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树必须随时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

——托马斯·杰弗逊

也就是说，在去我的飞船报到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老”兵。我错了，不过，不犯法吧？我知道，我没有说地球联邦是怎么把形势从“和平”调高到了“警戒”，后来又调到“战争”。我自己也没有怎么太在意。刚参军时，还是“和平”状态，正常状态，至少大家是这么想的。（谁还会想到别的？）接着，当我在考利营时，变成了“警戒”，但我仍然没注意到。重要的是布鲁斯基下士对我的头发、我的军服、战斗训练和装备有什么看法，兹穆中士对以上问题持什么看法则至关紧要。不管怎么说，“警戒”状态仍然是“和平”。

“和平”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没有哪个平民会注意到军队的伤亡人数——除非这个平民是伤亡人员的近亲，这些数字不会上报纸头版，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如果说“和平”的意思是没有战斗，我本人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种“和平”。当我向我的第一个单位，“威利的野猫”，有时被称为第一机动步兵师三团k连报到，随着他们登上山谷要塞号出发时（身边揣着那张让人头脑不清醒的证书），战斗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历史学家似乎还在争论，到底哪个名字更贴切，“第三次太空大战”（或是“第四次”），还是“第一次星际大战”。如果非说不可，我们只是简单地称之为“虫族战争”，但通常我们根本不叫它的名字。历史学家们把这次战争的开端定在我加入第一个单位、登上第一艘飞船之后，把这之前和之后不久发生的事称为“事件”、“巡逻”和“警察行动”。但如果被击毙的话，“事件”和公开宣战的战争没什么区别。

实话跟你说，除了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以及参加战斗的那几天，一个士兵并不比一个平民更关心战争。余下的时间里，他更关心的是睡觉时间、各种各样的中士、三餐之间能不能再从厨师手中骗点儿吃的。然而，当小猫史密斯、艾尔·吉金斯和我来到月球基地时，野猫连里每一个人都参加过不止一次战斗空降了。他们是士兵，我们则不是。不过大伙儿并没有因为这个不足整我们——至少我没挨过整，而且，和教官们的恐怖比起来，连里的中士和下士们出乎意料地好打交道。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这种相对的优待只不过说明我们什么都不是，还不够资格接受教训。直到我们在一次空降中——真正的空降——证明了自己，我们才可能替代那些真正的、参加过战斗并已牺牲的野猫。我们现在占据的就是他们的铺位。

告诉你我菜鸟到什么地步。福吉谷号停留在月球基地时，我碰巧撞见了我的分队长。当时他正准备返回地球，身上穿着光鲜的全套制服。他的左耳垂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耳环。一个制作精良的小小的金质骷髅头，下面不是传统的海盗旗所用的两根交叉骨头，而是一堆细小的金骨头，小得几乎无法分辨。

在家里的时候，约会时我总要戴上耳环和其他饰物。我有些漂亮的夹式耳环，上面的红宝石有我的小手指末端那么大，是我母亲的祖父传下来的。我喜欢珠宝，去新兵营报到之前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家里，我还因此很恼火呢……看中士的样子，部队里显然允许佩戴这种饰物。我的耳朵没有穿孔，母亲不准男孩这么做，但我可以把它安在—个夹子上……而且我手头还剩了点儿毕业时发的工资，我急着想在它发霉之前花掉。“嗯，中士？你那个耳环是从哪儿来的？很酷。”

他没有露出轻蔑的表情，连笑都没笑，只说：“你喜欢？”

“喜欢极了！”纯金与金黄色的肩章搭配起来，效果比绿宝石好得多。我还在想，用两根交叉的骨头来代替底部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样子就更漂亮了。“基地的消费合作社有卖的吗？”

“没有，合作社从来不卖这种东西。”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在这儿你是买不到的——但愿如此。这么跟你说吧，等我们到了能让你给自己弄一个的地方时，我会让你知道的。我保证。”

“嗯，谢谢。”

“不客气。”

那以后，我还见过另外几个小骷髅头，有的“骨头”多些，有的少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部队允许佩戴这种饰物，至少休息时间可以。没过多久，我便有了“买”到一个的机会，而且发现，对于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饰物来说，它的价格高得惊人。

