个下属军官的叛逃，会带走其党羽及士兵。用这种办法诱使军阀中军官的叛逃，成了军阀冲突中使用的重要策略。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是由应募而来的破产贫苦农民所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用武器装备的人数，从1916年的约50万人，增加到1928年的200万人或更多。[10]有不少人把当兵当成找饭吃的路子，俗称当兵为“吃粮”。另一些则是穷苦没有读过书的人，想从当兵中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及其他条件，还有服役的期限以及薪饷等，实际上执行的远不符合这些规定。大多数军阀所招募的新兵，只要看上去身体能干活的人就可以入伍。当兵是无限期的，视每个士兵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态度而定。有些司令官发现难于给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糕的军队里，有时会用抢掠的方式来发饷。战争也是补充兵源的一种方式；凡得胜一方的军阀，照例将战败一方军阀的部队收编成为自己的军队。被收编的部队，似乎与其在原部队中一样的发挥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的士兵曾在三四支不同军阀部队中效过力，已是屡见不鲜的事。
这些军阀的军队，使中国军队得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极坏名声。中国人把军队看成是集瘟疫、为非作歹、破坏成性、残暴不仁四者的化身。外国记者把中国军队描写成是一群毫无纪律的流氓恶棍群体；中国古代的典籍也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中国军队仅以显示武力解决争端，避免真正实际进行战斗。为了得到一点儿军饷和安全而应募的散漫农民，用以组成新编组的军队。在战斗中，当看到己方与对方显而易见的力量悬殊时，就会迅速撤退，认为这样要比英勇战斗的办法好。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斗，可能会用“银弹”买通对方军官率部来降。此外，军阀们通常也不轻易把部队投入战斗，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失去部队。但军阀之间仍然有过无数次的战争，其中有多次是残酷的遭遇战。一位下台的军阀回忆说，当其还是年轻的军官时，在与对方的战斗进行中，奉派指挥留在后的督战队，开枪射击从前方退却的任何士兵。[11]因为当时的医疗设备极端缺乏，所以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对伤员也没有救护的准备，常是靠军中的朋友，或是中国的志愿者，或教会的医生来搭救伤者。
控制地盘
独立军队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有独立运作的地盘来维持。地盘提供可靠的基地，有税收的收入，有物资的供应，也有兵源的来源。没有对地方权威的司令官，必然是别人管区里的客人。处于一个地区客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处境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军阀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夺取地方的权利，要不然就要接受从属的地位或不利的结盟。占有了地盘，即使是最独霸专横的军阀，也可以因此取得合法性。为此，产生了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官职头衔，各为一特定地区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的根据。统治省城的将军，一般是督军及其后的督办。但在有些情况下，督军或督办也仅只控制该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则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占有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的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省长”而闻名。阎氏之所以有如此的称号，主要不是由于其施政值得效仿，而是由于在此大部分时间内，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的事实。一方面，阎氏提倡社会改革，废除妇女缠足，实行改进妇女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另一方面，阎氏不能消灭省里官僚机构的贪官污吏，其施政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有时也会发生冲突。[12]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设立了一批新式学校，资助80多个学生出国深造，遵循民主的方针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厘定反对军人干预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其当权的省内实行改革，废除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修筑道路和植树，逮捕与处置贪官污吏。陈炯明和冯玉祥俩人，都不能在省内进行持久的施政改革，但其政策仍然反映了进步的倾向，也反映其把握机遇和负责的自觉。相反，1918年至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年至1927年的山东督办张宗昌，两人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是开始；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疑问，还未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督办并行职权，尽管有时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理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政事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督办。
军队在这个时期的地位是突出的；军队的长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行政机关都全部变成军事化了，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有迹象表明，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即1923年时，144个地方行政官员中，有8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有24人是吴佩孚的直属下级，另37人是吴氏部下的参谋人员，还有25人在其他军队中供过职。这些人并不都是上过前线的军官，许多人只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有些人甚至在任行政官员时还兼任军职。[13]
此时，地方行政长官的更换率很高，尤其在不稳定地区更是如此。例如四川——该省在军阀时期，一直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的行政长官平均任期都非常之短。有一个地区，两个行政长官设法才任职满了一年，有22个行政官员任职不足一月。[14]在互相争夺的地区，情况就更为复杂。在1919年，一度有三个对立的行政长官，在广东同一地区各设官署，同时宣称其各有权在该区统治。
军阀的统治破坏了昔日的回避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县和府的行政长官不得在本省任职。而在军阀时期，当地人在本地区出任行政官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知事就是本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1926年之间，18个县知事中，有15个是本省人，有7人来自本县。[15]
税收
军阀为了提高其主要部下权势以及部队供应武器、给养和薪饷，因此，对于获得财源异常关切。各级政府因为战争造成很快的人员变动，也常常形成混乱的局面。许多军阀把其在辖区的权势，看成可能是暂时的过客，所以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以其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来搜刮民脂民膏。
基本的税收来源是田赋，有些军阀就大为提前征收田赋；军阀还可以规定对一些商品实行政府专卖。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垄断政策，对于像阎锡山这样多年维持稳定政权的军阀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把持铁路运营，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货物过境税。一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种纸币，是由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印制的。
出售鸦片可获利极丰，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设立合法的赌场，军阀也可以从收赌捐中得到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捐每月收入可达120万元，而且这是许多官吏在中饱私囊后的款项数字。卖淫与其他色情行业，军阀也加以支持，以抽取花捐。
军阀在规定的数额之外，还以各种方式榨取商人。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购买新的印花，规定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必须贴用；而商人们已经按北京规定，使用了同样的印花。商人们被迫要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和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要以额定税额的75％，提前两三年交纳税款。有的地主被勒令在指定日期交出一笔专款，额度相当于一季地租的收入。[16]有时军阀干脆宣布，限令城市商人必须在数日内交出其所需要的金额。特别在某一军阀将要被敌方赶出某一城市时，在其失去母鸡前，尽可能争取抠出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在1924年撤离杭州时，从杭州商人手中榨取了50万元。当湘军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17]，湖南督军张敬尧迫令长沙商人交出80万元；并警告说，否则，将纵兵劫洗长沙，且扣留商会会长以为人质，最后商人只交出11万元，张敬尧为了要急于逃命，也就只好接受了。
