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乡村建设运动已为国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争着谈乡村建设。但乡村建设由何而起呢？天下事没有凭空来的，而人们每不留意。所以常有人问我：你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不行呀！韩主席一倒，研究院不也要随着倒吗？我回答他说：我不是无端做梦，韩主席也不会陪我做梦。研究院不是偶然出现的，他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上有他的来历，虽假手于我，却非自我而来的。我固不敢保山东的研究院不被取消；但我相信取消于山东，不难再出现于山西；取消一个，不难出现两个或更多个。现在大家看见乡村建设运动已在一天天的开展，势力蓬勃，遂也无人再问我那个话了。但我们如果反省乡村运动何以会如此蓬勃起来？我们可分浅深四层言之：
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从浅的一层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 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如政府方面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及上海的银行界都是在极力倡导救济农村。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
乡村所由破坏不外天灾与人祸。所谓天灾，例如长江大水灾、黄河水灾、西北连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灾等；所谓人祸，例如一九三○年中原大战，以及种种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又从破坏乡村的力量去分，也可分为国内的与国际的两面。上所叙多偏乎国内；而国际的力量破坏所及，尤为深远。所谓国际的，例如日本强据东北，影响于内地农村者甚大；列强经济侵略尤为谈农村经济崩溃者所殚述，可无待言。有时我亦采用三分法：
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
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
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此处文化二字是狭义的用法）。
这种分法也不算很好，因这三种破坏力很不容易分；如教育是属于文化的，可是他也属国家行政。又三者是相连环的，互相影响的，如政治制度改变了便影响于经济，经济也影响于文化，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又是由文化问题引起来的（由新思想的输入）。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加紧加重了乡村破坏。
中国乡村破坏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当发见其由来已久。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一剧烈而严重的变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 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所谓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可以分成两期来看：
一、前半期——自清同光年间起，至欧洲大战；
二、后半期——自欧洲大战，直到现在。
何谓前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何谓后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西洋近代从自由主义发达了工业资本、都市文明；日本所模仿成功，我们所景仰而未得者，便是这个。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孕育而潜伏着，由俄国爆发出来。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转变，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是我被动的截然有二期。但无论为都市文明之景仰或都市文明之反动，总皆离开乡村说话，不从乡村起手，其结果不破坏乡村不止。举例言之：如教育、如法律，从工业社会产生出来，于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与作用。搬到中国来，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义，乃大生其反作用。其他种种罔不如是。尤其厉害的是练海陆军；乡村出钱练海陆军，而海陆军都用在自己打仗上，完全破坏了乡村。这似乎是当初所不料的；而细思之，也何尝不是应有的结果。因为这种海陆军制度是西洋资产阶级政治的所有物，而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西洋资产阶级拿得住这个海陆军，中国乡村人哪有这个力量？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如果将近百年来外面世界给我们的刺激，我们从而发生的反应与自身的变化，每次变化所给乡村的影响，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辗转相为因果，写成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实在是一部很好的 书。（所不容易的是把他辗转变化的路线找清楚，再就是可靠的统计材料不易得。）
《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二十二号古棋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造”，他说：“……中国乡村之破坏远在二千年以前，并不因为学西洋都市文明或反都市文明才开始破坏；而另有其他破坏乡村的大力量在：（一）地主阶级的兴起，是破坏乡村的第一种力量；（二）水利制度的失修，是破坏乡村的第二种力量；（三）官僚政治的巩固，是破坏乡村的第三种力量；（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破坏乡村的第四种力量。”他意在驳我，但他实在犯了严重的错误。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后来的事，水利制度的失修也比较是后来的；那末，他既说破坏不自近百年始，显然他是认地主阶级与官僚政治为破坏乡村之大的破坏力了。其实：（一）这顶多不过是一种阶级剥削，阶级剥削为各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削一面也不是绝对的受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构造都免不了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同时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断不能说谁破坏谁。（二）人类历史截止到现在，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任何社会史都是乡村破坏史。（三）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日进无已；若虽有乡村破坏之事，而不成趋势，便不能算。（四）在欧洲工业都市兴起的时候，农村衰落亦成了趋势；但亦不算乡村破坏史。因为工业发达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趋势。本着这四点来看，大概没有那一处社会的历史，或那一阶段历史的社会，可以称得起乡村破坏史的；有之，那唯独一部中国近百年史。
