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好像顶急的是经济建设，然而非政治问题有相当解决是谈不到的。所以讲过政治问题，现在来谈经济建设。要谈经济建设，须先谈中国近百年的经济破坏。要谈这个，那又须知道中国原来社会经济是怎样一回事（被破坏的一面），和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发展变迁（能破坏的一面）。我本是对于任何学问无一不外行的，像经济这样专门的东西，像上面这几个大问题原不敢谈；无奈事情急了，哑巴也会说出话来。我且以我所见，依次分说于下。
第一节 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
中国旧日社会的经济构造，既非封建社会的，也非资本社会的，实在另外是一回事。什么“封建残余”、“半封建”、“前资本主义”，都不能积极地表出其特殊面目。至于什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那更讲不 清。你要问我，我头一句告诉你，就是：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
上已盘旋而不进；像近代的生产技术、像近代的资本主义经营，他永远没有达到的可能。第二句话：他生产始终靠人工而不会靠物理的动力；因为他走艺术的路而不走科学的路。无论为农为工，你说他拙，他也很巧；但是艺匠的巧，而非科学家的巧。从而只能为零星小规模的生产。生产手段是分散开的，各人各家各自营生。这是中国社会趋于散漫的根本。第三：为行生产固然没有集合起来大规模经营的必要，而在生存过日子上面则有联带负责互相保障的伦理组织。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生产本位的，这却是消费本位的。艺术而不科学，消费本位而非生产本位，这两点都是陷于盘旋不进的原因，也是他的结果。第四：生产技术不进步，就停顿在农业社会里，——永远是一农业社会。第五：商业虽然发达的很早，但因为始终不出一农业社会，农家生活总是偏于自给自足的；更加交通工具的缺欠，就保持了此一大陆社会的自给自足。第六：像这样的经济，最缺乏竞争的意味，也不堪与人竞争。至于向外侵略，更说不到了。他缺乏征服自然的威力，是他的短处，他不为经济而经济，而意在供给人类领略人生的条件，则是他的长处。这样恬淡乐天与世无争的民族，遇着以经济竞争擅长的西洋民族，就不得不失败而几乎无法自存。
第二节 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
西洋人到东方来，就是为要通商而来。通常都说西洋是工业国家，其实不如说他是商业国家；因为他的工业是由商业引出来的，并且始终放在商业里来经营。所谓竞争、所谓侵略，都因为他是商业的原故（非因其为工业之故）。中国这自给自足的大陆社会，就因为通商而起变化， 而崩溃，而不能自存。西洋工商业所以有这样大威力，其实总起来说不外两个字：一个“巧”字；一个“大”字。“巧”是说生产技术的巧，商业经营的巧、交通上的巧、金融上的巧等等。“大”就是在生产在经营在种种上的规模大、气魄大。若对照来看中国，恰好一切都是拙而且小。中国所以不能自存，也就在此。中国果欲图存，也就非往“巧”里去，往“大”里去不可。不过，其必须巧且大虽同，而如何进达于巧且大之途径不必同。西洋在经济上的进展变迁，仿佛可分作前后两时期看。前一时期所发达的偏乎巧，后一时期的则偏乎大。工业先进国是从巧而大。后进的国家则似要从大而巧。这就是因为西洋经济进步，先得力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多半由此而来；及至欧战以后，乃转而讲保护干涉，讲统制计划。后进国家为要迎头赶上去，为要抵御先进国的竞争压迫，就不能不多运用政治力量。英国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正好代表前一时期；苏俄于工业为后进，也就是后一时期的代表。说到大，以苏俄为最大，因为他是以整个国家来统筹一切，来对外竞争（巧大二者相联，本不好分，以上都不过是比较相对的说法）。
第三节 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
中国自被西洋强迫通商以来，旧日经济就生变化而破坏；其破坏似也可分作前后两时期看。前一时期是手工业破坏而农业变质。手工业的破坏是因为外国货精美（巧）而价廉（大），再加上他们商业、金融、运输、外交、政治，种种有利的因素，就使土货无法竞存。然而此时农业还不错，并且因为他们要买我们的农产原料，所以农业还相当的兴奋。不过农产渐渐商品化，向外出口，改变了从前自给自足的意味。此时手工业虽破坏，还可以靠农业吃饭，以农产换来的钱买洋布洋 油，农家的日子也还可以过。但就全局来看，则变化已非常之大，我们完全变成了人家的市场和原料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主；同时则生活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后一时期是农业继手工业而破坏。显著的是一向依为出口大宗的农产出不去（最近两年我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二十一年之总指数，仅当十九年之 62.99%；二十二年之总指数，仅当十九年之 46.03%），而反有大量农产入口（二十二年农产进口为四万万余元，二十年农产进口为三万三千四百余万元，均占每年人口总值之十分之三强）。这原故是为有农产如丝、茶等项，从前外国没有讲求到，现在讲求到了，不必定用中国的；有的是世界不景气，不要那末多；有的是外国农业技术上经营上进步，生产过剩，倒输入中国来。再加上商业、金融、运输、外交、政治，种种不利的因素，就使中国农产无法畅销。于是农产卖价惨跌，农业生产力就被摧毁，而全国经济从根本上崩溃了。此时新式工业既未发达，旧手工业又已破坏。所余下的只有农业一条道；农业破坏还靠什么吃饭？就农家说，在从前时代，原用不着花钱买东西过日子，现在变的处处要用钱才行，而农产偏偏不卖钱，其苦痛实为前此所未有。全国经济原建筑于农村之上，工商百业悉随农业为盛衰。没有生产力就没有购买力，土货不出去，洋货进来也少，国际贸易在出口进口两面无不急剧降低（以民国十五年为标准，二十年进口为一二七；至二十二年降为五九；二十年出口为一○五，至二十三年降为四○；均减去二分之一以上），全国经济破坏景象之惨，无过于民国二十三年者（二十五年全国农产丰收，卖价也好，工商百业马上恢复繁荣，如响斯应）。这仿佛已到最后关头，是死是活，决于今后了！
归根来说，不外两句话：假若你当初不顺着他通商交换的路走，不卷入竞争漩涡，那守着从前老道路未尝不可自存，他也无奈何你（像丰收成灾的事断不会有）。但这一层是绝不会有的事，那末，卷入竞争漩 涡以后，就非赶快由拙进于巧、由小进于大不可。在中国人自受西洋影响后，也何尝不想追踪西洋；但总不得放开脚步向前进的机会（主要的是为政治无办法）。在那前一时期，要赶还容易赶，而竟自错过了；到现在后一时期，巧者更巧，大者更大，复乎不可比拟，简直压迫得不能翻身；要想翻身，真是难上难！
第四节 需要有个方针路钱才行
在强烈的竞争下，只有进步与毁灭两途；——不进步就得毁灭。但进步怎样进步呢？没有方针路线，糊里糊涂地进是不行的，死用力气是白费的，碰运气是更笑话的。明眼人当已看出我们今日实无路可走。而有好多人全不看看环境，只顾喊生产教育！生产建设！生产！生产！仿佛大家都不晓得要生产似的。试问谁不想生产呢？农人不想生产吗？工人不想生产吗？商人不想生产吗？除了喊口号的先生未必真从事生产外，几万万的农民、几千万的工人、几百万的商人，都在那里并力生产。而无如环境不许，尽管并力生产，却只见生产降低，不见生产进步。在复杂曲折的问题中，原不是没有眼光空努力所能生效的；我们须要发见一个方针路线才成！
说到路向，仿佛不外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和社会本位统制计划的两条路；两条路比较，我们似宜于后者。这不但因为我们是产业后进国，要这样才合于迎头赶上去的话；更要紧的是为外围环境不许我们走前一条路，此刻国际竞争之烈，苏俄是以整个国家对外，固不消说；即其它自由主义的国家，也莫不以国家权力统制内部，而为对外竞争作后盾。我们如果走前一条路，即不啻以我们零散的小农小工小商与国际的强大力量相竞争，焉有我们立足的余地？然而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是 过去二三十年的事实；如其明白过去并非偶然，则知今后便无可侥幸。所谓后一条路，又如何能走？现摆着的事实，要讲统制，第一，外国人为阻碍，第二，社会本身缺乏这条件（这样的组织机构）。空有理想，办不了事。经济上虽有其必要，政治上实无此可能。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凡要想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我以为宁以多分力量研究政治问题才好（同样地凡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人，宁以多分力量研究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同时通得过。才算是通了。一面通不算通。
环境所逼，需要我们走统制的路是很明的；困难就在社会本身和政府本身。因此，政府本当有方针的，而第一没有方针可见的就是政府。若论十三年改组，十五年北伐的国民党，不是很有主张的吗？而转来转去竟莫明其妙了（二十一年左派当政，陈公博也且说出中国还得走资本主义路的话）。统制之说虽曾一度高唱，究竟作不到（勉强作到，结果或者更坏）。作不到，则有方针亦不能表见。使国民党失去其理想，使政府失去其立场，都是事实使然，倒也不能责备谁。大概政府天然没法有方针 ，或者离开政府倒能有方针；中国的事就是如此的，可惜许多人看不到。所谓离开政府反倒有方针，就是顺社会自然的要求、事实的推移，未尝没有一条路线；只待我们认取，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照我们以前的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须待社会力量起来。这自一面说，正是为中国社会从经济问题的刺激自然要走上一条路，自然要有一种力量起来；自另一面说，则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政府，正也可见。有两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一点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两下纠缠的特别紧；
一点是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而难靠政府。
这不为别的，这就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经济学者 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学者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问题，教育学者更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惟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可测其前途才可以。要有眼光能看通这问题，自然于各问题同时看通他。所谓一通百通；一处不通，就是全不通。同时也就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一切都要从头作起，当然没有什么健全政治机构可以靠得。虽不能多靠他，还是离不了他，不过不能以他为主。
我从前曾说过这个话：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 ；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 ；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见民国十八年《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这就是所谓一切都从头作起。所谓并时解决，却不是一下子解决，而是政治经济生产分配辗转循环，一点一点又一点地解决。这就是看通了整个问题后才说的话，读者也须看我全书才可明白，这里且不多说。
第五节 方针路线在哪里
上面说顺着社会自然的要求、事实的推移，未尝没有一条路线；只待我们认取，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这条路线是什么？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分 析起来，这里面包含几个要点：一、非个人营利 ，也非国家统制 ，而是从农民的联合以达于整个社会的大组织 ；二、从农业引发工业 ，而非从商业发达工业 ；三、从经济上的自卫自立入手 ，以大社会自给自足为归 ，自始即倾向于为消费而生产 ，最后完成为消费而生产，不蹈欧美为营利而生产的覆辙。我们慢慢来说明这意思。
我们动辄要讲经济建设，其实八十年来通商的历史，将我们卷入竞争漩涡，到现在差不多没一点不受世界的牵掣与影响，没一点不受国际的威胁与压迫，在经济上我们完全成了被动的、附属的，处处难由自己作主，同时在政治上又缺乏统一的国权，哪里能自由自主地去建设一切呢？此刻不过在强暴摧毁下力图自保，在严重压迫下力图翻身而已。说经济建设，未免口气太大。我们不要从主观方面设想，我们先要来观察审度四周的情势。
第一，要看在外力压迫下哪个地方比较松缓，多少还容我们喘气。
第二，要看哪个地方要求喘气最急切；这是从我们自己一面说。
第三，要看哪个地方比较有自保可能，有翻身可能。
第四，要看有没有从此翻起身来的路子。
从客观形势中发见了一线之路，再从而设计规划尽可能地加工夫来完成他。——我想这就是最善的努力。
甲 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
第一，在外力压迫下哪个地方比较松缓，多少还容我们喘气呢？如果这样问，我们可以回答：比较还是农业。本来国际经济竞争我们农业工业是普遍都感受压迫的；然而比较上农业终不同些。这一面固由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 业发达，即其一例）外，主要的还是为农业与工业根本是两回事。大约在资本主义营利的生产之下，有两种情形必须知道的。一是工业抑压农业的情形；二是农业上竞争和缓迟钝的情形。此可从三层来看：
一、工业为无机生产，农业为有机生产。在无机生产上，人的控制力大，受自然的影响小；在有机生产，则人的控制力小，而受自然的影响大。水旱风雹的问题、自然节候的期待，就使得农业不如工业好发财。投资的人就投向工业而不向农业；人随钱走，也都走向工业而不到农业上来。
二、土地没有资本那样活便，容易集中为大量资本，土地不容易集中为大段土地。而进步的生产技术总是要相当大规模；这也是农业进步受限制之一因。又土地私有，在农业上就发生业主佃户的事情；在资本私有的工业上却无此事。业主佃户各都没有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热心；因此农业就在租佃制度下不得进步，有时且不免退步了。
三、无论农业工业，要为营利的生产，都须藉着工资劳动；然而在农业上对工人的管理监督，对工作效果的考查测定，远不如工厂对工人那样容易。那末，借着工资劳动来赚钱，也就不易了。
总之，商品生产而不能适应市场，生产手段私有而不能活便利用，工资劳动而不易监督考较，在资本主义下农业是种种的不利，乡村是种种的不利。要想农业工业为平均的适宜的发展，要想乡村与都市为均衡的自然合理的发达，必须在推翻资本制度之后。
所谓农业没有像工业那样激烈竞争的情形，从两点上可以见出。一是像工业上大规模经营驱逐小经营的情形，在农业上是没有的。在学者间还有大经营小经营孰为优越的争论，事实上小规模经营在许多国家也普遍的存在着。一是像工业技术那样不断地发明改良，很快地进步，在农业上是没有的。即或有新技术发明出来，也不易就被采用，所以农业技术进步要慢得多。大概有许多条件，一面固然不容易让农业进步，一 面也让农业不容易失败。总之，农业经营彼此间的竞争是和缓迟钝的；
也不能从竞争而刺激它由拙进于巧，由小进于大。
所谓中国农业工业虽同受外力压迫而农业较松的，如上面所讲农业上竞争和缓迟钝，自为其有力的缘由。我想其中格外有力的一点，就是农业生产总含有自给的性质（虽说自通商后慢慢都商品化了，而天然地仍要保持大半），而中国自耕农又相当的多，最富于勤俭精神。生产了为自己吃用，便已超出商品竞争之外，任你外货怎样价廉物美，对我也压迫不着。工作上的勤劳周到，过日子的俭约耐苦，虽受压迫也能维持。在工业上就没有这么大的伸缩性。尤其因为有外国得在中国设厂制造之例，他可以就近取原料并利用廉价的劳工，在我受逼实在太紧。彼此同开纱厂，一个资本大、一个资本小，一个技术巧、一个技术拙，则那小纱厂趁早不必开。这是很显明的理。
但中国农业受压迫较松，更有一层巧道理在。那就是上面所讲工业抑压农业的道理，为反面的使用。论理中国这农业社会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也应当跟着资本主义化，工商业兴起而农业衰落。资本劳力都应当走向工业，走向都市才对。然而八十年来此趋势并不十分显著，尤其到最近几年，银行家都愿意向内地农村放款，不是很奇怪的吗？这就为国际竞争借着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时兴起，同时亦就阻止了中国之资本主义化，好像给中国农业作掩护的样子 。这样，恰好给中国农业留下一点活动余地，真是很巧的事。上海等地方许多过剩资金，专作些交易所和地皮的投机生意，而不能用到工业生产上，完全为正当工商业发达不起来。此时转向内地农村，也是反逼出来的。假若像欧战期间那几年中国工业蒸蒸兴起，则资本早奔向那面去，而不会到农村这面来。颇有人以为中国农村的合作事业由银行家来提倡，是开世界之创例。这诚然是创例；然而若非国际竞争限制了中国工业，又何从开这创例呢？归结一句话，中国的产业虽一般都受外力压迫，而农业比 工业较为轻松，不难抬头。
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讲一段近乎题外的话；这段话在我心中却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把中国问题想通了的时候，让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地和感想。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 。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末，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幸好几十年来虽受西洋文明的影响，引起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但到底还是皮毛，没有达到骨子里边。只是沿江沿海变了些，而内地乡村则未大变动；观念习俗变而经济事实则未十分变。社会破坏崩溃确甚严重，而新路子到底没走上去 。苦就苦在这里 ；好也好在这里 。假若经济事实变了，则整个变了。假若新路子走上去的话，就再回不来，再也不能去走我们理想要走的路。这真是非常重大的关键。（现在受西洋影响最大，真成功工商业社会的是上海，上海实是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幸亏中国只有一个上海而未完全上海化）。
