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先祖来源
《朱子语类》一三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兹请先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兹所论者专以男系父统之氏族为范围也。
唐之皇室本有自撰之谱牒，原书今不可见。然如《册府元龟》及两唐书等唐皇室先世渊源之记载固出自李唐皇室自撰之谱牒，即唐太宗御撰之《晋书》亦唐皇室自述其氏族渊源之要籍。故兹依据此类唐室自叙其家世之著述，复取其他史料互相参证，以讨论此问题焉。
李唐世系之纪述，其见于《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旧唐书》一《高祖纪》、《新唐书》一《高祖纪》、《北史》一 〇〇《序传》及《晋书》八七《凉武昭王传》等书者，皆不及《新唐书》七〇上《宗室世系表》所载之详备，今即依此表与其他史料讨论之。表云：
〔李〕歆字士业，西凉后主。八子：勖、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顺，以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生献祖宣皇帝讳熙，字孟良，后魏金门镇将（《旧唐书》一《高祖纪》云：“率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新唐书》一《高祖纪》同）。生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字德真。三子：长曰起头，长安侯。生达摩，后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次曰太祖（虎），次曰乞豆。
此表所载必出唐室自述其宗系之旧文。兹就其所纪李重耳、李熙父子事实，分析其内容，除去其为西凉李暠之正支后裔一事以外，尚有七事，条列于下：
（一）其氏为李。
（二）父为宋汝南太守。
（三）后魏克豫州，父以地归之。
（四）父为后魏恒农太守。
（五）父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即所擒。
（六）父为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七）子为后魏金门镇将。
考《宋书》五《文帝纪》云：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索虏攻悬瓠城，行汝南郡事陈宪拒之。
又同书七二《南平穆王铄传》云：
索虏大帅拓拔焘南侵陈颍，遂围悬瓠城，太守陈宪保城自固。
又同书七七《柳元景传》略云：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随王〕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中略）。〔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中略）。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去弘农城五里。（中略）。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诸军鼓噪以陵城。（中略）。安都军副谭金、薛系孝率众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中略）。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纠，率合义徒二千余人，共攻金门坞，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
又同书九五《索虏传》略云：
〔元嘉〕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中略）。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绲（《文帝纪》作琨），绥远将军汝南、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奔走。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攻围悬瓠城，城内战士不满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郡事，宪婴城固守。（中略）。焘遣从弟永昌王库仁真步骑万余将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阳。（中略）。太祖嘉宪固守，诏曰：“右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尽力捍卫，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显擢，可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又《魏书》六一《薛安都传》云：
后自卢氏入寇弘农，执太守李拔等，遂逼陕城。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安都，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拓拔焘）临江，拔乃得还。
据上引史实，则父称李初古拔，子称李买得，名虽类胡名，姓则为汉姓，其氏既为李，是与上列第一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弘农太守，弘农即恒农，后魏以避讳故改称恒农，是与第四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宋将薛安都所擒，是与第五条适合。《宋书·柳元景传》言：“生擒李初古拔父子。”《魏书·薛安都传》言：“执李拔等，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则李初古拔当不止一子，殆买得死难，以弟或兄代领其职，今不能确知。但《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及两唐书一《高祖纪》等书李熙率豪杰镇武川因而留居之记载，乃后来宇文泰所改造，并非事实，俟后详论之。总之，李熙为金门镇将，李买得亦为金门坞戍主，地理专名如是巧同，亦可认为与第七条适合，至于北魏诸镇设置之时代及其地望等问题则别为一事，非兹所讨论者也。又第二条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征诸上引史实，绝不可能。盖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其时必在元嘉二十七年。当时前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皆可考知，郭道隐则弃城走，徐遵之则去郡，陈宪则先行郡事，后以守城功擢补实官。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宋汝南太守之余地。据《宋书·柳元景传》言：“李买得为永昌王长史，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则李氏父子与永昌王关系密切可以推知。《宋书·索虏传》又言：“永昌王北屯汝阳。”考《资治通鉴》系永昌王屯汝阳事于元嘉二十七年三月，系李初古拔被擒事于元嘉二十七年闰十月，而汝阳县本属汝南郡，后别分为汝阳郡者，故以时日先后、地理接近及人事关系论，李初古拔殆于未被擒以前曾随永昌王屯兵豫州之境，因有汝南太守之授。然则此唐室谱牒所言之汝南太守实非宋之汝南太守，乃由魏之汝南太守所修改而成者也。第六条之安南将军豫州刺史当即与第二条有关，检《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之文，豫州刺史之上有“赠”字，是豫州刺史乃后来追赠之官，故于此不成问题，可不讨论矣。《魏书·薛安都传》言：“〔安都〕仍执〔李〕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是李初古拔原有自北至南复自南还北一段因缘，李唐自述先世故实，竟或因此加以修改，以傅会李重耳之由北奔南，又由南归北耶？幸赖其与他种记载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千载而后遂得以发其覆也。
复次，《魏书·薛安都传》之李拔即《宋书·柳元景传》李初古拔之省称及雅名。《梁书》五六《侯景传》载景之祖名周，而《南史》八〇《侯景传》作羽乙周，正与此同例。盖胡人名字原是对音，故成繁鄙，异于华夏之雅称，后代史官属文，因施删略。夫侯景称帝，七世庙讳父祖之外皆王伟追造（见《梁书》《南史》侯景传[1]），天下后世传为笑谈。岂知李唐皇室先世之名字亦有与此略相类似者乎？又据《魏书》四二《薛辩传》附《长子初古拔传》（《北史》三六《薛辩传》同）云：
长子初古拔，一曰车辂拔（《北史》辂作毂），本名洪祚，世祖赐名。
同书三二《高湖传》亦附载高各拔之名。然则初古拔或车辂拔乃当日通常胡名，颇疑李初古拔如其同时薛洪祚之例，亦本有汉名，特以胡名著称于史耳。
