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上台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便轰然爆发。这次空前的壮举震撼中国大地，终于埋葬了秦王朝。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
一、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其统治之残酷，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十一岁的胡亥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大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几个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数十人［1］，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网织罪名，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把另外的十二个公子“僇死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还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2］，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于是就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二世大悦”，准其请求，“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胡亥把这些兄弟一个个地除掉。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十公主矺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对于大臣，凡二世及赵高认为“不可者”，均以各种借口杀掉，如曾为秦王朝“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立有战功的蒙恬，虽拒绝自杀，没有和扶苏同死，但不久二世还是逼他“吞药自杀”。对与赵高有仇的蒙毅，当然更不放过，胡亥专门派御史将其杀死。至于其他宗室大臣则“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结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人人自危”（《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胡亥、赵高这种残杀宗室大臣的行为，连胡亥的侄儿子婴都不以为然。子婴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杀忠良而用后胜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并指出：“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史记•蒙恬列传》）。但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李斯列传》）。
残忍昏暴的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就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唯恐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
二世又继续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竣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道”（《史记•李斯列传》），又征发人民戍边，“外抚四夷”，同时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必定要向劳动人民加紧榨取。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使原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争生存的斗争。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英布原为修骊山始皇陵的刑徒，后逃亡至江中，纠集许多刑徒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彭越也率领一些少年在巨野泽中（山东巨野县一带）“为群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连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农民途中，“徒多道亡”，最后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无法交差，只好将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了。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已汇合成为一股股起义的细流，冲击着秦二世的统治，使当时的社会显出严重的动荡不安。
就连昏聩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统治危机，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承认“黔首未集附”。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的办法，“威服海内”。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胡亥同李斯等开始“巡行郡县”，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而至会稽，再绕回辽东，最后从辽东返咸阳，“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早已不能将人民吓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时间内“欲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时，全国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行列：“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对于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汉书•贾山传》）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已经不限于部分人了，这些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出现了“群盗满山”（《汉书•食货志》、《汉书•贾山传》）的局面。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迸发着仇恨的火星，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燃烧起彻底毁掉秦王朝的熊熊烈焰。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由于秦二世、赵高等人杀戮宗室和大臣，朝廷内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样，在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皆“怀自危之心”（《史记•秦始皇本纪》）。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陈胜吴广点燃起义烽火 正当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独夫、暴君蹂躏得再也无法向前迈出它那艰难步履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使社会解脱了危机。而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最初点起革命烽火的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陈胜和吴广。这正如黑格尔说的：“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历史哲学讲演录•绪论》）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河南登封）人。吴广又名叔，阳夏（河南太康）人。这是两个在秦王朝统治下的贫苦农民，陈胜曾为人佣耕，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他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二世下令“发闾左”——即征调住在闾里左边的贫民——去戍边。［3］陈胜、吴广也被征发，随着另外的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河北密云）戍守。