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上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了，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做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在于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十二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就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 “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一种人民医学，，如今我们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 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 “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见容于医院。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象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象中国的大衫比之西服。

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装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型机中高一温一 、高一压 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摺就递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

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

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

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象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摺，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一导一人 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一导一人 解释说 “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一导一人 穿的“唐装”有什么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