总而言之，前所列之七条，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四条之中，李重耳父子事实皆与李初古拔父子事实适合。第六条乃第二条之附属，无独立性质，可不别论。第二条、第三条实互相关联，第五条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则元嘉二十七年南北交兵之际李氏父子必属于北，而不属于南，否则何得谓为宋将所擒？故今易原文之刘宋为后魏，则第二、第三条之事实不独不与其他诸条相反，而且与之相成。况其他诸条中涵有“元嘉二十七年”一定之时间、“李氏”“薛安都”之姓名专名、“弘农”“金门”之地理专名，而竟能两相符应，天地之间似无如此偶然巧值之事。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或不至甚穿凿武断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唐会要》一“帝号”条上云：
献祖宣皇帝讳熙（凉武昭王暠曾孙、嗣凉王歆孙、弘农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为宣简公，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葬建初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五 （？）月一日追封为建昌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宣皇帝长子）。武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庙号懿祖，葬启运陵 〔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三（？）月一日追封为延光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启运陵〕。
《元和郡县图志》一七（参阅《旧唐书》三九《地理志》，及《新唐书》 三九《地理志》赵州昭庆县条）：
赵州。
昭庆县，本汉广阿县，属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回八十丈。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启运陵。高四丈，周回六十步。二陵共茔，周回一百五十六步。在县西南二十里。
《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略云：
唐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陇西狄道人。其先出自李暠，是为凉武昭王，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子重耳奔于江南，仕宋为汝南郡守，复归于魏，拜弘农太守，赠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门镇将。后以良家子镇于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于位，因家焉。生天赐，仕魏为幢主，大统时赠司空。生太祖景皇帝虎，封赵郡公，徙封陇西公；周受魏禅，录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国公。生世祖元皇帝昞，在位十七年，封汝阳县伯，袭封陇西公；周受禅，袭封唐国公。高祖即元皇帝之世子，母曰元贞皇后，七岁袭封唐国公，义宁二年受隋禅。
今河北省隆平县[2]尚存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拓本，颇残阙不可读。兹取与黄彭年等修《畿辅通志》一七四《古迹略》所载碑文相参校，而节录其最有关之数语于下：
（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追上尊号，谥宣庄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中略）。词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下略）。
按：李熙、天赐父子共茔而葬，即族葬之一证。光业寺碑颂词复有“维王桑梓”之语，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而唐皇室自称其祖留居武川之说可不攻自破矣。又据《魏书》一〇六上《地形志》南赵郡广阿县条、《隋书》三〇《地理志》赵郡大陆县条及《元和郡县图志》一七赵州昭庆县条等，知李氏父子葬地旧属巨鹿郡，与山东著姓赵郡李氏居住之旧常山郡壤地邻接，李虎之封赵郡公当即由于此也。又《汉书》二八《地理志》载中山国唐县有尧山，《魏书》一〇六上《地形志》载南赵郡广阿县即李氏父子葬地复有尧台。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巨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遗迹，并非如通常广义兼该太原而言也。至《大唐创业起居注》所云：
初，帝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意。
则为后来依附通常广义之解释，殊与周初追封李虎为唐国公时暗示其与赵郡相关之本旨不同也。然则李唐岂真出于赵郡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又何必假称出于陇西耶？考《元和郡县图志》一五云：
邢州。
尧山县，本曰柏人，春秋时晋邑，战国时属赵，秦灭赵，属巨鹿郡，后魏改“人”为“仁”，天宝元年改为尧山县。
又同书一七云：
赵州。
平棘县，本春秋时晋棘蒲邑，汉初为棘蒲，后改为平棘也，属常山郡。
李左车墓在县西南七里。
赵郡李氏旧宅在县南二十里，即后魏以来山东旧族也，亦谓之三巷李家云。东祖居巷之东，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也。三祖李氏亦有地属高邑县。
元氏县，本赵公子元之封邑，汉于此置元氏县，属常山郡，西汉常山太守皆理于元氏。
开业寺，在县西北十五里，即后魏车骑大将军陕定二州刺史尚书令司徒公赵郡李徽伯之旧宅也。
柏乡县，本春秋时晋鄗邑之地，汉以为县，属常山郡，后汉改曰高邑，属常山国，齐天保七年移高邑县于汉房子县东北界，今高邑县是也。
高邑县故城在县北二十一里，本汉鄗县地也。
高邑县，本六国时赵房子之地，汉以为县，属常山郡。
赞皇县，本汉鄗邑县之地，属常山郡。
百陵岗，在县东十里，即赵郡李氏之别业于此岗下也，岗上亦有李氏茔冢甚多。
昭庆县，本汉广阿县，属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启运陵，二陵共茔，在县西南二十里。
（昭庆县条前已引及，为便于解说起见，特重出其概略于此。）
《元和郡县图志》著者李吉甫出于赵郡李氏，故关于其宗族之先茔旧宅皆详载之，若一取其分布之地域核之，则赵郡李氏其显著支派所遗留之故迹，俱不出旧常山郡之范围。据此，则赵郡李氏显著支派当时之居地可以推知也。但其衰微支派则亦有居旧巨鹿郡故疆者，考《北史》三三《李孝伯传》末附载赵郡李氏世系一节（《新唐书》七二《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条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一同）云：
楷避赵王伦之难，徙居常山。楷子辑，辑子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
按：柏仁、广阿二县，后魏时俱属南赵郡，土壤邻接，实可视为一地域。赵郡李氏子孙甚微之一支，其徙居柏仁之时代虽未能确定，然李楷避西晋赵王伦之难，下数至其孙慎及敦，仅有二代，则李慎、李敦徙居柏仁，约在江左东晋之时。李熙父子俱葬于广阿，计其生时亦约当南朝宋齐之世，故以地域邻接及时代先后二者之关系综合推论，颇疑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孙，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之事。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又《魏书》九九《私署凉王李暠传》本不载重耳南奔始末，传世之《十六国春秋纂录》六《西凉录》亦无其事。而汤球之《十六国春秋辑补》转取唐修《晋书》之《凉武昭王传》添此一段蛇足（见汤书叙例），殊为无议。今敦煌本之《十六国春秋》残卷惜未得见，不知与此有关否？至于伪本《十六国春秋》载重耳事采自唐修《晋书》更不足辨论矣。
复次，《周书》四《明帝纪》（《北史》九《明帝纪》同）云：
