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初叶
1505年9月19日，在弘治皇帝死后11天，他的13岁儿子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10个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儿子（实际上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继承了皇位。虽然谣传这个孩子是皇后的一个近侍宫女所生，但这从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不确实的。他的父亲非常疼爱他，1492年立他为太子。据说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专心，勤奋，对他的师傅们彬彬有礼。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表现很好，小心谨慎地亲自履行给他规定的职责。他喜爱的娱乐是骑马和射箭。[1]
年轻的皇帝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靠太监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监。他的大学士们很难向他说明他们对于太监掌权的忧虑。
皇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三个大学士，他们当中最年轻的56岁。他并不特别喜欢他们或他们为他设想的职责。他从执政之初就不听他们的劝告。1505年晚期他开始派太监担任军事和财政监督人，尽管这种职位在大学士们以他名义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已经予以废除。
在他的妻子于1506年8月立为皇后以后不久，他就不再和她住在一起。他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们四处走动，他们起初以骑马、射箭、角牴和音乐使他总是高高兴兴。1506年夏季期间，他还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北京的街道上闲逛。他借口他的母亲或祖母正在探望他而照例取消他每天的学习时间。他常常醉酒。
很快就弄清楚，他不想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他宁愿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太监，而不是托付给文官。1506年10月，他陷入和他的大学士们的一场争论，因为他已经同意让一个太监用盐引采购纺织品。盐引准许持有人从一个指定的帝国盐专利机构中认领盐斤。拥有的盐斤超过引上规定的数额是严重的罪行。[2]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年）尽力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太监无疑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取得额外的盐斤去出卖。如果他在飘扬着绣有“皇盐”大字黄旗的御船中在运河上扬帆行驶，没有一个官吏或商人将敢于和他冲突。皇帝没有被说服，他反而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3]尽管在这一事例中，他终于同意给这个太监一些采购的银锭，他却从没有改变对文官们的看法。
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年5月他命令户部调查国库的情况。户部尚书报告说，岁入银两定额定为每年150万两，而支出银两定额定为100万两左右。当这两种定额都实际达到时，保存银锭的太仓藏有的结余应在200万两到400万两之间。但是，由于拖欠和免征，预期的税收很少能收足。而到16世纪初年年度支出银两已达每年500万两。
当皇帝拒绝用他的任何个人收入偿付任何支出时，情况变得更糟了。明代皇帝的惯例是用他们自己的款项支付赠品和奖品。1506年7月，户部尚书韩文（1441—1526年）抱怨说，皇帝的父亲为了他即位时的赏赐，只从户部库中动用了30万两银子，而这位年轻皇帝只这一项用途就已花费了140多万两，全部是从户部库中支付的。
朝廷官员们除了提出节约的办法外，没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议。相反，太监们提出了许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资财的方案。皇帝由于需要更多的钱财，乐意实施它们，而不顾他的大学士们和尚书们的反对。这些方案大多数涉及新的租税、通常的运输税、牲畜饲养和荒地税，以及皇庄土地的附加税。他照例批准这类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资金。
刘瑾控制下的朝廷
1506年早期，太监刘瑾（约1452—1510年）开始提出许多增加收入的办法，而皇帝给了他实施它们的自由。刘瑾认为，收入下降是文官们严重管理不善和贪污所造成的。他提出一项对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进行普遍审查的建议，对那些已被发现玩忽职守的官员处以罚金。
刘瑾和另外七个太监在皇帝即位后不久，便成了他个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侍奉他。刘瑾被委负责宫廷音乐，也就是说他对皇帝的娱乐全面负责。他擅长这个方面，筹办了舞蹈、角牴、珍稀动物的动物园，当然还有乐队。就是他首先向皇帝提出，皇帝说不定会乐意化了装去北京街头闲逛，而皇帝的确喜爱这种活动。所有这些娱乐使年轻的皇帝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他渐渐把国事的安排托付给了刘瑾。
1506年6月，刘瑾受命负责皇室事务，并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大学士们对刘瑾的迅速提升感到忧虑，对这一任命提出异议，但被置之不理。清除刘瑾的第一个实际的计划是由大太监们提出的，他们因刘正在增长的权势和对皇帝的影响而感到直接的威胁。他们想把他驱逐到南京去。但是，大学士们坚持他应被处决，尽管很明显，皇帝更可能驱逐他，而不是处决他。终于对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学士们和各部的高级官员将共同要求处决刘瑾，大太监们则将呈递这份请愿书并劝说皇帝照此办理。
1506年10月27日，户部尚书韩文呈递了一份请愿书，恳求皇帝处决他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全部八个太监。这不是商定的意见，商定的意见是只处决刘瑾一人，而不是皇帝所有的八个亲信。皇帝情愿考虑驱逐他们，但不是处决他们。大学士们仍不让步；他们要求处以死刑，尽管吏部尚书许进（1437—1510年）曾经警告，这一行动方针失之过急，不大可能成功。大太监们勉强同意敦促皇帝批准这一请求。所有朝廷的官员于是请求皇帝在10月28日早朝时执行这一判决。
但是，刘瑾在朝廷的一个代理人得到了这一密谋的消息并告诉了他。10月27日夜刘瑾带领其余七个太监到皇帝面前。他们又是下跪又是哭诉又是乞求。刘瑾于是告诉这个孩子，整个事件是一个限制他行动的预定阴谋，掌司礼监的大太监在这个阴谋中和大学士们合谋。皇帝信了他的话，大发脾气。他立即让刘瑾执掌司礼监。其余的七个太监取代了在各个重要宦官机构和军事职位上的刘瑾的敌人。曾经反对刘瑾的大太监们被免职、驱逐，后来在去南京的路上被暗杀。
1506年10月28日晨，当官员们正为朝见而集合时，显然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京师的官员们因某种原因而受到特别召唤。一个大太监很快露面。他通知大学士们和朝廷官员们，皇帝将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事情就结束了。除了李东阳以外的所有大学士立即提出辞呈，而刘瑾接受了他们的辞职。把反对刘瑾的密谋告诉刘瑾的焦芳（1436—1517年）在四天以后成了大学士。
刘瑾随即打击反对过他的官员。1506年12月13日，韩文因渎职罪而被解除职务；刘瑾诬陷他和一件舞弊案有牵连。1507年2月，21个对辅政的大学士们的免职提出过异议的官员受到责打并被贬黜为民。照直声言反对刘瑾的官员们接着照例被责打，拷问，免职。1507年3月，他开始给那些不听从他的官员带上沉重的枷——只是由于轻微的触犯，例如未经允许而坐轿。在此以前枷只用于严重的罪行，而且按照惯例是从不用于官员的。但是刘瑾现在对于任何冒犯的行为却想用就用。
到了1507年夏，刘瑾已经能够控制京师和各省的行政管理工作。1507年3月，他发布命令，让镇守太监实际上在级别和职权方面和各省最高级的文官们相当，并且给予这些监督人员审查任何行政或司法事务的权力。所有重要公文这时都要首先送给他，在他认可后才能发各部和内阁。
刘瑾的主要工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为挥霍无度的皇帝增加收入。在1507年9月的时候，他从太仓金库提取了35万两巨额银子为灯节买灯。还拿其他的款项去支付北京以南的一座皇家庭园的房屋修缮工程。与此同时，皇帝开始在紫禁城的外面修建一座私邸。[4]这座私邸和附近其他宫殿及庙宇的修建继续了多年。所有这些都得开销，刘瑾当然知道，必不可少的钱无论如何是增加了。
1508年1月，向福建和四川的银矿摊派每年2万两银子的定额，尽管地方官员们曾经上报矿脉已经耗尽。这实际上是对两省的附加税。刘瑾的一些代理人还插手食盐专卖，超过规定的限额进行销售以筹集款项。一个官员在1508年4月逮捕了他们，这个官员就被关押起来。6月，刘瑾批准向任何一个人出售军职，只要这个人向西北某些戍军交付规定数额的粮食。
