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與學詞，原爲二事。治詞學者，就已往之成績，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態度務取客觀，前於《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本刊第一卷第四號），已略申鄙意矣。學詞者將取前人名製，爲吾揣摩研練之資，陶鑄銷融，以發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個性充分表現於繁絃促柱間，藉以引起讀者之同情，而無背於詩人“興”、“觀”、“羣”、“怨”之旨，中貴有我，而義在感人，應時代之要求，以決定應取之途徑，此在詞學日就衰微之際，所應别出手眼，一明旨歸者也。
各種文學之産生，莫不受時代與環境之影響，即就詞論，何獨不然。晚唐、五代之詞，所以多爲兒女相思之情，與留連光景之作者，處衰亂之世，士習偷安，月底花前，淺斟低唱，所謂“不爲無益之事，曷以遣有涯之生”也。北宋柳永一派之詞，所以“大概非羇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藝苑雌黄》）者，永生北宋盛時，飽暖則思淫慾，失意則感窮愁，就教坊靡曼之新腔，以期取悦於衆耳，又勢所必至也。南宋辛棄疾一派之詞，所以激昂排宕、悲壯慷慨者，以生當強敵侵淩、虎豹當關之際，滿腔忠憤，無所發洩，故其抑鬱無聊之氣，不得不一寄於詞也。姜夔一派之詞，所以清空超拔，又嚴於聲律之辨者，其時偏安局定，山林隱逸之士轉寄其情於專門藝術，不啻於倚聲界中，别闢疆宇也。凡此諸作者，皆各因其環境身世關係，以造成其詞格。吾人將依前賢之矩矱，以從事於倚聲，則今日之環境爲如何？個人之身世爲如何？填詞之鵠的又復何在？試一尋思，恐不免爽然自失矣。
周止庵氏嘗明示吾人以學詞之途徑矣。其言曰：“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宋四家詞選·序論》）而其所以拈出此四家以爲矩範者，則以：“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温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由周説以從事於倚聲，庶於半塘翁（王鵬運）所標舉之“重”、“拙”、“大”，可以幾及。其路甚正，其影響於清季詞壇者亦至深，緜延迄今，餘波猶未遽絶。彊邨先生序《半塘定稿》云：“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説，契若鍼芥。”清季詞家之風骨遒上，一掃枯寂尖纖之病，以接迹宋賢者，未嘗非周氏開示法門，以“導夫先路”之力也。
清詞自張惠言《詞選》出，而作者始致意比興之義，門庭稍隘，而斯體益尊。止庵從而推擴之，疆宇恢宏，金針暗度，學者由此端其趨向，以共軌於坦途，自半塘翁以至彊邨先生，蓋已盡窺窔奥，極常州詞派之變，而開徑獨行矣。彊邨先生固亦推挹周選者，故有“截斷衆流窮正變，一鐙樂苑此長明”（《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之語。然先生嘗語予：“周氏《宋四家詞選》，抑蘇而揚辛，未免失當。又取碧山與夢窗、稼軒、清真，分庭抗禮，亦微嫌不稱。”則知先生固雅不欲以常州詞派之説自限也。考止庵所以抑蘇而揚辛之故，固謂：“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絶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宋四家詞選·序論》）據此，則知止庵之推挹稼軒，蓋猶在其技術之精練，與其所以推碧山爲“聲容調度，一一可循”之本旨，正復相同。惟其特别注意於聲容調度之可循，側重於技術之修養，其流弊往往使學者以碧山、夢窗自限，而無意上規清真之渾化，與稼軒之激壯悲涼。於是以塗飾粉澤爲工，以清濁四聲競巧，撏撦故實，堆砌字面，形骸雖具，而生意索然。此固王、朱諸老輩之所不忍言，而亦止庵始料之所不及也。
況蕙風先生（周頤）嘗云：“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絶頂聰明，勿學夢窗。”（《蕙風詞話》）此誠通達之論。乃獨於所謂詞律，拘守特嚴。其所持之理由云：“畏守律之難，輒自放於律外，或託前人不專家、未盡善之作以自解，此詞家大病也。守律誠至苦，然亦有至樂之一境。常有一詞作成，自己亦既愜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據律細勘，僅有某某數字，於四聲未合，即姑置而過存之，亦孰爲責備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鬆一字，循聲以求，忽然得至雋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絶警之句。此時曼聲微吟，拍案而起，其樂何如！”（《蕙風詞話》）居今日而學詞，競巧於一字一句之間，已屬微末不足道。乃必託於守律，以求所謂“至樂之一境”，則非生值小康、無虞凍餒之士，孰能有此逸興閒情耶？且自樂譜散亡，詞之合律與否，烏從而正之？居今日而言詞，充其量仍爲“句讀不葺之詩”。特其句度參差，極語調之變化，又其抑揚輕重、流美動人之音節，誦之而利於脣吻，聽之猶足以激發人之意志感情，但得宛轉相諧，聲情相稱，固已足盡長短句歌詞之能事，以自抒其身世之感與心胸之所欲言，又何必專選僻調，以自束縛其才思哉？