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咸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谱序篇序云：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据上引史文，严格解释，则《隋志》之文自“后魏迁洛”至“并为河南洛阳人”止一节，专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见于《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之事也。《周书》《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书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关之年（公元534年）后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改有功诸将姓为胡姓（事见《周书》二《文帝纪》下、《北史》九《周本纪》上）后亦四年，故从入关之迁洛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当在有功诸汉将改关内郡望之后也。
又《隋志》之文自“其中国士人”至“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止一节，实专指汉人而言。然则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岂非寅恪之假说得此史文而益证实耶？所不解者，昔人于此何以未尝留意？抑别有其他较胜之说耶？此则深愿求教于博识通人也。
复次，《唐会要》三皇后条（开元十三年光业寺碑文及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第二五〇四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云：
宣皇帝（熙）皇后张氏。
光皇帝（天赐）皇后贾氏。
景皇帝（虎）皇后梁氏。
元皇帝（昞）皇后独孤氏。
据此，张、贾皆是汉姓，其为汉族，当无可疑。梁氏如梁御之例，虽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见《周书》一九、《北史》五九《梁御传》，又《魏书》一一三《官氏志》云：“拔列氏后改为梁氏。”），但梁氏本为汉姓，大部分皆是汉族，未可以其中有极少数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为氏者皆属胡族也。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确切证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为汉族，似较妥慎。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兹依据上述资料，做一李唐皇室血统世系表，起自李熙，迄于世民，以备参考。至李重耳则疑本无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故不列入，以示阙疑之意。凡女统确知为汉族者，标以符号；确知为胡族者，标以﹏﹏符号；虽有胡族嫌疑，但在未发见确证，仍可认为汉族者，则标以﹍﹍符号。
兹依据上引资料及其解释，再将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加以说明。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
自鲜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编户之类（见《北史》八〇、《魏书》八三上《外戚传·贺讷传》，《北史》九八、《魏书》一〇三《高车传》及《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等），其尤显著之例也。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渐染汉化，则为一善战之民族，自不待言。此民族以饥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叛乱，南向迁徙，其大部分辗转移入高欢统治之下（见《北齐书》一《神武纪》上、《北史》六《齐本纪》上、《隋书》二四《食货志》）。故欢之武力遂无敌于中原，终借此以成其霸业。其他之小部分，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西徙，割据关陇，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国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东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习知也。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之贤愚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别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兴亡决定之主因，可以断言也。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在此以前，秦苻坚、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宇文泰之新途径而已。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魏孝文之迁都洛阳，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彻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其详具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兹不赘论。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见前引《隋书》三三《经籍志》谱序篇序），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见《周书》二《文帝纪》下及《北史》九《周本纪》上西魏恭帝元年条等），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如欲解决李唐氏族问题当于此中求之也。
概括言之，宇文泰改易氏族之举，可分先后二阶段：第一阶段则改易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绝其乡土之思（初止改易汉人之山东郡望，其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为京兆郡望，则恐尚在其后，见前引《周书》四《明帝纪》及《北史》九《周本纪》上明帝二年三月庚申诏书），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巩固其六镇团体之情感。此阶段当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复魏孝文帝所改鲜卑人之胡姓及赐诸汉将有功者以胡姓之前，凡李唐改其赵郡郡望为陇西，伪托西凉李暠之嫡裔及称家于武川等，均是此阶段中所为也。第二阶段即西魏恭帝元年诏以诸将之有功者继承鲜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后，凡改胡姓诸将所统之兵卒亦从其主将之胡姓，径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此即府兵制初期之主旨（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不赘论）。李唐之得赐姓大野，即在此阶段中所为也。至周末隋文帝专周政，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癸亥回改胡姓复为汉姓，其结果只做到回复宇文氏第二阶段之所改，而多数氏族仍停留于第一阶段之中，此李唐所以虽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称陇西郡望及冒托西凉嫡裔也。职是之故，北朝、隋唐史料中诸人之籍贯往往纷歧，如与李唐先世同列八大柱国之李弼一族，《周书》一五《李弼传》、《旧唐书》五三《李密传》（密为弼之曾孙）、一三〇《李泌传》（泌为弼之六代孙），及《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俱以为辽东襄平人，而《北史》六〇《李弼及曾孙密传》、《文苑英华》九四八魏征撰李密墓志铭则以为陇西成纪人。盖公私著述叙及籍贯或仅据回复至第一阶段立言，或径依本来未改者为说，斯其所以彼此差异也。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见《旧唐书》七八、《新唐书》一〇四《张行成传》）。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据《新唐书》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杨氏条，隋皇室自称为弘农杨震长子牧之后。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谓“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者。以非本篇范围，故不详论，读者可以依据有关史料类推也）。
