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复归统一于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汉。这个以刘邦为首的地主集团创建的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开始，至公元8年被“新莽”代替为止，共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为了与公元25年由刘秀建立的、定都洛阳的汉王朝相区别，前者史称“前汉”或“西汉”，后者称“后汉”或“东汉”。
西汉王朝的二百余年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经济、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从刘邦称帝开始，经惠帝（前194年至前188年）、高后（前187年至前180年）、文帝（前179年至前157年）、景帝（前156年至前141年）五代，约六十余年（史称“汉兴七十余年”），是为汉初，是西汉王朝初创和经济恢复时期；（二）自武帝（前140年至前87年）经昭帝（前86年至前74年）至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的近百年间，是西汉王朝发展的鼎盛阶段；（三）元帝（前48年至前33年）以后，成帝（前32年至前7年）、哀帝（前6年至公元1年）、平帝（公元1年至公元8年）时，西汉王朝逐渐衰落。本章叙述和研究西汉王朝初期六七十年的历史。
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诞生和刘邦统治时期
西汉王朝诞生的标志是刘邦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刘邦称帝之后，西汉王朝的各项制度才逐渐完备。所以，刘邦统治的数年，也是西汉王朝封建制初创期。这一个继秦而起的封建王朝，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什么形式的统治呢？
一 刘邦称帝及初期的政权建设
“汜水之阳”登帝位 项羽败亡以后，扫除了刘邦当皇帝的最大的、公开的障碍。但是，他知道还有一个隐患未除，那就是表面上受他统辖，而实力较刘邦大的齐王韩信。所以，战胜项羽后，刘邦趁韩信猝不及防之际，迅速地率兵至韩信军驻地，解除他的指挥权“夺其军”（《史记·高祖本纪》）。接着，又借口“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同上），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江苏宿迁西北）。这样，就使拥有重兵的韩信离开了他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到南方的楚地当一个毫无可能与刘邦分庭抗礼的王。刘邦又将建成侯彭越封为梁王，都定陶，兼有牵制韩信之意。与此同时，刘邦所遣的卢绾、刘贾也消灭了拒不投降的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至此，与刘邦公然对抗的军事集团不复存在，争夺帝位的隐患业已铲除，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条件完全具备。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刘邦的头上了。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说什么“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显得颇为“谦逊”，表示不愿接受“皇帝”的尊号。诸侯王又不免再一次歌功颂德：“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经过如此这般地一再请求，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汉书·高帝纪》）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100]，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梦想的帝位。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的这一套“劝进”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凡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显得出于“无奈”，口称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宝座。尽管当皇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但临上台前，总要“推让”一番。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独特现象。
刘邦在“汜水之阳”由“汉王”改称“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确立了定于一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过渡。
定都和迁都 西汉是楚汉战争后诞生的新王朝，又是楚汉战争中汉国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这个王朝诞生后在许多方面都是汉国的延续。如刘邦即皇帝位的当年，史称“高帝五年”。即帝位后，除对一些诸侯加官晋爵外，汉王朝的统治机构无需重建，追随刘邦左右的原有文臣武将，就成为新政权的班底。
只有国都问题是需要西汉统治集团重新考虑的。因为，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河南洛阳）。其意义不难看出乃袭东周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后不久，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迁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迁往关中的好处：“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形势险要；又有“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物产丰盈；这里人口繁盛，若入关而都之，即使关东有乱，“百万之众可具”，“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所以在关中建都，就如同“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且说动了刘邦。然而，与刘邦起事的左右群臣则纷纷反对。他们强调“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在这里“周王数百年”（《史记·留侯世家》），而在关中“秦二世即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些“理由”都是借口，实际是由于他们多是关东人，不愿到离家乡较远的关中去，所以坚持要定都洛阳。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栎阳旧都“治栎阳宫”（《前汉纪》卷3），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而且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101]
统治集团内部更新 刘邦称帝后，追随其左右的文臣武将均成为开国元勋。通过分封、赐官、赏爵使他们皆身居显职，组成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尽管西汉王朝同秦王朝在形式和实质（即国体与政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但是，从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的成分比较，西汉王朝比秦王朝至少有以下变化：
（一）有更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就是出身于“泗水亭长”的一个基层小官吏，家中虽有田产，但其妻吕雉及父太公仍须“居田中”参加生产劳动，而这个“好酒及色”的亭长，还常常欠别人的酒钱无力偿付，使人不得不“折券弃责（债）”（《汉书·高祖本纪》），一笔勾销了事。由此可见，参加起义前的刘邦，决非大地主贵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其次是张苍，曾任秦御史，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低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掾”（《史记·萧相国世家》），曹参曾为“狱掾”（《史记·曹丞相世家》），任敖也曾任狱吏，傅宽为骑将，申屠嘉为材官，均是小官吏或士卒出身。还有周勃在参加起义军前“以屠狗为事”（《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灌婴曾以贩缯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自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是和秦统治集团的不同处之一。
（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在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现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列十八侯之原籍、出身如下（见下页），由此不难看出上述两方面的变化[102]：
这十八人虽不能包括创建西汉王朝的全部重要功臣或官僚——如张良、陈平就未被列入——但以此分析汉初“布衣将相”的统治集团成分，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从出身或原职业看，十八人中出身小官吏或“中涓”、“舍人”的十名，出身“织薄曲为生”等小手工业者或“家贫”的下层人民者四人，其余四人一名为张耳之子张敖，一名为不明出身的陈武。明确标明社会地位较高的只有丁复为“越将”，王陵为“县豪”，在十八人中仅占九分之一。再从籍贯方面看，十八人中家居沛、丰的就占十人，其余八人也均来自关东诸郡，出于关中原秦地者无一人。
以上事实反映了西汉王朝建立后，与秦王朝相比较，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统治集团的成分有明显的变化。而这种更新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关中和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入汉以后这种地区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不能说与统治集团成分变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政权的建立，确是促进中国进一步统一的标志。
其次，由于西汉统治集团中不少成员出身下层，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施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这虽然是秦末农民战争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不看到西汉统治集团成分变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西汉统治集团成分的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秦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则是不言而喻的。
“复故爵田宅”令 统治集团的更新，只是稳定西汉政权上层的措施。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发布的“复故爵田宅”令，则是针对全国广大臣民——包括地主和农民——而采取的安抚办法，以稳定整个社会。
在刘邦即帝位不久就颁布的这道“复故爵田宅”[103]的有名诏令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恢复一批地主的地位和财产，并扶植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复故爵田宅”的规定，显然系指原来有爵、有田宅的人而言。对七大夫、公乘以上“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等赋予的特权，也是在于恢复地主阶级的地位及其财产。与此同时，这道诏令还扶植起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对没有军功爵的军吏卒，和军功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即五等爵；军功爵在大夫以上者，分别增加一级，如大夫增为官大夫，官大夫增为公大夫，以此类推。从七大夫以上，各令食邑，即坐食租税，这就使一大批有军功的吏卒，成为地主。这些军功地主是汉初政权的主要支柱。
