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试快到了。一天清早，我从杭州动身往绍兴去，因为我们那一区的郡试是在绍兴举行。行李夫用一根扁担挑起行李走出校门，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扁担的一端系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网篮，另一端是铺盖卷。走到校门口，碰到一位教师，他向我微微一笑，并祝我吉星高照。

穿过许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过许多迂回狭窄的小巷，我们终于到了钱塘江边。渡船码头离岸约有一里路，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板通过一条便桥到达码头。渡船上有好几把笨重的木桨，风向对时也偶然张起帆篷。船行很慢，同时是逆水行驶，所以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渡过钱塘江。当时谁也想不到30年之后竟有一条钢铁大桥横跨宽阔的江面，桥上还可以同时行驶火车和汽车。

上岸以后雇了一乘小轿。穿过绵亘数里的桑林，到达一个人烟稠密的市区，然后转船续向绍兴进发，船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我们只能直挺挺地平躺着睡，如果你缩一缩腿，原来放腿的地方马上就会被人占据；如果你想侧转身睡一下，你就别想再躺平。

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房间又小又暗，而且充满了制扇用的某种植物油气味。晚上就在菜油灯下读书，但是灯光太暗，看小字很吃力。我们不敢用煤油灯，因为屋子里到处是易燃的制扇材料，黑暗中摸索时还常要跌跤。

考试开始时，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昂然坐在长桌后面。他戴着蓝色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

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考棚了。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

考生鱼贯进入考棚，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弥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考试的题目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所以每个考生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我在家塾里以及后来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已经在这方面下过苦功。题目写在方形的灯笼罩子上，白单子上写着黑字，灯笼里面点着蜡烛，因此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擎得高高的，在考生座位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所以大家都不会看漏题目。

将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每一份考卷的最末一行都盖上印子。下午四点钟左右，炮声响了，那是收卷的第一次讯号。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缴了卷的人完全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第二次缴卷的讯号大约在一小时以后发出，同样的鸣炮奏乐。第三次下令收卷则在六点钟左右，这一次可不再鸣炮奏乐。

考试以后，我们要等上十天八天，才能知道考试结果。因而放榜以前我们可以大大地玩一阵。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碰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我认识他，因为他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想不到不出数年，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安徽巡抚恩铭灵前致祭，因他为革命刺杀了恩铭。街头巷尾还有象棋摊子，棋盘两边都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两句俗语。街上有临时的酒楼饭馆，出售著名的绍兴酒和价廉物美的菜肴。一毛钱买一壶酒。醉蚶、糟鸡、家乡肉，每盘也只要一毛。如肯费三四毛钱，保管你买得满面春风，齿颊留香。城里有流动的戏班子，高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戏。

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面守候。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圈，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

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圈，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号码是黑墨大字写的，但是我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几次眼，发现自己的号码的的确确排在榜上的大圈圈内，这才放了心。连忙挤出人群，回到寄宿的地方。在我往外挤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考生也正在往外跑。他打着一把伞，这把伞忽然被一根栅栏钩住，他一拖，伞就向上翻成荷叶形。可是这位兴奋过度的考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的伞翻向天了，还是匆匆忙忙往前跑。

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初试录取的还得捏一把汗。复试时运气还算不错。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居中的某一行上。

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写一篇文章以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皇帝训谕士子的上谕）；但是我们每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这次考试由学政（俗称学台）亲自莅场监考。试院大门口的两旁树着两根旗杆，旗杆上飘着长达15尺的长幡，幡上写的就是这位学台的官衔。记得他的官衔是：“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

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尺长、四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

贵府相公某蒙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

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100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当讨价还价正在进行的时候，父亲恼怒地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旁边一位老先生说，那是说不得的。从前有一位才子金圣叹，因为讥笑老师，说了一句“把孔子牌位取消，把财神抬进学宫”的话，奉旨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叹道：“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离开绍兴时，房东告诉我，一位同住在他店里的考生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学台简直瞎了眼，居然取了像我这样目不识丁的人，其意若曰像他那样满腹经纶的人反而落第，真是岂有此理。我笑笑没说什么，考试中本来不免有幸与不幸的！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奉父亲之命回到乡间，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那时我是19岁，至亲们都希望我有远大的前程，如果祖坟的风水好，很可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二哥已早我几年考取了秀才，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们听说“京师大学”四个字，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想不到15年之后我竟为时会所迫承乏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回想起来，真令人觉得命运不可捉摸。

在绍兴时曾经收到一份捷报，不久，试差又用一份同样以红纸写的捷报，敲着铜锣分向我家乡的亲戚家属报喜。开筵庆祝的那一天，穿起蓝绸衫，戴了一顶银雀顶的红缨帽。好几百亲戚朋友，包括妇孺老少，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在乡间住了三个星期，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了半年光景，到暑假快开始时，又离开了。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

我的近亲当中曾经发现有人患精神病，我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父亲和叔祖都说过，我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不同。我还记得有一天伯祖骂我，说我将来如不成君子必成流氓。虽然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我心里想，一定要做君子。

这个世界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我也真的发了疯吗？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的瓜分。革命正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投身革命运动的青年学生愈多，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清室覆亡已经近在旦夕了。

我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因为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有一天早晨，无意中闯进禁止学生入内的走廊，碰到了学监。他问有什么事，我只好临时扯了个谎，说母亲生病，写信来要我回家。

“哦！那太不幸了。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学监很同情地说。

回到宿舍，收拾起行李，当天上午就离开学校，乘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那是1904年的事，为争取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