复次，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兹举二例以证明之：
《北齐书》二四《杜弼传》（《北史》五五《杜弼传》同）云：
显祖（高洋）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己。
夫高齐无论其母系血统属于何种，但其自称及同时之人均以为其家世出自渤海蓨县，固当日华夏之高门也。至于其所渐染者则为胡化，而非汉化。杜弼斥鲜卑，而高洋以为讥己，是汉人之受胡化者，即自命为胡人也。
又《北史》二八《源贺传》（参考《魏书》四一《源贺传》、《北齐书》五〇《恩幸传·高阿那肱传》，至《隋书》六六《源师传》删去“汉儿”二字，殊失当时语意矣）略云：
源贺，西平乐都人，私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奔魏，太武素闻其名，谓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寅恪按：鲜卑秃发部即拓跋部，一语异译，故拓拔焘谓之同源也。）
〔玄孙〕师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
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
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资治通鉴》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亦纪此事，胡注云：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
梅磵之说固是，又其言别有所感，然于北朝汉胡种族文化之问题似犹不免未达一间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
又《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上（参考《通鉴》二三七元和二年此条胡注及《唐会要》六三《修撰》条）云：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书十卷。
同书一九下《僖宗纪》略云：
〔光启元年三月〕丁卯车驾〔自蜀〕至京师，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寅恪按：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总簿》虽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乱后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赋取办之地域大致无甚殊异。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
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参考《旧唐书》一三九《陆贽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陆宣公奏议》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状》及《李相国论事集》等）。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请举史实以证之。
《通典》一五《选举典》三载沈既济之言略云：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其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歃，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为谈訾，无所不至焉。
据此，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
但以事关府兵制度，兹不具论（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及《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邺侯家传》）。至王定保以为进士之科“甲于贞观”（《唐摭言》一《述进士》上篇），及“进士科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同书同卷散序进士条），则稽之史实，有所未合。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无待论也。
《旧唐书》一一九《常衮传》云：
尤排摈非辞赋登科者。
同书同卷《崔祐甫传》云：
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
同书四三《职官志》翰林院条略云；
玄宗即位，张说、张九龄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
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为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氏长庆集》五一《翰林承旨学士记》略云：
宪宗章武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郑）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十七年间由郑至杜（杜元颖）十一人，而九参大政。
《白氏长庆集》五九《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参考《容斋续笔》二元和六学士条）云：
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据此，可知唐代自安史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若取《新唐书》《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与列传所载其人之家世籍贯及出身等互相参证，于此三百年间外廷士大夫阶级废兴转移之大势尤易明了也。至此由文学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与魏晋、北朝以来传统旧士族之关系，则于论党派时详述之，兹不涉及焉。
藩镇与中央对立
唐代自玄宗后，政柄及君权渐渐转入阉寺之手，终至皇位之继承权归其决定，而内朝之禁军外廷之宰相，俱供其指挥，由之进退，更无论矣。其详当于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时述之，兹仅略言其氏族所从出之一端于下：
《旧唐书》二〇下《哀帝纪》云：
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此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吐突承璀传》云：
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敕使墓户”。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观察使。
《顾况古诗》（据《全唐诗》第十函）云：
囝一章。
囝哀闽也。（原注：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视如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及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宦寺多冒养父之姓，其籍贯史籍往往不载，然即就两唐书宦官及《宦者传》中涉及其出生地域或姓氏稀异者观之，亦可知其梗概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云：
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则天嘉其黠慧，令给事左右。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云：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也，天宝末以品官给事黄门。
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姓，故改焉。
吐突承璀，闽人也，以黄门值东宫。
仇士良，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少养于内侍杨玄价家。
同书二〇八《宦者传》下云：
田令孜，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