其次，诏令也有保护自耕农的作用，如“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中的不少人当是贫苦农民，又对“诸侯子在关中者”有“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的优待，也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自耕农的发展是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本诏令对“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宣布“皆免为庶人”。这显然有进步意义，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总之，“复故爵田宅”诏令所贯串的精神，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均采取安抚政策。对地主，则保障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对农民则承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奴婢则有限度地提高其社会地位，从而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当然，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加强地主阶级统治。尽管如此，这种政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叔孙通定朝仪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汉王刘邦就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繁仪。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朝廷之礼仪法规甚不具备，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饮酒争功，以至醉后狂呼乱叫，拔剑击柱，喧嚣闹嚷，不成体统。对此，刘邦当然颇为不满。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并自荐承担这一任务。得到刘邦首肯后，叔孙通即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采古礼与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朝仪。由于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这些朝仪多沿袭秦制。高帝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皆入宫朝贺，刚刚制定出的朝仪，也从此开始实行。是日，天尚未明，宫中侍卫、仪仗已罗立廷中。皇帝传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入奉贺。礼仪庄严，场面肃穆，显示出皇帝的威严，臣下莫不震恐肃敬。行礼毕，举行朝宴，皆以职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种喧哗、混乱的状态，益发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刘邦高兴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将叔孙通封为太常。从此，西汉一代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 将秦末以来流亡于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召集回来，是安定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所以，西汉王朝建立后，即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前述“复故爵田宅”令，就是对“聚保山泽”的地主和农民的招抚，使他们回到本乡故土。对于游离于西汉政权控制范围以外的重要人物，刘邦则特别下诏，诱其归附汉王朝。如原齐相田横，“楚汉战争”中曾与汉军为敌，项羽败亡后，田横率五百余徒属逃离大陆入海，居岛中不降。刘邦即帝位后，就下诏赦田横罪，召其入京。田横因以前曾烹杀过汉使郦食其，而食其之弟郦商现为汉将，恐到京后被郦商复仇问罪，故不愿来京。刘邦遂下令：田横若肯归来，不仅保障其生命安全，而且允诺“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在刘邦诏书的感召下，田横终于放弃了与西汉政权对立的立场，遵命赴洛阳。但是，行至洛阳不远的广乡时，田横百感交集，他对随同自己一起归来的人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杀。刘邦听到田横死讯后，大赞“贤哉！”而且为之流涕，又拜随同田横前来的二位“客”为都尉，派二千士卒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后来，被拜为都尉的“二客”及尚留在岛中的五百壮士“闻横死，亦皆自杀”（《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之死，历来被人们视为古代人讲气节、重信义的典范，为人们所称颂。但田横等壮士从坚持与西汉政权为敌，到放弃对立立场自动归顺，以至羞愧自杀，刘邦所实行的安抚政策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事实证明，刘邦的这种政策对于广大民众和部分割据势力是有作用的。不过，对于那些野心很大，或拥有相当大的领地的割据势力，这种安抚办法仍无济于事。
总之，在刘邦即位的最初几年中，稳定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措施，刘邦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不过，在这期间封建的统一尚不甚巩固，中央集权也不够强大，地方割据的势力对中央朝廷仍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的威胁，封建统一政权分裂的危机再次出现。所以，在实施上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诸种措施的同时，刘邦又同昔日曾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的诸侯王展开了斗争。
二 同异姓诸侯王的斗争
自西汉政权诞生后，由刘邦即帝位开始，直到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病死，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西汉中央政权同异姓诸侯王之间的斗争，构成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一斗争的实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在此期间，刘邦代表统一的封建国家削除了异姓诸侯王，这就为西汉封建政权的进一步统一、巩固打下了基础。
汉初的异姓诸侯王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了割据状态，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争取同盟军，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共同击灭项羽，曾被迫或自愿地分封了几个王。在刘邦称帝以后，正式定封爵，序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其中封功臣侯者百余人。封王者，在刘邦统治时代共有七个：
（1）楚王韩信。如前所述，韩信为诸侯王中对刘邦威胁最大的一个，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同意他称齐王，已属不得已，故消灭项羽后即夺其军。但当时毕竟师出无名，不便锄诛，只得改封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江苏宿迁西北），以削弱其实力。
（2）赵王张敖。汉四年（前203年）刘邦立张耳为赵王。五年（前202年）张耳死，子张敖嗣位。敖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都襄国（河北邢台西南）。
（3）韩王信。故韩襄王后裔，名信。随刘邦入关，至汉中，还定三秦。汉二年（前205年）立为韩王，后降楚，又归汉。五年（前202年）立为韩王，王颍川（治所在今禹州）。
（4）梁王彭越。高帝五年（前202年）封，都定陶。
（5）淮南王黥布。原为楚将，曾受项羽封为九江王，汉四年（前203年）七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
（6）燕王臧荼。原为项羽所封，后降汉，刘邦仍立其为燕王，都蓟（今北京西南）。
（7）长沙王吴芮。项羽曾封其为衡山王；后又夺其地，刘邦称帝后复吴芮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
这些诸侯王占据着大片土地，俨然独立王国，他们被分封，大多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的。所以刘邦对他们不能不时刻加以戒备，一旦有机会就要削夺他们的兵权。而他们之中多数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这就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皇权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诸侯王的存在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
于是以刘邦为代表的中央封建政权同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臧荼反叛和卢绾受封 在诸侯王中，最先公开反叛的是燕王臧荼。时在高帝五年（前202年）七月，刘邦称帝不久。臧荼首先叛汉，并不奇怪。他原系故燕国大将，后被项羽封为燕王，在楚汉战争中，虽迫于形势曾助汉击楚，但对于出身平民的刘邦称帝未必心服。所以，刘邦刚刚登上帝位，他就举兵反叛了。
闻臧荼反叛，刘邦即亲率卢绾、宣虎、刘钊、程黑、魏敕、昭涉掉尾、季必、朱濞等人统兵征伐。大兵一至，叛军顷刻瓦解。九月，叛乱彻底失败，臧荼被俘。
臧荼的叛乱，反映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同汉王朝中央政权决不能两立。但作为刚刚当上皇帝的刘邦，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平定了臧荼叛乱之后，并不想消灭燕国，“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汉书·高帝纪》），准备另立燕王。在刘邦的心目中，代替臧荼为燕王的人选早已确定，那就是卢绾。卢绾与刘邦均为丰人，他俩不仅同里，而且是同日所生，自幼极为亲密。刘邦在参加起义之前，曾被官府追捕，卢绾则忠实地追随其左右。刘邦率兵举事后，卢绾“以客从”，后封为太尉、将军。虽无赫赫战功，却被刘邦亲幸，封为长安侯。连萧何、曾参这些重臣亦不能不对其另眼相待。刘邦初即帝位时，本想封卢绾为王，但由于卢绾无显著战功，恐为臣下不服，故未加封。这次平定臧荼叛乱，自然是难得的机会。群臣也已窥到刘邦的意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于是，卢绾便被封为燕王。
除掉臧荼，又扶植起卢绾。燕国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韩信的被杀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并未因将其改封楚地而稍减。他那双充满猜忌的眼睛一刻不停地注视着韩信。果然，不久刘邦就发现：项羽故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往密切，项羽败亡后，钟离昧竟亡归韩信。于是，刘邦命令楚捕昧归案。此时，韩信初至楚，出入都以重兵护从，更加引起刘邦怀疑。恰值高帝六年（前201年）又有人诬告韩信欲反，这就更坚定了刘邦诛锄韩信的决心。陈平献计让刘邦借口游云梦，趁韩信不备时擒拿。刘邦当即宣称游云梦，并率随从兵将向楚地进发。同时下诏要在楚国西界之陈地会诸侯。
韩信闻刘邦将至，已猜出刘邦此行意图，“欲发兵，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擒”（《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但终于未发兵反叛，而听从左右进言，于十二月当刘邦至陈时，将钟离昧之头献上以表白。岂料刘邦除韩信之决心已下，献钟离昧之头亦无济于事。韩信被绳捆索绑，载于后车，刘邦向他宣布的罪状是“人告公反”（同上）。到洛阳后，刘邦又将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居洛阳。
