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式大冲积平原的产物，在这些区域，天然肥沃的土壤，激发了人类的农业技能。正如早前西亚的巴比伦文明一样，东亚的中国产生了“中原”文明。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直抵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大道，延伸至东部山东的山脊，覆盖面积达到12.5万平方英里以上，超过了英格兰与爱尔兰的总和。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而以同样方式，中原成为了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一个相对较近的时期——在地质学家赋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这片平原还是一处海湾，浪花冲刷着山西的悬崖绝壁，而如今的山东半岛，彼时还是座海岛。”从远古时期开始，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庞大的泥土冲积层向东奔流，将它们堆积在这一地区，从而创造了一片令人不可思议的肥沃冲积土。作为泥沙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海水被阻隔，海岸线则不断地向东后退，这一进程如今仍在继续。因此，年复一年，造成的结果就是：泥浆抬高了黄河河床，沿岸居民不得不一直相应筑高堤坝，以至于黄河到了入海口附近时，只能在远远高于地平面的水道中奔流；这种境况看似合理实则荒唐，并且极度危险。

再向西越过中原，有大片的黄土梯田绵延，占有面积超过了26万平方英里，那条养分丰富的大河即由此流下。事实上，一种巨大的黄色土层，覆盖了这个丘陵地带。它类似阿尔萨斯黄土，是过去数千年来，被大风堆积起来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细粉尘所形成的大片聚合物，并通过侵蚀作用被切割成梯田。大体上说，这是一片与中原同样肥沃、同样适宜农耕的土地（当时那里并不缺少雨水），是黍稷和小麦的集中产地。最后，还有一些广袤地域，从北京到开封，再由开封到南京的周边，在那里，西北的黄土丘陵与中原的冲积土层不知不觉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地区中最为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与水稻的种植结合在了一起。前者适合黄土梯田，而后者更适合于淮河及长江流域。

伏羲女娲交媾图

中华文明在这一区域崛起，并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黍稷生产及后来的水稻种植息息相关。不为人熟知的史前若干世纪中，人们焚烧和清理覆盖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排干在东北部中原地带已经占据大片区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古老民歌赞美了这些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以及“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在因指导这些集体劳动而得到歌颂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氏，他教会人们焚烧灌木丛及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即“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贡献要归功于大禹，他是传说中夏朝的建立者。在其排水及挖沟的劳作中，大禹从水中拓展了土地，“让江河退至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水道的数量。

在黄土地区和中原，汉人的祖先从事农业劳动，过着定居生活。这种方式将他们与其他部落区分开来。后者还继续以游牧和打猎为生，要么游荡于陕西和山西北部的辽阔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泥泞丛林中。这两类人很可能属于同一种族血统。设想他们存在种族差异，甚至假设后者是某些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来自中亚，都是没有合理依据的；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窄领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注定要采用汉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从古风时代末期开始，这些部落逐步抛弃了自己的游牧方式，并转向农耕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一转变是自然的。）越南北部同样如此。如果说安南人和他们的近亲芒族人有所不同，是因为安南人成了沿海平原稻田的耕作者，而在内陆森林中，芒族人并没有去尝试学习任何农耕方法。

