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我们旧的社会组织，是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但自西洋风气输入，逐代以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伦理本位社会乃被破坏。本来西洋近代一切全是从个人主义开发出来（蒋百里先生译的《近世我之自觉史》可参看）。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曾说过：西洋人在近代才有了“我”的自觉；从“我”的自觉，开出一切皆以个人为本位，对外抗争，向外用力的风气。此风气传入中国，恰好使固有的掉转过来；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心重，义务念轻。从让变为争，从情谊的连锁变为各自离立，谦敬变为打倒，对于亲族不再讲什么和厚，敬长尊师的意味完全变了，父子、兄弟、朋友之间，都处不合适；——旧日风气，破坏得厉害。而尤要者，因政治上的变动，使社会风气的变化更大且速；如辛亥革命与十五年至十七年的北伐，都使社会风气有更大更快的变化。

再则由于政治的变动，而有法律的改定，——把西洋权利本位的 法律搬入中国，此影响于社会者更大。如民法中规定女子有承继权之后，兄妹打官司的很多；再如都市中保护私人法益为职业的律师，专代私人争取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完全露出争取的意味，实为从前社会所绝不曾有。

又，社会风气影响于政治，将忠君之义打消。中国人原来团体关系不发达，团体意识不明显，只承认团体的代表（领袖），认不清楚团体，所以只有领袖与众人之间的相互义务，而无团体与份子之间的相互义务。现在对团体代表的义务观念取消，团体更不易维持。此种影响，让许多人藉着对领袖没有服从尽忠的义务之意，而发生政治上许多变动（例如军队许多倒戈的事）。二三十年来，政局变幻无常，信义丝毫不存，到处都充满了机诈与粗暴。所以一般老先生常引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形容现在的政治状况说，“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实在很对。此种粗暴、抗争、尚机诈，讲策略的风气，让政治上常常不安稳，酿成连年的纷乱。

此种社会风气的变化，在我看，固受种种影响，例如因经济的进步，社会实质起了变化，因而引起风俗习惯的变化等等；但其主要的直接有力的，还是因西洋潮流输入而引起来的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少数人思想的变化在先，而引起了社会一般风气的变化。此思想的变化又从中国士人讲理的风气而来。我最感觉到中国读书人的胸中顶没有成见，顶能奔赴理想。我常说：中国人的长处，是勇于服善，对外来风气的接受，比任何民族都快。换言之：中国人并不守旧，在维新上最肯出力；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奔赴理想最力。中国革命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

在我所说的许多话里，好像对于中国社会之崩溃很表示可惜，对于模仿西洋人的向外用力不赞成；此外我补充一句，即：我承认新风气的输入，是由于中国士人勇于服善之心理所引进；他所以很快的接受新的道理者，是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换言之，他在开始不知道中国社会的 组织构造为伦理本位、义务关系，与西洋根本不同；只为奔赴理想而引进了西洋风气，后此的影响，为他们所不及料。当初他们的心，是很纯洁的，只因缺乏考虑，很快的就接受了西洋的文化，此即中国社会破坏的开端。以开端如此，从可知其对于新的组织构造，也将不达成功不止；对于日后社会改造，将不达理想不止。这是一层。

再一层：前面曾说，自西洋近代风气输入，让中国社会有两个方向矛盾冲突而破坏益烈。但尚不止此。更有乱上加乱的是：现在又进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因西洋此刻已走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前天（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大公报》载有英国政治家路易·乔治的话，他很叹息今人已一反古人之所为：古人爱自由，喜放任；今人则处处持干涉主义，讲统制，以团体为重，个人为轻，将古人所要求的一概摒弃。他所称古人，盖即指近代西洋人而言。中国先输入西洋近代的风气，已是闹不清而乱了；再来一个反近代的风气，更是乱上加乱！中国人今日已陷于完全没路走；这样，那样，怎样也不对，左右不合适。此刻中国社会，有两大自己矛盾之点，我们可以分两段去说：

第一，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然而近几十年来，自外输入者，恰与其所需要者相矛盾——根据个人主义而来的分离自由的风气固无论；即后此而来共产主义，也是专讲斗争，分离反抗，适与要求团结的趋向相反。譬如，结合团体是分子对团体的一种“向心力”，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正在此；而西洋潮流过来，反增加了我们的“离心力”，这岂非矛盾！本来中国人此刻不能不想法往团体里去，以应付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输入的都是反团体的风气，因而使中国人一时倾向要团体，一时又倾向反团体，矛盾冲突，方向乃无由定。