韩信一再被削地夺爵，知刘邦“畏恶其能”，对刘邦愈加不满，常称病不朝，羞与周勃、灌婴等为伍。韩信的不满和轻视刘邦的情绪，当然不可能不流露出来，如有一次在朝廷上议论各人的统兵能力时，韩信竟当面说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兵十万”，而说自己则“多多益善耳”（《汉书·韩英彭卢吴传》）。
韩信的不满情绪，不久就发展到谋反活动。阳复侯陈豨，是刘邦派往赵、代监军的相国。当他离开首都赴任之前，曾与韩信密谋：陈豨在边地起兵反汉，韩信从中响应配合。陈豨至代后，果然大量养士，积蓄力量，准备谋反。高帝十年（前197年）秋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死，召陈豨入朝，豨托病不至。九月，豨公开宣布反汉，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刘邦闻讯，亲率兵征伐。韩信伪称病不从，待刘邦走后，立即依原计划准备响应陈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春，韩信部署已定，不料被属下一舍人向吕后告发。吕后与萧何谋划，诈称陈豨叛乱已息，令朝臣入宫庆贺。韩信惊悉此讯，勉强入宫。哪里想到，一入长乐宫，就被吕后、萧何早已布置好的武士斩于长乐钟室。高帝十一年冬，刘邦率军打败陈豨叛军。后陈豨投向匈奴，至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冬，为周勃所斩。当刘邦粉碎陈豨叛乱回咸阳后，听到韩信已死的消息时，刘邦心情是很复杂的：对于这样一个曾为自己夺取江山而立过不朽之功的杰出将领，自不免有一点怀恋之情；又因彻底除掉一个威胁自己帝位的心腹之患而高兴。难怪他“闻信死，且喜且哀”（《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了。
对韩信的被诛，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认为刘邦诛杀功臣“有负于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有人认为韩信“诚反覆小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信反面攻故主》）死有余辜。还有更多的史学家考证韩信是否真有谋反之举，以此作为判断其被杀是否应当的标准。其实，对这一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件，不妨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像刘邦、吕后这样，不惜诛杀功臣，以保持自家权位的做法，乃是许多开国皇帝常常采用的。这种从人类极为卑鄙的私欲出发而采取的残忍手段，是应当唾弃和诅咒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当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分裂的岔路口，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两种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时候，作为严重威胁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一支重要力量。韩信的被诛锄，在客观上对历史向前发展是有利的。尽管刘邦、吕后诛杀韩信和其他诸侯王时采取的手段不值得称颂，但其维护封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则是应当肯定的。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时，就曾对他采用的策略和客观的效果分别给以不同评价：“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给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的人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评价他们的时候，既不能因其道德、品质或某种手段的卑劣而否定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也不能因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而忽视其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用这种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才不至于简单化或脸谱化。
韩王信的投敌 在韩信尚未被杀前，另一个割据势力的代表——韩王信又投降了匈奴。
原来，韩王信被刘邦封在“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的韩国故地。高帝六年（前201年）春，刘邦却将太原郡改为韩国，令韩王信迁到这里，担任守备边境、阻挡匈奴的任务。这显然有排挤韩王信之意。韩王信至新封之地后，主动请求将距边境较远的国都晋阳（山西太原市南），改为距匈奴更近的马邑（山西朔州），得到刘邦批准。当年秋，韩王信至国，不久即被匈奴所困。他曾多次派人与匈奴联络，后被汉使得知，汉使回朝向刘邦报告。刘邦因而指责韩王信。韩王信见事已败露，即于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索性公开投降匈奴，并同匈奴人联合向太原进攻。
刘邦闻韩王信叛变，就于十月[104]亲率军前往镇压，并在铜鞮（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斩其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其部将曼立臣、王黄等又收罗韩王信旧部，立六国时赵国贵族后裔赵利为王，与匈奴勾结，配合韩王信继续与汉王朝为敌。
韩王信的叛逃，增加了匈奴对汉的威胁。但是，作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异姓王国，却从此消失了。
彭越之死 当刘邦率兵镇压陈豨时，曾令梁王彭越率兵参加。但彭越只派士卒去应付一下，自己却未去，这使刘邦大为不满，即派人向彭越问罪。彭越受到斥责，甚为恐惧，欲亲去谢罪。部将扈辄劝道：“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禽，不如遂发兵反”（《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但彭越不听。适有梁太仆因犯罪而逃至朝廷，向皇帝揭发彭越与扈辄谋反。于是，刘邦派人将彭越逮捕，囚之于洛阳。经审讯，有司奏：彭越“反形已具”，应依法论处。所谓“反形已具”，只是因扈辄曾劝越反，越虽不反但亦未检举或诛杀扈辄，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与谋反同罪的（见《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引臣瓒曰）。刘邦赦其死罪，削爵夺国贬为庶人，流徙至蜀青衣（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彭越带着伤感、委屈的心情从洛阳出发前往蜀地。在途中的郑（陕西华州东）恰遇到由长安来洛阳的皇后吕雉。彭越向吕后哭诉，表白自己决无反意，望吕后为其求情，让他归昌邑故里。当时，吕后慨然许诺，并将彭越带回洛阳，至洛阳后，吕后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刘邦欣然同意。吕后就指使彭越舍人诬告彭越又欲谋反，经廷尉奏请，于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三月，处彭越夷三族，并将其头高悬于市“枭首”示众。
异姓王彭越就这样被消灭了[105]。
英布的反叛及失败 彭越被杀不久，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即黥布）就举兵反汉，进行叛乱活动。
原来，英布与彭越、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各领二万重兵。开始时，与刘邦之实力不相上下，后来才陆续归附汉。刘邦称帝后，此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韩信被杀的消息传开时，英布即惶恐不安。未过三月，彭越又被杀。为杀一儆百，刘邦竟将彭越尸体制为肉酱，分别“赐”给各诸侯王。英布收到这一血腥的“赏赐”，惊惧万状，即部署军事力量，以备不测。适值其属下中大夫贲赫与英布幸姬有奸，被发觉。贲赫逃至长安，上告揭发英布谋反。英布闻贲赫已上告，遂族赫全家，发兵叛汉。
消息传到首都时，刘邦正卧病在床。他欲令太子率兵前往镇压。经吕后劝说才决定带病亲自率军前往，而令张良佐太子留在首都。
英布初反时，曾预料刘邦年老患病必不能亲征，而汉军诸将中唯有韩信、彭越可与自己匹敌。现两人已死，故英布有恃无恐。英布率叛军渡淮，攻楚地，然后引兵而西。不料刘邦亲率汉军迎战，使英布震惊。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与英布会战于蕲县西会甀乡。结果，叛军大败，英布独与百余人逃往江南。刘邦取胜后率兵回师，另遣别将追剿英布。后来，在洮水（广西全州北）又将英布残军击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杀死。
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也以失败而告终。
赵王张敖被夺国 赵王张敖，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可谓亲幸无比。即使如此，也不免被刘邦猜忌。
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经过赵时，赵王张敖对刘邦执礼甚恭，但刘邦对其十分傲慢，“箕踞骂詈”（《汉书·张耳陈余传》），使赵相贯高、赵午甚为不平。他们主张杀死刘邦以泄愤，张敖坚决不准。次年，刘邦击韩王信归而过赵，贯高等欲刺杀刘邦，未得下手。高帝九年（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向朝廷揭发贯高阴谋。刘邦下令将张敖及贯高、赵午等逮捕。至长安，贯高一口咬定谋反与张敖无关，虽被“榜笞数千，刺爇，身无完者”（同上），终不改口。最后，刘邦乃赦赵王，尚鲁元公主如故，然夺其国，改封为宣平侯。
对于贯高，刘邦因尊崇其信义，乃免其罪。但贯高自己则以为替张敖辩白之责已尽，又有“篡弑之名”，无颜“事上”，遂自杀而死。
张敖的赵国也被罢废了。
卢绾之叛逃 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又在臧荼被消灭后才被封为燕王。但最后他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
当陈豨投向匈奴以后，燕王卢绾奉刘邦之命进击。在战争过程中，卢绾派至匈奴中的使者张胜，遇到陈豨派至匈奴求援的王黄。王黄劝张胜说服卢绾缓击陈豨。他指出：燕王卢绾得以幸存，皆因“诸侯数反，连兵不决”（《汉书·韩英彭卢吴传》），一旦陈豨被灭，燕国也将难免被灭。不如与匈奴联合，缓攻陈豨以自保。张胜回来说动卢绾，与匈奴、陈豨等勾结，在战场上则连兵不决，敷衍刘邦。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陈豨兵败被斩后，降将向刘邦揭发卢绾与陈豨勾结之事。刘邦即令人迎卢绾来朝。卢绾不来，并对其左右说：非刘氏而王者，现在只剩我和吴芮二人，目前刘邦病重，吕后专以杀功臣及异姓王为事。刘邦得知卢绾言行，又探得卢绾属下之张胜果在匈奴中，断定“绾果反矣”（同上），于是，在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春二月，刘邦令樊哙、周勃率兵击卢绾。卢绾率家属及宫人逃离国都，至长城下观望。据称欲待刘邦病愈后入朝谢罪。但就在这一年四月甲辰，刘邦死于长乐宫。卢绾得此消息后，遂逃往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一年以后死于匈奴。
这样，至刘邦死时，先后分封的八个异姓王中，有七个被除灭。剩下来就只有一个地处南方的小国——以吴芮为王的长沙国了。
对异姓诸侯王的削除，乃是封建统一的大势所趋，是应当给以肯定的。不过，在消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大封其同姓子弟为王。因此，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任务，在刘邦统治时代并没有彻底完成。
刘氏同姓王的出现 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总结了教训，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他曾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这样，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至刘邦死时，被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共有九个：