但行至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东南二十公里的刘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在这生死关头，早已蓄意举行起义的陈胜、吴广私下商量说：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没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举大计”干起来吧，陈胜平时十分注意社会状况，他不仅对秦王朝的残酷统治，有切肤之痛，而且对形势有极清楚的认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当立，他杀死敢于劝谏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夺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许多人还不知这两个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苏和项燕作为号召，鼓动起义，定有不少人响应。陈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了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把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人推出来作为号召，正是陈胜对当时社会有深刻了解的表现。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对“昏主”、“暴君”和“贪官”抱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和拥护“清官”和“好皇帝”。［4］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陈胜、吴广为发动起义作了周密安排。
首先，他们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大造舆论。陈胜、吴广都是被指定的屯长，他们在戍卒中都有相当威信。为坚定大家对陈胜的信任，他们暗暗地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这一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能成大事。因为楚将项燕曾在蕲县反抗过秦军，这里原为楚地，所以宣传“大楚兴”对当地农民有很大号召力。在封建社会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两个不出名的贫苦农民，要发动众多的农民举行起义，能够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组织才能和首创精神。
地火在运行，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爆发出来。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喷火口。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尉十分骄横，九百个贫民对于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军尉身上。一天，这两个将尉（即军尉，因押送戍卒故称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果然举鞭就打，这种凶蛮的态度早激起在场的戍卒们无比愤怒。将尉鞭打吴广，还不够，竟要拔剑杀人。在这时刻，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将另一个将尉杀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下子喷发出来了。陈胜抓住这一时机，对大家说：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戍守边境的有十之六七都要死在那里。他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抗一条路，“壮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5］陈胜的话，使大家下定决心，同声响应，“敬受命”。于是九百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并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6］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这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初步取胜占领陈县 起义开始后，陈胜、吴广就率领这支队伍向大泽乡所在的蕲县进攻，并立即占领它。接着，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人葛婴率领部分起义军向东；另一路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这两路军队一路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势如破竹，迅速攻占铚（安徽宿县西南）、酂（河南永城县西酂城）、谯（安徽亳县）、苦（河南鹿邑县）、柘（河南柘城县北）五个县城。在十天左右，横扫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当进入陈县境内之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了。
陈（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战国末，楚国曾自郢迁都于此，秦统一后，这里是陈郡的首府，为秦代的一个重要城市。起义队伍来至陈县，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军抵抗，但在丽谯门一战中［7］，郡丞即被杀死，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重要城堡。
陈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起义军建立更严密的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于是，陈胜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大家认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于是陈胜立为王，号曰“张楚”。这里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成为农民起义军响亮的纲领口号。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使大泽乡开始燃起的革命烽火，飞速地蔓延到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原来分散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陈为中心，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人们起而响应陈胜，在各地展开斗争：“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纷纷揭出反旗。如沛县人刘邦自放走押送的刑徒，逃亡以后，在陈胜等占领陈县后两日，聚众数百人，杀死沛（江苏沛县东）令，在沛县举行起义。刘邦立为沛公，集众两三千人，攻占胡陵（山东鱼台县东南湖陵城）、方与（山东鱼台县西旧城集）等县。凌县（江苏泗阳县西北）人秦嘉，铚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安徽灵璧县东北潼郡）人郑布，徐县（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这一路义军向郯县（山东郯城县北）进攻，把秦王朝的东海郡守庆围困在城里。郦商在高阳（河南杞县西南高阳集）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千人。项梁、项羽在吴县（江苏苏州市）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县人王陵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河南南阳市一带）地区。昌邑人彭越也已聚众千余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活跃于鄱阳湖一带，在这时也迫使番阳（江西波阳县东）县令吴芮共同起兵，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真是所谓“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吴广直接率领的队伍，更是“从之如流水”。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有的人也参加了陈胜、吴广的队伍。如原赵国的名士张耳、陈馀，曾被秦王朝追捕，他们隐匿下来，当陈胜的义军占领陈地后，他们就跑来参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一儒生，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上蔡人蔡赐原为“房君”，也在起义高潮中参加了陈胜的队伍，被任为“上柱国”。［8］这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说明起义军声势浩大，它的威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剥削阶级的人物投奔到反秦的队伍中来，这对于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汇合在反秦旗帜下的力量庞杂，任何人都难于把如此浩大的队伍统一起来，所以后来反秦的队伍发生分裂，也是必然的。
