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和我点了点头，就将衣帽挂在架上，又顺手把壁上的一只提琴取下来。接着他坐在他常坐的那只藤椅上，开始旋那弦线。我见他一言不发，神色上并无表示，却又如此好整以暇，禁不住先自发问。

我问道：“霍桑，你已成功了没有？”

霍桑似乎没有听到，忽而闭了眼睛，执着弓弦，呜呜咽咽地拉起来。我没有奈何他，只得静悄悄地等他。那提琴上的声调由缓而急，琴韵有些铿锵，但很和谐入耳。他拉到入神的地方，头随着那弓弦缓缓地侧动。显示他的内心的得意。约摸两分钟工夫，琴声才戛然而止。他把琴放在藤椅的一旁，伸直了两腿，把身子仰靠大椅背。电灯光描绘出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很舒适的样子。

我重复问道：“霍桑，你的调查工作究竟怎么样？”

霍桑随手取出纸烟，擦着火柴，一边答道：“我早已在提琴中答复你了！我拉熟的调子不多，你难道还听不出？”

我答道：“我知道你已经得手了。但这两点泥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还猜不透这个哑谜。”

霍桑反问我道：“你可记得今天清早死者的仆妇蔡妈告诉我们，死者昨夜里出去时本是带着一只皮包的？”

我应道：“记得的。那皮包是放医药用品的。”

“但我们只发现那女医生的尸体，并不见有皮包。蔡妈也不知道这皮包的下落。所以我们若使能够查得那只皮包，便可以连带地知道朱仰竹昨夜的踪迹，而案事也就可以解决。是不是？”

“不错，你可是已经发现了那只皮包？”

“不，还没有。”他顿一顿。“不过我虽没有亲眼看见她那只皮包，但我已经发见了那皮包到过的地方。”

“怎么？我不明白。”

霍桑放下了纸烟，瞧着我说：“包朗，你总知道任何手提皮包的底下，大概四角各有一枚圆钉，预备安放时皮包不致直接着地，是不是？刚才我在孙家书室中的睡椅底下瞧见的两粒泥点，就是从那皮包底下的圆钉上留下来的。”

“嗯！”我的疑团刺破了一个。

他继续说：“我们知道昨夜里近半夜时方才起风，气候也突然转冷。在起风之初，路上还很泞湿。所以我料想昨夜朱仰竹到松柏里下车的时候，那皮包必曾在湿路上放过一放；后来伊提到里面，进书室中去暂坐，便顺手将皮包放在睡椅底下。当初我看见那两粒泥点，一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痕迹；经过一度推索，才想到皮包下面的圆钉。但我为审慎计，还不敢信以为实，故而又到桃源里死者家里去问蔡妈。果然不出所料，那皮包底下确有四枚铜钉，并且大小尺寸也完全相同。”

我又提出一个疑点，问道：“皮包底下既然有四枚铜钉，何以地板上的泥迹只有两点？”

霍桑吐出了一串烟圈，微笑道：“就为这层，当初也使我犹豫不决。其实这个哑谜说破了原一文不值。我料朱仰竹进书室中时，必曾在那睡椅上坐过，故而伊将皮包放在地板上面的时候，必是一半在睡椅底下，一半却露在睡椅外面。那时朱仰竹在那新漆的地板上面势必还留着皮鞋的足印，事后孙仲和灭迹洗抹，故而把那睡椅外面的两粒泥点一起抹去。但那椅底下的两点泥迹，一定是因洗抹的人疏忽没有注意，故而不曾抹去。因此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我点头道：“唉！说破了果然是显明的。但当时也亏你推想得出。”

霍桑把鞋跟抵着地板，缓缓地摇动着。

他答道：“这算得什么？不过我见了这个痕迹以后，曾经用脑子想过一想罢了。”

他说到“想过一想”的字眼时，他的声音似乎加重了些。的确，“想一想”的动作是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密钥。孟老夫子说到心的机能时，所以要大声疾呼：“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确然是有深意的。霍桑在这一切疑案上的成功，也就在肯“想”。所以这一句“想过一想”也可以算是他最得意的话。

我又问道：“你可是单凭着这两点泥点，便确信朱仰竹曾到过孙家，和孙仲和就是行凶的凶手？”