乙 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
第二，不但从外面看，我们农业所受的威胁压迫较为松缓，还可以活动；更且就中国社会本身说，也因为农业关系太大，痛痒太切，不堪压迫，要求喘气活动最急。本来我们缺乏工业，最急需的是工业，工业受限制应当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自近年农产输出锐减，同时倒有大量农产入口，中国农业继手工业而破坏，影响百业，牵动全 国，因之救济农村的呼声四起，成为全国各界普遍的要求。上海为中国经济总枢，金融机关从上海分布到内地，更仿佛神经系统一样，对于此中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前途利害危险看的最明。所以他们主张救济农村最早。自二十一年度后的中国银行营业报告，年年都提出这话来说。其金融界领袖著论立说的也很多。兹引录一段于左：
沿海各埠，如津、沪、港、连等处，专代内地各埠进洋货销土货；而上海一埠，因得地之利，及外货聚集的关系，渐次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内地各埠，则处于大小金融支流的地位。依洋货土货的进出，及信用贷借的组织，使全国金融有一种季节的流动。往常每年如四、五、六三个月，因皖、赣、湘、浙、闽等处的茶，苏、川、汉等处的丝，北方各区的小麦，及八、九、十三个月全国各地的秋收上市，在这两个时期，金钱照例是由上海流到内地各支流，由各支流再分送到各乡村去收买农产，于是金钱乃散到了乡村农民的手中。而乡村的农民，除了蔬菜及食粮等可以自给自足外，还须多多少少购买布疋、砂糖、杂货、海味、五金、棉纱、煤油、药品、纸烟、面粉等物。此种货物的分配径路，最先是由通商大埠如上海的号家，向进口洋行或厂家大量买进后，分配于各地客帮或批发商；批发商及客帮，则分配于内地城市的大商店；内地各城市的大商店，一方面门市卖出，一方面又批发于各乡镇的零卖商；复由各乡镇的零卖商，乃分配到农民的手中；所以乡村的金钱又渐次流到通商大埠。如是一往一来，乡村与都市的金融，常是流通不息；而且这样一往一来的中间，多数是利用“信用”两字。而利用的方法，大约可分为三种：一则上海的银钱业对于内地的银钱业，给与信用往来及常期往来，或自己在内地开设分行；例如镇江、杭州等处的钱庄，每年接受上海的银根，总在五六百万两。即如宁波钱 业，往年也放账到汉口等处。一则上海的号家，每年对内地客帮及内地批发商，也放出不少款项；例如本埠糖号、纱号、杂粮号、等每年也放账于内地，多者每家达数十万两。一则纯用赊欠方法，无论外埠内地，互相利用期票，或十天或半月或一月，上海如此，其它各埠亦然。因是洋货与土货的一进一出，乡村与都市的金融乃川流不息；而进出两方的或多或少，就成为各地对通商大埠汇价高下的基准。……无如最近数年以来，西北苦旱之后，继以长江流域空前的大水灾，乡村已陷于困苦的境地；加之丝茶以及各种土货受外国经济恐慌的影响，出口一落千丈，金融已不能再往内地输送，而洋货则反纷纷向内地侵入，内地的金钱，更不得不向通商大埠流出。而通商大埠因感觉内地资金存放的不安全，不但不能充分放往内地，且渐次紧缩信用，纷纷从内地收回；例如宁波钱业，民初放账至汉口，自民十五年以来，已顺流而下，不复放出。去年以来，各埠对汉口皆大事紧缩，以致汉口钱庄多数不能自立。他如通州、扬州、镇江、蚌埠等处，每年吸收上海银钱业之信用款项在数百万以上。单就镇江一埠而言，在民国十六年前，镇江钱庄有三十余家，每家账面以极少论假设为最小三十万两，全埠已有九百余万两之巨。但镇江并没有大工厂及大商业，镇江市面当然吸不了许多银钱。所以北达里下河清讧，西达汉口，皆有镇江钱庄的放款。而镇江又何来如许巨款？就是仰给于申苏。可是自民十七年以来，对申苏的信用巳欠灵通，及至去年长江大水，镇江钱业的各埠放款当然不能收回，而申苏不但不能接济，更从而大催欠款；所以镇江的钱业断了申苏的信用线索就不能支持。此不过举其一例，全国其它各埠，莫不如此。因是通商大埠既对内地各都市收缩信用，内地各都市对各城镇也紧缩信用，各城镇对各乡村也紧缩信用，所以现金就渐次集于通商大埠。内地现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收进，乡村 与通商大埠的现金，就呈了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
一方贫血，一方充血，血脉既不能自由流通，就是一个很大的病源，其余的病症，乃因而丛生。
此文所述，多为南方情形，其实北方正也同这一样。记得二十一年北平天津一带，现洋比钞票价低，每万元相差达五十余元之巨。此事乍看甚不可解，只有钞票抵不得现洋的，那有现洋抵不上钞票的。市面商家甚以为苦，曾由市商会去公函询问银行公会是什么理由。银行公会函覆所说：第一层就为内地农产减少，现洋就不向内地走；第二层内地生活仍须购求外货，内地现洋因之流出；第三层内地天灾匪患，稍有身家者多迁居都市，现洋也随之而出（见二十一年七月三日北平《世界日报》）。这都可以参互证明。
据查上海一埠，中外银行所有现银，自十七年底之一亿七千一百万至二十二年底之五亿四千七百万，五年之间增加三亿八千六百万元。由存银过多，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然转过年来（一九三四年），美国收买白银，国际银价抬高，上海存银一举而转输国外，又变为通货紧缩、信用紧缩了。因此，二十三年前是现洋奇贱，二十三年后是现洋奇贵，完全是两个情形；而其给与全国经济之痛苦与损害则一。尤其白银外流，举国惊慌。然其总根源就在农业生产力破坏，内地农村与通商大埠之间收支不相抵，现银涌流外埠。但此内地对外埠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现银抵付，实际是中国对外国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现银抵付。现银屯积上海外国银行，即与出国无异；其因国际银价高涨而外走，不过一种移动，命运早决定于农业破坏之时。我们现在不是谈金融，而意在指点农业破坏影响一切，是中国的生死问题。头一个受影响的是商业；因商业，不外将农产土货运出去，将洋货贩进来。在此大农业社会中，生产是靠农民生产，消费也是靠农民消费。自民国二十年后，入口随出口而 年年降低，正为购买力随生产力而降低。出也不出，入也不入，尚何有商业可言。金融业是随着商业的一种周转流通，当然随之陷于绝境。至于工业外受国际工业的压迫，再遭受国内这样风险，当然也就完了。交通业要亦如是。试举一小例：山东长途电话局的营业，在每年棉花交易时则收入旺盛；二十四年棉花因旱歉收，电话局都受影响。如此之例，随在可见。像军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农民吃饭；等到农民没有办法，大家一齐不了，救济农村的呼声四起，就表示在这个地方急于要求喘口气，不堪压迫了。
还有更直接的，是农民若没饭吃，社会秩序简直不能维持。二十二年丝价惨落，江浙蚕农都陷于饥荒，素极富庶的无锡湖州等处，皆发生农民抢米风潮，无法弹压制止。对于农村经济不想根本办法，今年混过去，难说明年不出乱子。再从入口货上分析，不但农产占大宗，农产中又以食粮占大宗（《社会经济日报》一卷九期《农产品对外贸易与中国农村经济》一文，分析农产入口者以弥补食品不足为主，输出者以提供原料为主）。近数年洋米输入，每年在二千万担以上，据国际贸易局报告，二十四年度进口商品以米谷居首位，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小麦输入也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当此国内购买力低落，商品输入多半减退之时，谷麦进口反而激增，可见中国粮食问题之严重。所谓“民以食为天”，问题之急，莫急于此。
丙 要凭藉农业谋翻身
第三，从外面说压迫较松的是农业，从本身说最不能忍受压迫的是农业；那末，农业究竟有活动可能不呢？有翻身可能不呢？如果这样问，我们可以回答：农业是比较可以活动的。因为我们在农业上根基厚，要翻身，这里比较是个凭藉。头一样，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指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资 本是我们所缺乏的。第二样，工业生产需要人工少，农业生产需要人工多。人工在我们是现成的；工业上所需动力是不现成的。第三样，工业生产需得找市场；不要说国外市场竞争不来，就国内争回市场来说，一则适值中国人购买力普遍降低，二则正在外国人倾销取策之下，恐怕很少希望。农业生产极富于自给性，当此主要农产品还不能自给时，似乎不致像经营工业那样愁销路。总之，当前的问题，既在急需恢复我们的生产力，增进我们的生产力；而农业与工业比较，种种条件显然是恢复增进农业生产力切近而容易。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全国稻麦棉三大项自给计划，固然这问题不是单从农业技术上可以解决的，然而要自给亦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即以棉花为例，自经提倡长绒棉，不过二三年，而棉田棉产增加已有可观。
国内棉产，自二十年之 6,399,780担之低数上升，至二十三年达 11,201,999担，三年之间增加 4,802,219担，约为 175%。（《社会经济月报》三卷二期《民国二十四年棉业之回顾》）
据本次调查，全国主要产棉之十二省，除浙江外，余均大增。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等省，棉田均为近二十年之最高数。总计全国棉田较上年增百分之五十七，增率之大为近年所罕有。据估计，各省棉产均较上年大增，计湖南七倍，山东四倍，湖北、河南各三倍有余。全国产额计 16,479,149担，较上年增加一倍。（中华棉业统计会《二十五年全国棉产第一次估计报告》）
本年第二次估计，比较上年第一次估计，棉田增 5,273,599亩。比较上年最后修正，棉田加 3,987,024亩，棉产 723,717担。棉田面积，殆为历年以来之最高数。如此后天气不告恶劣，则最后实收，也将有造成最高纪录之望。……本年棉产增加，纯为长绒，在纺织上关系甚著。因近年国内棉产不足消费所需，供求相差甚巨。兹者 产额加多，供求差额自可稍减。再国内纺厂销棉细绒渐增，国内细绒最缺，在目前美棉价格奇贵之时，国内物产因需求关系，所受美棉之引力甚大，致在过去一二年间，纱花价格间之差率日趋扩大，形成纱贱花贵之象，棉业最大痛苦，实由于此。本年长绒棉既告增产，则今后国内棉市所受美棉引力，自可减轻。纱花价格所造成之巨大差数，或将因国内棉收，尤其是长绒棉增加而渐趋恢复其原状。（《社会经济月报》一卷九期《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棉业之回顾》）
此所增棉田（二十三年），悉属长绒棉种，可知其为提倡之新成绩。稍一用力，便得如此；好似体格魁伟的大汉，在病中没有力气，但其力气若恢复一分，此一分就很大。若从工业上求增加生产，断没有这样快；一则根基厚，一则没有根基，大不同也。天下事最好是因其故然，因势利导；最怕是舍近求远，格外造作，那最容易出毛病。眼前明摆着的情势：
一、非一面求主要农产品（稻、麦、棉）之自给以减少农产之入口，更一面增加农产原料（丝、茶、桐油）之输出，无以抵补国际贸易之入超，无以平衡内外埠间之收支，而稳定大局，活泼金融。
二、非整顿农业，广行垦殖，不能养住这许多人口，不能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工业既不能像苏俄那样整个由国家来作，则不独不能济目前之急，为多数人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走入个人发财歧途，去均平益远。
三、非以农产出口换回来进步的生产机械，则此农业国无从过渡到工业上去。翻身在工业，而凭藉以翻身者则为农业。
四、最后一大要点，非农业生产者（农民）不能走联合之路，而非联合即无以求经济上之自卫与自立。前既言之，产业落后的国家大概要从大而巧，中国即不能用政治力量将整个社会合为一体如苏俄，亦万不 能再任其分散各自为谋互不相顾；至少要尽可能地彼此联合起来以求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逐步地进于大，逐步地进于巧。工业若非国营，便天然从个人营利的路往前走，那只能使中国人分散，不会使中国人联合。营利就要竞争；营利而要同业讲联合，其中实有矛盾，终不能成功。例如山东煤矿业感受抚顺煤之压迫，而有合作公约之订定；又全国火柴同业亦以外货之压迫，而有火柴同业产销联营社之组织。暂时也许是一种维持之策，前途决难行之久远，决难形成一种制度。要讲联合，只有农民能联合；因农民是要生活，不是为营利。合作制度是经济上弱者的自卫，农民最相宜，工人有些处也可以，资本家却不适用。农业比较缺乏竞争性，也不能从竞争刺激其进步，农民尤不善于竞争。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所谓进步，无非是达于巧与大。工业好像由巧而大——因竞争而技术日巧，同时规模亦大；大规模经营驱逐小经营，以吞并而更大。农业竞争不烈，彼此吞并不了；那只有藉着合作而大，由大而巧——规模较大，便能采用较进步的技术。这恰好是两条路。一是只知有己 ，不顾旁人 ；压到旁人 ，护张自己 。一是肯定自己 ，同时也承认旁人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 这并非尽是哲学上的不同，而是其势不得不然。试看：工业国家所以救济其农村的方策，在其农民的合作；农业国家（如丹麦）所以立国之道，在其农民的合作；即以共产为旨归的苏俄，其入手处也要促进其农民的合作。农业农民实与合作有相联之势，工业资本则与竞争不相离；这是千万不要忘记的。
在经济竞争压迫下，中国人即不能一下子合为一体以对外，亦得扭转分散之势，而走向联合里去。不然，只有灭亡。说到生产，亦要联合才能生产 ，说到消费 ，亦要联合才得过日子 。而说到生产者是谁呢？那就是农民 。说到消费者是谁呢？那亦是农民 。所以第一要靠农民的联合 ；其余的人不是为数甚少，就是不事生产，在经济上没大关系。那 末，我们如果认定非联合不能图存，则非凭藉农业不能翻身也就可以明白了。
丁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
第四，从外面看农业受压迫较缓，从本身看农业关系太大，痛痒太切，要求喘气活动最急，而同时农业又极有活动可能，似乎不难从这里缓一口气。这是如上已说了的。但是仅能缓一口气，苟延残喘，殊非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翻起身来达于进步的健全的经济生活。那就必须有进步的生产技术（巧），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大），而其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因此要问，我们尽力于农业，其结果就在农业上呢？还是很快地很自然地引发工业？假使结果不在工业上，便非翻身之路。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尽力于农业 ，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 ；并且我敢断定 ，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 。
须知我们口说恢复农业生产力，复兴农村，而其实旧农业旧农村是无法规复的。农业在今日亦是只有两途，一是毁灭，一是进步。譬如养蚕，蚕种一定要更换，养蚕的设备也不能不采用新工具，烘茧缫丝都非新法不可，同时经营规模一定要大。又如小麦，为适应面粉厂需要，品种就得讲求，并且货色一律，大量供应才行；那在技术上经营上显然非变不可。总之，进步而后存在；果能存在，必已进步。而所有进步的技术，没有不是科学化的，没有不是工业化的。因此在农业前进程中，许多工业自然相缘相引而俱来。例如从土壤肥料等农业化学上问题，而引出化学工业，从农具农业机械农业工程，又引出机械工业等；从农产加工农产制造，也将引出许多工业。诸如此类，都是相因而至的。更要紧的是生产力抬头，一般购买力从而增进，自有许多工业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 。我们不要直接来办工业，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 。直接的力量是最小的； 直接去作是最笨的。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也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环境逼着我们只有这样自力更生 。
以上是说我们尽力农业，则工业自有随之而起之机；还没有说明
工业怎样建立。此时我们须补明在农业技术前进程中，早有一段合作运动在。因为要合作才能大，要大才能巧。农村的复活，是全靠合作的。那末，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 ，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 ，工业就于此建立 。譬如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肥料工业、农具工业、农产制造，那一样不可以在农民合作组织之下来进行呢？规模大的就在合作组织大联合下进行，像日本农民用的肥料，就是全国购买联合会来供给。其供应农民消费的那些工业，有好多其原料就为农家所自有的生产品，那就更方便，可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 ，满足自己的需要 。食用品如面粉，就不用购之面粉厂，而合作社自营面粉厂，又如衣用品仅可以从羊毛棉花的生产到纺纱织布，统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更由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健全的；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也必健全，总之，经营工业的主体不要落在个人身上；中国工业的建立 ，是要建立在非营利之立场的 。中国工业如不采这方向，不独重蹈人家覆辙，而且根本就不会成功。这个世界里，早没有留下中国人营利的余地。惟有不为营利而生产，超出竞争的漩涡，那末，就是他像倾销也不相干；这样才立得住脚。果然认明前说的 “环境逼着我们只有这样自力更生”那意思，则于“农业工业叠为推引，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其中一步一步势将归于不营利而后已，亦就可以明白。
