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秦汉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当我们在两千年后重新回顾这四百余年历史的时候，究竟给今天的人们一些什么启发呢？中、外的历史学家曾经从不同价值观点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过不同层次的评价。这里，有必要从高的层次，即文明发展的系统进行历史的反思，才更有现实意义。那么，就不能不在此将“绪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加以重复和发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　主旋律与变调

秦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至前221年），中国是由数十个分裂的小国割据着。即使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时代，王畿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周围分封的诸侯和“蛮、夷”则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碍被分割为一块块相对独立的地区。在这种状态下的文明，自然是各地区相差悬殊。当时的中原（黄河中、下游）人视今日之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越人断发、文身、雕题而羞与他们为伍，视长江一带的楚人为“南蛮”、听其鴃舌之音而卑之，把居于关中的秦人以“戎、狄”对待。至于“文字异形”“车异轨”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目前考古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所谓“楚文化”“秦文化”以及“北方长城外文化”等，正表明在秦汉以前中国各地文明发展的地区性的差异。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后，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辽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的秦王朝出现，是长期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符合广大人民需要的。因此，在统一前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境内各地区不同的文明已经开始加速交流和融合，为统一创造了条件。而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统一的国家则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统一。如在政治制度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诸侯为郡县”又“治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史记·贾山传》），把咸阳同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还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加强了各地文明的统一发展。而秦始皇又不断采取行政措施，矫正落后的习俗，如针对会稽一带的淫乱风气，专门立石宣布：“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会稽刻石》，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系列措施，终于使秦汉时期的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的特点，这是秦汉文明的主旋律。

秦汉时期文明的统一趋势，在古代文献中概括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按范文澜同志解释：“车同轨”就是“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样，中华民族统一的文明出现了。但是，在这一主旋律下尚有若干变调，即多样化。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样化的统一。这种特点表现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下面只能举例性地加以说明。

首先，在经济方面，秦汉时期从长城以北至岭南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泾、渭、汾河流域形成统一的农业生产地区，从而使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统一的农业生产地区形成，表现在政府所掌握的垦田数字不断扩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土地数目：

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耕地面积的具体记载。以后至东汉和、安、顺、冲、质各帝的垦田数字均有明确记载，而“实际垦田数目一直在不断增加，也就是两汉农业区一直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3页）。于是，在秦汉时期完全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基础反映在统治阶级思想和政策方面则是“重农”。如秦统一后，始皇二十八年所立之琅玡刻石中有这样的颂词：“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反映了秦代统治阶级的“重农”思想。汉代各皇帝也不断强调“农，天下之本”（《史记·孝文本纪》），正是表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已经确定。但是，应当看到：在这种基本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下，还存在着多样化的形式，如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有广大的牧业区，在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境）西南斜向天水、陇西以北、以西地区还有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而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也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至于边远的“荒蛮”地区，更有“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少数民族。这就构成秦汉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农牧副多种经营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以后的两千余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这种多样化统一的特点，表现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更为明显。如秦汉时代形成并确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统治机构、行政、司法等方面都是空前统一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连衣服旄旌节旗的颜色，符、法冠、车、乘、步的长度都有统一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在总体统一下，具体部分的多样化：像“分天下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统一的郡县制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内郡为县，三边为道”（《汉旧仪》）。在思想方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这时的儒家已非春秋战国时代的旧儒家，而是日益融合道、法、阴阳三家后的一种新创造。这种新的创造，正是多样化统一的结果。至于全国的文化、风俗，更显著地反映出这一特点。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即“书同文字”，从此将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问题做了历史性的解决，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统一的前提下，同时存在着个别的不统一，如“罪”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写为“辠”。《说文》云：“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这当在秦统一文字之后，亦在睡虎地秦简之后。查秦碣石刻石“文复无罪”，字确已改为罪，但更晚的会稽刻石“杀之无辠”仍作“辠”，至于“也”作“殹”同样出现这种情况（见李学勤《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载《云梦秦简研究》），而这种总体统一和个别异形的文字，构成了汉字字形简易律和区别律二律交叉的发展历史，从而不断丰富汉字的字形。秦汉时代的统一，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行同伦”，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方面达到空前的一致。然而这种统一又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姑不论周边的少数民族同中原的汉族在秦汉时期长期保持着不同的风俗礼仪，就是中原的汉族人民，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关中地区“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野王好气任侠”，“上谷至辽东”，“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举。这说明在“行同伦”的前提下，各地仍保持着不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

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多样化统一，是秦汉文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此后数千年中国文明史的特点。过去，人们往往强调秦汉的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差异，似乎各地文明的不同差异与全国的统一是不相容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秦汉时代的文明，正是在各地区、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在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间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妨碍统一，相反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文明的丰富的内容。正是由于这些多样化的文明存在，才使我国统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成为世界上罕见的绚丽多彩、深厚宏博的文明古国。

二　中外文明的碰撞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因素和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吸收和传播是经常而不断地进行的。在中外文明碰撞中，使秦汉文明发展起来。

不过，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则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了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

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这是由于疆域的有限和割据的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以“胡服骑射”变易衣冠之制者也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所谓“秦变于戎者也，楚变于蛮者也，燕变于翟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正是反映了这时的吸收、融合不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而是局部性的、渐进的。