尽管军阀们拼命的横征暴敛，但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连行政事务费也无钱可用。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教师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矛盾的明显原因，是军阀们搜刮来的钱不是用于政府的公共费用，而是进了军阀的大小头目们的腰包；军阀中有许多人积累了巨额财产。此外，每省都要维持一支军队，而军费的开支又是很大。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的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的下降了。[18]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为一体的各派、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为一体的政治派系（见第五章），几乎如出一辙。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组织成为紧密的统一体，则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参加者各自图谋的利益而结成联盟；但私人的交往和恩义的纽带往往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势力较强的派系之中。派系之间的结盟，主要为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横向私人联系，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各派系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如前所述，即用以增加军阀军队内部凝聚力的纽带，为亲族、师生、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同学的关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分析研究了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集团。[19]奉系的内部组织是最简单，也最严密；每个成员实际上如齐锡生所断定的，与其领袖都是这种纽带联系。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包括一大批多种多样关系的军阀，但大多是齐锡生列在松散的一类。然而齐锡生又暗示，各种关系的交叉重叠可以强化这样复杂的关系，而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中地位相近的人结成联盟，显然比奉系为佳。皖系的联系，比直、奉两系要松散一些，因为该系拥有大部兵力的司令官，是以最弱的纽带与其领袖相联系。齐锡生没有分析桂系和直、奉、皖三系的不同，因桂系大部分活动时间限于在一省之内，基本上是广西一省的政治—军事组织。它的三个领袖，非正式地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在其间所表现出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的基础，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关系建立起来的。袁氏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其军队的忠诚和团结，而袁氏党羽也以同样办法对待其部下。在袁世凯活着时，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是从属于对袁氏忠诚的格局；而在其死后，北洋的将领不得不适应新的局面。在谋求适应的数年时间内，每个将领都要从对下述诸方面作出抉择：到底何去何从，是听从谁的领导，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容许自己怎么办，个人的倾向与愿望，如何使个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以及国家的政治形势如何。
我们已经谈到（见第五章）段祺瑞如何逐步建立皖系（段氏是安徽人）和有一个政治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以增强其个人的实力。不在段氏党羽之列的将领，预见到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段氏统一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自然对段氏怀有敌意。此外，段氏把自己手下的人安插到最高的位置上，以致使被冷落的人非常不满。从对段氏的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发，遂出现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集团。这个集团寻求一位具有与段氏才干相当，在政府中又身居高位的北洋将领来领导，此人就是冯国璋。
冯国璋做过北洋军最高一级的指挥官，又身任直隶都督，后又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并成为代总统。对于这些职位，冯氏确认，只有在其党羽对于长江流域的三个省份得到确保控制之时，才可以赴任。对于冯氏为什么要领导一个对段祺瑞怀有敌意的集团，现在还不够清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孙逸仙此时已在南方建立了独立政权。冯、段二人对消灭南方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方针不能一致，冯氏主张谈判，段氏要使用武力。
冯国璋于1918年辞去总统职务，但反对段祺瑞的人仍尊其为领袖。冯氏为直隶人，在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称为直系，因此，他们尊冯氏为领袖。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于图谋建立军事与政治优势，期以由此来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愈加感受皖系集团的威胁。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也渐渐冷淡起来，曹锟终于迫使段氏下野。由于曹锟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起着领导作用，终于成了公认的直系领袖。[20]
奉系的创始人是张作霖，也是出身寒微的军阀之一，生于满洲一个农民家庭，最初应募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队，并编成为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张氏率领与其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下级及同伙，循军队升迁的阶梯逐渐上升。辛亥革命时，张氏支持清政府当局；动乱平定时，遂成为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奉天将军去职时，张氏以其与地方的关系并率其部属，迫使新到任的将军难以立足；1916年4月，终于被承认其为奉天的将军。[21]
张作霖稳固地控制了奉天之后，便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建立威信。1917年，北京以黑龙江督军支持清帝复辟，将其免职；张作霖已经做好军事准备，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并提出其信得过的人为黑省督军。[22]从这时起，黑龙江即由张氏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省，也发生如黑龙江相类似的情况；直到1919年，张作霖才将该省完全置于其部属控制之下。由于张氏对奉、吉、黑三省牢固的控制，三省的丰富物产与地理位置，遂一直成为奉系的基地。后来，张作霖的势力扩展到了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加入了奉系[23]，但其与张氏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将领之间那样牢固。[24]
在此大部分时间里，桂系只在广西一省里活动。李宗仁是桂系首领，但以其为桂系三巨头中居于首位更为恰当。白崇禧和黄绍竑是桂系初期的两个成员，直至黄旭初取代黄绍竑为止。桂系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建立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其目的是在统一极度分裂的广西省。到了1924年，李氏等三人消灭了许多省内的小军阀，但三人之间又面临互相交战或进行合作的抉择；因为三人的出身相似，又发展了互相牢固的关系，所以决定其合作共事。[25]
各军阀内部又产生了派系。直系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锟的一派，又分裂为二。这些派别为了担任的职务，为了控制的地区和财源而争吵不休。奉系内部也存在派别。尤其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时，张作霖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提拔一批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同时又想继续得到旧部属的支持，遂使奉系中产生了“新派”与“老派”的分化。[26]
军阀混战
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至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许多次战争，军阀间是为了争夺对一个行政区或一个地区的控制，如一省或一县而以兵戎相见；其他则是为了争夺跨行政区的地方，或为区域性经济流通网络而战。例如，来自云南、贵州的鸦片，需通过一条可靠的商路运到湘西，然后从这里向北可以运到长江流域，向南可以运到珠江三角洲。而控制湘西军阀的归属与倾向，则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湘西正处在这条商路的位置，因此，这里成为军阀争夺的目标；对长江流域和广东两方面军阀来说，这里都成为必争之地。类似于此的商业网络遍及全国，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27]
各主要派系之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争之所以引起注意，因为这将决定对北京政府的控制；而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某一派系扬言强大到足以制服其他派系的军阀时，便图谋以其为中心，建立真正中央集权制的政权，而其他的军阀便合力对其共击之。因此，直、奉两系于1920年协力赶走北京政府中皖系的权力人物，使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移到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又联合皖系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图谋推翻直系。奉系虽然失败了，但没有被消灭，因其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广大富饶的满洲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出关返回基地，重整旗鼓，卷土重来。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支持者以及南方的势力结盟，第二次与直系交锋，并成功地策动了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倒戈。但直系军阀仍控制华中的数省，于1926年与奉系联合攻打冯玉祥，把冯氏的军队赶到遥远的西北。[28]这样，张作霖就成了北京的主要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国民革命军兴起了，开始进行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所附的地图，表示上述历次战争结束后，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29]
