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形势，西汉王朝同匈奴族、同西域各族以及同南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节 汉王朝同匈奴关系的根本改变
西汉王朝建立以来，始终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和侵扰。由于西汉初年经济、军事实力有限，中央朝廷的主要力量用来与诸侯王地方势力作斗争，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自高后、惠帝以下的各代皇帝，基本都采取对匈奴的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和两族首领结盟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政策虽然换取到暂时的和平，在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夺野心并未因此而被遏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匈奴奴隶主贵族更大的贪欲。汉初的和亲与开关市都是在汉、匈奴之间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西汉王朝无力抵御匈奴入侵，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这种做法不仅使汉王朝统治者处于屈辱地位，也损害了汉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无补于汉匈两族人民的友好。从长远的眼光看，这样的关系是不利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然而，在汉武帝即位前的几十年，西汉统治者迫于形势只能采取这种有损尊严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统治时代，这种不平等关系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一 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准备阶段（前140年至前134年）
汉武帝即位之后，由建元元年（前140年）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六七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维持着“和平”的关系。这期间，西汉王朝一方面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积极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活动。
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当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的时候，雄踞于北方的匈奴族正是军臣单于统治时代（前161年至前126年）。早在军臣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和父亲老上单于统治时代（前209年至前161年），匈奴奴隶制国家就已达到“极盛时期”（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第23页）。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匈奴族富有极大的侵略性，他们不断向中原侵扰，同时还向北、向西扩展势力，将当地的民族征服或赶走，成为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凶悍敌人。如匈奴人将原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国及乌孙国先后赶到伊犁河畔及康居以南的妫水（阿姆河）北岸。又征服楼兰（新疆罗布泊以南），呼揭（北魏时称护骨，隋唐时的回纥）等西域二十几国，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征服者，并向统治下的诸族征收重税。据估计：在军臣单于前，匈奴所掠的汉人至少有十万多口，所掠的西域各族人，丁零人和西羌人约二十五万口，掠走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族人亦不下二十万口，总共约五十五万人。这些被掠去的人口均被作为奴隶，供匈奴人驱使，而当时匈奴人口总数也不过一百五十万（见吕思勉《燕石札记·匈奴人口》），其中“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所掠的奴隶竟近本族骑士的一倍。这正反映了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特点和本质：它既压榨本族人民，也对邻族进行掠夺和侵略，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军臣单于统治匈奴族的时候，在他即位之初仍是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盛世”，匈奴奴隶主贵族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日益繁荣的西汉王朝。虽然在汉景帝时期匈奴只“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但这种“和平”、“亲善”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在这一层烟幕后面潜伏着时刻爆发战争的危险。
这是因为匈奴奴隶制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停止掠夺。正如恩格斯转述塔西佗所说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1页）。匈奴正是这样，“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汉书·匈奴传》）。武帝即位之初的暂时和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以“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换来的。因此，一旦汉王朝要改变或终止这种屈辱的、不平等的关系，匈奴就会大举进攻。
其次，在西汉王朝方面，长期的对匈奴“饶给之”，无疑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每年向匈奴单于纳贡进妃，对西汉统治阶级来说，也决非是光彩、体面的事。所以，尽管高后、惠帝以来历代皇帝对匈奴都隐忍、退让，但没有不把匈奴视为世仇的。从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伐匈奴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胸中郁积着多么强烈的仇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这封太初四年下的诏书，对高祖、吕后时代遭到匈奴的困辱还耿耿于怀，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年代了。因此，武帝初年同匈奴维持着“和亲”的关系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战争在等待着爆发的时机，汉王朝在武帝的统治下正为迎接这一时机的到来而积极地作着准备。
汉王朝备战的措施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来向汉请和亲。如前所述：这时的所谓“请和亲”实际是勒索财物和女子。因此，汉朝大臣中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就提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史记·韩长孺列传》）但大多数朝臣仍不同意与匈奴开战，这主要是汉王朝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尚未就绪。汉武帝也不主张与匈奴立刻决裂，决定答应匈奴“请和亲”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汉武帝一方面允许与匈奴和亲，同时又为同匈奴交战作准备，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他就派张骞出使月氏[150]，目的是联合月氏围困匈奴，以断匈奴右臂。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关于张骞出使的情况将在下节详述，仅从汉武帝即位后第三年就派张骞去联络月氏这件事就可看出：汉王朝统治者一直没有放松反击匈奴的准备。为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后就鼓励、尊宠主战、习武的臣下，史载“上（指汉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史记·佞幸列传》）。虽然韩嫣并非真正的武臣勇士，他是为了取宠于皇帝才“习胡兵”的，但从武帝对他赞赏的态度“益尊贵”，可以想见武帝备战的迫切心情。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载：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刚刚即位以后，就派六十岁的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显然这也是为了侦察敌情，了解匈奴的情况，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击匈奴的备战活动。汉武帝还把长期与匈奴作战的、威名远震“天下亡双”的将军李广调任为未央卫尉，把名将程不识调为长乐卫尉。这样安排目的是加强首都和宫廷的保卫，一旦需要则可直接派遣他们率兵出征。果然，当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答应匈奴的“和亲”请求之后，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就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驻守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任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守雁门（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在这一时刻将他们调往前线边郡，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种种迹象表明：在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前，西汉王朝虽同匈奴维持着“和亲”关系，但匈奴的威胁并未消失。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统治阶级也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现实，所以从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在悄悄地进行着全面反击匈奴的准备。
二 拉开全面反击匈奴的序幕（前133年至前127年）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汉武帝下诏开始反击匈奴，边境上响起的战鼓打破了掩盖着杀机的沉寂，从而拉开了汉、匈此后数十年长期战争的序幕。
马邑之谋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马邑人（山西朔州）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献策：匈奴与汉和亲已久，可趁目前其麻痹无备之机，将马邑做为诱饵，佯赠给匈奴，待其主力来后，汉军则出兵围攻，必能获胜。对这一建议，西汉朝廷中有两派意见：王恢认为可行，御史大夫韩安国等认为不可取。最后，武帝决定采用聂壹此计，王恢的主张取得皇帝的支持。
当年六月，汉武帝派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率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令聂壹逃入匈奴向单于佯称：我可将马邑令、丞杀死，以城降匈奴。然后又回至城中将死罪囚徒斩首，悬其头于城下，伪称“马邑长吏已死”令匈奴派兵速来。匈奴信以为真，单于率十万骑入武州塞（在今朔州境内，汉属雁门郡）。还未至马邑就见牛羊牲畜布满原野，而无人放牧。这原是汉军为诱敌而设，谁知做得太露骨，引起匈奴怀疑。于是攻城外之亭捉得雁门尉史，怕死的尉史将汉方的计谋向单于招出。单于大惊，急率兵还，庆幸未中计，特封尉史为天王。汉朝的三十万大军空埋伏了一阵，无功而还。武帝一怒之下欲杀王恢，王恢替自己辩解，甚至向丞相田蚡行贿求免一死，终不得武帝宽恕，最后被迫自杀。[151]马邑之谋虽然失败，此后双方仍然“关市不绝”（《汉书·匈奴传》）。但是，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同上）。汉朝也加紧筹划公开与匈奴交战。结束了“和亲”的“和平”时期。（以上见《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汉书·窦田灌韩传》）
卫青首建战功 自与匈奴关系公开破裂以后，汉王朝计划第一步先向河套地区的匈奴进攻。因为这里是距汉最近的所谓“河南”地，秦曾在这里赶走匈奴开辟“新秦”垦区，是为匈奴入侵中原的前沿阵地。为此，元光六年（前129年）春，武帝派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各率万骑出击。与这些老将同时率兵击匈奴的还有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卫青字仲卿，父郑季是给事侯家的小吏，母为武帝姊信阳长公主家之女婢卫媪。卫青出身贫贱，曾牧过羊，因是其母之私生子，而受到歧视，“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后因其姊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幸于武帝，被选入宫中，卫青才得入建章宫，为侍中，子夫为武帝夫人后，卫青擢为太中大夫，成为贵戚。[152]元光六年的这次军事行动，是卫青初次率兵与匈奴作战，但就在这初试锋芒中，卫青就脱颖而出，表现了军事将领的指挥才能。在同时出击的几路大军中：公孙贺出云中，无所获；公孙敖出代郡，被匈奴打败，损失达七千人；名将李广出雁门败得更惨，自己被匈奴生俘，后凭机智、勇敢夺得一匹快马才只身逃回。[153]只有青年将领卫青一路首建战功，他率兵出上谷，直到龙城，斩虏敌人七百名，被赐爵为关内侯。这次战役是汉代名将卫青同匈奴战斗的一生中第一次胜利，也是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侵掠的第一次告捷。这只是一次小胜，更大的战役紧接着就要开始了。
