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时代的一天晚上，俄国驻北京大使加拉罕举行宴会，招待当地首要。出席宴会的约有60人。上菜上到烤乳猪时，席上一些客人，一面斜眼看看在座的国会议长、副议长，一面望着热气蒸腾的烤乳猪，不觉掩嘴而笑。这种吃吃的笑声，迅即传染到全体宾客，只有那位议长和那位副议长，板起面孔装聋作哑。最后我看到有人向苏俄大使咬耳朵，弄得这位大使也忍俊不止。

这里头有个典故。从前印尼的橡园主人和矿场老板，常常以不法手段向中国招募工人。中国的劳工招募所，就把南洋说得天堂似的，花点钱把工人诱骗到南洋群岛，转卖给当地的开发公司。这些被当做货色出卖的“可怜虫”就叫“猪仔”。他们有的是自甘卖身，有的根本糊里糊涂就被当猪一样卖掉了。

民国初年，国会的议员受贿舞弊，弄得声名狼藉，普受鄙视，许多人就骂他们是“猪仔议员”，因为他们只看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当然，绝大多数的议员是正直无私的，但是这些人毫无组织，因此也就无法制止其中的败类。于是“猪仔”之名就普遍加在国会议员的头上了。坏人营私结党时，好人也必须团结一致，要不然，好人蒙冤不白，那是自作自受。有一次他们在万牲园里的豳风堂宴会，有人把“豳”字解作“猪积如山”，一时全城传诵，此后议员们就不敢在那里请客了。

中国成文宪法的观念是从美国介绍来的。美国的宪法是美国人民思想信仰的具体表现，而且是根据人民的生活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宪法只是抄袭外国的观念，起草宪法的人就随意取舍，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或思想观念。

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绅士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也不乏领袖人才。同时各省巡抚威望甚高，足以约束省咨议局。碰到重大问题时，咨议局里很少发生政治纠纷。通过的议案大致都是为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

民国元年，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参政会颇有成为现代国会的迹象，因为参政员代表革命利益，而且有革命领袖在领导工作，孙中山担任总统，众望所归，威望一时无俩。后来袁世凯继任总统，国会里可就有了纠纷了。革命领袖憎恶专制反动的袁世凯，袁也憎恶革命领袖。但因他掌握军队，不惜以武力恐吓国会议员，为此后国会发展史上开了恶例。我不妨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借以说明恐吓手段对议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事情发生在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时候，选举时有摄影师在场拍照。当时室内照须用镁光粉，点燃镁光粉时会发出炫目的闪光和震耳的响声。镁光粉爆炸时，许多人以为是炸弹，纷纷夺路逃命。有一位议员躲到桌子底下，高喊：“我选举的是袁世凯！”另外有些人则落掉鞋子，事情过去以后到处找鞋。这场戏终以弹劾国会秘书长张公权为结束，说他不该让摄影师以“炸弹”惊扰国会。

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经常活动的五六个政党之间纠纷迭起，派系之争和意气之争非常激烈。这个被老百姓瞧不起的国会后来终于被袁世凯称帝运动以及张勋复辟运动的潮流所卷走。不过两次运动相继失败，国会亦告恢复。政治权力一部分操在各省督军手里，一部分操在有名无实的北京中央政府手里。这时北京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无力控制国会。北方军阀曹锟贿选获任总统之后，国会威信一落千丈，此后情势演变，国会声望更是每况愈下。

国会议员之中，许多是贿选而来的。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辜鸿铭告诉我，有一次选举时，曾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出八百大洋收买他的选票，他把钱收下了，跑到天津逛了一趟胡同，根本没有去投票。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国际性聚会上，辜鸿铭碰到这位贿选的人，他指着这人对大家操英语说：“这家伙要拿800块钱收买我，各位先生，你们看我辜鸿铭真的这么贱吗？”

若干不良分子就是这样混进国会的，虽然这种人数目不多，但是已足以使国会显得有点像拍卖场，谁出钱最高，就把议席卖给谁。

北京学生现在开始把他们的攻击目标移到这个“腐败之家”头上了。有一天下午，好几千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河进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

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国会议员最先想确立人民代表的权威，学生们却反唇以“猪仔”相讥。国会预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就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并且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自知本身有弱点，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愤世嫉俗的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有一天对我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如果一个机关只是被公众憎恨，它也许仍旧有存在的余地，如果这个机关成为公众冷讽热嘲的对象，即使那是为了其中少数人的行为，多数人也会因此遭殃，而整个机关也就像沉船一样难逃劫数了。中国宪政初期的国会，情形就是如此。后来有些军阀抓住机会，干脆把它一脚踢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军阀时代的宪政。一方面是军阀以威胁利诱来破坏宪政，他们没有领导团体的威信、原则或政策。袁世凯垮台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实际权力操纵在互相残杀的各省督军手里。他们根本不理什么叫法律，他们只晓得自己持有封建军队的实力。中央政府既不能维持宪政原则，也不能确立治国政策，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无足轻重，不值得拥护也不值得反对。

在另一方面，国会里的议员，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利益。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们本省的或本地的利益，甚至只是本身的利益。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观念，本来就很模糊，因此对国家大事也就不可能有整套的指导原则或政策。除了地方事件或私人利益之外，既无组织，亦无领导。中国人爱好自由，但是对有组织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对宪政，却无经验，也不懂组织对民主的重要。中西国情不同，想使中国遵循西洋的宪政规模，无异赶东方之车，朝向西方的一颗星走着。宪政试验的失败，实在毫不足奇。

中山先生有鉴于此，所以在他的民主宪政计划中，设计了训政制度，作为过渡到宪政政府的跳板。依照他的计划，先有军政时期以达国家统一，接着是一个以党领政的训政时期，最后才过渡到正式的宪政时期。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训政政府，锐意革除国会的腐败风气。此后十年间，国民党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铲除军阀，统一全国。日本军阀所导致的国难，使统一的局面更为加强。

国家统一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先生已经制定建国的原则，只要政府与国会能有坚强的领导，人民与政府一致尊重法律，中国无疑地将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