学者们从各派系力量的均势上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国际关系的模式。[30]的确，军阀们为反对可能的统一，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衡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派军阀并不寻求作为终极目标的平衡，而是每个派系都在谋求霸权，直至在未来成功的把其他派系都推到对立面为止。此外，人所共庆知，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即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也是每个军阀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军阀也都承认，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所共贺的，但却希望国家重新统一而不限制其个人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期待由其个人来解决国家的重新统一。不可能领导国家统一的军阀，则希望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都是只看眼前的事物，作极短期的打算，很少考虑到5年或10年之内会是怎样的形势，而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收。
地图9 直皖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0年）
地图10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2年）
地图11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4年）
地图12 1926年初军阀势力分布图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道和研究军阀的著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10、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或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图9和图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3）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和弱的派系隶属关系，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由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时还不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在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虽然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有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所树立的政府，其政治权力是长期计划的。每个军阀的主要目的都是个人的，或以一己为主要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个人权势。派系中的每一人，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的而去作出贡献，都是在为其个人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的。每个派系的领袖只不过有个统一的简单想法，而且其目标的实现将会威胁其敌对者，也同样会威胁到其支持者。因为领袖一旦实现其权力的梦想，将导致对其支持者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作为取得军阀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军阀时期高度不稳定性的原因。
军阀间重要冲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军阀军队的从事战争，是次数更多，规模更大，也更为残酷。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因为吴佩孚所率的一师兵力控制了局势，所以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双方投入的军队数量却更多，伤亡也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从事战争的双方军阀都扩编了军队。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从华北到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满洲边界的数处，都被战火波及，以致战斗持续达两个月之久。1926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交战，两军激烈鏖战达8个月之久，伤亡巨大。
军阀与列强
军阀的混战，导致北京政府的软弱不堪，使中国更易于遭受外国的政治压迫与军事侵略。但与此同时，国内普遍的骚乱不安，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来中国开发投资。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人的财产和生命遭到损害。例如，在1917—1924年间，单在一个领事区内，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其商号遭到抢劫，约损失40万元。[31]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也压制了外国人在华的贸易伙伴，造成通货贬值和无担保纸币进入流通。军队对铁路设施的破坏，有时竟占用，使之铁路的管理趋于恶化。
外国人以严厉的谴责和停止贸易，来对待此种混乱与破坏的局面。外国政府的代表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但软弱的北京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列强于是就具体的问题，与地方的军事首领进行交涉。例如，在1924年，苏俄就中东路的地位与管理，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后，而苏俄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中东路是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32]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取得保护和与地方当局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这种做法，很可能还有更多。
外国对中国所抱怨的混乱，实际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的兵痞在中国内战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英国人在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数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于此的外国冒险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军队中发现。而更为重要的，1919年多数列强曾签订协议，对中国禁运武器。外国人不顾这个协议，竟输入军火武器，以满足军阀们对枪械无穷无尽的需要。外国军火商不考虑政治后果，以为这是完全公正的交易，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售给军火武器。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幕后，有选择地支持某一军阀；在整个军阀时期，日本明显的与中国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合作，签订财政债务协议。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氏1.5亿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段氏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段祺瑞政府还和日本政府缔结军事协定，由日本政府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作战。但是这支军队从没有开到欧洲，只是用于扩展段氏的军事力量。在日本政府给予段祺瑞以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进行许多冒险事业，以与中国企业家联合的形式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务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从日俄战争起，即在该地区据有得势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采取积极的干预，想着务必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的决定，不得忽视日本的利益。由于皖系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的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在这次打败皖系中作出了贡献，遂使之张氏成了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得以控制着满洲和战后分赃得到的内蒙。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决定，使之成为此后张作霖生涯中日张关系的指导方针，即在满洲的发展和建设中，日本将牢固地对该地区的控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日本对张氏谋求问鼎中央政府的野心，则不予帮助；意在张氏即在满洲，致力于维护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不要卷进可能导致的战争和混乱中去，以致威胁日本的利益。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去违反武器禁运条例，而是帮助张氏建立一个兵工厂，由中国人自己来制造武器。日本人以下述暗示性语言，表达其对于向张作霖提供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据情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之考虑，但其重要者，在于所用经济贷款之方式，尤以采取于联合企业投资之形式，得以避免列强之怀疑与中央政府之猜忌。如张作霖氏亦有意于更加推进中日合作之实体，均将尽力关于土地之租借，矿山及森林之经营，以及其他此类有望发展之事业。如张氏愿尽一切努力，贯彻共存共荣之原则，并制定已存与将建立之中日合资经营公司，共同管理之方法。如是，则东三省之财源，即可遽然而兴盛之矣。[33]
