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是南宋初期頗富創造性的詞家，能於蘇（軾）、辛（棄疾）間，别開生面，獨樹一幟。他的詞集——《樵歌》，自從曾慥《樂府雅詞》選録了十九首、黄昇《中興以來絶妙詞選》選録了十首之後，只有鈔本流傳着。直到1893年，王鵬運校刻《宋元三十一家詞》，纔訪得《樵歌拾遺》的傳鈔本，首先把它刊出。過了七年，他所夢寐以求的《樵歌》足本，纔被發現，立即在《四印齋所刻詞》之外，刻成單本流傳。在這一時期，還有一個梅里許氏的刻本。之後，朱彊邨先生（孝臧）又得另一鈔本，取王、許兩本互校，於1914年刊入《彊邨叢書》。這沉埋七百多年的《樵歌》，纔得重顯於世。

我們要瞭解《樵歌》的整個風格，給它以重新評價，就得先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關係等等，作一個簡單敍述。

朱敦儒的生卒年月，已不易考。他的父親朱勃，在宋哲宗紹聖年間（1093—1097），做過諫官。那時正是新舊黨争鬧得異常劇烈的時候，政權被掌握在變了質的新派人物章惇、蔡卞等人的手裡，把所謂舊派——元祐黨人如蘇軾、黄庭堅等，都竄逐到偏遠地方去。朱勃究竟屬於哪一派，《宋史》上雖然没有明文，我們只要看看敦儒的社會關係，就會知道他家是和蘇、黄一派接近的。在《樵歌》卷中有“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飲，和駒父”的《好事近》詞。駒父即洪芻，是黄庭堅的外甥，爲“南昌四洪”之一。到高宗建炎初年（1127—1130），胡直孺（字少汲）帥洪州，曾派敦儒和李彤編集庭堅詩文爲《豫章集》，而一切由洪炎（字玉父）主持（見庭堅後裔黄 著《豫章先生年譜》引趙伯山《中外舊事》）。洪炎是洪芻的三弟。從這條綫索，就可以推測到敦儒和庭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了。蘇、黄一派在北宋末期的遭遇和那時的腐朽政治，敦儒父子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這對懷抱奇才而有志用世的壯年人，該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敦儒的主導思想，由“深達治體”而轉入消極玩世，這該要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情況，可以從他許多追憶舊遊的作品裏看出。例如《鷓鴣天》：

草草園林作洛川，碧宫紅塔借風煙。雖無金谷花能笑，也有銅駝柳解眠。

曾爲梅花醉不歸，佳人挽袖乞新詞。輕紅徧寫鴛鴦帶，濃碧争斟翡翠巵。

從這兩首詞的上半闋，知道他家住在洛陽，也有小小園林，雖然比不上那些“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邵博《聞見後録》卷二十四引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却也不失爲一個適於“裘馬清狂”的少年生活環境。

北宋中期的工商業，是相當發達的，尤其是絲織業，當時的趙氏王朝在開封、洛陽、潤州（鎮江）、梓州（四川三臺）等地，都設有規模宏大的紡織工場，這樣促進了都市的繁榮；而洛陽又是那時的西京，一般官僚退休之後，大多在這個地方置有莊園，作爲養老怡情的所在。這個所在，同樣也適合於風流子弟的豪侈生活。我們再看敦儒晚年追憶往事的《朝中措》云：

當年挾彈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

又《臨江仙》云：

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遇酒家眠。乘風遊二室，弄雪過三川。

以及在淮陰作的《水調歌頭》：

當年五陵下，結客占春遊。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落日經過桃葉，不管插花歸去，小袖挽人留。换酒春壺碧，脱帽醉青樓。

和他那“不堪回首洛陽春”的《鷓鴣天》詞“穿綉陌，踏香塵，滿城沉醉管絃聲”，都反映了當時的都市生活和作者的少年情調。這和杜甫《壯遊》詩中所描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下，冬獵青丘旁。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 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等等的話，以及後來愛國詩人陸游的《風入松》詞：“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這前塵舊夢，迴蕩在詩人們的腦海裏。久經憂患窮厄的詩人們，想起過去的青春豪舉，怎能禁得住不悲歌慷慨呢？