据此，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兹先举二三显著之例，以见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后再推论其种族与统治阶级之关系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通典》四〇《职官典》末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参《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略云：
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虏。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乃世所习诵之文，兹为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起见，仍多写之于下，并略诠释，以佐证鄙说。至韩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为然之意固极明显，不待解说也。其文云：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据此，可知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
其文又云：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据前引杜牧之《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请俟后论之。
其文又云：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然则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观此数语，即可知矣。
又《全唐诗》第五函《李益小传》（参《旧唐书》一三七、《新唐书》二〇三《文艺传》下《李益传》、《唐诗纪事》三〇、《全唐诗话》二、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益传》）云：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幽州诗句，降居散秩。
考益之《献刘济诗》云：
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据此，又可知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然于此益见大唐帝国之后半期其中含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而此二团体之统治阶级，其种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点在也。
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兹就安史叛乱发源之地域及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综合推计，设一假说，以俟更详确之证明。即使此假说一时难以确定成立，但安史叛乱及其后果即河朔藩镇之本质，至少亦可因此明了也。
安禄山集团的民族构成
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世，渔阳鼙鼓一鸣，而两京不守。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古今论此役者止归咎于天宝政治宫廷之腐败，是固然矣；独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如：
《旧唐书》十《肃宗纪》云：
是日（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御灵武南门，下制曰：“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旧唐书》一二〇《郭子仪传》载建中二年德宗褒恤之诏有“羯胡作祸”，《新唐书》一九二《忠义传·张巡传》亦有“拓羯千骑”之语，至杜甫《喜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所谓“拓羯渡临洮”之拓羯，虽非指安禄山，但亦可为旁证参考也。）
又同书一〇四《封常清传》略云：
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临终时表曰：“昨者与羯胡接战。”
又《颜鲁公集》六《康金吾碑目安禄山为羯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一书亦多羯胡之语，若杜工部《咏怀古迹》之诗其“羯胡事主终无赖”之句，则不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书》五五《武陵王纪传》云：“羯胡叛涣”，即是一例），实兼取今事入之于诗也。
考玄奘《西域记》一飒秣建国（即康国）条云：
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
《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传》云：
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寅恪按：突厥应作匈奴，《唐会要》九九康国条云：“其人土著役属于突厥，先居祁连之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宋子京盖涉上文突厥之语致误也）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又同书同卷《安国传》云：
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寅恪按：上引《西域记》之文有“赭羯之人”一语，然则赭羯乃种族之名，此云“犹中国言战士”，若非宋景文误会，即后来由专名引申为公名耳）。
又同书同卷《石国传》云：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
据此，可知赭羯即柘羯之异译，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皆以勇健善战著闻者也。《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
《旧唐书》所谓杂种胡之确切界说尚待详考，但《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少孤，随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通六蕃语，为互市郎。
寅恪按：安禄山事迹上引《郭子仪雪安思顺疏》，谓安禄山本姓康。今敦煌写本《天宝丁籍》亦有康、安、石等姓以羯为称者（见《历史与地理杂志》第三三编第四卷《天宝十载丁籍》及同书第四一编第四卷《天宝四载丁籍》），故安禄山父系之为羯胡，即中亚月氏种可无疑矣。至史思明之种族则《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
疑史思明非出中亚胡种者。然《旧唐书》二〇〇《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前已引，兹为论述便利起见，特重及之。）
同书同卷《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
又《旧唐书》一〇四《哥舒翰传》（《新唐书》一三五《哥舒翰传》同）略云：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
据此类史料，初视之，似当时所谓杂种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种胡人之称实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通鉴》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张光晟杀突董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
所言与《旧唐书》一二七《张光晟传》云：
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
者同是一事，而旧传之所谓杂种胡即九姓胡，可为确证。然则《旧唐书》之称安禄山为杂种胡人者，实指其九姓胡而言，又其目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者，殆以其父系为突厥，而母系为羯胡，故曰“突厥杂种胡人”也。观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俱以通六蕃语为互市郎，正是具有中亚胡种血统之特征。至其以史为姓者，盖从父系突厥姓阿史德或阿史那之省称，不必为母系昭武九姓之史也。