但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并不稳定。张氏继续卷入逐鹿中原的事务，置日本望其驻留满洲于不顾，三次投入在华北的战争。张氏不甘于为日本的傀儡，而坚持其独立自主自卫的精神。然而日本仍认为张氏之在满洲，为其所利用之最好选择，尽力维护张氏在满洲之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只在边缘非重要方面对吴佩孚进行了干预，显然用金钱买通了冯玉祥在战争中倒戈。当1925年张氏的一个部将反叛，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了干预，把张作霖从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挽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把张作霖害死了。1928年，日军中的极端分子终于杀害了张氏，原是希望以此引起东北的混乱，日本得以从中谋取利益。
苏联则积极帮助冯玉祥。当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转而反对吴佩孚，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为冯氏知道，不久将被迫要得到日本支持，并与受日本训练的庞大奉军作战。依据苏联的观点，冯玉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来看，认定其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苏联人向冯氏提供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作为回报，冯氏同意在其部队中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与国民党合作。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但却尽可能阻止苏联人或国民党的代表使其部队政治化。因为冯氏知道，其部队的政治化后，即将丧失其个人对部队的控制。
和张作霖的争战终于在1925年末到来，冯玉祥很快在战争中失利，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到苏联去停留有五个月时间。冯氏想着其离国而去，会减少张作霖消灭其部队的决心，也想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开阔开阔自己的眼界，了解了解该国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冯氏偕同一位苏联顾问一道旅行，接受进修性教育，就便向顾问求教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党的体制等问题；并对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以现实国家的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冯氏似乎真正为苏联的社会和苏联共产党的纪律与效力所信服，同时也与其在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当1926年初秋，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玉祥回到其被击溃的士气低落的部队中。
当冯氏返抵故国时，国、共两党为消灭军阀与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战争已经进行。冯氏对部队进行了一番整编，并在占领河南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在1927年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人时，苏联领导人曾短时期寄希望于冯玉祥，望其能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以其所统率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相抗衡。但冯氏迅即与蒋氏达成协议，奉劝苏联人返国。这样，苏联人卷入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而结束。[34]
长时间以来，英国在中国有很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也特别关心中国政府的稳定。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恢复其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中国政府的稳定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在混乱预示整个中央政权行将崩溃之时，英国人仍在支持北京政府。因为段祺瑞政府带有明显的亲日倾向，所以英国人对其并不表示热心。1920年，皖系为直系打败后，英国人欢迎段氏下台；因直系领袖曾声称其反对再举外债，使之英国人相信直系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断言或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过各种各样的大量援助。但新近的详细研究断定，当时吴氏确曾悉心照顾英美人士，以期得到英美的财政和军事的援助时，英、美两国坚持严守中立，拒绝给予吴氏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氏，而吴氏也确从外国人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草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大批款项。这只是两公司对吴氏的回报，感谢在吴氏控制的地区，两公司的商品未曾受到抵制之故。[35]
武人的专横与政局的动荡
在军阀时期的12年，北京的中央政府始终动荡不定，变动无常；前后共有7人任国家总统或临时执政，其中1人是两次出任，实际是8位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管理政务，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短命12日的复辟。学者们共列举出24届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有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看第五章）。在此时期内，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化，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因此，要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论述此时北京复杂繁乱的政情，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第五章已扼要简述立宪政府的工作。兹就前述之事件加以考察，以表明武人跋扈产生之经过，并终于抹去宪政痕迹。
在袁世凯政权后期，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并在黎元洪任总统时，继续任此一职务。从黎元洪一上台，段祺瑞就一手把持政务，形成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府院矛盾”。这时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可能认为是责任内阁，这正是议员们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所希望的。但很多政治家对段祺瑞不给予支持；段氏不得已，指望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各省的督军成为其权力的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依靠军队力量的段祺瑞，和谋求对其加以抑制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的关系。
这种段祺瑞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17年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协约国一方，梁氏希望利用参战和战后和议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氏于当年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对国会形成了压力，近似迫使国会批准参战政策。于是在关于对德宣战问题上，展开了矛盾。督军们支持段氏的参战政策；国会在军人的压力下，则畏缩不前，拒绝段祺瑞在总理任上讨论参战问题。于是各省督军极力主张，由总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相反，黎氏在稍事犹豫之后，竟免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捅了马蜂窝了。段祺瑞要求督军们给予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宣布脱离黎元洪政府独立。在此期间，面对督军们的反对，黎元洪竟找不到一个人愿出任国务总理。
在这种僵局下，张勋提出愿在总统和督军之间进行调解。此人原是死心塌地忠于满族皇室的“辫帅”。因为“辫帅”曾在一年前促成许多督军们组成督军团，并充当督军团的首脑，似乎此人确实具备影响督军的条件。但是“辫帅”的居间调停，既不是为了保全黎总统，也不是为保卫共和政体，而是梦想实现其复辟清帝的计划。首先，“辫帅”要求总统解散国会，而这正是督军们早就希望的。黎氏此时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解散国会，于当年6月中旬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率军进入北京，于7月1日宣布复辟满族皇帝重登皇位。
其实，张勋议论复辟的事已有数月，其他许多督军也赞成或默许；但是，这些复辟的假想同盟者，在复辟发生后却兴兵讨伐。有些研究者认为，督军们所以改变主意，因为张勋在复辟朝中占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督军们态度的不同，已预示支持复辟者比反对者为少。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督军们并不真心想要皇帝复辟，只是想利用张勋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个手段。[36]段祺瑞立即组织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任其为国务总理。这次讨逆战争是短暂的，复辟只在两周之内结束了，张勋避居到一个外国公使馆。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氏的压力下辞去了总统，副总统冯国璋遂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年总统任期余下的一年。[37]