我們再看敦儒那首在西都所作而最爲人們傳誦的《鷓鴣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券，累奏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向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

像這般風流瀟灑的情調，乍看似乎受了神仙家的影響。然而我們打開《宋史》來查考一遍，在北宋末期，那荒唐透頂的道君皇帝和蔡京等那一批奸佞之臣，正在求方士，受寶籙，被王仔昔、林靈素一流怪物騙得顛顛倒倒。我疑心敦儒這一首詞，恰恰是給那時的統治階級以一個尖鋭的諷刺。他自居於山林隱逸之士，是不肯同流合污的；究竟受了時代思想的局限，看到這樣的上下一團糟，也就只有消極的抵抗而已！

由於北宋朝廷的貪污腐朽達到了頂點，因而招致了金人的南侵，促成了王朝的崩潰。那時一般有心之士，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相率南奔。在這喪亂流離的道途中，他們感到了切膚之痛，追悔着當年迷戀於個人的狂蕩生活，幡然有了與祖國同休戚的悲壯懷抱，於是他的詞格改變了。且看他的《蘇幕遮》：

酒臺空，歌扇去。獨倚危樓，無限傷心處。芳草連天雲薄暮。故國山河，一陣黄梅雨。　　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虚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辭明主。

這不是“高尚其事”的詞人，在飽經憂患、痛定思痛之後的自白嗎？

我們進一步向《樵歌》裏面去查考一下敦儒避難南奔的路綫，大概是由洛陽流轉到蘇北淮陰、揚州等處，折過南京，再溯長江西上，經鄱陽湖、贛江以往虔州（贛縣），而後度大庾嶺，隨到現在廣東省境内各地的。他在現在江西省境内，似乎有一個短時期的逗留。前面所説胡直孺找他和李彤、洪炎替黄庭堅編集子，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可是金兵跟蹤隆祐太后，於建炎三年（1129）進陷洪州（南昌），追趕到太和，江西境内的許多州縣，都遭到了敵騎的蹂躪。當然敦儒是不能長久躭下去了，只得再往南逃。據《宋史》本傳説：“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這可推知，敦儒在金兵入汴後，早已流亡到了淮河流域。本傳接着就有“避亂客南雄州”的記載。由高宗建炎初到紹興二年（1127—1132），敦儒應召返浙之前，足足過了五、六年的流亡生活。在這一段時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飽看了兵荒馬亂時廣大人民所遭受到的悲慘景象，以及他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苦痛，在他的思想意識上打上了許多烙印，促使他的作風發生劇烈的變化。且看他在這流亡途中的作品：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相見歡》）

登臨何處自銷憂？直北看揚州。朱雀橋邊晚市，石頭城下清秋。　　昔人何在？悲涼故國，寂寞潮頭。箇是一場春夢，長江不住東流！（《朝中措》）

這兩首詞，從時間推測，大概是作於建炎二年前後。這時高宗皇帝駐蹕揚州，局勢是飄摇不定的。這中間雖然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反映了南宋初期的危局；然而它的音節，是激壯蒼涼的。還有標題“金陵”的《芰荷香》下半闋：

無奈尊前萬里客，歎人今何在？身老天涯，壯心零落，怕聽疊鼓摻撾。江浮醉眼，望浩渺、空想靈槎。曲終淚濕琵琶。誰扶上馬？不省還家。

這都是路過金陵時的作品，説不盡的慷慨悲涼！這和杜甫《哀江頭》的“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幾乎有同等的沉痛。至於《水龍吟》：“放船千里淩波去，略爲吴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大概是由南京溯江西上時所作；連這個“長江天塹”的江寧府（後來改稱建康府），也是岌岌可危的。他這時的山林迷夢，很快就被侵略者的鐵蹄驚醒了！愛國主義思想不覺油然而生。所以他接着説：“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他深深地感到，那“遺世特立”的態度是要不得的了。“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横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淚流如雨。”這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鬬争，不是什麽摇摇鵝毛扇所能辦得了的，自己也正在追悔着爲甚麽不早些盡點心力來圖補救呢？