1508年夏，刘瑾开始对在任何方面触犯过他的官员们科以大量罚款。并不富有的韩文被命令向大同戍军交付1000石粮食，这使他家陷于贫困。为了供应这些戍军的粮食，对其他官员也科以类似的罚款，朝廷官员们这时都被刘瑾吓住了。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这种罚款。
尽管刘瑾在1507和1510年之间把持了朝廷，但他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或遭到挑战。皇帝当太子时也侍奉过他的太监张永（1465—1529年），和刘瑾关系不好。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次当着皇帝的面打了起来。张在军事事务方面的技能使他保持了皇帝对他的宠爱，刘瑾不能免去他的军事指挥权。当刘瑾开始指望张和另外六个太监服从时，他们开始憎恨他。
1508年7月23日早朝时，一份由反对刘瑾的一些太监起草的匿名书被投放在御道上。匿名书详细地列出了刘瑾的罪行。它被一个御史拾起并被呈送给皇帝。刘瑾知道它的内容后，命令所有的朝廷官员跪在紫禁城主要庭院的朝觐大殿前面。刘以为这事是某个官员干的，在他查明他是谁之前，所有官员都要受苦。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让官阶最高的尚书们退出。他上午晚些时候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为他们所受的虐待而提出抗议，指明他们向来没有受过太监们如此的虐待。刘瑾让他们退出。后来一个御史抱怨这种处理的办法违背了王朝既定的律令。刘瑾反驳说，正是他和他这种人把帝国的事情办糟了，他对王朝创建者的法令实际上一无所知。留下的官员们被命令站到他们朝见时占有的位置上，以便刘能查出谁靠近文件被发现的地点。
这时一个大珰提出反对的理由说，四品以下的官员在朝见时并不是按次序站立。谁会傻到返回那个地点去？刘命令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了卫士去搜查他们的宅第。同一个大珰又反对。他问道，这样一个官员是否会傻到在家里留下一份草稿。
这时已快到中午。这天天热，无云也无风。几个官员已经在他们的位置上倒下并被拖走。另外一个司礼监的太监把冰过的瓜送出来给官员们。刘瑾马上伪造了一道敕令迫使两个大珰离开。下午过半，所有官员都被捕，并被带到锦衣卫监狱。第二天，当他发现匿名书是一个太监所拟，他才下令释放官员。
这种恐怖统治仍在继续。1508年9月，刘瑾在宫中设立了一个新的保安机构以审查太监们，接着几十个太监被驱逐到南京。在这几个月里他继续下令清查粮仓和金库的账目。如果发现即使是最少量的损耗，或者即使是一丁点数量短缺，曾经负责它们的高级官员们也要被罚款。刘瑾认为，惩处平民和主管的低级官员既不适当也不实际。首先他们没有钱财缴纳罚款；其次，负责的官员们应当受到责问。1509年，西部边境一些管区的好几百名官员因不能达到分派给他们的定额而被罚300石至500石粮。
1509年夏，刘瑾开始审查东南的盐政。又有几十个官员被罚款，并被命令把他们的罚款解往北京皇帝的私库。1509年8月，他提高了西部边境一些管区注册为军田的土地的税额，以便补足当时的收入。1508年他已废除了每年从皇帝私人所得中拿出补助金来补足这些戍军的收入的惯例。这种收入的减少必须补上，但新的税额引起很大不满。
1509年，为了供应陕西、湖广、辽东和宁夏的戍军，刘瑾的代理人被派往这些地区去筹集更多的地方收入。他的代理人首先提高税额，然后利用其他不合常规的勒索方法以获取所需的收入，但不是没有引起当地军户的反抗。骚乱爆发了。1509年8月，辽东的两支戍军不服而造反，这次反抗只是在发给不满的部队2500两白银后才平息下来。帝国对偏远西部和帝国北方周边的控制是无力的。任何干扰现状的尝试都将导致不稳，而不稳常常导致暴乱。安化王朱寘鐇（死于1510年）正是利用这种对刘瑾控制下的帝国施政的普遍不满作为他1510年5月叛乱的一种托词。
安化王的叛乱
1492年朱寘鐇承袭了陕西中部安化（今庆阳县）的封地。很长时间以来他认为自己是皇位的一个适当的候补人，并且聚集了一个杂凑起来的具有这种看法的心腹人的集团：几个军队的指挥官、一个学者、一个萨满教女巫和一小批士兵。1510年以前他的愿望没有引出什么事，而在这一年，刘瑾派到陕西的朝廷官员开始对军田实施新的税率，并下令逮捕和责打欠税的人。欠税人当然也是隶属于戍军的士兵。他们愤怒，容易被煽动。情况适宜于骚动，安化王于是决定起事。
1510年5月12日夜，这个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邀请到安化王府赴宴。宴会当中，叛乱的士兵被领了进来，他们把几个军官、官员和镇守太监杀死在他们的座位上。另外一些士兵被派去杀害那些拒绝赴宴的官员。他们的衙署随后被洗劫和焚烧。
这时，安化王发布了一篇檄文。他宣称，他集结了一支军队，要为朝廷清除太监刘瑾，然后他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篇檄文被送给许多地区的指挥官，安化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援。这些地区的指挥官害怕刘瑾的权势，拒绝响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向朝廷呈交了安化王的檄文。尽管刘瑾隐瞒了这篇檄文，但他不能掩盖这次事变。
一支军队被召集起来去惩罚安化王。杨一清（1507年4月刘瑾曾迫使他去职）受命为最高统帅，太监张永被任命为监军。但是在他们到达陕西以前，暴动已被镇压下去。安化王于1510年5月30日被捕获。一个曾经假装归顺他的事业的骑兵指挥官用计捉住了叛乱的首领们，然后抓获了安化王本人。这次流产的暴乱仅仅持续了19天，张永只不过押送安化王回北京处决而已。
张永和杨一清在征途中议论过刘瑾。张并不感到受刘瑾的威胁。皇帝为张永这次出征送行，并赏赐他很多表示尊重的物品。他说他什么也不怕。但是，杨说服了张，刘瑾很快就要叛乱，张本人处于致命的危险当中。他劝他把这次暴乱归咎于刘瑾，并且请求处决他。张并不情愿。如果计划没有成功那将如何？杨让他放心，并补充说，一旦处决刘瑾的请求得到批准，他定将立即执行判决。杨还指出，张因刘瑾处死必定大有所获。张同意了这个计划，并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表面看来，刘瑾想暗杀皇帝，并立他自己的从孙为帝。据传的暴乱将在1510年9月10日发生。刘瑾的兄长刚死，他的葬礼择定在那一天。表面看来，刘打算在所有官员去吊丧时进行攻击。张永已经请求在同一天朝见时将安化王献给皇帝，当刘瑾将献俘的日子推后时，张怀疑暴乱已迫在眉睫。他不理刘的指示，突然赶进北京。
1510年9月13日，张永在早朝时献上安化王和其他俘虏。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七个太监被邀与皇帝一道参加宴会。在刘瑾退出以后，张把危及皇帝生命的阴谋告诉了皇帝，并且告诉他必须马上把刘瑾抓起来。已经沉醉的皇帝最初并不相信他的亲信已经背叛了他。但是张和另外的几个太监力劝他采取行动，他终于勉强同意了。四个卫士奉派把刘瑾拘留在宫内他的寓所里，他的财产被抄没。
第二天皇帝把张对刘瑾的告发告诉大学士们，命令他们起草一道敕令。刘瑾将被驱逐到南京，他派出的监督人将被召回，他的新税额被废除，他的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作废。皇帝决定要在他检视了刘的财产，亲眼看过密藏的金银财宝、甲胄武器和通往宫内的通道，以及藏在刘瑾扇子里的匕首——据说是图谋他的匕首——之后才处决刘。
刘瑾于9月16日被捕。皇帝命令在紫禁城主要城门——午门前面公开审问他。当刘到场时，朝廷官员们都保持沉默。刘质问他们当中有谁没受过他的某种恩惠，谁胆敢审问他。他们都向后退缩。最后，一个皇帝的亲属开始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盔甲？如果是为了保护皇帝，为什么要把它们藏在他的住所里？皇帝确信他有罪，诉讼便结束了。
他受磔刑而死，从9月27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在帝国各地榜示了这一诉讼结果以及他的一系列罪行的说明。在他死后一个月内，他的改革都被废除。10月，他的党羽大部分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撤职。他的被没收的财产解交给了皇帝的私库，暂时减少了这个君主对收入的需求。
刘瑾是否真的想要暗杀皇帝仍不清楚。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所编纂的记载以确定的措辞说，刘计划篡夺皇位，但除了午门前的简短质询外并没有正式审理，而刑部现存的文件只包括旁证。刘瑾没有承认他的罪行，尽管在谋叛案件中一般都要求这样的招供。而且执行他的死刑判决异常迅速，因此没有机会上诉或复审罪行。确定无疑的是，刘瑾之死结束了改革帝国行政管理的任何尝试。
实际上，刘瑾试图改革帝国的行政管理，以便文武官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将从属于中官或和中官平等，并且在所有财政事务中都对中官负有责任。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安排，同时由于刘瑾的过激改革受到大多数文官成功的反对，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了解他的行政改革的详情。在他死后几天之内，所有他所施行的法令的痕迹都从记载中被抹掉。改革王朝制度和通过太监代理人扩大皇帝直接控制权力的唯一具有实质性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1510年后的帝国行政
刘瑾筹集款项的尝试失败了，但必须找到别的办法。皇帝仍然需要更多的钱财，他仍旧依靠太监为他筹款。既然文官们在任何行政改革中都不会合作，皇帝便完全采取征用的办法。于是太监被给予了索取他们所需供应和劳力的权力，而拒绝和他们合作的文官当局要受到粗暴的惩罚。