军事一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以宪法为据作为冯国璋出任总统的唯一基础，冯氏是不愿接受总统职务的。在安排其一亲信者继任江苏督军，并使其他两位支持者分任沿江的湖北和江西督军之后[38]，冯氏才同意担任总统。这样，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有相等数量的督军支持者；段氏的支持者为安徽、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督军。[39]
当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时，因为以前的国会曾与其作对，遂决定不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而于1918年操纵选举安福国会（见第五章）。为增强其军事力量计，段氏用武力压制不同意见的各省，将其亲信安插在有权势的位置上，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全国的统一。其他的督军们担心，段祺瑞沿着这个方针继续下去，督军们将会被逐一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直系。
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使之成为段祺瑞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相连接[40]。1917年8月，段氏任命其党羽为湖南督军[41]，遭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42]湖南人迫使段祺瑞任命之人离开湖南。战争持续到1918年春季，吴佩孚终于打败了湖南军队，使湖南处于北方的控制之下。段祺瑞遂任命“自己的人”张敬尧为湖南督军[43]，使吴佩孚希望得到这一任命落了空。
在1918年吴佩孚率军占领湖南以前，其上司曹锟通常是支持段祺瑞的。但从此时起，曹锟与段祺瑞为各自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段、曹关系的恶化，部分起因于吴佩孚。吴氏在湖南取得胜利后，指望能被任为湖南督军。但段祺瑞无视于吴氏的愿望，而属意于自己的人。作为对段氏的回答，吴佩孚停止了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此时开始，对北京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也担心段氏会免去其直隶督军的职务。对于怀有独立野心的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俨然对其是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年8月，段祺瑞终于对德宣战。原来在1918年初，日本曾向段祺瑞提供了大宗借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段氏组织参战军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参战军是为了在欧战中使用，实际上是为段氏在中国的目的效力；欧战停战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祺瑞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段氏集团的军阀，便奉冯国璋为其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曾经听从段氏指挥的军阀，此时也看出段氏的最终目的，是在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有这种考虑因素，加上段氏没有任命吴佩孚为湖南督军，遂导致曹锟背弃了段氏集团。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冯国璋之后，遂成为段祺瑞反对派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怀段祺瑞权势的扩张；因为段氏势力的扩张，隐含着对张氏独立自主的威胁。的确，段祺瑞已经把势力扩大到内蒙；张作霖一向认为，内蒙为其势力范围。这样，奉系与直系决定合作来对付皖系。
公众对一系列发生的事件深感不满，在严厉的集中批评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使事态发展到危机的程度。1919年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间的协定为根据，以证明此决定的正当。巴黎和会的这一决定，立即在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士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0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北京政府，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政府的垄断地位，并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氏所掌握的兵力。段祺瑞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军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中国对下野官员宽大的惯例，段祺瑞通电下野，去研究佛学了。
直系政权的兴衰，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是以反映幕后的军阀愿望为准则。但政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难于在职务安排和政策制定中，当众将领对其相互间实力不太清楚的时候，准确反映出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在1920年的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互相排挤，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双方斗争的棋子，直至最后双方以兵戎相见。
1886年中进士的年高的徐世昌继续在总统位置上。徐氏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但其和直、奉两派的关系都不密切。徐总统继续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张作霖与靳氏为姻亲，所以能为张氏所接受；吴佩孚曾是靳氏的学生和被保护人，所以也能为吴氏所接受。靳云鹏在任总理的一年多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之后，才能作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下台时，安福国会也随之被解散。总统徐世昌下令，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选举新国会，但广州的护法政府对此拒不接受。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议员任期未满；而且徐世昌总统的命令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徐氏的总统是由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南方此时已从分立中获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职业。因为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南方就补选了数百名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个省进行选举。这样，新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从未召开。
直皖战争后，新组成的北京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于其新权势的官职，使其掠夺得以合法化。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管辖数省的巡阅使——有时称之为“总督”，实际上有权任命所辖各省的督军。张作霖已经是东三省巡阅使，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氏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被任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充当曹锟的下级是适当的，但却不能使这位独立的军阀得到满足。吴氏把其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已完全控制了该省，又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其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同一集团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数年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当1921年联省自治运动接近高潮时，湖北的政治家要求该省制订省宪，并建民选政府。联省自治运动领先的湖南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44]，要把湖北从非联省分子控制下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率兵前来援助，但在王占元被湘军打败之前，吴氏并不派兵相助。等到湘军将王占元打败后，据有了湖北，吴佩孚这时才率兵把湘军赶走，自己得到了湖北。于是吴佩孚渐成了直系实际的军事领袖。
吴佩孚于是组织沿江五省的联盟[45]，以防止外部的入侵和内部的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来自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就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1921年末，张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挑选梁士诒代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吴佩孚则以梁士诒的亲日政策为口实加以攻击，实际是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电报战”，双方都在电报中指责对方政策的误谬和爱国心的虚伪，同时也宣扬自己一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领袖在1922年的前数月中，互相发出此类通电不计其数，在春季遂发展成为以枪炮相对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奉军在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为直系的速战所击败。张作霖只有退回到长城以外，直系也没有准备向关外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所控制，所有张作霖任命的官员一律被免除。张作霖干脆宣布满洲脱离中央政府，自行独立，仍如往日一样，以完全分离的形式进行在满洲的统治。