那是“虫穴行动”，史书上称之为第一次克兰达斯战役，就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夷为平地之后不久。正是付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价之后，那些一头扎进地里不抬头看天的土拨鼠们才知道厉害。没见过世面的人很难相信其他星球的存在，不会心底里真正相信，而重要的正是真正相信。我知道我以前就这样，我还算小时候就去过太空的人哩。

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使世人群情激愤。大家高声叫嚣，要把我们所有的军队都召回来，无论他们在哪儿，再把他们安排在地球的轨道上——紧紧挨着！——挡住太空生物的入侵。当然，这种想法很愚蠢。只守不攻是打不赢战争的。看看历史书就知道，国“防”部从来没赢过一场战争。这是典型的平民反应，一旦发现有战争了，他们本能地要求采取防御战术。下一步他们就想接手战争，就像飞机出现紧急事故后，乘客想从机长手里夺过操纵杆一样。

当时，没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个听人差遣的小兵。我们签订过条约，对联邦属下的殖民星球和同盟者负有义务，不可能把军队全部召回来。与平民的愿望不同，我们忙得四脚朝天，急于智胜虫族：把战场搬到虫族的老家去，直捣黄龙。我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毁灭对我的影响没有平民们那么强烈。我们一直处于切伦科夫驱动状态，离地球几个秒差距1，直到我们结束了驱动，才从另外一艘飞船那儿得知了这个消息。

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上帝，太可怕了！我为船上仅有的一个阿根廷人感到难过。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毕竟不是我的家乡，地球又离得这么远，而且我又这么忙——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毁灭，对虫族的故乡星球克兰达斯的进攻马上就进入了准备阶段。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把自己捆在舱室各自的位置上，神志不清地打着盹，因为福吉谷号的内部引力系统已经关闭了，以节省能量，使飞船能以最高速度飞行。

实际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毁灭对我来说关系重大。它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直到几个月后我才知道这一点。

在克兰达斯上方空降的时刻来到了。我被指派给一等兵德国佬班博格当临时助手。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设法掩饰了他的快乐。

班长刚走出听力范围，他便说：“听着，新兵。你跟在我后面，别挡我的道。要是拖累我，我就扭断你愚蠢的脖子。”

我点了点头。我开始意识到这一次不是演习。

【1天文单位，等于3.26光年。】

我哆嗦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就下去了——虫穴行动应该称作“疯子行动”才对。一切都出了差错。按计划，这应该是一次大规模行动，目的是使敌人臣服，占领它们的首都和行星上的关键地区，结束战争。然而，它却差点使我们彻底输掉了战争。

我不是批评丹尼斯将军。他本来要求提供更多的军队，更完善的后勤保障，但太空元帅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也不关我的事。还有，我怀疑这些事后的天才是不是真的知道内情。

我只知道一件事：将军和我们一起空降，在地面上指挥我们作战，他还亲自指挥牵制进攻，使得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得以被回收——并在这次进攻中送了命。他成了克兰达斯星球上的放射性碎片，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已经为时太晚。所以，再喋喋不休议论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想评论评论那些坐在扶手椅内、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空降的战略家。是的，我们可以用氢弹饱和轰炸虫族的星球，直到它的地表成为放射性的结晶体。这我同意。但是这样就能赢得战争了吗？虫族不像我们。这些类蜘蛛动物其实不是蜘蛛。这些节肢类动物只是碰巧才和疯子们想像中巨大的具有智力的蜘蛛有几分相似。从它们的组织、心理和经济上来说，虫族更像蚂蚁或白蚁。它们是群居的社会化生物，具有最绝对的服从性。轰炸星球表面只能杀死士兵和工人，却不会打击制定决策的大脑阶层和女王。就算一枚钻地氢弹直接命中了目标，它能杀死一个女王吗？我不知道，我想没人说得准。我们不知道它们藏在多深的地方，我也不会急着去探个究竟——我们那些钻进虫洞的小伙子连一个出来的都没有。