以上是说中国工业从时代环境将必建立在为消费而生产的原则上， 还没说明此中有其自然能成功之势。其所以很自然就能成功的，有几点可说：
第一，农村劳力过剩，自然要用到工业上来；照金陵大学卜凯教授估计，中国农人一年中工作时间约在一百天左右，即全年三分之二是空闲不生产的；戴乐仁教授也曾估计：“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农村人口中，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万人无形的失业。“这就为单靠农业为生，而农业有一定季节，其余时间都不能利用。同时单靠农业，所生产的太有限，遇有水旱虫害更不啻坐以待毙。再则从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于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但也总要人指导。华北工业改进社即本此旨而成立。不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笨，难得收效。必须如我所说，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
第二，工业所以难兴起，一是难于资本，二是难于市场；但于此则资本市场两不为难。因先有了需要再办工厂，所以市场不为难。资本除机器设备是必需的外，所有为开发工资、购进原料、出入运输、一切垫办，都会因劳力现成、原料现成、运输省事（原料近、销路近）而减省好多好多；所以资本也不为难。如此则随着农业不是很容易地工业就起来了吗？中国自通商以来，整个成为外国工业的市场；欲图翻身，必须渐次收回。如何收回呢？如果要从竞争市场而收回市场是不行的 。必须一面开出消费者的购买力来，一面将消费者联合在一起；抓住他生活上对于工业品的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工业。这就是所说由农业引发工业，生产力增进购买力那条路，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扩充我们的防卫线 ，一步一步地收复失地 ，最后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 。超开竞争而打倒竞争，这才是中国发展工业最顺利的路。
第三，近年正有工业要移向内地来的趋势，也大可作一证明。民国二十二年中国银行报告上论及面粉厂纱厂，一再地说内地各厂营业较胜于津沪汉各埠，而认为要移向内地设厂。南通纺织专校出版之《杼声》亦说，在南通的大生纱厂，机器较旧，种种不如沪上各大厂；然而因为设在内地就可维持。二十三年纺织学会在济南开年会时，也有同样意思的提案。凡此都可见出趋势是如此；而其理由呢，大要有三点：一是接近原料产地；二是接近消费市场；三是工人易于训练管理，工作效率较高。这所论的自然还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然而若再进一步，也就到了为消费而生产吗？至少从这种趋势证明了像我们提出的主张很自然地可以作到。
第四，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这许多本是世界的新风气新理想。其中实含有人类自然的要求。可惜他们工业先进国已走入歧途，返回头来很难。像我上面所说的，其路向所指正与此吻合，实在很顺地一一可以作到。在他们原初为向海外取原料，向海外争市场，自然集中在海口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产煤的地方。我们则原料在内地，劳力在内地，消费需要在内地，同时复可利用现在工业界所发明高压电使电流远送到数千里的各地（周围五百英里以内）以为动力，自然不会集中的。有人主张布置工业网之说：
一个大工业中心孕有许多小工业中心，小工业中心更孕有许多更小工业中心；如此一层一层地相联，直至渗入最小社会细胞的农村为止。农村工业生产不足的，济之以次大的工业中心；次大工业中心不足，再以最大中心之工业生产济之。如此一层一层把全国造成一个严密的工业网。（《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学报》，二十四年第二册；郑统九著：《中国工业建设路线之商榷》）
我想这也许是将来会要计划到的罢。
戊 总结上文
现在总结上文而提要申明我们的意思。我们这条路线，与其说是主观的决意，毋宁说由于客观的认取，而恰符合于主观要求。我们认出中国眼前无论从那方面来看，头一步必定是在农业上想办法。这是自然之势。同时也是非常之好的。其所以好，一是农业生产偏于自给；一是农业生产者容易联合。这就是两点最好的倾向；从这里将自然地走向人类经济之正当途径——为消费而生产，经济生活社会化。联合是经济生活社会化之端，自给是为消费而生产之端。其实也不必这样分开说。因为自给与联合二者互相关联。唯其自给，所以容易联合；唯其联合，更倾向自给里去。因此造端于农业，其前途就一定坦荡光明。
还有，农民原自然容易联合的，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压迫，和国家保护力量的不足，更逼着中国农民非彼此联合不可。这又是自然的趋势，也是非常之好的。因为农民正是生产者兼消费者，在中国社会占最重要部分，也是最大部分；以其一向散漫，力量单弱，不能不失败，整个中国随之沉沦。果然此最重要又最大部分的农民趋向联合，不但竞存的力量加厚，翻身可期，同时那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将一天一天增进而调整。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实以调整人的关系为首要；其次才是人对自然的问题。似此联合之机当真不容放过，一定要从这里做工夫，以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根本。何况说到人的关系，在中国就病在散漫，而矛盾冲突并不重；又当社会崩溃之余，缺乏强大统治力，舍一步一步联合外，更无他途呢？
这样，我们所走的路，就显然与西洋近代国家所走的路不同了！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其实，也不必这样分开说，重要关键全从一个地方分：工 业是随着商业起来呢，还是随着农业？ 一切的命运都决定于此。归结都在工业未尝有异，然而在经济制度上完全不同了。什么叫方针？方针就是看定了向一方走，怕摇移，怕多，怕乱。我们并不反对工业，但我们反对时下一般爱谈工业自以为看重工业的人。他们于明摆出的方针不能认取，其所说工业实不外商业的工业（假使不经过农业迳直可以有非商业的工业那是很好；但恐无人能指出其实现的途径），将不免以人们的糊涂而扰乱了自然趋势，那就太可惜。他们盲目向商业的工业路上走，结果走不通而回来倒是小事；最不好的是妨碍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次则减杀全国一致猛向农业迈进的精神，不得赶快开出新局面。
向商业的工业路上走，民族工业资本断不曾因之有何成功；而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则不免受妨害。病在散漫的中国社会，今将如何增进社会关系是第一大事。要想增进社会关系那就必须避免个人营利，以他人为手段；必须避免彼此竞争，造成偏颇集中之势；必须避免阶级分化，增加社会间的矛盾。中国自受西洋的影响处处不免商业化，社会关系日恶；虽阶级分化未成，而偏颇集中之势己见；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而乡村衰蔽无人问。唯有大家转向农业也就转向乡村，才得转向均平而挽回乖离之势。若向一般人所说的工业（商业的工业）走去，是不是将破坏此方针使社会关系更难调整？很显明的，如果我们尽力农业，可使多数人有饭吃。而像所谓工业呢，能养活几个人？如照我们所说，从农业生产力抬头而开出的购买力，其所需要一定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其应于此需要而起来的工业，也就是国民经济上所必需的工业。不然的话，像今日多数人购买力开不出来，只落少数有钱的人有购买力，其所引起的工业又是什么工业？恐怕不过是味精、暖水壶之类吧！总而言之，这完全是两条路。国人必须认定一个方针，不要徘徊，不要乱。一般人都是在资本主义路上徘徊，既没眼光，又没志气。须知中国非走新鲜的道不成，不要走人家走剩下的道！
我们这里所说工业散到乡村，和日本近些年所提倡工业到乡村去是不同的；和国内如马寅初先生等提倡乡村小工业手工业者也不同。在日本的那种提倡，一面固说是为救济农村；骨子里也是维持工业资本。其立场竟不妨说是工业资本的立场。至于马先生呢，其用心倒是为乡下人打算，觉得非以小工业手工业补农业之不足不可。就整个“中国经济改造”说，他并没拿出一个方针来。我们固然不是工业资本的立场，也并不是站在乡村的立场，而是为中国社会建立根本大计。这是须读者注意鉴别的。
我们实在应建立一根本大计，不只有方针路线，并且有具体计划。不过这具体的计划，不是凭主观可以造的；所以我们此刻还说不上来。在这计划里面，本着方针路线，从乎事实必要，产业与金融、农业与工业，自有其必然的程序连锁，适宜的配合位置，不容有一点欹轻欹重于其间，一切是客观的，用不着有什么主观爱憎。似此计划固不易制定，但总应当极力求之；万不应当像现在那样争论什么注重农业，还是注重工业？说来说去，发些空论，几乎像是唯心唯物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一样，听着简直好笑！既然是事实问题，为什么不求之于事实？大约在方针上，还可有主观的选择；在计划里，只能顺着事实为精确的设计。然而我们的方针也还不是主观的，而好像是被决定的。不过天所留下给我们的一条道，恰好是一条最合理想的道。不是我们选择最理想道走，而是其余这一方那一方都横拦竖截杜塞不通。我常常想着发叹，这真是天造地设，再巧没有了 ！直好像怕我们走入歧途一样，单留下一条笔直往理想里去的路给我们（其实还是限于中国社会背景不得不然）。
第六节 如何促兴农业
我们的方针既在从农业引发工业，那我们头一步就是如何促兴农业？说到促兴农业，很容易想到农业改良、农民合作那些话。其实最要紧的还不在此。近年农业的失败，实在是外面所加于他的妨害太大；除了国际压迫且不计外，国内就有四大障碍，必须要除去才行。什么事情总是要靠他自身生命力量。除弊工夫做到，则其自身力最得以活动起来，其功效比较在正面直接下工夫大的多。像农业改良等事当然要做的，但必先之以除弊。所谓四大障碍：
第一，治安问题——秩序不安是妨碍农民生产的第一个问题；反之，安定秩序也就是有助于农民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中国本部荒地的增加多半是从匪乱来的。边荒待垦之地要想开垦，也以解决治安问题为先。像西北绥远等垦区，像山东利、滨、沾、海滩河淤，据所闻情形皆相同，总不外妨碍垦民之事太多。地方稍就平安，则垦民不待招集纷纷自己前往，每亩租价随之增高（利、沾荒地二十二年每亩租价八角，二十三年涨到一元二角至一元八角，可见一斑）。
第二，运输问题——运销不便是农业产品流通的大障碍，间接影响于农业者很大。例如广东大量洋米入口、而广西和湖南等处产米过剩竟不能运去。这虽然不全是运输问题，但运输不便要为其中有力原因。所以洋米入口，并非就是生产不足。若能疏通农产销行上的一切障碍（交通的、金融的、商业的、政治的），则我们相信农业生产力可以飞快地增加。
第三，农民负担问题——这个包括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等一切而言。农民生活愈困，则于农业生产愈无力；所以负担之重，是农业生产的致命伤。这个问题若得解决，则裨益生产者甚大。
第四，灾害问题——农业诚然是靠天吃饭。大水、大旱、以至病 害、虫害，其破坏力之大，直难算计。他来的时候要抗他自然不易；但预防得法，也不是不行。年来许多灾害都是人事未尽，不能怪天。这个问题若得相当解决，对于农业好处之大，可不待言。
这四个问题若得相当解决，则伟大的农业生产力，就可发挥出来。因为我国农业根基素厚，其潜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只为外面压迫太重，妨害过甚，都给毁坏了！如果障碍除去，则马上可以恢复。这虽说是消极工夫，但比较积极工夫收效既速且大。医家治病都不外疏通障碍，恢复生理固有机能，其理与此相通。但我们如何能除去这四大障碍呢？
甲 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
我们如何能除去这四大障碍呢？谁来安定秩序？谁来便利运输？谁去减轻农民负担？谁负责预防灾害？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照通常说，似乎应当由国家政府负其责任。但从我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指出像一般国家那样来建立中国国家权力为不可能。非启发社会力量而统一之，不能奠定国家的统一。那就是要藉着乡村运动来统一中国社会；以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组织，为此大社会的总脑筋，间接操持政权。此理前经讨论明白，不再重述。
政治问题的解决视乎经济条件；经济问题的解决视乎政治条件；彼此扣合，互相关系，一点离不开。中国政治问题所以要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靠乡村运动来解决，就因为经济上农业在中国关系太大、痛痒太切，定然被逼地发生乡村运动，而从农业上谋中国经济的翻身；于是，大局也就天然要借此力量才得奠定。同样地，在经济上中国果然要从农业谋翻身，还得有个合乎此要求的政治机构来完成它 ，像一般政权是不能负担此使命的。所以像一般国家那样建立的统一政权，在中国固不会有；即便有之，也不合用。为什么不合用？就因为它不能代表农业和农村的痛痒。我们不是问如何能除去四大障碍吗？障碍并不难除，先要发出对 于障碍有力地痛痒来 。天下没有难解决的问题，只怕问题隐埋着，感觉不灵通，中国整个社会所依赖于农业者如此其切，而农业之祸酿成到这严重地步，就为上下不通，问题隐埋起来。问题的解决在行动，而行动之前要有痛痒的知觉。一切力量都在生命，而知觉痛痒是生命的开端。所以宣达农业和农村的痛苦是第一要事；乡村运动第一个功用也就在这里。我曾这样说过：
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得处用；然而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即最无多知识能力的，在乡间至少也有两种伟大作用：
1. 乡村最大病症是愚蔽；从他的一知半解，总可替乡下开一点知识，最低程度也能教乡下人认识几个字。
2. 乡村最大缺憾是受到祸害没有人理会，自家也不能呼唤人注意；而他则容易感觉问题，不似乡间人疲钝忍默，亦有呼喊的工具——即文字。
第一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扩增了耳目；第二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添了喉舌，尤其是回乡的人多了，此作用必自然发生无疑。果真化除得几分乡村的愚蔽，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国民族的前途便已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算成功了一半！
知识分子于下乡之前或后，彼此要有联络组织。这样，一旦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组织建立起来，其分布在各地方各乡村的细胞组织，就不啻是末梢神经，其自上至下的系统，就是一神经系统；而联合的中枢机关，就如比中国大社会的总脑筋了。必须有此一个总脑筋，而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才能讲。中国今日要讲经济建设，总非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路不可（但不一定照苏俄那样），其先决条件全在有此一机构。乡村建设要到那时才当真有作法。外边人误会乡村建设像是枝枝节节零零碎 碎的作，其实我们始终主张要有方针有计划的作法，不过为先从下面发动起这潮流来，就不能不一地方一地方着手而已。
我们将以全国乡村运动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 ，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 。 但我们并不想从法律上取得什么地位，凭藉法律所赋予的权来过问政治。我们只想从事实上能够做到代表大社会的痛痒，同时对于全国各地方各种问题都有精确的知识和消息，而集中学术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其前途，为政府施政的指针。我们知道非形成一种势力不能左右政治。但势力不必是强力。我们相信理性就是极大势力；能代表多数人的要求，更是势力。我们前头说过，方针路线，表见于社会自然的要求，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又说过在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上要以社会运动团体的系统为主力，以现政权的系统为副力：那都是指这个说。
一般人对于经济的崩溃都干着急，对于经济建设都迫切地要求，而没好办法。他们如饥如渴地盼望于政府；不然，就想打倒政府；或者有机会加入政府的，就一心要借政府来发挥自己抱负。谁能说，这一一不都是好意思呢？他们表面上似乎态度各不同，但其病都在眼中只看见有政府 。我敢断言，如果在社会方面不能形成一大势力，隐然为主宰，则盼望政府是空的 ；加入政府也未必不是空的 ；打倒政府更是白费 ！翻过来说，如其代表政府的此一大势力形成了，则盼望方不是空盼望，而构成势力可以发生结果；有机会加入政府固能发挥抱负，不加入政府也能发挥抱负，政府将顺着社会的要求走，更用不着打倒它。
乙 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
在“从农业引发工业”一大方针下，为中国经济建设之统盘地规划，具体地设计，是要总脑筋建立起来才好作的。不过我们于说过复兴农业的消极功夫之后，也可以说一说如何积极使农业进步的办法。 要积极使农业进步须把握三个要点：
一、流通金融；
二、引入科学技术；
三、促进合作组织。