张作霖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孙氏派出一支北伐军后，名义上属于孙氏部下的陈炯明，却炮轰孙氏的总统府。孙氏虽得以脱身，但政府已被颠覆，北伐也只得停止。尽管陈炯明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得到满足；很明显，这是陈炯明和吴佩孚协议的结果，也是军阀联盟制造混乱状态的一个显著的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政府，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派别。[46]吴佩孚的军人职责与其忠君的儒家原则，使之其不可能公开背离曹锟，但对于政府却有其不同的主张。此外，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党羽，都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其首领的地位，并由此求得其个人的升迁。两个派别斗争胜利和失败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在战争之后，北京的新统治者立即迫使总统下野。吴佩孚请黎元洪出山，重任总统。同时，吴氏又恢复旧国会。这是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1917年又被黎元洪第二次解散的国会，留下的议员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第二次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年，1923年6月到期，这比其第一次任总统更为失败。直系军阀不给黎氏实权；只有经过军阀们同意，黎氏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也很难得到经费来维持总统府的公务用费。在黎元洪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一段时间，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曹锟也无法实现其垂涎已久对总统的渴望。但在1923年初，曹锟的党羽用贿赂收买，成功地把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赶下了台[47]，并任命提名的人组织政府。曹锟一伙掌握了主动权，千方百计要使曹锟当上总统。但是，要曹锟当上总统，必须使黎元洪离职；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把黎元洪赶出北京。曹锟以付给投票选其为总统的议员，每人5000元至7000元代价，果然于1923年10月当选为总统。
仍在关外的张作霖，谴责选举曹锟为总统是非法，并宣称其责无旁贷之任务，是使国家从曹锟与吴佩孚卖国贼手中解救出来。张作霖在1922年战败之后，对其所部重新训练和整编；到1924年，与南方的孙逸仙再次结盟，准备与直系一决雌雄。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想由会议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所有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统一国家。张作霖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争战对象。
在互相指责的电报战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在1924年秋爆发。[48]数星期之后，当吴佩孚沿长城一线的进军顺利之时，其部下一个将军的倒戈，导致了吴氏意料不到的战争结局。基督将军冯玉样突然率军脱离战场，返旆南指，回师北京，于当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佩孚试图率直系其他部队对冯玉祥部进行反击；但其他直系部队尚未及成军，而吴部在战场已全线崩溃，其本人只得败走华中。
在1918年后，冯玉祥虽被视为直系成员，但其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冯氏曾冒犯过吴佩孚，批评过吴氏的个人表现，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氏所要求的款项。另一方面，吴佩孚曾限制冯氏扩大部队，还将冯氏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到北京就任易受攻击的职务。[49]因此，即使是直系战胜奉系，冯玉祥也并不能指望个人有何得益之处；相反，吴佩孚会因胜利而扩大其势力，将更易于对冯氏的控制。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冯玉祥在接受了大笔贿赂款项后，转而举兵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采用像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未来由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承诺。对于此项贷款金额，各有不同估计，很可能在150万元左右。[50]冯玉祥多年来受到资金极为短缺之苦，就是吴佩孚胜利也不可能有多大指望，因而就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所以要花上这笔巨额贿款，目的有二：第一，预防受其保护的张作霖失败；第二，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政府首脑，以便恢复1917—1920年之间日本和段政权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玉祥发动的政变和吴佩孚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重组，大约进行了一年。一开始，冯玉祥和张作霖两个胜利者，都为自己在权力分配上能获得相应的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与热河[51]、直隶两省区的正式权力。冯玉祥被委任为负责绥远、察哈尔[52]、甘肃三省区；与冯氏结盟的一些军阀，则率兵进入河南、陕西，取得对两省的控制权。[53]张作霖派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安徽；但一个据有长江流域的军阀[54]，迫使张氏所部退出苏、皖两省，并使该两省加入长江流域的五省联盟。吴佩孚以其资历和声望，试图获得有真正权力的位置，于数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55]，并和其长期的敌对者联合，去与新的敌对者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给北京政府的组成形式以强烈的冲击。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段氏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之职，颁布了《临时执政府组织条例》（见第五章）。
预料之中的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的战争，果于1925年最后数星期内开始。到是年年底，冯玉祥看到战争已不可能取胜，遂宣布下野出国，希望在其下野后讲和时，能保留一些力量。张作霖对此概不留情，反而此时又与吴佩孚结盟。吴佩孚对冯玉祥怀有刻骨的仇恨，要张作霖率部对冯军继续攻击，准备将其彻底消灭，也几乎大获全胜。到1926年中期，冯氏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的退往西部。这支军队虽能重整旗鼓，但张作霖和吴佩孚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56]当然，张、吴俩人的胜利，也预示风雨飘摇的北京政府会有另一场巨变。
1926年4月，冯氏部队以段祺瑞阴谋对其陷害为由，企图逮捕段氏；段祺瑞避入使馆界。在冯玉祥部队被赶出北京时，段氏虽然很快返回临时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已决定不再保留段氏的职位。段祺瑞失去了张作霖的支持，于1926年4月20日黯然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尚未决定处理组织政府事宜时，北京有数周时间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一个“摄政内阁”。实际上，“摄政内阁”只是军阀们委任的政客委员会。在此以后的时间里，“摄政内阁”经过了多次变化；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57]摄政内阁表明，存在10年的北京政府，已衰落到了极点。从1926年中到1927年中，这时的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权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没有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的司令手中；教育总长该管的公立学校，而这些学校已关门大吉，政府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任命任何一个下级官员，都需经官员赴任所在地区军阀的同意”；遇有和外国政府的争端，地方官员与当地的外国领事馆来解决，因而外交总长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组织并无权力，这些军事组织受最有权势军阀的指挥。[58]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承担起政府的正式职责，这也是人所希望的。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组成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立了内阁，置内阁总理。[59]政府大体上都由张作霖部下人员所组成，张氏以一个军事独裁者进行统治。和1916年以后的政府一样，张作霖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其兵力所及之处，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在张作霖的势力圈也很快受到挑战，因为广州持不同的政见者已组成了一支革命军，开始进行北伐，要从军阀控制下把中国解放出来。张作霖的奉军最后被北伐军打败，张氏于1928年6月3日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的可悲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理解为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国性资格的领袖，有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有实力的军事控制。但这种成就只能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军事以俱来，并与之相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去动员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来加强政府机制。士兵是军阀唯一的选民。当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持其权力时，这种权力就可能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的弱点不在于其谋求权力，而在于其把权力构成的眼界看的太狭窄，不能扩大到非军事方面。