三、起义军的凯歌行进和暂时失利
大泽乡的烽火，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的到来，在高潮中，起义军的主力勇猛地向秦王朝统治中心进军。
起义部队胜利进军 在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陈胜，这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群众领袖，充分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进攻陈之前就派到东方去的葛婴，这时已占据东城（安徽定远东南）。在陈立定脚跟以后，陈胜就部署军队向西、北、南三面出击：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馀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的基地挺进，向西挺进的主力军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之意）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大道；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河南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孔道；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心脏包围的形势。
各路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席卷方数千里”（《淮南子•兵略训》），“望屋而食，横行天下”（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西进攻的主力进展更加迅猛：吴广率领的一路，直攻到荥阳城下，荥阳乃中原重镇，为通向关中必经之地，秦派丞相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郡守，率兵防守荥阳。吴广率领的起义军来到荥阳后，李由不敢出来交战，龟缩在城中，依靠坚固的城堡与农民军顽抗。吴广被阻于荥阳，一时攻之不下，与李由率领的秦军呈僵持状态，只有吴广部下邓说、伍逢等率小股部队在荥阳附近取得小胜，占领郏、许等县。吴广这一路军队将秦军控制在荥阳城内，使周文率领的农民军得以顺利穿过三川郡，迅速地绕过荥阳，胜利完成挺进关中的任务。
周文所率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地向咸阳进攻。仅几十天的时间，这一路军队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九月，周文率领的大军已进攻到距秦都咸阳仅有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境内）了。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车千乘、众数十万”的劲旅。
另一支由宋留率领的西路军，也正由南阳向武关进发。
秦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秦军的反扑和反秦军的分裂 自以为稳坐皇帝宝座的二世，开始时并没有把起义的农民放在眼里。有人向他报告农民起义的消息，他十分生气，就把报告的人关押下狱。后来，又有人向他报告：陈胜等已由蕲攻入陈，二世就召集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有的要二世立即发兵“击之”，二世听了后很不高兴，只有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机上奏说：如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下，哪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而已，何须皇帝过问，只要令地方官逐捕就行了，不必担心。这一番话说得二世心花怒放，立即赐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并升为博士，而对于说陈胜乃“造反”的人，则关进监狱。二世从此高枕无忧。哪知叔孙通早看透了秦二世的昏暴无能，对秦王朝的统治已丧失信心，所以出宫后“乃亡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投奔了农民起义军。
当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之时，二世才如大梦初醒，惊恐万状，急问群臣“奈何？”少府章邯提出：调集军队已来不及了，请将修骊山墓的刑徒授予兵器，令其与农民军作战。于是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令章邯率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刑徒向周文军出击。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一样，加入到革命队伍内的人不可能是纯而又纯。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集中到反秦旗帜下来的，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怀有各种目的投奔来的人，他们加入反秦的行列，对于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是有作用的，但在起义队伍内部，他们常常起着分裂的作用，削弱了反秦的力量。如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武臣、张耳、陈馀奉陈胜之命率军到达邯郸的时候，张耳、陈馀就鼓动武臣脱离陈胜指挥而自立为赵王，不让请示陈胜。并挑拨陈胜与武臣之关系，说什么“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武臣在张耳、陈馀二人煽动下，遂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反秦的队伍内部开始分裂。
当陈胜得知此事后“大怒”，但已无法挽回，只好听从房君蔡赐的建议，“因而贺之”，并命令他们率兵西进，增援进攻咸阳的主力军。这时，周文一军深入关中，吴广的一支军队还在荥阳，如果武臣的部队从河北直插关中，会给秦军以致命打击，但张耳和陈馀劝武臣拥兵自重，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不派兵西进。武臣在他们的挑唆下，完全不顾大局，袖手旁观，不仅坐视周文等孤军西进，反而忙于扩大个人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韩广攻旧燕国故地，后来韩广在那里自立为燕王，武臣还派李良攻恒山郡（郡城在河北正定县南），派张黡攻上党郡（郡城在山西长子县附近）。武臣和张耳、陈馀的分裂行为，对农民军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山东高青县高苑城北）自立为齐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号令，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损失。
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下令派章邯率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一支孤军深入的队伍溃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周文虽曾在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视日，“自言习兵”，但毕竟没有丰富的统兵作战经验，他率领数十万刚刚组成的军队，在无后援的情况下，深入到秦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农民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章邯的军队扑过来后，周文的农民军便抵挡不住，“尽败之”。接着，农民军在周文率领下退出函谷关，在曹阳（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抵抗。农民军在后无援兵的情况下坚守达两三个月之久，后因战斗失利，又向后退到渑池（河南渑池县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一月，农民军终因寡不敌众，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日后，被章邯军打败，周文自刭而死，“军遂不战”（《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的牺牲和农民军暂时失利 以二世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阶级，在向农民军反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凶恶残忍的本性。当章邯率数十万骊山刑徒及“奴产子”组成的军队向周文一军反扑时，二世竟不顾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险，丧心病狂地调回戍守在北方的数十万军队，令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9］这支部队由秦将王离率领，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陉，后来深入赵地［10］，当时被称为“河北之军”（《史记•高祖本纪》），成为屠杀黄河以北起义军的凶恶刽子手。