霍桑摇摇头：“不，证据多着呢。你是和我一同去的，怎么都没有觉察？譬如睡椅上坐垫下面的那条深青色的毛绒围巾，一定也是朱仰竹遗下的。当时它给那个玄缎垫子压覆了大部分，睡椅的丝绒又是同色的，所以灭迹时也给忽略过。我故意吓他一吓，他居然承认那是他妻子的东西。其实这种深色朴素的东西，绝对披不上他的漂亮夫人的娇躯。你瞧了壁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就可以想见他的夫人的装束本是十二分摩登的。我们退一步说，就算承认这东西是他的妻子的，但围巾是发冷时方才需用的东西。我们知道昨夜的起风还是秋来第一个冷汛。他的妻子既然在一星期前就归宁了，那时的气候穿夹衣还嫌热，哪里用得着围巾？就算未雨绸缪地将围巾早就取了出来，但怎么会搁在睡椅上？又何至搁了一星期之久而不收拾好？”

我连连点头道：“对，霍桑，你的观察力还是那样的精细。你脑筋细致也的确是高人一等。但你假定这围巾就是朱仰竹的，也已证明了没有？”

霍桑道：“也证实了。刚才我问蔡妈，昨夜朱仰竹出外时肩上曾否披着围巾。蔡妈没有注意，不敢说定。但伊说伊主人果真有这样一条深青色的围巾，前几天曾取出来晒过。这已经显然了。除此以外，孙仲和的言语态度，也处处都觉得可疑。他开头就提出他的母舅于企年，分明是想吓吓人的金钟罩。你知道于企年是个包揽讼案的红律师，在一般人听了他的大名就会退避三舍。但最重要的一点，他的谈话中无心脱漏了一句。你可也曾觉察没有？”

我被他一问，一时想不出指哪一方面，呆住了不知所答。

霍桑接着道：“你可记得我问他家里有几个仆人，他怎样回答？”

我想了一想，立即醒悟道：“记得。他说他家里有三个，都是男仆。……唔，他的口气中似乎要表示他家里没有女仆。是不是？”

“是啊。你想这句话岂不是他情虚的表示？他若使没罪，我们又没有说过昨夜里去请朱仰竹的是一个女仆，他又何必多此一句？”

“对！这一句补衬真可算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是。因此，我知道他家里表面上虽没有女仆，暗中却一定有一个的。那女仆和他串通了，才能将朱仰竹骗到他家。这一着棋子，他大概预防万一事发，以便借此抵赖；或者他故意如此，目的要嫁祸于沈咏秋，也未可知。”

“唉，他的设计当真非常狡猾。但你想那串通的女仆是谁？”

“这不成问题。我们少停把他捉住了后，不怕他不肯吐实。”

我想一想，又问：“还有，朱仰竹被骗以后，怎样受辱和怎样吊死，你可也查明了没有？”

霍桑丢了烟尾，摇摇头说：“这一点也可以让他自己供出来。此外我们要知道的还多：例如他怎样移尸，那告假的包车夫林根怎样通同合作，都可以叫他自己说明。总而言之，我相信这孙仲和是全案的总枢。现在总枢的疑团既经解除，别的都可算是枝节了。”

我同意说：“不错，据我看，不但那包车夫同谋，连那老总管陆全也必串通一起。你可也赞同？”

这时前门上忽有响声，我料想是汪银林到了，忙立起来开了办事室的门。进来的果然是汪银林，他和我点点头，便很热诚地向霍桑招呼。

他说：“霍先生，我已遵命把薄一芝放掉了。你的工作怎么样？可已完全成功？”

霍桑含笑说：“是，一切都已了结，只等你来收功哩。”

彼此坐定以后，霍桑便把薄一芝的自白，他自己的侦查和在孙仲和家里发见的经过情形扼要地向他说明。汪银林听出了神，举起了夹着半撅已熄雪茄的手，连嘴都合不拢了，只有点头赞服。

他抹了抹肥胖的下颏，半喜半羞地说道：“霍先生，这件事我不知道应怎样感激你。此番若没有你领导，我既然走上了迷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头！”