“河南”的收复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继续向上谷、渔阳（今河北怀来与北京密云附近）一带进扰。次年，又向辽西（今河北卢龙至山海关一带）进攻，杀死辽西太守。又由辽西打到渔阳，把驻守在渔阳的大将韩安国打得大败，千余骑几乎全军覆没。匈奴兵又由渔阳进入雁门，杀三千余人，汉王朝的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
这时，卫青又奉武帝命率三万骑出雁门迎击匈奴，同时率兵迎敌的还有李息出代郡，取得胜利，暂时控制了匈奴的攻势。
第二年，即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又到上谷、渔阳一带侵扰，杀略吏民千余人。卫青这次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又沿黄河南下，击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的军队，收复了河套地区的“河南地”。后来，汉朝在这里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在原九原郡，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招募内地十万口迁居朔方，又修缮了秦代的长城及沿河要塞，巩固了这一块前沿阵地。河南地是在秦末被匈奴占领的，经过八十余年，至此，终于收回。
河南地距汉朝首都长安不过千数百里，匈奴骑兵一二日即可到达，汉朝统治者常以此为忧。收复河南地开始改变了西汉王朝同匈奴战争中的不利形势，为长驱深入反击匈奴准备了条件。此后，就进入向匈奴大举进攻的交战阶段。
三 汉王朝向匈奴全线出击（前126年至前117年）
汉匈间展开拉锯战 从元朔三年到元狩元年（前122年）汉同匈奴的战争在边界上全线展开，双方互有胜负，出现了拉锯战的形势。
元朔三年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与军臣单于之子於单争权，结果伊稚斜取胜，自立为单于。於单战败后，投降汉王朝，被封为陟安侯。匈奴内部的政变并未影响他们对汉王朝的侵扰。陟安侯於单降汉后数月即死去。伊稚斜单于在元朔三年夏率万骑侵入代郡，杀死太守共友，掠去千余人。当年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而去。次年，匈奴又从代郡、定襄、上郡入寇，略杀数千人。同时，匈奴右贤王也不甘心丧失河南地，又一次次地向河南地进攻，还侵扰朔方，杀略甚众。
此时，西汉王朝已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还击。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十万骑兵由朔方出高阙山口向北进攻，又派李息、张次公出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出兵牵制匈奴主力。卫青所率之十万铁骑飞速出塞长驱七百里，突然出现在匈奴右贤王驻地附近。右贤王根本没有料到汉军能如此迅速杀来，尚在酣醉中，就被汉军包围，全军溃败。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都成了汉军的俘虏，只有几百人随同右贤王及其爱妾仓惶逃走。汉王朝取得一次对匈奴反击的胜利。
不久，逃走的匈奴右贤王又收拢万骑再次袭击代郡，杀死郡守朱央，掠走千余人。事实证明：上次对匈奴的反击并未能制止匈奴的入侵，若不对其进行更有力的打击，边境将永无宁日。
元朔六年（前123年）汉武帝又一次部署反击：派卫青率十余万骑兵由定襄（呼和浩特）向匈奴进攻，一直向北推进数百里。这一战役中，有位年轻的将领像颗新星耀然升起，他就是18岁的霍去病。[154]这位青年将领初试锋芒，就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出众的统帅才能。他只率八百轻骑就深入敌阵，竟获大胜，俘虏单于祖父、叔父及许多重要首领。凯旋后，霍去病得到朝廷嘉奖：因功冠全军，故被封为“冠军侯”。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此次战役是他随从舅父第一次出征，初露头角，在以后的年代，卫青、霍去病多次协同作战，屡建奇功，皆成为伐匈奴的名将。但是元朔六年的这次战役，卫青的另外两个部下——苏建和赵信所率的汉军却遭到惨败，苏建突围逃回，赵信则向匈奴投降。
赵信原来就是匈奴的小王，后来投向汉王朝，被封为翕侯，这一次率兵被匈奴包围又投降匈奴，单于得到赵信后喜出望外，立即封他为自次王，地位仅次于单于，又以单于姐妻之。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将匈奴根据地迁到漠北，以避开汉军锋锐，待诱汉军深入后，再聚而歼之。单于采纳赵信之策，将王庭暂时移到漠北，不与汉军正面接战。次年（前122年）匈奴又入上谷骚扰，但汉之正北已很少大战，从此汉、匈战争重点移至西北，在河西走廊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河西走廊的争夺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青年将领霍去病奉命出兵陇西，过焉耆山（亦名焉支山，删丹山。在今甘肃山丹境）。汉军一路取胜，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与匈奴血战，深入焉耆山千余里，杀匈奴二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首领，获虏首八千九百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两个金人。[155]
霍去病墓及墓前石刻（在陕西兴平）
同年夏，霍去病又和公孙敖各率万骑出北地，对匈奴进行包剿，目的在于给匈奴右部诸王以打击。为分散敌人兵力，武帝又命李广和张骞自右北平出塞，进击匈奴左贤王。霍去病所率汉军迅速越过居延海，在今张掖一带同匈奴展开激战，结果匈奴大败，单桓王和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七十余人被俘，士卒降者二千五百，战死者达三万之众。不过，出击左贤王的李广部却遭到匈奴的包围，此时李广所率只有四千骑，张骞所率之万骑尚未赶到，而匈奴左贤王则以四万骑将李广所部围住，形势异常危急，只是由于李广镇定勇敢和士兵平时对他的畏服，才避免全军覆没的结果。[156]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书》）
尽管如此，这一年在前线的战斗对匈奴打击是沉重的，是年秋，匈奴单于因西部首领昆邪王和休屠王屡遭失败，欲召去严惩。休屠王、昆邪王遂商议向汉王朝投降，并得到霍去病的应允，但休屠王突然反悔，于是昆邪王杀休屠王，率所部数万人降汉。[157]昆邪王降汉后，被送往长安：“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对于匈奴士卒，汉王朝也予以妥善安置“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元狩二年的这次胜利具有很大意义，由于休屠王身死及浑邪王降汉，整个河西走廊全部控制在汉王朝势力范围之内“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汉书·张骞传》）。汉王朝的西方边郡得到安宁，人民也得到喘息机会。当年武帝就下诏“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徭役”（《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此外，这里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势力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割断了匈奴同西羌（在今青海境内）的联系，严重地削弱了匈奴势力。后来，汉政府又在此建郡、移民、进行屯垦，对开发边郡经济、发展生产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这次战役中，霍去病荣立首功，得到汉武帝嘉奖，“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其他有功的将领也都得到不等的赏赐。张骞则因延误军机受到惩处：“后期，当死，赎为庶人。”李广也因功、过相当“亡赏”（《汉书·李广苏建传》）。
但是，匈奴的势力并未遭到彻底摧毁，更大的战役还在后面。
“幕南无王庭”——匈奴远遁 元狩三年（前120年）又有匈奴从右北平、定襄侵入，掠去千余人。作为草原民族，匈奴人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向南境农业地区索取其需要的物资、财富和奴隶，乃是势所必然的。但以农业为基础的西汉王朝，则需要稳定、和平的环境，才能保障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汉、匈之间一场决战是无法避免的。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十万骑兵击匈奴，加上步兵及辎重运输的部队共数十万人。因匈奴根据地已迁至漠北，所以此次出击也决定深入漠北。卫青、霍去病率军分别出定襄、代郡长驱进击。卫青一路穿过戈壁在沙漠中行进千余里，才与匈奴单于伊稚斜所率主力相遇，一场鏖战就在茫茫大漠中展开，在暮色苍茫中“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以武刚车（兵车的一种）自环为营，以五千兵同匈奴万骑对阵，而以重兵埋伏于两翼。大战一日，汉兵两翼伏兵将匈奴团团围住。汉兵愈战愈勇，“士马尚强”（同上）。匈奴力不能支，“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汉书·匈奴传》），遂与数百名亲信卫士向西北突围而逃。卫青率兵追之二百余里，边追边战，俘虏、斩首匈奴达一万九千余。至颜山赵信城（今鄂尔浑河以南，系赵信所建）终未追到单于，而得到匈奴贮存在这里的粮食。汉军在这里留一日，食其积粟后，“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次对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至匈奴部众都以为单于伊稚斜已经被杀，其右谷蠡王竟自立为单于。后来，伊稚斜逃回后，才复其故位。
另一路由霍去病率的军队也取得很大胜利。大军出代二千余里，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旗北）大败匈奴左贤王，俘七万余人。霍去病亲自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禅，祭告天地表示将此地收归汉朝，然后班师回朝。
这次大战双方损失都不小，匈奴军队损失达八九万；汉朝损伤军队也达一万余，马匹十余万。而由卫青指挥的前将军李广，因所率部队迷路，未能参与战斗，得罪被迫自杀。[158]
然而，此次战役是汉武帝时期——也是西汉时期对匈奴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从此以后匈奴再不敢贸然进犯，向北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
百余年的匈奴为患，至此基本得到解决。
四 双方暂时休战（前116年至前101年）
沉寂的前线 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汉与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战争，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当然，所谓“沉寂”并非没有一点战斗，只是形势稍有缓和而已。
这是因为双方都需要休战。
匈奴自遭到几次打击，特别经过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两次战役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秦以来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其势力范围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转移。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初，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这里说左贤王辖地东界是貉、朝鲜，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张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经过河西、漠北战役“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自是后（元封六年），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此时其势力范围已西移至“云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头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遥远的北方，可见，匈奴已丧失大片地区，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暂时已无力单独进攻汉朝边境，只能一面恢复喘息；一面继续压迫、联络其统治下的西域各属国，以便共同进扰汉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暂时的休战。
在汉王朝这一面，也同样需要休战。首先，因在几次战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国库空虚，“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不得不暂时收缩阵线。而由于匈奴势力向西转移，汉王朝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线的战略布置重要的内容即联络西域诸国，但联络西域诸国的前提必须开发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汉书·西域传》）为“断匈奴右臂”，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刻汉王朝政府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战事“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样，汉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双方完全停止了冲突，事实上，边境上的零星战斗仍在不断。汉王朝还准备着继续向匈奴进攻。