军阀统治与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国家的军阀，在才能和社会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亦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的军事司令官频繁更动时，也是因时而异。军阀掠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任何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全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混战给无数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带来了恐怖与掠夺。[60]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从民众中榨取的款项，其名目之多，令人大为吃惊；发行大量无担保的通货强迫民众使用，使商品交易成为变相的没收。在1924年晚期，仅在广西一省，就发行无担保的纸币达50亿元。这样巨额的财富，耗于军事和其他非生产性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筹划，尤其影响到对大规模工程的投资。因之，军阀注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61]
军阀混战酿成了连年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粮食作物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造成数次灾难性的洪水泛滥。军阀的军队经常抢走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还降低了农民的耕作生产能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晚期几次毁灭性的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治理不善造成的。华洋义赈会照章只救济因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对此情况，该会不得不改变其对饥荒的定义，以便因管理不善和抢夺而造成的饥饿人群也能得到救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当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认为中国的饥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62]
在许多地方，军阀有组织的官兵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抢劫农民的散兵游勇。1930年，即军阀时期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万散兵游勇和土匪，加上19.2万正规军，都是靠掠夺农村来生活。[63]盗匪活动遍及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家常便饭。战争得胜的军队随时可能会抢劫。战争常使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政府对此则置若罔闻。贪污腐化，骚乱和抢劫已习以为常。社会失去秩序的混乱，使无数的人流离失所，或漂泊他乡。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64]。
军阀的混战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对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国家分裂，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孱弱的地位。而很多军阀却也很爱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子，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其行动合法化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其打出爱国主义旗子和提出民族主义口号，也培育了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大事和探求国家前途的出路。例如，一位中国的将领回忆说，其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到冯司令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军队了。[65]
但军阀的行为也助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强烈的尚武风尚。尽管军阀们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也阻止了非军事集团去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军阀们以这种方式，促使中国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军事化；大多数军阀都继承了尚武精神。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相对抗，也不得不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终于使军队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相抗衡，并和1928年以后残存的军阀势力作斗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根本性永久不变的。军阀统治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一种持久的核心动力，以保证唯有军队才能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能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66]恰恰是这个看法的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最后还是让位于统一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传统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文官统一的结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的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至少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督军或巡阅使宣布独立——却没一人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乃至表示作永久性的分裂。中国国家统一的观念与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的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所增强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于国家的。这种论点，只有假定最终国家恢复了统一，才可以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称，愿对文官政府效忠，承认文官治国的历史传统。尽管军阀们把中国的政治斗争造成暂时的军事化倾向，但中国权力斗争最后胜利者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在中国地区造成的分割，对于国家的分裂并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在中国历史传统上是很盛行的；即使是在中央政权很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在这里，存在有“分层次忠诚”的体系，即有对省，或对多省地区的忠诚。有对省内地区的忠诚，有对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一般来说，这些都不属于政治上的忠诚；同时也说明，这种对地区的忠诚为什么能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不悖。只有当中央政权崩溃之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统一的国家里，具有重要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地区和单位，在中央政权解体之后，便成为自然单元以及自然而然军阀割据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地区在统一的中国，是正常存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作用比较小的力量。地方主义对于恢复国家的统一，并不是必然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
大多数的军阀是守旧的，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协调的，自相矛盾的。军阀们所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对增强国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也是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因此，在1912—1928年时期，一方面，是军阀时代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团结和国家的实力达于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也是中国思想活跃和文学成就的高峰，作为对军阀一定程度的反应，在这个动乱与血腥的时代，却涌现出导致中国的重新统一，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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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扶邻：《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载《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2]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其在1916年以前，放弃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而受到北京政府高层的欢迎；但很多军队的将领仍视段氏为导师和领导人，使其成为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领袖。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页。