（一）荆王刘贾，为刘邦从父兄（即刘邦叔父之子），随刘邦起事，在楚汉战争中，曾率兵入楚地，焚烧楚军积聚的粮贮，并参与垓下之战，诛项羽。高帝六年（前201年）十二月，刘邦囚禁韩信后，将楚“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史记·荆燕世家》），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时，刘贾被英布杀死。
（二）楚王刘交，为刘邦同父少弟[106]。灭秦后被封为文信君，“常侍上，出入卧内”（《汉书·楚元王传》），与刘邦关系最密切。后与刘贾一起被封，为楚王，都彭城，王二十六县。
（三）齐王刘肥，为刘邦长庶男[107]。高帝六年（前201年），在封刘交、刘贾之同时，“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七十三县”（《汉书·高帝纪》）封给刘肥，为齐王。
（四）代王刘喜及吴王刘濞。喜为刘邦次兄，原封为宣信侯。高帝六年（前201年）同前三人一起被封为王，“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汉书·高帝纪》）立为代王。[108]不久，匈奴伐代，刘喜弃国逃回洛阳，被刘邦废为合阳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贾被英布打死，无后，刘邦遂立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汉书·荆燕吴传》）。
（五）淮南王刘长，为刘邦少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刘邦立刘长为淮南王。
（六）赵王如意，刘邦子，为其宠姬戚夫人所生。高帝九年（前198年）张敖被贬为宣平侯，另封如意为赵王。
（七）梁王刘恢，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刘邦诛彭越后，即以刘恢为梁王。[109]
（八）淮阳王刘友，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被立为淮阳王。[110]
（九）代王刘恒，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刘邦镇压陈豨后，立刘恒为代王。
以上九王均系刘邦亲封。这样，当异姓诸侯王一个个被消灭的同时，同姓诸侯王又被一个个地立起。所以，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以重病之身率兵征英布，作战中又为流矢所中，病情恶化。至当年四月甲辰，53岁的刘邦死在长安之长乐宫。开西汉一代基业的汉高祖就如此匆匆地离开人间，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加强中央集权的使命，只好待他的后继者们去完成了。
第二节 “无为而治”下的西汉王朝
自汉高祖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即位之前，西汉统治阶级奉行“无为而治。”[111]在这半个多世纪内，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武帝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一 “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实行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本提不出什么理论和方针，他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开始的时候还鄙视读过书的儒生。然而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所以不久就改变了对读书人的错误看法。当皇帝以后，陆贾对他的影响很大。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国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赞）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在刘邦死后，惠帝时才开始的。
惠帝之所以能继刘邦而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才确定下来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因其母曹姬是刘邦的“外妇”（情妇），故不能立为太子。次子刘盈（即惠帝），其母吕雉是刘邦元配夫人，因此，刘邦称帝后即将刘盈立为太子，成为皇帝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不久刘邦宠爱的戚夫人使他改变了主意，几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为太子。刘邦要废刘盈而立刘如意的理由是刘盈“仁弱”，“如意类我”（《史记·吕太后本纪》）。这里透露出刘邦不愿把政权交给“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刘盈之母“色衰爱弛”（《史记·外戚世家》），而戚夫人正当年轻貌美之时，所以刘盈的太子地位也发生了动摇。不过，刘邦的打算并没有实现，首先当然是吕雉反对，她又搬动满朝文武大臣帮她说情。其中以“敢直言”的御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对刘邦声称：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张丞相列传》）。最后，吕雉又依张良之计，以刘盈的名义“卑辞厚礼”请来四位老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刘盈张目。这四位名士因不愿为汉臣，而隐居于商山（陕西商州东）中，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对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数年而不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乱时，刘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刘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吕释之献策说“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史记·留侯世家》），吕氏才劝刘邦改变初衷亲自率兵出征的。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打败英布归来后，又要废刘盈而改立刘如意，经张良、叔孙通力谏，刘邦只在口头上答应，而心中另有打算。这时“商山四皓”终于出场：一次刘邦设宴，刘盈奉侍席间，四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者紧随在后。当刘邦得知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时“大惊”，问道：“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商山四皓”则乘机说：“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闻此言，叹道：“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记·留侯世家》）从此才彻底打消了废易太子的主意。当年十月，刘邦死后刘盈得以顺利继位。
可见，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辟谷”即若干时日内不食或减食，道引和轻身也是健身除病之术。“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在吕后、惠帝身边有一批鼓吹和信仰道家学说的近臣。所以，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了。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不过，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的结合。所以，历史上都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112]
“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政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黄老政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行“黄老政治”。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鼓吹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黄老政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统治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黄老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张维华《论西汉初年对于刑律的修正》，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有什么主要特点呢？
“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同上）。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一）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树建，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惠帝曾以此责问他，他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刘邦和萧何。既然刘邦和萧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我们循规蹈矩“遵而勿失”（《史记·曹相国世家》）就够了。曹参这种解释仅说出问题的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初萧何、刘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仅仅是“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汉书·刑法志》）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们痛恶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是适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正如当时民谣传颂的：“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离开齐国赴长安之前，对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史记·曹相国世家》）这是他惟一的嘱咐。意思就是：不必干扰下属活动，不要过细苛察。所谓“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汉书补注·萧何曹参传》引孟康曰）。这正是道家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具体发挥。正是奉守这一原则，所以曹参为齐国相时，除“日夜饮醇酒”以外，很少过问政事。他不仅自己喝得烂醉，还把前来言事的官吏及相府属吏拉来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团，相府内竟成“日饮歌呼”（《史记·曹相国世家》）之所。显然，曹参这样做无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在“百姓新免毒，人欲长幼养老”（《汉书·刑法志》）的汉初，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三）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而且“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择吏也以此为标准，凡“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方可用之，对“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曹相国世家》）。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于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从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