前说的消极功夫和这积极功夫之间，还有一事，是均调地权；把握得这几个要点去作，农业的兴发进步那是无问题的。除均调地权一事另谈外，上开三点互有联锁关系，应统合进行，试为设计如下：
我们假设乡村运动的风气大开，全国的联合组织相当成功；那末，大局因之稳定，政府受空气包围，为潮流所迫，一切措施都以此为宗旨。我想中央政府最好总持大体于上，凡事情可以归到各省自作者即不必揽之于中央，尽量给各省去作。其各省独力不能举办，或必须全国统筹乃经济合理者，则当由中央任之。一切原则之确定在中央；中央拿原则来监督地方，地方于无悖原则内来设施一切，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那末，在一省的行政机构中，实在应当有一个主管农政的农政厅与民政厅并重，而像现在的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认真说倒用不着庞大的组织。此外，则下列机关的设置为不可少：
一、乡村建设研究院——这是将各项乡村问题拿来研究，同时并训练乡村服务人员的一个机关。所谓乡村服务人员主要的是指导自治指导合作办理民众教育农业推广的那些人员。这一类的许多工作是应当合不应当分的；这些人员的培养训练为农村复兴的根本，也就是农业进步的前提。假令不设研究院，而设 “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来负此任务亦可以的。假令像我所设计的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能在一省中实行建立起来（《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见《乡村建设论文集》），那末，这些机关都不必设。因为在那教育系统里面的省学县学，关于此种研究和训练自然具有了。
二、乡村教育机关——此指现在邹平的乡学村学，《社会本位的教 育系统草案》中的区学乡学，前讲乡村组织时所说的乡农学校等一类机关而言。它兼着运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种方式来负此一社会区域（乡或村）内的教育责任；而所谓教育呢，则要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改进。其组织以当地人为主体，所以也就是地方社会的一种组织了。
三、县政研究会——乡村情形的或好或坏，现在还是看县政如何为最有力的决定；所以县政改革的研究非常要紧，县政里面所包含几项专门的事情，如土地如户籍如卫生等等须另有其研究和训练的机关，还不在此所说之内。此所说者特指为着乡村建设而应有的了解与注意，从而为县政上一般的改善，和陶铸县长人才的意思。但我们不主张训练县长。因为县长实是一行政领袖，不同乎事务人员或技术人员可以大批训练的。主要在物色选拔，此外顶多作一点陶铸功夫。
四、农业金融机关——农业生产力的增进必以农业金融的活动方便为前提，这是不待说的。长期农业金融以至中期短期的，必须全国为系统地建立，与计划地分布。
五、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这自然是讲求农业进步的机构之本身了。这也是应当就着农林蚕桑渔牧等部门，斟酌本省的特产，为系统地建立与计划地分布。如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在全国建立起来，则这项机关也不必另设，那里面都具有了。
六、乡村建设委员会——这是为上列几方面机关谋其沟通汇合的一个机构。它以委员十三人组织之：民政厅长或其代表居其一，农政厅长或其代表居其一，乡村建设的研究或训练机关代表居其一，县政研究会代表居其一，农业金融机关代表居其一，农业技术机关代表居其一，再从下面乡村教育机关同时也就是乡村组织的乡学村学，全省会合推选七个代表。乡村运动团体在这一省应有其联合组织；这七个人大约就是联合组织的中枢人物。他们站在社会运动的立场，来推动一切。其详如后说。
乍看去，这好像超越原来谋农业进步的题目，而谈到整个乡村建设了。其实并不超过；要想促进农业一定要放在整个乡村建设里面来作，单从农业上讲求农业是错误的。天下事愈是目的之所在，愈不能在那里用力 。凡正面用力，直接用力，都是最笨最没力量的。一定要从侧面四周围去用力，间接地用力才行。所以要想农业进步，就必须注意和它最有关系的农业金融问题及农民合作运动两桩事。在农业金融上作工夫，在农民合作上做功夫，才是谋农业进步最有效的办法，而农业金融呢，又不能单从农业金融上讲求，还须注意和它相关系的那些条件；农民合作运动也复如是。所以不谋农业进步则已，要想农业进步，其势辗转牵连，必得照顾多方面，那也就是从整个乡村建设去作了。
还须知道的，我们应当从四面八方往一个地方用力，却不能从一个地方往四面八方去用力 。常见政府中人既见得教育要紧，又感觉建设为急，东也着忙，西也着忙，照顾了这个，又照顾那个，像这样八下里用力实在是不对的。真正会用力的，对准一点用力就够了！凡事原都有个窍要。你必须左也是想它，右也是想它，眼也是看它，手也是扶它，这才行啊！“它”是什么？“它”就是农业。农业起来，农民自己会办教育，会修路，会制造，会做所有的事情。社会的进步，是社会自己要进步的；因为人是活的，社会是有机的，他自己自然会向前进步。社会进步实在与生物的生长有些相似，而不像是建筑物的建筑那样。你应当以他为主，而不应当你替他包办一切。你所可作的只在能开动他的生机，生机一开，则社会里许多事自然辗转相牵而俱进。中国人现在因为种种窒碍摧残，奄奄一息，好像是死了，可是假如你从四面八方向农业这一个地方用力，稍微一拨动，机括一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跟着统统动起来，自一面说（如前所说），是为谋农业进步必须从整个乡村建设来作；自另一面说，也是为整个乡村建设必须向农业进步这一个地方先用力。如上的设计，就是从四面八方来对准农业这一点上作功夫。要千方百计 来作一件事，却不要以一个心作千百件事。
明白此意，就知道上面设置的种种机关都是为得合起来作一桩事；而非各作各的事。他们彼此互为宾主，相与协作，是有一种配合在其间的。譬如我们眼光注在农业上，则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为主，农业金融机关为宾；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主，县政研究会为宾；农政厅为主，民政厅为宾。凡农业金融机关作的事都所以为农业技术进步的；凡县政研究会作的事都所以为乡村建设的；凡民政厅作的事都所以为农政的。而所有上面这许多机关又都是宾，无非为的下面居主位之乡村教育机关而设。农业技术的进步决不能单在技术本身着想，也非单靠农业推广机关所能推进，因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所以农民合作的指导，在农业进步上极其要紧。此指导功夫在乡村自归下面乡村教育机关去作，其上级主持规划机关则在农政厅；而人员之训练培养则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或乡村建设师范）。但农民纵然合作了，还未必就有资本从事于改良。非金融上很活便，供给他生产资本，不容易促进他的前进。所以农业金融系统的建立，实于农业有死活的必要。这样，农业进步就是以合作组织和金融流通为条件。而同时呢，就合作组织来说，他也是不能自己向前发展的，除非在技术上在经营上从旁迫着他要合作才行，非合作不可，所以进步的技术大规模的经营实为促进农民合作之最有力量的。那末，合作又是以技术进步金融流通为他的条件。再就金融一事来说，生产不发达，农民零散无组织，他又怎得流通呢？那末，金融又是以合作组织技术进步二者为它的条件了。三方面各以其他两面为条件，如环之相连。
我在一九二九年所作《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说过一段话，正好引来这里：
夫我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是皆敲剥于农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银行者；其借交易买卖由利以孳利者多有之，至若投资于生产事业，农业工业盖两无所可。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于新式农业之开发一途。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有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有合作组织莫能必其信用保证。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之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三三七页）
在那时不但银行向农村放款的事还未曾见，即说这话的也没有。真没想到不几年后这风气居然开出来。其有力原因，自然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内地农村现金涌流于外埠，外埠现金充斥过剩，金融界怵于形 势之危险，憬然于自身及大局前途均非使资金返输于农业，以恢复农业生产，俾内地与外埠之间金融随土货洋货之交易，有出有入环转流通不可。此事既在两方面互有需要，所以三四年来进展甚速。可惜其相关的那些条件未能配备齐全，而在此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也复甚多，所以裨益农业者殊为有限。所谓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主要的是下列三点：
一、游资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胀，无法疏导，而内地则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润无从。
二、银行资金之运用竟至偏于投机一途（公债买卖，房地产买卖，标金买卖等），尤以公债一项利稳且厚，生产投资遂致无人愿做。社会经济前途危险不可名状。
三、农业金融系统未得如理建立；此又包括三点：
1. 农业金融在全国金融体系中地位太低微，力量太薄弱。据查全国农民银行和农工银行仅三十二家，实收资本三千三百万元，不及商业银行一家之资本。
2. 号为农业金融机关，而其中颇多从事于商业放款或证券买卖者。至于一般商业银行之从事于农业金融业务者，大半在利用其游资求取利润，其目的更觉不纯。
3. 缺乏农业长期及中期金融。盖此时农业金融差不多是附属于商业金融的样子，故所谓农业金融者多系短期通贷而已；中期已绝少，长期更无有。
总起来说，我们必须：（一）遏止投机赢利之风，而务使资本到生产上去；（二）布置内地乡镇金融机构，使资金得返输于农村；（三）于短期金融之外设法建立长期和中期农业金融，完成健全的农业金融系统。这是振兴农业的前提。不过这当然不是一省的事了。
在上面农政是农政，民政是民政，合作是合作，技术是技术，金融是金融，各归各事，不能不分。然而到下面总要汇合为一才好。“一” 是什么？就是教育。无论那项事，到了下面与民众生交涉时，无非是想推动他领导他往前进，那就是教育功夫了。所以一切最好都归于乡村教育机关去作。上面要分，下面要合；上面是政治经济各项专门的事，下面是统括一切的社会教育；上面算是后方，下面算是前线。
乡村建设委员会的用意有二：一是为上面这大机关彼此交换意见，谋其联合沟通，俾运用起来得以圆活；一是为政府机关与地方社会以及乡运团体之间得一交通，互相印证所见，遇事随时商洽而不使有所隔阂。但须注意者，此委员会不必赋予一定权力。它不是立法机关，它的决议没有拘束力。它更不是执行机关，它不直接去作什么事。它只算是一谘询机关好了。因为我们所求于它的，就在能上下通气 ，左右逗合在此处 ，愈是职权分明，有所限定，愈难弄得好。倒是没有决定的影响关系，可以从容商洽；不求结果，却可以有结果。而在乡村运动团体之左右政权完成乡村建设，也是这样间接地没有强制意味的最好。
大抵经济建设多要靠政府主持（类如土地问题，前说的金融问题等为尤然）；而乡村运动为一种文化运动，独宜于担负教育工作。所谓乡村运动团体大概就以在下面服务于乡村教育机关的人员之一种结合居多数。在上级各机关服务的人员，或属技术人员，或属行政人员，于作社会运动不甚相近，不一定都加入乡村运动团体。唯有担负教育工作的人，尤其是我所说的乡村教育机关的人，最好都是乡村运动团体的分子。教育（包学术而言）在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内应居最高位领导一切；在今日未达理想之域，也不要附属于政权下，完全听政权支配，而应当保持相当独立性。这样，乡村运动团体与政府的分野，就是各项行政归政府，而教育归乡运团体；机关属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而人员属乡运团体。乡村运动既稳定大局形成统一政权于前，而在此进行经济建设之时，它更以教育领着经济建设向前走；一首一尾都是它。它的工作始终以社会大众为对象，要完成它的理想社会，而工具方法始终不 离教育。政治经济都在其包涵之中，而超然不身当其事。这是附带在这里说明的。
第七节 中国土地问题
和农业最有关系的当然是土地问题。常有人怪我们不大爱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怎么样昵？问题哪个不承认？要紧的是在有办法。办法也不难想，要紧的是谁来实行？要知土地问题，问题却不在土地，而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分散杂乱的个人意识或其较大意识，而没有一社会整个意识；只有分散杂乱的一些势力，而未得其调整凝聚之一大力量；这是问题之所由来。若不略略形成此意识、此力量出来，而只是你谈我谈他谈究竟没有负责的，又有何用！所以我们认为调整社会关系形成政治力量，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前提。
不过事情总是彼此相待的，辗转如环的。固然要待乡村运动才能形成解决土地问题之负责的力量；可是也须提出对土地问题的主张，才能作乡村运动，才能调整社会关系，因此亦就不能不谈。
中国的土地问题似乎包有三个问题：
一、耕地不足问题——质言之，人多地少。全国土地总面积虽广，而据专家估计：其高度在三千呎以下者仅得百分之卅五，益以雨量缺乏，每年不及二十吋者约占全面积之半。因此全国人口乃聚居于少数几个区域：（1）中原区（白河黄河及淮河平原），（2）扬子区（扬子江中下流平原），（3）丘陵地区（以上各平原附近的丘陵地），（4）浙闽粤沿海区，（5）四川盆地。以上五个区域总算起来面积七十万方哩，占全国百分之十七弱，而人口则有三万万五千万；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三强。论密度总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远在日本德国以上，与荷兰相近。而其 中的中原区和扬子区人口之多且远在世界各国人口最多的英国、比国之上。约计每人平均所有土地，在中原区每人六亩，扬子区每人四五亩，各丘陵地及沿海区每人十一亩，四川盆地每人七亩，而其中尚包有山林水泽在内，不尽可耕。若专从耕地计算，每人得的大约三亩之数而已。论者以此为我农业前途有所限之证。然吾国土地未经测量，人口未经普遍调查，地质土壤气象雨量均未测定，此种估计自未足深据；故有举淮河流域及云南地方情形例证其疏漏不实者（见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世界各国耕地面积在其总面积中所占分数如英法德奥等国均在其总面积 60%以上至 70%几；美国也在 57%；最少如日本也且为28.90%。今中国视日本乃又只当其五分之三，何其奇啬如此殆不可信。另据贝克氏（ o. e. baker）估计中国土地总面积二四四○百万英亩，除西藏不计外中国可垦土地约占总面积四分之一而强，而现在所垦者仅占可垦地面积四分之一。此其说视前估者大相悬殊，则彼此难为确论可想矣！复据张心一著《中国的垦殖事业及三大荒区垦殖计划大纲》所云全国荒地合计为二十万零五千七百九十四万亩，为数也多于已垦地。恐怕现在耕地之少，一半也关乎人事，不尽为自然所限。假令一切社会问题都得到好的解决，更从自然科学尽量为土地之改良利用，则前途实远的很呢！
归结说，人多地少是真的；还有好些荒地可资垦殖也是真的。一俟大局稳定，政治上有办法，就当大规模举办移垦，非如此不能解除农业上困难。除一面由国家统筹办理，有的责成各省自己办理。据我们见闻所及，垦务上最大束缚障碍在少数有资本的人垄断地权，而耕者不能有其田。果欲发达垦务必须耕者有其田，或在某种条件下为集团经营。
二、土地使用太不经济的问题——此指农场面积狭小零碎，分散错杂，既足减少耕地面积，又妨碍耕作，不便灌溉，有阻农业进步，弊害甚大。据查此弊在北方已然，而南方更甚；地主富农所有已然，而中小 农更甚。盖人口过密，又地权集散转移频繁使然。除人口问题另谈外，补救之道应当励行耕地整理功夫，和土地的合作利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此问题南北各省情形不同，问题严重到如何程度也传闻异词。所有调查或估计的数字比例，其不易得真又远在耕地荒地问题以上。所以我们于任何的调查表估计数也就不想引用。我们只承认这是个问题，有的地方且相当严重或很严重就是了。
土地分配不均，是从土地私有制来的流弊；私有土地的结果就难免不均。要想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归公。然而土地的公有或私有，不是单讲道理就可决定其应当如何的；亦不是一句话说办就可以办得到的。一种制度的存废，全视乎它在那社会上还有没有它的用处，完全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待决于事实的。据学者考证，土地之有私有权盖以农地为始，而及于他地。中国过去对于农地私有的反响或则欲为根本推翻，或则欲为相当限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也收效甚微。及今苏俄共产虽号为土地国有，而实际上并不能没收一切农地，只是用种种方法使农民趋向于集团经营，不复恋恋于其土地之私有。大约生产技术进步，社会事实最后趋向亦许在土地归公，但非所论于今日。今日所得而行者，只是耕者有其田和土地的合作利用，这两点是我们应当积极进行，不容稍缓的；而这两点果得作到，其去土地公有亦只一间耳。
平均地权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至今未见实行，也是条件不够，时势不容许它。第一个条件自然是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有了这个，才能从法律上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而同时奖励自耕农，保护佃农。有了这个，才能建立完整的农业金融系统，从长期金融贷款于农民以购地。其它方法种种甚多，而移民垦殖也是一要着。凡往者丹麦英德法等国创设自耕农之法，中欧东欧各国土地制度改革之经过，均足为参考。而不论什么方法实行之前，总要清查地亩、清 查户口。在户籍地籍无从稽考一蹋糊涂之今日，实在是什么都谈不到。大约总须这些前提条件有了进步、事实日见清楚，才好想办法。办法也是要一边想一边作，一边作一边想，才得切合实际而生效。此时空谈无益。我们只要决定我们的目标，必作到没有凭藉土地所有权来行剥削的地主而后已。