就算我们真的摧毁了克兰达斯产出物资的地表，又怎么样？虫族和我们一样，有太空船、殖民地和其他行星，它们的总部丝毫未受打击。所以，除非它们投降，否则战争还将继续。

如果它们可以投降的话——虫族士兵不能。它们的工人不会打仗（向这些连对你起哄的本事都没有的工人开火，纯粹是浪费时间浪费弹药），而它们的士兵不会投降。但是，不要因为它们长得丑，不知道投降，就以为这些虫子只不过是愚蠢的昆虫。它们的士兵聪明，经验丰富，又好斗。它们抢在我们前头开了火，按照惟一的宇宙法则，这就是说，它比我们聪明。你可以烧掉它的一条腿，两条腿，三条腿，它还是向你冲来。一侧的四条腿全烧掉，它摔倒了——请继续射击，你必须瞄准它的神经腔，打中……此后它就会跌跌撞撞地越过你，胡乱开火，直到撞在墙上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上。

空降一开始就乱成一团。我们这一片有五十艘飞船。按计划，它们应该动作协调地结束切伦科夫驱动，转入聚变驱动状态，随后进入轨道，把我们按照事先排定的队形空降下去，降落到预定地点，连环绕行星轨道转上一圈来调整队形都不用。我猜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唉，我知道很难。但是一旦它们出了问题，倒霉的却是我们机动步兵。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没等我们落到地面，福吉谷号和它里面的一切便被炸了个粉碎。在那个衔接紧密、移动速度又快得惊人的飞船编队中（4.7英里／秒，轨道速度可不是漫步逍遥），它和伊珀尔号相撞了，两艘船都彻底毁了。我们在撞击之前便弹了出来，真是走运——我是指我们这些正常弹出来的人，因为撞击发生之后，飞船仍然继续向熊熊大火中发射着太空舱。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被密闭在我的茧里落向地面。我想连长当时应该知道福吉谷已经完了（同时完蛋的还有一半野猫），因为他第一个被弹射出去，指挥线路上突然间失去了与船长的联系，他立即就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十八个小时是一场噩梦。对这个，我不会说得太多，因为我没记住多少，只有一些片断，一些恐怖的静止画面。我向来不喜欢蜘蛛，不管是有毒的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床上发现一只普通的室内蜘蛛就足以让我心惊胆颤，狼蛛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也不敢吃龙虾、螃蟹或者类似东西。第一眼见到那个臭虫时，我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我开始乱喊乱叫，几秒钟之后，我才意识到它已经被我干掉了，这才停止射击。我猜它是个工人。

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攻击一个士兵，并且杀死它。

但那一次，我的处境比k-9部队要好得多。他们应该空降在（如果空降顺利的话）我们目标区的外围。新狗应该在外围奔跑，向阻击部队提供战术情报，让他们能够确保外围的安全。这些新狗当然不会携带除了牙齿之外的任何武器。一只新狗的任务是听、看、嗅，并用无线电把发现报告给它的同伴。它携带的所有东西就是一部无线电和一枚自杀弹。被俘或伤得很重时，它或它的同伴就会引爆炸弹。

那些可怜的狗根本没等到被俘。很明显，它们中的大多数刚和虫族接触便自杀了。新狗对虫族的感觉和我一样，如果不是更糟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幼犬，使它们见到虫族时能四处观察、逃走，而不是直接炸掉自己的脑袋。但那时的新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些只是所有差错的一小部分，你能想像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成了一团糟。当然，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紧紧跟着德国佬，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射击或喷火，发现洞穴便往里扔个手雷。

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干掉一个臭虫而不过多耗费弹药和动力液，不过还不懂如何分辨哪些臭虫无害，哪些臭虫危险。五十个臭虫中间大约只有一个士兵——有这一个就绰绰有余了。它们的单兵武器不像我们的那么重，却和我们的武器一样致命，能发出一种光束，可以穿透我们的装甲，像切熟鸡蛋一样割下我们的肉。它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比我们默契……一个“班”的思考完全交给一个大脑。大脑阶层躲在深深的洞里，抓不住它们。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佬和我一直很幸运。我们梳洗着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土地，用炸弹封洞，杀死一切冒出头的东西，同时注意节省使用喷射管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作战思路是控制整个目标区，使后援部队和重型装备下来时不会受到像样的抵抗。

这不是突袭，而是一场战役，建立滩头，守住它，等待大部队和重装备来俘获或是清洗整个行星。

只不过我们没能完成。

我们自己的分队干得还行。我们走错了地方，和其他分队失去了联系。排长和中士都死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重组队形。但是我们也有一大优势，我们的特种武器班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固支撑点，只要新部队到达，，我们就能将领地交给他们。