刘瑾死后，另一个在皇帝当太子时侍奉过他的太监魏彬受命执掌司礼监。皇帝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太监和亲信仍然负责监视机构和京师戍军，他们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宫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过这些随从人员中的一人结识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军军官，他们在对北京以南的盗匪活动进行镇压。
1509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区爆发了多次骚乱。刘瑾试图提高摊派给军户的定额，这引起士兵离开他们的防地。这些逃兵很快和盗匪结合在一起，开始在农村任意抢劫。到了1510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约80英里的一个城市）一个想要暴动的匪首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个匪首在1510年晚期被捕获，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并发动叛乱。到1511年2月，他们已经聚集了一支几千名骑兵的部队，并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3月，朝廷委派了一个指挥官去剿灭这些匪军，同时派了来自京师一些戍军的一支部队巡逻皇城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军纪和防御松弛。帝国的各支军队宁愿避战，而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文官则想招降。1511年8月，几股匪军围攻文安。京师各戍军紧急待命，兵部尚书在这次战役期间要求把2500名骑兵从遥远的西部边境的一些防区调到内地。这为随后的多次调动开了先例。同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官员因渎职而被召回。盗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这时，关心这次战役的皇帝需要帝国的军队去打仗。胜利并没有到来，而匪军于1511年10月烧了在往北京的运输途中的上千艘皇粮船。情况非常严重。
1511年11月朝廷任命了几个新指挥官，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1512年1月匪军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员们担心这些匪军甚至可能试图在祭天时袭击皇帝本人，祭天必须在北京的城墙外面举行。京师地区的防御增强了。这次战役延续了整整一春，帝国军队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512年夏，河南的几支匪军分裂，有几股向南移动，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另外几股向东进入山东，最大的部队向西南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昌。
这支最大的匪军（只由大约800人组成）在长江上向东航行，没有受到认真的抵抗，沿途进行抢劫。8月28日，船队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停泊，但当地部队阻止他们上岸。当天晚上，他们的大部分船只、给养和战利品在一次台风中都损失了。活过这一夜的那些人向东南逃到狼山，这是一个险要的高地，他们希望在这里自卫。1512年9月7日，帝国军队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逼上山头，终于在那里把他们屠杀了。这次战役就此结束。上报了胜利，帝国各支军队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组成的几大支匪军，到下一个10年仍然是一个问题。盗匪活动仍在河南蔓延，尽管规模大大缩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北京和运河漕运设施的威胁排除了。帝国其他地区的盗匪活动现在可以依次对付了。
当得胜的帝国军队在1512年秋天回到北京时，来自隶属于宣府戍军一个军户的骑兵军官江彬（死于1521年），设法得到了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恩宠，他收买了皇帝当时的亲信锦衣卫的指挥官钱宁（死于1521年）。钱宁曾经讨好刘瑾，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他娴于箭术（能用两手开弓），很快由于他的军事技术而受到宠爱。他应邀住在皇帝的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终于受命主管诏狱，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靠迎合皇帝保持这种恩宠。他给皇帝介绍合意的乐师，为皇帝的后宫搜罗穆斯林妇女，引见擅长黄教的秘教巫术的西藏僧侣。他总在寻找新的娱乐，他答应引见江彬，因为他知道皇帝想见江彬。
皇帝最早听说江彬是在1511年。江在淮河流域对盗匪的一次战斗中，中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继续战斗。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受感动。他在朝见时看见江彬脸上的伤疤，知道这事是真的。江是一个健壮的仪表堂堂的勇士。长于击技，爱讲战斗故事。皇帝喜欢听他讲，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钱宁很快发觉自己在和江彬争夺皇帝的青睐。钱试图说他的坏话，但为时已晚。江已经代替他成了21岁的皇帝宠信的伙伴。
江彬这时想确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着迷于战争，建议把北方四支戍军的部队轮换到北京，由他统率。江争辩说，京师戍军没有战斗经验，而且在京师地区防御盗匪的活动中已经证明是没用的。边境军队受过战斗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更好的战士，他们能够保卫京师。从另一方面说，京师戍军需要某些实际的战斗经验，而在边疆他们无疑能够获得这种经验。皇帝觉得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在1512年12月发布命令照此办理。
从边境调3000人的军队到北京的命令当即遭到反对。大学士李东阳提出10条反对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京师戍军缺乏战斗经验，不能胜任边境的勤务。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抵挡蒙古人。他进一步反对的理由是，边境军队可能难以管束，可能干扰皇城的秩序。他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拒绝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定，他颁布了诏书。1513年2月，侍奉过皇帝母亲的最后一位大学士李东阳辞去职务以示抗议。
1513年2月，边境军队到达北京。江彬和许泰两人受命统领京师戍军和边境部队。宣府戍军的指挥官许泰是江彬的主要伙伴和顾问，江后来的许多奸计事实上都是许泰想出来的。边境军队组编成四营，由为江、许设立的两个新的官署掌管。邻近皇城西墙的一些地区的房屋被拆毁，以修建操练场地和兵营。戍军部队此后便驻扎在北京城内，在皇城内操练。1513年3月，靠近皇城的一个仓库区和一些马厩又被接管，以便为宣府部队提供房屋，皇帝开始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军队。
这时他把自己想象成和王朝第二个奠基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一样的伟大的将军皇帝，他想当好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可笑的；他对蒙古人抱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大学士们曾经认为明军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骑兵对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后撤和隔离，只能和蒙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不予理睬。这位皇帝却想表现他自己的军事威风，作为一种警告和实力的显示。他要让这个游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图蒙克一样伟大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这时已经赢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诚，并且占领了黄河河套干旱的草原鄂尔多斯。这至少是他持续地对军事事务感兴趣和几次巡幸西北这两者后面的动机之一。他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厌恶这种想法，不愿和他合作，但他发现江彬是一个自愿的合作者。
皇帝的军事冒险最初限于在皇城中进行打猎和战斗演习。他和江彬穿着同样的盔甲，一块儿骑马，在演习场上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1514年9月，皇帝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中被一只老虎严重伤害，他在休养时有一个多月不能上朝。有个官员劝他多保重身体，当即被贬到远离北京的一个次要职位上。皇帝无疑想继续打猎，尽管有危险。