汪探长的个性是爽直的，他的恭维也完全由衷。霍桑谦逊了几句，又谈到案子的本题。

汪银林又说：“还有一着，那沈家的女仆李阿凤，此刻我还没有放掉。你想孙仲和串通的仆妇可就是伊？”

霍桑又在烧一支新鲜的纸烟，一时并不回答。我觉得银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乘机插口。

我说：“这个女仆的确是案中的重要角色。你自己可有些端倪？”

汪银林接着说：“霍先生，我们知道沈咏秋对于朱仰竹发生醋意，本是孙仲和挑拨出来的；孙仲和既然蓄意要中伤朱仰竹，原也是沈咏秋所求之不得的；因而伊借刀杀人地借一个女仆给仲和用一用，似乎也有可能。霍先生，你看怎么样？”

霍桑抽了一口烟，忽张目瞧着银林道：“银林兄，你又要回到迷路上去了。你的设想固然很美丽，但是设想没有事实的根据是最危险的。你说孙仲和同李阿凤串通，可有什么实际的佐证？”

汪银林道：“蔡妈的说话还算不得佐证吗？”

霍桑大声道：“你还相信伊的话是实在的？”

汪银林怔了一怔，惊讶道：“怎么？你说这老婆子会说谎？”

霍桑摇头道：“不是。”

汪银林更觉愕异，张开了嘴，一时竟不能回答。我也暗暗诧怪，不知道霍桑的语意含着什么神秘。

汪银林自言自语说：“奇怪！既非说谎，又不实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霍桑吐出了一口浓烟，说：“是这老婆子的错觉！换一句话说，蔡妈并不是故意要说谎；但所说的却只是出于伊的心理上的幻觉，并非事实。”

汪银林益发疑惑。他瞧瞧霍桑，又瞧瞧我，似乎要求我代替他找一个解释。这时霍桑忽而有一种奇突的举动。他放了烟尾，仰起了身子，从衣袋中摸出了一块白巾，突然把他自己的胸颈遮住了。

他说道：“银林兄，你今天已和我见过两次了。你可知道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

汪银林仍莫名其妙。他的嘴闭拢了，仍旧没有说话，只一眼不眨地向霍桑瞧着。他手中的那支含着装点姿态作用的久熄的雪茄也给丢下了。

霍桑又道：“说啊！你姑且说说看。这是一种实地的测验，你也可以得到一种有趣的知识。”

汪银林期期然地答道：“似乎是酱色绸的。”

“有没有花色？”

“有——有许多白色的细点。”

我虽在旁边静听，并没有处于被测验的地位，但心中也不禁暗暗地内愧。因为霍桑今天戴的什么领带，我虽和他同在一起，因没有特别留意，此刻竟也不敢说定是什么颜色！

霍桑笑道：“酱色白点的领带，我当真是有一条的。可是今天的却不是！”

他顺手把白巾放下来，露出了他的领带。那是一条暗绿色而有细黑斜线条的。汪银林又瞧瞧我，我也瞧瞧他，彼此相觑地都很不好意思。

霍桑把白巾重新藏在衣袋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们的视觉本是很薄弱的，尤其在不经意或心有所思的当儿所感受的印象，更是淡漠模糊而不足凭信。刑事心理学权威葛洛斯（h．gross）曾举示许多采证的实例，指出司法官采取眼见证人的证语有特别审慎的必要。因为人们在匆忙或无意中所感受的印象，事后回忆，往往会把黑衣说青衣，胖子变瘦人。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测验，测验者把一只表给四十六个受测验人看，每人限看五秒钟。看过以后，叫每一个人将所看见的表面上的景状用笔描画在纸上——那当然只要画一个轮廓罢了。结果只有一个半人的答案是正确的。大部分人都把那个罗马字6写在下面，有几个人还把罗马字变做阿拉伯字。实际上那六点钟的6字的地位已给秒针占去了，根本是不存在的。……嗯，你们觉得可笑吗？其实这测验我自己也实施过，委实千真万确！所以‘一目了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视而不见’才是一般的现象。”

汪银林向霍桑瞧瞧，又瞧瞧我。我也无言地回了一瞥。因为霍桑的理论是有根据的，莫说银林，我也找不出辩难的话。

霍桑又说：“银林兄，此刻你可以明白了。你和我面对面了好久，你竟没有瞧清楚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方才你猜想我的领带是酱色白点的，可见只是凭着你的记忆中的幻觉，并非事实。是不是？那么以此例彼，可知蔡妈的说话也同样是不实在的。”

