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运气
到了新的地方，露丝觉得孤单。她希望自己能接到别人的邀请。她走出去，沿着街道上走，透过闪着亮光的窗户看到那些周六晚的聚会和周日晚的家庭聚餐。其实她如果真进去的话是不会在里面待很久的，闲聊、喝醉，拿大勺子舀肉汁，然后会想着到街上走走该多好。她觉得自己能接受任何善意的表示。这些聚会她都愿意参加：在挂着海报的房间，那里还有罩着可口可乐灯罩的灯，所有的东西一碰就碎、歪歪扭扭的；在那种摆着很多书的温暖房间，有拓印品，也许还摆放着一两个头骨；甚至在那些她能透过地下室的窗户看到上等货的娱乐室，有一排排的啤酒杯、猎号、角杯和枪支。她可以坐在路勒克斯螺纹的沙发上，沙发上面挂着一张黑天鹅绒的画，展示着山脉、帆船，还有杀死北极熊得来的拉绒毛。她很想待在一间豪华的餐室，后面是肚子闪着亮光的餐具柜，她想将昂贵的舶来食物从一只雕花玻璃大碗里舀起来，在那儿，还有一幅模糊的图画，上面画着马匹、母牛和绵羊，它们正在吃着画得很难看的紫色的草。或者，她在公交车站旁边那所小灰泥房子里也能混得不错，她会在厨房的角落吃点奶油布丁，石膏做的梨子和桃子装饰着墙面，一个黄铜罐子上长出了弯弯的常春藤。露丝是个演员，她去哪儿都能待得住。
她的确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聚会。大概是两年前，她被邀请去位于金斯敦一栋高楼里的聚会。
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安大略湖和沃尔夫岛。露丝不住在金斯敦。她住在内陆地带，在一个社区大学里教了两年的戏剧。有人很惊讶她居然会做这份工作，他们不知道一个演员赚的钱有多少，以为出名自然就是有钱的意思了。
她开车去金斯敦就是为了这个聚会，这件事让她感到有点丢脸。在此之前她没有见过那房子的女主人。男主人她是认识的，他去年在社区大学教书，跟另外一个女孩生活在一起。
女主人名叫雪莱，她带着露丝到卧室放好她的大衣。雪莱是一个瘦瘦的、看上去很严肃的女孩，有着真正的金发，几乎是白色的眉毛，又长又厚的头发直直垂下来，像是一块切下来的木头。她似乎很把自己那副流浪风格当回事。她的声音低沉，像在诉说悲伤，这让露丝方才的那声招呼听上去显得太生动活泼了。
床脚下的一个篮子里躺着一只花斑猫，它在给四只小小的、什么都还看不见的小猫喂奶。
“那是塔莎，”女主人说，“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小猫，但是不能摸，不然的话它就不会给它们喂东西了。”
她在篮子旁边跪下身子，轻轻哼唱，带着强烈的爱意跟猫妈妈说话，露丝觉得有点做作。她身上的披肩是黑色的，周围是镶边的珠串。有些珠子歪了，有些已经不见。这条披肩是的确用得很旧，不是仿旧的。她那软塌塌的、有点发黄、镶着绣花金属圈的裙子也是真的，尽管原先应该是条衬裙。这些衣服可都不是好找的。
线轴床的另外一端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挂得相当高，歪斜着。那女孩朝着篮子弯下身去的时候，露丝想在镜子里端详下自己。如果同一个房间里有另外一个人，特别是更年轻的女孩在的话，往镜子里看一眼是件很难的事情。露丝穿着一条棉质的花裙子，有鼓鼓的胸衣和泡泡袖，但腰间太短，胸部又太紧，不太舒服。这衣服有一种不恰当的青春感和夸张，可能她不够苗条，穿不了这种风格的衣服。她那红褐色的头发是在家里染了再来的。她双眼底下都画了眼线，困住了暗色皮肤上贴着的小钻石。
露丝觉得这女孩做作，她现在知道，当她觉得人们做作，觉得他们的房间布置得忸怩作态、生活方式令人恼火的时候（比如看到那面镜子，那拼缀而成的被子，那床上的色情图画，还有从客厅传来的非洲音乐）——当她有这种感受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她自己没有得到，或者担心没有得到想要的那种关注，没有沉浸到这场聚会里，感觉自己可能注定要游走在事情的边缘，在指手画脚。
在客厅里的时候她感觉要好一些，那里有一些她认识的人，一些年纪跟她差不多的面孔。她很快地喝了点酒，不久就以刚出生的小猫咪作为跳板，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就在那天，她家的猫身上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她说，“我从来都不喜欢我的猫。不是我想养猫的。是我的猫想要我。它有一天跟着我回来，一定要我带它进去。它就好像一个失业的人，长着大块头，冷嘲热讽的样子，觉得我欠它一个生活。嗯，它总是很喜欢干衣机。我一把衣服拿出来，它就跳进去，那时候里面还是暖暖的。通常我就只烘干一次衣服，但是今天我烘干两次，当我再次伸手进去拿第二次烘干的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到了些什么。我想，我哪有皮草衣服呢？”
人们呻吟着、大笑着，惊恐，又面露同情。露丝殷切地看着周围的人们。她感觉好多了。这客厅外面是湖景，室内布置得讲究（有一个自动点唱机、理发店镜子，世纪之交时期的广告，比如“抽烟吧，为你的喉咙想着点”，还有老式丝绸灯罩，农舍的碗具和水壶，原始的面具和雕刻），也就没显得那么不友好了。她又喝了一口她的金酒，她知道现在又迎来了这样一个有限的时光，她感到身体轻快，就像一只蜂鸟一样颇受欢迎，她相信这屋子里有很多风趣的人，很多善良的人，有些人两种品质都具备。
“哦，别这样，我想。但是确实发生了。确实。干衣机里的死亡事故。”
“这是对所有找乐子的人的警告。”她手肘边上，一位尖脸的男人说，她与这位男人浅交数年。他在大学的英语系教书，这家的主人目前也教这个，女主人则是个研究生。