他的军事游戏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结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寝宫被毁。皇帝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的、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殿的庭院中。宁王朱宸濠（1478—1521年）知道他爱好花灯，为1514年的庆祝活动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花灯。宁王的侍从奉派安装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禁城中进行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灯节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5]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制造的162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100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1515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万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于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年1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年7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真实。1516年1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一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1498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场。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刘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地图20 正德皇帝巡幸西北
1515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北大约90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让人激动得多。1516年4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皇帝的巡幸
皇帝从短途游览开始他的巡幸。1517年1月他通知朝廷，他想在祭天以后在北京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里打猎。大学士们表示异议。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要是他碰上什么麻烦的事该怎么办？2月3日，这次祭祀以后不久，他让朝廷官员们陪伴他到北京以南的皇家庭园，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候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被打发走，并被告知在北京的城门等候皇帝的銮驾。皇帝半夜前后到达，并接受朝见。第二天，他把猎获物分赐挑选出来的朝廷官员们。几天以后，他再次在这个皇家庭园里打猎。当不再有异议提出时，他开始计划一次远一些的巡幸。
1517年夏，他作了到宣府镇城（今宣化）的第一次尝试。1517年8月17日，他化装离开北京往北边大约20英里的昌平城。第二天，大学士们（他们已经听说他在北京的街上启程，这样的新闻在那里传播很快）在路上赶上他，请求他返回。他拒绝了。五天以后，他抵达北京以北约30英里的居庸关。负责居庸关的御史下令锁上南门，然后带走了钥匙。
御史拒绝开关。当皇帝下令负责居庸关的太监开关时，御史威胁要把太监当场斩首，如果他试图打开关门。御史然后进呈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定有什么人伪造了一道诏令；只有接到用了皇后和皇太后印玺的命令，他才会打开关门。同时，他威胁要杀死皇帝的一个使者。皇帝不能到达关外，决定返回北京。
1517年9月8日，他再次微服离开北京，赶到居庸关。这次他成功了。他在四天内到达，在一个农民家里过夜，并在主管御史不在时，于9月13日赶快通过。他留下他的一个亲信，太监谷大用，执行不许朝廷官员们出关的明确的命令。9月16日，他到达宣府，住进他的新宫。他在行动中完全不自检束。为了自己在晚上消遣，他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抢夺妇女以充后宫。1517年10月，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和将军，把他的宣府住所叫作军事指挥部。他的命令和征用文书都用将军印章，他不愿用他的皇帝的印玺和尊号。
大学士们表示反对。他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皇帝颁发的？他们请求他用御玺。他不顾这些请求，反而命令户部从它的库中调拨100万两银子到他的宣府宫中。大学士梁储反对。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得到这笔钱。户部现有银子只有20万两，而太仓金库只有15万两储备。户部尚书在多次反对以后，最后同意送去要求金额的半数。皇帝觉得他的官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难以忍受的。怀疑他的命令的究竟是些什么人？1518年1月，他实际上把在北京的朝臣监禁了起来。主管城门的官员被告知：朝廷官员们不得离开这座城。
在这期间，1517年10月他看到了他来边地所要看的事情。10月15日，他在宣府西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小要塞里。几天以前，蒙古的一支大突击部队在巴图蒙克的率领下已经穿越边界。他最初听说这次入侵时，便把它看作施展他的军事才能的一个机会，并开始为一次大战作准备。每支戍军的兵力增强了，并为一次战役而任命了指挥官。
这次侵袭于10月16日开始。第二天有几次小接触，但蒙古人在每次遭受伤亡之后都撤退了。10月18日，在大同以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戍军驻防城市应州附近，一场大战开始了。10月19日，皇帝带着增援部队赶到。10月20日，他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时刻，蒙古人撤退了。皇帝命令他的部队追击他们到边界，只是由于一场猛烈的尘暴而不可能进一步追击，才结束了这次战役。尽管在这次战斗中他几乎被俘，他却把它看作一次胜利。这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1517年11月，他回到他的宣府宫。他派一个太监通知朝廷，由于边境局势不稳定，他将不能按时回北京举行祭天大典。大学士们反对，理由是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试图去朝见他，但在居庸关被赶了回来。最后，由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返回。他在他离开刚过五个月之后，于1518年2月15日抵达北京。
朝廷官员们奉命在北京西北城门以外等候他。他们在暴风雪中等了一整天。他于黄昏将尽的时候到达，戎装跨马，带着一队骑兵护卫。在接受了他的官员们的致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泥中下跪）以后，他下马并向一顶帐篷走去，大学士们在那里给他献上酒和果品。他告诉他们，他真的亲手杀了一个蒙古人，然后离开，到他个人的宫里去。在朝廷官员们回到北京以前，已经过了午夜。
三天以后他主持了祭天大典，在这以后他到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在京师住了不到20天，1518年3月又离开北京到他的宣府宫。他于3月22日返回，只是因为他的祖母王皇后在三天前去世，他想看看为她下葬所作的安排。5月他又离开去视察皇陵，然后继续往东视察密云（北京东北约40英里）和喜峰口的戍军，在喜峰口他召见了几个东蒙古人的首领。他返回京师参加王皇后的葬礼。她的灵柩于7月22日离京，他骑马跟随在后；他在墓地附近的一顶帐篷喝酒，度过了下葬前的夜晚。
1518年8月7日，他命令大学士们起草一份奇怪的诏书。他告诉他们，边境军纪松弛，将派某个将军朱寿所统率的一支作战部队视察边境，他们应该起草所需的诏书。这个将军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皇帝。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朱是这个皇帝的姓，寿字的意思是活得长，因此是，活得长的姓朱的人。在他这一朝的余下时间里，他继续假装，说这个将军是某一个人，而不是皇帝。作为皇帝，他也命令兵部授予这位将军一个崇高的爵位，因为他在抵御巴图蒙克的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大学士们被激怒了，但是无法阻拦他。1518年10月，朱寿被正式授予公爵，每年的俸禄是5000石米。
