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6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合眼。时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伫望着五年来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爱人们、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也为之鼻酸。

作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一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戏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我向朋友们道别，搭了一辆火车去旧金山。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还是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罢——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盖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朝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的，满清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骂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么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地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20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5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过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钉”在行李夫的背后，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海入侵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的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之间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地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高任鸟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一种满足的，安静的，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的院子里凭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如此玲珑可爱，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亭边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唼喋的金鱼和探螯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70多年的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50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跤，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搀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的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15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100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在多已经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历经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的情形倒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因为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正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而且愈变愈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至于究竟往哪里跑，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16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但是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我说是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旺。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一贫如洗，其中一个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父却不肯丢，而且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从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90多岁，耳朵已经半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无异样才安了心。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头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亲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树了一片竹墙，把大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这两位缺德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是有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坐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大跳。最使她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地看着飞转的轮子，唯恐被卷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哪位菩萨就拜哪位。她倒也愿意拜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它们消灾赐福。

她说她穷得常常无以为炊，饿肚子是常事。我父亲已经每月给她一点米救济她，但是她的小孙女死了父母，现在靠她过活，因此吃了她一部分粮食。我拿出一张20元的钞票塞在她手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嘴里咕噜着：“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这孩子心肠好，心肠好。”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够爬到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象中的母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发脾气。

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是一片稻田。车站建在一个平静的湖泊岸旁，这个湖叫牟山湖，土名西湖，是一个灌溉好几万亩田的蓄水库。湖的三面环山，山上盛产杨梅和竹笋。我步行至车站以后，就搭了一列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因为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靠渡船渡江。通往杭州的铁路工程也因缺乏材料停顿了。从此到杭州的一大段空隙由轮船来衔接。多数旅客都愿意乘轮船，因为橹船太慢，大家不愿乘坐，所以旧式小船的生意非常清淡。

傍晚时到达钱塘江边，再由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只花20分钟。我中学时代的橹摇的渡船已经不见了。

日落前我到了杭州，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天上斜映着一片彩霞。一边是尖削的保俶塔在夕阳余晖中矗立山顶，它的正对面，短矮的雷峰塔衬着葱翠的山色蹲踞在西湖另一边的山坳里。玲珑的游船点缀着粼粼起皱的湖面。鱼儿戏水，倦鸟归巢。暮霭像一层轻纱，慢慢地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只有缕缕炊烟飘散在夜空。我感到无比的宁静。时代虽然进步了，西湖却妩媚依旧。

但是许多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的冥想不久就被高跟鞋的笃笃声给粉碎了，一群穿着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散步。湖滨路在我中学时代原是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后来一个新市区终于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街道宽阔，但是两旁的半西式的建筑却并不美观。饭馆、戏院、酒店、茶楼已经取代古老的旗下营而纷纷出现，同时还建了湖滨公园，以便招徕周末从上海乘火车来的游客。杭州已经成为观光的中心了。

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原址现已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期间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大空地。

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领袖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借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但是这件事总算没有闹僵，后来汤寿潜被召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下担任交通部长。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500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至于清朝的崛起与没落，且让史家去记述罢！

从前的文人雅士喜欢到古色古香的茶馆去，一面静静地品茗，一面凭窗欣赏湖光山色。现在这些茶馆已经为不可抵御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只有一两家残留的老茶馆使人发怀古之幽情，这种古趣盎然的茶馆当然还有人去，泡上一杯龙井，披阅唐宋诗词，这样可以使人重新回到快乐的旧日子。

我曾经提到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

我大约逗留了一个星期，重游了许多少年时代常去的名胜古迹。离商业中心较远的地方，我发现旧式生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也较少。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依然令人迷恋。参天古木和幽篁修竹所环绕的寺庙，仍然像几百年以前一样的清幽安静。和尚们的生活很少变化，仍旧和过去一样诵佛念经。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然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现代文明的前锋已经到达，学校里已经采用现代课本。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生一代的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子，迟早是会发芽茁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