在秦军全面反扑的形势下，起义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吴广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见周文失败，秦军不久就至，荥阳迟迟不能攻下，就准备分一部分军队牵制荥阳，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本来，这种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同吴广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却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竟将吴广杀掉，并“献其首于陈王”。陈胜在当时也无法，只得赐田臧为令尹，为上将。田臧得到任命后，就留李归等守荥阳，而自己率兵迎击章邯军于敖仓，双方皆以主力投入战斗，结果田臧兵败战死。章邯又继续向荥阳进攻，李归所率军队，在两面夹击之下也战败，李归等壮烈牺牲。
这时，进军北方的诸路队伍，均割据自保，不仅不主动向秦军出击援救主力军，反而不断互相残杀，如武臣的部下杀死武臣，张耳、陈馀又另立赵歇为王。另外，召平进攻广陵，邓宗进攻九江，也无力回援。这样，当周文、吴广两路军队被打败后，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就显得兵力十分单薄，形势危急。
陈胜称王以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对“沈沈”的“殿屋帷帐”也大感兴趣起来，以致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起先，有与陈胜曾同佣耕的农民听说陈胜已为王，便来陈见他。陈胜的门卫森严，不得见，后待陈胜出门，才拦路呼见。此时，陈胜尚能不忘故旧，“乃召见，载与俱归”。但后来，客出入于老友陈胜的宫殿十分随便，又向别人讲起陈胜的往事。于是就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也认为有损自己威信，竟把这曾经同甘苦的朋友杀掉。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连他的妻父也说他“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顾氏引《孔丛子》云）。从此以后，曾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一两个近臣：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制驭群臣，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报复，结果失掉人心，“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史记•陈涉世家》）。这就种下陈胜加速失败的种子。
当章邯军逼进陈时，陈胜已没有多少兵力，这时，邓说在郯被章邯击败，逃回至陈，伍徐也在许被章邯击败，散兵也逃回陈。陈胜派去当秦嘉等人军队的监军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杀掉。所以，面对着穷凶极恶的章邯军，陈胜只能派房君蔡赐出击。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章邯军来势凶猛，蔡、张两军抵挡不住，兵败，蔡赐、张贺皆牺牲于战场。
十二月，农民军的根据地失陷，陈胜率一部分部队且战且退，经汝阴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胜的御者庄贾杀害了陈胜，投降秦军。这一位农民战争的领袖，就在这里牺牲了。农民起义暂时失利，革命形势到了最低潮。
陈胜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仅仅用“耰棘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败了拥有“句戟长铩”的秦王朝军队。从淮河流域，横扫黄河南北，长驱直入，突入据“殽函之固”的关中，其威力使秦二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后来，陈胜虽然牺牲，但由他和吴广所发动起来的农民大起义并没有结束，“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
至于发生在陈胜身上的某些错误，乃是农民革命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确是阶级、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是，也不应当“用‘不可避免’做借口，对个别农民起义领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赞赏，用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代替对历史人物某些重大错误作具体分析。”（林剑鸣、高景明：《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载《人民日报》，1964-08-19）如对陈胜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表现的骄傲、贪图享乐等错误，一方面不必苛求古人，另一方面应认真研究，以为今人的教训。
陈胜死后，他原来的涓人（近侍）后已担任将军的吕臣，组织了“苍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县北）重新举起义旗，他们决心为陈胜报仇，夺回陈县。果然，不久“苍头军”就“攻陈下之”，杀死叛徒庄贾，使“张楚”的旗帜在陈的城头上飘扬，“复以陈为楚”（《史记•陈涉世家》），后来，秦军又向陈县反扑，吕臣等寡不敌众，率兵转移，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会合，在青波（河南新蔡县西南）击败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夺回陈县。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吕臣的这支起义军与项梁的义军会合，成为刘邦、项羽领导下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
原来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农民军，由宋留率领还没有到武关，就传来陈胜牺牲的消息。他们的后路已被秦军切断，南阳落入秦军之手。宋留率众向新蔡撤退，在秦军的猛击下，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后来，秦军竟将宋留送回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
秦王朝内部的矛盾和二世的残酷统治 二世、赵高、李斯三人是为互相利用而结合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钩心斗角的斗争：
李斯虽是个卑劣无节的政客，但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来，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的。他见到关中危机稍稍解除后，二世仍旧骄奢无度，故态复萌，几次要劝谏。但二世不仅不听，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曾经听到过韩非的学说，他说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11］，然而，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苦形劳神”吗？这是不肖人干的事，贤人有天下，就是要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天下呢？所以我希望随心所欲，而且还要永远保有天下，有何办法？李斯的儿子李由在守荥阳时未能阻止周文军队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以后，就追查李由为三川郡守对吴广等西略地“过去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李斯身为丞相，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这样的君主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
李斯所谓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君主还要大权独揽，要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因此要专断：“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这样的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认为，只要实行这种“督责之术”。君主的位子就坐稳了，百姓也不会造反，“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李斯这一套“督责之术”的主张，虽是取悦于二世的言论，但也是同他一贯信仰的法家思想相一致的，这里不过说得更加露骨而已。［12］
