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卸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以后，于1930年10月回到北京——这时已改称北平。但北京大学校名以历史关系名未改。旋奉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之命，再度承乏北京大学校务。

学生游行示威的次数已大见减少。国都迁往南方以后，政治活动的重心已跟着转移。学生们示威反对的对象已经不多，只有日本的侵略偶然激发学生的示威行动。日本在东北发动侵略以后，此时已经向关内迅速扩展。

1931年9月19日早晨，我正坐在北大校长室里办公，忽然电话传来前一天发生的惊人消息：日本人已经在沈阳发动突击，国军为避免冲突，已撤出沈阳。

我在前面曾经逐点指出日本侵华的来龙去脉，概括地说起来，发展过程约略如下：

1894年（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中国这位小姐开始崇拜日本英雄。她涂脂抹粉，希望能获意中人的垂青。但是她所崇拜的对象却报以鄙夷的冷笑。记得小时候曾经作过一篇短文，呈给日文教师中川先生请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我的日文教师笔下绝对不留情，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个无情的反驳，像一把利剑刺进了我稚嫩的心灵，记得那天晚上，我不禁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中国固然无法获得她意中人的爱情；但是她希望至少能与日本做个朋友。想不到日本竟出其不意地掏出匕首向她刺来，差一点就结束了她的性命，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二十一条”要求。从此以后，她才逐渐明白，她的意中人原来是个带着武士道假面具的歹人。后来日本倒转头向她示爱，她也一直不肯再理睬他了。因为这时候她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她追求不过是为了她的丰厚妆奁——中国的天然资源而已。

接着来的是一幕谋财害命的惨剧。日本这个歹徒，把经济“合作”的绳子套到她脖子上，同时又要她相信那是一条珍珠项链，叫做东亚共荣圈。1931年9月18日晚上，正当大家都沉睡的时候，他忽然把绳圈勒紧了。

她从梦中惊醒，马上拔脚飞逃。但是套在她脖子上的共荣圈却始终无法摆脱，她逃得愈远，绳子就拖得愈长，而且绳子的另一端始终掌握在歹徒魔术师的手里。她在惊骇之余大呼救命。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呼吁英国与美国联合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西蒙爵士代表英国拒绝了，弄得史汀生孤掌难鸣，日本因而得以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既定政策。

对中国并不太热心的一班朋友，在李顿爵士率领之下，懒洋洋地前来营救。他们访问了犯罪的现场沈阳，并且宣告日本有罪。沈阳邮政局的意籍局长朴莱第在他给李顿爵士的备忘录里明白指出：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三年，他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亚。那位朴局长把备忘录交我读了一遍并且自语道：“但是我人微言轻，谁肯理会小小一位邮政局长的话呢？”

“对不起，小姐，”中国的朋友说，“我们除了宣布对你同情之外，实在无能为力了。”

同情是有了，援助却毫无踪影。

几个月以后，我因事回到南方。1932年1月28日下午，我前往上海车站，准备搭火车回北平。进车站后，发现情势迥异平常，整个车站像个荒凉的村落。一位车站警卫是认识我的，他告诉我，已经没有往外开的车子。“看样子，日本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他说，“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恐怕这里随时要出事呢！”

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是一阵轧轧的机枪声。我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日本侵略似乎已经追在我脚跟后面，从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余层高楼的旅馆在租界以内，日本炮火不会打过来的。我同一班旅客都作隔岸观火。隆隆的大炮声，拍拍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顶，发现商务印书馆正在起火燃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好几架日本轰炸机在轮番轰炸商务印书馆的房子。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

日本已经展开对上海的攻击。结果引起一场1937年以前最激烈的战事，但是中国终于被迫接受条件，准许日本在上海驻兵。

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七年之中只有一次值得记录的示威运动。当日军迅速向长城推进时，京沪一带的学生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时在南京发生，北平的学生也亟欲参加此一救国运动。有一天，一大群学生聚集东火车站，准备搭乘南下的火车。军警当局不准他们上车，这班男女青年就日夜躺卧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出站。最后当局只好让几百名学生南下，与他们在南京的同志会师。

我们头上的乌云愈来愈密，此后几年中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小心翼翼地在浅水里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急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但是我们的谨慎是与懦怯不同的。每当日本的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来这“文化中心”（实际上他们却把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拜访”时，我们总是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的态度。记得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结果我们告诉他，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这些学者，包括地质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不时来拜访我们，希望争取北大的“友谊”。他们一致埋怨我们的反日运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一定是反日，不过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是真的。但是他们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除了中国完全投降，他们绝不会改变方针。

