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等校内迁以后，我也随着迁居滇缅路的终点昆明。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我曾一度去过缅甸，并曾数度赴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及香港。当时以上数地与昆明之间均有飞机可通。法国对德投降以后，日本不战而下法属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就筑了滇缅路与仰光衔接。珍珠港事变以后，缅甸亦陷敌手，我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以及缅甸的仰光，陆上交通均告断绝，昆明亦陷于孤立状态。租借法案下运华的军火，只好由空运飞越隔绝中印两国的喜马拉雅山的“驼峰”，才免于中断。

抗战期间，我曾数度坐飞机去重庆，也曾一度去过四川省会成都。重庆是战时的首都，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嘉陵江在北，长江在南，重庆就建在两江合抱的狭长山地上，看起来很像一个半岛。房子多半是依山势高下而建的，同时利用屋后或屋基下的花岗岩山地挖出防空洞，躲避空袭。日本飞机经年累月、日以继夜地滥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累万的房屋被烧毁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损失却不算太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样始终雄踞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练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重庆可以充分代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忍卓绝的精神。

重庆之西约半小时航程处是平坦的成都市。成都和北平差不多一样广大，街道宽阔，整个气氛也和故都北平相似。成都西北的灌县有2000年前建设的水利系统，至今灌溉着成都平原百万亩以上的肥沃土地。严重的水灾或旱灾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块广大丰饶的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使重庆人民以及驻防省境和附近地区的军队，粮食得以供应无缺。

学校初迁昆明之时，我们原以为可经法属印度支那从欧美输入书籍和科学仪器，但是广州失陷以后，军火供应的干线被切断，军火都改经滇越线运入。滇越铁路军运频繁，非军用品根本无法挤上火车。我们运到越南的图书仪器，只有极少一部分获准载运入滇。

这时候，长江沿岸城市已相继陷入敌手，日军溯江直达宜昌，离长江三峡只是咫尺之遥。最后三峡天险也无法阻遏敌人的侵略狂潮而遭到铁骑的蹂躏。

每当战局逆转，昆明也必同时受到灾殃。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6块钱一担（约80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40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70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70元。法属安南（越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

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昆明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控制物价本来应该从战事刚开始时做起，等到物价已成脱缰野马之后，再来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英国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发其财，但是第二次大战一开始，农产品就马上受到管制了。这次战争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她对这类问题尚无经验足资借鉴。

昆明的气候非常理想，它位于半热带，海拔约6000呎，整个城有点像避暑胜地。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大，居民并不认为它是避暑胜地。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阵雨刚好冲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节多半有温煦的阳光照耀着农作密茂的田野。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

昆明人对于从沿海省份涌到的千万难民感到相当头痛。许多人带了大笔钱来，而且挥霍无度，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内到处是从沿海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入夜以后他们在昆明街头与本地人一齐熙来攘往，相互摩肩接踵而过。房租迅速上涨，旅馆到处客满，新建筑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被飞机炸毁的旧房子，迅速修复，但是新建的房子究竟还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八年抗战，昆明已变得面目全非。昔日宁静的昆明城，现已满街是卡车司机，发国难财的商人，以及营造商、工程师和制造厂商。军火卡车在城郊穿梭往返。

自然环境和名胜古迹却依然如昔。昆明湖的湖水仍像过去一样平滑如镜，依旧静静地流入长江，随着江水奔腾2000哩而入黄海。鱼儿和鹅鸭仍像往昔一样遨游在湖中。古木围绕的古寺雄踞山头，俯瞰着微波荡漾的辽阔湖面。和尚还是像几百年前的僧人一样念经诵佛。遥望天边水际，我常常会想入非非：如果把一封信封在瓶子里投入湖中，它会不会随湖水流入长江，顺流经过重庆、宜昌、汉口、九江、安庆、南京而漂到吴淞江口呢？说不定还会有渔人捡起藏着信件的瓶子而转到浙江我的故乡呢！自然，这只是远适异地的思乡客的一种梦想而已。

纵横的沟渠把湖水引导到附近田野，灌溉了千万亩肥沃的土地。沟渠两旁是平行的堤岸，宽可纵马骋驰；我们可以悠闲地放马畅游，沿着漫长的堤防跑进松香扑鼻的树林，穿越苍翠欲滴的田野。

城里有一座石碑，立碑处据说是明朝最后的一位流亡皇帝被缢身死的故址。石碑立在山坡上，似乎无限哀怨地凝视着路过的行人。这可怜的皇帝曾经逃到缅甸，结果却被叛将吴三桂劫持押回中国。吴三桂原来奉命防守长城抗御清兵，据传说他是为了从闯王李自成手中援救陈圆圆，终于倒戈降清。他为了镇压西南的反抗被派到云南，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永历帝被带到他的面前受审。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据说吴三桂这样问。

“没有，”明代的末朝皇帝回答说：“唯一我想知道的事是你为什么背叛我的祖上？你受明室的恩泽不能不算深厚吧？”

吴三桂闻言之下，真是心惊胆战，他马上下令绞死这位皇帝。后人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上刻：“明永历帝殉国处”。

离城约十公里处有个黑龙潭。春天里，澄澈的潭水从潭底徐徐渗出，流入小溪浅涧。黑龙潭周围还有许多古寺和长满青苔的大树。明朝末年曾有一位学者和他的家人住在这里。崇祯帝殉国和明朝灭亡的消息传来以后，他就投身潭中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仆人也都跟着跳入潭中，全家人都以身殉国，后来一齐葬在黑龙潭岸旁。西洋人是很难理解这件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哲学，如果你别无办法拯救国家，那么避免良心谴责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国。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弹雨火海，视死如归；他们的精神武装就是这种人生哲学。

这个多少依年份先后记述的故事到此暂告段落。后面几章将讨论中国文化上的若干问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同时我们将讨论若干始终未能解决的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也将继续存在。

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英国是命运之神的工具，它带领中国踏入国际社会。

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回，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却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2000多哩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