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当然为秦二世所欢迎，“于是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者就是“忠臣”，于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与李斯和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对自己不利，就对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纪又轻，何必与大臣们一同议事？若办事有错反而被群臣轻视，以后陛下就深居宫中，有事我可与之计议。这样，大臣就不敢奏报不确之事，而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以后就“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公卿希得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事皆决于赵高”（《史记•李斯列传》）。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二世更加奢侈无度，当时秦王朝的军队还在关东同农民军作战，要不断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这已经给关中百姓造成极大负担，而二世却还加紧征发徭役修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史记•李斯列传》），使人民陷于更深的苦难。赵高、李斯等不仅一手造成人民的苦难，而且利用这种事实，争权夺利，结果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赵高故意对李斯说：你是丞相，对皇帝应有所劝谏，于是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二世“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正在与妇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来谏，大怒，下令将他们系捕入狱，去疾、劫二人自杀。李斯在狱中上书，皆被赵高扣留。赵高指诬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皆收捕宗族宾客”，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榜掠千余”。最后“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承认谋反，结果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将李斯“具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在统治阶级内部残杀中，结束了他作为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的一生，剩下来的赵高和秦二世，对人民的压榨更加苛刻。
四、反秦浪潮的再度兴起和秦王朝的灭亡
凶横残暴的秦二世，虽暂时把农民起义军击退，但遍及全国的农民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它们像深夜中点燃在漫山遍野里的一堆堆篝火，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不久，它们又连成一片，以更猛烈之势彻底烧毁了秦王朝的罪恶统治。
项羽刘邦继续领导反秦战争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一月，奉陈胜之命率兵攻广陵的召平，听陈胜兵败，秦兵又逼进，就与项梁取得联系，并以陈胜的名义，命项梁为上柱国，叫他立即率兵西进，主动向秦军出击。项梁和项羽率八千人渡江西向攻秦，从此代替陈胜、吴广领导起全国农民起义军，继续进行推翻秦王朝的战争。
项梁为项羽的叔父，项梁之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将项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对于秦灭楚当然不甘心。当年秦始皇游会稽时，少年的项羽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蓄有夺取江山的大志。当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项梁、项羽叔侄也在吴中响应，杀死会稽守，占据县城。于是项梁自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
项梁、项羽等虽为楚国贵族，且蓄意夺取天下，但在起义之初他们始终尊陈胜为首领，同其他各路义军一样，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之下。因此，接受任命以后，项梁、项羽就忠实地去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使命。项梁、项羽率兵渡江后，首先与陈婴领导的东阳（江苏盱眙县东东阳）起义军联系，把这支两万人的队伍合并过来，渡淮以后，又有英布和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前来汇合。这时，在项梁、项羽统率下的军队，已有六七万人之众，在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安营扎寨。“张楚”的旗帜又在这里飘扬，各地分散的起义军都以它为中心，逐渐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也有不顾大局，不愿接受统一号令，而走上分裂起义军道路的，吴广的部下秦嘉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听到陈胜失败的消息以后，就自作主张立楚国的景驹为楚王，并在彭城（江苏徐州市）以东地区驻扎，以阻挡项梁、项羽军队北上攻秦。这种行动已经发展为对农民军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项梁宣布：“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史记•项羽本纪》）出兵进击秦嘉，并于胡陵（山东鱼台东南）将其杀死，使秦嘉所部统一在项梁、项羽指挥下。
接着，项梁、项羽就率兵由胡陵西进，这时章邯率领的秦军在镇压了陈胜的队伍以后，正回过头来还军至栗县（河南夏邑），阻挡项梁、项羽军西进。项梁派朱鸡石和余樊君出击，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就率军取薛（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与此同时，项羽也攻下襄城（河南襄城），由于秦军顽守，襄城曾久攻不下，到攻下后，项羽将守城士卒“皆坑之”（《史记•项羽本纪》）。革命战争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将俘虏全部活埋也是不应该的。这种残忍的作法，是项羽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时期，响应陈胜而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正率数千人与秦军苦战。刘邦率沛县起义的两三千子弟据守丰（江苏丰县），秦王朝的泗川监平率兵攻丰，被刘邦击退。后来，刘邦命部将雍齿守丰，自己率主力向外扩展，不料，雍齿以城投周市，周市原为陈胜派往魏地之部将，此时他已立魏咎为魏王，刘邦听到周市叛变的消息十分生气，数次攻丰，均不能取胜，听说项梁在薛，就率百余从骑往见。项梁拨给刘邦五千人，以五大夫（第九爵）十人统率，加强了刘邦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刘邦随即“引兵攻丰”（《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项梁得到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便召集诸将在薛商讨今后行动。七十岁的居鄛人范增深谋远虑，劝项梁“立楚之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了这个建议，在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心——这时他正在为人牧羊——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尊为楚怀王（义帝），封陈婴为上柱国，而自己为武信君。从此，楚怀王孙心在名义上成为各地起义军的领袖，实际领导权则操在项梁、项羽叔侄手里。
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在东阿（山东阳谷东北）把章邯军打得大败，他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河南濮阳西南）将秦军打败。由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羽、刘邦又率兵向西攻雍丘（河南杞县），在这里与秦军展开激战，刘邦的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这里杀掉秦的三川郡守李由。项梁所率的主力军也在定陶（山东定陶县北）大破秦军。定陶是战国以来中原的大都会，秦王朝时期也为东方重镇（见史念海：《河山集》）。项梁取得连续胜利，尤其是占据定陶后“有骄色”，自满起来，宋义曾提醒他，他仍不在意。趁项梁轻敌麻痹之际，秦军补充了章邯军，夜间向定陶偷袭，结果义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陷于秦军之手。
当时，项羽、刘邦正率兵向陈留（河南陈留东北）进攻，听到项梁兵败的消息，立刻回师转向东方集结于彭城。吕臣在彭城东，项羽在彭城西，刘邦在砀郡，各率一路军队驻扎，结成掎角之势。后来又将楚怀王从盱眙迁至彭城，任吕臣为司徒，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刘邦为砀郡长。项梁死后，义军内部作这样的调整，使各路兵马重整旗鼓，统一在怀王号令之下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则是项羽和刘邦。