“真可怕。”女主人说，露出那冰冷、直勾勾的敏感眼神。那些笑了的人看上去有点难堪，仿佛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显得有点无情了。“你的猫。太可怕了。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今晚怎么还能来这里？”
事实上这场意外根本就不是今天发生的，是上个星期发生的。露丝想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想把她摆在不利的位置。她真诚地、带着悔意地说，她并不是很喜欢这只猫，可是这听上去更糟了。她是在解释，她说。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错。可能如果我能更喜欢它一点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不会，”坐在她旁边的男人说，“它在干衣机里是想暖和一点。那是爱。啊，露丝！”
“现在你再也不能操那只猫了。”一个露丝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高个子男孩说。他像是猛地蹦了出来似的，就出现在了她的眼前。“操那只狗，操那只猫，我不知道你干什么，露丝。”
她在想他的名字。她记得他是一个学生，之前的一个学生。
“大卫，”她说，“你好，大卫。”她为自己能想起这名字来很高兴，至于他说了些什么，就不太能进脑子了。
“操那只狗，操那只猫。”他重复道，占了上风。
“你说什么来着？”露丝说，她做出了一个谜样的、可爱的、自我陶醉的表情。她旁边的人们看见这表情都很难调整过来去想那男孩到底说了她什么。那种之前养成的社交情绪、同情心，以及对友好的期待，并不是说停就能停的，尽管这里有一大堆信号暗示事情起了变化，但是却不易被人们接收到。几乎每个人都在笑，似乎那个男孩只是讲了个有趣的故事，或者是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似的，不过这话的意思一会儿他们也就弄明白了。女主人垂下双眼，悄悄走掉了。
“该问你说什么来着，”那男孩的语气很难听，“说你的事儿，露丝。”他长得很白，看着很脆弱的样子，已经醉得不行。他可能是在一个文雅的家庭长大的，在家里人们会用内急来代替上厕所，打喷嚏的时候会互相保佑对方。
一个矮小强壮、长着黑色鬈发的男人抓住了这男孩肩膀下的手臂。
“别说这事儿了。”他几乎是用一种哄孩子的语气说。虽然露丝对口音并不太懂，但是觉得他说着一种混搭的欧洲口音，主要是法国口音。虽然知之甚少，但她也的确觉得这种口音是来自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雄性特质，并不是北美或者像汉拉提这种她出生的地方。它带着一种痛苦、温柔和哄骗的雄性特质。
主人穿着一件丝绒连衣裤出现了，他抓住了男孩的另一边肩膀，多多少少有点象征性的意思，同时还亲吻了露丝的脸颊，因为她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见她。“得跟你聊聊。”他嘟哝着，这意思是说他其实希望不用跟她聊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微妙的话题了。比如去年跟他一起住的那个女孩，还有学期结束的时候跟露丝一起度过的那个夜晚，他们还喝了酒，吹嘘了一番，抱怨人们都失去了信念，还有带着奇怪的侮辱意味但还算愉悦的性爱。他把自己打理得很得体，比以前更瘦，很温和，头发顺滑，穿着一件深绿色的丝绒套装。他只比露丝小三岁，但是瞧瞧他呀。他照料着他的老婆，有一个家，有一栋房子，未来尽管令人沮丧，但是新衣服、新家具，还有连续不断的学生情妇，就能让人过得好。男人就可以做到这样。
“我的天，我的天，”露丝说着，背靠着墙壁，“这是怎么回事呀？”
她身边那位一直在笑的男人朝自己杯子的里面看，说：“啊，真是我们时代的敏感青年！他们的语言多么优雅，他们的感情史多么深刻！我们应该在他们面前鞠躬。”
那位长着一头黑色鬈发的男人回来了，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给了露丝一杯新的酒，拿走了她的杯子。
主人也回来了。
“露丝宝贝。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我说过该死的学生不能来。得有个什么地方让他们待着别捣乱。”
“他是去年我们班的一个学生。”露丝说。她能记起来的就是这些了。他觉得他们会认为肯定不仅仅是这样的。
“他是想当演员吗？”在她身边的男人说，“我敢打赌他就是。还记得以前那些好时光吗？以前人人都想当律师、工程师和企业经理人员。他们说这日子已经又要来了。我希望是这样。我虔诚地希望是这样。露丝，我敢打赌你一定听他说过他有什么问题。你一定别听。我打赌你一定这样听说过。”
“哦，或许吧。”
“他们就是抱着想找个爸妈的心态来的。真够庸俗的。他们追着你跑，烦着你，结果突然！现在到了封杀爸妈的时间了！”
露丝喝着酒，靠着墙壁，听他们聊起学生们现在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砸你的门，告诉你他们堕胎、尝试自杀、创意枯竭，还有体重问题。他们总是用同一类词：人格、价值和拒绝。
“我不是在抵制你，你这个蠢人，我是不让你过！”那位长着尖脸的小个子男人说道，他回想起跟一个这样的学生胜利的对质。他们大笑了起来。有个年轻女人说：“上帝啊，我那时候上大学可不是这样！你要是在教授办公室提堕胎，就跟你在地板上拉了一样！就跟拉屎一样！”
露丝也大笑起来，但是觉得皮肤之下，整个人醉醺醺的。要是正如他们所怀疑的，他们之前背后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话，那倒要好些。如果她跟那个男孩睡过，如果她曾经允诺过他一些什么事情，如果她曾经背叛过他，羞辱过他。但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人就突然从地底下出现，来指责她。她肯定是做过些什么事情，她记不得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她不记得跟她学生有关的事情了。她殷切而有魅力，给予人们温暖和怀抱，她听人诉说，又给人建议，然后她还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她跟他们说过的话，她一句都想不起来。
