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主题的提出，任务也得到了澄清：这是有关德国观念论（den deutschen idealismus）的一份历史报告，紧接下来，这是对如今在哲学界得到推进的事情的一种忠实描述。

当然，已经有人提出了反驳：以如此外在的方式，这项任务是无法得到理解的。问题自然涉及比较。一种比较性的考察：种种差异、一致（那自然不仅仅是在哲学的学术观点方面，而且在精神史的处境[der geistesgeschichtlichen situation]方面），以及内心的姿态和态度。

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这项考察绝非单纯的记录和查证，仿佛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似的。一个比较对象是我们自身，即当今的我们。这项比较对于我们产生了影响。必须就另一个比较对象评估一下：它与我们的关系如何，我们将它带动了多远？

这项任务或许很诱人，但是，难道它不是过于审美化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我们的精神史处境中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了吗？难道这项任务不是在一种研究我们的当前时代，或许还研究这个时代的虚弱无能与彷徨无措的心理学中彻底了结的吗？这种彷徨无措会由于我们相对而言拟定出一整套关于它的心理学而消失吗？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可怕？终究而言，只要不维持原状，就无伤大雅。难道这项比较性的考察还会产生别的什么成果吗？

首先，这要成为一项现实而活生生的任务；它不在于就这些哲学家过去曾写过些什么，他们创办了哪些杂志，以及他们与谁结婚了这些问题展开无聊的报导，而在于他们的哲学本身，更确切地说，在于这种哲学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而这样一来，似乎你们[2]就可以免于被纠缠到各种书名和资料中去了。相反，与各种科学（wissenschaften）必须掌握的其他许多材料相反，这里最终似乎是一个性情（gemüt）问题。而这里的讲师甚至会想：谈谈新近出版和最新出版的那些书，然后拿它们与黑格尔（hegel）和谢林（schelling）比较一下（当今应该还与他们有某些共同之处），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完成的任务吗？

而这样一来，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正如人们偶尔听说的那样——“相当漂亮的”一个讲座了。

或许我们应该在已规定的这个主题上想出别的什么使命？用否定的方式来说，最终完全有把握这样讲：绝不是什么好古的报导。也不是某种进行拙劣模仿的精神史考察那样的胡闹。但如果不是这些，又是什么呢？而之所以不是提到的这些，那只是因为它们不适合我们。

但这既不是对于意图的一种充分的奠基，也根本没有规定我们在肯定的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是设想出某种新东西吗？据说新东西比旧东西更具有灾难性，也更糟糕，因为这类东西不能被有系统地设想出来。至于会在内心里产生什么样的真诚，会产生什么样直接而不做作的后果，那一定会自然生长（gewachsen）出来的。而且只是这样一种生长（wachstum）：那里有植物在成长，而植物的成长完全来自于胚芽，准确地说是来自于一些孕育着隐蔽的力量的籽苗。为了种植，我们拥有了这种力量吗？还有，我们了解我们将它们埋进其中的那块土地吗？我们是否肩负着现实的使命？如今谁会贸贸然对这个问题回答“是”呢？但我们还，我这里说的是“还”（要是有人问“还有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你们了），我们还有这样的可能：向着胚芽和大地，向着现实的使命去追寻。追寻在此指的首先是将我们带到一种清醒的追问热情（eine nüchterne leidenschaft des fragens）中去，而绝不自欺！

如果说在已经指明的讲座主题中包含了一种真正的使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生长进（hineinwachsen）这种使命中去，又要如何规定这种使命呢？不要仅仅为了与众不同而设想什么突围的法子，而是要把这使命近旁的东西好好思索一番。

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近旁的东西便是比较性的考察；这一考察要使得当前（die gegenwart）不仅仅保持为比较的客体，而是也成为主体，应该对这个主体有所述说。

那么就要问一问，德国观念论对我们有什么可说的。但这就包含了一点，即我们得澄清，德国观念论一般而言说了些什么。而它所说的，仍然处在那些大部头著作中，那些著作可不像古代哲学的著作一样，以残篇的形式保存下来！而这些著作向我们呈现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学术观点，并不像一篇柏拉图对话或一篇亚里士多德论文那样呈现这个或那个问题，而是立马呈现哲学的整体（das ganze der philosophie），呈现体系（system）。