在这段战争低沉时期，两位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和卫青先后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史载：“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汉书·匈奴传》），看来对伐匈奴也有影响。
开发河西的措施 为巩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卫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断匈奴右臂”，汉王朝在此期间大力开发河西。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项：
置郡。收复河西后，汉王朝先后在这里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159]置郡后，河西地区同内地一样，在统一的郡县制行政系统下正式纳入汉王朝统治版图，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治，从而促进了各族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生产进步，文化发展和增进各民族团结都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烽燧遗址（甘肃安西西部）
徙民。置郡以后，汉王朝有计划地向这里进行移民：据《汉书·食货志》载：元狩年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记载：“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镇压后，也“分徙酒泉郡”（《汉书·武帝纪》），还有一些罪犯“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师古注）。以后还不断有贫民、刑徒等被迁徙到这里。不断向河西移民的结果，使这里户口数迅速上升，改变了人烟稀少的状况。至西汉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达二十八万多人（见《汉书·地理志》），有人估计连同戍卒则达“五十万人”（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见《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这无疑对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都有重要作用。
屯垦。开发河西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屯垦。建郡、移民以后在当地垦田生产，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河西地区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本就宜于农牧生产。移民后，汉政府又给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农具，并注意开发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河西的屯垦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绩最大，将在下章详叙。
由于上述诸项措施，河西的防务工程建设也大规模地兴建起来，“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书·赵充国传》《史记·大宛列传》）。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保障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亲”的试探 在此期间，匈奴有意回避汉军，无意进行战争。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及匈河将军赵破奴分别率兵出九原和令居击匈奴，结果“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汉书·武帝纪》）。显然是匈奴不愿交战。相反，他们不断向汉王朝作“和亲”的试探。
约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单于“遣使好辞请和亲”。这是赵信出的主意，其目的无非是恢复武帝之前汉与匈奴的不平等关系。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汉朝廷大臣虽有认为可以恢复“和亲”的人，但占上风的意见则是丞相长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书·匈奴传》），即应臣服于汉王朝才能通好。这一方案同样也不为匈奴接受。结果，谈判破裂，使于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立。汉、匈双方仍在不断进行通好的试探，但均因各自坚持原来的立场而无结果。如乌维单于初立，武帝即亲自巡狩边郡，三年以后又巡边至朔方，并率兵十八万向匈奴示威，同时派使臣郭吉亲见匈奴单于。郭吉至匈奴虽“卑礼好言”，但口气十分强硬，条件不能动摇，他对乌维单于说：“（今）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汉书·匈奴传》）告诉匈奴：是归服还是决战由其选择。结果匈奴单于大怒，扣留郭吉“迁辱之北海上”（同上）。但仍不扰掠汉边境，并继续不断派使来汉请求和亲。后来，武帝又先后派王乌、杨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质方可议和亲，匈奴亦不肯。双方使者往还，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当乃止”（同上）。总观元鼎至元封十余年间，匈奴不断作和亲的试探，汉朝也有意休战。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其原因在于双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图恢复与汉朝大战以前的关系，这在形势早已变化的当时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汉朝则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匈奴为“外臣”，这在一贯以汉王朝为掠夺对象的匈奴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和亲”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议破裂准备再战 旷日持久的“和亲”试探，终于因无共同基础而破裂，至太初年间（前104年至前101年）双方又开始准备开战。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乌出使匈奴，乌维单于伪称愿亲自入汉，“见天子，面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武帝表示欢迎，专为其在长安建邸。但单于又以种种借口不来，而派匈奴“贵人”入汉。不料这位“贵人”在长安患病而死。汉朝派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持厚币以隆重礼仪还送其丧。但乌维单于仍怀疑“贵人”为汉害死，扣留路充国，此后既不提入汉事，亦不派太子来汉，并开始向汉边境骚扰。汉朝于是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守朔方，准备出击匈奴。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元封六年（前105）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庐立。此后和议已陷中断，汉王朝一面加强边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汉朝又加紧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师庐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杀之降汉意，武帝即极力策动，筑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迎接。不过，由于匈奴单于及时发觉，杀左大都尉，出兵击赵破奴，结果破奴所率之军全军覆没。分化匈奴之计划遂告破产。次年詹师庐单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后，汉与匈奴的战幕又拉开了。
五 战局重开及汉军失利（前100年至前87年）
武帝末年，自天汉（前100年至前97年）经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后元（前88年至87年）年间，汉与匈奴重开战局，但汉军已不能保持前一时期的优势，而不断失利。
苏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取得很大胜利（见下节），武帝欲以李广利得胜之师制服匈奴。当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假意对汉卑谦，声称“我儿子，安敢望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汉书·匈奴传》）并将以前扣留而并降服的汉使放回。
武帝见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将苏武为使，以中郎将张胜和假使常惠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并持厚礼作答。不料，苏武等到匈奴后，单于态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准备谋劫单于母阏支而降汉，事未成被单于发觉，连及副使张胜。单于怒欲杀死苏武等汉使，经匈奴贵人劝阻，决定召苏武等投降。苏武为杜陵人苏建之子，为人重气节，坚不投降，自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决定自杀。经抢救才得脱险。匈奴以威胁利诱的方法劝苏武投降，均遭到苏武义正辞严的拒绝。后来，单于将苏武囚禁于曾装米的空窖中，不供给饮食。天降雨雪，苏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饥，竟数日不死，这种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惊，就将苏武迁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无人处牧羊，并规定；要公羊产子才得归。这显然是决意将苏武无限期流放下去。
苏武在北海历尽艰辛，常掘野鼠穴觅食，但所持之汉节，从不离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坚贞意志。后来，丁零人又将苏武所牧之牛羊盗走，使他更加困窘。但任何困苦亦未动摇苏武对汉朝的忠心。
在苏武使匈奴的次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单于企图利用李陵劝苏武投降，苏武向李陵晓以大义，结果李陵不仅未能使苏武投降反而被苏武的精神所感动。苏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时才得归还，出使时尚是壮年的苏武，回来时“须发尽白”（《汉书·李广苏建传》）。
苏武出使匈奴，坚贞不屈，在威胁利诱之下不辱使命，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在历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辉。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广利失败和李陵投降 就在苏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李广利是武帝宠后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见下节）。但此次出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最后随百余壮士突围，才得生还，“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尽管李广利打了败仗，归来后仍受到汉武帝的安慰，并拜为中郎将。
接着，汉武帝又派因禛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共击匈奴，无所得而还。
同时，武帝又派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字少卿，“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汉书·李广苏建传》）。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里，后在酒泉、张掖统五千精兵备匈奴。当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出兵酒泉时，曾令李陵为李广利负责后勤，运输粮饷。李陵请求自率一队，武帝命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路博德不愿为李陵作援兵。最后李陵只好自率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李陵军出居延行三十余日至浚稽山与单于兵相遇，匈奴兵三万余骑兵将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围住，但李陵布阵严密，千弩俱发，将匈奴兵击退，并追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又召集八万余骑兵包围李陵军。李陵率兵边战边退，退至山谷中，杀匈奴首级数千余，最后，五十万矢皆尽，战士用车辐、尺刀与匈奴拼搏，败局无法挽回。李陵原欲自杀，后来想到若能有幸脱围，归汉也好向武帝报告战况。于是令战士尚能突围者，准备粮和水，相约突围至遮虏鄣会合。夜半，李陵与壮士十余人突围，匈奴数千兵追击，结果被匈奴生俘。李陵被俘后觉得“无面目报陛下”（《汉书·李广苏建传》），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败固然有一定客观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后也曾长期感到内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节，甚至伺机反正归汉。因此，当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上书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少卿书》）。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情辞恳切，是一篇名作。但无论如何李陵之投降却是不能原谅的，这同苏武之坚持不屈服的气节，成为鲜明的对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与苏武会面，其对苏武的气节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敌，只是由于汉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将其老母及全家杀死，使李陵绝望，从而断绝回归之念。[160]然叛变已成事实，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均改变不了变节之罪名。