又考安史生长之地即营州，在开元之初已多中亚贾胡，如《旧唐书》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传》（《新唐书》一三〇《宋庆礼传》同）略云：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乃诏庆礼等更于柳城筑营州城，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招辑商胡，为立店肆。
此必其时营州区域之内或其近傍颇有西域贾胡，庆礼始能招辑之也。故营州一地在开元以前已多中亚胡人，可知之矣。
更试一检《新唐书·安禄山传》（参考《安禄山事迹》），如言：
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百万。
及
凡降蕃夷皆接以恩，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等，则安禄山利用其中亚胡种商业语言特长之例证也。
又如言：
养同罗降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及
禄山已得〔阿〕布思之众，则兵雄天下。
则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之例证也。
故据《新唐书》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云：
明年（天宝十四载），禄山表请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帝许之。见素不悦，谓〔杨〕国忠曰：“禄山反状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汉，难将作矣。”未几，禄山反。
可知禄山之举兵与胡汉种族武力问题有关也。至《旧唐书》一 〇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二三上《奸臣传·李林甫传》同，又《大唐新语》一一《惩戒篇》及《谀佞篇》尤可参校）云：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玄宗）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其寒族蕃人一语涉及唐代统治阶级全部，俟后论之。然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则可与《新唐书》韦见素一传互相证发也。
又《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新唐书》一一〇《泉男生传》附《献诚传》同）云：
〔泉〕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土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
寅恪按：泉献诚、薛土摩支皆蕃将也。武则天时，蕃将之武艺已远胜于汉人，于此可见。《邺侯家传》言府兵制之破坏实始于则天时，此亦一旁证。盖宇文泰所鸠合之六镇关陇胡汉混合集团至武曌时已开始崩溃，不待玄宗朝，而汉将即此混合集团之首领，其不如蕃将之善战已如此矣。至泉献诚为盖苏文之孙，男生之子，亡国败降之余裔，其武伎精妙犹称当时第一，则高丽之以东隅小国能屡抗隋唐全盛之日倾国之师，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复次，《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弘靖传》（《旧唐书》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弘靖传》同，但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之语）略云：
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
寅恪按：圣人者唐俗称天子之语。如《通鉴》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旧唐书》二〇〇上、《新唐书》二二五上《史思明传》附《朝义传》略同）略云：
〔史〕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寅恪按：此圣人指思明言。）
胡注云：
当时臣子谓其君父为圣人。
盖安史俱称帝，故在其统治之下者率以圣人称之，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兹节录两唐书所载安史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他藩镇胡化事迹于下，其种族、文化二者之关系不待解释，自然明了。至其人前后逆顺贤否虽各有不同，但非此篇所论范围，故不置言也。
其血统确有胡族分子者，如《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附《孙孝哲传》（《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同）云：
孙孝哲，契丹人也。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史宪诚传》（《旧唐书》一八一《史宪诚传》同）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
同书二一一《藩镇镇冀李宝臣传》（《旧唐书》一四二《李宝臣传》同）云：
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为卢龙府果毅。
同书同卷《王武俊传》（《旧唐书》一四二《王武俊传》同）云：
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年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
同书同卷《王廷凑传》（《旧唐书》一四八《王廷凑传》同）云：
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同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怀仙传》（《旧唐书》一四三《李怀仙传》同）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同书同卷《李茂勋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可举传》同）云：
李茂勋本回纥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仲武器之，任以将兵，常乘边，积功赐姓及名。
同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旧唐书》一二四《李正己传》同）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
同书一四四《侯希逸传》（《旧唐书》一二四《侯希逸传》同）云：
侯希逸，营州人，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以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玄志卒，共推希逸，有诏就拜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盛、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
据上引《李正己传》，知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新唐书》一四八《张孝忠传》（《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同）云：
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孝忠始名阿劳，以勇闻。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天宝末以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奏为偏将。禄山、史思明陷河洛，常为贼前锋；朝义败，乃自归。
同书二二四上《叛臣传·李怀光传》（《旧唐书》一二一《李怀光传》同）云：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怀光在军以积劳为都虞候，节度使郭子仪以纪纲委怀光。
寅恪按：李怀光乃朔方军将，属于别一系统不在河朔范围，然以其先尝居幽州，故亦附及之。至唐室中兴元勋李光弼，则《新唐书》一三六其本传（《旧唐书》一一〇《李光弼传》略同）云：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以武后时入朝。
是亦出于东北胡族，且与安禄山同乡里，不过政治上适立于相反之地位耳。