在同一地区里，古风时代的中国农民，生活方式与今人并无多大差别。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土屋之中（砖是后来才使用的），房子通常无法抵抗季风雨冲刷及侵蚀性损坏；而在黄土高原地区，农民则居住于在峭壁一侧挖出的洞穴中，如此一来，田地就会悬于农舍之上，而洞穴的通风口有时就会奇怪地通到了耕地中间。养蚕业的历史也很悠久。如果我们能相信《禹贡》（大约公元前7世纪）中所采用的经济地图，那山东及周边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树之地”。除此之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神话中“三皇”的第二位，即传说中的黄帝，他曾亲自教汉人养蚕抽丝，并用丝织品取代他们由稻草或者野兽皮毛做成的“野蛮”服装。最后，似乎从远古以来，汉人农民就一直从灌木林和沼泽地中开垦土地，为的是自己征服的区域能采用一套精耕农业制度，直到今天，这种制度在其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曾写道：“中国的农业，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园艺业。”我们可以补充说，在汉人的发祥地，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中原的冲积地，都难以找到真正的林地。无论在哪里发现森林，他们都不会喜欢。华中和华南原本都是林区，汉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殖民。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就有组织地砍伐林地，其数目远远超过了自己直接的燃料需求。他们也无意对山丘做进一步开发，就让它们光秃秃地待在那里。因为，汉人一直是由西北的梯田或东北绵延的大片低地哺育的，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生活。如此一来，平原上的黄土就一直发挥着塑造汉人的作用。

没有谁的生活比中国农民更加勤劳辛苦的了。虽然汉人有着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耐性，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有天然沃土，他们终究还得听任大自然的支配。在饥荒岁月里，黄土地带会受到可怕的饥荒威胁；而在中原，尽管因为有季风雨，旱灾的威胁较小，但黄河会带来洪涝灾害，并引发可怕的流民问题。汉人对他们所称的“河神”，怀着一种迷信式的惧怕，证明了河水沿岸居民对其未驯服的“邻居”心存恐怖。为了安抚河神，汉人习惯于定期献出童男童女作为贡品。这些大片低洼地中林木的缺乏，导致了对水旱灾害的防护不力。当地的农民，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同行，都要更加勉强地依赖土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制于季节的变迁。

黄帝

炎帝

相比其他任何农业社会，汉人的乡村生活被分成了两个更为明显的不同阶段：从春季到秋季劳作于农田里，随后于冬季守在室内；到了春分时节，冬季数月里一直置放于田间的“禁令牌”被立了起来。还要进行一种最为重要的仪式，即“圣田”的首次耕作，由国王亲自庄重地完成，以为土地“驱神”。春分预示着土地的肥沃，也预言着种族的兴旺。在“燕子回归之日”，冬季被禁止的婚礼，这时候就能恢复进行了。在乡下，“随着初雷乍响”，农家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唱起情歌，并在田地中交流：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在秋分时节，庆祝完丰收盛典之后，村民们封闭的冬日生活就开始了，在此期间，妇女们将全部劳作时间都用于纺织。

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模式严格地追随四季循环。中国人最初关于宇宙的概念，特别是将事物分成两大类别的最早“分类法”，很可能就源于这种一致性。直到今天，二分法依旧无一例外地支配着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在人类社会早期，农民生活被严格划分为封闭的冬季时期，此时女性的工作占主导地位（它是纺织者的季节）；以及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性来承担。根据类似的区分方法，万事万物都可以划分为两种性质或状态：阴，与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及女性相一致；而阳，则与明亮、炎热、扩张、干燥及男性相对应。这两种原理，就像它们似乎要模仿的季节阶段一样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变更、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亦或负责它们交替与变化的规则，就是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它就是“道”——这个中心概念，构成了之后一切哲学学说的主旨。

原始的中国宗教，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确保四季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期相一致，或者，就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仙界的秩序由皇天——也被称为上帝——来维护，他住在大熊星座。人类秩序以同样方式由国王来保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被授予“上天之指令”（天命），并让自己成为了“天子”。为管理农事而调整历法，用必要的祭品及与至高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来庆祝四季的到来，都是国王的职责。在其最高祭司的角色中，国王的首要义务就是主持迎接新年的典礼，通过献上一头作为燔祭的红色公牛，向皇天祈求春天到来。紧接着就是耕作圣田，这是农业劳作开始的信号。在夏季的第二个月，国王要再次进行献祭兼带求雨，如果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就是处决所有的巫师和巫婆。这些人将被活活烧死，因为他们的咒语被证明是无效的。最后，在冬季即将到来之时，国王要主持弃田仪式，随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季的住所（与古罗马的suovetaurilia仪式类似），此次的牺牲品是一头黑色公牛。贡品是献给“日神”的，接下来的另一次祭祀，就是向祖先献礼了。丰收庆典是所有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的举行标志着一个周期的结束。所有民众都要加入到普天同庆中来，欢歌畅饮。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上适合季节“方位”的服装；冬季穿着黑色，春季穿绿色，夏季穿红色，冬天则穿白色：这些都是他在行使首席祭司职责时所穿着的宗教袍服。在其多种岗位上，他都有一个完整的占卜者及魔法师“团队”来协助——后者在早期中国哲学的潜心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在稍后解读。