李广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后，武帝于天汉四年（前97年）派李广利、路博德、韩说等率兵分别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孙敖率兵出雁门。李广利与匈奴战十余日，其他各军与匈奴接战，均无所得而还。此后五六年双方无甚冲突。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单于立，匈奴内部忙于继位问题，暂时停止进攻。汉王朝方面也因发生“巫蛊之祸”而无暇外顾。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进攻，杀死吏民甚众。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万人出西河、派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匈奴将部众远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径，未遇匈奴。还军时遭到匈奴派来降将李陵率兵袭击。马通军亦一无所获。李广利一军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胜追至范夫人城。
正当李广利乘胜追击之时，传来李广利的妻子被汉朝政府逮捕的消息。原来李广利出师之前，曾与丞相刘屈暗中约定，望刘屈
设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李夫人即李广利之妹，而李广利之女又是刘屈儿子之妻。所以二人谋图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不料，此事被内者令郭穰告发，丞相刘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斩于东市，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狱。正在前线的李广利闻此消息十分忧惧。部属中有人劝李广利降匈奴，广利动摇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于是深入追击匈奴至郅居水上。逢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军与汉军大战一日，李广利部下又有人图谋不轨，被发觉处死。汉军撤至速乌邪燕然山，此时汉军已劳倦，单于亲率五万骑杀来，前后夹击，汉军大乱。早已动摇的李广利终于投降匈奴。
李广利之为将，本因李夫人之宠，其伐大宛，击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权。但李广利贪欲无限，终因妻子被囚而动摇投敌，投敌后妻单于之女。
李陵、李广利相继投降匈奴，标志着汉王朝同匈奴的战争处于失利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汉王朝也不免有小胜，但总的趋势乃是失败。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又傲慢起来，曾遣使致书汉廷，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同时还要求“取汉女为妻，岁给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汉书·匈奴传》）。汉武帝虽未答应这一无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渐渐凶横起来。不过，终武帝之世，双方未发生大战。
轮台“罪己诏”[161]由于对匈奴长期战争，消耗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结果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武帝统治末期，国库空虚，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对匈奴的用兵。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汉武帝“悔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对无限制地同匈奴的战争感到得不偿失，正在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书，请遣屯田卒在轮台以东屯田，他们提出：“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他们还为这种军事性屯田设计出较为周密的方案：“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这些校尉、假司马的任务即率领屯田卒“益垦溉田，稍筑列亭”。同时严敕边郡太守、都尉，加强边防烽火。这样以屯田所获供应边境戍卒，当是一种好办法。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举两得的办法，汉武帝也表示不同意。他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书·西域传》）这时的汉武帝已经感到：连遣卒屯田这样的事，也是疲弱不堪的西汉王朝无能为力的了。国力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休息。而为缓和已经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个雄心勃勃、北伐西征几十年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过去滥用武力的行为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悔过：“曩者，朕之不明……兴师遣贰师将军”，“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承认自己“不明”，无非是笼络人心。然而，这毕竟反映汉武帝已认识到：当时已无力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在这个“罪己诏”中，汉武帝一反以往的方针，公开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上）这表示：从此不再主动向匈奴进攻，而要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于征和四年（前89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这标志着汉武帝的政策开始有根本性改变：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对匈奴的战争开始告一段落。不过，在下轮台之诏不久，后元二年（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也就去世了。
如何看待汉与匈奴的战争 总括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战争，总的趋势是汉朝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武帝末年匈奴势力虽又有抬头，但终未能恢复至汉初的形势。当然，对汉王朝说来，匈奴的问题远未能解决，武帝以后一直至西汉末，直至东汉，匈奴才最后不能为患。不过，武帝时代匈奴和汉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则有一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屈辱、妥协变为征服，这是不能忽视的。
与此有关，历史上匈奴同汉王朝的关系及战争性质问题，曾长期为史学界讨论而不能得出一致看法。近年来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不只是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时也包括了那个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先后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据政权。”（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见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既然如此，汉朝政府同匈奴乃是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汉人同匈奴人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就不应将他们之间的战争视为“侵略”和“反侵略”性质，而应视为“中国内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民族对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进行的战争”（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样的战争不存在是非问题。应当遵照列宁所作的分析：“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0页）。根据这一原则，可以看出：汉代的匈奴是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奴隶制国家，其向中原王朝的侵扰，对中原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见上引谭其骧文）。因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
第二节 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
在我国古老的典籍中，记载着一则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传说：周穆王（姬满）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放辔西驰，行数万里到西方的瑶池。在这里，他会见西王母国君。1978年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发掘出土的西凉时期五号墓前室的壁画上，还可看到周穆王和西王母的形象。周穆王是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841年）的第五代君主。西王母国据传就是在西域。从上述流传得很广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西域和中原的交通往来，从很早就开始了。不过，根据可靠史料，“西域”这一名称，始见于汉人的记载[162]，而西汉政府与西域地区的往来，也是从汉武帝时才开始的。所以史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汉书·西域传》），正是指的这种正式的交往（包括战争和友好）关系。
一 西汉政府与西域诸国的正式接触
“西域”的范围及汉以前同中原的关系“西域”所指的地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指葱岭以西和以东的广大地区；广义泛指凡是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西域”的界限也并不是十分精确的。因为从当时的记载中看，“西域”的广、狭两义常常任意使用。如《汉书·西域传》中记述的“西域……南北有大山……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根据这个记载，“西域”的范围基本上就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地区，即狭义“西域”的界限。但在同书中记载的“西域”诸国及有关事实，又远远超出狭义“西域”的范围。本书所述的“西域”属广义范围。
在汉武帝即位前后，在广阔的西域有多种民族建立了大小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中在西汉时期与汉王朝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大约在葱岭（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的有三十六国，在葱岭以西的还有数十国。能考订出地理位置的有：
（1）塔里木盆地组。在塔里木盆地，共有十七国：
楼兰 （后改名鄯善），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一带，王治扜泥城。
且末 即今车尔成一带（以下不标明者皆在新疆）。王治且末城。
精绝 即今克里雅之东，尼雅北沙碛中。王治精绝城。
扜弥 （《史记·大宛列传》作禛罙，《汉书·西域传》作扜弥）在今克里雅一带，扜弥故城在今克里雅河旁。王治扜弥城。
于阗 即今和田、洛浦、墨玉三地。王治西城，今洛浦北阿克斯比尔一带。
皮山 即今皮山境。王治皮山城。
莎车 即今叶尔羌、莎车、叶城一带。王治莎车城。
以上七国在塔里木盆地之南部，为汉通西域之“南道”（《汉书·西域传》）必经之地。
疏勒 今喀什噶尔、迦师一带，王治疏勒城。
温宿 今温宿、乌什境。王治温宿城。
姑墨 今阿克苏至哈拉玉尔滚一带，王治南城，在温宿东南。
龟兹 今库车、拜城境。王治延城，今库车城。
仓头 今轮台南约25公里地有故城遗址。
乌垒 今轮台策特尔南砂碛中。
渠犁 今尉犁西境砂碛中。
尉犁 今阿满沟至紫泥泉子一带。王治尉犁城，今紫泥泉子一带。
危须 今哈拉沙尔之东曲惠附近有其遗址。王治危须城。
焉耆 今哈拉沙尔一带，旁博斯腾湖。王治员渠城，今哈拉沙尔北。
以上十国，皆在塔里木盆地之北，是汉通西域之“北道”（《汉书·西域传》）必经之国。
（2）昆仑山谷组。散布于昆仑山谷中者有十国：
婼羌 今青海达不逊淖尔一带，辟在西南不当孔道。
小宛 今且末南山中。王治扜零城。辟南不当孔道。
戎 在今克里雅南山谷中。王治卑品城。辟南不当孔道。
渠勒 今策勒南山谷中。王治鞑都城。辟南不当孔道。
西夜 今叶城南山谷中，奇盘山一带。王治呼犍谷。
蒲犁 今叶城西南，王治蒲犁谷，今塔什库尔干。
依耐 今英吉沙南山谷中。王治卢城。