皇室带头躬修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经过萧何解释：“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刘邦才转怒为喜。不论当时刘邦的“怒”是真情还是故作姿态，但多少可看出他心中还能想到天下“劳苦数岁”国不该“治宫室过度”。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无过分铺张豪华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高，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按：贵族妇女以衣曳地为荣），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以上皆引自《汉书·文帝纪》）。上述史书记载，基本可信。据不久前考古工作者调查，坐落在陕西关中的西汉诸陵中，唯有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东狄寨公社鲍旗寨村西北）“无封土可觅”（《西汉诸陵位置考》，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历年来出土之文物，仅有瓦器而无金银之属，证明文帝确是相当节俭的。
“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113]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应相对地减轻。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比起后代来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除了田租（即土地税）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的，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书·高帝纪》引《汉仪注》），至文帝时算赋则由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无论如何，比起秦代“头会箕敛”的赋税压榨，汉初是轻得多了。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安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六年才完成。[114]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弟、力田”及救济鳏寡、“赈贫民”（《汉书·文帝纪》）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是比较轻简的。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之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汉书·高帝纪》），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西汉萧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详知。据《晋书·刑法志》载：李悝《法经》中的六篇：“盗”“贼”“囚”“捕”“杂”“具”，加上“兴”“厩”“户”三律，即是“九章律”。但这种传统的说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早在秦代时，其法律已超出《法经》的“六律”范围。如“户律”就已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据现有资料判断，萧何制订“九章律”决不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应以秦律为根据。不过，汉初的律令远比秦代的宽简。据记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汉书·高帝纪》），所以，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史记·礼书》），而其刑法可能改变较多，许多不“宜于时者”就被汰除了。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汰除，故史称这一时期“约法省禁”。如高帝时，萧何定律令就已“除参夷，连坐之罪”（《晋书·刑法志》），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也就是废除秦律中“挟书者族”（《汉书·惠帝纪》引张晏曰）的苛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汉书·高后纪》），“族”刑早在萧何定汉律时就已宣布“除参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废除，故至高后时又不得不重申。“妖言”指“过误之语”（《汉书·高后纪》引师古注），属于言论罪，在当时也被视为“重酷”之法，“皆除之”（同上）。文帝元年（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令“除肉刑”（《汉书·文帝纪》），即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景帝六年（前151年）又减笞三百为二百，减笞二百为一百。同时又规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汉书·刑法志》）景帝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弃市，勿复磔”（《汉书·景帝纪》）。此外还发布过一些赦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认，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当有一定距离。如上述萧何定律时已有“除参夷”之记载，文帝时又出现“除三族罪”及“尽除收帑相坐”的诏令。可见，有些被宣布废除的刑罚，实际还在执行，所以相类似的禁令在汉初曾重复出现。即使在高后元年宣布“除三族罪”之后，在史书上仍有“夷三族”的事例记载。至于文帝和景帝时“除肉刑”，更属自欺欺人之举，因为将肉刑改为笞刑，被刑者所受痛苦丝毫不能减少，而且被笞者在扑打之下多不到规定之数就已被打死，结果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就是规定了“箠”的长度、厚度及“毋得更人”（不准换人用刑），行刑之后“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汉书·刑法志》）。所以，汉初“除秦苛法”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像统治者自己宣布的那么“仁慈”。
但是，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毕竟注意了“秦以刑罚为巢”（《新语·辅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语·德基》）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高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的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汉书·食货志》）。这种局面较之秦代，当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书·文帝纪》），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赞），这就是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
二 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汉初几十年，在“黄老政治”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在不断加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二是加强皇权，巩固皇位，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关于强化国家机器的情况，将集中在下一章叙述。这里仅将汉初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经过简述于下。
吕后的专权 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为人仁弱”的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实际朝政大权则操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皇太后吕雉手中。吕后听政时期，对全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社会基本上维持着稳定的局面，史称“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但这并非说统治阶级上层就风平浪静了，恰恰相反，就在这“天下晏然”的日子里，宫廷内、朝廷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刘邦死后，吕雉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有可能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首先动手将曾有宠于刘邦、为刘如意求太子位的戚夫人残酷地处死。她下令砍掉戚夫人手脚，戳瞎她的双目，薰哑她的嗓音，名为“人彘”[115]，令惠帝观看。结果把惠帝吓得大病一场，从此“日饮为淫乐”（《史记·吕太后本纪》），再也不理政事。同时，吕雉又杀掉赵隐王刘如意。接着将梁王刘友迁为赵王，不久活活将刘友饿死。再将梁王刘恢迁为赵王，最后又逼死刘恢。随之，吕后把她的家侄吕禄、吕产等封为王，吕氏及其亲信从此执掌了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
公元前188年，当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后，24岁的惠帝郁郁而死。惠帝死后，吕后又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均旋即废掉。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朝廷无皇帝，实际的皇帝就是吕雉。
由于吕后掌权期间剥夺了一些重臣元老的权力，迫使一些大臣“病免家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再加上她封诸吕为王，违反了刘邦死前规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从而引起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所以，公元前180年当吕后一死，在周勃、陈平的谋划和率领下，就把吕禄、吕产等吕氏一门一网打尽。铲除吕氏势力后，周勃、陈平等又迎立刘邦之子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文帝。
吕后专权及吕氏之失败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今天看来，既不能用封建“正统”观念，斥责吕后“篡夺”刘氏政权，也无所谓“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割据”之间的斗争。从历史事实中证明：不论是刘氏掌政，还是吕氏掌政，在汉初几十年中奉行的政策没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尽管吕后专权及吕氏集团和汉代功臣集团在斗争中曾留下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录，但毕竟未影响西汉的统一局面，与下面将要叙述的诸侯王分裂势力与中央集权的朝廷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不同的。