9月，他返回他的宣府宫（他开始把这里叫做他的“家”），准备巡幸西北边境。9月晚期他动身前往大同防地，然后向西南前进，经过偏头关到紧靠蒙古疆域的榆林防地。他这时离北京差不多有400英里。大学士们不再知道，是否就是他批阅送到他的指挥部的朝廷文书，或者谁发布将军朱寿的命令。是皇帝还是他的副手江彬在发号施令？
从1518年11月至1519年1月，他留在榆林，拒绝返回北京过冬至，也就是拒绝为献祭上天而挑选牲畜。命令是从他的指挥部以军令的形式发布。他不肯利用内阁或宫廷办事机构。1519年1月13日，他离开榆林，到山西省首府太原去访问晋王。他这次访问有一个特殊的原因。1518年10月他在偏头关停留时，见到一个歌女，他很喜欢。她被带来和他一起喝酒和唱歌，他发觉自己被她迷住了。他弄清她是晋王府的一个乐工的眷属。当他回北京途中路过太原时，他召见她，并留下她和他在一起。她成了他心爱的伴侣，其后他和她一起消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江彬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她十分敬重，把她叫做“刘娘娘”（通常专用于皇后的一种称呼），因为他们知道皇帝现在听她的话。
应当在1519年2月11日举行的祭天典礼，在皇帝返回北京的路上的时候，不得不展期一个多月。这次他带着骑兵护卫队骑马到祭坛，身着戎装举行仪式，接着到京师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回来后不到20天就命令朝廷官员们开始为巡幸南直隶和山东作准备。他想去看看帝国的南都南京。大学士们不赞成；礼部尚书反对；进谏者们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不顾这一切，仍然计划在4月18日离开。
4月13日，官员们开始呈递以各种理由反对他巡幸的奏章。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天，到这时已有100多官员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是他不想被迫停止。4月18日他让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进谏者，又命令卷入的100多名官员在午门前从早到晚跪五天。两天以后，其余的官员仍然继续抗议。他们立即被捕，并被迫加入午门前的行列。4月23日，他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的官员。
然而抗议仍在继续。更多的官员被捕和受到杖责；到1519年6月，至少有12名官员因伤致死。有个官员当着他幼小儿子的面被打死。连皇帝也被打动了。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推迟巡幸。
朝廷官员们这次反对巡幸，不是根据典章，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次巡幸是把皇帝扣留在江西宁王府或在途中暗杀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官员们几年来竭力告发宁王的谋反活动，但是他们的告发不知何故从未打动皇帝，或者至少从未使他相信。然而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1519年7月，宁王反叛了。
宁王的叛乱
宁王朱宸濠从正德统治时期的初年起就对皇位怀有野心，尽管最初他想靠奸诈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宁王是这个朝代创建者的第17子的远代子孙。第一代宁王，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年的内战中，他被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永乐皇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皇帝怀疑这位亲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他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领们），他稍后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统治时期（1457—1464年）在位的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力，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以文艺爱好者和追求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种军事支持，所以他首先努力设法恢复他的王府卫队。1507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的要求。宁王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对，宁王的卫队还是恢复了。1510年9月刘瑾伏诛的前一日，卫队又被取消。
宁王不怕受挫折。1514年他再次努力。这次他是通过陆完（1458—1526年），陆完在1513年12月当了兵部尚书。宁王第一次见到陆完是在几年以前，当时陆是江西的提刑按察使，已经成为他的庇护人和支持者。现在他需要支持。他向陆完提出同样的要求。陆完答应去办，但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大学士费宏（1468—1535年）拒绝起草，也就是说拒绝批准这道命令。他了解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宁王这时已经得到许多皇帝亲信的协助：钱宁（他刚刚把陪伴皇帝的地位丧失给了江彬）、皇帝喜欢的乐师藏贤，以及皇帝个人工作人员中的几个太监。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避开费宏的计划。
他们知道，1514年4月9日费宏要将廷试答卷分出等级，定出入选考生的最后名单，将不能到内阁去。已经安排好，宁王恢复卫队的要求将在那天提出，并立即转给司礼监。这样，大学士们在诏令颁布之前连文件也看不到。钱宁已贿赂办事机构的太监准备所需的诏令，到时作为中旨颁布。4月28日，皇帝的命令恢复了宁王的卫队和维持卫队的收入。朝廷官员们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但皇帝并不在意，把对宁王的指控当作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予考虑。
这时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经常控告宁王。1514年1月，南京的一些御史报告，宁王把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科敛富户，恐吓地方当局，他们不敢抱怨一个亲王的作为。御史们希望向江西臣民发布一份公告，所有被宁王掠夺的财产应当归还；他的爪牙闹的任何乱子可由民政当局予以惩处；地方官员不应交结宁王。皇帝没有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
1514年4月，一个负责在江西镇压盗匪活动的官员报告，主要由于宁王，土匪仍是一个问题。他既保护现存的土匪团伙，有时利用他们当他的爪牙，由于抢夺财产而把许多百姓驱而为匪，除此而外，又干预这一地区的贸易和商业。兵部尚书把这些指控当作不实之词，搁置不问。
1514年6月，宁王在卫队终于到手以后，不但为他的卫队请求衙署的印信，而且也请求给予他管辖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守卫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信。这一请求被批准。同时，他又招募了大约100名盗匪的私人卫队，作为他本人的心腹。
1514年8月，他要求准许他审讯并惩处他管辖范围内的皇族。这个要求也靠兵部尚书陆完的建议而被认可。皇帝由于听到宁王专心致志于他职责的细节而感到高兴，仍然把反对他的报告当作诽谤而置之不理。可是这时宁王已经开始把自己叫做君主，把他的卫队叫做皇帝侍从，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的敕令。有一次他实际上试图让这个地区的文官们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好像他的确是一个皇帝。巡抚代表他的部属说，这不合礼仪，并拒绝这样做。甚至这种荒谬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责。
宁王由于某种原因仍然没有受怀疑，对于其他诸王被认为不忠的行为，但他却被宽容。1514年晚期，鲁王的孙子（他是一个熟练的射手）错误地被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定罪并废为庶人。他的罪过是熟谙箭术和有野战指挥官的才能。可是，把自己的命令当作皇帝敕令颁发的宁王却仍然未受触动。
1515年初期，宁王开始为他的事业招募战略家和谋士。他的主要谋士是一个通晓军事策略的举人。匪首们依旧寻求他的保护，他则利用他们去威吓他的敌人。公开反对他的官员要冒生命危险。1514年，大学士费宏在到江西的回家路上，差点被他设法杀害。当江西的提刑按察使于1515年上报宁王谋反时，也几乎丢了命。宁王试图毒死他。其后又设法使他被抓了起来，几乎被拷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方当局要么和宁王合作，要么默不作声。