一个女人碰了碰她的手臂。“醒醒。”她说，那声音有一种偷偷摸摸的亲密感，这让露丝觉得她肯定认识她。又是一位学生？不是，那女人介绍了自己。
“我在写一篇关于女性自杀的论文，”她说，“我是说女性艺术家的自杀。”她说她在电视上见过露丝，一直很想跟她聊聊。她提到了黛安娜·阿勃丝、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娅·普拉特、安妮·塞克斯顿、克里斯蒂安·普夫卢格。她见识不少。这个人就是她论文里的主要候选对象了，露丝想，她长得憔悴、面无血色、鬼迷心窍的。露丝说她饿了，那位女士跟着她去了厨房。
“还有很多女演员呢——”那女人说，“玛格丽特·沙利文——”
“我现在只是一个老师。”
“哦，别瞎说。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一个演员。”
女主人做了面包，光滑的、编成花儿的、表面有些装点的面包。露丝想知道这里面都包含了多少痛苦。这些面包、肉酱，这些悬挂的植物，还有小猫，都代表着那种不稳定的临时家庭生活。她希望，她常常希望自己能承受这些痛苦，能够举行这些仪式，能够强迫她自己，能够自己制作面包。
她注意到这里一群年轻点的人——她觉得他们是学生，尽管那位主人说学生是不让进来的。
这些年轻人有的坐在前台上，有的坐在水槽前。他们用低低的、严肃的声音交谈。其中有一个人看着她。她笑了。但是对方没有回应的笑。其他人也看了看她，继续交谈。她觉得他们一定是在说她，在说这客厅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她对那个女人说，快点试试面包和肉酱。露丝可能是想让她安静点，这样就能听到对面那帮人在说些什么了。
“我参加聚会从来不吃东西。”
那个女人对待她的方式变得不悦，有点责怪的意思了。露丝知道了这是某个部门的人的妻子。可能邀请她是出于一种政治意图。那么露丝答应她，是不是也是这意图的一种了呢？
“你总是这么饿吗？”那女人说，“你是从来都没病过吗？”
“要是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没错呀。”露丝说。她只是试着举个例子，完全没有嚼或者是吞下去，她正焦虑地听别人在说她什么呢。“不，我不是经常生病。”她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还挺吃惊的。她以前常常感冒、流感、痉挛和头痛；那些实打实的病痛现在已经不见了，消退成一种慢性的、惯常的不安、疲乏和恐惧。
净会嫉妒的该死的老顽固。
露丝听到了这句话，她觉得她听到了。他们朝她快速地做出了一个鄙视的表情。她觉得是。
她没法直接看他们。老顽固。说的就是露丝。是吗？是露丝吗？是不是说露丝接受教师这份工作，就是因为她没有找到足够的表演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说她找这份教书的工作就是因为她在舞台和电视上的经验不足，结果因为她学历不够，还得在工资上扣点？她想过去跟他们说说这事儿。她想讲讲她的事儿。她想讲那几年的工作，那些筋疲力尽的事，那些旅行、高中礼堂，那些神经紧张、百无聊赖，还有永远不知道下一次钱什么时候能到账的时光。她想恳求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原谅她、爱她，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她想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不是客厅里跟她从事同一事业的人那边。但这是出于恐惧而做出的选择，并非出于原则。她害怕他们。她害怕他们决绝的道德观，他们冷酷的鄙视神情，害怕他们的秘密、他们的笑声、他们的猥琐。
她想到了安娜，她自己的女儿。安娜十七岁。她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脖子上戴着一条好看的金项链。那实在是一条上好的项链，以至于你得靠近看才能看出来，本来还以为那是润滑明亮的皮肤闪着的亮光呢。她跟这些年轻人不一样，但也同样不合群。她每天都练习芭蕾、骑马，但是并没有计划去参加骑马比赛，或者是做芭蕾舞演员。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这样很傻。”
安娜的风格，那上等的项链，还有她的沉默，让露丝想起了她的祖母，帕特里克的妈妈。不过她想，安娜大概只对自己的妈妈那么沉默寡言、难以讨好和无动于衷。
那位有着黑色鬈发的男人站在厨房门口对她做了一个鲁莽、讽刺的神情。
“你知道那是谁吗？”露丝对那位自杀女人说，“那个把喝高了的人带走的男人是谁？”
“那是西蒙。我不知道他是喝高了呢，我以为他嗑药了。”
“他是做什么的？”
“嗯，我觉得他是个学生之类的。”
“不是，”露丝说，“那个男人——西蒙。”
“哦，西蒙。他是在古典系的。我觉得他不是专职的老师。”
“就跟我一样。”露丝说，将她对年轻人露出的微笑对着西蒙做了一遍。尽管疲惫、茫然、脑子不灵光，她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刺痛感，觉得承诺这事儿总是没个定数。
如果他对她回笑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开始变好。
他的确笑了，那自杀女人尖锐地说了句话。
“瞧，你来参加聚会就是为了遇见男人的吧？”
