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薛里吉思之建大兴国诸寺，《马可游记》载之，谓薛里吉思为叙利亚人，并疑彼为景教主教。初以为景教不称也里可温也，嗣见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称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始知“也里可温”者，元时基督教之通称也。《马可游记》谓中国人对于基督教之派别，未尝分晰，故凡属基督教者，统称为十字教，礼堂则统称十字寺，观此而益信。

唐景教为聂斯托尔派，非罗马派，近今东西学者久有定评，余别有考，兹特述其在元时统称也里可温之例，以概其凡。

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马利亚） 灵迹，千五（当是三之误） 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卷九。未完，特分段疏明之）

薛迷思贤，即《元史》之薛迷思干，“贤”当为“坚”之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撤麻耳干；丘长春《西游记》作耶米思干，为西北一大城，察哈台所封地。“坚”与“贤”其形近，传写易讹，证一。《魏书·西域传》曰悉万斤，《唐书·西域传》曰萨末韃，亦曰飒末建，玄奘《西域记》曰飒秣建。斤、犍、建、坚，其音近，证二。《元史·太祖纪》：“十六年辛巳，帝攻薛迷思干等城，并下之。”《武宗纪》：“至大元年九月，万户某来自薛迷思干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曷思麦里传》：“太祖亲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剌丁战，败之。”则与碑称太祖皇帝初得其地之说合，证三。薛迷思干为波斯东北地（今属俄国） ，景教盛行于波斯，则与碑称其地行也里可温教之说合，证四。《〈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谓《元秘史》作薛米思坚，亦作薛未思加。连筠簃本无此语，而音译《元秘史》续集卷一有之，证五。

顾何以谓碑所称之也里可温教为景教，则证以《马可游记》。《游记》谓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马可欧人，对于基督教之源流，必较清晰，大兴国寺等，又为其所亲见，果为罗马派，马可必能辨之。次证以《景教碑》文：《景教碑》有“东礼趣生荣之路”之文，罗马派实无是说，而此碑则有“教以礼东方为主”之言；《景教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诸文，罗马派亦无是说，而此碑则有“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之语。谓为景教，其又何疑。

至其所以混称之由，则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学说之微，或在仪文之末，均为教外人所不辨。然以论乎地，则景派自波斯传人，而罗马派来自欧洲。以论乎时，则景派传自唐朝，而罗马派元时始至，载籍具在，不可或诬。其为基督之教虽同，其派别本非一致。是故元代也里可温之相混，系教外人之混称，非其教派之果一致也。钱大昕谓耶稣生于隋开皇之世，竟误基督为回回。（《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张冠李戴，今古同讥，无足异已。

记中所谓“一柱悬空尺余”者，有故事一段，足资印证。《马可游记》第五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居民耶、回杂处。其王即大可汁之侄，然殊不睦。据土人言，城中有一异事：数年前国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势力倍增。建一寺，寺顶为圆形，中支一柱，柱下盘石，系教徒请于王，得之于某回教寺中者。时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回，不敢与争。察哈台死，继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请于王，索还奠柱之石。基督徒许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督徒无术，乃哭诉于施洗约翰之灵。至约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离石可三掌，石移去后，柱仍悬立空际，至今犹然云。此即梁相《记》中“一柱悬空尺余”之说也。

至记中称“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五”当为“三”之误，（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谓至顺《镇江志》旧钞本文字多舛） 同《志》卷十七称教授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继任者为顾岩寿，镇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大德五年，即耶稣纪元千三百一年也。寺建于至元十八年，为千二百八十一年，而梁相之为文，则当在大德四五年间，故曰千三百余岁也。凡石刻“三”字，稍有剥琢，即易讹为“五”字。

薛迷思贤，地名也；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常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续前）

同《志》卷六《土贡类》：今贡，舍里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自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人贡。