且今日何日乎？國勢之削弱，士氣之消沈，敵國外患之侵凌，風俗人心之墮落，覆亡可待，怵目驚心，豈容吾人雍容揖讓於壇坫之間，雕鏤風雲，怡情花草，競勝於咬文嚼字之末，溺志於選聲鬬韻之微哉？溯南宋之初期，猶有權奇磊落之士，豪情壯采，悲憤鬱勃之氣，一於長短句發之。南宋之未遽即於滅亡，未嘗不由於悲憤鬱勃之氣，尚存於士大夫間，大聲疾呼，以相警惕。如張元幹之所謂“正人間、鼻息鳴鼉鼓”（《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者，知當時猶有有心之士，不忍坐視顛危，而出作獅子吼也。居今日而言詞，其時代環境之惡劣，擬之南宋，殆有過之。吾輩將效枝上寒蟬，哀吟幽咽，以坐待清霜之欺迫乎？抑將憑廣長舌，假微妙音，以寫吾悲憫激壯之素懷，藉以震發聾聵，一新耳目，而激起其向上之心乎？亡國哀思之音，如李後主之所爲者，正今日少年稍稍讀詞者之所樂聞，而爲關懷家國者之所甚懼也。言爲心聲，樂占世運。詞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誦，作懦夫之氣，以挽頽波，固吾輩從事於倚聲者所應盡之責任也。
吾人既知今日之時代環境爲如何，又知詞爲不必重被管絃之“長短不葺之詩”，而其語調之變化與其聲容之美，猶足以入人心坎，引起共鳴。則吾人今日學詞，不宜再抱“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之態度。陽剛陰柔之美，各適其時。不務僻澀以鳴高，不嚴四聲以競巧，發我至大至剛之氣，導學者以易知易入之塗。或者“因病成妍”（元遺山語），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拯士習人心於風靡波頽之際。知我罪我，願畢吾辭。
善乎王灼之言曰：“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胡寅亦稱：“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酒邊詞·序》）所謂“向上一路”，所謂“逸懷浩氣”，並今日留心世運者之要圖，而爲學詞者所應抱之鵠的也。自東坡出，而詞中乃見傾蕩磊落之氣，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胸。繼以晁補之、葉夢得、陳與義、向子諲之徒，沿流揚波，以迄於南渡之際，悲歌慷慨，異境别開，而辛稼軒以一代雄才，蔚爲中堅人物，“所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横絶六合，掃空萬古。”（《後邨詩話》）一時作者，如張元幹、張孝祥、陸游之屬，從而輔翼之，以自成其爲豪傑之詞。劉克莊、劉辰翁，庶幾後勁。劉過、陳亮能作壯語，而聲不副其情，抑亦其次也。私意欲於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東坡爲開山，稼軒爲冢嗣，而輔之以晁補之、葉夢得、張元幹、張孝祥、陸游、劉克莊諸人。以清雄洗繁縟，以沈摯去雕琢，以壯音變悽調，以淺語達深清，舉權奇磊落之懷，納諸鏜鞳鏗鍧之調。庶幾激揚蹈厲，少有裨於當時。世變亟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白居易《樂府古題·序》）世有以吾言爲然者乎？請事斯語。
前人有謂學蘇、辛將流爲粗獷者，此自不善學者之過，亦由其時代環境關係，勉作壯音，其性情懷抱，雅不相稱故也。必欲於蘇、辛之外，借助他山，則賀鑄之《東山樂府》、周邦彦之《清真集》，兼備剛柔之美，王灼曾以“奇崛”二字目之（見《碧雞漫志》）。參以二家，亦足化獷悍之習，而免末流之弊矣。
文芸閣先生（廷式）云：“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聲多嘽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雲起軒詞鈔·序》）吾人怵於國勢之阽危，與詞風之衰敝，深感文氏之説，實獲我心。而所謂詞至南宋而漸衰者，則沿文人之習見，以姜、吴一派，代表南宋詞家。文固力主辛、劉者，此派實創自東坡，而發揚於南宋也。文氏又致慨於“邇來作者雖衆，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語也”（《雲起軒詞鈔·序》）。世有聞文氏之風而起者乎？願馨香禱祝以俟之。吾輩責任，不在繼往而在開來，不在守缺抱殘，而在發揚光大。彊邨先生稱文氏詞，有“拔戟異軍成特起，非關詞派有西江。兀傲故難雙”（《望江南·題雲起軒詞稿》）之句，此彊邨先生之所以爲大，在其能並蓄兼容也。世有“兀傲難雙”，如芸閣先生者乎？假長短句以警惕癡頑，發浩然之氣，而礪冰霜之節，願與當世學詞者共勉之矣。
（原載《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