再看他標題“彭浪磯”的《采桑子》詞：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　　碧山相映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

這激壯之音，代表着南宋初期一般愛國主義者的思想。敦儒的詞格，到這時變得剛勁遒上了。

敦儒逃到嶺南之後，他的生活情況是更悲慘的了。且看他那咏雁的《卜算子》詞：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飢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在國破家亡的飄流生活中，高潔不成了，脱離人民羣衆的知識份子，受到了這“當頭棒喝”，不覺“哀鳴”起來了！然而有誰去理會他呢？再看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

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　　九日江亭閒望，蠻樹繞，瘴煙浮。腸斷紅蕉花晚水西流。（《沙塞子》）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雲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　　無酒可銷憂。但説皇州，天家宫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浪淘沙·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

像這般的悲涼情緒，雖然還是從士大夫階級立場出發，然而“繫心君國，不忘欲返”，在那個時代，還是可以激起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來的。

這一悲壯沉鬱的作風，直到敦儒回到江南以後，還是不斷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着。下面兩首《臨江仙》，就是最好的例子：

直自鳳凰城破後，擘釵破鏡分飛。天涯海角信音稀。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　　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今春還聽杜鵑啼。年年看塞雁，二十四番回。

幾日春愁無意緒，撚金剪綵慵拈。小樓終日怕憑闌。一雙新淚眼，千里舊關山。　　苦恨碧雲音信斷，只教征雁空還。早知盟約是虚言。枉裁詩字錦，悔寄淚痕箋。

這該是爲徽、欽二帝的被俘北去，對屈辱主和派的失策而發的感歎。還有關係汴都名妓李師師的一首《鷓鴣天》：

唱得梨園絶代聲，前朝唯數李夫人。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吴歌扇裏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尊前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

這也是借着李師師的流落情況，對荒淫腐化的道君皇帝的追憶和諷刺。與劉屏山（翬）詩“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顔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詩話前集》）是一般的感慨。

敦儒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確有如王鵬運所説“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四印齋刊本《樵歌·跋》），是值得讀者們特别注意的。

南宋“半壁江山”的局勢比較穩定之後，敦儒因了張浚、明橐的先後推薦和老友們的勸告，由嶺南回到了江南魚米之鄉。從紹興二年的被召，到十九年（1149）的辭官，在這十六七年中間，他由祕書省正字做過一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他的“深達治體”的“文武才”，似乎没有什麽表現；而且遭到右諫議大夫汪勃的彈劾，説他“專立異論”。這可見到他在政治上雖然很想有點作爲，而在屈辱求和的小朝廷之下，是不容許他放手去做的。這影響到他晚年的思想，轉趨消極；結合着他在少年時代所傳聞得來的洛陽耆舊如白居易、邵雍等的風流餘韻，以建立理解他那一種樂天自適的人生觀，這是應該予以理解的。我們且看他那一首《念奴嬌》所表現的生活態度：

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虚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挼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　　休説古往今來，乃翁心裏，没許多般事。也不蘄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争，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脱與獃底。

這種“看透虚空”和“逢場作戲”的消極思想，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國破家亡之後，感到無力回天，而從生活上敗退下來的空虚寂寞的情緒。

這種思想情緒，往往深入一般“騷人墨客”的心靈深處，養成一種“玩世”的不負責任的所謂“名士習氣”，能起一定的銷蝕作用。像這類的思想，充滿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其最爲前人所稱道而認爲“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卷一），有如《西江月》二首：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這種樂天知足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任他這個有過一官半職的“名流”過得“無拘無礙”，可以利用他來粉飾承平，裝點偏安的小朝廷，有何不好？它所起的消極迷惑作用是應該予以指出的。 [1]

敦儒晚年寄住在嘉禾（浙江嘉興），生活雖不十分優裕，却也自得其樂。我們看到陸游去拜訪他時的記載：他常是盪着小船，出没於鴛鴦湖的煙波蘆葦間；他家客堂裏懸掛着琴、筑一類的樂器；也愛養些小鳥，儲備些乾果臘肉來待客人。這對他晚年的閒適生活，總算有了相當的物質條件，比起陸游的“半飢半飽過殘冬”，是值得羨慕的了。他自己描寫晚年生活情況的詞，有如：