乌秅 《皇清通考》云：在今巴达克山地。王治乌秅城。
难兜 《西域图考》云：今巴达克山西境。
以上十国多数不当孔道。
（3）葱岭山谷组。以帕米尔为中心，有一子午山脉，史称“葱岭”。这里有三国：
捐毒 在疏勒之西，克子尔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带。王治衍敦谷。
休循 在今阿赖高原一带，王治鸟飞谷。
桃槐 地无可考，疑今阿姆河上源小帕米尔一带。
（4）天山山谷组。分布于天山山谷之间有九国：
尉头 今乌什吐鲁番西境，迦师之北。王治尉头谷。
单桓 《西域图考》云，在今乌鲁木齐一带。王治单桓城。
劫 当在今孚远山谷中。王治天山东丹渠谷。疑在今阿拉癸沟中。
卑陆 《西域图考》云：今阜康县南山谷中。王治天山东乾当国。疑今博克达山一带。
且弥 疑在今焉耆北山、察汗通格一带，后分为东、西两部。王治分别在天山东的兑虚谷和于大谷。
郁立师 疑在今奇台县南山谷中，王治内咄谷。
孤胡 （又作狐胡）当在今吐鲁番北白杨河、达坂城一带。王治车师柳谷。
墨山 （简称山）在今吐鲁番南库鲁克山中。
姑师 在今吐鲁番，后分为四：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王国、车师后城专国。
（5）葱岭以西组，共六国：
宾 在今阿富汗境内，王治循鲜城。
乌弋山离国 《西域图考》云：在波斯（即今伊朗）国南境，给尔满、法尔斯等部地。
安息 今伊朗北境。王治番兜城，今盘杜瓦一带。
大月氏 在妫水（乌浒水）流域，今巴克特里亚地。王治监氏城，今巴尔克地。
康居 在今苏联境内花剌子模。王治卑阗城。
大宛 在今苏联所属费尔干盆地。王治贵山城。
以上诸国除大宛外，一般不被视为西域“三十六国”，即不在狭义的“西域”范围之内（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上诸国位置均据此文）。此外，在安息以东，印度库什山西北，还有大夏国，在康居属下尚有奄蔡国（见冯承钧编《西域地名》）在大夏以南还有身毒国（即印度）等等，在汉代的史籍中，都将其列入“西域”的范围。当然这就是广义的“西域”。
西域的诸国林立，人种也很复杂，这里是各民族交凑之地，据有人研究：这里除汉人外尚有“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早在秦朝以前，居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民就同西域地区的人民有着交往。本节开头转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正是这种交往的反映。在《楚辞·离骚》《淮南子·原道训》《山海经》中也可见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只是由于秦以前统治中原地区的国家政权版图范围还没有达到西域，官方的往来和联系尚无迫切需要，所以，当时的“西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秦代，西域各民族和中原民族有了更多的交往，但由于有匈奴在中间阻隔，秦王朝统治者也不曾把西域视为秦帝国的版图。
西汉王朝始通西域 西汉初，匈奴的势力已先于汉而达到西域，冒顿单于先后征服了由敦煌、祁连退至天山以北和伊犁河谷的乌孙、月氏，又迫使楼兰等国投降，葱岭以东的二十余国均归属匈奴。匈奴西部日逐王在焉耆、危须（在焉耆县东一百里）和尉犁（库尔勒）间设“僮仆都尉”对这里的各国、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汉书·西域传》），压榨得十分残酷，这里成为匈奴向中原进攻的重要基地。
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同匈奴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到汉武帝即位后才决心同西域联系。西汉朝廷同西域诸国官方往来，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原来，在今天的甘肃西部的敦煌一带，居住着一个称为大月氏的部落[163]，在汉武帝即位前，大月氏就被匈奴人从水草肥沃的祁连山下赶走向西逃去，匈奴老上单于还把被他杀死的大月氏王的头盖骨制成“饮器”（《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大月氏人虽遭匈奴如此攻击和欺侮，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无可奈何。只好一步步向西远遁。汉武帝即位以后，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此信息，甚为重视。他企图利用大月氏对匈奴的仇恨，与其结为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徙到何处，当时并不清楚，对于神秘而遥远的西域情况，所知也甚少。要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必须派人亲赴西域寻找。而欲至西域又必须通过匈奴占领的广阔地区，这确实是一个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出使西域者，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勇敢地应募。当年，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带着汉王朝派给他的堂邑氏奴甘父等一百多个随从人员，肩负着沟通中原和西域联络、往来的任务，冒着极大的危险，踏上那陌生、遥远而神秘莫测的途程。
张骞率领的出使西域的队伍出陇西，当他们刚一进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内，就被匈奴人捉住送至单于王庭。单于听他们说欲去西域当然不肯放行，将张骞一行人扣留下来达十余年之久。单于扣留住张骞，但不把他杀害，而且给他娶妻生子。这是匈奴对待汉朝归降匈奴的大将或使节的策略，如李陵、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匈奴单于均为其娶妻、生子，其目的无非是笼络他们，以便为匈奴所用。然而，张骞在十余年中“持汉节不失”（《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毫不动摇，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从匈奴逃出。
从匈奴势力范围逃出后，张骞等向西奔走数十天。越过葱岭（今帕米尔）来到大宛国。[164]大宛国王对汉朝的富饶早有所闻，想与汉通使而不得，见张骞来到十分高兴。张骞便对大宛国王说明来意，并应许他回国后，将送给大宛丰富的财物。于是大宛王便派人将张骞一行送至康居[165]，又由康居转送至大月氏。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张骞终于找到了大月氏。
张骞虽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大月氏，不料在这十几年中，大月氏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大月氏的国王被匈奴所杀以后，国内就立其夫人为王。他们从敦煌一带西徙以后，大部分人均迁至伊犁河流域（少部分仍留在原地，后来称为小月氏）。但他们来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又被乌孙人压迫，就继续向西迁徙，最后来到帕米尔以西的妫水（乌浒水）流域，将这里的大夏[166]征服，而定居下来。这里土地肥沃，又很少有敌人骚扰，大月氏人安居乐业，早把向匈奴报仇之心抛在九霄云外了。况且，汉朝距此太远，大月氏对与汉联合对付匈奴之事已无兴趣，所以，张骞在大月氏、大夏盘桓、逗留一年多，“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只得返回。返回时，张骞选择了另一条路，即“沿南山”今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和柴达木盆地，欲从羌人地区绕回。这样走，可能是有意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以免再次被拦劫。但孰料这一路也在匈奴控制之下，张骞又被匈奴扣留。一年以后，恰逢匈奴内部发生争夺单于地位的斗争，国内大乱，张骞才与胡妻及堂邑父一同逃回。他们到长安时，已是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了。
张骞从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以13年的时间跋涉于大漠荒原之中，周旋于敌国异域之间，匈奴的威逼诱惑不为所动，路途的险恶不为所阻，一路上常常依靠善射的堂邑父“射禽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大月氏。虽未达到原来结盟的目的，却经历了中原使者前所未有的途程。其意志、精神和实际收获都不愧为历史上有名的探险家。而西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也从此正式开始：“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汉书·西域传》）正因如此，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并根据他们带回的报告，确定了以后对西域的战略方针。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回到汉朝以后，将在西域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向武帝详细报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对西域诸国详细的、较全面的、真实的首次记录。但是，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说来，张骞的报告最大的吸引力有二：一是西域之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如大宛之马以及大夏、条支、安息等国的土产异物，这是推动汉武帝急于打通河西走廊的原因之一；二是得知从蜀地还有一条路可通西域，这是促使武帝通西南夷的动力。（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已在上一节记叙，通西南夷将在下一节记叙。）因此，在张骞归来后的十余年间，曾被派往击匈奴的前线和通西南夷的道路上。至于与西域的联系，在此期间尚提不到日程上来。
到元狩四年（前119年），通西域的事，终于又提到汉王朝的日程上来了。这时，河西走廊地区已从匈奴手中收回，“幕南无王庭”，匈奴势力已转向西北。西域成为匈奴向汉王朝进攻的主要阵地。要进一步打击匈奴，非从匈奴手中夺回对西域的统治不可。此外，这时的汉王朝军事、政治势力正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早就想向西域耀武扬威，并罗致这里的宝物异兽，于是，通西域就成为汉王朝当务之急了。
这一次通西域的直接目的是联络乌孙。
以前，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因遭到大月氏的攻击，而归服匈奴，将大月氏赶到伊犁河流域。后又在匈奴支持下，占领了大月氏新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并在那里留居下来，“不肯朝会匈奴”（《史记·大宛列传》）。匈奴曾发兵攻击，不能得胜，无可奈何。张骞了解乌孙同匈奴的这种矛盾，就向汉武帝建议：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传》）。
这个建议有两个要点：一“断匈奴右臂”；二因乌孙是伊犁河流域的一个拥有六十三万人口的强国，所以“既连乌孙”西域诸国皆可望成为汉王朝之“外臣”。这当然十分符合汉武帝的愿望，于是就派张骞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往乌孙，进行第二次通西域的远征。
张骞以中郎将率三百人，马六百匹，牛羊万头，并持金币帛等财物“数千巨万”（《史记·大宛列传》），浩浩荡荡地直达乌孙。
张骞到乌孙后，正值乌孙内部发生动乱：乌孙老王称昆莫，时已年至六十，因其太子早亡，昆莫就准备将王位传与太子之子岑陬，但昆莫之次子大禄不服，拥众万余骑谋攻岑陬，老王昆莫见此情形就分给岑陬万余骑，自己也掌握万余骑自备。一时国内分成三派。这样，张骞同乌孙谈判结盟问题，当然不会得到热烈响应。同时，乌孙距汉较远，又臣服匈奴较久，其大臣多愿维持现状，不欲同匈奴动干戈。因此，尽管汉朝提出：若能共击匈奴“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汉书·西域传》），但仍未得到乌孙的允诺。
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张骞这次出使的作用是很大的。首先是远离汉廷的乌孙国王，首次看到汉朝天子派来使节及其所携带丰厚礼物，觉得汉朝的富足，是个了不起的大国。于是，特派使将张骞送回，并献马数十匹给汉天子。到长安来的乌孙使臣，见到这里人多物产丰富，回国后向乌孙王报告，从此，乌孙对汉王朝更加信赖，为以后的通好奠定基础。其次，此次随同张骞出使的副使，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乌孙。他们通过乌孙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张骞于公元前115年归汉，其副使在两年多以后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大部分均愿与汉通使往来，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至长安：“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史记·大宛列传》），从此开始了汉与西域诸国的正式往来。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后，被拜为大行一年以后，即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位大探险家去世，结束了他充满艰难险厄的一生。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了西汉王朝同西域的往来通道。因之史称“凿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因张骞曾封为博望侯，在其死后，汉通西域之使者“往往皆称博望侯”以取信于外国。可见张骞在西域影响之大。经其“凿空”，汉与西域的关系正式开始了。
二 征楼兰、破姑师、通乌孙
自张骞两次通西域后，汉王朝就进一步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打破这条通路上的障碍，削弱匈奴的势力。