诚然，它们处在那些著作中。但只要它们不述说自身，它们又该如何向我们发声呢？我们应该如何将它们形诸语言（zur sprache bringen）呢？通过阅读！我们到底还能不能阅读？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让某种事物向我们述说的内在力量和准备（bereitschaft）？我们到底还知不知道，这种准备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据说有了这种因素，准备就不再是空洞无物的了）？

而什么又叫作因素呢？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能应对这里被述说的东西，或者说，必须忙于进行这种应对。我们必须已经能在哲学家有所述说的那个方向上进行倾听，我们必须已经保留哲学家的述说所在的那个视角（perspektive）。

如果说我们已经引出了某种本质之物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在阅读中使著作进行述说。从哪里取得这种本质之物？而即便我们有了这种本质之物，我们又要往哪个方向去解读它呢？最后这个问题必须由讲座本身来回答。但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已经引出了对德国观念论哲学那里所关涉的重要之事的理解。我们应该从我们这里——似乎是预先这样做的——往那个哲学的时代（zeit der philosophie）投去某种光亮，为的是在这种光亮中首先看清那里发生了什么。

不仅比较性的考察关涉到当前，而且连这考察本身，也只有当其从当前发生出去（aus der gegenwart geschieht）时，才是可能的；只有如此，过去才会复苏。在此已经有一点值得注意了：起初看起来像是在两个现成的乃至静止的客体之间进行的某种比较，如今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比较的一个客体，即我们自身，应该成为主体，而对主体是要有所述说的。另一个客体，只要它不进行述说，就同样不现实。（它应该对于我们同样成为那进行述说的主体。）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在这个意图下，是可以首先将当前的问题情境（problemlage）标画出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从这个问题情境中赢得一种用以居有（aneignung）德国观念论哲学的视角。

但为此要从何处着手呢？如果说我们应该去理解当今的问题情境，理解当代（jetztzeit），难道为此所需要的，不是和理解从前所需要的一样多吗？难道下面这种看法不是一种巨大的错觉吗：人们身临其境甚或以身任之的当今，毫无疑问要比过去更透明易解？难道这种看法的反面不才是真理吗？

因而如果当今的诸种难题更晦暗，我们要如何从这种晦暗中，汲取我们据说要用以照亮过去的那种光亮呢？那么什么是当前的问题情境？它是不是对刚刚被思考和被写下的一切的结算（verrechnung），关于当前种种哲学流派和学派的一幅全图（gesamtbild）呢？如何在这里找到一个主导思想？或者我们[3]应该通过一次突袭，简单地决定采取某个方向？谁会告诉我们，那是不是哲学？以及是不是这样一种从德国观念论哲学内部生长出来的哲学？

我们一般而言是否应该不遵循学院哲学和大学哲学（schulund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而是遵循大众哲学（popularphilosophie）？还是同时遵循两者？又或者两者都不遵循？

那么我们如何在当前站稳脚跟？是立足于那种软弱地如常推进的旧事物中吗？还是立足于那种无效地奔突而出的新事物中？

当前的问题情境：不要寻求意见和观点，而是要探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像摆在路上的一块石头，亦即并非简单地现成存在着。问题只有当被提出的时候才存在。但或许并非所有被提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的和真诚的。依据什么来判断呢？

首先，在当前的问题情境下被讨论的那些问题（probleme），一般而言是不是核心的和本质的？被提出的那些疑问（fragen），是否并非全都是真诚的问题？难道在当前的哲学中，人们不是花了太多的精力，用了各种方式，去回答那些通常无人提出，也不关切到任何人的疑问吗？难道当前的问题情境的特色不就是它没有任何问题吗？

这样一来，盼望找到现成之物的那种尝试，就会愈发徒劳无功了。但或许那种现成之物根本就不是现实的问题，人们只是听说过那些问题，也就它们写过点什么。

难道那些核心而又在起作用的问题，不是根本就没有如其本然地明确被提出，但又变得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亦即成为一个时代的趋势和推动力了吗？这些趋势和推动力当然并非完全隐蔽的，而是规定着人们表明态度时采取的形式和得到的机遇。但如果那些问题本身都不为人所知，而且众所周知的东西不过是一种反照（这种反照当然可能欺骗人）罢了，那么这些趋势和推动力又如何能被当作那些问题的表现呢？

还有，什么叫作寻求把握住“趋势”？是不是与事情的发生（geschehen）同行，觉察到事情的运动（bewegung）穿透了自身，并就此着手解释并暂时性地把握这种运动？实际上正是如此，而且必须要敢于这么做。但这样一来，起初的任务中就没有太多东西剩下了。