这时，驻屯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正迅速向长城之内推进。国军先沿长城浴血奋战，继在河北省北部步步抵抗，最后终于撤退到北平及其近郊。伤兵络绎于途。各医院到处人满。北大教职员也发动设立了一所伤兵医院，由内子陶曾縠主持院务，教职员太太和女学生们充任职员和看护。因为这医院的关系，我与作战部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同时，获悉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作战失利完全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尤其是枪支，因而以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终被敌人冲破了。

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借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了战争。

战事正在沿长城进行时，当时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将军曾亲至北平指挥作战。他和我都希望能达成停战以换取时间。我访晤英国大使蓝浦生，探询他有无出任调人之意。他说日本大使馆的须磨先生曾经对他暗示，日本也希望停战。蓝浦生大使当即拍电报向伦敦请示，伦敦复电同意由他出任调人。我们经由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先生把这件事通知华盛顿。但是这个计划终于胎死腹中，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罗钧任（文干）告诉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说，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权与外国办交涉。

不久日军突破国军沿长城布置的防线，步步向北平逼近，北平军民已开始准备撤退。

我当时因为割盲肠之后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外面的情形很隔膜。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直觉地感到情势不妙。我得到主治医生的许可，忍痛步行到何敬之将军的寓所。他见我还留在北平城内，很感意外。他告诉我日军马上会发动攻击，劝我快离开北平，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将军打来的：“我们已经谈妥停战，你不必走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消息转告胡适之。

“真的吗？日本飞机还在我们头上盘旋呢！”他说。

“何敬之将军刚刚打电话来这样说的。”我所能回答的也仅此而已。后来才知道黄膺白（郛）已代表中国在午夜签订“塘沽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日军在占领河北省北部以后，将暂时停止前进。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就在当地成立“自治政府”，并催促留在河北的国军司令官与他们合作，在北平也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北平城内谣言满天飞，说河北省境内的司令宋哲元将军即将对日本人屈服。北大教授就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事实上，宋哲元将军也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谈谈他们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你加以解释的事情。”他这样告诉我。我答应在一小时之内就去，这位日本宪兵也就告辞回去了。

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擦一响。大佐帮着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了一位少将来劝我离开北平，因为他怕自己无力保护我。我向他的代表致谢，不过告诉他，我将继续留在北平负起我的责任。

不久以后，蒋委员长因陈辞修将军北上之便，亦来代表慰问。

我继续在北平住下来，而且居然平安无事。偶然也有些朝鲜浪人到北大来寻衅找岔，这些事曾经一一报告给我知道，但是我并未予以重视。不久日本人的策略开始转变了。松室孝良将军受命来北平担任日军的特别代表。他与我交了朋友，常常到我家里来。他大骂那位日本将军不该在东交民巷兵营折磨我。大概半年光景，我们私人之间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任期届满时，穿了全副武装来向我辞行。他告诉我，他已奉命调往东北与西伯利亚交界的海拉尔去指挥一个骑兵师。他说战云愈来愈低，如果中国与日本真的发生冲突，那是很不幸的。“战事一旦发生，”他说，“日军势将深入汉口。”

“是的，将军，我同意你的看法。两国之间不幸而发生公开冲突，很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那时整个日本舰队都可能葬身海底，日本帝国会缩小为太平洋地图上的几粒小黑点。”

他叹了一口气：“那当然也可能。但是日本仍旧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却不免要被西方列强消灭了。”

“也可能如此。下次碰面时，希望我们不必为愚蠢的作为而抱头痛哭。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将军，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我们就这样怀着沉重的心情分别了。战事结束若干年后，我经过东京偕内子陶曾縠往访，相对话旧，不禁感慨系之。

接替他的是今井将军。他来拜访我，我也曾去回拜。我们谈得很坦白，和我跟松室孝良谈话的情形大致相似。有一次，日本贵族院的两位议员来访，其中一位曾任台湾总督。四顾无人之后，他低声问我，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拘留我的是谁。我告诉他是高桥。他摇头说：

“岂有此理！”

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明白，北大并无意于马上发起反日运动，他们希望能与北大里的主要教授建立友谊，而把北大拉到日本这一边。双方来往都很审慎，北大与日军之间的紧张情势至此已渐渐缓和了。

后来田代将军来到天津担任当地驻军司令。日本以及其他列强，因条约规定有权在天津驻军。田代特地跑到北平来，设宴招待中日双方文武要员。田代在席间发表演说，鼓吹中日经济合作，中国官员也曾有人继起发言，但是措词都相当含糊。我除了吃饭时偶然说笑外，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始终不发一言。几天之后，忽然南京来了密电，告诉我，日本大使馆已经暗示外交部，说北大校长支持中日合作。

这就是日本人对付中国的手段。程序大概是：先来一套甜言蜜语，继之挑拨阴谋，然后威胁恫吓，接着又是甜言蜜语，最后施行闪电攻击。先后次序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从来不离征服中国的基本方针。日本人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对付美国的，也是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