中国近百年史里面，乡村是一直破坏下去不回头的，其关键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点。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路，则乡村虽毁亦不成大问题。无如新路未曾走通，而所靠惟一吃饭的道儿——乡村农业——又毁；问题就大了！这 时，乡村农民自是受苦，而格外着慌的更在乡村农民以上层级的那些人。因此，救济乡村，逐为各方面普遍的要求。乡村建设虽最初不是从这里发动，而在今天却全从这里扩大起来。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救济乡村”这回事。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这两点实是一点。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 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其所以然，另有详细分析见后。）于是内战连绵不断。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 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
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
第三层——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中国以经济落后而一切落后，所缺乏的东西太多，因而国人都抱有一种积极建设的要求。不过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也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于此，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
或者有人要问：“中国之建设为什么一定要是乡村建设呢？即如日本亦为东方农国，其自维新以来之建设，固未尝为乡村建设，中国何为而必于乡村求之？”这个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日本所以有非“乡村建设”的可能，全靠他政治改革的成功；中国将来政治问题亦要有一个解决，但其方式不同于日本，因而中国的建设也就不同路。此其故待后自详。我们且先分两层去说。
一、从过去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如日本一样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此其原因又可分国内、国际两面去比较：
国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皇室是万世一系的，维新以前，一切都由幕府当权；不当家则不招怨，大家老是寄希望于他。而中国则清廷为外族入主，他又当家当了二百多年，惹了很多怨恨。所以日本有尊王运动，而中国则要推翻满清。故日本的政治改革，改革之中尚有因袭， 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则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也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制度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假令中国当时非外族必较好；或虽是外族，而初入主的时候，尤其好。这不是说顺治、康熙的本领大于宣统，而是说当时的政治类似一个阶级统治，形成一个对立之势。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藉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政治制度一断难续，所以一切没有办法。日本尤其好的是：维新与复古同时，借新朝气以充实旧系统；借旧精神以吸收新文化；其政治有办法，对外能折冲，对内能整理、能培养，于是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而模仿成近代都市文明。中国则政治无办法，一切无办法；所以日本走上建设之路，中国却走入破坏之路，无复建设机会。此其内部政治问题，实远大过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也。
国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维新到现在已六十年，在其维新的时候：（a）欧洲列强正在积极侵略经营澳非等洲，尚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所以日本所受国际的压迫不甚重。（b）科学技术当时也不如后来之进步，因而所受威胁也较小，追步西洋也易。（c）正当追步西洋之际，适逢欧战爆发，西洋各国都忙于战争，工业生产停止，让出市场，给日本一个发展工商业的最好机会。中国则因政治的捣乱，将种种好机会都错过了，未得利用。
二、从今后言之：未来的中国将永不能像日本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其故可分三层：
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
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 展余地。
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政府安定秩序，让工商业发达，兼能保护奖励其发达），所以不能走此路。
或又有人问：“日本的近代式建设不可学，何不为现代式之建设如苏俄？”我说：是的，在此技术进步、国际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也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
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如果要问：“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呢？”这有两个理由：一是政治的理由，二是经济的理由。因为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故其经济问题的解决，亦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此其政治的理由，容以后细讲。今先说经济的理由。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我们且看今日国际的大势：