事情最初看起来是这样的：一边是德国观念论，另一边是当前的一些有趣的哲学学说，然后在这双方之间进行某种多少有些消遣性的来回谈论。但如今，比较性的考察不仅仅是联系当前而发生的，而是从当前之中发生的。但“从当前之中”而来的考察，也只有当我们寻求把握住那些最纯粹的趋势，关涉到那向前-突进和进行显示的因素时，才是可能的；但当前的这种考察无论如何都是发自当前的。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以当前的方式（gegenwärtig）存在着，我们就完全看不到当前；我们必须在它自身中，在它的意义上，具备未来式（zukünftig）的存在。

因而，只有从未来出发，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只有如此，历史才会形诸言谈[4]，而这考察也不再是任何比较，而是一种我们只需开动即可的对话（zwiegespräch），——但这种对话必然是一种对峙（auseinandersetzung），亦即斗争，这就自然与人们所谓的“科学争论”（wissenschaftliche polemik）有着天壤之别。

现在，主题已经豁然开朗，这就让任务也凸显出来，即便不是在个别细节方面，而是在本质方面凸显出来，也是如此。而我们在此正好看出了同样的事情：一切关键的东西都在乎我们自身，也都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我们全都可以避开它，投入到旧事物的按部就班中去，也可以在新事物的翻腾不宁中去折腾。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任由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在某一天洞彻到（无论是否清楚），我们一度无可挽回地放弃了我们自身，并将自身交付给了日常琐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容易这么做，乃是因为我们自身之中潜伏着某种东西，它说：“事情自己就会恢复正常，平静下来。”

因为这种哲学活动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如果说有某种事物为真，那就是这样一句话：在人的此在中，哲学没有任何用处。存疑的只有：“这对我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对我提出的，还是对——倘若事情到了这一步的话——一种好奇的动物提出的？

存疑的是，一般而言我是否亲身在询问“这对我有什么用”。很有可能的是，当我问这个问题时，一般而言我都还没有达到我自身，也没有达到我的生存（人的存在[mensch-sein！]）。因而当人内在的伟大不在于他利用和使用事物，以及如何利用和使用事物，而在于走出自身之外并全力投入这种可能性，当哲学活动无非是让这种全力投入去发生时，那么上述的问题，“这对我有什么用”就既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一个朴素自私自利者[？][5]本人提出的问题。

只有当我们自愿地培养自由，将我们带到我们自身这里，只有这时，从事哲学一般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一切就都是戏耍和老套惯例；哲学文献中一切的知识和博学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仅仅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从事哲学活动。

但也只有当我们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装备去完成已规定了的首要任务：释放并阐明那些多少有些隐蔽，而又纠缠在一起的哲学基本趋势（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tendenzen）。据此，我们就从一种预备（vorbereitung）开始这个讲座。

这里涉及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史，而仅仅涉及哲学活动本身。以进行哲学活动的方式与德国观念论对峙，这要求一种内在的装备（zurüstung）。我们尝试通过下面的方式赢获这种装备，即揭示出当前的种种哲学趋势，那些趋势必定先行于那种对峙之前。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揭示当前的哲学基本趋势；第二部分，与德国观念论的对峙。（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比起来短得不成比例，这尤其是因为在第一部分中只是暂时被标画出来的东西的问题格局[problematik]，恰恰必须在那种对峙中，才能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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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原标题直译应为“德国观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的问题情境”，鉴于中译标题以简明、上口为宜，而且“问题情境”并非本书中反复出现的核心关键词，译者将标题略作简化处理，改为“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了。（“problemlage”[问题情境]这个概念在正文中指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哲学面临的难题与处境，而“problem”[问题、难题]与lage[情境、处境]合起来可以简称为“困境”。）但在正文中，我们仍然将“problemlage”严格译作“问题情境”。——译者注

[2]原文为“sie”（您们），为尊重中文日常使用习惯，改译为“你们”，下同。——译者注

[3]原文为“wird”，疑为“wir”（我们）之误。——译者注

[4]“客体”——两个主体。

[5]原文所有。下文中除译者为了附上德文原词，或为了翻译附上拉丁文、希腊文原文而加的方括号之外，补入的方括号及其内容均为原文所有，因此不再另外添加注释说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