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2000年以前，几位东方的智者，循着天空一颗巨星的指示，追寻到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地。这个宗教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后来在西方国家的生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以和平仁爱为宗旨，要求教徒们遇到“有人掌掴你的右颊时，你就把左颊也凑过去”。基督教的教徒经过不断的磨难和挫折，不顾罗马猛狮的威胁和异教徒的摧残迫害，逆来顺受，终于在罗马帝国各民族之间传播开来了。几百年之后，它以同样坚忍的精神慢慢地流传到中国。

景教徒在唐朝（618—907）时来到中国，唐室君主曾为他们建造了景教寺，但是景教徒的传教成绩却很有限。再过了几百年，在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国，终于得到明朝（1368—1644）皇帝的垂青。

在这同时，活力旺盛的西方民族，不但接受了新兴的基督教，而且发展了科学，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发明，为近代的工业革命奠立了基础。科学和发明渐渐流传到了东方，先是涓涓滴滴地流注，接着汇为川流江涛，最后成为排山倒海的狂潮巨浪，泛滥整个东方，而且几乎把中国冲塌了。

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这些炮弹是怎么来的，因为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保全性命毕竟比拯救灵魂来得重要。

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故事说得很长，但是都是在短短100年之内发生的，而且紧张热烈的部分还不过50年的样子。我说100年，因为香港本来可以在1942年庆祝香港成为英国占有的100周年纪念，但是这也是历史上偶然的一件事，英国的旧盟邦日本却在前一年以闪击方式把香港抢走了。我提到香港，决不是有意挖旧疮疤，而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欧化的早期历史中，恰恰是现成的纪程碑。大家都知道，香港这群小岛是中国在所谓“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的。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继禁止鸦片进口之后，又在广州焚毁大批鸦片。鸦片是英国由印度输出的主要货物，于是英国就以炮弹回敬中国，中国被击败了。

1842年的中英条约同时规定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开放为商埠。这就是所谓“五口通商”。大批西方商品随着潮涌而至。这五个商埠以差不多相似的距离散布在比较繁盛的中国南半部，为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过去中国只有北方和西北那样的内陆边疆，现在中国的地图起了变化，这转变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这五个商埠——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由南向北互相衔接，成为西方货品的集散地，舶来品由这五个口岸转销中国最富有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

西方商人在兵舰支持之下像章鱼一样盘踞着这些口岸，同时把触须伸展到内地的富庶省份。中国本身对于这些渗透并不自觉，对于必然产生的后果更茫无所知。亿万人民依旧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像过去一样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从没想到在现代的工作上下工夫。一部分人则毫不经心地开始采用外国货，有的是为了实用，有的是为了享受，另一些人则纯然为了好奇。

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些种子终于发芽滋长，使中国厚蒙其利——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这时候，日本也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欧化的途程迈进，中国对此却毫无所觉。半世纪以后，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1894年出其不意地咬了东亚睡狮一大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

我原先的计划只是想写下我对祖国的所见所感，但是当我让这些心目中的景象一一展布在纸上时，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不管它像什么，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