征楼兰破姑师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今之罗布泊，汉代的楼兰就在罗布泊北岸，孔雀河入海处，正当由汉去西域的必经之路。[167]姑师后称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为当时出玉门通天山之要冲。楼兰自汉初至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前“为匈奴属国”（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姑师则更是直接受控于匈奴：其前庭在通天山山路的南谷口，南行可至焉耆，其后庭在北谷口，西行三百里可达乌鲁木齐，东行七百余里可达蒲类海。这都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其负责奴役、统治西域各国的僮仆都尉，就“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书·西域传》），而蒲类海即匈奴右部之南边。匈奴人对这一地区控制得十分严密，普遍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从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可以看到楼兰的奴隶买卖和使用十分盛行[168]，姑师当也相去不远。由于这两个小国处于汉王朝去西域的必经之路上，必须承担迎送汉朝使节的任务，而汉使往来频繁“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西域传》），使这两国“不胜其苦”，再加上匈奴对他们一直不放松控制，所以楼兰和姑师常常充当匈奴耳目，替他们刺探情报，甚至劫杀汉使。于是，楼兰和姑师成了通往西域道上的严重障碍。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王朝派大将赵破奴率汉王朝属下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属国骑”和郡兵共数万人向姑师进攻，汉使王恢曾多次被楼兰留难，这次也被派来佐赵破奴统兵。赵破奴先以七百轻骑突袭楼兰，俘楼兰王，接着又破姑师。汉军胜利的捷报，远传至乌孙、大宛等国，汉朝更将边防要塞向西修至玉门关。从此敦煌以西的通路较为安全了。
楼兰被汉征服后，向汉王朝贡献礼品，并将楼兰王一个儿子送至长安为质。这样一来匈奴当然不满，于是发兵攻楼兰，楼兰王又将一子送匈奴为质。后来楼兰就不得不追随匈奴，如太初四年（前101年）当汉朝派李广利征大宛时，匈奴即令楼兰袭击汉军，阻止其通过。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命驻守玉门关的将军任文率兵至楼兰，将楼兰王捕至长安审讯。楼兰王对汉武帝直言不讳，他说：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汉书·西域传》），不得不如此，并表示愿将其国迁入汉王朝内地。武帝也只好将其放回。可见，楼兰也自有其苦衷，其对匈奴和汉王朝的态度实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不过，自此以后直至汉武帝末年，楼兰对汉朝基本是服从的，由是匈奴“不甚亲信楼兰”（同上）。
毋庸讳言，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汉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属国的统治，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大汉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这当然不能将双方的关系处理得很恰当。同楼兰的关系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个问题。楼兰归汉后，长期有一王子在长安为质。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其国派人来请求将为质的王子放回继位。谁知这一王子因犯汉法被处以宫刑，汉王朝不愿让楼兰国得知，伪称这个王子“天子爱之，不能遣”（《汉书·西域传》），令楼兰另立国王。在新立的楼兰王即位后，汉王朝又责令其派一子入汉为质。楼兰王只得从命，同时为维持与匈奴的关系，楼兰又派一子至匈奴为质。不久，楼兰王又死，匈奴先得到消息，立即派为质的王子归国继位。汉王朝得知后就令新王入汉，宣称“天子将加厚赏”（同上）。但是，楼兰的统治者见先后二王子入汉皆不归，当然有所猜忌，然又不敢公开拒绝，只好拖延，托辞“新立，国未定”（同上）。答应后年再入朝。更为楼兰不堪忍受者，是汉朝官兵的骚扰。虽楼兰王曾有迁居之请求，但终未得到允许，所以其国始终居于西汉王朝入西域的东端，这里汉使、汉军往来不断，楼兰要负责迎送，负水担粮，招待住宿以及当向导。而其国所处之白龙堆又是极为贫瘠之地“乏水草”，特别又常常“为吏卒所寇”（《汉书·西域传》），这是汉武帝实行的专制主义民族政策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这样，楼兰的统治者对西汉王朝和匈奴总是首鼠两端。他们多次为匈奴内应，“遮杀汉使”（同上），暗地帮助匈奴为患。
尽管如此，自元封三年（前108年）破楼兰和姑师以后，在通往西域的大门口的障碍，总算扫除了。
与乌孙的和亲 征服楼兰和姑师以后，汉王朝在西域的影响迅速扩大。当时汉王朝的使节有的已越过葱岭，到达里海南部的安息。由于通道已开，安息以及附近之诸小国皆随汉使至长安，入见天子。安息还以鸵鸟卵，黎轩国还以杂技演员献给武帝。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也常常率远方来的使者“巡狩海上”，并在这些使者面前显示汉王朝的“富厚”。这些使者“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史记·大宛列传》）。这些使者归国后自然盛言汉朝之强大。
早在元鼎二年（前115年）乌孙就曾派使随张骞入汉，当时的乌孙对汉尚抱观望态度。但其使者到汉以后，见汉王朝之殷盛，归国向乌孙王报告，从此乌孙对汉王朝更加信赖。然而，匈奴得知乌孙欲与汉通好以后，竟准备发兵攻击，对乌孙施加压力。匈奴这样做不仅未能阻止乌孙与汉通好，反而起了加速作用。乌孙为取得汉王朝的保护，特派使献马给汉王朝，并请求与汉和亲“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书·西域传》）。汉王朝答应了乌孙的请求，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献良马千匹为聘，汉王朝则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莫，又“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汉书·西域传》），赠送了丰厚的礼物。匈奴见汉与乌孙和亲，也赶忙把女儿送给昆莫。结果乌孙昆莫就以细君为右夫人，而以匈奴女为左夫人。
可以看出：汉与乌孙的和亲同以前与匈奴和亲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建立在友好的基础上的关系，是有利于两个民族团结的。
细君出嫁乌孙在政治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她至乌孙后“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汉书·西域传》），加强了汉王朝与乌孙的联盟。但细君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与其个人生活的悲欢并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昆莫已老，加之语言不通，细君的悲愁是不难想象的，其痛苦心境从她自作的歌中充分地表达出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书·西域传》）为安慰她，汉武帝每隔一年便派人给她送去“帷帐锦绣”等。后来，乌孙王昆莫由于年老，欲将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岑陬，细君不愿，上书向武帝报告。武帝答复说：要从其国俗，以便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共同对付匈奴。细君顾全大局遂为岑陬之妻。老王昆莫死后，岑陬继位，细君生一女名少夫。不久，悲痛思乡的细君便离开了人世。
细君死后，汉王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嫁给岑陬。后岑陬死，传位给其叔父之子翁归靡，按照乌孙之习惯，解忧公主又嫁与翁归靡为妻。解忧同翁归靡共生三男二女：长子叫元贵靡、次子叫万年，后为莎车王，三子叫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他们在加强汉王朝与西域各国联盟、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时同乌孙的和亲，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巩固双方友好关系，进一步打击匈奴，以及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对于汉代的贵族公主来说，离开汉王朝前往“蛮夷”之地的西域，并不都是十分惬意的，但和亲这一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 伐大宛、争姑师
汉王朝的势力在西域虽有所增强，但匈奴对这里的控制仍远未消除，故汉王朝又有伐大宛、争车师之举。
伐大宛的原因 大宛为葱岭以西之一小国，距长安万里，旷漠阻隔、人迹罕至。汉武帝为何兴师动众大张挞伐呢？
首先由于汉王朝欲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尽管乌孙等国与汉通好，但大宛以西即葱岭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地近匈奴的小国，仍然对汉王朝怀有异心，而顺服于匈奴之统治。匈奴之使节持单于一信，在这些国畅行无阻，迎送招待，不敢留难。但汉王朝之使节至此，则“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史记·大宛列传》）。可见，这些距汉较远的国家畏匈奴甚于畏汉。欲改变这种形势就得动武。
其次，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对汉代统治者也有极大的诱惑力，如这里“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以及马喜吃的苜蓿，都是汉朝所无。汉朝的使节曾带回苜蓿和蒲陶种子，在长安种植。尤其是听说大宛产善马，名汗血马，更令爱马的武帝动心。这就更刺激了汉武帝伐大宛的欲望，除此，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的求神成仙的思想，认为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决心已下，认为小国大宛如果不能攻下，将会使大夏等国轻汉，于是坚持继续攻大宛，并把主张与大宛停战的邓光等治罪，释放囚徒材官，征发恶少年及壮丁，筹集马匹准备再战。
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令李广利再次攻大宛。这次征大宛之军队达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骆驼等万数。为支援伐大宛的军事行动，征兵集粮，运输供应“天下骚动”（《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兵源不足竟至“发天下七科谪”（同上）以补充。
这一浩荡的队伍，对沿途小国发生了震慑作用，所至之处无不争先迎送，只有轮台不睬，汉军攻数日“屠之”（《史记·大宛列传》），从此直到大宛一路毫无阻碍。不过即使如此，到达大宛的汉军也只剩三万人了。
在大宛城下，汉军遇到激烈的抵抗，攻四十余日不下。最后还是大宛贵族杀掉国王毋寡求和，汉军才得取胜。大宛投降后，汉军挑选善马数十匹，中等良马牡牝三千余匹，并立与汉友善的大宛将味蔡为王，然后结盟而还。武帝原以为取胜是轻而易举的，故派李广利统兵，并拜其为“贰师将军”，以取悦于广利之姊，武帝宠姬李夫人。谁知，李广利此次出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汉军经过沙漠和盐泽就已疲惫不堪。一出盐泽就碰到当道诸国的阻挡，这些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史记·大宛列传》）。汉军必须攻下这些小国才能取得粮食、给养，只好边战边进，及至到达郁成国时，饥乏的汉军士卒又被“杀伤甚众”（《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李广利见取胜无望，只好率残兵败将撤回。太初三年（前102年）汉军退至敦煌时，所剩的士卒只有十分之一二了。
汉武帝原想给李广利立功的机会，没想到他却大败而回。所以，当李广利派人向朝廷报告并要求罢兵时，汉武帝大怒，竟派人在玉门关阻止李广利等入关，并宣布“军有敢入者辄斩之”（《史记·大宛列传》）。这时，赵破奴所率之二万汉军也被匈奴所败，朝廷大臣有的主张先放弃攻大宛而专力攻匈奴。但武帝不听，又有方士在一旁鼓动也许对汉武帝决心征大宛起了一点作用。[169]
总之，巩固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加上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就是汉王朝远征大宛的原因。
李广利两次征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等到大宛，欲换取大宛之贰师（今苏联境内之mapxa-mat）出的名为“汗血马”的善马。但大宛国王认为汉远在沙漠和盐泽之东，很难派兵出击，就拒绝汉使要求。汉使车令遭到拒绝后大怒，口出不逊，并“椎金马而去”（《史记·大宛列传》）。大宛统治者就联络其东邻郁成国劫夺汉使财物，并杀死汉使。
消息传至长安后，武帝大怒，立刻发兵攻大宛。他轻信浞野侯姚定汉所妄言“兵不过三千人”“即尽虏破宛矣”（《史记·大宛列传》）。马上派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出征。
李广利得胜归来，受到武帝厚赏：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不过，这次胜利乃是武帝倾全国之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换来的。李广利并无统帅的德才。所以，11年后这个依裙带关系而成名的将军，终于成了投降匈奴的变节者。
尽管汉武帝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征大宛，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也有益于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汉征大宛胜利后“匈奴失魄，奔走遁逃”（《盐铁论·西域》），西域诸小国纷纷派人入质，与汉通好。汉朝也在敦煌以西至西域的路上置亭障，设田卒，并“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使西域同汉王朝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争姑师 汉武帝统治时期，在伐大宛以后，对西域的重大军事行动，还有二次出兵车师。早在元封三年，汉就在征楼兰时，破姑师（即车师）。不过那只是给车师以初次打击。由于车师所处的位置正在匈奴控制之下，所以车师往往站在匈奴一方与汉为敌。而汉军征匈奴时，也不能不同时进攻车师。