以上诸人皆确为胡族无复疑义。又有实为汉人，或虽号汉族，而带胡种嫌疑未能决定者，兹并列之于下。其要点在无论实为汉人或有胡族之嫌疑，其人必家世或本身居住河朔，久已胡化，故亦与胡人无异者也。如《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传·田承嗣传》（《旧唐书》一四一《田承嗣传》同）云：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也，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
《旧唐书》一四一《田弘正传》（《新唐书》一四八《田弘正传》同）
略云：
田弘正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弘正善骑射，为衙内兵马使，既受节钺，上表曰：“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何进滔传》（《旧唐书》一八一《何进滔传》同）云：
何进滔，灵武人，世为本军校，少客魏，委质军中。
寅恪按：前引《新唐书·西域传》，昭武九姓中有何姓，何进滔又从灵武徙居于魏，故疑其先世是羯胡，其本身又居魏，而当时魏地亦胡化区域也。
《旧唐书》一八一《韩允忠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韩君雄传》同）云：
韩允忠，魏州人也，父国昌，历本州右职。
同书同卷《乐彦祯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乐彦祯传》同）云：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
同书同卷《罗弘信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罗弘信传》同）云：
罗弘信，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
据《北梦琐言》五中书蕃人事条，罗亦胡姓，然则罗弘信不独世居胡化之地，且有本出胡族之嫌疑矣。
《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朱泚传》（《旧唐书》二〇〇下《朱泚传》同）云：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怀珪事安史二贼。
《旧唐书》一四三《朱滔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滔传》同）云：
朱滔，贼泚之弟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克融传》（《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传》同）云：
朱克融，滔孙也。
《旧唐书》一四三《刘怦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刘怦传》同）云：
刘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贡尝为广边大斗军使，怦即朱滔姑之子。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载义传》（《旧唐书》一八〇《李载义传》同）云：
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刘济在幽州高其能，引补帐下。
寅恪按：李载义之称承乾后裔，固出依托，即使其真出自承乾，亦与河朔诸汉将同为胡化之汉人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杨志诚传》（《旧唐书》一八〇《杨志诚传》同）云：
〔杨〕志诚者事〔李〕载义为牙将，载义走，因自为都兵马使，〔大和〕八年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
寅恪按：杨志诚、史元忠之氏族史传不详，无以确言，但俱为胡化之人，则无可疑者。突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皆省作史氏，中亚昭武九姓中有史氏，史宪诚本奚族，亦姓史氏（见前引两唐书《史宪诚传》），故史元忠殊有源出胡族之嫌疑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仲武传》（《旧唐书》一八〇《张仲武传》同）云：
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陈〕行泰杀〔史〕元忠，而仲武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李〕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及杀行泰之张）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余，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入白帝，擢兵马留后，绛为军中所逐。
寅恪按：陈行泰、张绛始末不详，可不置论。张仲武受汉化较深，在河朔颇为例外，然迹其所以得军心者，以本为范阳土著，且家世旧将，而陈行泰、张绛俱是游客，故不能与之争，然非李文饶之策略，仲武亦未必遽得为镇将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允伸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张允伸，范阳人，世为军校。
同书同卷《张公素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公素，范阳人，以列将事〔张〕允伸。
同书同卷《李全忠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全忠传》同）云：
李全忠，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罢归，事〔李〕可举为牙将，可举死，众推为留后。
同书同卷《刘仁恭传》云：
刘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阳，为李可举新兴镇将，故仁恭事军中。
《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等传》末略云：
史臣曰：彼幽州者，其民刚强，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士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横海程日华传》（《旧唐书》一四三《程日华传》同）云：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父元皓为安禄山帐下，伪署定州刺史，故日华籍本军，为张孝忠牙将。
同书同卷《李全略传》（《旧唐书》一四三《李全略传》同）云：
李全略事〔镇州〕王武俊为偏裨。
同书二一四《藩镇彰义吴少诚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诚传》同）云：
吴少诚，幽州潞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
同书同卷《吴少阳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阳传》同）云：
少阳者，与〔吴〕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以为弟，署右职，亲近无间。
同书同卷《藩镇泽潞刘悟传》（《旧唐书》一六一《刘悟传》同）云：
刘悟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
寅恪按：《旧唐书》一四五《刘全谅传》（《新唐书》一五一《董晋传》附《陆长源传》同）略云：
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天宝〕十五载四月授客奴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袭范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
据此，知刘氏亦家于幽州昌平，渐染胡化者也。
《旧唐书》一二二《张献诚传》（《新唐书》一三三《张守珪传》附《献诚传》同）云：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
同书一二四《薛嵩传》（《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附《薛嵩传》同）云：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
寅恪按：张献诚、薛嵩虽俱大臣子孙，又非河朔土著，然以其父官范阳之故，少居其地，渐染胡化，竟与田承嗣之徒无别。甚哉风俗之移人若是，而河朔当日社会文化情状，亦可想见矣。
《旧唐书》一二四《令狐彰传》（《新唐书》一四八《令狐彰传》同）云：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父濞，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