章邯在定陶取胜之后，再不把刘邦、项羽等放在眼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史记•项羽本纪》），领兵向河北的赵扑去。这时，赵王歇和张耳、陈馀正与王离军苦战于巨鹿，章邯率兵至，秦军人多势众，将赵王歇等所率的义军逼进巨鹿城。王离、涉间率兵将巨鹿围住，章邯筑甬道在巨鹿南运粮。［13］只有陈馀率兵在城北，形势非常危急。赵军派人到楚求援，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救赵；同时又派刘邦率另一支军队西进，直捣关中。起义军和秦王朝统治者开始了决定性的战役。
巨鹿大战 原来楚怀王任命上将军（号卿子冠军）的宋义是个不顾大局的人，他率领援巨鹿的部队行至安阳（山东曹县）即停留下来，一直拖延四十六日还不前进。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而巨鹿之北的陈馀也筑壁自守，不敢进援。巨鹿城内的赵军在王离等率领的秦军包围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但宋义却迟迟不进，当项羽建议趁秦军围赵于巨鹿之机，与赵内外夹击向秦进攻的时候，宋义竟说什么先让秦赵互斗，若秦“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采取坐山观虎斗，以图坐享渔人之利。并下令对军中勇猛杀敌的士卒“皆斩之”。而宋义自己则在军中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也已无粮，士卒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广大士卒饥寒交迫。项羽非常愤慨，指出：宋义不与赵戮力而攻秦，还借口“承其敝”迁延观望，坐失时机，又不恤士卒，“非社稷之臣”。项羽就在盛怒之下杀掉宋义，楚怀王即封项羽为上将军，并令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于是，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两万士兵渡漳水救巨鹿，但不能取胜。之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从安阳北上进攻秦军，这支起义军斗志高昂，渡河后，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有进无退，全部沉没了渡船，打碎了釜、甑，烧掉军营，每人只携三天粮食，“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表现出农民起义军义无反顾的决心和英雄气概。这就是历史上“破釜沉舟”的故事。大军渡河后，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包围，同秦军九次大战，项羽切断敌军甬道，断绝秦军粮饷，结果大破秦军，秦军大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闻自杀。当时被调来救巨鹿之围的各路六国贵族军并不少，但他们都不敢同秦军作战，只有项羽率的一支义军冲锋陷阵，各路贵族军则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而项羽所率的农民军“无不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因此巨鹿大战后，项羽成了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军的领袖。
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蒲将军又乘胜于漳水南岸大破秦军，项羽破秦军于汙（漳水支流）。秦军连连失利，内部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二世派人责备秦军将领章邯。章邯派人向朝廷请事，而专权的赵高却故意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章邯损兵折将十几万人，又无力挽回局面，走投无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七月，他只好率余众二十万人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歼灭了秦王朝反动军队的主力，从此，咸阳的小朝廷已成为瓮中之鳖，秦军的武力已基本瓦解。因此，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秦王朝的灭亡 与项羽军北进同时，刘邦率小部队义军向西进攻，一路上收陈胜、项梁的散卒，军至昌邑（山东金乡），同另一支起义军彭越会合，至栗（在沛县境），又将楚怀王故将刚侯柴武的部队收编。在此期间，刘邦的义军与秦军战斗不能取胜，攻昌邑也不克，于是向西过高阳（河北高阳东）。高阳监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向刘邦献策：首先攻陈留，因那里有秦军粮仓。刘邦接受郦食其的建议，果然袭取陈留，得到秦积粟。于是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又率军与秦将杨熊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杨熊军。义军长驱西进，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败保守宛城（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向西入关，张良劝他先攻下宛以解后顾之忧。于是刘邦将宛包围准备强攻，后来接受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军守将谈判，秦军立即向刘邦义军投降，而义军封秦原来守将继续守宛，结果谈判成功，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自从宛城一地和平解决后，刘邦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纷纷效仿宛守，向刘邦投降，义军长驱直入向武关进击。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在此之前，赵高就杀死丞相李斯，独揽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极欲”，“作宫室以章得意”，大权早已旁落入赵高一人手中。赵高为进一步篡权，欲试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员，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竟硬说是一匹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吭声，有的还阿顺赵高硬说是马。事后，赵高将当时说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击，结果“群臣皆畏高”。这“指鹿为马”的故事，也反映了秦王朝政权内部进一步腐败的程度。当刘邦率兵至武关时，关东大部地区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中，许多地方秦朝的官吏纷纷投降义军，不少六国旧贵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赵高恐二世对他责难，于是就先下手，同其婿阎乐（任咸阳令）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掉二世胡亥，将秦朝垮台的责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当阎乐携兵器闯入望夷宫时，对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叫其自杀，二世要求“愿得一郡为王”，不准；又要求“愿为万户侯”，仍不准；又进一步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仍不准。最后二世终于自杀。
赵高杀死二世后，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同时，见大势已去，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同义军讲和，想在关中自立为王。据当时的形势，刘邦拒绝讲和，攻入武关（陕西丹凤附近），进至峣关（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欲以两万人攻秦守军，张良献计：一方面设疑兵，大张旗鼓威胁秦军；另一方面对守关秦将诱以重宝，引其叛降，然后趁其不备向秦进攻。刘邦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果然大破秦军，“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史记•留侯世家》），在蓝田一仗，打得秦军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秦王朝灭亡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当刘邦军队破武关至霸上（陕西西安市东南）逼进咸阳时。刚刚当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的农民军投降。这正是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有十五年的历史，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推翻了。