使耕者有其田，固已给予农业上有说不尽的好处；但如其各自经营生产，还不是土地合理的利用。我们必须更从土地的合作利用（一种利用合作社），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不过此事言之不难，行之却甚不易，须从种种方面来促成之。
第八节 苏俄给我们的参考
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农业经营，关于农民生活的社会化，我们都可从苏俄革命后到今日的经过，得一些好的参考。现在采摘书报，约略叙述一下共产主义者都承认要行共产在农民很难很难。怕是苏俄共产政府二十年来从头至尾费尽心力最难克服的问题就是这个农民问题。其实所要求者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由散而集” 四个字。要农民由散而集，非使农业由散而集不可；要农业由散而集，又非使农民由散而集不可。说起来，由散而集这个大方向，原也是我们向前去所要走的路，其所以正好作参考者即在此。我们看二十年来苏俄政府在此方向上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手段则忽软忽硬，但百变不离其宗。若将其前后变迁总括采记一记，大略是：
一、自一九一七 —二一年三月为军事共产时期，前进甚急，手段甚硬，牺牲极大，而于事殆无补。
二、自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后就退下来为新经济政策，在许多要点上 都放松了。尤其施行现物税法，俾农民得自由处分自己劳动所得之生产物，而废止从前之强制征收，农业得很大恢复。许多已成的集团农场则随着解体而减少了。
三、自一九二五年以后，对于农民较之新经济政策尤为宽大，称为新新经济政策。虽一面农业更见恢复，然一面由此引起农民间之阶级的分化。
四、一九二七 —二八年上半年施行左倾政策压迫富农，手段一时趋于硬化。
五、一九二八年七月因左倾政策而发生谷物恐慌，略示让步，施行所谓“新农业政策”。同时有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是年开始，新农业政策之积极部分即包括其中，侧重国营农场及集团农场以代替富农之谷物生产。自是年五月至次年四月集团农场崩解百分之一二 ·九。
六、一九二九年秋励行集团化政策，再度压迫富农，手段残酷，集团农场增加甚速，截至次年一月增七倍强。
七、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经中央会议决，宣言退却，集团农场随见减削。截至是年一月前加入集团农场之农户本占全农户数二分之一以上者，退却后即不到全农户四分之一。
八、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加紧集团化，八月后复宽弛。是年最可纪者为实行按工作量计酬之法，同时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集团农场于此乃得一大进步。再则是年牵引机站（tractor station）由上年春之一五九扩充至一五七四，此种农业的机械化（或工业化）实为助成集团经营之最有效者。由此两点而后苏联之农业集团化乃入于坦途，量日增而质日进，截至一九三六年集团农场之农民占其全国农民总数 90.9%，殆可谓完全成功矣。
以上只是就他二十年经过曲折记一记，还须明白其农业经营的几种方式，和几个重要问题，才能得着其中给我们的教训。说到他们农业经 营的方式，先可以大别为三种：
一、国营农场（state farms），又称苏维埃直接经营地，是国家经营的一种企业，好比他们工业上的大工厂一样，以国家为之主，生产所得应归国家。其土地大半在革命时由大地主没收而来；或于人口稀少之大片荒地设置之。
二、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s），此文分三种，详于后。
三、个人农场（individual farm），农民个人私营之农场。
这三种方式中，第三种将近消灭，第一种国营农场开头那些年很置重，而到现在则第二种集团农场站了最重要位置。有人推论说，第三种都要变成第二种的，第二种都要变成第一种的；那是错误不明白大势的话。第二种方式之中又可别为三种：
一、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或译共产农场，农业共产体等名称。在此种组织中，合许多农民的保有地为一大农场，生产消费都社会化，仿佛要达于共产理想的样子，视为集团农场之最高形态。共产政府在初原置重于此，一九三○年以前也曾一度发展甚速，旋又解体不少。
二、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一名阿特尔 （artels），这是现在集团农场的标准方式，凡今之言集团农场者皆指此而言。那也就是说，在俄国农业经营所有方式中，在今日以此为最重要最通行的了。然在当初（一九一八年）那时国家的农业人民委员会并未加以注意 ，故未得办登记，直至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以前还没有何等成文法规。经过多少阅历之后，在一九三○年三月和六月党中却才两度议决公表，以此为建设集团化农业之基础形态了。按此种组织的特征 ，在一面有公 ，一面有私 。基本的生产手段皆归属于公。而社员仍保留一些私产，如宅地果园菜园和牝牛小家畜（猪羊鸡兔）等。在生产上极社会化，在消费上就不定然。一九三五年二月召开集团农民大会曾讨论修改 这种组织章程。关于一切的事都重新有详明的规定，同时订明此种农场土地为国有财产，但得永久占用。最近公布的新宪法又重予保障，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大约变化多年的苏联农业社会就确定在这里了。
三、土地耕种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此为集团化的最初级，不但消费没有社会化，即生产手段也为私有，常不能为有计划的利用，不过集合耕作而已。这种组织在初也曾发达很多，今则都改进于前一种阿特尔方式矣。
如上所述，各种方式中以农业合作社最成功。促其成功的条件固非一，却是其中有两件事要说一说的：一是按工作量计酬，和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一是牵引机站。兹分释如后。
集团农场按工作量计酬之法，和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是一九三一年才实行的。一九三○年前大多数农场劳动既无分队之组织，其分配所得又皆依人数计算。盖一则由于干部人才之缺乏；一则误认共产社会人人可得均等之分配。此时勤劳者所得不见多，怠惰者所得不见少；更以劳动无组织，各人工作必待管理干部之巡回指挥，故秩序凌乱，劳动能率极其低下，对于机械使用之不注意，马匹管理之不亲切，犹其余事。按工作量计酬者，折衷以普通一日之生产能力为准而定为一 “工作日”，最后计日给酬。看其工作成绩及格不及格，不问其时间。又分工作为轻工作、中工作、重工作、专门工作等若干类，然后再以适当方法换算其工作日为几何。此分类及其换算例，得由各场自行因宜规定之。于计量之外，更注意其工作之质。同时于劳动分为大队小队等组织，从其一队之工作量匀计而为其队员每一人之工作量。如是则其一队之中自能相互督励以谋其工作质量之向上。每队人数不可过多；多则工作能率减。盖人数少者，工作易于计算，且易于统制也。又当使工作者依附于一定之机械或农具，则他对之自觉有责任，也自然生爱惜。又如养畜，必使工 作者继续于数年内管理其一定数之牲畜。其理也同。
牵引机站乃最有力于农业之社会主义的改造者。盖唯此可使社会主义的经营形态有技术的设备。斯大林尝称之为小农经营与集团经营间之桥梁；唯以此桥梁乃得导几百万农民弃其个人的经营而过渡于社会的经营也。牵引机站不只有牵引机，其它整地播种耕耘以及收获等机械，均有置备，集团农场可与牵引机站订立契约，由该站供给机械，派遣技术员，承揽一切关于农业机械方面之工作；农场则提供人力，照种种计划实行生产，而以其收获量四分之一为租金，并将所余谷物经由该站卖给国家为条件。农民之欲成立集团农场者牵引机站尽其所能而指导之援助之。他如各种机械如何使用，如何修理，牵引机如何运转，对于农村青年皆有讲习会之设；是故农民大众之活动与劳农国家之技术的援助实完全结合于牵引机站之中。比年其任务更见扩充，凡村图书馆、托儿所、治疗所等皆在其管理下而建设起来，并发行新闻。质言之，牵引机站已成为农村文化之中心。它使农村之文化水准及生活组织与工业劳动者之水准相接近，促农村于工业都市化。每一牵引机站平均约有五十台牵引机，照顾五十个集团农场；于是集团农场与集团农场之间又以此联结起来。全国共五千多牵引机站，又联属于其中央部；如是，集团农场又集团化了。
我们为什么要叙述苏联的农业建设经过？为得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道理来，试分条言之，如下：
一、经济生活社会化是必要，但社会与个人或公与私两面兼顾，不可太偏一面，抹杀一面。这亦就是说，要农民由散而集是必要，但不可一味求集，还须于集之中有散才行。在执政的共产党，本以国营农场或农业公社为理想目标；但阅历二十年 ，结局却在当初所不注意的农业合作社 ；用尽心力，辛苦备尝，而后得的事实教训如此，还有什么话说呢？所谓事实最雄辨，这比多少思想辩论都深刻啊！但共产党和反对共 产党的人怕都不免对此要解释为人类自私心（或利己心）之不好克服；那却又错了。此中道理看后面便知。
二、“凡事强求无益，欲速不达。” 二十年的事实教训，将这两句话算是发挥透澈了。在列宁以及许多共产领袖或理论家，未尝不谆切明白地说，不要强行收取农民的土地，不要强迫他们集团化。乃至集团农场的组织条文上，亦未尝不申明在农民的自由意志、自动参加。似乎执政者不应当再有那样强硬惨酷的手段了。然而人类就是这样，“明白自管明白，错误还是错误”；一次错了不算，还要再错，三错、四错都不完。有权力的人拿着权力不用，大概甚难其人。而且他总是没视对方的。最后还是承认了农民自身力量，而徐徐引进之，才得成功。
三、一个人就是一个生命，一个活动的中心，—个活动的小单位。你必得承认他有他自己的力量；你必得尊重他自己的感情要求，予以适当的刺激 ，而导之于你所希望于他的活动 ；——如其你对他有什么要求，这是最聪明的办法。凡事，你要利用他自己，不要不利用他，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 ；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们生命活动的 。在我解释，为什么不可没收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土地就是他生命活动的一个适当刺激；收取他的土地，即撤消其适当刺激；而生命的反应活动失其着落。为什么集团农场的工作者最好是依附于一定之机械或农具？又养畜者为什么必使于数年内继续管理其一定数之牲畜？都因为这样就是予以一适当刺激，引他发出你所希望的反应活动（自觉有责任，自然生爱惜）。共产党总骂农民的土地私有欲，其实都有不少误解。试问依附一定机械，继续管理一定牲畜，也是私有欲吗？适当刺激也不是呆的，可以换替转移；但你总是让他活动有出路，就好。战时共产和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比较，在我看一则骤然以团体代个人而活动，大多数个人生命的活动减低被阻，简直都停下来（在战时共产时期食粮供给全由国家独占，无论何种团体也不能利用自己之资源以支持自 己，个人的活动绝无可能）；而一则是恢复个人活动，且利用其活动徐徐引进之。这里所谓活动主要的是心思情趣的活动；缺乏心思情趣的活动，则虽活动而是机械的，没有自己的。心思情趣又恒必寄于现实标的（此亦即所谓刺激）。没有所寄固不行，若太广漠，或太抽象，或太不定亦不行。现物税为什么比谷物强制征收能鼓励农民之生产活动？就是为有了确定范围好算计，心思情趣得其所寄。集团农场按工作量计酬之法，为什么远比依人数均等分配者能提高劳动能率？又加强农场劳动组织后，为什么比以前劳动能率提高？都是为以前的刺激太不够，而后来则能对着每一活动的小单位（个人），较仔细较复杂较亲切地予以刺激，他自然要有其反应。这里不要说什么自私（或利己）！没有什么自私，也没有什么不自私。当生命兴奋活动得趣，那里还顾得什么自私不自私呢？或者：你叫他自私，他就自私！你叫他不自私，他就不自私！你愈阻碍他的活动 ，他愈自私 ，你愈引发他生命的活泼 ，他愈没有自私 。全在你怎样对付他，怎样引导他（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不在社会多数人的自私，而在政治家的愚蠢）。
以前提过的胡石青先生，他颇能明白上面的道理。他著的《普产主义大纲》上就说，经济不单是养活人的，并且人还要藉着经济表现其生命作用。所谓表现其生命作用的，大约是：
1. 为能自由施行自己之经济计划；
2. 为能直接欣赏自己劳动之成绩；
3. 为能独立处分自己劳动之生产。
这也就是说：你只维持其生命存在，而不让他心思情趣得所活动，是不行的。因此他批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两相反的东西，而结果都犯一个病，就是“少数人掌理所有产业，独享运用脑力之特权；大多数人受支配于机械下作其侍役，虽努力无由变其环境……实为人类天性所不能堪。”他的普产主义建立的根据，即在“人惟自己有产，乃能有 支配处理之权；惟有支配处理之权，乃可自由表现其生命作用。”他主张产业应分公私二类，而总结说：
资本主义者少数人有产，多数人无产之经济制度也。共产主义者国家独有产；人民皆无产之经济制度也。普产主义者产业有公有私，所有之各级政府及团体个人皆有产之经济制度，而其尤要者则人人皆能有产也。
在原则上，他这些意见都很对（《普产主义大纲》后半所说许多具体计划则不敢同意）。最好的文化一定是最能让人类得以表现发挥其生命作用的文化。
四、心与物是相关的两面；在推进合作上（集团化）应当里外两面同下功夫。例如从农业的电气化机械化而使农民不得不集合起来协同经营，再没法散开，就是从物的一面或外面下功夫；用教育启诱鼓舞而使之合作，以及应用心理学的种种方法，都是从心的一面或里面下功夫。现在人多半喜欢看重物的一面。即我自己也常说，凡事总是反面逼的力量大，正面引的力量不大。然而两面要同样注意，不要只见一面，则是无疑的。河西太一郎所著《农民问题研究》，其中社会主义与小农土地私有权一章反复说明小私有地之强制收取的不应该，也不必要；而从许多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模范实例（国营农场及集团农场）如何有利给大家看，再用演说檄文种种宣传教育功夫，就不难使小农舍弃其固有经营，而小私有地也就自然而然融为社会所有。这表面上近似空想，而不是空想。又从这些年来苏联农业集团化运动中，深切知道农村青年心理最易接受新理想，其为助甚大。凡此皆足参考证明。
第九节 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
中国与俄国同为世界最大农业国；中国与俄国同以农民问题为其最大问题，中国与俄国同以工业化为其应取的趋向。除了不要忘记中国过去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上的不同外，所有他们二十年来的变迁阅历，无论在前途目标上，在方法策略上，真是我们再好没有的借鉴。而所谓文化背景的特殊呢？简单扼要地说，那就是中国人没有俄国入那冲动性，中国社会没有俄国社会那机械性，中国是已成熟的文化，俄国是未成熟的。就地理说，则中国地带温暖，天惠较厚，农业经济开发较早。综合起来说“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现在固然是非变不可；然而一种极端地变则不可能 。在先，我们原已从种种方面推断中国必走合作的路；今借鉴苏俄更得证明是不会错的了。在同一大方向（由散而集）上，俄国且不能作到极端者，则中国更如何行？假定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集团主义是一种文化，它（中国）将折衷于其间。
中国经济建设一定要筑基于两点之上：
一、以农兼工；
二、由散而合。
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没有旁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民合作，又是如何工业化的前提。或者说，二者迭互为缘，相偕并进的。工业化问题随后再谈；且一言合作。严格地讲，在苏联是没有合作的，虽然集团农场第二第三两种也像是合作，尤其是它有大消费合作系统。然它只是在集团主义下酌量地容许了个人活动而已。质言之，其意在集团，其意不在合作；有时好像合作，亦是一种手段。因此它的大消费合作系统，一上来是强迫入社制，没有入社股金的。后来虽改变很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社颇相近了，但终不是。下面一段话可资参考：
苏联的消费合作，外观上颇与其他各国相类似，实质上却仍有根本的差异。盖苏联合作之所以废止强制入社制度，合作社的设立与社员的进退，一听其自由意志，并且解除合作社对于物质调达与物资配给等国家的任务，而使其活动得以自由者，乃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当然的归结；至于支配资本主义诸国合作的各种最重要的原则——例如，合作社的自治，独立，及民主主义等原则，完全未能采用；这是因为在普罗阶级独裁下的苏联国家，消费合作只被认为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而已。（《农村合作》二卷二期，《苏联合作事业专辑》）
原来在经济生活社会化上最不好克服的两大障碍，一是小农经营，一是私的商业。这里的消费合作，实苏联用以克服私的商业者；前说的农业合作，则用以克服小农经营者。倘把国民经济的诸种活动，概括归纳于农工商及金融四种；那末，苏联的工业与金融既经社会化，所遗农业与商业两种社会化的事业，就付托于农业合作与消费合作了。名为合作，实为国家的从属机关，担负着国家所付的任务，为其计划经济之一环。
然而在中国呢，担负集团化运动之一大力量（阶级专政）根本不会有；当然也没有像苏联从集团化而降格的合作。中苏之间的比较，将不只是进程上有差度，而是从出发点不同，命意不同，归结必然为两回事，虽然眼前都是要趋向于集合的。中国的合作就是合作，不是集团化的降格；同时也不是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从属事业或补救工作，如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者。主要地因为中国必靠合作行生产；——所有生产与分配，农业与工业实则都要以合作行之。我们对于前途目标所在，能以有这样地确信，除有见于自己文化的特殊外，更有力的实为借镜苏俄所得到的教训启发。