第二，大家都说中国以前是专制，直到现在，专制的余习尚深，那末我们就要矫正专制了。要想矫正专制，便要政权公开。其相联的一面，就是对个人的尊重——西洋近代社会，个人自由的建立，生命财产 的有保障，都是很可爱的。不似中国对个人可以任意拘禁，对财产可以随便捐派，枪毙人也不算事。至于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更说不到。这种专制余习的矫正，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都是我们所急于要求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又输入一种（反近代的）理论，就是：不讲专制，却大讲专政，不说专制而说统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个人的习惯尚未养成的中国，又大讲无限制的干涉主义，尊重个人的话又不时兴了；这实是一大矛盾！

由于上述的两种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左一条理，右一条理，不但理与理矛盾，还有理与事的矛盾。理与事之不合，其例甚多，说起来也饶有趣味。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子弟与家庭的冲突。原来伦理本位的组织，尚未崩溃干净，财产仍属于家庭，子弟仍须受家庭保护。而子弟之在家庭，一方面根据新道理，不让家庭干涉他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又根据旧道理，要求家庭供给；这种理与事的矛盾，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再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主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现在的中国人，各人有各人的理，譬如，我站在伦理本位上讲理，你站在西洋近代思想上讲理，他又站在反西洋近代的潮流上讲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甚至于一个人可以讲三种道理，其实左右都没理。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为父者不知应如何为父，为子者不知应如何为子，为婆为媳者，不知应如何为婆为媳，在学校里先生也不好当，学生也不好当（学校常闹风潮即以此）；因而家 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因为如果大家都讲一个理，就不易起冲突；理太多了，则难免争论不合而相怪。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变乱相寻，讫不得安定。以中国此刻的乱，与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之乱不同也。历史上的乱，社会虽乱，各人之是非心则一，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因为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有一条理可讲，所以卒能规复旧辙。而现在想规复以前的治道，则绝不可得。在这左右来回的矛盾中，非有真正高明的眼光，深彻的认识，对中国伦理本位的道理有了解，能承认；对西洋近代的思想有了解，能承认；对反西洋近代的潮流有了解，能承认；把事情全看得通，找出一条坦荡的大道来，让这许多矛盾都不成矛盾，让这三方面的不可否认点，能够统统容纳而从事实上表现出来，则不得解决。换句话说：在这一个矛盾的时候，需要一个真正的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通得过，才能开出我们现在应当走的道路，解决许多矛盾，建立新的社会。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

我们再讲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中国旧日职业分立的社会之好处，是没有垄断。土地的垄断不成功，资本的垄断也不成功，而成功了一个职业分立，各奔前程的社会。有本事的人自然上来，有品性、有信用的人自然上来，没本事、没品性、不勤俭的人自然下去。政治也比较的公开，没有垄断。但这么一个一切都没有垄断的社会，现在已被破坏，渐要往垄断里去；但虽往垄断里去，而垄断终不可能，——职业分 立的社会破坏了，而阶级对立的社会也不成功。

中国旧日社会，分得很匀，构造非常巧妙！如，士人是最尊贵的，读书明理，有所自效，他所贡献给社会的甚大，而所取则甚薄，所以在社会上名誉面子很到家。名誉面子之外，有时也给他“权”；可是“权”不得久掌，与西洋贵族之子子孙孙世袭者不同。名誉面子归士人，财利则与之相去最远；念书的人讲财利，要为大家所不齿。士人照例要清贫，要为寒士。昨天有一位小学教员告诉我说：“十年教书不富，一年不教则生活不能维持”；可见教书的人很难发财。即为官也不能致富；因居官要以廉洁为尚，仕而置产，是社会所反对的，法律所严禁的。好一点的士人，如胡文忠公，他将要做官了，先跑到祠堂中发誓说：“将来弄一个钱回来，便对不起祖宗。”名誉面子既让给士人，财利便让给最无面子的工商。为农的面子又好一点（所谓半耕半读，士人罢官则归田，士、农原来相连），所以虽也有相当的进项，但不如工商业者之可以发财。在旧日的中国社会中，农、工、商等也可以入仕途，士也可以为农、工、商，一家之中，甚且有几种职业，绝无限制；所以说在旧的社会组织中，“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权”、“财利”，四者都分配得很均匀。但自西洋文化侵入后，遂发生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西洋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士与商从前很不接近，现在则异常接近，也惟有头脑，有知识、能运用观念的人，其谋利也最巧。此变化很大！另一变化是：现在言利（要发财），必须具有较复杂的知识方法，无论为农、为工、为商，都要有知识方法才能发财。从前农、工、商不上书本，高文典册尽载治道；现在的高文典册则亦讲作买卖，故想发财就要弄高文典册（专门学术）。这一个事实，更让士与商接近。据现在的情形看：我们如果把社会上的人分开，则运用头脑以巧思谋利的士商是一项人；没有知识，没有头脑，出卖苦力的劳工是一项人。知识的关系实在很大，所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要紧。谁有 机会受高等教育，就有机会谋利，就有机会掌权，也就可以跑到上层社会去，免得出卖苦力；反过来说，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取得较复杂的知识，则“权”“利”自亦无从而得。