秦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秦末农民大起义以推翻秦王朝而宣告结束，这场农民战争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解除了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秦王朝本是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封建制还是正在向前发展的阶段，但这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仍是处于又适应又矛盾的过程中，由于秦王朝采取极端残暴的统治政策，使其矛盾的一面大大超过适应的一面，致使社会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秦始皇迷恋于声色歌舞，沉醉于“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权势，根本不可能料到他的残暴统治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更不可能主动采取解决矛盾的措施。因此，要使社会继续前进，唯一的出路就是爆发一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秦末农民起义像火山一样在秦王朝统治阶级脚下爆发，它使广大农民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激化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调整，而使之相互适应，社会经济得到向前发展的可能。西汉初期出现社会繁荣、经济高涨的局面，与秦末农民大起义有密切的关系。秦末农民战争是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秦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奋起反抗残暴势力的决心和勇气。这场起义发生在秦灭六国以后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当消灭东方各国时，各国望风披靡，各国君主“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显得彼时的秦国统治者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真老虎。但就是这样，当农民起义狂起来以后，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统治就被迅速击溃。这就证明了一个真理：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统治者，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坚利的武器，而是人民，是为争生存而起来反抗的人民。他们的力量是任何统治阶级所无法匹敌的。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给那些蔑视群众力量的统治者们当头一棒。秦以后许多地主阶级政治家，心有余悸地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都不得不重视“民”的作用，贾谊的一篇《过秦论》大声疾呼要统治者讲究“牧民之道”，否则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有“身不免于戮杀”的可能。可见，这场农民起义使统治者多么胆寒。当然，统治阶级由其立场所决定，永远不会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在农民起义打击的现实下，对民众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这对于农民地位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秦末农民起义所显示的伟大威力，也鼓舞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它像一盏明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照亮了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道路，增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当那些被地主阶级压榨得活不下去的农民无路可走的时候，陈胜、吴广的先例就给他们昭示了一条道路，推翻秦王朝的历史事实，使他们取得信心。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而秦末农民战争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也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小生产的特点局限，农民不可能提出不同于封建制的纲领口号，他们只能是“皇权主义”者，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一方面表现了蔑视权贵，对当权的“王侯将相”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流露出个人的奋斗目标就是“王侯将相”。所以，当起义初步成功以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相号召，而在建立政权之时，也只能模仿地主阶级政权的组织形式。所以严格地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农民政权，因为待到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之时，农民起义也就到结束之日，即将建立的只能是封建的国家机器。至于革命战争中所建立的某种组织形式，例如陈胜、吴广在陈立国号曰张楚，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权。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他们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他们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
总之，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结束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使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矺死于杜”。可见，二世的姊妹至少有十人。
又，秦始皇的儿子究有多少？各书记载不一致：《史记•李斯列传》：“始皇公子十二人。”《秦会要订补•世系》：“始皇有子二十余人。”但《史记•李斯列传》《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由此可见，说秦始皇只十二子是不正确的。二世的兄弟姊妹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
［2］戮死的“六公子”、“公子十二人”和被迫自杀的公子将闾“昆弟三人”，是三件事，过去有人将它们看成一回事，如徐复《秦会要订补》卷三即在“于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下注：“《始皇本纪》乃言六公子戮死于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明明说：“六公子戮死于杜”。杜，即杜邮，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索隐》：“杜邮，今在咸阳城中”，唐之咸阳城在今咸阳市的摆旗寨附近。而杜邮则已“出咸阳西门十里”（《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在今长陵车站一带，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秦的咸阳市很可能在这一带。由此看来，“杜”与“咸阳市”距离甚远，“僇死咸阳市”的十二公子，与“戮死于杜”的六公子，绝不是一回事。至于公子将闾昆弟三人，文献记载十分清楚，乃是“自杀”而死，与前两起更不能混为一谈。
［3］《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历来对“闾左”都有不同解释：《史记•陈涉世家》《索隐》曰：“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汉书•爰盎晁错传》引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后发役不供，复役之也。”以上两处记载均说“闾左”乃“复除者”，即不服徭役者。而《汉书•食货志》和唐人颜师古却认为：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这里除了否认“闾左”是“复除者”以外，没有说出任何根据和道理。而我们有个别的史学工作者仅仅根据颜师古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推测，就根本否认“闾左”也可以是“复除者”，因为他们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推论：“闾左”既然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在封建社会中，贫苦农民那有“复除”的特权？而“陈胜佣耕出身……显然非‘复除者’”（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转引自《陕西师大学报》，1978（3））。