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地方割据倾向间的斗争，从汉文帝即位以后就开始激化了。其矛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刘氏宗室内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其矛盾激化的原因则是刘氏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刘邦所封的同姓诸侯王的封国，占据了国土的大部。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汉书·诸侯王表》序）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侯王占据了全国大片土地，其中尤以齐、楚、吴三国最大，几乎“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这里指占王国天下的一半）。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十四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三十九个郡，仅齐一国就有七郡。归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十五个郡了。这十五个郡是：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南郡、汉中、巴郡、蜀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并内史（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显然，属西汉中央统辖的只是当时中国的中、西部一小半地区，而北、东、南一大片地区则是分属各诸侯王国的。从人口数量比较，据有的学者推算，汉初人口总数约有一千三百万。而西汉政府直接统治地区的人口约为：户九十七万，口四百五十万；属于诸侯王国的人口约为：户一百八十万，口八百五十万。这样，中央直接统辖的地区与诸侯王国地区的人口比为5.29:10（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不过，这些诸侯王刚被封时或年岁尚小，或羽翼未丰，尚未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诸吕被消灭以后，高祖时所封的诸侯国，仅有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和长沙（王吴芮）尚存。其他诸侯国如燕、赵、梁、淮阳、恒山等国，均已先后被削夺或绝祀而亡。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好时机，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贸然削夺已有的诸侯王。而且，为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文帝又陆续封了许多诸侯王：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高后时置的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立赵王遂之弟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次年八月兴居因罪自杀，国除），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称为孝王），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四年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立皇子刘揖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
以后，虽有的诸侯国先后被除，如文帝七年（前173年）长沙国王绝嗣“国除”。但又有更多的诸侯王被封，如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就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刘将闾等六人为王。文帝五年（前175年）淮南王刘长谋反失败后（见下文），又立其子刘安等三人为王。这样，总计文帝之世诸侯王国有：吴、楚、燕、赵、代、梁、淮阳、河间、城阳、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淮南、衡山、庐江等十八九个诸侯王国，数目比高帝时还多。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些诸侯王的羽翼已成，迅速膨胀起来的势力，足以同西汉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序），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封建统一，削弱了中央集权。于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同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迅速地激化起来。
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 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导致公开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最早举行叛乱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
最初，当吕氏势力被铲除之后，刘兴居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同诸大臣共立文帝，并亲自率兵迎文帝入宫。文帝即位后就封兴居为济北王。但不久刘兴居就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自以失职夺功”（《汉书·高五王传》），觉得文帝亏待了他，遂起叛心。文帝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河南地，文帝派灌婴率兵迎击，自己则由甘泉（陕西淳化西北）至太原（今太原市西南）督战。在后方的刘兴居就趁机举行叛乱。文帝闻讯后，立即派大将军柴武率十万军队回师镇压，又派祁侯缯贺率兵屯荥阳接应。七月，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汉书·文帝纪》）。结果，叛军顷刻瓦解。八月，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不过，济北王的叛乱只是一场序幕，更大的叛乱还在后面。
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叛旗。刘长是刘邦的少子，高帝时就被封。文帝即位后，仍待其以兄弟之礼。而刘长却“自以为（与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封建法制。文帝亦一再容忍，甚至刘长亲手杀死辟阳侯，也未治其罪。此后刘长更加骄横，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并逐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的官吏，而自置二千石、相，公然与朝廷抗礼。对此，文帝也未加惩处，仅令其舅父、将军窦昭、窦信劝谏，但这反而助长了刘长的气焰，对朝廷更加“不悦”，终于决心谋反。
文帝六年（前174年）刘长派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勾结，准备叛乱，并准备勾结外族，请求闽越及匈奴发兵支援，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张苍等依法请处刘长以“弃市”之刑。文帝声称“不忍”，赦其死罪，废王爵流放到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至雍“不食而死”（《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贾谊的《治安策》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积势已成的诸侯王正在威胁着皇权，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障碍。当时，朝野间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为此而忧心忡忡，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贾谊。
贾谊，洛阳人，年十八即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郡中。文帝初立“召以为博士”，二十余岁即超迁为大中大夫，为文帝所器重，准备授以公卿之位，但老臣周勃、灌婴等对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贾谊则很看不惯，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使文帝也不敢对他十分重用，而不得不对其“疏之”，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王太傅。文帝六年（前174年）当刘兴居、刘长先后叛乱并被平息之后，正在梁王太傅任上的贾谊乃上疏。在这篇后来名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贾谊向皇帝痛陈天下形势。他认为：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汉书·贾谊传》）。而这里首举之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诸侯王国势力，他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为此，他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势力。办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今诸侯王之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诸侯国封地则愈来愈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这就使诸侯国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不致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
贾谊的意见得到文帝的重视，不久就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显然就是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指导下做出的决定。但是，以当时诸侯王的势力，仅仅采取这么一点措施是远远不能抑制其发展的。结果，反而引起诸侯王的猜忌，促成割据势力早日叛乱。
三 “吴楚七国之乱”
吴国势力的发展和晁错的削藩策 在刘兴居、刘长被消灭以后，吴王刘濞就成为反叛势力中的主谋和首领。
刘濞是刘邦兄刘仲之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被封为吴王。吴国是刘邦所封之同姓诸侯王中第二个大国。在惠帝、高后时期，刘濞就利用吴地有盐铁之利，招天下亡命来吴国铸铁、煮盐，坐收暴利，他在国内不收赋，但国用饶足。为笼络人心，吴国竟保护各地逃来之罪犯，还由官府出钱代人民支应朝廷之徭役，“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汉书·荆燕吴传》）。到文帝时期，吴国在经济、政治上发展到足以脱离汉中央政权的程度。不久，吴王刘濞之子在长安因犯罪被杀，使刘濞“怨望”而“称疾不朝”，开始露出反意。文帝开始还是采取怀柔政策，赐吴王几杖，特免其按规定入朝，企图缓和矛盾。但吴王同中央对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
这场酝酿已久的叛乱，终因晁错“削藩策”的提出，而爆发出来。
晁错，颍川人，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深得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信任，被称为“智囊”。他以其政治敏感早已看出：诸侯王是西汉政权统一的严重障碍，主张“宜削诸侯”（《汉书·爰盎晁错传》），并多次“言吴可削”（《汉书·荆燕吴传》）。景帝即位后，晁错先为内史，后迁御史大夫，见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吴王刘濞目益骄横，反势已成，就上“削藩策”，主张借诸侯王触犯法网的时机，削减诸侯王的封地。他特别指出吴王刘濞“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汉书·荆燕吴传》）。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卬的六个县。这一措施引起很大震动。被削地之王，当然甚为不满，未被削地之王，见朝廷“削地无已”，也都惶惶不安。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见朝廷不断下令削地，立刻就要轮到吴国，就决心公开叛乱。他先后串通了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秘密谋划。当年冬，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终于拉开导火索。吴王刘濞公开举起叛旗。