西蒙十四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姐姐以及另外一个男孩，也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一起躲在运货车厢上，从法国被占区域运送到了未被占领的区域。他们要到里昂去，在那里，帮助犹太儿童的组织会照看他们，把他们领到安全的地方。战争开始的时候，西蒙和他的姐姐已经被送出波兰，跟法国的亲戚待在一起。现在他们要被送走了。
运货汽车停了下来。在乡村某处，火车也静止不动了。他们能听见法国和德国人的声音。前面的车里有些骚乱。他们听见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他们听见也感觉到皮靴在撞击着那光秃秃的地板。有人在检查火车。他们在一些粗布袋下面躺下，甚至都没有盖住脸。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他们听见跑道上靴子踩在砂石上的声音。然后，火车开动了。开得很慢，有一阵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甚至以为这只是车在转轨而已。他们以为车会停下来，检查会继续。但是火车继续开动着。开得快些，又快些，按照正常的速度行驶起来，没发生什么大事。他们向前移动着，没有人来检查，他们被运走了。西蒙从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险过去了。
西蒙说，当他意识到已经安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们是可以熬过这一关的，现在，什么事情也不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他们会拥有特别的祝福和运气。这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幸运的信号。
露丝问他，他见过自己的朋友或者姐姐吗？
“没有。从来没有。里昂之后就再没有了。”
“所以，这只是你自己的运气而已。”
西蒙大笑了起来。在一个十字路口边的村庄，他们躺在床上，躺在一所老房子里，露丝的床上。聚会过后，他们就直接开车到了那里。那是四月，风是冰冷的，露丝的房子冷飕飕的。
炉子温度不够。西蒙一只手放在床后面的墙纸上，让她感受炉子送的热风。
“这东西得补上点绝缘材料才好。”
“我知道。很糟糕。你得看看我的燃气单子。”
西蒙说她应该用柴火炉。他跟她讲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木柴。枫树，他说，是一种很不错的燃烧木材。然后他又说了很多种不一样的绝缘材料。有泡沫聚苯乙烯、麦克菲尔和玻璃纤维。
他走下床去，光着身子到处走，看着她家的墙壁。露丝对着他大喊起来。
“我想起来了。是补助金的事。”
“什么？听不见你说话。”
她走下床去，用毛毯把自己裹起来。她站在楼梯上面，说：“那个男孩拿着一份补助金申请书来找我。他想当个剧作家。我是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了。”
“什么男孩？”西蒙说，“哦。”
“不过我推荐了他。我知道。”事实上她什么人都推荐了。如果说她没看到他们的优点，那么其实她还是相信他们是有优点的，只是她自己看不到而已。
“他肯定是没得到。所以他觉得是我骗了他。”
“嗯，就当你是吧，”西蒙说，他朝下面通往地下室的路看了看，“那是你的权利。”
“我知道。我在那方面是胆小鬼。我讨厌他们的否定。他们都那么清高。”
“他们一点都不清高，”西蒙说，“我得把鞋子穿上，看看你的炉子。你得把你的过滤器给清理清理。他们就是这种风格。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就跟别人一样蠢。他们就是想要权力。很自然的事。”
“但是你面对的这种凶狠毒辣——”露丝得停下来重新把这个词说一遍——“这种凶狠毒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野心吗？”
“不然还有什么？”西蒙爬上楼梯说。他一把抓住那毛毯，跟她裹在一起，啄她的鼻子。“得啦露丝。你羞不羞？我只是一个来看你炉子的可怜伙计。我是来看你地下室的炉子的。这样撞见你可真是不好意思，女士。”她已经知道他的一些个性特点了。这位是谦逊的技工。别的人有些是老哲学家，会对她深深鞠躬；还有日本风，从浴室走出来之后，会嘟哝“记住你终有一死”这样的话。还有疯癫色情狂，他们用鼻子紧挨着她，跳过来又跳过去，朝着她的肚子拍打着，发出胜利的响声。
她在十字路口买了真正的咖啡，不是那种速溶的，还买了真的奶油、培根、冷冻西兰花、一块当地奶酪、罐装蟹肉，他们吃过的长得最好看的西红柿，还有蘑菇、长粒大米。还有香烟。她如今处在一种幸福之中，一种完全自然、不受威胁的幸福之中。如果有人问到，她会说这是因为天气好，尽管狂风呼啸，但天色明亮——也是因为有西蒙，但这些都一样。
“你肯定是带了个伴儿回去。”看店的女人说。她的话语里没有惊讶、恶意或者谴责，只有一种朋友之间的忌妒。
“我可没想着这事儿，”露丝在柜台上又扔下一点杂货。“他们可真烦呢。更别提得花多少钱了。瞧瞧那培根。还有奶油。”
“这事儿我多少能忍着点。”那女人说。
西蒙用买回来的食材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露丝什么都没做，就站在一旁看着，然后换床单。