《续通考》卷二十八：元代泉州路贡物，有砂哩别、金樱煎及金樱子等物。

马里哈昔牙，《元史》作马儿哈昔。《百官志》“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是也。（卷八十九） 《〈元史〉语解》作默尔 根锡尔 奔，曰：“黑尔 根，贤也；锡尔 奔，贤之注语也。”（卷二十四）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马儿哈昔与至顺《镇江志》之马里哈昔牙同一，为叙利亚语之marlesua，即主耶稣也。列班rabban为东邦基督僧侣之称呼，阿剌比语robban为rehab之复数，叙利亚语亦殆同之。阿多力克牧师于支那称曰roban franchi，所谓roban，即僧之意义也。然游卢谓马儿哈昔系指亚尔美尼亚之基督教，列班系指叙利亚之基督教。故就马儿哈昔及列班之解释，尚有疑义。（《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编第三号）

答剌罕，系世职。《元史·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曾祖赐号答剌罕，哈剌哈孙袭之，“自是人称答剌罕而不名”。（卷一三六） 《伯颜传》：元统三年七月，“诏谕天下用国初故事，赐伯颜以答剌罕之号，俾世袭之。”（卷一三八） 《语解》：“答剌罕，凡有勤劳免其差役之谓。”《辍耕录》：“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卷一）

赛典赤，《元史》有传。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迎降，命入宿卫，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卷一二五） 《爱鲁传》则云至元十年赛典赤行省云南。（卷一二二） 此云“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者，年岁少有出入，当同一事。

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续前）

据《马可游记》，知大兴国寺，马可曾游其地，并见有其他碑文。（梁相碑立于马可归国之后，当为马可所未见） 杭州之有景教寺一区，亦马可所记，当即此大普兴寺也。据万历《镇江志》，则大兴国、高安、四渎安三寺，明时尚在，惟甘泉不载。云山、聚明，则元至大间已改为般若院。康熙《镇江志》，则并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据至顺《镇江志》卷九寺院类，云山、聚明、四渎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安马吉思建；大法兴寺，在通吴门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温寺。

铁瓮门为吴大帝所筑，洪武元年改建砖城。西津竖土山，当时已改呼为银山，以与金山相对。也里可温义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谓“营隙为侪类葬区”者即指此也。未识此七百年前之义阡，当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犹有遗迹否？论理则不能无也。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载而始出，未出以前，固无人知景教流行中国如此之盛也。

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扬，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缉其所闻为记。（续前完）

梁相系一儒学教授，于也里可温之教义，未必了然，故其所为文，习用佛国道场诸词，然已明言“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万历《镇江志》本修于利玛窦东来之后，主其事者为知府王应麟。王于万历十九、二十年间，曾任南雄知州，与利子往还甚密。其后利子卒于京邸，王适为顺天府尹，利子墓记，即王所著。以此关系，十字之说，当必饫闻。顾何以王修《镇江志》时，对于旧《志》“十字”诸文，竟削而不载？意者，王未见旧《志》耶？（阮元言此书自明以来藏书家绝无著录之者，洵为罕觏之秘笈云） 抑太守名总其成，实未暇检校旧《志》耶？不然，以利子辈考古之勤，闻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里驰访；（见艾儒略著《利玛窦行实》） 岂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汇刻宋元旧志，而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乃多一铁证也。

关于《大兴国寺记》一事，夙闻马相伯丈言，镇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译，三十年前曾见有拓本，忘其名矣。询以是否即洪钧所云之镇江北固山下残碑，不敢断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询陈先生善馀，得其覆书，附录于左，以供参考：