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祖先循环”，如今全体中国百姓对此都习以为常了，但在远古时期，只限于贵族阶层参与。事实上，只是那些出于种种理由，被祖先附体的贵族才能循环，因为仅有这一阶层才拥有可以复活的灵魂。实际上，他们拥有两个灵魂，一个纯粹是动物的散发物，注定要变成一种鬼魂，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种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上天空，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后代的葬礼祭品滋养时方能存在。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的或季节的供奉相关，祭品能让死者参加到家庭生活之中，他（她）由其牌位来代表。就其起源来说，土地神的崇拜，在原初时期为树木或者粗石所代表，同样与这种领主信仰有关。这类神是最早的地域性神明，既凶猛又残忍。“土地神喜欢血腥，”马伯乐（henri maspero）评论道，“向他献祭时，要先用牺牲品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祭品通常是一头公牛，但如果用人来做祭，他也并非不喜欢。”

在这段原初时光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中原和黄土沉积层的交汇之处，致力于清理这片原始中国家领土上的树下灌木丛。这是一个有贵族阶层和君主制度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汉族农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们要经常警惕地提防自己周边的半游牧猎人部落。

尧帝

舜帝

这个农业社会中，农民辛勤劳作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在社会结构顶端造就了一个奢侈政权。尽管事实上，我们对最早的王朝——夏的政治史一无所知，但这个远古时代人们所使用的器皿，近来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指出了某些迹象。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46），在最近七年中，考古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意想不到的发现。

商汤王真像

可以追溯到夏朝的最早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装潢粗糙的陶器，以所谓的“篦纹”样式修饰。这是一种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普遍使用的风格，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间相当出名，它的发现也许显示，那时两个大洲之间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了。接着是彩绘器皿的出土。近来在河南省仰韶和秦王寨的村落中，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罐，上面绘有一种生机勃勃、很有灵气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让人意想不到的波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及带有睫毛的眼睛。这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夏朝的第二阶段。

半山陶器，得名于甘肃省内的一个地点，1921年起开始发掘，其年代为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间，或根据某些观点，是公元前1400至前1300年，因此相当于商朝的第一阶段。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美装饰，其装潢品质堪比爱琴文明时期的文物。而且，这种相似性并非仅仅是风格上的，有鉴于类似主题曾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史前彩绘陶器上发现过，这就让人猜想，它们可能是由爱琴海滨，途经俄罗斯大草原运抵中国西北部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外来装饰风格无法在华夏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种爱琴风格的螺旋纹之外，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更加简单的装饰形式即棋盘图案，显然这是模仿自编织物。这种本土装饰形式，是在下一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能够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已经被舍弃了），从甘肃的马厂遗址中发掘。在那里，我们看到彩绘陶器上引入了多种多样的隔行编织物图案，而在下一时期，我们将看到它们进入到了最早的青铜器的装饰之中。