尽管宁王在为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仍然希望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皇位。1516年春，他贿赂钱宁和其他几个受宠信的人，求他们建议把他的长子送到北京。他想让他的儿子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中承担太子的任务。1516年6月，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员们阻止了他。1517年5月，他府里的几个大太监秘密到北京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宁王暴怒。他让他的同盟者，掌锦衣卫的钱宁，伪造诏书，命令将这几个太监逮系锦衣卫狱，加以责打并予放逐。他不可能太久地掩盖他的计划。他开始组织他的武装力量，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军队，并贮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内的武器。
1517年秋，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报告那里的情况。同时他设立了一个驿传系统给他传递消息。他的谋士们警告他不要谋反。他应当等到皇帝去世，届时在随着发生的混乱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1517年10月，皇帝差一点被蒙古人俘虏；他很少在紫禁城里，总是去冒险。可是宁王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虑在这时暗杀皇帝。
与此同时，他保护下的土匪部队事实上正在和省及地方当局作战，抢劫粮仓和金库以充实他的库藏。他们还为他报仇。1518年10月，他开始袭击在江西东部过退隐生活的费宏。费氏家族的人在县城里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队，但土匪捣毁城门，抢劫了县城，并将费宏的亲戚肢解。费宏只身逃脱。朝廷没有正式调查这一事件。只在费宏直接向朝廷请求帮助以后，才从北京派来一个高级官员调查此事。
江西的新巡抚孙燧（1493年中试）奉派对费宏的请求作出反应。他负责镇压土匪活动，可是还要为一次可能发生的暴动事件作好准备。1518年晚期，他捕获几个宁王保护下的匪首，把他们关在南康府城的监狱里。宁王怕他们在拷问下泄露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袭击这座城市以营救他们。在其后的严重水灾中，盗匪活动更加蔓延，地方当局几乎不能控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到1519年春，孙燧已递送了七份关于宁王谋反的报告，再三再四地说，宁王的确将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过宁王却渐渐变得不安起来。皇帝能够被蒙蔽多久？皇帝原来想在1519年春季和夏季巡幸长江以南，宁王可以指望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要么把他暗杀，要么把他扣押。但是这次巡幸由于朝廷官员们反对而被推迟了，因为即使皇帝对宁王的意图仍不觉察，他的官员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宁王还没有反叛，这只有一个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妃，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生下后嗣，所以宁王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被指定为太子而得到皇位。这样他就能避免被指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装出合法继位的样子。
据说，在朝臣提出异议以后，只是由于江彬把这种情况看成永远推倒他的对手钱宁的一条门路，皇帝才在1519年夏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钱宁至迟从1513年起就和宁王勾结。在皇帝于1517年开始巡幸以后，钱（他留在北京）很容易拦截和销毁敌视宁王的奏疏。
在皇帝的銮驾于1519年2月返回北京以后，江彬及其同伙看出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1519年春宁王收到了他所等待的对他的请求的答复。钱宁蒙骗了皇帝，他要皇帝批准宁王的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参与太庙的献祭，并将诏令写在一种特殊的纸上。这种“异色龙牋”依照惯例是专用于与监国的联系的。如果没有太子，监国就代皇帝行事。如此，如果皇帝去世，宁王就将被召到北京监督帝国的行政。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江彬同太监张永勾结，决定首先下手，并迫使宁王摊牌。他们先在皇帝的心中引起对钱宁的动机的怀疑。为什么他总是称赞宁王孝顺和勤谨？这不是在嘲笑皇帝？为什么钱宁胆敢这样做？皇帝很快改变了对宁王的看法，而钱宁在朝廷的主要同伙太监张锐（他掌管北京的监视和保卫系统）了解到阴谋已被揭穿时，马上就反对钱。张锐已弄清楚，某个御史知道了宁王犯罪的详情，呈递了一份关于宁王谋反的奏疏。
地图21 宁王叛乱
钱宁这次不能隐瞒文件。当他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控告这个御史在皇室中进行挑拨。但是皇帝已起疑心，他说，真相总会查明。御史无路可走，如果他诬告宁王谋反，他将反而受罚。
皇帝将奏疏送给大学士们，要求提出建议。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年）建议他仿效宣德皇帝所树立的先例。1426年，当宣德皇帝的叔父朱高煦（约1380—1429年？）公开反叛时，皇帝率领一支军队去把他的暴动镇压下去。朱高煦没有挣扎就投降了，而皇帝饶了他的命。另一个叔父朱高燧（死于1431年）承认自己牵连进了这一阴谋，但没有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把不利于他的陈述的副本交付给他，作为对未来罪行的一种警告，就算完事。杨建议像处置朱高燧那样处置宁王。可以派几个高级官员和皇亲去告诫他，并且夺去他的护卫。就宁王几乎要公开反叛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宽大的惩戒。连他自己也弄错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1519年7月9日，当宁王出席祝贺他的生日的宴会时，一个从北京来的密探带来了已经派出一些高级官员来逮捕他的消息，因为这是北京所谣传的。宁王突然离开宴会，召集他的谋士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密谋已经泄露，他不能再延迟。一致同意一个计划：第二天，当所有文官来答谢他的宴会时，他要宣布他的意图，并将任何拒绝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杀死。
7月10日，宁王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员面前露面，他们被他的几百名卫兵包围着。他发布了一份难以置信的通告。他声称，太监李广欺骗弘治皇帝，使他认为正德皇帝是他的儿子。据他说，皇位上的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然后他问这些官员是否知道，他曾经接到皇后的诏书；又告诉他们，他曾奉命惩罚这个恶棍——所指当是皇帝。江西巡抚孙燧要求看皇后的诏书。孙燧被拒绝时，就指控宁王谋反。孙燧和其他几个不愿合作的高级官员马上被处决。其余的许多人被捕，随后被迫顺从宁王。
为了确保通往长江的道路，军队立刻从宁王在南昌的总部出发。九江于7月13日陷落，府城安庆（离南京150多英里）于7月23日被包围。但是，宁王和军队的主力直到7月26日才向南京出发。当时江西南部的巡抚王守仁（1472—1529年）用计使宁王延迟出发。王守仁听说7月14日的叛乱时，开始集合一支军队。同时，王传播假报道说，北京来的一支很大的帝国军队正向南昌前进。只是在宁王探知这些报道是假的以后，才敢于离开他的总部。
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利。第一天，当宁王为他的事业的成功而献祭时，祭坛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起航的一些船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1519年8月9日，主力部队抵达安庆，安庆被围已有10多天。宁王的军队在袭击这座城市时，人员伤亡很多。在攻占它的最后尝试失败以后，他下令撤围。他很着急。要是他的军队不能拿下这座府城，他怎么能够指望拿下南都南京？
与此同时，王守仁已经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并已定下了抵御宁王的战略。南昌的总部守军不多；宁王带走了大部分军队。王守仁计划首先攻占南昌，然后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力交战。他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他的总部，但到那时他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他将处于不利地位。
王守仁军的先头部队在1519年8月13日晚抵达南昌，次日猛攻这座城市。两天以后，进攻部队伏击了预料要赶回来保卫南昌的宁王的军队。帝国军队的主力于8月20日晨，正当宁王上朝时，赶上了宁王的船队。小船被烧着，让其漂流入宁王船队。宁王在他自己的船着火时，被迫逃走，随即被俘。他的军队完全被击溃。叛乱只持续了43天。
南巡