只不过他们没来。他们空降在计划中我们的降落点，碰上了不友好的当地人，惹了一大堆麻烦。我们始终没见过他们的面，所以我们待在原地没动，不断伤亡，抓住机会自己动手把伤亡人员抬走。我们的弹药和跳跃液越来越少，连动力服的能量都快消耗光了。我们仿佛在那儿守了好几千年。

德国佬和我沿着一堵墙，向着传来呼救声的特种武器班奔去。

突然间，德国佬前面地上裂开一个洞，一个臭虫跳了出来，德国佬倒下了。

我喷火烧了那只臭虫，扔了颗手雷封住洞口，然后转身去看德国人伤势如何。他躺在地上，样子好像没受伤。副排长可以监视排里所有人的身体状况，把死人从那些受了重伤必须接受救护的人员中分离出来。普通士兵也可以手工扳动一个人皮带右侧的开关，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叫了德国佬几声，他没有反应。他的体温读数是九十九度（华氏），呼吸、心跳和脑电波的读数为零。看上去很糟糕，但是也有可能死的是他的动力服，而不是他本人。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是动力服的问题，那么体温的读数也应该为零。不管怎样，我取下自己皮带上的开罐扳手，动手把他从动力服里拉出来，同时注意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就在这时，我的头盔里传来全员命令，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听到类似命令了。“撤退！返回基地！返回基地！救起伤员并返回基地！赶往你能听到的任何回收信号发射地。六分钟！全体人员，快逃，带上你们的战友。赶往任何信号发射地，返回基地！撤退——”

我加快了动作。

把德国佬从动力服中拽出来时，他的头掉了下来。我把他一扔，拔腿就跑。在以后的空降战斗中，我会理智到带上他的弹药，但是现在我满脑子乱成一锅粥，无法思考。我只是从那儿跳开，奔向集合地点，那个我们刚才想抢上去救援的强固支撑点。

那地方已经撤了，我感到茫然若失……茫然若失加上被抛弃的感觉。随后我听到了召回信号，不是那首我应该听到的《扬基歌》（从福吉谷号下来的回收船以这首歌为信号），而是调子我不熟悉的《甜树林》。不管那么多了，它也是个信号。我向它奔去，慷慨地挥霍着最后剩下的跳跃液，抢在他们正要起飞时赶到，没过多久便进了沃察克号。当时我受的刺激太大了，连自己的序列号都想不起来。

有人称这场战役为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我去过战场，我要说的是，我们被打得很惨。

六个星期之后（感觉像过了六十年），在大本营的舰队基地，我登上了罗杰·扬号，向船上的杰拉尔军士长报到。我的左耳已经穿了个洞，上面挂着个破碎的头颅，头颅底下是一根骨头。艾尔·吉金斯和我一块儿，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小猫没能及时弹射出来）。活下来的不多几个野猫被分散到整个舰队。福吉谷和伊珀尔号相撞时，我们损失了大约一半兄弟；地面上的惨烈混战又使伤亡数字上升了80％。大人物们认为我们这个战斗单位已经无法仅凭生还者重建了，于是暂时取消它的番号，把记录收在档案馆里，直到伤痕痊愈时再重建k连（野猫），补充新面孔，保持老传统。

再说，其他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空缺，急需填补。

杰拉尔军士长热忱地欢迎了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加入了一支聪明的队伍，“全舰队最棒的”，飞船也是最好的。他好像没注意到我们的骷髅耳环。那天晚些时候，他带我们去见中尉。中尉温和地微笑着，像个父亲似的和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艾尔·吉金斯没戴骷髅耳环。我也没戴。我注意到拉萨克的硬汉子当中没人戴这玩意儿。

他们不戴骷髅耳环的原因是：拉萨克的硬汉子们完全不在乎你参加过多少次空降作战，你参加过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么是条硬汉子，要么不是一如果你不是，管你是个什么人，他们才懒得理你呢。我们是以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而不是新兵的身份加入他们的，所以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只是有点过分客气，像接待客人，还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空降作战。之后便成了完完全全的拉萨克的硬汉子，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用昵称互相称呼，偶尔会挨一顿教训，但双方都不会感到受了冒犯，觉得对方没把自己当亲兄弟。我们能提出建议，听取别人的建议，在各种讨论上自由发表自己愚蠢的意见，也能无拘无束地评论别人的意见。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直呼士官的名字。当然，杰拉尔军士长总有任务，除非在厕所里碰到他，这时候你就可以称他“果冻”，而他则会一脸高阶军衔在硬汉子当中没什么特别之处的样子。

