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不主张丢弃中医，是不想丢了“心”，确切地说是中国心。

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

打着西方的旗号，把自己当作西方代表的人，头脑是西式的了，但有几个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

人不光是靠脑袋活着的。所以中国人在劝人的时候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与人情相悖人们也接受不了。这就象诸多道理对爱情不起作用一样。

相对西医，中医的重心的确偏重于心，许多人不承认“心”，觉得有脑就可以了，就象认为有幸福的理由就应该幸福一样。

学中医重“心”，，重直感、灵气和境界，这让讲科学的人嘲笑。这个嘲笑有道理，正因为心性的东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广。

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 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

中国文人通医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狱中给狱卒们看病开方，恐怕也不是为了骗人。看一篇文人杂记，说的是一个人骨折了，朋友给推荐接骨高手，有人问这高手名气如何？回答说很有名的。于是去了，一见之下，原来这高手是著名作家萧军，有的是文名。萧军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文学了。

能让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这是不是得是相当不错的医生的能力？可是，这对这些文人来说，竟是雕虫小技。

在中国，身怀这般“绝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经常被找去给人看病。看她给人治病，我母亲竟看傻眼了。高热，抽搐之人，她让人把病人肛门扒开，露出一条白色的硬质病灶。她用小刀划开，挑出一丝丝的白线。白线挑尽了，人就好了。外伤感染引起的高热，咱们看就是败血症状，可她老人家“截红线”，顺着伤口找 “红线”，在红线端点挑开，放出毒来……还有一种急症，她是用一个大麻针点一下咽喉处据说有一个小白点。与我四姨奶相对，我母亲反到象一个西医。因为她治这些病是当大病治的。她认为我四姨奶这么治病“没道理”，后来，她下结论说，这是土办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她说这些病一交一 给医院或我母亲就是大病，而对她来说，治这样病就是小事一桩。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风湿，时不常地要住到我们家，让我母亲给她针灸，吃药

好多对西医说来是大病，没办法的病，对中医来说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样，对中医来说束手无策的病，对西医来说也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中西医来讲都是疑难的病，土办法对付起来又游刃有余，所以，说到底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人，能给自己治点病这很正常，不是非医生不可。丹顶鹤腿断了，它会象打石膏那样用草裹着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会自己找草药吃。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自己多体会，也能啄磨明白好些医理。何况中医是不停地啄磨了几千年哪。

这个啄磨不仅靠脑，还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感受。中医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女儿现在看人就是从医生的角度，从人的脸色上观察好几个脏器的问题，甚至从人呼吸的轻重，身上的气味等进行推理判断。虽然我知道这很原始，但也大加赞赏：“好，咱女儿真行，会看化验单也会看脸色，离开医院也能叫医生！”

现在仪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当强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请品茶师和品酒师，好香水还要靠闻来鉴定。这就是说质量不是仪器测量就能确认的，灵敏的感官还是不可少的。