开始，刘濞先将朝廷派到吴国之官吏诛杀，又派人联络南方的闽、东越等族共同举兵。同时，在领地内征发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子全部入伍，共聚众三十余万人，从广陵（扬州）出发向西汉统治中心区域进攻。接着，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等国也出兵响应吴军，赵王还派人与匈奴联络。与吴王联络的诸侯国大都依约发兵，只有齐王后悔曾应允吴国之约，守城不动，济北王则因被属下郎中令劫持，不得发兵。其余六国同吴国彼此呼应，向西汉中央政府统治区域进攻。此即史称之“吴楚七国之乱”。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叛军皆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叛军进展顺利。吴王刘濞率军涉淮与楚军合并，先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逼得梁王退守睢阳（河南商丘南）。吴楚叛军乘胜进攻，一时显得锐不可当。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叛军则将齐国的临淄包围，配合主力吴、楚军西进。
叛乱的消息传到首都后，景帝立即进行部署：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正当军事行动万分紧急的关头，吴王相爰盎入见景帝。爰盎素与晁错不合，在任吴国相时，曾因接受吴王财物贿赂，而被位居御史大夫的晁错治罪。吴、楚七国反叛之初，晁错也向皇帝告发爰盎知情，欲治其罪。尚在景帝犹豫未决之时，爰盎入见景帝说：吴、楚等国反叛，皆由晁错鼓吹削夺诸侯之地，“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而俱罢”（《汉书·爰盎晁错传》）。景帝竟被他说动，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准备牺牲晁错。遂拜爰盎为太常，派宗正刘通使吴，欲说服吴王退兵。接着，就有丞相青翟、中尉嘉及廷尉张欧上书参奏晁错“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汉书·爰盎晁错传》），当腰斩。景帝马上批准，尽心竭力“尊天子，安刘氏宗庙”的晁错，就这样被斩于东市。
景帝原以为晁错死后，吴、楚即可退兵。但当谒者仆射、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景帝问他杀晁错后前线形势时，邓公向他指出：吴、楚之乱“其意不在错”，诛晁错乃是绝大错误。到此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但已无可挽回，只有“喟然长息”而已。
爰盎、刘通到吴后，不仅未能说服刘濞退兵，反而遭到冷遇。刘濞自称“东帝”，拒不受景帝诏，并欲囚杀爰盎。盎见势不妙，趁机逃回。
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 摆在景帝面前的，只有以武力镇压叛乱这一条路了。周亚夫奉命率兵出蓝田经武关至洛阳。此时吴、楚兵围梁甚急，周亚夫不顾景帝令其援梁之令和梁的求援，毅然派轻骑出淮泗口，断绝吴、楚粮道。吴、楚军攻梁，久不能下，即转而与官军会下邑。但周亚夫坚壁不战，使吴军粮尽援绝、士卒饥困，终于自行崩溃。三月，周亚夫率兵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濞率数千人逃走，楚王戊自杀。将士纷纷投降，叛军主力瓦解。
逃走的吴王刘濞弃军渡淮，走丹徒，又收罗散亡的士卒约万余人，欲依东越自保。但东越人也不愿附吴，乃诱杀刘濞，献其头于汉王朝。
胶西、胶东、菑川等国攻临菑的军队，开始也占上风，齐国曾暗中与叛军联系投降，但不久就收到景帝令坚守待援的诏令。接着汉将栾布率兵破围齐之叛军。此时，吴、楚主力军已彻底失败，齐王与叛军勾结的阴谋亦败露，齐孝王惧罪自杀。弓高侯颓当向叛军宣布天子诏令，对叛军首领分别治罪。结果，胶西王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伏法、被杀。
将军郦寄率兵追击赵国叛军，赵军退守邯郸，汉军七月攻之不下。本来与赵有约的匈奴答应出兵援赵，听到吴、楚兵败的消息后，也不肯入边。栾布，齐取胜，接着就率兵攻赵。最后用水灌邯郸，城破，赵王自杀。
参加叛乱的济北王见诸叛王纷纷败亡，也欲自杀，齐人公孙献策请梁王为其说情。梁王向景帝表白济北王卷入叛乱乃出于无奈，请求宽赦。景帝准梁王所请，免济北王罪，改封其为菑川王。
吴、楚七国之乱的主力叛军，举兵不到三个月就以失败告终。说明地方割据势力无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叛乱失败后，各诸侯王国实力更加削弱。从此，诸侯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了。
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表明地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了。镇压叛乱之后，景帝趁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办法，以加强中央集权。
首先，景帝继续实行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又陆续封皇子十三人为诸侯王。[116]这样做既收以亲易疏之效，又有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作用，使新建的诸侯王国远不如旧王国之强大。景帝以后，汉武帝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诸侯王地日蹙，势益弱，终于不能与中央分庭抗礼了。
其次是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其任官之权。以前，各诸侯国之官员，除丞相由皇帝委派外，其余均由各诸侯王自行任命，其他礼仪制度也与中央朝廷相仿，因此成为独立王国与皇帝对抗是很方便的。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下诏改变这一旧制：“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书·百官公卿表》）在这道诏令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即不准诸侯王干预自己封国的政务，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实际统治权力，封国仅仅成为供给他们“衣食租税”的地方，诸侯王几乎与一般大地主相差无几了。（二）是省易官名，如省御史大夫等官，改丞相为相等，其目的是在制度上降低诸侯王的地位，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中央朝廷抗衡。（三）最重要的则是剥夺了诸侯王的置吏权，“天子为置吏”，即诸侯国的官员，统由皇帝任免。这样一来，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被彻底堵住了。诸侯国内上至相、下至县令均由朝廷委派，王国内的制度与各郡县已无明显区别。诸侯王失去专断擅权的条件，其一举一动均在皇帝派来的官吏监视之下。从此，叛乱、谋反，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可能性较以前小得多了。
从西汉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着历代皇帝的诸侯王问题，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得到基本解决。景帝之世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至此，诸侯势衰，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干预国政，分裂、割据的威胁消除后，西汉王朝的政令真正达于全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三节 西汉初年的民族关系
汉初，在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同秦代相仿，北方主要是匈奴，东南和南方民族统被称为越。“西域”一带有大月氏等众多民族。不过，当时与汉王朝关系最密切的只是匈奴和南越。本节仅叙述西汉政权同匈奴和南越的关系，其他各族留待下面几章研究。
一 西汉统治者对匈奴的退让和妥协
汉初几十年间，正是匈奴奴隶主国家向四周发展、扩张的时期。而中原的汉王朝刚刚在战火中建立起来，主要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均无力抵抗匈奴的南侵。因此，这个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白登之围”高帝被困 当楚汉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奴隶制国家，在冒顿单于统治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内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重新占领河套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虎视眈眈地对着南方，声势逼人。
就在刘邦称帝的次年，高帝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是年九月，早就同匈奴关系暧昧的韩王信放弃抵抗，与匈奴勾结。次年，韩王信与匈奴联合进攻晋阳（在今山西太原）。高帝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韩王信，于铜鞮大破叛军。韩王信公开逃往匈奴，与匈奴人及部下残军继续同汉王朝为敌。匈奴左右贤王率万余卒在广武（山西代县西北）、晋阳一带与汉军周旋。时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坠指者十之二三”（《汉书·匈奴传》）。冒顿为迷惑汉军，故意隐匿其精兵，暴露老弱士卒。刘邦被骗，率三十万汉军向匈奴进攻，当汉军逾过句注山（山西代县北）时，奉春君刘敬劝阻刘邦退兵，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胔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然而，刘邦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斥刘敬“妄言沮吾军”（《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将其关押问罪。
刘邦率汉军至平城（山西大同西北），在步兵主力尚未全部集结之时，冒顿已率匈奴三十二万精锐部队，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东南之白登山。汉军被截为内外两部，刘邦及被围困于白登山上之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中外不能相救，情况万分危急。此时，陈平献计：派人贿赂单于阏氏（即夫人）。阏氏接受贿赂果然劝说冒顿：以匈奴不能久居汉地及“汉主有神”（《汉书·匈奴传》）说服他，令其解围。恰值叛投匈奴之降将王黄、赵利也未按单于约定时间会师，引起冒顿怀疑。使冒顿决心动摇，遂围开一角，陈平等趁隙保护刘邦突围而出，至平城，汉军主力已至，匈奴失去战机，乃撤兵。刘邦知匈奴撤兵，不敢恋战，派樊哙收复代地，自己率兵退回广武。
平城之战，白登被围使刘邦认识到西汉王朝暂时无力与匈奴较量，从此改变对匈奴的对策。
高帝时与匈奴的和亲 刘邦率兵退至广武后，立即释放囚禁的刘敬，并向其认错：“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并封刘敬二千户，爵关内侯，称建信侯。当年十二月，匈奴再次攻代，代王喜弃国逃回，刘邦仅贬其为合阳侯，而未加深究。
然而，匈奴并不因汉朝退让而停止进扰，刘邦苦于无力抵抗而问计于刘敬。刘敬献与匈奴和亲之策：将汉公主嫁于冒顿单于为阏氏，并送以厚礼。这样，匈奴“贪于重币”，又因“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者哉？”（《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刘敬所说的和亲理由，虽然很勉强，但在当时汉王朝急需稳定，而又无力抵抗匈奴入侵的形势下，这种和亲政策乃是惟一可行之法。[117]因而立即被刘邦接受，只是吕后不愿将惟一的女儿“弃之匈奴”。只好于高帝九年（前198年）冬，将一庶人家女儿冒充公主嫁与匈奴，并派刘敬为使前往匈奴结约。
与匈奴开始和亲以后，双方“约为兄弟”，西汉政府除奉汉宗室女翁主[118]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外，还要每年将大量的絮缯肉食物等送给匈奴，这沉重的负担，换得了汉初的边境安宁。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刘敬提出的“强本弱末之术”（《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将齐国大姓田氏及楚国之屈、昭、景三氏和燕、赵、韩、魏之豪族大姓与平民迁徙到关中，一方面防止他们叛乱；另一方面防备匈奴，从而使关中增加十余万人口。这一系列措施暂时中止了匈奴的入侵，“冒顿乃少止”（《汉书·匈奴传》）。直到高祖末年，虽有卢绾率万人投降匈奴，骚扰至上谷（治所在沮阳，即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但匈奴亦未大举向中原进攻。