“乡村生活啊，”她说，“已经变了，或者我已经忘记了。我来这的时候带着点想法，想着应该怎么生活。我觉得我会在这荒废的乡间小路上走上很长的时间。一开始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听见后面有一辆车在砂石路上狂奔过来。我可撞大运了。然后我听见枪声。我吓坏了。我躲在灌木丛中，一辆车就呼啸而过，碾过整条路——他们往窗外开枪。我从地里抄了过去，跟那店里的女人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叫警察。她说哦，对，到了周末啊，男孩们就会拿一箱啤酒到车里，打土拨鼠去了。然后她说，你到那条路上去干嘛呢？我能看出来，她会觉得一个人散散步要比去打土拨鼠还值得怀疑。还有很多这种事儿。我不觉得我会留在这，但是我的工作在这里，房租也便宜。不是说她不好，不是说那女人不好。她能算命。用纸牌和茶杯什么的。”
西蒙说他被人从里昂送到了普罗旺斯山间的一个农场干活。那里的人们生活和农耕的感觉很像中世纪。他们不懂法语，不会读，不会写，也不会说。他们要是病了，要么等死，要么就是等着好起来。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尽管一位兽医会一年来一次，看奶牛。一把干草叉戳进了西蒙的脚，那伤口开始感染，他发烧了，他想劝人们帮他把隔壁村里的兽医叫来看看病，但是这事儿可不容易。最后他们终于答应了，那兽医过来了，用大大的马针给他注射，他好了些。那家人很是疑惑，不过这方法能在人类身上奏效，他们也觉得有意思。
他说他正在康复的时候，就教他们玩牌。他教的是妈妈和孩子，因为爸爸和祖父动作太慢了，也不情愿，祖母则把自己锁在谷仓的小房子里，每两天随便吃点。
“是真的吗？这可能吗？”
他们正在向对方敞开心扉：欢愉、故事、玩笑和坦白。
“乡村生活！”西蒙说，“但是在这里还行。这间房子可以弄得很舒服。你应该有个花园。”
“这是我另外的一个想法，我试着弄一个花园。但是都干得不太好。我试着种甘蓝，我觉得甘蓝很好看，但是里面钻进了些虫子。虫子把叶子都吃掉了，最后看上去就跟一个鞋带似的，然后它们都变黄了，倒在地上。”
“甘蓝是很难种的。你应该从种点简单的东西开始。”西蒙离开桌子，跑到窗前。“你指给我看，你的花园是在哪个位置。”
“栅栏边上。之前就在那个地方。”
“那样不好，离胡桃树太近了。胡桃树对土壤不好。”
“我不知道呢。”
“嗯，是真的。你得把它种在离房子近的地方。明天我会给你挖个花园。你需要很多肥料。好了。羊粪肥是很好的肥料。你知道附近谁家有羊么？我们搞几袋羊粪肥来，然后计划计划该种些什么，虽然现在还早，但是霜冻也还是有的。你可以先从室内开始，从种子开始。西红柿。”
“我以为你明天一早就要坐公交回去呢。”露丝说。他们是开她的车来的。
“周一是比较轻松的。我打个电话就可以取消。我会告诉办公室里的女孩说我喉咙痛。”
“喉咙痛？”
“类似这种。”
“你在这真好，”露丝真心地说，“不然的话我会老是想着那个男孩。我会试着不去想，但是这事儿就总是会自己冒出来。就在那些毫无防备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在被羞辱。”
“这是件很小的事，犯不着觉得自己被羞辱。”
“我也这么觉得。这对我影响也不那么大。”
“试着别那么敏感，”西蒙说，他就像是在替她进行理性思考似的，正如为她琢磨这房子和花园，“小萝卜。莴苣叶。洋葱。土豆。你吃土豆吗？”
他走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花园的计划。他为她挖好、铺好土壤，虽然最后用牛粪他也欣然接受了。露丝周一得去上班，但是整天都想着他。她看见他在花园里挖土。她看见他裸着身子，往下朝地下室看。一个爱笑的、厚实的男人，毛发很多，很温暖，长着一张皱巴巴的、喜剧演员的脸。她知道她回家的时候，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我想我做得让您满意了，妈妈。”然后猛拉一下前额的头发。
他真的就是这么干的，她很开心，喊了出来：“哦，西蒙，你这个傻蛋，你就是我生命中的男人啊！”这是个特殊的时刻，阳光铺洒的时刻。不过她没有想过这样说可能是不明智的。
一周过半，她到店里去，不是买什么东西，是去算命。那女人往她的杯子里面看，说：“哦，你啊！你遇见了能够改变一切的男人！”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他会改变你的人生。哦，老天爷。你不会留在这个地方了。我看到了名誉。我看到了水。”
“这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想把我的房子弄得独一无二。”
“那种改变已经发生了。”
“是的。我知道已经发生了。是的。”
她记不得西蒙再次要来的时候，那些人都说了些什么了。她以为西蒙是在周末来的。她等着他来，出去买些杂货，这次不是当地的小店上，而是跑去几英里外的超市。她希望小店里的女人没有看到她提着一个杂货袋进家门。她想要新鲜蔬菜、牛排和进口的黑莓，卡门贝尔奶酪和梨子。她还买了酒，一套床品，上面印着的是蓝花和黄花的时髦花环。她想着她白晳的腰臀会露出来正对着它们。
周五晚上她把床单铺在床上，蓝色的碗里放着樱桃。酒冷了，奶酪变软了。九点左右传来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她原以为这敲门声会搞怪一点的。她很惊讶没有听到他的车声。
“有点孤单了，”店里的女人说，“所以我就想我来坐坐——哦，哦。你在等你的同伴。”
“也不是。”露丝说。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她的心就欣喜地怦怦跳，现在还是怦怦跳。“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她说，“可能明天来吧。”
“这雨挺混账的。”
那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亲切又实在，仿佛现在露丝可能需要转移下注意力，需要一些安慰才好似的。
“那我只希望他不会在这大雨中开车。”露丝说。
“没错儿，你不会想让他在这大雨天里开车。”
那位女人用她的手指划过她的灰色短发，把雨水晃出去，露丝知道她应该给她点什么东西。