[3]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2，第24—28页。
[4]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载有张勋1921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课文。
[5]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6]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 those 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么点）、“dead man's 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7]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载《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8]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9]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10]事实上这一动乱时期装备有武器的人数不可能精确。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作出这里的估计。
[11]《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
[12]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13]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14]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载《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15]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16]校注：原文为一个月的地租收入。地主并非每月向佃户收取地租，而是按夏、秋两季谷物成熟季节向佃户收取地租。应改“一月”为“一季”。
[17]校注：1920年6月，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率部进逼长沙。
[18]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纪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有揭露性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简要而有见地的记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乡绅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以及多种横征暴敛的性质。
[19]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20]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銧：《中国军阀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应銧：《中国的黩武主义》。
[21]校注：1912年9月，张作霖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15年8月，段芝贵任奉天将军，1916年6月被免职；张作霖署奉天将军，1916年7月任奉天督军，1918年9月被授东三省巡阅使。
[22]校注：1917年7月，鲍贵卿任黑省督军。
[23]校注：应张作霖要求，1925年4月，段祺瑞派张宗昌为山东督办；4月，派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张、姜二人即加入奉系。
[24]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25]拉里：《地区和国家》。
[26]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情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将领及其所率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第1卷第2部分。
[27]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975年10月），第15—21页。
[28]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卷。
[29]见图9、10、11、12。
[30]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31]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32]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3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载《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述两段文字，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34]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35]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的事，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案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1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36]《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37]袁世凯最早的正式总统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以前，从1912年3月起，袁氏担任临时总统。
[38]校注：即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由李纯继任。
[39]校注：即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福建督军李厚基。
[40]校注：四个分离主义省份，即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41]校注：此人为傅良佐。
[42]校注：史称之为南北战争。
[43]校注：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张敬尧为安徽霍邱人，故称张氏为段氏“自己的人”。
[44]校注：时湖南督军为赵恒惕，自称为湘军总司令。
[45]校注：沿江5省，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但此5省联盟终未组成。
[46]校注：即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吴佩孚的总部驻河南洛阳。
[47]校注：1923年1月4日，国务总理王正廷被免职，张绍曾任国务总理。
[48]校注：1924年9月，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人入关。吴佩孚统领25万大军前往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动用海、空军参战。冯玉祥突率军倒戈，直军迅速溃败。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
[49]校注：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
[50]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51]校注：热河此时未设省，置热河都统，为特别行政区。
[52]校注：绥远、察哈尔均未建省，为特别行政区，置都统。
[53]校注：冯玉样国民军第二军长胡景翼任河南督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任陕西督军。
[54]校注：此处长江流域的军阀，即后来苏浙皖赣闽5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
[55]校注：此处所称吴佩孚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即吴氏号称的湘、鄂、川、黔、苏、浙、皖、赣、闽、豫、陕、甘、晋、桂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56]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57]校注：最后的摄政内阁，为顾维钧代理内阁（1926年10月1日至1927年6月17日），摄行临时执政职。
[58]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59]校注：1927年6月18日至1928年6月3日，潘复任安国军政府内阁总理。
[60]有些学者认为，军阀的横征暴敛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其设想的经济理论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中国要大一些；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教育，从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的《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位研究军阀的人，都认为有些军阀是有建设性活动的。但是从全面考虑，军阀不能认为其是积极的；压迫和掠夺造成的灾苦并不是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直接的经验和观察到的大量证明材料。
[61]关于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的资金，而被转入到军事用途，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62]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63]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64]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65]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66]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