这里，我们涉及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根据考古学家门金（menghin）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青铜冶炼技术被引进到了西伯利亚。不过，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少量很早时期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它们源自西伯利亚。而且，一些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皿还显现出了对木制品简单模仿的迹象。青铜工匠忠实地复制他们的模型，甚至还要效仿凹口和刀痕。中国人突然间邂逅了西伯利亚的金属冶炼技术，似乎一夜之间，就丢弃了他们过时的陶制和木制的祭祀器皿，并用青铜器取而代之。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天河南省的最北部）所做的考古发现，将诸多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兴盛一时的商朝古都中，我们发现自己突然遇到了一种已经达到巅峰的物质文明，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帮助我们了解其起源的东西。其中的一个发掘地点，占地大约6公顷，完全被一座建筑的地基所占据，它的规模相当大，想必是一座王宫。这里的坟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祭祀牺牲品的殡葬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活人祭品在宗教仪式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王室迎接新年的仪式中，就将四个人牲分别置于城市的四个主要城门处。用于占卜的骨头和龟壳，上面刻有最早的、一直流传至今的汉字字符。它们显示出，当时书写与绘画的差别相当小。埃及象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方块字符，都是从相似的图画技法中发展而成的。不过，在安阳发现的汉字已经充分程式化，这就迫使我们承认，汉字自从真正的“原始”图形以来，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初步精细化过程。到目前为止，其原型尚未大白于天下。

司母戊鼎

在安阳的发掘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让人赞叹的青铜器皿，在1934—1935年间，它们的出土量有相当规模。考古学家们非常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各类青铜器的形态和装饰就已经很好地确定了。如果我们并未知道，依据中国的传说，安阳不过是商朝末期的首都之一，那我们的确会认为它是个奇迹，如同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宙斯头颅中跳出来。更早的都城从未得到发掘，它们无疑与中国早期青铜器生产的艰苦努力同期。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制造技术是在公元前15世纪或其末期经由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那在我们能够确定中国青铜生产的起点之前，还遗留了大约三个世纪的时段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来在安阳发掘的商代青铜器，向我们展露了一个艺术的巅峰，却没有必不可少、笨手笨脚的初始阶段。在以后的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工匠们在祭器上达到同样的材质构建能力，或者类似的质量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有盖的大烹罐（被称为盂或罍）；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证出现在一些更为简单的样式中，例如三脚罐和三脚酒杯（分别被称为鬲或鼎，以及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破坏形态的典雅，正如觚，它是一种庞大的酒杯，看到的人们却为它的细长感到吃惊。大部分的祭祀用青铜器上，都有几何及神话图案作为修饰，同样呈现出一种华彩。人们会为这些怪兽面具的气势而大吃一惊，特别是饕餮，它们起初是逼真的公牛、公羊、虎或熊之头颅，随后逐渐程式化，演变为可怕的鬼怪。商代青铜器（以及玉器）上能看到的另一种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打雷般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敲响用这种怪物之皮做成的鼓，“如阵阵雷霆般的发出命令”。“作为宇宙力量的象征，”乔治·萨勒说，“这些传说中的动物，赋予了其所装饰的对象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能量。”

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描绘的正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好，在商代以后似乎终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才重新出现。）

最后，除了青铜器，安阳文明还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玉器，它们在礼仪中同样重要。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古代中国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经典中得知，王族的头饰，允许用玉做装饰，而王权的重要标志，就体现在一块大玉板（圭）上。它被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挖掘中，发现了大量玉制的刀、斧、戈，其中一些为棕色或浅黑色，似乎有意模仿青铜器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有特色的玉制祭器：璧和琮。前者是中心有穿孔的圆盘，代表着天；后者是外圆内方的物件，代表着地。这两种形态的玉器，可能也和青铜器一样用于季节祭祀，国王将之献给上天，以求得土地的肥沃。

物质文明的这种丰富，证实了中国古代史书中提及的商代国王之生活。其末代君主，受辛（纣王），留下了一个“中国尼碌”的恶名，他是一个精致、奢侈及腐败的宫廷之产物，是一个已经衰落的文明之例证。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犬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不过，在这种巴比伦式的奢华外表背后，汉人种族的扩张依旧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