一杯酒吗？她可能会微醺然后多话，想留在这儿然后把整个瓶子都喝完。露丝跟她聊过很多次，她是那种露丝会表示很喜欢的人，但是露丝现在没心思对她说什么好话。只要不是西蒙，此刻跟谁在一起都一样。任何人出现都显得很突然，很让人心烦。
露丝能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有平常的愉悦感，生活里的那种慰藉和消遣都卷铺盖而去了；食物、丁香花、音乐里的欢愉，晚间的雷声，都会消失。除了躺在西蒙身下，什么都没了意义，只有悲痛和狂笑，其他都没了意义。
她决定请她喝茶。她想倒不如把这时间用来再给未来占占卜好了。
“不清晰。”那女人说。
“什么不清晰？”
“今晚我没法得到一个固定的信息。有时这样的事会发生。不，说实在的，我定位不到他。”
“定位不到他？”
“在你的未来里。我被打败了。”
露丝觉得她说这话是出于敌意、出于忌妒。
“嗯，我不只是想着他啦。”
“如果你有一个他的物件的话，我可能会做得好一点，你让我抓着就行。任何他摸过的东西，你有吗？”
“我。”露丝说。这吹嘘虽然不高明，却让这占卜师忍不住大笑起来。
“不，我说真的。”
“那没有。我把他的烟头都给扔了。”
那女人走后，露丝熬夜等他。很快就到午夜了。那雨滂沱而下。再一次看时间，已经是一点五十。这空虚的时间为何过去得那么快？她把灯灭掉，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在熬夜干等。她没穿衣服，但是不能躺在那新床单上。她坐在厨房里，漆黑的厨房。她一次次地泡新的茶。角落里的街灯照进了房间。这村庄里有些明亮崭新的水银蒸汽灯。她能看见那灯，能看见小店一角，能看见跨过道路的教堂。那教堂已经不再为当年建造了它的谨慎而体面的新教派服务，它宣称自己是一个拿撒勒神庙，也可以说是个神灵中心，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地方的事情比露丝之前注意到的要更加畸形一些。那些房子里并没有住着退休的农民，事实上这里根本也没有什么可退休的农民，那贫瘠的地里都是些刺柏。人们是到三四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去上班，在工厂里，在省级精神科医院，或者压根就不工作，他们在犯罪高发的边缘地带过着神秘的生活，或者是在神灵中心的庇护之下生活地井然有序，也极之疯狂。人们的生活当然比原来更加绝望，然而，又有什么比露丝这样年龄的女人，在厨房里坐了整晚，就为等待她的爱人更绝望的呢？此情此景，就是她所创造的，是她一个人造成的，她这样子好像之前都没挨过什么教训似的。她已经把西蒙当作她挂靠希望的木桩，而且她再也不能把他变成他原来的样子了。
错就错在买酒，她想，错在买床单、买奶酪、买樱桃。这些准备工夫都招致了灾难。直到她打开门，那心中的愉悦变成失落，就像挂满了钟的塔突然好笑地变成了一堆生锈的雾角——只是露丝可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至此，她才意识到这是个错误。
在这漆黑的雨夜中，一个接一个小时过去，她想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她会在周末继续等，用借口让自己变得强大些，又被怀疑搞得心生厌恶，为了防止电话铃响，她不会离开房子。
周一她会去上班，用这现实世界冲冲头脑，稍微缓和下来，就有了点勇气给他写个纸条，借故问问古典系的情况如何。
“我想我们可能可以在下周给花园种种东西。我买了一大批种子（这是撒谎的，不过如果能收到他的回应，她的确会去买）。你来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计划的话，也别担心。”
然后她就会担心：这里提到其他计划，是不是说得太随意了。可要是不加上这一点，是不是又显得太强迫了？尽管她所有的自信，她的愉快心情都溜走了，她也会试着伪造一下。
“如果在花园里干活感觉太潮湿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开车呀。也许我们可以去打一些土拨鼠呢。祝好，露丝。”
然后是更长的等待，周末只是一次随意的试验而已，它是一场正式、普通、痛苦仪式的没章法的序曲。把手伸进信箱拿出信件看都不看一眼，拒绝在五点之前离开学院，把垫子放在电话机上不想看到它，假装心不在焉。怔怔想事情。熬夜到很晚、喝酒，然而她对这愚蠢劲儿还没完全厌倦，还没到要放弃的地步，因为这等待点缀了些绿意和春天般的幻想，这是对他来意的有力证据。这些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足够让她在心里决定，他一定是病了，不然他肯定不会抛弃她的。她会打电话给金斯敦医院，问问他的情况，然后有人会告诉她，他不是这里的病人。之后就会有一天她跑去学校图书馆，拿出金斯敦论文的备份，查看讣告看看他会不会是死掉了。然后，她完全放弃，她很冷，发着抖，她会打电话到大学里找他。他办公室的女孩会说他已经走了。去了欧洲，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只在这里教一个学期的书。去露营了，去结婚。
或者她会说“请你等等”，然后就这样把电话给他。
“你好？”
“西蒙吗？”
“是的。”
“我是露丝。”
“露丝？”
这对话肯定没那么激烈直接。会更糟糕一点。
“我本来想打电话给你，”他会说，或者说：“露丝，你还好吗？”或者甚至是：“那花园怎么样了？”
最好别跟他说下去了。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她还是把手放在了上面，看看是否也许能通过电话来感受到温暖，或者，去温暖温暖它。