在促进农民合作的方法策略上，除条件不合者自也不能强学外，其可师取于苏俄者当甚多。近年国内农村合作运动为前此未有之盛。其粗制滥造，量高质低，固各地方之通病；而一般只偏在农业的流通过程上（如信用流通——信用合作；产物流通——运销合作购买合作），而忽略于农业的生产过程（农耕生产及农产制造），尤为缺憾。今后必须尽可能地师取苏俄使农业集团化的那些法子；非如此到底不能使农业进步，到底不能使农民当真组织起来。或者为土地之合并经营、或者为农具之合作利用，总须朝此方向大大致力，千方百计务使达于可能的最高度。有人说：
合作运动如果只局限于流通部门，而不积极地向生产方面涉及，则易堕为资本主义农业榨取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小独立生产者之向资本主义适应的方法，是表面的、空虚的、寄生的；对发展农业振兴农村，虽也有相当效能，但有个非常狭小的界限。所以合作运动之充实自身、强化自身的方法，就是积极向农业生产部门渗透，而其第一阶梯就是农具利用合作社的促进。（《乡村建设》半月刊六卷十三期，尹树生：《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利用合作社》）
这是值得引来称述的。
友人黄明先生在广西柳州农村建设试办区，有一种推行合作主义经济组织的计划，我觉得甚有意味（似尚少见有人这样谈过，亦或我知识太陋）。今简略地引述于此，为将来推行合作之一参考。以下采录黄君文句，有不当处，其责在我。
合作社运动，本身为一种自觉的运动。
合作社欲增厚实力，必确立系统，一面坚固内部的基础细胞组 织，一面联合各级合作社，结成经济组织网。
合作社运动必根据其地方的经济事情。
上为合作运动之特点，应当认识的。至其着手点则可大别为三：一是从上层着手，如以国家权力规定法制，保护奖励。二是从下层着手，如鼓吹劝导于社会。三是承上启下，作中坚运动，如各国合作系统有其中央会者是。三者之中，以能把握中坚者可于短期收健全发展之速效。黄君就是要从事于此。他又提出一原则，说 “不以所以利民者扰民，不强人人猝作未经验之组织。”那就是先从中坚作种种的布置，慢慢纳人民于合作，于不知不觉中前进，而引其自觉，归其自营。——好比是训政时期之过渡一样。
怎样布置呢？先于本区（农村建设试办区）成立乡村经济组织事务所；此“相当于他国合作社中央会之地方的雏形”。盖就当地之小农经济情形看，“认为此种农业自身无统制，殆将永远沉沦于弱者地位”；而求统制莫善于合作的经济网之组织。于此，必须把握其经济生活中几个重要问题：
1. 食粮问题；
2. 金融问题；
3. 日用共同必需品外来，和自己生产品输出问题；
4. 农业生产问题。
因 “认定食粮与金融具有种种特殊性：食粮多涉及公益范围，有一部分强制性；金融最忌与事业相混淆，尤需互相信用；故于整个合作社系统中仍各另成一系统。”购买和输出以及其加工利用（为消费而加工、为输出而加工、土地机械之利用）等，暂混作一系统。假令为行生产而切实合作起来，则第四项也可独立。于食粮则成立仓库；于金融则成立金库；于买卖等则成立公店；于农业生产则成立农场。
把握问题决定系统之后，应即就当地社会认定 “要塞”所在，集中于要塞工作，以为初步进行。“所谓要塞工作者，系就本区东西南北中央之经济中心地，也即农民’咽喉之地’如洛用姤、柳城、沙浦、东泉、柳州以及长安等处，择其最要者认为要塞；而以次建立仓库及公店等。” 此种要塞系联贯作网状系统进行。如前最要之要塞择定后，即以此为中心，而将本区更划为若干小区；“凡区内次要地如上雷长塘等处”，复按照进行（如是得为三级干线之分布）。“其下以各村落原始的合作社如蔗农糖厂之类，为基础细胞组织。”
农民生活脱不出这几个问题，而且总要从咽喉之地走过；那末，就让他和这些公店、金库、仓库等发生交易的关系。例如在公店买卖，在金库储蓄或借贷等之类。公店之主要目的，一在对本区内特殊农产品（甘蔗木薯等）加工与售卖统制；一在对本区内日用共同必需品（食盐棉布等）加工与购买统制。金库之主要目的，在树立本区内农业金融系统，以金融力量辅导农业，更以与一般金融界通有无。仓库则于收获涌盛时吸收相当食粮数量，年中按平均的消费量以平均价格售出；以调节本区食粮数量与价格，对生产者与消费者作安全保障，为其主要目的。此三系统工作，彼此相得而功用益宏。如农业仓库网与其它两系统相联络，集中农产品（如蔗薯），以便共同加工，共同售卖，并以此增加本区金融机关信用，以便向一般金融界通资金。至于助长本区交通事业之发展，更为显见（交通事业属于利用合作）。
农民愿与本区公店等机关交易的，须经本区认他为 “区友”。此种认定区友制，实相当于他国合作社之预定社员制；意在先示以合作社之实际利益，以促其自觉。他继续就指定的那些机关照规矩交易，即可按其交易额分配其应得之剩余金，积作社股，取得社员资格。分布在要塞的这些机关，起始都是试办性质，期于五年内以其经营实绩，相当的基础，逐步改为人民自己经营之合作社。其中关于本区对试办机关之出资， 实相当于他国政府对其国合作社中央机关之出资，仍与其它社员平等只取得一票权；在试办时期本区所负之责任，实相当于“训政时期”之责任。
上为黄君设计的撮述，虽不详不尽，已可见意。我于此为外行，不敢作何批评讨论。不过我认为这样的设计，深合于中国农民未能自觉而有待于怎样启发其自觉的那个需要。年来为着“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抑合作运动之路?”国内曾有两派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由政府执行合作政策，大规模推行，期收速效而应目前急需；且在今日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中，对于合作事业也非有相当之统制与计划不可。一派主张由社会方面努力合作运动，因为合作事业原为民众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只有从社会运动而开展出来的才亲切实在，才组织健全。政府推进，效果不良，现有明证。友人张国维先生曾罗列两派许多理由，作一比较的研究，结论谓“各有长短，且彼方之长即此方之短。此方之长即彼方之短”。他主张“由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两方面同时进行，并须使此两方力量沟通调和，截长补短，相互为用”（原文见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其实在乡村建设，在民众教育，也都有这个应当由谁来推行的问题，而且其问题的解答也有这么两派；两派之长短互见，也同乎此。乃至现在事实上多靠政府推行，也与合作事业正复相同（据查全国合作指导机关百分之八十七属政府，百分之十二 ·七属社会团体）。其由政府推行者之耗费大，效率小，不亲切，不实在；亦一般无二。我们在前讲乡村组织时，已将历代政府推行乡约的失败，丹麦民众教育由自动之成功，都讲的很明白，正好相印证。所不可忽视的，就是为什么这事政府办不好，却还都落归政府去办？此其来由就在我常说的：中国革命不是内部自发的，农民是没有时代自觉的；要待教育来完成革命，而此教育又必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作”的那个教育。换言之，一切都是被中国问题所规定。我说黄君的设计深合需要就是为此。
同时可以晓得，要想合作事业有相当统制和计划，很快地普遍推行全国，而又组织健全合理，那也就必须走我所说乡村运动这条路。这条路亦是为中国问题所规定的。我们既认定农民自觉必待启发，经济建设必须统筹；再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合作社的建设，乡村运动正以合作运动为其中心工作；那末，中国合作事业的推进，自然就是一面系于政府政策，一面系于社会运动了，其运用的要点。在以政权间接地操于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体；如前段“政治问题的解决”所讲，此不再说。张君（国维）要“使此两方力量沟通调和相互为用”的那个难题，在他只有理想没有办法的，在这里得到解答。黄君的设计若希望为合理的采用，唯在这条路上乃有其实现的可能。
我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下手处就是组织农民。因其事总无外一面促进生产，一面统制消费，以求经济上之自立与自卫；而无论你进行那一个问题，都自然要找到他身上。——生产靠他生产，消费靠他消费。此时既以他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主人翁而言组织，那自莫善于合作主义的经济组织了。所以我看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普遍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这样无形中就将农民都变成经济的战士，而提纲挈领便于指挥。组织起来就为的是促进生产，统制消费。接着就从农业生产发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从农民消费发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而此时凭藉着合作组织的基础，一转手间不就将工业建设起来了吗？——自然在负责方面当合作组织推行的时候，就要作许多工业建设的准备功夫以应付此需要。
第十节 工业化问题
农业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 谈过了由散而合之后，就要谈由农到工。
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末，在这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
亦许政府中有人自傲地说“我是要实行统筹建设的”；或学者们高兴地说“我是主张统筹建设的”；那都不过白说罢了。散而且乱一塌糊涂（一切调查统计均缺乏）的中国大社会，从那里统筹起呢？要想统筹，须先将担负此统筹任务的力量形成了，才行。这不同乎营利的工业。营利的工业其发达的前提，只是要有资本和市场，此则完全靠那负责统筹的一大力量来调度。计划经济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呀！试看苏联政府二十年间碰了多少硬钉子。像中国这样政府根本没有这气魄。勉强撑，也撑不住。大约对全中国说，永不会有能强霸到底的政府，我们也不必作此希望。然而在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从社会而稳定了政局，普遍推行合作后，则此一大社会各方面关系渐就调整，整个社会意识渐明，它却自会发生统筹的渴求，而以各种系统渐立（乡村运动系统，政府行政系统，合作组织系统），亦不难实行筹划。此与苏联稍有不同，它像是“唯其能统，故能筹”；我们是“以其能筹，便能统”。一则恃乎气魄胜；一则恃乎条理胜。条理最要紧。苏俄要在革命十年后才走上计划经济的路，就是前此条理不足。气魄条理兼而有之，它才得成功。我们在系统未立条理不清之今日，万谈不到统筹；即在将来，所谓统筹也是相对的说话，不是苏俄那样。
假若我们将生产分作三种：一、工业生产——无机物的生产；二、 农耕生产——植物的生产；三、牧畜生产——动物的生产。那末，这三种照其顺序实在是三级。即愈前者愈死呆，愈后者愈活动：愈前者人对它支配控制力愈大，愈后者人对它的支配控制力愈小；愈前者愈能适用机械，愈后者愈不能适用机械；愈前者愈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俞后者愈不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愈前者愈好计算和管理，愈后者愈不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愈前者愈好计算和管理，愈后者愈不好计算和管理。因工业具有如此性质，所以工业最当统筹建设；其理由是：
一、工业是产业中最易社会化，最便于归公的，它就要首先归公。所以旁的或者不一定统筹建设，这个定要统筹建设。
二、工业容易集中为大经营，有的工业且必须集中，或集中为便；因而势力雄大足以左右一切，必由国家经营管理才妥当，所以要统筹建设。
三、凡为工业根本之天然富源如煤、铁、石油、水力等，差不多是全国生产事业的命根，自不容私人占有，乃至也不容地方割据；其如何开采利用自应统筹建设。还有铁路、轮航、电信、飞机等之超过地方小范围的，当然要统筹建设。
四、工业和农业比较：后者为我夙有，只待改良；前者简直要从新建设。恰好它又是最容我们作迎头赶上去之规划设施的，所以必当统筹建设。
我们对于农业只说积极求进步，而于工业则云统筹建设，就是为此。更须知道的，我们就为统筹工业建设，而不肯随便走那工业发达之路，所以才作乡村运动。假若我们也肯随便走那工业发达之路我们就用不着讲乡村建设，作乡村运动了。——自然，我们同时也是看到那工业发达之路是走不通。
我深信中国是要从乡村运动才得统筹工业建设；但我也知道这里怕不免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旁人也许看不出，而我自己却想到了。什么困难呢？
原来工业化之所以为工业化，其要点就在以物理的动力（电汽等）和机械代替人力畜力。这本是提高文化的妙法。但人若要以其劳力换他生活所得的时候，就不肯接受。在自由竞争的资本社会呢，不顾他人是死是活，只要减轻成本增加利润的，什么技术马上就被采用实行。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进步实在残忍中进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未尝不可以此而逼着开拓其它事业，也能养活人；或者生产量增加，生活费便宜，也能养活人。然而这其中总有许多人被牺牲，则是一定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呢，一切由政府计划调度；调度得宜，自不致有被牺牲的事。然而得达于从容调度这一步也甚不易。观于苏俄之有今日，也是经过大牺牲来；则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而我们这条路呢，则一意从平稳过渡那个地处设想，整个的打算从头到尾皆以多数人为重，结果怕是受多数人之累！盖既不使其有自相斫杀的残忍竞争，又没有将大权力量都提到上面来，则多数乡下人真或可以累赘着工业化的进行。他们人口密度己高，而安土重迁。他们知识欲望都低，容易满足于当下的生活。而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如我所想，又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此时他自己反正要吃饭，反正要活着，自己的劳力简直不算钱；那末，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恐怕从他自己身上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这是我所虑的。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啊！
那末，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呢？我可以回答，克服这困难的根本一着，就是提高社会的明智力。苏联之成功，靠它国家的强制力；我们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的明智力，或曰社会的脑力。社会原可看作一有机体；如我们上面所说颇有条理组织的社会，更像是一高等动物的机体那样。此时问题，正好比一动物身体庞大而头脑发达不够。必须更进一格，像动物中灵长类人类这样，头脑很发达才行。头脑发达明醒有力， 多替身体作主，自无昏沉迟重之患。具体的办法就是我前在讲乡村组织时所安排的“推动设计机关”，在完成中国革命工作上所安排的“文化运动团体系统”，和后面讲整个社会结构所说的教育应居于首位而领导一切。我在前有这样几句话：
推动他进步是必要，领导他有方向的进步更是必要。中国此刻顶要紧的就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有计划的往前推进社会；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我们要想法子构成一个大的系统（即文化运动团体系统）。这个大的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网。我们要有眼光的看准方向去推进社会；不能等着内地乡村没有眼光、没有方向的农民去瞎碰瞎摸。推动设计本为立法机关的事，我们把他分开了，我们从立法机关中又分出一个推动设计的机关。——本来团体意思的决定应付之于公众，一件事情要如何办法，须大家表决。我们也是把意思的决定付之于公众；不过要由有知识的人（教员）提醒大家，大家再想一想之后以为不错，都同意承认了，就算是团体意思的决定。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这个机关非特别提出来不可；因为现在的农民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因循、迂缓、不知注意。（前讲《乡村组织》）
其余请参看前后文。总之要造成社会向上求进步的气势。集中有学问知识的人才，开出多数人接受少数高明人领导的路子。简言之，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加强其机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从这根本才可以生出一些方法来。
自然有了根本，不难想方法；教我们现在想方法是不够的。但我们也无妨略想一想。我推想：总得中央负责方面先将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工业统筹建设，使所有生产技术工业化的条件都准备好，而给他送上门 去，实为最要着。