有些外国学者也仅仅说到：“里左和里右，就是良人和庶人，他们之间可以理解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也就相当于秦代的有爵者和无爵者。”（好隆并司：《秦汉帝国史研究》，转引自《史学杂志》，第八十八编第四号，引文为笔者自译）这里虽然没有否认“闾左”与“复除”徭戍的关系，但也没肯定。但是，不回答“闾左”和“复除”之间的关系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在文献上出现“闾左”这个字眼，首先就是和徭役的征发有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发闾左之戍”成为秦灭亡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发闾左之戍”常常与“收泰半之赋”相提并论？如果“闾左”只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仅仅是“无爵者”，而不在“复除”之列，何以古代人指责秦代暴政的时候特别强调“发闾左”？这些问题只能用“闾左”原是在“复除”之列，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被“复除”，并非封建政府对他们特别优待，也并不是什么特权。而是由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地主的，而并非封建国家的，他们是依附于大、中、小地主的贫苦农民，比一般的直接受封建政府剥削压榨的自耕农更低一等。这种农民虽不受封建国家直接压榨，但所受私人地主的压榨更甚于封建国家。这一点在本书中已经有详细叙述。一些同志不敢说“闾左”就是“复除者”，主要就是对秦的土地制度缺乏研究，他们只从简单的概念出发，认为封建政府绝不会给“贫苦农民”以“复除”。其实，他们不懂得，所谓“贫苦农民”中，有直接受封建国家剥削的自耕农，还有受地主剥削的依附农民。像陈胜那样“与人佣耕”的“甿隶之人”，他们不服徭役，并非封建政府对其优待，而是他们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身份。因此，“贫弱”与“复除”并不矛盾，“贫弱”而不担负徭役的“闾左”，“与人佣耕”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并不比受封建国家的压榨轻。因此，《索隐》及孟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最近，田人隆根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对“闾左”提出了新解释，其看法虽不无可商讨之处，但其对于“闾左”享有“复除”之说的解释，却与笔者是一致的。田人隆指出：“由于闾左的前身是邦客、邦臣人，因而随着秦统一后邦国界限的泯灭，邦客、邦臣人这一类带有秦和六国对立意味的名称，才被正名为‘闾左’”。“所谓‘闾左’享有‘复除’之说，应该是一种误解。从晁错关于谪戍制度的追述来看，闾左好像受到某种‘优待’：秦王朝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确是不征发闾左戍边的。其实，这恰恰证明了闾左和军功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戍，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戍，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戍。”（《“闾左”试探》，载《中国史研究》，1979（2））这种看法可作为笔者论点的补充。
［4］关于农民是否拥护“清官”、“好皇帝”的问题，乃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所谓“皇权主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是同意农民战争中有“皇权主义”的，即斯大林说的：农民起义反对地主，但拥护“好皇帝”。本书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详加论述，不过，陈胜、吴广起义确实抬出扶苏和项燕，这是历史事实，它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也无庸赘述。读者可参考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分歧》（载《文史哲》，1979（1））。
［5］《史记•陈涉世家》：“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过去不少人作歪曲的解释，如洪世涤《陈胜吴广》一书中是这样翻译的：“那些帝王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贵种吗？”并进而发挥道：它“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制度束缚，断然否定了封建统治者所一再鼓吹的帝王将相是天生贵种的骗人鬼话”。很明显，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文献记载的原意，陈胜并没有说“贵种”，他只是说王侯将相并没有“种”，即并不是天生的，意即不一定非得那几个人才能当，亦即“彼可取而代之”之意。这正是“皇权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封建社会的农民绝不可能有脱离当时社会条件的“觉悟”，能够产生和提出对帝王将相“取而代之”的思想，也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等级观念和命定论的批判，不必硬要“拔高”封建社会农民的“觉悟”。
［6］《淮南子•兵略训》：“伐棘枣而为矜（矛柄），周锥凿而为刃，剡（除、取之意）筡（一种竹），奋儋，以当修戟强弩。”
［7］《史记•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索隐》云：“盖谓陈县之城门，一名丽谯，故曰谯门中。”故这里也可称“丽谯门”。
［8］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上蔡人蔡赐也参加了起义军，做了上柱国，被封为房君。”这句话有误，蔡赐乃是秦王朝封的房君，并非起义军封的房君。《史记•陈涉世家》写得很清楚：“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房君，官号也，姓蔡名赐。”《索隐》：“房，邑也，爵之于房，号曰房君，蔡赐其姓名。”《正义》：“豫州吴房县，本房子国，是所封也。”显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房君”乃是蔡赐投奔起义军以前的封号，并非陈胜所封。
［9］秦二世动用北方防匈奴军队来镇压农民起义的问题，过去许多历史学家都未曾注意：朱绍侯在《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4））提出：秦代开始由蒙恬，后来由王离率领的三十万戍守北边、修长城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开始后，全被调回用作镇压人民。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0］关于王离率领的三十万军队，朱绍侯认为他们被调进关中补充章邯的部队了。但张传玺则认为王离所统的军队并未调入章邯军，而是独立活动，其进军路线则由上郡而直接到河北，并未进关中，本书采张说。参见《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11））。
［11］这段话的原文是：“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史记•李斯列传》）按，这段话见于《韩非子•五蠹》，今本《韩非子》个别字句略有不同。
［12］有些同志认为：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仅是为讨好二世而临时编造出来的。其实这种思想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早就有了。现摘抄几段，以便比较，如《商君书•靳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申不害的主张，也被李斯的“督责之术”吸取过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申子•大体》）在《韩非子》的书中，类似的言论比比皆是：“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奸劫弑臣》）。“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六反》）。“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奸劫弑臣》）。可见，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并不是偶然想起来的，它是先秦法家思想中独裁、专断主张的极端发展，成为古代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思想。
［13］《史记•项羽本纪》中有：“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但《史记•高祖本纪》说的“河北之军”乃指王离军：“秦将王离围之巨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张传玺认为“河北之军”是同“河南之军”对应的，而“河南之军”乃指章邯军，故“河北之军”则应指王离军，“陈馀军无称‘河北之军’理由，可能司马迁搞错了。”（《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张传玺的见解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