天汉二年（前99年），当李广利、李陵率军攻匈奴时，同时派匈奴降者开陵侯率楼兰兵伐车师。如前所述，此次出击匈奴的汉军大败而回，开陵侯所率击车师之军也因匈奴数万骑援军救车师，而无功返回。
汉再次攻车师也是在击匈奴之时，征和四年（前89年）李广利率兵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莽通出酒泉击匈奴。莽通所率之四万骑必须经过车师，所以在进军中特派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地兵攻车师，以防车师袭击，结果车师王降，汉军得以顺利通过。
从二次攻车师的原因可以看出：汉攻车师主要在于匈奴在这里的势力很大，成为牵制汉军的力量。不将匈奴从这里赶跑，车师是很难站到汉朝方面的。但是，在汉武帝时并没有达到赶走匈奴的目的，所以，争夺车师的战略任务并没有完成。
第三节 汉王朝统治下的西南、东南和东北各民族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同西南、南方、东南、东北地区的各族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
一 通“西南夷”
处于今云、贵、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之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初，虽然民间往来并未中断，但西汉政府只是在高后六年（前182年）于僰道（今四川宜宾）和青衣（今四川雅安）置关市，管理贸易，此外就顾不上这些地区了。
唐蒙出使夜郎 汉初，“西南夷”地区有许多部落，其中有滇、夜郎、邛都、嶲、昆明、徙和笮都、冉駹、白马等等。其中“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据考证，夜郎原属于百越中的骆越族，到汉初才形成一个新兴的夜郎部落联盟，故其名称不见于西汉以前之史籍。到汉武帝时，夜郎国已据有今贵州兴义与广西凌云一带，即桂之西北角与黔之西南角均为夜郎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朱俊明《夜郎族属为骆越证》，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
尽管这样，汉初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情况，包括夜郎国在内是不甚了解的。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汉王朝派大行王恢击破东粤后，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劝其内属。唐蒙在南粤吃到枸（ju音矩）酱，询问此物从何而来，才知枸酱是蜀之特产，商贩从蜀地将其运往夜郎，再从夜郎的牂牁江（今北盘江）运至南粤的。回到长安后，唐蒙又从蜀地来的商人报告中得知：从夜郎通向南粤的牂牁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于是就向武帝上书“通夜郎道，置吏”（同上）以利用夜郎十万精兵，沿江而下，征服南粤。武帝即刻批准唐蒙之建策，拜其为中郎将。率兵千人，后勤部队万余人，经巴苻关进入夜郎。统治该地的夜郎侯多同原不知汉有多大。唐蒙到后，赠给他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多同见汉军威武之阵营，听到汉王朝之强大、富饶，自然甘心向汉。唐蒙与其约定：在该地依汉制度置吏，并答应让其子任县令。
唐蒙完成使命回到长安后，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置犍为郡，并派巴蜀士卒修筑由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这就是史称的“南夷道”。
在唐蒙通使夜郎之时，曾征发蜀地大量士卒，又曾以法诛杀了一些部落首领，引起巴蜀当地居民惊恐。武帝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派为郎的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前往安抚。司马相如到蜀地后，以武帝名义发布檄文，说明唐蒙兴师动众，“惊惧子弟，忧患长老”（《汉书·司马相如传》）并非皇帝本意，敦令当地官吏晓谕百姓安心生产，勿生异心。这件事反映了汉王朝对西南地区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自唐蒙通夜郎以后，汉王朝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密切多了，犍为郡的设置，标志着“西南夷”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司马相如通“西南夷”自夜郎归属汉朝以后，居于今四川宜宾一带的僰人亦归属于汉。[170]接着，邛、笮等小国的国君也都要求归附。这些小国均因听说汉王朝强大、富饶，又见夜郎等“南夷”归附后“得赏赐多”（《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愿同“南夷”一样，请汉王朝派官吏来治理。汉武帝问刚奉使归来的司马相如应如何处理，司马相如认为：邛、莋、冉駹这些“西夷”地近于蜀，道路较易开通，秦时曾设过郡县，至汉初才罢弃，现欲重新设置，远较“南夷”容易得多。武帝以为然，就在元光五年（前130年）派司马相如出使，并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为副使，用巴蜀的财物为礼品送给“西夷君长”。结果邛、莋、冉駹、斯榆等部落均愿归附，拆除了这里的边卡。同内地一样，设置了一都尉，置十余县。从此，西达若水（雅砻江）和青衣江（大渡河），南到牂牁江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同内地统一起来。并开通了灵关道（四川芦山县东南），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邛都（西昌）。不过，由于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费用浩大，为集中力量对付匈奴，“西夷”的开发并未大规模地进行（参见1977年出版《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对开发“西南夷”的不同主张 在统治阶级中间，对开发“西南夷”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很大力量对付北方的匈奴，需用大量的人力、财力；二是在唐蒙修治“西南夷道”的过程中，征发巴蜀地区的徭役过度，引起当地人的不满，所以在朝野间均有人反对汉王朝花很大力气开发“西南夷”。当权的官僚中，以博士公孙弘为代表，认为“西南夷”对汉王朝来说是“无用之地”（《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建议汉武帝放弃它，其实他的这种主张不仅是对“西南夷”，就是对匈奴也是如此，当时正置朔方郡来对付匈奴，公孙弘也同样主张“罢之”（同上）。后来汉武帝令朱买臣等与公孙弘辩论，提出的十条理由，他一条也回答不上，最后只好承认自己无知，但仍坚持“罢西南夷”而“专奉朔方”。当时，与公孙弘看法相同的大臣不只一个，如徐乐、严安等也都认为“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非天下之长策”（《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以公孙弘为代表的这一种意见，虽然并未动摇汉武帝伐匈奴，通西南夷的决心，但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如公孙弘坚持放弃西南夷，而“专奉朔方”就得到汉武帝“许之”（《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西南地区开发的缓慢，显然与此不无关系。
在野的“耆老”反对开发西南夷者，主要是蜀地的地方势力，“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史记·司马相如传》）。他们反对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在西南夷修路和赏赐，增加蜀地人民负担，使“百姓力屈”，另一方面也怕汉政府侵犯了地方势力。而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反对派，其反对汉政府经营匈奴、西域或西南夷的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据，则是“华夷之别”。他们认为“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史记·司马相如传》）。显然，这是一种“外夷狄而内华夏”的古老的、守旧的理论，是奴隶制时代的周天子对周边少数民族统治的方针。在进入封建时代，尤其是自秦统一后近一百年以后，仍然用这种理论和方针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无疑是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发展背道而驰的。
当然，汉武帝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上述守旧观点的实质，但作为封建皇帝他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向往“大一统”的局面。所以，当蜀地“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又向朝廷唱起上述论调的时候，武帝便授意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进行驳斥。在这篇文章中，司马相如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封建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理论，他指出：若永远照古老的传统“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连巴蜀之地也是“蛮夷”之地，哪里有今天的进步呢？如今汉王朝将西南地区统一起来是顺乎当地人要求的，“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史记·司马相如传》），而这些地区统一于汉王朝之下也是有好处的“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不亦康乎”（同上）。如果汉王朝放弃这些地区，是不符合“拯民于沉溺”之义的。哪能以“劳民”为借口而放弃此“急务”呢？司马相如的这些说法固然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出发的，但其主张统一的观点及历史进步的理论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因而是进步的。那一批守旧的缙绅先生被说得哑口无言，茫然不知所措“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最后只好“迁延而辞避”（同上）。
关于西南夷的争论，反映了汉代地主阶级内部对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汉武帝、司马相如为代表的维护统一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从以后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反对的意见虽是一种陈腐的、守旧的观点，但其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很大，直到两汉以后还不时有类似意见出现。[171]
益州诸郡的设立 由于北方伐匈奴的战争方炽，以及朝野的反对，通西南夷的进程在司马相如归来以后，曾一度停滞。但自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由西域回到长安以后，又激起了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兴趣。原来，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蜀布和夜郎产的邛竹布，据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运来的。身毒既在大夏东南方，并有蜀和西南夷的物品，此处必距“西南夷”地区不远。所以，张骞归来后就向武帝建议：若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由身毒去大夏等西域诸国必然可通，这就可以绕过通往西域路上的匈奴阻碍。这一设想尽管与实际有很大距离，不可能实现，却激起汉武帝通西南夷的热情。当即派使者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这些使者虽然没有找到通往大夏的道路，也未到身毒，却有一批使者到滇、昆明地区，并了解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叫“滇越”（今云南腾冲）。另一批使者到了滇池地区，得到滇王的帮助“留为求道”（《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找寻通往身毒的道路，达四年之久。虽然因昆明阻挡未能找到，但从此使滇王知汉之广大，对汉产生好感。汉使先后归来后“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同上）从而引起汉武帝注意。自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朝便于长安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汉书·武帝纪》注引臣瓒曰）准备进攻昆明。
随着北方对匈奴的胜利，对西南方面也加紧进行：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击破南粤后，又接着平“南夷”，设置牂牁郡（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又因“西夷”的邛君、莋侯作乱，将其杀掉，改邛都为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楚雄州北部），改苲都为沈黎郡（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在白马氐族地区设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地区）。这些地区也同内地一样，实行了郡县制。