周一天刚破晓的时候，她带上了她觉得需要的东西，放到车后座，锁上门，卡门贝尔奶酪还在厨房的台子上往下渗。她朝西开走了。她想离开几天，直到她后来清醒过来，能够面对这床单、这块正待动工的土地，还有床后面她去感受热风的那个地方，再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她还要带上她的靴子和冬衣呢？）她给学院写了一封信——她能在信里扯谎，打电话就不行。她说因为一个亲密的朋友到了疾病晚期，她被叫去了多伦多。（也许她并没有把这个谎扯得多漂亮，也许她写得有点过火了。）整个周末她都没睡着，她喝酒，虽然不多，但一杯杯地喝。我再也不忍了，她大声地说，把东西装上车的时候，她严肃、断然地说。她蜷在前座上写那封信——本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写，她想起了自己写过的很多信，她找了多少夸张的借口，都是为了某个男人要离开某个地方或者害怕离开某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她有多愚蠢，至于她坐过多少次飞机，这其中有一半的次数，结识她二十年的朋友都是不知道的，他们还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冒过多少险。
过了一会儿，她开动车，停下挡风玻璃的雨刮，十点到了，雨水终于让周一清晨见了天日，她停下来给车加油，银行开门了，她去取了一笔钱；这时候她信心大增、情绪饱满，该做什么她都记得，谁又会去想她脑子里曾经翻腾起什么屈辱、什么记忆、什么样的猜测呢？这其中最屈辱的事情，就是希望。刚开始，这希望埋下了深深的欺骗性的伏笔，又以诡计掩饰之。不过很快就被识破了。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能在天堂门口叽叽喳喳地唱起赞歌来了。即便是此刻，这希望都在忙活着，告诉她西蒙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把车开进她的车道，可能会站在她的门口，双手合拢地祈祷、嘲笑和道歉。记住你终有一死。
即便是这样，即便这是真的，那么到了某一天，到了某一天早上，会发生什么呢？某一天早晨醒来之后，她能够听到他的呼吸，知道他就在身边躺着，他醒了过来，却没有去碰她，她也不能去碰他。女性对身体接触要得太多了（这是她从他那儿学到的，或者说又学到了一次）。女人有着贪婪的温柔，她们的感官并不诚实。她会躺在那里，希望自己能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有一些能够用羞耻感来围绕和保护着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会为她的身体，为她裸体日渐败坏的事实感到羞耻，为此身负重担。她的肉体看上去是灾难性的，厚实又坑坑洼洼，发灰又斑斑点点。他的身体则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他是那个扮演谴责和原谅角色的人，然而她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原谅她了呢？过来，他会跟她说，或者说，走开吧。帕特里克之后，她也并没有能做一个身心自由的人，不再拥有那种力量，可能她已经全部用完了吧，归她所有的自由，她已经全部用完了。
或者，她可能听说他在一个聚会上说：“后来我知道我没事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幸运的标志。”他正在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豹纹绸缎的拙劣的女孩听，或者是更糟糕的，他讲给一个穿着绣花罩衫、留着长发的温柔女孩听，而这个人迟早会拉起他的手，把他从走廊领到一个露丝没法跟去的房间或者风景里。
没错，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发生，不也是可能的吗？只有善意、只有羊粪肥、只有深春的夜晚和青蛙的叫声，这不都是可能的吗？第一周他没出现，没打电话，可能只是因为时间规划不一样而已，也不是什么坏兆头啊。这么一想，她每二十英里，就会放慢速度，甚至想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掉头回去。然后她并没有这么做，她反而加速了，她想她要开得远一点，看看自己的头脑是否清晰。独自坐在厨房里那失意的感觉再次向她涌来了。然后就是这样，反反复复，仿佛车的后座是磁力推动似的，一会儿缓下来一会儿又发力，缓下来又发力，但是这力量却一直不足以让她调头，过了一会儿她不自觉地感到好奇了，感觉这力量是车子本身使然，她往前开着，仿佛在远远的前方某处，她和这车会摆脱这股力量的控制，她会重新回到刚刚开走的那个瞬间。
所以她继续开。莫斯科卡、湖首大学、马尼托巴边界。有时她在车里睡觉，在路上停下一个小时左右。在莫斯科卡这样睡觉的话太冷了，她入住了一家汽车旅馆。她在路边餐厅吃东西。走进餐厅之前，她梳了梳自己的头发，抹了抹脸，装扮上那副有距离感的、梦幻般的、近视般的表情，当女人们觉得有些男人在看着她们的时候，就会做出这副表情来。虽说西蒙出现在这里实在有点不切实际，但是她似乎并没有排除这个选项。
开出一段距离之后，那股车里的力量的确弱了下来。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她之后想——尽管开出这段距离，其实小车、巴士和单车也都能做到；飞机可不行。她开了一整晚的车，直到太阳从她背后升起，她感到平静、清醒，在这些时候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她走进一家咖啡厅，点了咖啡和煎蛋。她坐在吧台前，看着咖啡吧台后面的平常物事——那里有咖啡壶，有颜色鲜亮、也许已经不新鲜的柠檬和树莓派，他们把冰淇淋和果冻放在厚厚的玻璃餐具里。