圆庵先生大鉴：戊午秋间，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温考》，展读再三，如获惊人秘笈，无任佩仰。今年夏，柳贡和表侄南旋，又以从者增订三版见示，索隐钩沈，博学详说，得未曾有。朱子诗所云“旧学商量加邃密”者，执事允足当之矣。至尊说所疑洪书一节，屡得贡禾书，称述台端垂询盛意，兹谨以所知者言之。记光绪庚寅，洪文卿在欧洲为《〈元史〉译文证补》，于西史中知镇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询镇江训导汪和卿。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义，敝邑之宿儒也。彼时，子如检得旧录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欧；并据子如面称，曾于北固山下见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书于《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其说之所从来，即由于此。弟曾见其所录碑文，自“薛迷思贤”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顺《志》大兴国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兴国寺”下注云“检有梁相碑文遗缺，附录其略”云云；于碑文下按语云：“此碑旧卧山后，今山后滩尽入江，碑亦坍没。”是洪书所谓北固山下残碑者，确系大兴国寺碑，无可致疑也。惜未将此碑略举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兴国寺在夹道巷，当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顺《志》有“惠安寺在夹道巷”之文。其地在镇江城内药师庵后，属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区域，有大城为之限隔。征诸嘉庆《丹徒县志》碑目中，即不载其名。此碑究以何时越中峰北峰而至于濒江之山后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记》，载于至顺《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当必有刊落之语。如子如先生录寄洪使与附注《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语句既毫无增减，文字又一无异同耶？惜此老久归道山，末由袪此未寤矣！弟陈庆年敬启。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城内胜迹，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喜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谢丕建祠以奉晋赠太傅谢安、宋赠太傅谢深甫、皇明赠太傅谢迁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荐桥东，即梁相《大兴国寺记》之“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为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此云“旧十方寺基”，当为“旧十字寺基”之误。谓也里可温为僧者，犹《景教碑》例也。《马可游记》谓杭州之犹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区，当即此寺之附近一带。

康熙《钱塘志》卷十三《祠庙》：“谢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址。嘉靖间吏部侍郎余姚谢丕建。祠址旧颇广阔，规模宏敞。明末兵燹后，没归他姓。裔孙州同谢秉公捐赀赎还，虽不敌昔时什一，而榱桷聿新，时论称之。中有题额，长洲文徵明书。”

观此，则原寺颇伟观，后为谢氏所有。今谢祠亦久废矣。近且改建为菜场，场有纪念塔，题曰：“谢三太傅祠故址，中华民国七年九月省会警察厅立。”其裔孙名远涵者，为之记曰“谢三太傅祠，始于明嘉靖间，载在《杭州府志》。兹以警厅改建菜场，将旗营地对换，别建新祠，并就原祠基立纪念塔，以谂来者”云云。孰知其为也里可温之遗迹也？

杨文杰《东城记余》，采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证明杭城原有大普兴寺。俞樾序之曰：枌园杨君，著《东城记余》二卷，继樊榭而作。丁修甫孝廉拟刻入《武林丛书》，乞余为序。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乃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儿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合。惟所叙源流不同，而称其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则与今欧罗巴道路远近正复相合。岂利玛窦之徒，、果出于此欤？若景教流行，兴于大秦，大秦国古谓之梨靬，本朝《职方会览》名如德亚，去欧罗巴绝远，转与利玛窦踪迹不甚合矣。异说支离，不可究诘。然寺建于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迹，鉴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书竟未之及，此亦见杨君拾遗补缺之功云。

也里可温之与景教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断定其为景教，说至不可通处，则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二语塞责，此为有清以来儒者批评异教之一种习惯。自纪昀撰利玛窦诸人著述提要时，已开其风矣。

《元通制条格》：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当是里之误） 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卷二十九）

马昔思乞思，上“思”字当为“里”字，写本讹也。曰“也里可温马昔里乞思”，与梁相《碑》称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之说符。曰以自己气力盖寺，与梁相《碑》称“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秋毫无扰”之说符。寺在江南，并有官地，与梁相《碑》“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之说符。中书省所奏，系在元贞元年，与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时，并无冲突；覆奏者为爱薛，与爱薛为崇福使之年代，亦适相同。则马昔思乞思之为马薛里吉思，其说至确。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至顺《镇江志》外，姓氏事迹不概见，得此益彰矣。马可谓彼为聂斯托尔派人，今中书省奏及梁相《碑》均称为也里可温，可见当时朝野之对于基督教，果无论何派，统称也里可温也。由是易言之，则凡本书所引之也里可温各条，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内（如罗马派、希腊派、聂斯托尔派等） ，不能专指为一派，并不能复辨其孰为甲派，孰为乙派也。美犹有憾哉！然尚赖有马薛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