在中国旧日的社会中，分配得很均匀；现在已渐走往垄断里去。兹先言受教育的机会之被垄断：从前念书的机会很容易得到，破庙里面，一样苦读；寻常书房中，贫寒子弟，束修可拿可不拿，或者少拿。现在念书，必进学校，学校是大规模的团体，章程律则，限制极严（学费须照章缴纳），不得有情面的通融，渐走入机关固定里去，非复从前之零散活便矣，从前念的书，不外四书、五经，得来甚易；现在愈是高等学校，愈要念外国书，或到外国念书，上学费用，较前甚相悬殊。供给一个中等学生，须是有很多田产的人家；间有穷苦学生，也是很少的例外。大学留洋，更非一般穷苦的人所敢妄想。而在教育上机会优越的人（就是垄断学术的人），同时其在政治上的机会亦优越——易于得“权”，经济上的机会亦优越——易于得“财”，有权有财的人，其子弟愈得受高等教育，愈得营利，愈得掌权；如此辗转相连，逐渐走往垄断里去。从前士非世袭，现在则比较固定；从前士无垄断，现在则渐有垄断：此是教育机会的被垄断。

再就经济方面说：现在要想发财，必靠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经营方法；换言之，即必走工商业的路。——此则为中国大多数农民力量所不能。那么，一面是专从事于旧式的零碎的农业生产者，永远不会发财；一面是得有机会营工商业者，采用新生产技术，经营大企业，很容易发财。资本渐趋集中，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经济上的机会亦渐被垄断。

再就政治方面说：现在没有普遍选举，政权是不公开的，虽有考试制度，几同虚设。而且教育机会不均等，考试制度亦没用，一般人并不能藉此得到政权。政权完全操在少数人之手，只要你接近他们，或者也可做官；否则便无得到政治上的机会的可能。故政治上的机会，亦被垄断。

教育、政治、经济，三种机会，都渐渐走往垄断里去；而三者又是有连环性的，得其一亦得其余，一项不得则全没有分，与从前之不得此则得彼者大异。中国若照这种情形下去，可使一部分人常在上，一部分人常在下，成为世袭垄断阶级对立。可是天不让他往垄断里去，不让他往阶级对立里去。我们也正可这样说：中国现在所苦，不在垄断，而在垄断之不成功；不在有阶级，而在阶级之终不能有！大家或者不能明白此意，我再说一句：中国现在所苦，是什么也不成——东不成，西不就。如果东不成，而西能就，不管西是什么，我们也要就；就，总比不就强些。无奈西也不得就。底下我们解释此意。

垄断的成功，需要一个条件，即社会有秩序。有秩序才可让垄断者的机会确定，慢慢的往垄断里走。（因为有秩序才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所得的机会。）但现在中国无秩序可言，无秩序便无保障，无保障则说不定那时机会便被打破，所以垄断终不成功，阶级便不能养成。也正因中国没有阶级，统治力无所寄放，故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社会更无秩序，更不能有垄断，更不能有阶级。此与日本国情不同。日本政治上有办法，社会有秩序，便保障了垄断，培养成阶级。照现在的情形看：中国是一面往垄断的方向去，而一面又有一个岔道，破坏了垄断。如，由于近几十年的社会不安定，许多人走侥幸的路，竟也得上去，并不如刚才所讲一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便政治上、经济上也都没有机会。就是一个最苦的人，一字不识，也可以由土匪做到督军、省长，一个人上去，亲戚、邻里也都跟着上去。中国现在的情形，类此者正多。——这就是前边所说的岔道，也好像一个泄水的口子，破坏了垄断。

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中国现在只是一种争夺之局，而说不上剥削之局；不是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没有秩序。有些人误会了中国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实 是大谬！没有秩序与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大不相同。让中国最痛苦的，不是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没有秩序；不在剥削，而在争夺。中国不同于日本者正在此。日本社会受西洋功利风气的影响，又吸收了新的知识技术进去，遂成功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局面。——日本之所以能走上工业社会的路，即因其政治有办法。其模仿西洋时，是从旧社会慢慢过渡到新社会，政治秩序并未破坏，社会有秩序，故能养成其垄断的局面、剥削的局面。

现在我们结束以上的话，以前讲的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破坏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遂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现在讲职业分立的社会破坏后，阶级对立的社会也不成功，也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此时两句要紧的话，即：“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现在中国所苦的即在此革命必须有阶级，必从阶级问题，推翻某一种不平的秩序，才叫革命。而中国所苦的是革命都无法去革；因为旧的秩序破坏之后尚没有一个不平的秩序建立，若强为革命，则只有增加其武力争夺，增加其秩序纷乱而已。中国此刻最苦的，即东不成、西不就；成功一边也好办，两边不成，故为最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