第一要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将全国产煤、产石油、和有水力可以发电的地方，调查清楚，确实估计；而后将全国划分区域，统筹分配，次第开发利用，以供给工业上的动力于这些区域内。这样，农业及其它生产运输事业，自然就进于工业化。据说：中国煤藏从相对地位说，可居世界煤藏之第四位，从绝对数量说达——217,626,000,000吨，殊不为富；假使他日工业发达如美国今日者，则不过用四百余年；论其分布则几遍全国，特以山西最富，闽浙最贫。石油储量从前曾传说陕西甚丰；而据美孚公司勘查，则谓少量是有的，中量难言，大量绝无。其后地质调查所又论证其不确。此外四川、甘肃、新疆、西康、贵州等都有的，量数似亦不丰。除正式石油外，油母页岩则在热河辽宁有之；抚顺一处就颇可观，现在日人正从事提炼。这样，石油要算很少了（以上均据社会调查所出版：《铁煤及石油》）。水力发电，视其它为胜，最为现在人所称道。煤及石油不足者，正可靠水力；如美国东北部之新英格兰诸州即是如此。日本可用之水力约达六百八十万匹马力，而已利用之水力竟达四百匹马力以上。其由水力发电之量，约为火力发电之两倍。又如苏俄第一次五年计划之中心事业即为有名之第聂泊河（dnieper）左岸大水电厂；规模之大，计可发生八十一万匹马力，为远近好多农工业所依靠。中国可利用之水力，尚无详确之调查。据前年世界动力会议之报告，约有二千万匹马力，占全世界可用水力百分之四，略次于美国，为世界水电事业希望最大国家之一。举其著名言之，首推长江宜昌以上之三峡。自重庆至宜昌计程约六百五十公里，两岸连山，江流下注，据估可有四百万匹马力。西南贵州广西间之乌江柳江及红水等皆甚有水力可用。北方黄河及其支流渭泾诸河之上流，估量皆很大。据德工程师巴尔克之估计，仅就宝鸡山谷一处积水，以供电力，即可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五百万亩，且可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路西兰段火 车发动力之用（以上据《南开经济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经济建设与水力利用》）。凡此如何调查，如何计划，如何建设，皆应由中央负责统筹。
次则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也同样为有计划地供给各处。因为动力没有机械是不能动的；而机械没有钢铁是制不成的。据说中国铁矿砂储量最近估计合勘采储量及未定储量总为979,500,000吨；其中重要的矿不过737,027,000吨，而属于辽宁一省中即达387,580,000吨；今辽宁为日本所窃据，即失去重要储量二分之一以上，总储量三分之一以上矣。以与世界各国比，则我全境内储量只及美国百分之一，印度廿四分之一，法英十二分之一。假令后此工业发达如美国今日者，计仅足供十五年消费之用而已。从其开采言之，除土法（行于山西湖南四川等处）为量不多尚为国人所有外，其新法各矿殆无一不与日本有深切关系，矿砂皆销于日本。至于钢铁出产为量无多，事业经营又多垄断于日人之手；其为中国独资举办者仅有汉口六河沟一处，山西阳泉一处，出产有限，且时有停顿（以上据社会调查所出版：《铁煤及石油》）。这样看来，从矿砂到钢铁大都是供给日本工业的，几于中国工业无与；中国之没有工业亦于此概见了。今后欲求工业进步，首须加以最大注意才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以金属（钢铁等）工业与机械制造，为其建设中之最重要关键。在其五年内所有的工业投资一百六十四万万卢布中，以四十万万卢布都用之于此；这在任何单一工业（电气事业也包括在内）中都算是最大的投资。我们的设施约亦可借鉴。凡此如何调查，如何计划，如何建设，皆应由中央负责统筹。
又次如为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士敏土）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铁路、轮航、港门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似非工业本身的事，而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如何善为规划安排，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这都 是中央应作的事；其事大略如是，不再多说。特须注意：这里所谓中央，不只是政府，更兼括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及合作事业的中央机关而言。此不独为在调查上他们可以帮忙；更其要紧是在计划上，为供求需给关系如何斟酌适合 （最难办最费事），非政府片面所办得了，必须他们协助才行， 没有他们便不得有统筹建设，只有走盲目的发达一路而已。
此外在下层工作，有一桩为乡村学教员特要作的事，就是以眼前应用的机械知识灌输于乡下人，而启发其对于机械的兴趣，并没法提倡小铁工厂于乡间。机械的应用实为工业之始。随时随处教以应用简单机械，养成用机械的头脑，更有小铁工厂散布乡镇，我想是促进工业化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第十一节 末后的几句话
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我说的话大略如是了。经济是一项很专门的事，我本外行，其中怕不免有说错的。然而大方针路线则我相信是不错的。我早曾说，中国问题已经到了根本处，不能再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反而要待我这非专门家才行。——这是实话，没有一点狂夸。
时下论坛，一提到中国经济问题，有最爱说的一些话：一是极论中国土地分配不均，妨害如何之烈；一是痛数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简直无活路，只有推翻它，中国才有办法。在比例上，他们说的最多者，恰是我在这里说的最少者。这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偏见。大概是我感情放得太平静了些，没有各位先生那愤懑激昂的情绪；不由得话就少了。更其是我专从解决的办法上设想，那没办法的话就置之不说。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如何能不承认呢？
土地问题，在我们成天说农民讲农民的人安得不急想解决？可是够上负责来解决这问题的政府还没有。至于共产党的作法呢；倒也痛快，只是于大局无补（他们若建得起政权来就有补）。反之，我不但不那样说，而且近于鼓吹乡村内部斗争的话，我正极力避免。无益的话不说，没用的话不说，我只是想怎样建立那确能负责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权。
国际问题谁又能看不见呢？在举世闹着倾销问题互相以邻为壑的时候，他们一国一国都竖起关税壁垒，然在中国境内不独没有关税壁垒，而倒有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国内设厂权、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租借地、割让地、势力范围等等。这许多的枷锁不除去，工业生产又如何能振兴？还有适才说到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利源如煤铁石油等，本不丰富，乃竟大部（尤其铁之一项）被窃夺于日本。假使不收回，中国直无法谋工业建设。所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此刻真没得可说。修战备吗？不是这里应当说的；而且我认为中国若修战备以求摧敌，那是错误。我非想避免国际战争；反之，我深信在经过国际大战后，这些问题大半都可解决。在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 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么作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不过我在这里且不说它。聪明人能领会我的话，他就相信我丝毫没有放松国际问题，而正是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前提上，为其最善的努力呢。
四 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甲 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
我们回想前后所有的话，融会贯串起来，从眼前大局问题的相当解决，开出中国经济建设的机会，促进了乡村组织的生长开展，所有新经济制度新政治制度新教育制度便于从中成长建立起来，则社会改造就成功了。这个新社会和旧社会相比较，仿佛有种种的不同，其实只有一点变动；总括的说，就是：“转消极为积极。”
中国社会以前何以谓之消极？散漫就是消极。虽然以前伦理关系很发达，人与人有义务的联锁，在生存上互相保障；无奈他没有积极的发达社会关系，藉团体的力量创造优美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能不说那是消极的。可是此后当然要增进社会关系，藉团体的力量解决人生种种问题，那就是转消极而入于积极的路子了。再则过去的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发挥人类的理智来抗天行，所以让中国人受自然的限制很大，受自然的灾害很凶，水来了没有办法，天旱了也没有办法，瘟疫来了也听其流 行；总之，自然的灾害在中国人看着是不可抗的，这就是太没有发挥人的能力，让人完全受制于自然，这真是中国人很不行的地方！这正可证明中国过去社会的消极。我们以后恰好能够引进科学技术，发挥人类的智力，驾御自然、利用自然、控制自然；而且我们由团体力量去引进发挥，庶乎这种技术可达于最高度，这样就可产生富有积极性的人类文明。我想新旧社会的比较，除了转消极为积极外，再没有旁的。
所以除了转消极为积极之外没有旁的，就是因为中国所患是不足之症，而不是有余之症。他文化造端很正，只是有些缺欠要补足，空虚要充实起来；并没多少过火处，必得要克伐铲除的。所谓他文化造端很正，具体说来就是两点：一点是乡村（包括农业）；一点是理性。这两点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更无其它。我们现在就是要发挥理性组织乡村；以组织的力量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活上之一切问题。那便是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样新材料来培养来发展那造端已得其正而尚待引伸发挥的端倪了。
若以这个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来比较的话，仿佛矫正了西洋近代以来偏欹形态的人类文明，而成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中国未来新社会，对老社会说是转消极为积极；对西洋近代社会说，是转偏欹为正常。但怎样叫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呢？可以分五点来说：
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中国旧日所谓农工商三字，仿佛有点顺序在内，先农而后工商；可是近代的西洋社会呢？工商业撇开了农业，超过了农业，而自己去发展；并且农业还受到很严重的抑压。其工业都要向外寻市场的，也不靠国内乡村来支持。工业单从一种营利的目的，市场交通的方便（商业上的方便）而集中在几个地点，形成一种工业都市，与乡村划然为二。这就是农工分家而为偏欹的文明。正常的文明是由农以及工，农工结合，平均适宜地发展。虽然生产技术愈进步，就是愈工业化，最后说不定工业范围愈宽， 农业范围很小，但先后顺序是不变的，适宜的原则是不变的。照我们所讲的路线，很自然的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路。
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西洋现在社会可以谓之为二本的，不是从一个很合适的系统来的。他是都市离开了乡村，超过了乡村，独自发达，初时则压倒了乡村，后来则转回救济乡村，总之，让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极端，成了很不相同的东西。其实都市与乡村，不应当有很大的不同，不应当是截然两种东西；而应当调和。尤其不应当同在一大社会里而表见矛盾冲突，陷社会于不安。这里有一段语，是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推想与现在社会的批评，我们很可以参考一下：
在新制度下面，营利主义的原则要被撤废，这个世界要受需要主义的支配吧。那时候，“需要”上最根本最切要的农业，将最被重视吧。资本和劳力，要同现在相反，从都会逆流到农村去吧。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增加，会不惜一切的努力吧。因为“资本主义在工业上的发展，已创成了极高度的完全的经营，所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对于工业的较大任务，不是再去创成较高的经营，而是废弃旧经营并且使劳动力集中到‘完全的经营’上去。然而在农业就不然，可以算为达到了最高度——尽量地应用了现在的技术和知识——完全的农业经营，实是极少极少，而且以这极少的经营到底是绝对地应不了社会对于农产物的需要，所以新社会必须把农业全体从新地组织把它提到较高一级的阶段”（引用考茨基的话）。结果，会使农业生产力增大到可惊的程度吧。并且工业，会分散到便于得到原料和动力的乡间去吧。因为这个缘故，都会和农村的关系上会起极大的变化吧。
再把这样几百年以后的人类的群众生活想像一下。在那个时 候，已没有再使肉体荒废的都市，也没有强逼精神荒废的农村。农工业的调和，同农村和都会的融合，乃是那个社会的特色。在那社会所存在的，可以说是“农村式的都会”或是“都会式的农村”。
考茨基说：社会主义制度任务，应以“经验”去发现农工业的适当的结合形式。在这个结合的形式下面，工业转移到乡间，不只是农业经营可以供给食物及原料于工业劳动者，而且可以教育和组织一切的劳动者，使工业劳动者能在农业极忙的时期——尤其是收获期——有效地帮同工作，使农业劳动者能够在耕种闲空的时期——尤其是冬天——从事工业劳动。若是在最为高度的农工业的结合形式下面，各个劳动者就可以每天在农场工作几个钟头再到工场工作几个钟头，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不致受一种的劳动的单调所伤害。这样地，比方八小时的劳动里面，要是可以在农业劳动四小时再在工业劳动四小时，那末劳动者的健康和对于劳动的兴趣，一定会有极大的增进。……一方面，都会制度也不至于完全地消灭，还是要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地继续下去吧。不过，国家官僚组织的缩小，和地方自治的扩大，自然使中心都市的吏员减少；并且工作的分散计划愈有组织，工业愈由市场景况独立；加之以交通机关的发达，愈使工业分散到乡间里去；所以结果，国家的中心都市只要有十万左右的人口就足够了。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向田园分散，农村就发达起来，正像现在在意大利所见的那样，成为小都会。
进了那样的时代，农村才能彻底地振兴，农村的文化才能开放烂漫的花朵。对了，那样的时代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意义的人类的文化！
（河西太一郎著：《农民问题研究》七二—七四页）
像现在许多的大都会，六七百万的人口住在一块，真是没有道理！其病皆在将社会的重心集中于一点，而没有把重心和中心分开。如其都市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社会重心则普放于都市以外的乡村就对了。于此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看：
我们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中国从合作这条路走去，是以“人”为本的，不同乎资本主义之以“钱”为本。又从乡村而建设起来，层层向上建筑，向大扩张；虽然合作社的联合中枢机关在都市，而其重心则普遍存于各乡村。由是，其政治的重心也将自普在乡村，普在人人。像欧洲那样“钱”膨大起来驱使人，而人转渺小；又由都市操纵国权，乡村轻末不足齿数，上重而下轻者；这里都不会有。可以说欧洲国家政权好像偏起而耸立的；此则是平铺安放的。（同上）
上边这两点的不同，一是从农业工业去说，一是从乡村都市去说；大概都是在先后、本末、主从之间见出的根本不同而非小不同！只有摆脱于资本主义，此先后，本末、主从之序才自然规复。否则，在其中弥缝是无用的。如日本的工业最初发达的时候，当然把劳力吸收到都市；及其发达到产业合理化的程度，乃又把劳动排出都市，返回农村。这样农村的劳力特别贱，于是工业家又把工业分散到农村去，提倡农村工业化，提倡农工结合，都是弥缝之策，还不过维持工业维持都市而已。不可与此混同。
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如西洋近代以 至今日，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演为经济上之无政府状态，人类失去支配力，差不多是物支配人的；那当然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新社会所以人作主来支配物的，全在我们一意社会关系的调整增进，减少人与人间的隔阂矛盾，形成一社会意识以为主宰。
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伦理就是确认相关系之理，互以对方为重，团体与分子之间得一均衡；合作社也恰好符合于此义，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社会与个人之间得一调和，这就是正常的。此理已经讨论过不少，此处不再多说。常常有人问我：你常说我们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那末，所谓理想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呢？我回答的时候，开头就说这句话：团体与分子之间是均衡的；既非个人本位，又非社会本位。为什么开头就说这句话呢？因为一般所理想的新社会，都有社会本位的意思在内；我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故不能不先说这句话来表明我们的意思。
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合一的是正常，相离的非正常。为讲话方便，先分作“政教合一”、“政治经济合一”两层来说，然后再合起来。
政教合一问题我们已经谈过许多。第一要明白政教合一是对西洋近代政教分离而言。但西洋近代的政教分离，是国家不干涉人的宗教信仰；此处所谓合一，却并非要恢复什么“国教”。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照：