叛乱的消息于1519年8月7日传到北京。皇帝想率军南征，因为这将给他提供一个巡幸长江三角洲的极好机会。他颁布一道诏令，命令他化名的镇国公朱寿集合边境部队，镇压宁王。大学士们、兵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反对，但皇帝以必死无疑威胁任何敢于再反对的人。
皇帝率领他的军队于1519年9月15日离开北京。第二天他接到王守仁的一份报告，王在报告中告诉他，宁王已经被俘。王守仁恳求他返回北京。据王所说，宁王始终希望皇帝亲自率领军队。曾经沿南行路线布置刺客。即使宁王已经被俘，皇帝仍然不安全。皇帝将这份报告作为秘密保守，继续南行，他早已发觉他是处于危险之中。1519年8月，在他离开北京以前，他曾布置江彬监视钱宁和太监张锐的活动，他已经怀疑他们两人都牵连进了宁王的叛变。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北京并不比他在其他任何地方安全。
地图22 正德皇帝南巡
1519年9月晚期，皇帝銮驾抵达州城临清，这是大运河岸的一座重要城市，在北京以南大约150英里。皇帝离开北京时，他宠幸的妃子刘娘娘生病，不能随行。他答应稍后派人去接她。她把她的一支玉簪给他，作为识别接她的使者确是由他所派的凭证。他刚到北京以南就把这支玉簪丢了，再也找不到。刚到临清，他就派遣几个使者去接刘娘娘到南边来；但他们到了却没带来这支玉簪，她不肯和他们同行。皇帝知道以后，便秘密地带了一小队骑兵护卫队亲自出发去接她。朝廷官员们发现他不在时已经过了几天，这时阻拦他已经太晚了。他离开差不多有一个月。
皇帝平安无事地回到临清，继续向东南的扬州进发。他从徐州起便悠闲地走水路，路上停下来打猎、捕鱼、拜访致仕的官员和太监。他习惯于把猎获物赏赐给各级官员和随从；但是他指望得到精巧的银或丝绸的礼物，作为哪怕是一羽一脔的回报。何时何地合他的心意，他便接见朝臣。冬至的朝觐是在一个致仕的太监的住所举行的，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御船上接受对他生日的祝贺。
皇帝于1520年1月到达南京，此后的八个月他都留在那里。他过得很愉快。他从即位最初的日子起就喝酒，从没有戒除这一嗜好。这时他变得嗜酒成瘾。他的一个侍从专门负责带着一坛热酒和—把勺到处跟随着他，以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喝上酒。相对来说，喝酒是他的一种无害的消遣。顶多只不过为了取乐，让官员们当着他的面喝醉酒罢了。他的荒谬的诏令和蛮横的勒索诡计后果更为严重。
皇帝到南京前不久，颁布了一道非常古怪的诏令。他禁止饲养和屠宰猪。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他认为猪不洁净，是疾病的一个来源。在皇帝巡幸过的西北部，穆斯林广泛地怀有这种信念。但是，据说他颁布这道诏令，还因为“杀猪”一语发音和“杀（姓）朱（的人）”相同。这是一道非常不受欢迎的诏令。在长江三角洲，肉就是猪肉，人人都养猪。猪肉在皇帝的大多数献祭中是主要的供品，也是大多数荤菜的主要成分。然而面临被永远放逐到帝国最遥远的边疆，许多人还是服从了命令。
最蛮横的勒索诡计涉及强取民间人家的女子以充后宫。从1517年起就一直这样做，可能是江彬出的一个主意。皇帝在南巡时试图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强夺女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她们可以实际上被收入后宫；第二，如果不收入后宫，她们的亲属可能尽力用钱赎回她们。许多殷实人家开始贿赂他的伙伴，以求避免这种皇帝恩宠的殊荣。那些没钱的人家则忍受悲惨的结局。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子被送往北京的浣衣局（宫廷妇女年老退居或被送往受惩罚的院落，位于皇城外），等待皇帝返回。1520年早期，朝廷官员们就抱怨，没有更多的房间安置她们，供应不足，有些妇女已经饿死。
皇帝途经南京附近精耕细作地区的狩猎旅行也引起巨大骚动，因为銮舆所经之地实际上都被蹂躏。为了抚慰刘娘娘，他终于削减了这类活动，但已经造成了巨大损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洲王国的第一个使臣来到了帝国朝廷。里斯本一个药剂师的儿子比利（约1468—1524年）在1516年被任命为葡萄牙到中国的使节，带着国王曼纽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的一封书信于1517年晚期抵达广州。广州的文职官员们以为是葡萄牙海盗，总督请求准许调集一支舰队把他们赶走。
这种反应并不十分奇怪，葡萄牙人在中国名声不好。1511年，一支葡萄牙舰队侵入马来半岛的满刺加苏丹的领土（一个名义上在明朝廷保护之下的王国），迫使苏丹逃走。他立即派使者把这次入侵告知中国，葡萄牙人就这样第一次引起朝廷官员们的注意。他们被认为来自马来亚以南的什么地方，并没有被看作欧洲人。而且，既然这样一种人从来没有入贡的记载，北京的礼部便拒绝接待1517年的使节。1518年2月，礼部建议命令比利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有人贿赂负责广州海上事务的太监，获准让这个使节继续北上。1520年5月，使节及其一行到达南京，并设法得到皇帝的允许赴北京朝见。比利一行中的穆斯林商人火者亚三可能靠贿赂江彬把他引荐给朝廷而作出了这一安排。比利在得到这难以得到的准许后就不走运了。尽管他到了北京，却始终未能朝见。皇帝于1521年1月回到北京时，已经病重。他于三个月后去世，第二天比利及其一行便被赶出北京。[6]
1520年春季和夏季，皇帝留在南京，部分地是因为他在等待江彬和太监张忠统率的边军从江西返回。王守仁俘获宁王以后，请求准许在北京向皇帝献俘，但是皇帝及其亲信不愿放弃他们的军事行动。王奉命与宁王留在江西。江彬想让皇帝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在此之后，他和其他亲信指望由于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而获得大量赏赐。王守仁拒绝和他们合作。他带着宁王离开江西向南京进发，他想在那里亲自把宁王交给皇帝。他既不信任省的官员们，也不信任皇帝的亲信们，怀疑仍然存在释放宁王和杀害皇帝的阴谋。
王守仁抵达杭州时见到了太监张永，张永负责这个地区的军务。由于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的建议，王守仁同意将宁王移交给张永，杨一清认为张永可以信赖。王还告诉张永，江西的局势不稳定。如果允许边军进入江西，他担心他们的需求将导致一场暴动，比宁王的暴动还要严重得多。
在此期间，他的计划已经受到阻挠，江彬开始在皇帝面前诋毁他。江彬暗示，王守仁其实与宁王相互勾结。张永设法为王守仁说情，这种指控才得以清除。但是，江及其密友不愿失去他们的赏赐。1519年晚期，边军奉命到江西扫灭宁王残余的徒众。同时，王守仁奉命回江西当这个地区的巡抚。1520年夏季期间，他千方百计地努力控制边军造成的损害，而且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顺从。江彬看到他自己作为他们指挥官的地位正受到损害，决定终止军事行动，返回南京。
1520年9月，皇帝命令王守仁呈递平定宁王之役的另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江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俘获宁王都有功绩。1520年初期，张永已带着宁王返回南京。整个夏季，这次战役的所有战俘都被关押在碇泊于长江的船上，而不顾大学士们的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可能发生某种事变。皇帝仍然希望他的亲信们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立功，在这个问题处理好以前，他不肯承认宁王已成战俘。在王守仁呈上他修改过的报告以后，皇帝正式接受了这次战役的战俘，开始准备返回北京。
1520年9月23日，皇帝带着宁王从南京出发，坐船沿运河向北行进，沿途又停下来去钓鱼和拜访致仕的官员、太监。他仍然过得很快乐，总是喝醉酒。这次快乐的旅行于10月25日突然结束。他正在一只小船上独自捕鱼（很可能喝醉了酒），船翻了。在他的惊慌的亲信把他从水中拽出来以前，他差一点就淹死了。因为他嗜酒成癖，他已经很不健康；由于这次事件，他病得很厉害。他感到好些又能上路时，马上就不停顿地向北进发，于1520年12月抵达北京正东的通州。
皇帝决定亲自审问宁王，就在通州，而不是在北京审问。按照江彬的建议，他开始了一项调查，旨在惩办任何曾与宁王交往的人。王守仁正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次清洗，因而在他于1519年攻占南昌时，已经把大部分证据（宁王馈赠当地、省和朝廷许多官员的礼品的清单）销毁。派往搜集证据的太监张永，只拿到宁王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共谋者都因留下的证据而受到牵连。钱宁已于1519年12月被捕。吏部尚书陆完在1520年12月15日被捕，并与许多太监和锦衣卫的军官一起被带到通州。
皇帝这时一心想要雪恨。他特别恨钱宁和陆完，他们辜负他的信任，以谋反来回报他的恩惠。他命令将他们两人剥光衣服，反绑两手，推到为了他凯旋入城而即将向北京进发的囚犯们的前面。他们和其余的共谋者将受谋反的刑罚——凌迟处死。1521年1月13日，宁王被允准自尽，然后皇帝命令将他的尸体焚烧。宁王谋反一案结束，而皇帝在江彬的怂恿下不是计划返回北京，而是到他的宣府宫去。
江彬和朝廷官员们都很清楚，皇帝病重，他可能很快就死，还没有为继位作准备。他去世时，谁在他的身边都可以提名他的继承人，因此江彬想让他离开帝国的朝廷。但是皇帝感到虚弱，他的医生终于能够说服他，在他再次旅行以前暂时返回北京休养。
1521年1月18日皇帝进入北京。几千捆绑着的俘虏排列在皇城正门通道的两边，每一名都用标帜予以识别。他打扮成一个将军，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俘虏间的通道进入皇城。这是他最后的表演。三天以后，当他在北京正南的天坛献祭时病倒了，被送回城里。