现在产业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组织，较前又有一大的进步。即今所称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产业合理化，生产技术、经营组织较前更进一步，因而生产量加多，而另一面致使工人失业，减少了消费量；故而生产过剩，遂不顾血本地向外倾销。
现在各国都渐改其从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前之放任其资本家作个人自由竞争者，今则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外作竞争单位；每一个竞争体，都较以前为更大。
欧战后各国皆改其以有易无主义而着眼于自给自足，农业、工业并重。一面以所谓关税战防止外货输入，同时从币制上、汇兑上拼命地 用力以扩张自己产品的销路。列强各有其抗外的力量，能行其保护政策；而中国不能。于是各国抗外的结果，遂将力量都压迫到中国身上。
中国承兹影响，土货出口，惨遭排斥（丝、茶、花生、鸡蛋等项输不出去）；外货入口，转见激增（米、麦、棉花大量入口）；农业、工业皆支持不住。受祸惨重者首在农村。盖今日中国农村已非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从前的时候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差不多还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样子，压迫不着它。海通以后，一面是农产日益商品化，地里出的东西都要换成钱；一面是手工业破坏，而所需多代以外货，一切都要拿钱买。初时，丝、茶等项外人未曾讲求到，自然畅销；而他们工业上也要采取中国农产原料。这时，手工业虽受摧残，农业却还不坏。但到今天，一向为出口大宗的农产输不出去，同时更有大量农产入口。农业乃继手工业而破坏。农民所产既换不出钱来，而所需仍要拿钱买，惨苦不堪言状。更加以这几年的兵祸、匪患、大水灾、大旱灾、东北失陷各影响，农村经济乃大崩溃，工商业也从而陷于绝境。盖商业不外进口、出口的买卖及金融的周转流通。农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妨碍而出口不行；出口不行，进口又如何能好？进出口逐年减少，1934年度各已减少到1931年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试问照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买卖可做呢？金融是随进出口而周转流通的，进出口俱不行，还有什么金融业好作呢？至于一些工业制造，原不外在国内行销；当此农村破产，都市亦无所托之时（此因中国都市全仰给于农村），又向哪里销去呢？
近几年内地农村与都市外埠之间，输出入不能相抵，现金尽流于外。特别显著地从二十年度起，上海、天津各大埠现金充斥，信用过度膨胀，而内地农民告贷一钱，亦苦无觅处，全国金融滞而不通。自美国购买白银以来，国际银价大为抬高，屯集上海的现银（尤其是外商银行的），一举手而转输于外。于是通货紧缩、信用紧缩，其情势又不同前。欲图根本挽救，舍增加出口，减低入超，更有何道？眼前大量入口 者既为农产，一向依为出口者亦唯农产，则增出减入，试问不就近于农业求之，更有何道？工业非不急，顾中国工业谅非能争市场于国外者，则试问不待社会一般购买力之恢复，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机？而求一般购买力之恢复，不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更有何道？此时惟一关键：先须从金融上，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资金，恢复农业，增进生产，而后得减低入超，以求稳定国际收支之不平衡。同时内地农村与外埠之间，输出输入也得交流，而后全国金融乃环转流通而不滞。从农村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更分条言之：
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故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而简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麦、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货，实为最要者，也最有可能者也。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土地，这在我们为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资本（是指机器一切设备），适我所缺。故工业后进国，例须以农产出口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
农业技术比较容许我们徐图进步；而工业竞争激烈，势所不许。所以从农业入手，才可以借此缓口气。
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如因农业化学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产制造而引起来的工业等。
生产抬头，购买力才得抬头；一般购买力增进，则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而产业乃日进无疆。
盖中国图兴产业于世界产业技术大进之后，自己手工业农业破坏之余，外无市场，内无资本，舍从其社会自身辗转为生产力、购买力之递 增外，更有何道？是即所谓必由复兴农村入手者已。
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进而言第四层：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大家看我的自述，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作乡村运动。我因从中国政治问题直接的刺激烦闷而注意到抽象的政治制度问题；后来才发现了制度问题也就是习惯问题；今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我不是生长乡村，乡村自救之意，在我身上不会亲切，而是对于这个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在我心目中以为顶大。