先生饞病老難醫，赤米厭晨炊。自種畦中白菜，醃成甕裏黄齏。　　肥葱細點，香油慢炒，湯餅如絲。早晚一杯無害，神仙九轉休癡。

先生笻杖是生涯，挑月更擔花。把住都無憎愛，放行總是煙霞。　　飄然攜去，旗亭問酒，蕭寺尋茶。恰似黄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朝中措》）

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忍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來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鷓鴣天》）

在這幾首詞裏，我們可以看到這老頭兒的性格是很隨和的，生活也和一般人民很接近；所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使讀者有着瀟灑而又樸素的感覺。這裏面除了一部分帶有“宿命論”的消極思想，應該予以清洗外，也有許多地方是可取的。

從全部《樵歌》的風格看來，它是沿着蘇軾這一個清剛豪放的道路向前發展的。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青、壯年時的自由浪漫生活，養成了他的狂放習氣；一方面也因了這一條件，纔得着相當深厚的文學修養。在表現技法上既然有了好的基礎，一旦遭遇着外族侵陵、國破家亡的意外變故，個人也受到了流離窮餓的切身苦痛；因了生活方面的劇烈變化，一轉而爲沉鬱激壯之音。他在南渡初期所作的詞，受到人們的重視，却不是偶然的。我們讀到他“和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的《木蘭花慢》：

指榮河峻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苑花空，春遊夢冷，萬斛堆愁。

“南都病起”的《桂枝香》：

念壯節漂零未穩。負九江風笛，五湖煙艇。起舞悲歌，淚眼自看清影。

以及前面所引這一時期所作的幾首小令，都是悽壯慷慨，可以激勵人們意志的。

由於作者胸襟的開展，以及奔競名利心比較澹泊，因而對自然界的感受，也就有了一種瀟灑清新的氣象，攝收到筆端來，洗盡塵埃，自然超妙。有如在垂虹亭作的《念奴嬌》：

放船縱櫂，趁吴江風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蕭蕭楓葉。萬頃琉璃，一輪金鑑，與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銀漢争白。　　深夜悄悄魚龍，靈旗收暮靄，天光相接。瑩澈乾坤，全放出，疊玉層冰宫闕。洗盡凡心，相忘塵世，夢想都銷歇。胸中雲海，浩然猶浸明月。

這和張孝祥過洞庭湖作的《念奴嬌》詞，風格不相上下。其他如《好事近·漁父詞》一類描寫自然美的作品，也都是值得欣賞的。

敦儒晚年的詞，很愛採用口語，更顯得清新樸素。這難免受過邵雍《擊壤集》的影響；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他晚年的生活，漸漸和農村羣衆接近，從而吸收了一部分富有生活氣息的人民語言，豐富了自己的詞彙，而使讀者産生新鮮異樣的感覺。本來採集民間口頭語，加以提鍊，使它接近音樂化和藝術化，這在北宋作家秦觀、黄庭堅、李清照和南宋辛棄疾等，都曾作過一番努力；不過在《樵歌》中確是比較的多；而且他對鄉村生活的描寫，大都刻畫得很自然而能曲盡情態，是有他的現實性和人民性的。例如《驀山溪》的上半闋：

鄰家相唤，酒熟閒相過。竹徑引籃輿，會鄉老吾曹幾箇。沈家姊妹，也是可憐人，回巧笑，發清歌，相間花間坐。

這不但描寫得很自然，而對歌女們寄以深厚的同情和平等的看待，也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樵歌》在南宋初期諸作家的作品中，確有它的獨特風格和面貌。朱敦儒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修養是很高的，尤其是詞和書法。所以，南宋的學者和詩人如朱熹、陸游、劉克莊等，都對他表示尊重。這沉埋已久的《樵歌》，讀者果能吸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對個人的創作，還是很有幫助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初稿，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改定。

（原載《詞學》第十一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注解：

[1] 　編者案：本段文字爲《詞學》刊本所缺，今據《龍榆生詞學論文集》補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