那些餐具向她暗示，她的状态已经跟先前不一样了。可如果说它们摆放得恰到好处、利落体面，那便是在歪曲事实。她只能说，处于任何一个爱情阶段的人都不该如此。带着一种大病初愈的感激，她感觉到了它们的坚固和厚实，这分量舒舒服服地在她的大脑和双脚沉了下来。然后她意识到，当她走进这家咖啡店的时候，她脑子里不再有关于西蒙的一丝念想，所以这世界也不再是她可能会遇见他的舞台，这世界，又重新做回自己了。在那拨云见日的半个小时之后，吃过的早餐让她昏昏入睡，她得回汽车旅馆去，她穿着衣服就睡着了，窗帘拉开着，阳光照进来，她想，爱情这件事可真是把你的整个世界都带走了啊，它能把你打点得很好，也能让你活得很差。对她而言，这不应该是，也不曾是一个惊喜；真正的惊喜，就是她是那么地想要，想要求一切都在她身边，她的渴望就像冰淇淋餐具一样厚实而直白，这样一来，她所逃离的那些东西，竟可能不仅仅是失望、失去和解散，而同样是那些庆祝、爱的冲击和眼花缭乱的改变。但即便那令人感觉安全，她也接受不了。不管是用哪种方式，你都是被抢去了些东西——抢去了一个自我平衡的弹簧，抢去了笃定的正直和诚实。她是这么想的。
她给学院写信说，她在多伦多看望临终前的朋友时，遇到了一位旧相识，对方在西海岸给她提供了一份工作，她马上就会去那边。她觉得他们可能会找她麻烦，但是她也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懒得去管这事了，因为她的雇佣关系，尤其是她的薪水都不是固定的。她写信给她租房子的中介公司，她写信给店里的那位女人，祝好运，再见了。在希望镇到普林斯顿的高速公路，她从车上走下来，站在海岸山脉的冰雨之中。她感到相对安全了些，精疲力竭，但也清醒了些，尽管被她抛下的一些人不会同意这一点。
她交上了好运。在温哥华她遇到了一位之前认识的男人，对方正在为一部电视剧选演员。这部剧会在西海岸制作，讲的是一个家庭，或者说是个冒牌家庭，都是些古怪之人和漂泊者组成的，他们把盐泉岛的一所老房子当作他们的家，或者是总部。露丝获得了这所房子女房东的角色，那位“冒牌妈妈”。就跟她在信中所写的一样，这是西海岸的一份工作，可能是她从事过的最好工作。她的脸上会用一些特殊的化妆技术，变衰老的技术，那位男化妆师开玩笑说，如果这电视剧成功了，还能再演上几年的话，到时候可就不需要用到这技术了。
在海岸地区，每个人都会用到的词就是“脆弱”。他们会说今天的感觉很脆弱，或者是今天在一个脆弱的状态里。说的可不是我，露丝说，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我这身上的皮可是马革做的。大草原的风和阳光让她的皮肤变得黝黑而粗粝。她拍拍黝黑的起了皱的脖子，强调“马革”这个词。她已经开始用上她要扮演的这个角色里的一些用词、举动和性格了。
大约一年之后，露丝在一趟不列颠哥伦比亚轮渡的甲板上，穿着一件褪色的毛衣、戴着头巾，慢慢地在救生船之间走过，盯着一位穿着破烂牛仔裤和三角背心、冻得发抖的漂亮女孩。根据剧本所描述，露丝扮演的那位女人很担心这年轻女孩会从船上跳下去，因为她怀孕了。
拍这一幕的时候她吸引了很大一群人。中途休息的时候，他们走向甲板的遮蔽处，穿上外套、喝点咖啡。人群里的一个女人伸出手碰碰露丝的肩膀。
“你不记得我。”她说，事实上露丝的确不记得她。然后这位女人开始讲金斯敦的事情，讲那对举办了聚会的夫妇，甚至讲了露丝那只死去的猫。露丝认出她来了，她就是那个在写自杀论文的女人。但是她看上去很不一样，她穿着昂贵的米色套装，米色和白色围巾围绕在她头发周围。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着流苏、邋里邋遢、青筋暴露，看上去那么难以驯服了。
她介绍了她的丈夫，对方向露丝嘟哝了两声，仿佛在说，如果她希望他对自己大呼小叫一番，那么她得另作打算了。他走开了，那个女人说：“可怜的西蒙。你知道，他死了。”
然后她想知道之后这戏还要不要继续拍下去。露丝知道为什么她会问起这事儿。她想凑到这些戏里的背景甚至前景上来，这样她就能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在电视上看她。如果她给那场聚会里的人打电话，她就会告诉他们，她知道这个系列就是纯粹的垃圾，不过就是有人在劝她去演，为了玩玩。
“死了吗？”
那位女人脱下了她的围巾，风吹着她的头发，吹过她的脸。
“胰腺癌。”她说，然后脸朝着风，重新把围巾戴上，戴得更满意一点。露丝觉得她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颇有见识和心机。“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多少。”她说。她这话，是为了让露丝想想这位女人有多了解他吗？那心机能帮上她不少忙，她也能用它来丈量胜利。你可能会为她感到遗憾，但是永远不要相信她。露丝没在想那女人说的话，反而在思忖着这事儿。“伤感。”她说，她现在的语气跟办公事似的。她把自己的下巴塞进围巾里，刚好像打成个结。“伤感。他得这病很久了。”
有人在喊露丝的名字，她得回去拍戏了。那女孩没有跳海。在这剧里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这种危险总是眼看着就要发生，但都没有发生，除非是发生在不时会有一些不重要的、不吸引人的角色身上。人们看着，他们相信自己在可预见的灾难发生时会受到保护，同时在那些重要的转机发生的时候，故事线会扔出一个开放的问题，混乱的状态会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和解决方法，在那些不太恰当而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里，一扇扇窗户会打开。
西蒙的死，就像剧中那些混乱状态那样击中了露丝。这太荒谬，这不公平，竟然连这样大的消息都会迟到，竟然在这样的日子里，露丝都会觉得自己是唯一真正缺乏力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