同书同卷《田神功传》（《新唐书》一四八《田神功传》同）云：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
《新唐书》一四八《康日知传》云：
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日知少事李惟岳，累擢赵州刺史。
寅恪按：以康日知姓氏及籍贯言之，当亦中亚胡种也。
《新唐书》一四八《牛元翼传》云：
牛元翼，赵州人，王承宗时，与傅良弼冠诸将。良弼清河人，以射冠军中。
《旧唐书》一四五《李忠臣传》（《新唐书》二二四下《叛臣传·李忠臣传》同）云：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忠臣少从军，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
同书同卷《李希烈传》（《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李希烈传》同）云：
李希烈，辽西人，少从平卢军，后从李忠臣浮海至河南。
综上所引诸人氏族或确是汉人，或有胡种嫌疑，或为唐室大臣子孙，或出微贱之族，其于中央政府或忠或叛，复有先后顺逆等之互异。要而言之，家世或本身曾留居河朔及长于骑射二事则大抵相类，斯实河朔地域之胡化演变所致者也。《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载其谏父宪诚之言曰：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又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序云：
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
故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见上引《田弘正传》）。尤可异者，即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此点自昔史家鲜有解释，兹试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
依据上列史料，知神州东北一隅河朔地域之内，其人民血统属于汉种者，既若是之胡化，则其地必有胡族之迁徙无疑。凡居东北与河朔有关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唐会要》《旧唐书》俱谓之北突厥，盖旧称如此）、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于与其部落邻近之地，如河朔区域，自有可能，而于事理亦易可通者也。独中国东北隅河朔之地而有多数之中亚胡人，甚为难解。若彼辈远自西北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然迁移至东北端滨海之区，恐不可能。姑就旧史所载者考之，似有三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所谓隋季之丧乱者，即《旧唐书》九三《唐休璟传》（《新唐书》一一一《唐休璟传》略同）略云：
授营州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超拜丰州司马。永淳中朝议欲罢丰州，休璟上疏曰：“丰州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
寅恪按：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在隋末中国扰乱之世最为中亚胡人逐渐转徙之良机会，两唐书《唐休璟传》或可于此事略露消息也。唯《新唐书·唐休璟传》及《通鉴》二〇二调露元年十月条俱无“奚、羯胡与桑乾突厥同反”之语，又《新唐书·唐休璟传》虽亦作“戎羯交侵”，而《通鉴》二〇三弘道元年五月条改“戎羯”为“胡虏”，固以“戎羯”为泛称（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然于此恐不免疏误也。然则调露前后中国东北部已有不少羯胡，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辗转移来，此于事实颇为合理者也。所谓东突厥之败亡者，即戈本《贞观政要》九《安边篇》略云：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寅恪按：《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与此同，盖皆源出《太宗实录》也。唯无“太宗不纳”之句，当是杜氏略去。又“拓拔”作“柘羯”，尚未经后人误改。《旧唐书》六二及《新唐书》九九《李大亮传》纪此事，俱只举酋长之名，而《通鉴》一九三贞观四年秋九月条则不著酋长之名，而以“西突厥”一语概括之，盖柘羯一种原在西突厥范围内也。又两唐书《李大亮传》俱言太宗从大亮之请，与《贞观政要》不合，鄙意《吴书》似得其实，而两唐书《李大亮传》乃后来修饰之词，故君卿于此阙疑耶？然则东突厥之败亡，必有少数柘羯因之东徙者矣。所谓东突厥之复兴者，即综考上引史料，诸胡人入居河朔或归降中国之时代大抵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此三十年间中国东北方胡族之活动其最有关大局者，莫过于东突厥之复兴，即骨咄禄、默啜兄弟武力之开拓远及中亚，竟取西突厥帝国之领部置于其管制下之事实也。关于东突厥自颉利于贞观时破灭后至骨咄禄而复兴之始末，非此所能详及，兹唯就两唐书所载东突厥复兴与西突厥关系之史料略引一二，以供推证焉。
《旧唐书》一九四上《北突厥传》（《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同）略云：
骨咄禄，颉利之疏属，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杀，骨咄禄天授中病卒。
骨咄禄死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仍主处木昆等十姓（寅恪按：《旧唐书》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云：“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仍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其左厢号为五咄陆，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五咄陆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已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啜云云。”）兵马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
〔开元〕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
同书同卷下《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传》附《孙献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长安元年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献本蕃渐为默啜及乌质勒所侵，遂不敢还国。
同书同卷《阿史那步真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自垂拱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及随斛瑟罗才六七万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遂绝。（寅恪按：《通鉴》二〇四纪此事删去“默啜”二字，盖与上文“垂拱”二字冲突之故，于此足征温公读书之精密。）
同书同卷《突骑施乌质勒传》（《新唐书》二一五下《突骑施乌质勒传》同）云：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
综合上引诸条，可知东突厥复兴后之帝国其势力实远及中亚，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迁徙者。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离散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性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岂得仅如旧史所载，一出于李林甫固位之私谋而已耶？
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
注释
[1]指《梁书·侯景传》和《南史·侯景传》。——编者注
[2]1947年，隆平县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