秦汉时代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统治阶级中“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觯之鼓”（李斯《上书秦始皇》，载《昭明文选》卷39），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状况。尤其是在汉武帝时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明，使许多有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公元前138年（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不久，西域的文明就沿着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传入中原。在短短几十年中，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不仅有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绒）、宝石、药剂和罗马胶（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等物产，而且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产生于异域的文化。这些文明的引进多是自觉的、大规模的，而非偶然的、零星的。如武帝时为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汉书·张骞传》）。最后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派李广利战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汉书·李广利传》）。不久前在陕西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2年第9期），就是这次大规模引进良马的实物见证。而如此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正是使秦汉时代中华民族文明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原因之一，即以大宛良马和西域苜蓿传入中原为例，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进大宛马的血液，使我国马种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张廷皓《论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至于其他物产和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以及生活用具的传入，在秦汉时代都使固有的文明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秦汉时代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时期。这种飞跃在后来还出现多次，但秦汉时代为首开其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明的向外传播，在秦汉时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在此以前，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多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因而其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周边。而秦汉时代中原文化的传播则远远超过周边的范围，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据说这一去不复返的徐市后来就到了日本。现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以及佐贺县、右川县、爱知县等都传说有徐市的墓，到日本的平安时代的公元841年编成的《新撰姓氏录》中，还有据称为秦始皇帝子孙的一族。这些虽不能视为信史，但证明秦代中国文明已远播日本，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到了汉代，中国文明的传播更加遥远，政府的使者曾达到安息（伊朗）、犁靬（古罗马国）、身毒、奄蔡（今里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穷临波斯湾。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例如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都远远传至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据希腊古代学者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早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但是丝绸的大批输入西方，则是在秦汉时期。据英人斯坦因由考古发掘资料得出的结论：

中国（秦汉时代）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和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丝（即赛里斯）人（silk wearing seri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

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是在秦汉时期远传于西方的。据美国学者亨利·m.莱斯特著《化学的历史背景》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炼金术通过许多渠道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向西方。“公元前150年—140年，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月氏被逐出家园。他们辗转流迁，最后在巴克特里亚定居下来。巴克特里亚是波斯帝国最东边的一个省份，姆夫城就坐落在这里。”“公元前106年，第一支直达商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来到波斯，随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国开展了定期的贸易交往”（《化学的历史背景》，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62-63页）。《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证明冶铁技术正是在此时向西方传播的。秦汉时代文明的传播，影响之大，是不胜历数的，仅从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称中国为china，即“秦”的音译以及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即可知道我国的文明在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传播之远。

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秦汉代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也一再出现过。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为中文译本写的序》，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三　挑战和进步

文明的进步，是在对抗中实现的，这本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过，在秦汉时期由于对抗的形式更加鲜明，文明的发展空前显著，所以上述规律也表现得更加清楚。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对抗，也就是挑战和应战。在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对抗自然是阶级斗争。秦汉时代文明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已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这里仅需指出：秦汉时代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然皆以失败而告终，但所取得的成果则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长足进步，亦即文明的发展。如秦末农民战争以后，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初，就出现了“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汉书·食货志》）的盛世。此后，虽因连年用兵，资财虚耗，但在武、昭、宣三代百余年间，西汉国势终不失为强大、富庶，为世界东方之惟一大国。西汉绿林、赤眉战争以后，出现的“光武中兴”局面，当然也是经济、文化进步的反映。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促使三国鼎立的形势出现，对于江南的开发和蜀以及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积极作用。这些皆已为许多史学论著所证明，无需赘述。

对抗的意义，还不应限于阶级之间。秦汉时期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也促进文明的发展。汉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诸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表现于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不同形式。无可讳言，在斗争的过程中，对双方的文明发展会有一些破坏和阻碍，例如匈奴的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给边地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然而，纵观汉匈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事实证明，汉王朝在同匈奴、羌、夷及西域诸族的斗争中，不断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于各族、各地。如《史记·大宛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国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

可见，大宛人是在同汉人战争中从汉人这里学会穿井技术的。罗马史家卢塔克称安息骑兵的武器为“木鹿武器”。木鹿城在安息北部（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城），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由此也可看出战争与文明传播的关系。至于因战争的需要而在边境屯田，从而将先进的耕作、灌溉、修水利等技术向外传播，以及因战争需要而改良马种、扩大人畜食物来源等等，无疑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除上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以外，对抗还表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这些矛盾，总是促进文明的进步。例如秦的统一，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统一后的秦王朝又与旧的政治、文化发生矛盾。于是，出现了政治、文化方面统一的要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就应运而出。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经济凋敝，而统治者亦“未遑庠序之事”（《汉书·儒林传》）。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经济得到发展。到武帝即位之初，经济的发展与思想上的“清静无为”、文化的放任情况显出不适应的矛盾。为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的统一集中，故“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宋书·百官志》）。儒学经武帝提倡，至东汉而达空前盛况。很明显地看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对文明的推动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秦汉时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往往不是出现在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而是在经济发展高潮之前或之后。例如秦汉时代重大的科技发明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迅速的西汉景帝及武帝时期，而是在“盛世”过去后的东汉，造纸术（纸的发明虽因考古发现灞桥纸而可推到西汉，但东汉蔡伦造纸从而使纸得以广泛利用，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重要阶段。因此，东汉的造纸术仍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地动仪、浑天仪等都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多不是在秦汉帝国最强大时出现的。这种艺术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正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基于对抗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而这种对抗就包括上述诸矛盾，这是普遍的规律，也反映了秦汉时代文明发展的特点。

上述三个特点，也说明秦汉时期我国文明长足进步的原因。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文明的进步也一再出现过秦汉时期的这些特点。从这些反复出现的规律中可以看出：凡出现如上所举的特点的时代，文明的发展就会突飞猛进，反之就表现为迟缓以至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