惠帝高后对匈奴的退让 和亲政策虽然能暂时缓和同匈奴的矛盾，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自刘邦死后，匈奴“冒顿浸骄”。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派人送来羞辱吕后之国书。书中，匈奴单于以庄重的口吻，表达了极其轻薄、下流的内容，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竟极为荒唐地欲与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当祖母的老妪吕后结婚，显然，这是对西汉王朝的嘲弄和侮辱。见信后，吕后及朝廷上诸大臣均怒不可遏。老将樊哙慷慨请命：“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朝臣中几乎众口一辞，均主张斩匈奴使者，“发兵而击之”。在场者唯中郎将季布一人提出异议，他说樊哙空话欺人，“可斩”，季布指出，高帝时，樊哙为上将军，汉兵三十二万众，哙尚不能解平城之围。至今记忆犹新，而樊哙又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显然是“面谩”。季布的分析确有道理，依当时汉王朝的实力，根本无力与匈奴对抗，樊哙的豪言壮语于事无补。如何处理这封充满亵渎之辞的国书？季布提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一听大喜，忙称“善”，立即令大谒者张泽给单于复信。信中不惜卑躬屈膝，向匈奴单于乞怜：“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与这封屈辱的复信一起，汉王朝还给匈奴冒顿单于送上“御车二乘，马二驷”求得和解。冒顿得书，高兴地说“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汉书·匈奴传》），并给汉回赠马，又恢复和亲。汉又一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汉书·惠帝纪》）。
依当时的形势而言，吕后听从季布之策，以和亲手段维持和平，亦无可非议。但为求得匈奴的宽怜，竟不顾尊严，以自污之辞求和，毕竟有失西汉王朝的国格。
贾谊痛陈边患 至文帝时期，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攻河南地，至上郡杀掠人民，丞相灌婴奉命率车骑八万五千，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胜。此后，汉匈继续维持和亲的关系。文帝六年（前174年）汉政府又给匈奴送去黄金、锦、绣等物。是年，冒顿死，其子稽粥继位，是为老上单于（前174年至前160年）。老上单于初立，西汉王朝依惯例将宗室女翁主嫁与匈奴老上单于为阏氏。在翁主随行人员中，宦者中行说不愿远涉大漠，扬言：若定要我去，定与匈奴联合为患于汉！后被迫随翁主至匈奴，果然投降，并深得匈奴信任。由于中行说洞悉双方情况，又有较高之文化，故为匈奴精心谋划。如他劝匈奴人勿用汉人之缯絮和保持游牧族衣旃裘、食重酪之习惯，以免丧失战斗力，又教单于左右书记，以计算牛羊牲畜。同时，他还教会单于轻蔑汉王朝的种种方法，如汉王朝给匈奴书，以一尺之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回书则以尺二寸牍，印封等皆较汉之广大，其辞倨骜。都是中行说所献之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日夜教单于侯利害处”（《汉书·匈奴传》），致使匈奴为患日大，汉政府和边地人民遭到损失，愈来愈严重。
面对这种形势，西汉王朝大臣中有许多人上疏，痛陈匈奴为患之害。其中以贾谊在《治安策》中写得最为沉痛：
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他向皇帝大声疾呼：“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汉书·贾谊传》）贾谊的上述言论，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汉族士大夫的心情，其情可感。惜其未能提出任何可行之法，故丝毫未能改变匈奴进犯的形势。
晁错的“募民徙塞”之策 匈奴对汉的入侵，并不因有贾谊等慷慨陈词而稍有收敛，反由于有汉奸中行说之流的实际策划而愈加猖狂。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连续入侵，其前锋深入至甘泉（陕西淳化）和雍（陕西凤翔），火烧回中宫。虽均被击回，但杀掠甚巨。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汉政府又派人至匈奴言和亲，以恢复和平关系。匈奴亦派人回报，形势有所缓和。但不久，于后四年（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前160年至前126年）。至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率众向汉大举进攻，由云中、上郡分两路向南进攻，首都报警，朝廷紧张部署：“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汉书·文帝纪》）幸而匈奴未进攻长安，仅在汉境内掠夺达数月之久，才被击退。
随着匈奴入侵的频繁和西汉国力逐渐加强，防御和反击匈奴的问题，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尚为太子家令的晁错曾多次上疏，提出“御胡”建议，其中“募民徙塞下”是“御胡”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主要内容为：
（一）改革戍边制度。改革过去“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的办法，迁徙部分居民到边塞屯戍。一面种田，一面备“胡”。
（二）迁徙到边塞屯戍的，主要是奴婢、罪人和平民。对这些“久居危难之地”的居民，政府加以鼓励和支持：“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若无夫或无妻者，官府还应“买予之”，以使他们“久安其处”。还应给屯戍之家修建“一堂二内”之住宅，“置器物”，“置医巫”等等。使民有久居之心。
（三）将屯戍之民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死不还踵矣”（《汉书·爰盎晁错传》）。晁错的建议，不失为加强边防的可行之法。后来文帝在不同程度上曾予以采纳。而《募民徙塞下》则成为一篇古代著名的论文。
为加强同匈奴的战斗实力，文帝时还特别实行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后汉书·食货志》），还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对后来武帝时反击匈奴将要起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在景帝一代，尽管匈奴“时时小入盗边”，但始终“无大寇”（《汉书·匈奴传》）。双方力量的对比，在逐渐发生变化。
二 汉初的“南越国”
南越国的出现 岭南地区，在秦统一后就成为秦王朝领土版图的一部分，秦王朝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
在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岭南地区关山阻隔，与中央断绝往来。秦王朝委派的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见秦朝将亡，就把属下的真定（河北正定）人、南海令赵佗任命为南海尉。任嚣死后，赵佗“诛秦所置吏”，以自己亲信代替，并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当秦灭亡的消息传来之后，赵佗便于高帝三年（前204年）自立为南越武王。[119]此后，在中原王朝南边，就出现了一个“南越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无暇顾及南越。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特派“名有口辩”的陆贾出使南越。至南越后陆贾向南越王宣扬西汉“国威”，使赵佗既仰慕又畏惧，遂欣然接受刘邦给予的“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
南越虽地处南端，为越族聚居地区，但其国内制度，与西汉王朝属下之其他诸侯国基本一致。其国内行郡县制，据考证，西汉之“南越国”内至少有南海、桂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六郡。官制也与其他诸侯国相仿。从考古资料可知，南越国使用的货币及通行的度量衡制，都是与中原一致的。[120]可见，此时南越乃是西汉统一的封建王朝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赵佗的“称帝”和“称臣”由于地处遥远的南部边陲，汉初的南越国同西汉政权间的关系，也不像中原各诸侯国那样简单。在几十年中，南越王赵佗经历了“称帝”和“称臣”的变化，反映了南越国同汉王朝复杂的关系。
开始，西汉君臣对南越国抱有戒备心理。高后四年（前184年）夏五月，朝廷上有的官员提请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运往南越国。被吕后批准实行，引起赵佗的不满，他猜想：吕后这一决定必是听信距南越最近之长沙王之谗言。就派人向朝廷请求“市易如故”，希望撤销禁令。不料，吕后不但不准，反而将南越国派来之使也扣押起来，接着，赵佗又风闻留在中原之宗族已被诛尽，在真定之祖先坟墓也被掘烧。一气之下，决心拒汉而称帝，高后五年（前183年）春，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并派兵北攻长沙国，破边邑数县而去。
赵佗称“帝”后，吕后也曾派兵前往镇压，因为中原派去之士卒不服南方水土，且多被瘴疫所染，致使汉军一年多也不能抵五岭。到吕后死时，只得收兵罢战。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对“四夷”“喻盛德”（《史记·南越列传》），采取安抚政策。先将赵佗在真定之祖坟“置守邑，岁时奉祀”，对其留在中原之亲属均“尊官厚赐宠之”（同上）。又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令赵佗去帝号，继续对汉称臣。赵佗本不愿与汉王朝对抗，自称帝后“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归汉之心迫切。一经陆贾面喻，立即同意去帝号“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并声明“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从此，又恢复其臣属地位。
总观汉初南越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同汉中央政权的关系，既与匈奴不同，也与其他诸侯国有异。乃是西汉政权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成分的藩国。这种藩属关系，在汉代中央政权尚不够有力之时，能维持一方的稳定局面，对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是西汉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一种较好的形式。不过，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这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的藩属国，就要被加强皇权的历史趋势所扫荡了。
本章小结
西汉初年的六七十年间，是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时期。刚刚取得政权的地主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招抚流亡、轻徭薄赋、改革刑法、提倡节俭、鼓励农耕，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下一阶段——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兴盛繁荣打下基础。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则始终剧烈地进行着：最初是刘邦同异姓王的斗争，接着是刘氏、吕氏以及刘氏内部宗室贵族间的厮杀。这些斗争的结果都是中央政权战胜地方势力，从而使封建主义中央集权一步步加强。汉初的民族政策，也是与“黄老政治”相一致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一旦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中央集权得到足够的加强，西汉统治阶级就会抛弃“黄老”政治，而实行一种更有力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