汪银林顿了一顿，仍做怀疑声道：“虽然，但蔡妈说李阿凤穿的青布衣服和青莲色围身，在事实上是符合的。你怎么说——”

霍桑截住他道：“你还不明白？好，你姑且闭着眼睛，把昨夜里蔡妈所经历的景状悬想一下。第一步，伊在楼上听到有人进来和伊的女主人讲话。那时候那来客即使和蔡妈非常熟悉，但谈话的时间既然不多，又隔着一层楼，你想伊可有辨得出来人的声音的可能？第二步，伊随即下楼，看见伊的主人已准备出去，并对伊说伊要往孙家去诊病。这时候那个来请医的女仆早已退到石库门外，蔡妈在实际上并不曾当面瞧见。第三步，据蔡妈自己说，伊还瞧见那女仆穿一件深青色的布衫，加一个青莲色的围身。但朱家的大门外并没有电灯，客室中当然有灯光的。试想一个人从光亮处向黑暗中瞧察，可能够瞧得明白？并且那深青色和青莲色都是深色，更不容易分别。可是蔡妈却能够在黑暗中分别得清清楚楚，想一想这话可合得上事实吗？”

汪银林的牙齿在啮自己的嘴唇了，他的头似乎在不自主地点动，但仍没有说话。我也不由得不暗暗点头。

霍桑继续道：“据我推断，当伊在楼上听到下面的谈话声音时，至多只知道来客是一个女子，断断辨不出是谁。等到伊下楼以后，因着‘孙’‘沈’二字的误会，便抱定了成见，以为就是平桥路的沈家，那请医的也就是阿凤。因为那沈家的李阿凤曾去请过两次，请时都在日间。蔡妈都看见过伊的。蔡妈因着这个成见，便深信不疑。后来经我们向伊究问，伊要使我们坚信，才说出阿凤的衣服颜色，其实阿凤的衣色是伊前两次看见的；昨夜里伊连那女仆的衣色、面貌都没有瞧见，只凭着伊的记忆中的幻觉作用，自以为瞧见罢了。这恰像刚才你说我戴的酱色白细点的领带，理由是相同的。”

汪银林还是守着缄默。他只交握着两手，手肘支在膝上，偻着身子，低垂着头，似在瞧地板上的他自己的影子。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感想。

霍桑又道：“这个设想我还有佐证。试想沈咏秋两次请朱仰竹去，既不是诚心求医，却是要刺探朱仰竹的隐事。仰竹虽愚，经过了两次的试探，势必也可以瞧破沈咏秋的用意了。这样，假使沈咏秋第三次去请，伊能否绝不顾忌？即或伊另托他名，但那差遣的既然是李阿凤，时间又在寒冷的深夜，你想朱仰竹可会得一请就去，丝毫没有迟疑吗？”

这解释当真加得上入情入理的考证，我只有无条件地佩服。同时我才恍然于霍桑最初就不赞同汪银林把咏秋看做案中的主谋人，认为太主观，原因就为着他先看到了这个反证。不过当时他不肯发表。

汪银林抬起头来，叹口气说：“霍先生，我真惭愧。我在这一件案子上，着实长进得不少。”他立起来。“现在我去打一个电话，先把那李阿凤放掉，然后再去拘捕孙仲和。”

霍桑点点头表示赞同。汪银林便起身向电话室去。

我提议道：“此刻还只七点半钟，不如先去把孙仲和捕住了，再回来吃晚饭不迟。”

霍桑同意道：“也好。你如果有兴，就陪着银林兄去走一趟。”

汪银林恰从电话室中走出来。忙道：“霍先生，你再劳驾一次。我想最好我们三个人同去。万一再有什么意外的岔子，有你老人家在场，我们也可以放心。”

我觉得汪银林的建议并非多余。因为人事的变幻往往会出人意外。此刻全局虽都已结束，但在真凶就捕以前，有没有意外的岔子，这也难说。好在霍桑并不深拒，就即穿上了外衣，一同往海关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