由于滇王不听劝说，不肯“入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王朝发巴蜀数万兵先击破追随滇的两个小部落——劳深和靡莫，“以兵临滇”，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滇举国降”（《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王朝在这里设置益州郡，并赐以“滇王”印。1958年在云南晋宁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一方，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与此同时，汉王朝派郭昌、卫广攻击屡次拦截汉使的昆明，元封四年（前107年）和元封六年（前105年）郭昌两次率兵击昆明，终于在几年后将其降服，以其地并入益州郡。
益州诸郡的设置标志着汉王朝统一的进一步加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在行政上正式并入汉王朝，对于发展文化、经济交流、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都是有进步意义的。汉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同内地的联系，如修路、屯戍以及规定在一定时期不征收赋税，等等，都有利于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因此，通“西南夷”之举是值得肯定的。
二 东瓯、闽越、南越的统一
在武帝以前，越（又作粤）人聚居的地区还有东瓯、闽越、南越等以王国的形式存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些地区也统一于汉王朝的郡县制，使汉族同越的经济文化，进一步融合。
东瓯的内徙 惠帝时封越东海王摇为王，都东瓯，世称东瓯王。吴楚七国之乱时，东瓯曾追随吴国叛乱。吴王刘濞兵败后，逃到东瓯，被杀于丹徒，已如前述。吴王刘濞有子名子驹，逃亡至闽越，常鼓动闽越向东瓯进攻，为其父报仇。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果然发兵围东瓯。东瓯粮尽援绝，派人向汉武帝告急求援。当时朝廷中之大臣对东越诸小国不甚重视，武帝问太尉田蚡以对策，田蚡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史记·东越列传》），主张不管。武帝派谒者汲黯前往调查，汲黯到中途就回来，报告说“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汉书·张冯汲郑传》）。但有一些大臣则主张干预。中大夫庄助就认为：东瓯以有危难前来求救，若不管“又何以子万国乎”（《史记·东越列传》）。武帝支持庄助的对策，即派庄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但会稽太守拒绝出兵，庄助执行军法斩一司马，令其服从，才得率会稽兵赴东瓯。
闽越风闻汉军来救东瓯的消息以后，立即撤兵，因此，庄助所率之军未至，东瓯之围已解，但东瓯畏惧闽越攻击，向汉王朝请求举国内徙，得到准许。于是东瓯之越人即迁居江淮之间。其迁往内地人数约四万余人，居于庐江郡（见《史记·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这部分越人同当地人民杂居，从而与中原人民融合，“大致复合于中夏系统矣”（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
闽越国的灭亡 闽越在汉初是较为强大的一支越人，其所居之闽中之地又十分险要，“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汉书·严助传》），所以甚为凶横。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又发兵攻南越。此时南越王赵佗已死，为王者是赵佗之孙胡。胡向汉王朝上书说明“不敢擅兴兵”（《史记·南越列传》）请求武帝裁决。武帝赞赏南越王朝“守职约”（同上）立即派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率兵伐闽越。闽越王郢闻汉军来征，“发兵距险”（《史记·东越列传》），但闽越王郢之弟余善与相、宗族联合将郢杀死，献其头于王恢。汉军乃罢兵而还。不久武帝诏封未参与同汉军对抗的原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之地。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举兵反汉，汉派楼船将军杨仆等征伐。东越王余善也请求以八千士兵跟随杨仆征南越，但暗中却与南越反叛势力勾结。直到杨仆等已破南越叛军，尚不见余善的越军。此时，东越王余善的反端已见。只因汉军刚刚讨伐南越“士卒劳倦”（《史记·东越列传》）而未发兵。
元鼎六年（前111年），余善公然举起反旗，自立为武帝，命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并攻入白沙、武林、梅岭等地杀死汉三校尉。汉武帝立即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分四道向闽越进攻。元封元年（前110年）几路大军攻入东越，但东越凭其地势险要“败楼船军数校尉”（《史记·东越列传》），战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后还是由于东越内部有越衍侯吴阳率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又有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将余善谋杀，以其众降汉，战争才胜利结束。东越灭亡后，汉王朝将其地居民迁往江淮一带，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居。其繇王居股等有功之越人，皆论功封侯。从此，东越（闽越）即不复以王国的形式存在了。
南越相吕嘉叛乱 南越国自赵佗于建元四年（前137年）死后，继位之国王同汉王朝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汉王朝为南越解围而消灭闽越之后，南越王胡对汉王朝更是感恩戴德，曾向汉使者庄助表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史记·南越列传》），并派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同时表示随后自己也赴首都入见天子。但庄助走后，南越国大臣纷纷劝胡不要入汉，胡遂伪称有病，十余年终未至长安。胡死后，宿卫长安之婴齐归来继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女樛氏，生子兴。越王婴齐死后，子兴嗣立，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派安国少季赴南越，宣谕南越王兴及太后入朝，并以卫尉路博德等率兵屯桂阳为后盾。王及王后均愿“内属”，唯丞相吕嘉反对。吕嘉为南越老臣，曾在三代越王下为相，其宗族为显宦者七十余人，在国内耳目甚众。他曾屡次反对王及王后“内属”，不愿放弃独立王国之地位，但“王弗听”，于是，吕嘉即利用其在国内的威势“得众心愈于王”（《史记·南越列传》），及太后与安国少季有奸[172]，煽动越人阴谋作乱。
吕嘉的反状已明，但汉武帝认为南越王及王后均已附汉。仅一吕嘉为乱不须兴师讨伐。欲派庄参率二千人前往宣谕，庄参认为人少。故济北相韩千秋大言：“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史记·南越列传》）于是武帝派韩千秋和南越王后弟樛乐为将率二千人入南越。
吕嘉见汉朝派兵入越，于是公然举兵反叛，杀越王、王后及汉使者，立明王（赵佗子）长男越妻所生之子术阳侯建德为王，同前来的汉军展开正面战争。
南越地置郡 韩千秋率兵入越后，虽取得小胜，毕竟由于人少，未至番禺就被越兵消灭。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率江淮以南十万楼船之师征南越，另从零陵、巴蜀又有几路大军前往配合，分路进击，元鼎六年（前111年）楼船将军杨仆大军先至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后至。两路大军并力攻城。由傍晚攻至天尚未明，城中越人即投降。吕嘉等与其亲信数百人逃入海中，路博德派人追赶，最后越人都稽将吕嘉捉住。延续93年的南越国从而灭亡。
南越灭亡后，汉王朝将其地置九郡：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郁林（今广西桂平西，治所布山）、合浦（治所合浦，今广东合浦北）、珠崖（治所瞫都，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岛儋州西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郡。
南越改郡后，使这里同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特别是汉族地区人民不断南迁和越族许多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因此，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 汉武帝时期的东北各民族
汉代东北各族及分布 居住于东北地区的民族，除汉族外，在西汉时期主要的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貊等。
肃慎与挹娄为居住于东北的两支古老民族，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一族而异称，如《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近世学者也有据此而断言：肃慎“亦即挹娄”（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第74页），有人认为“挹娄人是古代肃慎人的后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也有将汉代的肃慎与挹娄视为不同之两族的（丁谦说，见《东北通史》引）从现有史料分析，肃慎与挹娄可能是一族中的两支，到汉代这两支都同时存在。[173]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今张广才岭和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一带。
夫余、貊、高句丽也属同一族（金毓黻《东北通史》第76页）。夫余居于今吉林松花江伊通河流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与中原有着经济、文化的往来，其居住地区土地肥沃，盛产貂、豽等毛皮及良马、赤玉，至汉武帝时已出现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和宫室。高句丽在夫余之南，今鸭绿江以西，分为消奴、绝奴、顺奴、灌奴、桂娄等五部。其生产也较发达，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
乌桓与鲜卑都是由东胡族发展、衍化而来。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四十里，兴安岭南行正干大山），遂称为乌丸（丸与桓通）。当时，乌丸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而居。人人均会骑马射箭，强健勇敢，妇女会织毛毯，男子能制造弓、矢。但匈奴正强大，乌桓受其奴役，每年须向匈奴进贡大量财物。鲜卑也是因东胡中的一支逃到鲜卑山（今内蒙古洮儿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而得名，与乌桓为邻，其状况与乌桓相似。[174]
武帝时期与东北各民族关系 汉武帝时期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大，东北地区各族同汉政权的关系亦日益密切。首先是受匈奴奴役的乌桓，由于匈奴的失败而脱离匈奴的统治，回到汉王朝属下。霍去病击败匈奴左部以后，即将这里的乌桓迁至上谷、渔阳、辽东等地。西汉政府还在那里设立了乌桓校尉进行统治。乌桓从此成为西汉政府监视和打击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汉武帝时又在高句丽置县，属玄菟郡（在今辽宁省新宾西），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汉武帝还赐给“鼓吹伎人”（《后汉书·东夷列传》）。沃沮等族皆在其属下。
汉武帝时期虽未把经营东北作为政治、军事的重点。但由于北方匈奴势力的败退，东北各族人民同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证明：西汉以后东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融合、交流比以前显著加强，如1954年发掘的辽阳三道壕遗址，在揭露的一万多平方米面积内，共发现居住址七座，并有成套铁农具出现（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972、1977年在绥芬河流域东宁大城子、团结两处发现的挹娄人遗址，据对大城子f2出土的木炭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2100±85年，正当西汉初期或汉武帝时代，这里发现的铁器，尤其是一件铁镰，非常类似于汉代中原地区的同期铁镰，而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当时挹娄人是不能制作铁器的，这类铁工具当系中原传去（转引自《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黑龙江省古代历史的新见证》）。此外，在东北各省均不断发掘出许多文物，反映了当地“原始文化由于汲取了新的滋养，社会生活出现过显著变化。汉族居民，汉代文化对于促进祖国东北历史的发展曾发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载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本章小结
汉武帝时期是汉民族同周边民族关系大发展的时期。首先，在这个时期汉王朝改变了对匈奴忍辱妥协的方针，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并取得辉煌战果。匈奴对西汉政府和中原人民的威胁从此解除，这对于生产发展和各民族友好往来，都是十分有利的。武帝时期对西域战争的胜利，使众多的少数民族归附于汉王朝，加强了统一，这对于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好处，是符合各民族利益的。西汉王朝同其他各族关系进一步密切，也是有利于我国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封建时代的局限性。无须回避，但也不必苛责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