但是，中尉总是被称为“中尉”——从来不会被称为“拉萨克先生”，大家甚至不叫他“拉萨克中尉”。只是“中尉”，无论当面还是跟第三者谈起。这儿没有上帝，但中尉和杰拉尔军士长却是他的使徒。果冻说“不”的时候，至少对下级军士来说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但如果他说“中尉不希望这样”，那就是权威，这件事永远不会再提。没有人会去查个明白，看中尉到底是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中尉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宠我们，但在船上时他总是离我们很远，在地面也一样，除非我们通过空降到达地面。空降时——你不会认为军官有能力照顾到分散在上百平方英里土地上全排的每一个人吧。但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为每个人操心，把自己累得要死。我说不出他怎么追踪我们中的每个人，但是一片混乱之中，指挥线路中总能听到他音乐般的声音：“约翰逊！注意六班！史密斯有麻烦。”中尉能比史密斯的班长更早发现问题。要是你肯拿这个跟我打赌，我准能赢你。

除此之外，你可以一百个放心，只要你还活着，中尉绝对不会抛下你登上回收船。与虫族的战斗中有人被俘，但却没有一个拉萨克的硬汉子。

果冻则是我们的母亲。他和我们很接近，照顾我们，却从来不宠我们。但是他从来不把我们的错误向中尉报告。硬汉子中从来没人上过军事法庭，也没人受过鞭刑。果冻甚至很少派发额外勤务，他用其他方法教训我们。他可以在例行检查中从头到脚将你打量一番，简单地说一句：“在海军里，你这副模样可能还不错。

你想调走吗？“——这种话很管用。我们全都坚信不疑，海军官兵穿着制服睡觉，从来不洗脖子以下的身体。这已经成了个忠不忠心，有没有信仰的问题。

果冻不需要维持士兵们的纪律，他只负责士官们的纪律，并要求士官们也能像他那样做。我刚刚加入他们时，我的班长是“红色”格利尼。两次空降战斗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了不得的硬汉子，变得有点狂妄自大起来——居然跟红色顶嘴。他没有报告果冻，只把我带进洗衣房，给了我几个中等程度的青疙瘩。后来我们成了挺要好的朋友。事实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推荐我晋升一等兵呢。

说实话，其实我们不知道海军是不是真的穿着制服睡觉。我们待在分配给我们的船舱里，海军们待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一旦他们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闯进我们的地盘，我们准会让他们明白他们在这儿是不受欢迎的。说到底，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准则，这些准则团体成员有责任维护，不是吗？中尉住在男性军官区，那地方属海军管辖，我们从来没去过，除非是有任务，但这种任务的机会很少。大家争先恐后去那儿站岗，因为罗杰·扬是个男女混居的飞船，有女船长、女飞行人员和其他海军女军官。三十号隔断往前就是女性的天地，两个机动步兵日夜守卫在门口。（打起仗来，那个门会像其他气密门一样被锁住，不需要岗哨。没人因为站岗错过一次空降。）军官们有特权，可以进入三十号隔断以内地区执行公务。包括我们中尉在内的所有军官都在隔断里面不远的餐厅用餐。但是他们不会在里面逗留很久，吃完就走。或许其他轻型运兵飞船上不一样，但罗杰·扬就这个规矩。中尉和黛拉卓尔船长都希望有一条整洁的船，他们做到了。

不管怎么说，去那儿站岗都是个特权。站在那扇门旁等于休息，双足分开，叉手而立，打着瞌睡时间就过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总是温馨地想到你可能看到一位女性，尽管除公务对话之外你不得与她交谈。有一次，我被叫进船长的办公室，她还和我说了话呢——看着我的脸，她说：“请把这个交给总工程师。”

除了打扫以外，我在船上的日常工作还包括维护电子设备，当然这得处于第一分队队长——“教士”米格拉希奥的严密监督之下，就像过去，卡尔得时时盯着我。空降不会经常发生，所有的人每天必须工作。如果一个人其他什么天分都没有，他总还可以不停地刷舱壁。对于杰拉尔军士长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干净到让他满意的程度。我们遵守机动步兵的规矩：人人作战，人人工作。