夫我岂不知政教分离，不独在欧洲当时有其事实上及理论上的必要，而且在何时均不失为最聪明的办法。夫我岂不知，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居今日而还要谈中国所谓“作君作师”，将为人讶为奇谈，哂大笑话。然而这却是眼光短的人圃于眼前之所见；不足以语人类文化变 迁之大势者。在以往的社会，是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妨碍个人太甚了；故近代来乃专求其如何不妨碍，而亟亟树起个人自由的疆界。然而这都是一个消极目的。文化更转进一阶段时，则单单不妨碍是不算的，必须如何积极地帮助顺成个人种种可能的发展。又在人的生存问题未有一社会的安排解决，则人生向上的要求也不能有一社会的表现。换言之，其表现为社会的要求，而社会尽其帮助个人为人生向上无尽之开展的任务，固必待经济改造后。尤其不可不知者，现在一般国家所行之法律制裁的方法，实以对物者待人，只求外面结果而不求他心与我心之相顺，粗恶笨硬，于未来社会全不适用；非以教育的方法及人种改良的方法替代之不可，此教育要在性情的陶养；那末，莫胜于中国的礼乐。所谓国家，将成为一教育的团体而凡今之所谓政治，在那时大半倒用不着，法律制度则悉变为礼。我前云：“在近代法律制度后，更进一阶段的文化便是礼”；意即指此。这些原都不是这里所及申论者；不过为破今人拘墟之见，略略指点一二。今人拘墟之见，正自难怪他。他一面去古未远，方得脱于干涉妨碍，如何肯放心得来？又一面正值生存竞争激烈之秋，救死唯恐不赡，其实也未暇作此理会。然人类之要求向上而自慊焉，则人类一天不灭绝，固一天不得息止；更且以文化之进，而此意识愈明了焉。又人类除非不生活，生活则必是社会的；更且必日进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则如何导达畅遂此要求，终必为社会之所从事；人类文化变迁之归趣固将在是，可勿疑怪也。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五九—一六一页）
国家是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它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这许多安排许多指示，应当充分寓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这便是政教合一。如其国家只照顾人们的生活，而于人生的意义价 值则认为是另外一回事，不敢过问，明明是不通之论，出于一时的有所避忌。新社会的要点在发达团体生活；团体生活的发达必靠人类的理性。下面论到理性替代武力的问题，则于政教合一之义更可以明白。
政治经济合一，亦是对西洋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分离说的。自由主义把经济认成是个人的事，国家不要操心；但现在的趋向则都望国家主持一切。大约经济生活社会化的结果，定然变为国家所主管。中国新社会要归到此合一的道上，更是自然的：
现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最真切最实在紧逼着中国人非团结不可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与生计问题。如乡间有土匪扰乱，大家即练红枪会，这是由于治安发生问题，逼迫着大家非团结自卫自救不可。但武装自卫的团结，天然容易产生豪强的领袖；不容易启发中国的民治精神，不容易养成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只有生计问题，能逼迫着中国人合作，是养成中国人团体生活习惯，合作组织能力的最合适的道路：笫一，生计问题是最切实的，不容淡漠视之；第二，生计问题不像军事组织的过于含有“对外性”“临时性”，而平平稳稳地不松不紧地训练人去作团体生话。会作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就会作团体的分子，就有组织能力。恐怕要让中国地方自治成功，形成地方自治团体，除“合作”外再无旁的路。他恰好一面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训练培养新的能力；一面因他的进步，亦即经济进步，自然地使大家生活在各方面发生连带关系，在事实上欲分而不得；地方自治，自然随合作的成功而亦成功了。
（《乡村建设论文集》一八一—一八二页）
中国的经济要想进步，天然不能走自由主义的路，一上来就必趋向于团体组织，所以那也就是一上来便趋向于政治经济的合一了。此事已 经谈过很多，不再叙。
当真地说，今之所谓政治，在将来看好多是冤枉的事，多余的事。将来的政治大概其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和教育了，所谓国家一面是经济的团体，一面也就是教育的团体。本来人生亦只有经济和教育两桩事；经济是生活；教育是生活的向上发展。所谓政治，在这里不过表现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的那些事。可是意志的内容是什么呢？还不外经济和教育罢了。到经济生活安排得很好的时候，无处不含有教育意义在内，亦即无处不是教育。通统是经济，也通统是教育。“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到此乃真合一了；人类生活亦才正常合理化了。
六、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
我们要知道，人类之有社会非出于自觉地组织，而国家的机械性尤大。人类历史直到现在，支配一切的是政权或曰国家。这些政权或国家，虽有许多高下不等的形式，而究其内容始终不外一武力统治之局。其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固武力渐隐渐抑，理性渐显渐扬；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在武力，而非以理性。像是牖启理性涵养理性的教育（或教化），从来在社会上就不居领导地位而处于被役使地位。因此教育虽尽可有助于社会进步，而社会真的改革进步却常是些“出其不意”的事；教育总无力来改造社会，暴力革命到底不可免。暴力革命就是社会问题之机械地解决，正从社会之机械的构造（武力统治）而来，虽欲回避有时而不能。然每经一度改造，必经一层自觉，亦即较进于理性；最后必达于自觉地组织，以理性为社会之维系力而不以武力。此时教育必站在社会的第一位，以学术指导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可以不断地讲求改良，用不着暴力革命。从前的可名曰机械的社会，后者可名曰理性的社会。于此，我们可以引杜威一段话，来阐明其间的分别：
一个机器的各部分在那儿协作，但这并非社会；因其不认识此公共目的。假使他们都能认识这个公共目的，对于这目的都有兴趣，因此各人都按着目的约束各人特别的活动；这样一来，便成为社会了。
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社会里面还有许多关系仍缺乏社会的精神。因仍有很多人的关系如机器一样，彼此没有充分的交通作用。许多个人彼此利用，只管所要得的结果；至于被用之人的感情与理智的倾向怎样，心里情愿与否，都一概置之不顾。假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雇主与佣人的关系，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仍然还在这地步；无论他们各个活动怎样接近，总不能组成真正的社会团体。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之第一章）
中国旧社会病在散漫，然社会秩序自尔维持，较富于理性；缺乏阶级，武力统治意味最少，不像国家；这都是在前面说过的。中国新社会的成功，不外原来散漫的中国人转向团体生活；此转向除外围环境刺激它逼迫它使其发生团结组织之自觉外，其自身实缺乏一大机械力量来强迫地作成团结。这样，就反逼地只有自觉的思维的要求团结，才得团结了。前讲中国人之进于团体生活，大概要从经济上合作组织来；又讲中国人不进于团体生活则已，要进于团体生适不能不发挥其固有伦理互以对方为重的精神。凡此都见出要有其自觉认识，要有一种思维了解在内。不过我们所谓理性还不仅在自觉和相互了解上，更在人生向上的自励和互相敦勉。
人生向上（个人的和社会的）里面含藏着自爱爱人的深厚意思，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源泉。我常说，中国人若单从自卫自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出发来组织团体，都不会有好的希望，有真的成功。必须从较深的动 机、更高的要求——人生向上——出发，而后才有力量克服许多困难（妨碍团体生活成功的那些因子），完成大社会团体的建设。在西洋人固然从其很久的集团生活，使他们身上较少那些妨碍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具有许多适于团体生活的习惯；但若想撤废武力，那仍非另自有一种力量来替代不可。不然的话，单从理智的思维计算上以维系团体生活怕是太不够的；必须有超计算的感情力量才可以 。此力量在往时多半是借重于宗教的情操；在今后则将在我所谓的理性。理性是一种很强的感情力量，然而是明智的。当其自发就是志愿；要志愿久而不衰，则外面环境的涵养启牖功夫不可少。教育（或教化）在这里就成了顶重要的事情。说以理性替代武力，其实就是以教育（或教化）替代武力。这种教育怕以中国古代的礼乐为最好；在将来文化中就是要复兴礼乐教化，一定而不易。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经说过这个话，今不再详说（见原书一四○、一六七、一九四各页）。
总之，现在的国家都不外借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这两大力量在那里为种种形式的团结。可是将来阶级要消除，民族之争也跟着要消歇，就没有可以资藉的机械力量。此时团体生活的维系，并且要他发育得很好，那就非充分发挥人类的理性不可。当然也唯有从理性而组成的而发育的社会，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这件事，中国将先一般近代国家而作到；这是我的估料。
我们以上提出六点来指明正常非正常之分；但正常非正常到底怎么讲呢？可以说：正常即自然合理之谓；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工业在前，农业在后，两下分家；都市为本，乡村为末，两下矛盾冲突；人作不得主而受支配于物；翻来复去落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之两极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相离而不相合；武力高过理性，教育处于被役使地位：凡此就是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反过来：农业工业依乎顺序适宜配合；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调和沟通；人为主体来支配物；不落于 个人社会两极端，而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不分；理性替代武力，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这便是正常的了。假若再追问：什么叫作自然？什么叫作合理？自然就是合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这是一句话，不是两句话。那末，到底所谓自然是何指呢？自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说；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人类心理。宇宙大生命的活泼唯寄于人类；人类而外已不能表现宇宙大生命的活泼了。所谓合理，质言之，就是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此要求是跟着宇宙生命来的，是自然的。其最强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泼的最高点 。我常爱说的“理性”也就是这个。归结下来，我们必须得认识人类，认识人类生命的特殊（理性）；认识了这个，也就晓得所谓自然合理的根据了。
乙 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
我在民国二十年初次讲乡村建设根本理论之研究，即先从“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讲起。后来感觉不合适，才改从讨论中国问题入手，而以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放在末后讲。我于此建立了四个原则，都是从认识人类而认定的；我相信是评论社会理想的一些根本眼光，不过内容的话多半关涉生物学和心理学，细讲起来要另成专书（拟撰《人心与人生》一书，将来可出版），所以现在只将当初讲时所写极简略的几句话录后备考，不再加分释。
绪言 本院研究部或训练部功课中，学科门类甚多；然大抵皆为乡村建设的方法。唯此《乡村建设根本理论》之一目，则将示吾人以乡村建设应有之鹄的或理想。在本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中，所云“要认清题目……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者，正是谓此。
认识人类 吾人欲求得此正确鹄的，必须探本穷源，先求认识人 类。以有人类，才有人类文明，才有人类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
经济为人生一桩普遍而且基本的事 人为生物；当然要维持其生命之延续（兼括个体生命及种族生命而言），则非对付自然，利用自然不可。假非架屋，即无以避风雨；非种谷，即无所得食。此对自然界费一些力，使于人生上发生一种效用而用之，即为“生产”与“消费”，统称“经济”。经济，盖指于不可免之费事中又求省事，以省事而不免又费事（如为省事而行大机械生产，又引出制机之事）环转无已之打算而言。人生于此，莫能有例外，故曰普遍；亦唯有此，而后有其它种种事，故曰基本。乡村，自一面言之，即从此经济关系而筑起者。然人岂徒求得生活而已乎？
人类生活方法的特殊 一切生物诚盘旋于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唯人类则悠然长往，突破此限。此人类生命之特殊，当于其生活方法的特殊谛认之。
生物所以生活的方法，各不相同。然大体言之，则不外植物之定驻吸食的生活方法与动物之游走觅食的生活方法。于动物游走觅食中，又有节足动物之趋重本能，与脊椎动物之趋重理智，两不同。前者，依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为生活，蜂若蚁是其代表；后者则有待后天之用思与学习，唯人类能达其域。于是合前植物之定驻以言，生物之生活方法盖有如是三大脉路。三者以植物为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而理智一路为最费力。脊椎动物，自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以讫人类，以次而进于理智，也即以次而远于本能。盖虽同此趋向，而于进程中稍有偏违，即不得卒达也。
试表之如图：
于理智虽见萌芽而未得卒达之脊椎动物，仍依本能为活；其生活盖年年如是，代代如是，无有创新。实则一切生物，自人类而外，固悉自陷于一境，如驴转磨，盘旋而不得进。唯人类能运用理智，辟造文化，日有迁进，为独不然焉。
何谓理智 本能作用不离具体事物；而所谓理智，即指离开具体事物而起之分别区划计算推理等作用以为言。吾人生活上所用之工具机械文物制度，即以此等作用而创造出；而依本能为活者，则其工具即寓于其身体。
人类整个生命之特殊 动物于特定之具体事物，发生特定之兴趣行为（如蚕之于桑叶）；其关系有如系定。因之，宇宙间与有关系之事物，为数乃甚有限。人类则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无所限。以唯平视泛观，周及一切，乃为理智。唯人到达乎理智，故唯人能无所系定；其生命豁然开大，曾无局限，实得一大解放焉。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一 由此一大解放，人类生命遂得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见人创伤，我动惨恻；抑于物也然，匪独对人；古人所谓万物一体之情是已。语曰：“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苟能如此 行之，则虽受罪也不甚苦，以其一体之情得所发舒也。故吾人当建设一个能代表人类此一体之情之社会。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二 无私的理智，开发出无私的感情；故人心有是非，不以利害而泯。语云：“所欲有甚于生者”，人类生命之高强博大于是见焉。革命运动之必推翻旧秩序，不徒为生存斗争，亦以不得于理而否认之也。故人类社会之建设，当求其如义得理；如或未然，不得不止。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三 本能者有所能而止于所能；人初若无一能，而顾有无限之创造力，故其究也无所不能。此创造力之必求得所发抒，盖人类最强要求之一；亦唯得所发抒，乃不负其所以为人。人之创造力各有所偏，亦曰个性。尊重个性，鼓进创造，此建设人类社会之所必不可忽。社会所以必许个人以自由，其义亦在此。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四 唯于人类生命而后教育为可能；亦唯人类生活乃需要教育。然教育非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的开展焉。其见于外者，则为社会文化之得继续创进无已；其存乎内者，则为个人心理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古人有言：“寡过未能”；即其歉然不足之情，人类向上求不失于理者见焉。此情莫能已，此理益以辟，人生不可一日废学。故人类社会之建设应处处出之以教育眼光，形成一教育的环境，启人向学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社会于人，至此乃尽其最大之效用。
结论 人类生命的特殊，更有一点，则于美的领略欣赏是。盖饮食而知其味，唯人为能尔。吾人生活中处处有美不美的问题，不徒苟求生活而已焉。社会建设于此宜有讲求；然不另立一则者，以美育可并括于教育也。总上四则，人类精神于以寄矣。自非表见人类精神，难乎其为人类社会；然而是未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