空位期
整个1521年春天，皇帝仍然病重，不能上朝或主持帝国的祭祀；他仍旧没有为继位作准备。江彬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将占据皇城，拥立住在大同镇城的代王。江彬只需要皇帝死时在他的身边。谁能对他所说的皇帝的最后命令提出质疑？为了保证他能用武力作他的言词的后盾，1521年4月15日，他伪造了一道任命他指挥在北京的边军的命令。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是29岁的皇帝在1521年4月19日夜死于他个人的宫中时，江不在他的身边。只有两个司礼监太监在场，他们记下了他最后的话：
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7]
当管事的太监们来到时，他已经死了。
首辅杨廷和是最先知道皇帝去世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也已为这一可能发生的事件作了安排。4月20日晨，当官员们从司礼监给他带来皇帝的最后指示时，他已经作好了行动的准备。皇帝在临终时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了大学士们，但没有实际指定继位人。一段时间以来杨心中已有一个候选人：皇帝的堂弟，兴王的13岁的儿子。他起草了一道遗诏，他在遗诏中指定这个孩子为合法的继位人，吩咐司礼监太监把遗诏送呈太后批准。到中午这件事情就已办妥，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满意。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反对杨的专横的决定。他想向整个朝廷提出这件事，但已太晚。4月21日清晨，已有一批人出发去护送这个亲王来北京。只留下一个严重的威胁——江彬。
4月22日，江彬进紫禁城去听宣读皇帝的遗诏。杨廷和在遗诏中命令边军返回他们各自的防地，这实际上剥夺了江彬的指挥权。江的同谋者怂恿他采取行动，但他犹豫不决。他派他的主要顾问许泰暗中监视大学士们。杨设法使许相信，他并不想对江彬采取任何行动，那是由继位皇帝决定的事情。江听到这些话以后，决定仍然退居住所。尽管许多朝廷官员想马上逮捕他，杨廷和却反对。他担心，此事如果处理不慎，可能随即发生一场血腥的战争。
4月24日，杨说服掌司礼监的太监们请求太后下令逮捕江彬。他发现很难得到他们的合作。主要的掌权太监魏彬因婚姻而与江彬有亲戚关系；张锐（他曾在江彬的帮助下设法掩盖了他和宁王谋反的牵连）也尽力包庇他。杨最后对他们两人进行了威胁。他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以他们拒绝请旨逮捕江彬为理由使他们牵连进去。魏彬同意拘留江，但不让他个人承担任何特定的罪行。杨则同意不把任何太监牵连进这一案件，只有江在军事上的同伙将同他一起被捕。
1521年4月24日，江彬再次进紫禁城，参加坤宁宫落成的庆典，坤宁宫是寝宫之一，在1514年的大火中被焚毁。杨廷和已经得到逮捕江彬的意旨，命令皇城守门卫兵们在江彬试图离开时将他拘留。杨只担心张锐可能在卫兵们接到他们的命令之前，已把这个计划告知江彬。在典礼进行当中，有一个太监走近江彬，向他低声说了什么，于是他向北门逃走。他试图虚张声势地夺路而出，质问死皇帝怎么能够发布命令，但是卫兵们逮捕了他和他的护卫。稍后他的主要同谋者也被逮捕，和江一道被送往锦衣卫监狱。继位不再有危险。
在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国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船工被准许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回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当作正德皇帝遗诏的条款来执行，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
与此同时，朝廷官员和太监们正就谁应迎接并在何处、何时、按何顺序迎接新皇帝不停地争吵。他们全都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都想最先得到新皇帝的恩宠。无论谁，即使是安排继位的杨廷和，都不能确定前途如何。
对本朝的评价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进行著述的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正德皇帝有其特点，是一个机警、聪明的人，精于诗歌、音乐和技击。这类评论也许透露，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找出某些方面来赞扬，却不能找出其他的话来说，但是他们的评论也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情况。即使他不聪明，至少他也狡猾而粗暴，足以保存他自己和维持他个人的权力达16年。
18世纪官修《明史》的编者们称道他的尚武精神和他制止明代军事力量下降的成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军事力量从15世纪中叶以来就在下降。他们认为他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体上稳定，他的功劳在于在政府高级机构任用能干的文官们；他们断定，如果他喝酒不是那么多，他可能成为一个中常的君主。
他总是因他对待他的地位的态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权力把他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样发挥作用，而受到非难。正德皇帝把自己想象成军人—统治者，这与礼仪以及他的官员们期望他实行的官僚政治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他自身的行为，他对朋友的选择，他对文官们的无礼，以及他的酗酒，都被认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和皇帝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即使唐代和后来北方一些王朝的皇帝（还有明代早期的皇帝）也常常骑马、打猎、参加战役，到了16世纪大多数文官却觉得这类事情在一个皇帝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有关正德皇帝纵情享乐的态度和对礼仪、习俗、规矩的蔑视的故事仍然很受欢迎，到20世纪已以多种书名出版。[8]
* * *
[1]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一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段话：“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3，第55—56页。
[2]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年，第189—224页。
[3]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16，台北，1965年），94，第4153—4154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515页。
[4]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奇龄编《武宗外纪》[371]（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1820年]；重印，载《百部丛书集成》，38，台北，1968年），第3—4页。
[5]《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2204页。
[6]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1948年），第81—292页。
[7]杨廷和：《视草余录》[611]，载《杨文忠三录》（1607年；重印，京都），1972年，第1页。关于正德皇帝之死的这一记载，《御批历代通鉴辑览》[89]（1767年）的编者们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法，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当时豹房寝疾，左右无人，其言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辈恐朝臣论其前罪，故矫传此命，以托为解免之由。固未足尽为凭信耳。”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增添了后两句，但是把继位之事托付给大学士们，太监们从中是得不到好处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语言很像口语，可能反映了皇帝实际说话的情态。见清高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杨述曾编（1767年；重印，上海，1883年；摹印本，台北，1959年），108，第3页（第3524页）。
[8]例如，见《正德游江南》[67]（无日期；重印，载《中国历史通俗小说——三种》，台北，1976年），《白牡丹》[412]（无日期；重印，载《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9，台北，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