我们的第一厨师是约翰逊，他是第二分队的中士，一个来自佐治亚的和善的大块头，同时又是个厨子。他跟大伙儿混得非常好，他自己喜欢在两餐之间吃点东西，而且明白大家都有这个需要。

有了教士领导第一分队、厨子领导第二分队，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被照顾得不错。但是假设他们中非得死一个，你挑哪一个？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一点儿也不想弄个水落石出，但总在争个不停。

罗杰·扬号一直没闲着，我们空降了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必须这样，让虫族找不出你的规律。但是一直没有激烈战斗。我们单独行动，巡逻，骚扰，突袭。事实是，当时的地球联邦还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战役，愚蠢的虫穴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太多飞船和更多的有经验的老兵。伤口愈合，训练新兵，这些都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体形小速度快的飞船却无处不在，包括罗杰·扬号和其他巡航运兵船。它们扰乱敌人的平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我们遭受了伤亡，每次到“避难所”基地都要补充投射舱。每次空降前我仍然会发抖，但是真正的空降作战不是很多，每次下去的时间也不长。每次战斗之间则是日复一日与硬汉们在船上生活。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却没有意识到。我像其他人一样，只知道吹牛聊天，尽情享受这个过程。

我们一直没有真正伤心过，直到中尉牺牲那一天。

我猜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糟的一段日子。当时我本来已经够情绪低落的了：我得到了消息，虫族摧毁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母亲刚好在那儿。

我是在一次飞船返回“避难所”基地补充投射舱时知道这个消息的。在那儿我收到了一封信，发自我的阿姨艾琳诺拉。信封上没有写明我们部队的编码，因此它过了很长时间才到我手上。她可能是忘了加上编码了。信只有短短三行，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她似乎将母亲的死怪在了我的头上。至于是因为我身处军队而没能保护她，还是因为她觉得我要是一直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我母亲就不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信中没有明确写明。她设法在一句话中同时表达了这两层意思。

我把信撕碎，想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我认为我的父母都已经死了，因为父亲不会让母亲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艾琳诺拉阿姨并没有这么说，无论出了什么事她都不会提到我父亲，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姐姐。我的感觉几乎是对的。后来我终于知道，父亲原本计划和她一块儿去，但是突然有点事，他留下来处理，准备第二天去和她相聚。这些情况，艾琳诺拉阿姨没有告诉我。

几个小时之后，中尉把我叫去，温和地问我是否想留在基地，休几天假——飞船马上就要出发进行新一次巡逻。他说我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假期，可以用掉一点。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失去了一位亲人，但是很明显他就是知道了。我说不需要，谢谢长官。我希望等一段时间，和大伙儿一起休假。

我很高兴我这么说了，否则的话，中尉牺牲时，我就不会在他身旁……那将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得很快，就发生在回收之前。三班的一个人受伤了，不是很重，但他倒下了。副队长已经出发去救他，随后他自己也负伤了。和往常一样，中尉同时观察着全体人员的情况。他肯定遥控检查了那两个人的伤势，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所做的就是确认副队长还活着，随后自己一个人救起了他们两个，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

在最后二十英尺，他把他们扔了过来，两人被转送到了回收船上——每个人都上船了，所以没有人阻断敌人的火力。他被击中了，当场阵亡。

我故意没有提那个士兵和副队长的名字。中尉会用他的最后一口气救我们中的任何人。或许我就是那个士兵。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头被砍掉了。我们的名字来源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造就了我们。

中尉离开我们之后，黛拉卓尔船长邀请杰拉尔军士长去前舱，和其他部门的头头一起用餐。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你见没见过严厉的寡妇将自己的家庭团结在一起，仿佛家里的主心骨只是出了远门，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那就是果冻的做法。他对我们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如果他不得不说“中尉不希望这样”，谁都承受不了。果冻很少会这么说。

他几乎没对我们的战斗编组作任何调整，也没有调换大家的位置，而是把第二分队的副队长移到了副排长（代理）的位置上，让分队长们仍旧留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各自所属的分队。

他还把我从一等兵和副班长提拔为代理班长和装装门面的副队长。

他自己的表现就像中尉临时不在眼前，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从中尉那儿领受命令并传达给我们。

这把戏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