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如教育一面、工业一面、都市一面、乡村一面等），所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那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前一说好像中国此刻就多了这两样东西，去掉这两样东西就好了；后一说又好像中国此刻就在乎这四样缺乏，添补进来就好了。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且从贫的一事为例来说。人生下来一丝不挂，可说最贫不过，但未闻有以为问题者。天地间亦岂有本来就富的社会？人是活的，社会是前进的，贫不难富，所以不成问题。今日中国所患如果只在“贫”，那事情早简单好办了。要知道今日中国不是贫的问题，而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同样地，中国今日不是愚的问题、弱的问题、私的问题，而是愚更往愚里去、弱更往弱里去、私更往私里去的问题。换句话说，今日正是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如果明白中国问题不在缺少什么东西，那也就明白中国问题不在多了什么障碍。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军阀，虽似说到中国社会本身问题，可惜仍未能在历史动态上、抽象关系上作理会。一心只看这具体的障碍，便一心在去这障碍上作工夫。而不知障碍不可去，以问题原不在此，而在社会全盘关系上。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上作工夫，则这障碍自去。
然则中国问题在那里？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中国文化一大怪谜，即在其社会构造（概括政治构造、经济构造等）历千余年而鲜有所变，社会虽有时失掉秩序而不久仍旧规复，根本上没有变革，其文化像是盘旋而不能进。但到今天，则此相沿不变的社会构造，却已根本崩溃，夙昔之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固有文化失败摇坠不堪收拾，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而同时呢，任何一种新秩序也未得建立。试问社会生活又怎得顺利进行？所以“处此局中者或牵掣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纷纭扰攘，力皆唐捐；或矛盾冲突，用力愈勤而为害愈大。总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顺益而相妨 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其退”（录《乡建理论提纲》旧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不向上而向下，不进步而沉沦的缘故了。在此时，纵有强敌外患也不见他有力地反应；良以组织构造崩溃解体，失去一个民族社会所应有的机能，陷于社会的麻痹瘫痪症。——从四万万人一个个来看未尝不是活人，无奈社会几乎是半死的社会。
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是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和；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大又老、又老又大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具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老社会，忽而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 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两方文化相遇，中国遽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生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账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得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所谓变化他自己，质言之，就是学一点西洋。不料这变化竟是变不得的。因其文化自身即达于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改变一点，则其所以为妥当调和即不如初，好比配置稳洽、扣搭密合的一件东西，稍一变动，即见仄斜罅漏。所以这变化的结果除了让自身失其原有调和外，不能有何正面的积极的成功。环境仍未能适应，更觉着急，势必有再一度变化，再变的结果更是对内失调，对外不能适应。抑且从其对内失调，而对外更无力。数十年来变化不能自已，每一度变化辄引入更深度的崩溃；要想成功的，却一件得不到（民治不成，党治不成，学校制度的失败，工业制度的失败等）。在这过程中，始所面对的原是外围环境，国际问题感触亲切；乃其后来，转成了对内问题。因内部失调严重，矛盾冲突日烈，其刺激自比较更直接，即从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促其社会构造崩溃；以其崩溃而矛盾冲突益烈，如是辗转无已。平常说的“政治不上轨道”，便是其惟一症候。试想政治构造原是整个社会构造的一层、一面，整个社会构造趋向崩溃，他如何单得维持？抑且首先不能 维持的政治秩序，首先崩溃的是政治构造，即从这里而转促其社会崩溃，到社会已经崩溃解体，则更难有何新政治构造形成于其上。数十年来所特有的中国军阀，即此症候的表露。他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亦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的工夫，而只是想消极地消灭军阀，或片面的安设一政治制度（起草中国宪法，讨论民主抑或独裁），都是梦想。
中国问题复杂严重，搅缠一堆——什么问题都有，什么问题都不轻，什么与什么都相连。任你拈出一个问题，都不能说不是；任从一处入手，都未尝不可影响其他。但若仅将这些问题看成是平铺并列的，随从那处入手皆可解决中国问题，则是糊涂。必须有眼光辨别得其间本末先后轻重缓急，了解全盘关系而觑定一个要紧所在着手，而后这一团乱丝才解得开。譬如金融紧迫亦许问题在产业衰落，工业建设亦许从农业开端，发达教育要于经济上求，经济复兴必先解决政治问题……那问题中的问题，关键中的关键，非有精心不能了然于大势，非照澈全局不能把握得那一点。今愿为国人告者，政治问题实为总关键。撂开政治问题而谈建设，求进步（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任何建设），无非瞎撞。认得政治问题实为一切先决问题者，比较进了一步。而不知此政治问题系于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撂开整个社会构造问题去想办法，完全是无根的，不但不能应急，恐怕更耽误事。
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是一根本问题，既深且远，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国所能谈。本来一谈社会构造问题便涉理想；中国人如何有暇往理想上想呢？无奈问题已逼问到深处，欲避也不得。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外于世界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外于根本问题而解决眼前问题，皆不可能。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